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树基：1894年鼠疫大流行中的广州、香港和上海

我是夏雯静

2016-09-23 来源：互联网 新图腾
　　1894年是中国以及世界鼠疫流行史上一个重要的年份。这一年，广州和香港成为鼠疫流行的中心。关于这次鼠疫流行的具体情况，前人已有许多调查和研究。20世纪50年代由广东鼠疫防治机构主持的医学人类学调查已经揭示出近代鼠疫在广东各地的流行情况，其中包括1894年的鼠疫大流行。（注：广东省流行病防治研究所：《广东省鼠疫流行史》，载中国医学科学院流行病学微生物学研究所：《中国鼠疫流行史》，内部印行本，1980年，第1455-1680页。）鼠疫专家冼维逊广泛征引文献资料及口碑资料，将广州及周边地区的疫情进行详细的描绘，并对疫源、疫死人口等提出了自己的意见。（注：参见冼维逊编著：《鼠疫流行史》，内部印行本，广东省卫生防疫站，1988年，第200-206页，203，230，240.）饭岛涉依据洗维逊的研究，将广东地区的鼠疫流行置于近代中国鼠疫流行的大背景下加以考察。（注：饭岛涉：近代东ァジァにおけゐぺストの流行について，史潮，新29号，1991年，第26-29页。）本尼迪克特(CarolBenedict)在她的著作中专辟一章，讨论1894年广州和香港的鼠疫流行，鉴于有关疫情方面的研究已有许多，所以，她将研究的重点集中在有关广州城市赈济、善堂等慈善机构的功能、作用以及香港当局的医疗卫生政策方面。（注：CarolBenedict:BubonicPlaguein19China，StanfordUniversityPress，1996，pp131-149，139-140，144.）赖文、李永宸对于1894年广州鼠疫流行的细节仍有兴趣，他们根据1894年上海《申报》的有关报道，就此问题加以专门的探讨。（注：赖文、李永宸：《1894年广州鼠疫考》，《中华医史杂志》，1999年第4期。）李玉尚则从民间百姓、中医医生与政府官员三者应对鼠疫的措施入手，探讨中国近代鼠疫的应对机制：1894年的广州鼠疫流行为他的观点提供了有力的证据。（注：李玉尚：《中国近代的鼠疫应对机制》，《历史研究》，2002年第1期。）迄今为止，就1894年广东省鼠疫流行的过程而言，并不存在研究的盲点，已有的成果足以为我们描绘出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方方面面。

　　在上述诸位学者所引用的资料中，1894年上海《申报》的有关报道值得进一步加以研究。《申报》不但有广州鼠疫疫情的详细报道，而且对香港的疫情也有大量的连续的报导。不仅如此，由于香港—上海之间贸易的频繁和联系的紧密，使得岭南的疫情有可能通过商船向上海传播。这样一来，1894年广东的鼠疫流行不仅局限于广东，事实上也构成对上海的威胁。以香港为中心的贸易网络至少还包括厦门、日本、新加坡、菲律宾、泰国等地，鼠疫流行的阴影开始笼罩这个跨越地域社会的巨大的国际化的商业网络。正是由于这一点，《申报》对于两地疫情的报道，经历了从一个遥远的旁观者到一个当事人的角色的转变，其间的态度及立场的变化颇耐人寻味。这一变化过程不仅为我们勾勒出一个有关鼠疫流行过程中三地关系的清晰图景，而且反映出中国社会转型过程的种种细节与曲折。

　　对于研究者而言，《申报》的相关报道还提供了一个有关1894年鼠疫流行事件的新的观察角度，即历史事件记载方式的本身已经成为历史的一部分。依照这一观察角度，本文不仅可以讨论历史究竟是什么的问题，而且可以讨论历史是如何被记载下来以及为什么是这样而不是那样被记载下来的问题。站在事件记述者的立场重温这段已经逝去的历史，反而有可能超越所谓的历史真实，从而获得更为广阔的视野及更富弹性的思考。兹根据1894年《申报》及其他有关资料的记载论述如下。（注：查《北华捷报》(North-ChinaHerald)也有相关报道，但零碎不成系统，兹不讨论。）

　　一、旁观者：纪实与猎奇

　　根据1956年广州市防疫站的调查，1890年2月广州市流行鼠疫，以后每年2月～5月发生小流行。1894年广州城的鼠疫开始大规模流行。最早的记载出自奈尔斯(MaryNiles)1894年的一篇报道。是年1月16日，奈尔斯被邀请去诊治王将军的儿媳妇，他说，这个女患者在腹股沟部有一个肿块，体温华氏104.8度，脉膊160次，并有瘀斑疹。文章中特别提到这是广州第一个可靠诊断的鼠疫病例。（注：参见冼维逊编著：《鼠疫流行史》，内部印行本，广东省卫生防疫站，1988年，第200-206页，203，230，240.）

