义乌古宗谱：藏着日军细菌战铁证时间:2017-09-19 09:00

我是夏雯静

　　正午阳光下，浙江义乌市崇山村凤林王氏宗祠显得肃穆。在古朴的二进“叙伦堂”内，47册《凤林王氏曲江宗谱》摆满了一张长桌。一位日本中年汗青学者全神贯注地翻阅这些宗谱，还不时举起相机拍下个中的重要篇章。

　　8月17日至20日，在这座已有270多年汗青的古祠堂里，日本立教大学文学部史学科传授上田信与王氏先祖冷静对话。        他为日军细菌战出庭作证

　　上田信已是第二次来到这个位于浙赣铁路旁的古村庄，陪同他的是义乌凤林王氏35代传人、侵华日军细菌战中国受害诉讼原告团团长王选。上田信此行是筹备从本年6月修订的《凤林王氏曲江宗谱》中考据史料，并通过现场观测，完本钱身的学术著作《鼠疫与村庄--细菌战对中国农村社会的影响》。

　　49岁的上田信很早就开始对中国产生的很多事变绪乐趣。他1976年读大学时研读了毛泽东的《愚公移山》和《抵牾论》，以后对中国汗青情有独钟。

　　“1983年到1985年我到南京大学学习，专攻中国汗青和中国农村社会研究。在此时代，作为一个日本人，我常受到来自中国同窗的追问，为什么日本当局不能就二战侵犯举动向中国致歉抵偿？”上田信的愧疚溢于言表。他抉择将本身的专业与侵华日军对中国村庄社会布局的影响相团结，但愿能从中找到谜底。

　　“1998年，我受侵华日军细菌战中国受害诉讼原告团状师一濑敬一郎和团长王选约请，第一次到崇山村举办郊野观测，目标是要明晰认定村庄社会作为一个总体受到鼠疫奈何的粉碎。2000年11月15日，我在侵华日军细菌战中国受害民间诉讼索赔案东京处所法院一审第17次开庭时出庭作证。”上田信当真地说。

　　鼠疫险些没落了王姓四辈人

　　4天中，上田信始终埋首于记实着重要史料的王氏宗谱，对第一次搬到崇山村的王姓祖先是谁、王姓宗祠建设时刻、以及王姓人如安在受到侵吞时同等对外等细节尤为存眷。据上田信考据，“崇山村村庄约在15世纪中叶形成，到此刻已有近600年的汗青。栖身在此的王姓人已繁衍到了第40代。”

　　上田信看到，宗谱首卷中《侵华日军细菌战崇山灾害录》一章清晰记录了64年前的那场人世大难：“1942年5月21日，侵华日军霸占义乌，抢劫焚荡，黎民遭殃……仅我崇山，9月伊始，鼠疫肆虐、病魔横行，约二月余，403人相继成冤魂。四乡八邻，千人蒙难，魂幡各处，哭声震野，妻离子散，家破人亡。”

　　“中国事一个宗族社会，对付中国人来说，家属意识很是重要。没有家就没有族，没有家属就没有国度。从崇山王氏宗谱来看，鼠疫险些没落了其时村里王姓的‘冲’、‘茂’、‘焕’、‘基’字辈的32代至35代四辈人，给这个已有1000多年汗青的家属以极重冲击。”上田信说：“日军鼠疫战对崇山王氏宗族的冲击不只仅是生命个另外没落，并且表此刻文化、汗青和精力等方面。据今朝相识的村民口述汗青资料，崇山村产生那场人世大难后的很长一段时刻，不少村民漂浮异乡，内地王姓人也不再以本宗族为孤高，损失了战前的家属凝结力。”“细菌战后的崇山王姓，这个曾经连合细密的各人族，已不复往昔。”

　　就是要让更多日本人相识中国

　　观测取证告一段落，上田信对8年前和此次网络的原料举办了深刻分解：“崇山村险些全部村民都姓王，这种由一姓村民组成村庄骨干的墟落被称为‘单姓村’，它示意了中国村庄的根基特性。”“每个王姓人都属于整个各人族的某个祠堂，他们以祖宗光彩为自身的光彩，以祖宗灾祸为自身的灾祸。他们不能对60多年前的侵犯释怀，由于对他们来说，岂论是光彩照旧灾祸，都是一脉传承的。”