　　威尔士(J.F.Wales)称鼠疫流行的消息见于3月1日的当地报纸，当时这个病已经广泛流行。（注：参见冼维逊编著：《鼠疫流行史》，内部印行本，广东省卫生防疫站，1988年，第200-206页，203，230，240.）同年上海《申报》登载的消息要晚许多，4月15日《申报》开始出现第一条报道：

　　近日粤东疫症流行。自城厢以及乡落，无有蔑有，死亡之多，实从来所罕见。棺木店日夜作工，仍觉应接不暇。有某乡户口寥落，不满百家，旬日之间，竟毙百余人，其中幼孩居多，往来行人，恐致传染，咸有戒心，不敢向此乡涉足。亦可见疫症之盛矣。(第46：645页)

　　这则消息虽然提及城厢，却不以城厢为主要报道对象。某乡死人之多，情景悲惨，成为作者主要报道的内容。4月24日及以后的疫情消息完全转入广州城中。报道称：

　　广东自本月初一日起，大雨滂沱，雷电交作，气候稍寒，方谓疾疫可以消除矣。讵料近日传染更多，死亡尤甚。城西洗基地方医生某中于初五日早尚能出门诊视，迨午后即觉神志昏迷，不省人事，延至翌日，溘然长逝。其弟业已分居，是日闻兄作古，来办丧事，入门未久，亦染病暴亡。吁，惨哉。(第46：707页)

　　在鼠疫流行的资料中，有关患者速亡暴亡的记载最多。《申报》也不例外。4月29日的消息名为《时疫盛行》，除了“统计疫毙男妇约共一百三十六名”外之类的记载外，又有同样的报道：

　　中有回教人某甲，年约二十余，为人挑水，自食其力。初五日挑水十余担，顿觉口干，归而啖粥，且与家人言笑。粥未啖毕，甲已仆地而逝。又城内北横街叶姓妇，生有一女，归黄某，已育一子，年将就傅。去月杪，叶妇病故，家内无人备办丧事，其女遂偕于归家，即为母料理一切。讵意入门未几，子即染疫身亡。亲属闻知，无敢过问，厥后殓殡等事，均请外人代理。吁，惨矣。(第46：739页)

　　5月9日的报道题为《时疫可畏》，内容如下：

　　羊城日前有甲乙二人，年约三旬，衣履整洁，同行至十三行地方，倒毙于路，经旁人多方救治，终觉无效，旋由亲属将尸领回，备棺收敛。又一妇怀抱幼子，行至归德门，猝染疫症，倒地毙命。然妇虽死，而怀中幼子仍呱呱而泣，竟亦无恙云。(第47：59页)

　　以上四条报道虽然都可称为纪实性报道，但在具体情节上已有夸张的趋向。与此同时，身处疫区的记者还不断将大疫中的情节曲折的“故事”披露出来。4月29日的报道称：

　　又同仁里有某乙，娶妻数载，育子八龄，初五晚约近三更，其子忽发狂疾，一似邪魅相侵。于是将其子舁至飞来庙口，席地而睡，冀可驱除。不料延至四鼓，子即瞑然逝世。母以哭子情切，不觉风痰大作，昏晕倒仆，奄奄一息。(第46：739页)

　　以上的描写绘声绘色，似如亲眼所见，极尽想象与夸张之能事。在《申报》的记者看来，一般性的报道已经不足以引起上海市民之兴趣，或者说，在《申报》的主编看来，内容相同的报道可能无法吸引读者，他们都需要有更为刺激的消息。同一日报道中的下一个“故事”充满传奇的色彩，神鬼开始登场了。

　　又洪恩里等街，传说有疫鬼作祟，每当夜静之际，常有砂石由空飞下，居民疑系疫鬼为此伎俩，以觅替身。于是一唱百和，各延羽士，讽经超度亡魂，一连数日，迄无效验。爰于去月杪，恭舁洪圣各神巡游街道，迄今叠沛甘霖，雷驱电掣，想疫症自当稍减矣。(第46：739页)

　　事实上，并不是记者相信鬼魂是真，而是疫区百姓开始求神弄鬼了。抬神巡游，叠沛甘霖，以至于记者本人都相信疫情可能因此而减缓。此后，类似的报道大量出现，引人入胜。

　　另一类报道显得轻松一些。5月7日的报道题为《粤试杂闻》，讲的是一个贺喜与吊丧几乎同时发生的故事，颇富戏剧性：

　　三月十九日考南海文童。该邑人才众多，为一府之冠。学宪于五鼓时即放炮，开门点名，至下午四点钟始点竣。是日适值大雨滂沱，昼夜不绝，各童莫不带水拖泥，淋漓尽致……某文童年少才富，声名藉甚，现蒙学收入黉宫，贺客盈门，极形热闹。讵昨日出外购物，染疫而归，俄顷之间，竟登鬼录。于是贺者在门，吊者又在室矣。(第47：43页)

　　文章中已不见作者的悲悯，只有新鲜与好奇。来自疫区现场的报道者继续搜集此类报道，以满足上海市民的好奇心。5月21日题为《岭南琐志》的报道讲的是广州城保甲总局某官员蛇影杯弓，无事生非，无病疑疫的笑话：

　　城内保甲总局自陈厚斋观察以疫逝，局中兵役相继毙命者，实繁有徒。某日总办钟镜人观察亦忽尔违和，蛇影杯弓，颇深疑惧。幸一时小即旋获安全，刻下仍宽请假期，不敢到局视事。(第47：143页)

　　《申报》记者对于疫区新闻的搜集，上至政府官员，下至贩夫走卒，无所不包。从上引资料来看，除了最初的几则报道属于纪实以外，大量的报道均着眼于猎奇。其中，酬神赛会类的花边新闻尤多，兹不一一列举。5月7日，纪实意义的报道重又出现：

　　疫症流行始于前月，初由东关、南关、新城，递及于城内。其时天久不雨，咸以为亢旱所致，乃三月以来，旸雨应时，阴阳和会，似疹疠可以潜消，人民自能康乐矣。讵传染之多，比前更甚，城厢内外，到处皆然。西关连登巷烟户无多，自三月朔日起至望日止，死者计共数十人，十室九丧，哭声偏地，其余各处，大略相同。棺木店昼夜工作，仍觉应接不暇。且所染之疫，顷刻即毙，多有不及医治者，故医生药店，反形寂寂。(第47：44页)

　　在《申报》的主编眼中，纪实性的报道似乎不如花边新闻重要。版面的安排可以反映《申报》的倾向：遥远的岭南流行的鼠疫，对于上海的读者来说，是那么陌生。此时的上海，只是一个旁观者——一个带有猎奇心态的旁观者。

　　香港报纸当年对于广东鼠疫的报道可以从《申报》的转载中窥见一斑。一条花边新闻见于5月17日《申报》，在《西人言疫》的题目下，有记载称：“初六日香港西字报则云：粤省时疫，日甚一日……”。内容是广东某家全家八口，一日之内，死亡七人，只存一女孩。有小偷乘机掩入，女孩答应以全家财产作为偷儿办理七人后事之报酬。当偷儿从市中返回，女孩倒毙，“贼乃放胆搜括所有，不料未及出门，即染疫毙命”。(第47：115、116页)香港报纸也有猎奇的爱好，只不过报道的是广东而不是香港。

　　6月11日，《申报》在《西报言疫》的标题下也有一段关于香港的花边新闻：

　　香港某甲，东莞人也。一日有青衣小婢死于疫，甲不以为意。迨二十六日其子为疫鬼所缠，翌日女亦同病相怜。甲遂将子女舁往玻璃局医院调治。既而甲命仆妇入室取物，久而不见其出，往为查视，则仆已倒仆地上，口流涎沫，气不绝者如缕。遂复报知医院，舁往医治。(第47：293页)

　　通览1894年《申报》所引香港报纸对于本埠疫情的报道，少有猎奇性质的内容。本则报道的主旨是希望香港居民要重视疫情，有病及时前往医院治疗，切勿错过病情。这一报道与《申报》对于广州疫情的猎奇仍有不同。

　　二、当事人：预防与预后

　　5月15日《申报》头版在《香港多疾》的题目下首次报道了香港鼠疫：

　　香港华人，近得一病，时时身上发肿，不一日即毙。其病起于粤省及北海，近始蔓延而至，每日病者约三十人，死至十七八人，说者谓天时亢旱，以致二竖为灾。若得屏翳惠临，此疾庶几可免乎。说见西字报。(第47：101页)