　　他谈到：“我做这些观测的目标之一就是要让更多日本人相识中国文化、相识中国人的家属意识，促进日中两国人民的相互领略，尤其是日本人对中国人的领略。”

　　上田信向记者透露，8年前和此刻网络的笔墨、图片和口述资料城市收录在将于2007上半年出书的《鼠疫与村庄》一书中。“只有在相互领略的基本上，才也许实现真正的日中友爱。”上田信强项地说。

　　(记者谭进、贾真)新华社杭州8月22日电(新华社专稿)
　　从日军鼠疫战中死里逃生的浙江义乌市凤林王氏33代传人王新鲜在展示记实日军细菌战史实的王氏宗谱(8月18日摄)。
　　从日军鼠疫战中死里逃生的浙江义乌市凤林王氏35代传人王锦悌(左一)在向日本汗青学者上田信(右一)等人报告日军暴行(8月18日摄)。

　　新华社记者　谭进　摄

　央广网北京6月1日消息（记者周益帆）据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报道，据史料记载，在日本侵华历史中，有五支规模较大的细菌部队，分别是哈尔滨第731部队、长春第100部队、南京的荣字1644部队、北平甲字1855部队和广州的波字8604部队。这些部队用鼠疫、伤寒、霍乱、炭疽等细菌和毒气进行活人实验和惨无人道的活体解剖，给中国人民带来巨大的伤痛。

　　然而，日本政府对于这些活人细菌实验却讳莫如深，甚至不承认北平甲字1855部队的存在。近日，165张1855部队老照片现身北京一家拍卖行，专家表示：这是国内首次出现这支部队的影像资料。罪行堪比731部队的1855部队，为何鲜为人知？165张老照片又将如何揭开尘封历史？

　　在这165张照片中，有不少日本军人和外穿白大褂、内穿军装的男子。其中一张照片以实验室为背景，人物背后摆满了实验器具，文字注解为“于北平天坛野战防疫部”。另外，不少照片有中日文夹杂的标注“北平天坛”、“京都陆军病院出发17人纪念”、“卫生材料”等字样。

　　尽管，如今的天坛早已是一片和平景象，许多建筑也已经翻新，但记者拿出部分老照片，神乐署的工作人员还是一眼就认出了老照片拍摄地。

　　工作人员：这应该就是拐角这一块儿。殿和殿侧殿的那个拐角，因为殿的顶子和这个是一样的。

　　记者：反正看这个照片是可以判断出……

　　工作人员：嗯，就这个殿里头。他们都说，以前这个种树的地方盖的都是日本人的房子。

　　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后，一支对外宣称“华北派遣军防疫给水部(1855部队)”的侵华日军迅速进驻到当时国民党在天坛神乐署设立的中央防疫处，对这支部队做过系统研究的原崇文区地方志办公室工作人员侯玺介绍，1855部队是继731部队之后成立的又一只细菌部队，共有兵员1500人，一个总部，下面设有13个支部和办事处，主要进行细菌实验和惨无人道的活体解剖。

　　侯玺：在1943年的8月份，他们就在北平进行了撒播霍乱菌的试验，霍乱病在现在南城的金鱼池、东花市、崇文门外等地迅速蔓延开来，从8月份到10月底，就发现了患者达到了2136人，死亡了1872人，其中路倒死亡的有92人，这些人在路上站久了就突然倒下来就死亡，同时他们还派出了250多名候补下士士官，到街上去检疫，一旦发现有些人染上了这些病，他们就加以拘留，然后或者是烧死或者进行活埋，据一个战犯供认，光这么活埋和烧死的就达300多中国人。

　　然而，与另外几只细菌部队相比，当年1855部队存在的证据，几乎被日军销毁殆尽，因此，日方从来不承认有这支部队的存在，河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原所长、研究员谢忠厚：

　　谢忠厚：苏联红军到了东北，731部队很快就被抓住了，当时的731也好、100也好，部队的成员就做了俘虏，后来苏联伯力审判的时候，那个资料从那个时候开始人们就开始了解一些，也不好瞒住，1855就不一样了，日本把1855部队的这些罪恶材料全毁了，把1855部队序列从“华北派遣军”里面勾销了，1855部队北京本部的日本的细菌战犯，都乔装打扮逃到日本去了。