　　两日以后，又是《申报》头版，在《西人言疫》题下，有报道如下：

　　昨日香港发来电信云，此间疫症益多，死亡枕藉。天时亢旱，物燥风干。港督登告示于官报云：本港为有疫之处，所有受病之华人须立时移至医病船中，目下每日死者多至三十人左右。(第47：115页)

　　5月24日，《申报》称：

　　昨日香港来电云，日来又有四十八人新染时疫，死者四十七人，其中有旧染者，有新染者，刻下旅居香港之华人多往他处避之，每日迁徙者纷纷不绝。(第47：164页)

　　以后每日或每隔数日，都有关于香港疫情的报告。大部分的报告都与此三条报道相似，只谈疫情，不谈其他。为何《申报》对于广州和香港两地的疫情采取不同的报道策略？上引《西人言疫》中的另一记载似乎可以解开此谜。这条记载与上海有关：

　　华历四月初八日(公历5月13日)，由上海开往外洋之法公司轮船既抵港，不愿承接港中货物、客人。上海各国领事馆闻之，集议于萄葡牙总领事署，拟照会江海关道，请札饬河泊司，凡船之来之香港者，如有病人，须于船上高揭黄旗，暂泊浦江口外。(第47：115页)

　　5月18日《申报》头版对此事有进一步的报道：

　　前日香港来电云，昨晚已得大雨，大约疫疠可以稍苏矣。又云某日有法公司轮船来自外洋，抵港后不愿装载货物、客人，恐有疫气传至申江，以贻隐患也。(第47：123页)

　　据此记载，知此船原由上海开往外洋，正由外洋返回上海，中停香港。抵港的轮船拒绝承接香港的货物和客人。这事给了上海的各国领事以触动。他们意识到如果不采取有力的措施，疫情可能会由香港传至上海。

　　这就意味着，从5月13日开始，上海不再是一个华南鼠疫的遥远的旁观者，而是其近邻。考虑到鼠疫疫情传播的迅速性和上海、香港两地交往的密切性，可以说，上海已经是一个直接的当事人：上海已经感觉到了香港鼠疫对于自己安全的威胁。于是，上海租界的西方各国领事，订立了辟疫章程。

　　按照6月8日《申报》头版《续防患未然说》一文所披露，《上海辟疫章程》主要有二条重要内容：其一，船自广东、香港及南方各处来者，一律下令停泊下海浦外六里，请医生上船稽查察，如行李货物中带有疫气，急令携至浦东，薰以硫磺烟。始准各自携去船中，须并无疫气始准进傍码头。其二，度地浦东，创建医院二所，一疗西人之患疫者，一疗华人之患疫者。以上二件事务“照请江海关道黄观察一体遵行”。(第47：271页)

　　随着香港鼠疫疫情的加重，上海方面加强了对于来自香港轮船的稽查。6月6日，《申报》在《疫更难弭》题中报道：“今疫气日甚一日，自宜派人向各轮船上加意稽查。如有染疫而未发之人，亦须送入医院疗治。庶几绸缪未雨，不致既发而传染于人乎。”(第47：255页)6月9日，《申报》在《港电报疫》题下称：“上海英总领事官则与德总领事官会同出示，凡英、德两国各船船主，须遵照避疫章程办理。违则或罚银，或入狱当苦工。江海关延定杨树浦巴纪医生稽查香港来沪之船。至宁波已于上礼拜禁止香港各船进口矣。”(第47：277页)

　　与香港有着贸易往来的许多地区和国家采取了大致相同的动作。5月26日《申报》记载：“新加坡英官出示，凡香港前往之轮船须先在口外停泊至离港九天，方许进口。小吕宋则出示，须到埠十五天方准进口。”(第47：177页)6月10日《申报》在《暹日防疫》题下报道：由中国香港来暹之船必须在柏南河口停泊，听候医生登船验明，始准拢岸。同时报道称澳门和日本也采取了同样的措施。(第47：285页)6月17日《申报》在《滨角防疫》题目下继续报道泰国方面的举措，该地的英国殖民长官，议立防疫章程，“凡船之由中国各口到滨角者，皆须舶于北南洋面，听候医生查验，用药薰洒，方准客货登岸。”(第47：341页)

　　再来看看香港的情形。根据6月13日的报道，随着疫情的扩散，居住在香港的粤人大批离港返粤。已经离港者已有十万余人，每日还有三四千人“舍而之他”，以致“港中工作乏人，各局厂相率闭户”。面对汹涌的疫情，香港总督电请各大港口西医前往香港帮助治疗，然而，这一请求没有得到积极的回应，“兹接上海及新加坡覆电，皆谓各医生断难离埠。因议另请传教医生效臂指之助”。(第47：307页)上海和新加坡拒绝给予香港帮助。实际上，他们根本无力予以帮助。

　　6月25日报道称，当时福建漳州、泉州一带的商人在香港贸易者甚多，因香港疫情严重，人皆畏惧，“大半携眷属由香港回厦门”，驻厦门各国领事馆查取小吕宋(今菲律宾地)避疫章程，照会各政府衙门，“一体照章办理”。(第47：401页)厦门也成为中国有检疫制度的港口。

　　按照寇斯兰德(PhilipB，Cousland)的说法，自1894年鼠疫于广州及香港暴发后，汕头港已十分注意防止传入。检疫中已截留一些于临时医院，但也有些初期病例未被发现，亦没有出现暴发。（注：参见冼维逊编著：《鼠疫流行史》，内部印行本，广东省卫生防疫站，1988年，第200-206页，203，230，240.）东南沿海多数通商港口，此时及此后都陆续建立起检疫制度。

　　关于检疫的细节，6月19日，《申报》在《照章验疫》的题目下有关于上海轮船检疫的如下报道：

　　昨晨十点钟时，某轮船回沪，驶至下海浦外下碇，桅上高揭黄旗，即由新关小火轮船送某西医前往，将诸人一一诊察，诊至细崽厉长生，身染疫气，厥病非轻。欲送至引翔港工部局新设医院中调养。其兄甲言，愿于傍晚附北京轮船赴甬东家内，自行疗治，医生允之。又闻船上某西人云，船上有水手曰成安者，年甫二十三龄，去年受室，此次船至香港，即染时疫，在半路云殂，亦可惨哉。(第47：354页)

　　若此事为真，则上海的检疫当局对于鼠疫患者的疏忽着实让人吃惊。可以想象当年读到此条新闻的上海市民，该是何等震惊。上海市民第一次切切实实地感到华南的鼠疫原来离自己是这样贴近。直到次日，一条名为《并非患疫》的报道声明，昨日关于《照章检疫》的消息有误，轮船来自厦门，而非香港。一场风波才告平息。原来，“船中有三个稍染薄病，船主即高揭黄旗”。在厦门时，船上有水手病死，“船主遂照章报知厦门关，厦门查病医生给以凭据，大略谓死者非疫、非霍乱，亦非传染之疫。厦门领事亦发出立文凭，谓厦门港并无疫症。可见昨日实系访事人误报云。”(第47：362页)尽管1894年上海未见鼠疫流行，但在这场生态灾难中，上海已不再是一个旁观者，而是当事人。

　　香港与广东的关系最为微妙。按照现代卫生防疫学理论，当疫情发生时，要严格控制疫区的人口流动。然而在香港，大多数华人原籍在广东省，少数在福建各地。华人多不认同西医，对于香港卫生当局搜查住宅，大多数华人也不能接受。港英当局与香港华人遂产生冲突，最后导致华人大批离港。

　　5月28日《申报》头版在《港疫续述》的标题下，记载5月16日上午10时，香港绅商在东华医院集议港地病人调理之事，大批华人围聚院内院外，巡捕官和国家医生也到场。会议主席刘渭川对众宣布当局已允在旧玻璃厂设东华医院分局，并由华人医生治疗。“又欲呈官场，求准人情，俾病疫者回省，及求免入屋查搜”。巡捕官宣布：“已接省垣官宪电信，谓禁止病人回省。”刘渭川表示要通过爱育善堂向广东省政府求情。从以后的报道看，此事最后竟获成功。然在此时，广东省政府只说不准病疫者回省，却未说未病者不可回省。粤人归省遂成潮流。5月17日，妇女搭乘省港轮船比清明男子回乡扫墓还要拥挤。太平山的妓妇也有打包回乡者。按照6月3日的报导，此前粤人已大批返省，5月16日回省的港人约有千人，17日去者尤众，18日早轮船往省附搭者几无容足之区。(第47：193页)

　　据同一记载，5月18日下午，华商数人前往港英官署请呈，重申上述两点要求。政府官员的解释是，官场所出之例，实为众人身体起见。“前者所求各事，经已批准，任从往东华医院求自己医生料理。即欲回中国，亦并未有阻拦，汝等亦各帮助官场，免致疫症传染，切勿多端阻止。”其结果是“谕毕，众俱唯唯而退”。令人不解的是，难道华商要求病疫者回省的要求，也会得到港英政府的同意。我以为所谓“欲回中国”，只是指未病华人的返回中国内地。实际上，在返回中国内地的港人中，有疫者夹杂其中。如6月13日报道称某叶氏，在香港当差二十年，在查疫行动中染疫，辞职回到新会原籍，未进家门而亡。(第47：307页)