　　收集到这些珍贵照片的北京华辰拍卖行，从今年3月起开始构思“影像的占领：1894 - 1945日本侵华影像采集研究”摄影展，并发出影像征集的相关通知，随后，拍卖行从一位日本藏家的手中收集到1855部队的影像资料。

　　华辰拍卖行影像部工作人员李欣：当时拿过来我们并没有说意识到它的珍贵性，后来梳理的过程中发现，这是一个日本人对华侵害的一个重要的证据。

　　不管是谢忠厚还是侯玺，都认为，这些影像资料的出现，填补了一个研究的空白，如果可以将照片影印留档，将对研究有重要价值，华辰拍卖行影像部工作人员李欣表示，目前，照片已经成交，根据《拍卖法》的相关规定，不便透露买家信息，但是愿意就留档问题，与买家进行沟通，同时，拍卖行也将以借展的形式，在全国多个城市进行巡展。

日本学者西里扶甬子（左二）、末永惠子（左五）参观义乌林山寺。当年日军曾在此进行惨无人道的活体解剖。 高 强 摄

    记者 李艳

    上月28日，正在金华开会的省政协委员、细菌战中国受害者联合会代表王选不得不请假提前离席。当天，远道而来的日本细菌战研究专家西里扶甬子和末永惠子在结束衢州的调查后，赶来义乌，采访我市日军细菌战鼠疫“活证据”：义乌城区北门人、92岁的金祖惠，义乌崇山村人、88岁的王丙宏。两位老人是仅有的曾因细菌战感染鼠疫而幸存的。王选告诉记者，鼠疫患者死亡率高达97%，得过鼠疫还能幸运活下来的，世界上少之又少。

    西里扶甬子和末永惠子虽研究日本731部队细菌战多年，可都是第一次到衢州、义乌。西里扶甬子也是一名职业记者，多年为BBC、ITV（英国）等西方著名电视台拍731部队细菌战的历史纪录片，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搜集、调查日军细菌战罪行资料，撰写了多篇有关文章，并有专著《生物战部队731———被美国掩盖的日本军战争犯罪》。她还作为媒体人参与了中国细菌战受害诉讼的后援工作。

    “好好录下来，这是非常珍贵的。”当天一早，王选就把两位老人请到西里扶甬子、末永惠子入住的宾馆，叮嘱助手高强用录像、照片把这段历史记录下来。西里扶甬子、末永惠子也在一旁忙碌地架设三角架、电脑等，确保拍摄、记录的质量。侵华日军细菌战义乌展览馆馆长王培根大病初愈，不顾身体虚弱，陪同左右热心地介绍情况。

    1941年下半年日军细菌战鼠疫传播到义乌时，金祖惠居住在义乌城区北门。对于当年那场噩梦，他至今仍历历在目。1941年10月的一个晚上，23岁的金祖惠回到北门家中后，突然发高烧，下腋、大腿根部等淋巴肿大，口渴难忍，不停地喝水。开水、生水，凡是能喝的水都喝。第二天起来，他照常出门和朋友们打篮球，觉得身体不对劲，跑到附近一家酒馆，要了半斤烧酒，里面冲上胡椒粉，再要了一捧大蒜，就着酒喝，喝得烂醉如泥。之后到卫生院，喝下两帖醒酒药。卫生院的人都认识他，就把他留在观察室。他昏迷不醒，嘴里不断往外流吐沫，脑袋下垫着的两个枕头都湿透了。傍晚醒过来，烧退了，淋巴肿块也消了，什么事也没了，就自己回家了。可他家里人就没这么幸运了，两个月之内，先是他的奶奶，随后是母亲和妹妹，还有住在隔壁的亲戚都相继得鼠疫死去。

    “当时大家都不知道这是日本人散播的，只道是瘟疫暴发。因为怕被隔离，每户人家死了人都不敢张扬，半夜三更悄悄埋掉。”金祖惠说，1941年9月至11月间，几乎天天死人，家家紧闭家门。到后来，连安葬的人也找不到，棺材也来不及做，只能偷偷地找个地方埋掉。他9岁的妹妹就是他半夜悄悄背出去埋的。