　　

我是夏雯静

6月12日，《申报》上一则《香港疫电》的报道颇令人吃惊。当时由香港返粤者已有十万人口，约占全港人口的一半。目前在香港能够工作的约只四千人，各局厂已停办公事。“英官告诸华人之有体面者，令将未病之人送至粤省，省中华官闻有此信，遂派某兵船往装”。已是变相驱逐华人。作者感叹：“噫，胡天之不吊，粤民竟至如此耶。”(第47：299页)6月15日报道有香港病人45名，乘中国帆船，以兵舰带至广东。可见此事不诬。(第47：321页)直到7月20日，仍有患者迁回广东的报道。(第47：583页)

　　香港的鼠疫患者离港迁回原籍的行为得到了广东政府允许。6月21日《申报》对此事报道如下：

　　香港英官接粤宪来文，准将东华医院分局患病诸人载回省垣医理，业已纪诸报章。兹英官拟有条款，令医院绅董遵照办理。一凡欲将病人载回省垣调理，必须问明本人自愿前往方可。二凡病者须要医生允准方可前往。三凡病者必须报差知悉，方能往省。四凡船只将病者载往省垣，必须将病者坐卧之处，遮盖妥当。并预备食物及药料等件，以便病者需用。(第47：369页)

　　尽管病人返港的措施相当严密，但以今天的眼光看，对于这类烈性传染病人的迁徙，实在是过于大胆，不可想象。在各大港口城市严密监视疫情，不让疫者登岸的同时，广东方面则公开准允香港华籍病人回省，实在是不可思议。无论广东省政府的决定是在何种情形下作出的，我们都只能说，这群愚蠢的官僚实在是过于愚蠢了。深受鼠疫之害的广东省政府的官僚们对于鼠疫的预后不可能懵然无知。究竟是什么因素促使他们作出这一决定，尚不得而知。

　　三、公共卫生：观念与行动

　　从4月29日《申报》有关报道中得知，疫情一起，广州市民开始抬神巡游，驱疫免灾。实际上，广州地方政府卷入此类游戏当中，5月4日《申报》有记载如下：

　　广州城厢内外，瘟疫流行，死亡之多，真有目不忍见者。某日南(海)、番(禺)两邑宰竭诚往波罗南海神庙恭请铜鼓回省，各处巡游，意欲仗此神威，以除斯夭厉。嘻，斯真藉神道，以愚黔首也，然亦足见贤父母之一片苦心矣。(第47：27页)

　　《申报》记者表示出对此类行为的不屑。不仅如此，即使有关于游神灵验的报道，也无法改变《申报》记者对于此类行为的基本观点。5月7日的《申报》在《羊城疫势》题目下称：

　　迎神逐疫之事，日有所闻，举国若狂而于事究属无济。想天灾流行，原有定数，非神力可能挽回也。然有时亦有微验者。十九日有某甲行至第十铺，猝然倒毙，邻人麋集救治，终觉药石无灵，旋经其亲属认明，往购棺木，以备收敛。而是日街邻人等，恭奉洪圣神巡游，击鼓鸣金，异常喧扰，迨神经过之后，甲忽复生。初时见者，以为尸变，奔避不遑，及其自能起坐，即以药饮之，遂霍然无恙。叩以倒毙之故，则茫然无知。咸谓神威所临，疫鬼退避，故得复生。有识者则一笑置之。(第47：44页)

　　也有施药治愈病人的种种神话。5月21日《申报》头版报道：“臬宪额玉如廉访制有治疫丹药，分给士民，一经服下，无不立起沉疴。近日到署领取者，应接不暇，户限为穿。臬宪以制备无多，恐难偏给，遂将药方抄出，发交爱育善堂，嘱其如法炮制，散给病者，藉以普救群生。臬宪此举，可谓功德无量矣。”(第47：143页)事实上，所谓丹药并无灵验，否则不能理解日后疫情越来越重，患者死亡越来越多。

　　神医也被炮制了出来。5月23日报道如下：

　　郊外客民常患此，大率感受山林瘴气，郁结而成。故医此症者，惟客民擅长。前有客籍李某，偶至城中购物，见道旁垂毙者，试以医治，无不应手奏效。城西四庙赠医局诸绅董见而奇之，立出重币，延请在局施医，一时远近闻风而至，几于户限为穿。(第47：157页)

　　所谓“应手奏效”，不过是记者听来的“神话”。同一报道中，记者还称：根据近日对病人的访问，所谓医治好者，回家后必然再发，比初起进更重，不及救药而毙。“李闻之乃喟然叹曰：此殆有天数存焉，非人事所能补救也。遂自谢不敏，善刀而藏”。神医的神话破产。

　　总之，在大量有关广州疫情的报道中，见有酬神、施药、施医、施棺等公共活动，却始终没有公共卫生活动。这是因为，在中国的医学思想中，疫病是由天气不和所引起的。如上引资料所显示的，大多数论者都将华南的疫情当作天气亢旱，雨水不调的产物。然而，当广州大雨如注，疫情如旧时，这一解释也就破产了。

　　与广州的做法不同，港英政府的着眼点在于公共卫生政策。早在1883年，港英政府成立了专门的卫生署，《申报》译作“洁净局”。在理论上，卫生署被赋予相当广泛的权力，包括对私人居所的检查，清洁堆满垃圾的房屋，将传染病人移至隔离的医院等等。19世纪末期，英国的医学界并不相信病菌学说。环境医学思想对英国及其殖民地的医学影响至深，1894年的鼠疫流行给公共卫生理论的应用提供了一个机会，疫病的发生似乎证明了公共卫生学家的正确性。因为，疾病首先出现在拥挤、肮脏的环境中，特别发生在中国穷人的居住区中。当耶尔辛(AlexandreYersin)和北里(KitasatoShibasaburo)各自独立地在香港分离出鼠疫杆菌的时候，西方医学界还没有认识到腺鼠疫是一种鼠蚤传播的疾病。他们还认为这些危险的微生物与中国人的生活环境和生活习惯有关。有人甚至撰文说，这是一种肮脏的原始的疾病，与染病者的不文明程度有关。在他们看来，疫病的传染是由不洁物质及肮脏环境所引起的。（注：CarolBenedict:BubonicPlaguein19China，StanfordUniversityPress，1996，pp131-149，139-140，144.）

　　污浊的环境是怎样传播疫病的呢？6月8日的《申报》刊载一篇题为《续防患未然说》的文章说：“闻之西方歧黄家谓疫盛时有毒虫飞舞风中，中之即兴疫症，辟之之法无他秘诀，惟在居处、饮食处处求其洁清，自能使疫虫无可藏身。疫气消弥于不觉。”(第47：271页)以现代医学的观点看，这一观点虽然不对，却也不全错。许多呼吸道疾病的传染，就是通过空气传播的。肺鼠疫的传播也是如此。只不过，1894年广州、香港流行的是腺鼠疫。

　　5月22日《申报》第5版全文刊载香港洁净局颁布的《香港治疫章程》，即是这一理论的产物，共计十二款，兹撮其主要内容简述如下：

　　其一，凡有患疫之人，无论轻重，都必须迁至医船或洁净局所指定的专门处所就医；凡有患者死亡，其尸骸须在洁净局所定之专处由洁净局饬专人埋葬。患疫之人如要迁徙，须经洁净局及奉有执照医士同意。

　　其二，洁净局委派人员对于疫区及指定区域进行逐户卫生检查，如屋内污秽不洁，由局方委托接揽洒扫人夫，洗扫洁净，并洒以解秽药水。凡患疫之人衣服、床铺等物，由洁净局委派人员负责搬运离屋清洗干净。无法洗净之物件，须由洁净局委员或有执照医士看过，方可毁化。对于疫者居住之屋，清洗干净后，无洁净局命令，凡人不得再入屋居住。

　　其三，凡公私厕所须每日洗洒二次，至洁净局满意为止。厕主或管厕之人须备有生灰，在厕应用，每粪具用后，须投以生灰少许。至厕内所有木料，均用水洗洁，本局另给解秽药水同洗。

　　其四，洁净局推举三人，一为国家大医士雅利士君，一为总辑捕梅君，一为绅员梅兰诗士君全权负责，并设专门办公机构处理相关事务。(第47：155页)

　　6月6日报道称，洁净局官绅议定修改章程，规定凡染疫之屋及其附近住屋，都必须洒以灰水。凡街铺屋，医生认为其不合居住者，无论是否洒过灰水，都必须总管查疫之人命令关闭。(第47：255页)