    家住义乌崇山村的王丙宏也未能幸免。1942年，村里和周围的邻居很多人感染上鼠疫死去，王丙宏的母亲让他和弟弟离开崇山村，到亲戚家去避一避。一天，在5公里外的亲戚家，他看到崇山村方向黑烟和火光漫天，听说日本佬把崇山村烧了，心里很担心。一个星期后，忍不住跑回家去。一到后山背的村口，就遇到三具用草席裹起来的尸体被抬了出来。后山背的空地上，都是用地垫搭的铺，一片哭声震耳。回到家，吃了午饭，就开始发烧，热度很高，烧得昏昏沉沉。母亲怕人知道，就到二楼的柴火堆中间摊了个铺，把他藏在里面。昏迷中，他只知口渴不已，向母亲要水喝，母亲不给他喝水，给他灌自家酿的白酒，一面用针扎他大腿根部的淋巴，挤出黑血，用白酒擦，然后再扎，直到出来的血色变红。王丙宏就这样奇迹般地活了过来。

    “他们能活下来很不容易，鼠疫患者死亡率高，即使现代的医疗科技手段也不能保证不死人。”王选说，当年准备诉讼时，受害者都要求当原告，只得限定人数。住在城里的王丙宏得知消息后，赶来接受调查，但是人数已满，没能成为原告。诉讼期间，金祖惠因为创伤太深，说什么都不愿踏上日本的土地出庭作证。二审期间，王丙宏和浙大历史系的学者范展一起去日本作过证，王选还带他们住到自己在日本的家里。

    在王选的翻译下，西里扶甬子和末永惠子听得格外认真。王选介绍，末永惠子是日本民间社团“十五年战争与日本医学”研究会成员，该研究会由日本大学的医学学者、医生和专业研究者组成，专门研究、揭露当年日军731部队的侵略罪行。王选和周围的日本731部队细菌战研究者也都是该研究会会员。

    2005年5月，关于烂脚病的调查报告《泣血控诉》出版后，王选应邀到大阪就该调查进行报告。那本书很重，王选拖了一包，从上海赶过去，下飞机直接赶到会场。他们对这个调查很感兴趣，问了许多问题。王选呼吁日本的医生到浙江来调查。末永惠子当时也在场。研究会还将王选的报告整理成文发行。

    去年11月在东京的一次集会上，末永向王选表示，要去浙江看受害者和纪念馆。王选当即表示欢迎。西里扶甬子听说后，也要加入。末永惠子提出要为王选支付陪同的所有费用和翻译费，王选谢绝：“我的翻译都是免费的，至于费用，我们原告团历来是自力更生，尽量不给日本和平运动添负担。”

    去年12月，王选赴日参加实现日本清算过去国际协议会东京会议。其间，西里扶甬子前来，最终确定了浙江调查日程安排。前来义乌调查之前，王选已带领她们参观了衢州细菌战历史展览馆，了解当地细菌战的历史事实，采访了多名细菌战受害者及其家属代表。回到日本后，她们将把在义乌、衢州拍摄的录像、照片和采访的相关资料进行整理，三人联名发布。

    应细菌战诉讼原告团日本律师团事务局长一濑敬一郎建议，王选还安排她们与衢州市柯城区人民医院细菌战“烂脚病”医疗点的医师进行了交流。“中日、国际医学界联手共推细菌战调查进程，这将成为一个重要的契机。”2007年末，世界医生协会准会员、美国加州大学旧金山医学院皮肤病教授法兰兹布劳医生到浙江调查时，王选也邀请他与金华第四医院皮肤病专业医生们做过交流，第四医院还安排主治医生随行调查。

    交流给两位日本研究者留下很深的印象。末永对中国的医生说，你们所做的治疗，在医学科学上，也具有很高的价值。她对王选说，回日本后，将想办法争取相关的研究费用，先让“十五年战争与日本医学”的医生们能一批批过来。该会已在今年3月的例会议程中，安排了王选报告2005年以来的烂脚病调查。王选已经在考虑安排一年两次中日医生的相关学术交流。

    王选认为，这件事情一旦做成将是一个历史性的突破，有重要的价值。中日学者共同研究、共同交流、共同发表研究成果，争取包括日本在内的国际社会的关注，将改变这些细菌战受害者的命运。尽管他们中的很多人已经去世了，尽管他们是普通老百姓，但他们曾经在地球上存在过，医学界尤其应该关注他们的病痛，这也是为了他们作为人的生命和尊严。王选说她从内心里感激所有参与这个调查的中国社会各界人士。

  义乌市城西街道的雅留村，是一个以何姓族群村民为主体、有着400多年历史的典型的江南小村。这里民风淳朴，人文气息浓厚，世代勤耕好学。义乌史上有“柳青的屋、东河的谷”之美称，意寓雅留村所在的东河一带的殷实和富裕。然而义乌沦陷，日寇1942年初夏侵占了这块世世代代赖以生存的土地，却给雅留村带来了一场场深重灾难，其中就有臭名昭著的细菌战。

    今年9月，日本东京大学文学部上田信教授在日本清风社出版的最新专著《鼠疫村落———七三一部队细菌战被害者之创伤》一书，首次收录了金华专区鼠疫防治站义乌工作组1957年“浙江省义乌县鼠疫流行史专题总结”，这份历史档案材料记载了1943年4月义乌县东河镇东河乡雅留村鼠疫受害事实。该书在日本公开发行，使尘封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日寇细菌战罪行又新添了一个证据。

    上田信教授是日本著名的中国社会史专家，他曾为王选和细菌战中国受害者作证，以社会学思维的科学论断形成了让被告日本政府无懈可击的日本细菌战犯罪的一系列铁证，使日本法院作出确认日本细菌战犯罪事实和日本国家责任的判决。2007年，他曾亲自到雅留村进行采访调查。日前，王选将这套《鼠疫村落———七三一部队细菌战被害者之创伤》带回义乌。近日，义乌细菌战受害调查人员专程来到雅留村，找到细菌战幸存者何新海了解情况。

    雅留村细菌战遗址，坐落于村中央一条名叫上隔沿的石子小巷里，一所已破落的砖木结构的古民宅，是何新海老人的故居。现年88岁的何新海，已是村里何姓宗族现存辈分最高、年龄最大的耄耋老人了。

    “瘟病啊，瘟病！”何新海老人一提起当年家庭遭受的惨痛经历，仍心有余悸，饱含悲愤。“在11天内，我家就死去了三个，后来又死去一个，一共四个，人家都说是瘟病，都恐惧地隔绝与我家往来。”老人颤抖着掰手指，算起鼠疫中死去的三个弟弟和一个妹妹的年龄，大弟何新潮十几岁、二弟何新湖十来岁、小弟何新水五至六岁、小妹何月荷三岁……“小弟新水与邻居何桂木同龄，桂木去年去世时71岁，这样算来，基本上是不会错的。”何新海说。

    据何新海老人回忆，他的父亲何遵柱娶过两个妻子，自己的亲生母亲楼小凤是续弦。自己有同父异母的一个哥哥和一个姐姐，哥哥何樟松在23岁时死于意外，姐姐也是小时候就意外夭折。父亲为此曾领养了一个小女孩，村里人都亲切地叫她囡囡。“后来父亲娶了我的母亲，又生下我和弟妹五个，这在我们这个讲究多子多福的农村传统氛围里，使家庭充满了喜气。”何新海老人说，“但是好景不长，在1943年春天的这场鼠疫‘瘟病’中，我家无辜遭受了灭顶之灾，四个弟妹猝然罹难，爸爸妈妈忧愤成疾，几年后也相继离世，从此家破人亡，一蹶不振。”而何新海是由于母亲生前就把他放到邻村夏迹塘的娘家才幸存下来的，独自历尽艰辛后，才把家传承下来。

    谈起那年发“瘟病”的经过，何新海说，当年村里人认为是邻村高塘村一位名叫“良伯”的老中医，住在我村给村里人看病时传染过来的。而且“良伯”也是在那一两年死去的。当年，全村死难400余人的崇山细菌战被认为是“瘟病”，东河乡的许多村子都受其传染，老中医“良伯”经常出诊为相邻的六甲里、西方、东河等村庄的病人看病，后来，他老人家也是染病去世的。

    “近十几年来，王选和细菌战受害者开展国际维权，对日本提起诉讼，要求日本政府就细菌战罪行进行谢罪和赔偿，细菌战历史事实已得到日本法院的判决确认。”当细菌战调查人员告诉老人关于那场“瘟病”的实质和现在细菌战受害者维权的最新进展时，何新海老人很是感慨：“瘟病”的历史迷雾终于被拨开，真相大白于世，总算可以告慰我的那些蒙冤屈死的亲人们。老人说，现在，他们这些细菌战受害者的幸存者年纪都比较大了，身体也不好，希望年轻一代能够牢记先人曾经遭受的苦难历史，不要忘记为他们讨回公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