　　显然，公共卫生理论是《香港治疫章程》制定的依据与出发点。卫生署据此而制定了相当严密的卫生防疫措施，并严格执行。在6月6日以及其他报道中，有详细的事例，此不赘述。

　　港英政府的这一做法在上海得到了相当积极的回应。5月25日《申报》头版头条的题为《论中西治疫之不同》一文，在列举了中国人即疫治疫的种种陋习之后说：

　　西人则不然。地方一有时疫，即由洁净局派人逐户查察。如屋中有不洁之物，必令洗涤净尽，更以药水偏洒室中，使无污秽之气。凡患疫者，则另设一地以处之，免致传染他人。街衢秽物，亦必辟除使尽，其有患疫而毙者，亦另择一地而葬之。随毙随葬，不少停留，以免秽气薰蒸。各厕所每日洗涤，投以生灰，以辟秽恶。一切事宜，皆派委员专理，防疫之法，可谓无微不至。(第47：171页)

　　这一段文字，明显是对《香港治疫章程》的摘要和归纳。作为上海方面的一个直接反应，则是同一文章所称“捕房又饬人在租界辟除污秽之物”。此所谓未雨绸缪也。中西卫生观念的不同，引发本文作者关于中西生活方式不同的议论，他说：

　　不特治疫也，西人于养生之法，平日亦极讲求，房屋必宽敞，器物必洁净，室有洞，以通风隙，地必种树，以收养气而放炭气。事事皆有益于人，较华人之湫溢嚣尘者，又有殊矣。

　　《申报》上的所有文章均认同西方的公共卫生观念，并认为上海应付诸实践。6月6日，上引《疫更难弭》的作者在报道香港的疫情后，认为上海的防疫章程有所遗漏。“本埠棋盘街即西人所称河南路者，马车丛杂，常有数十辆之多。矢溺熏蒸，行人皆掩鼻而过，是处店铺密比，铺中人日受秽气，能不疾病丛生。然欲使马车一一移开，势必转而为他处患，曷勿饬令清道役夫格外勤为洒扫，并责成御者随时打扫，不准矢溺漓淋，各铺户亦助之收拾洁清，庶免致蒸成厉疫。窃愿与工部局商之。”公共卫生已经成为新闻媒体上的一个公共话题。

　　上引6月4日《申报》头版头条的《防患未然说》一文，就香港鼠疫流行一事，提出上海的应对之策。虽然工部局明令居民铺户勿再堆积污物，以致臭气熏蒸，引发疾疫，但还不够。此文作者提出四项防疫措施：其一为洁清屋宇。上海人口稠密，居室不免拥挤。小民百姓，佣工之辈，应于工作之余，时时洒扫，不用之物弃之，收拾者收拾之。又时以苍术、白芷点火熏之，可驱毒气。其二为洁清道路。工部局曾令街道上不许随地小便，违者罚款。但宝善街、四马路一带私街小巷，随意便溺者多，巡捕视而不见。戏馆之前，妓寮之外，溺者尤多。此应严令禁止，违者罚款，并令以水冲洗。工部局应出资在每条街道设一二处厕所，内装自来水，外设栅栏，方便行人。其三为洁清食物，工部局本有稽查食物之人，应在菜市、饭店、粥店、酒肆中严加稽查，瓜果、菜疏、鱼肉之类，凡有越宿而味变者，一律不准出售。有以坏物售钱者，罚不赦。居民及戏园、茶肆应使用自来水，而不应用不洁净的黄浦江水。其四为洁清用物。

　　6月8日《申报》头版头条刊登同一作者的《续防患未然说》一文。作者将上海的防疫之务，再分为以下四条：其一为洁清客寓。上海的客店即旅馆分为三等，最下等的小客店沿街赁屋一幢，以木制为低棚，分别上下层，如蜂窠，如蚁穴。客人入此，每夜只需二十余文。三教九流，车夫挑子之类混杂，秽气薰蒸。如果客人生病，则抛弃路旁，任其自毙。如有疫情，必先及于此种客寓之中。应责令收拾一清。其二为洁清烟馆。上海租界中大小烟馆约有几千家。小烟馆矮屋绳床，龌龊污秽，葛衣草履之辈，混杂其中。恶气难通，易于酿成厉疫。此应概行禁止，以靖地方。其三洁清马车停顿之所。四马中迤西一带，马房林立，马圈之内，臭气逼人。偶过其旁，辄欲作呕。而小东门外及棋盘街两处，野鸡马车之停顿者，尤密若繁星。虽然辟有停车场，但风吹过，粪溺之味，随风传送。改建停车场，也是以邻为壑。应令车夫自带器具，时时打扫粪溺。其四为洁清里巷。租界中向禁止人随地便溺，但最近四马路、宝石街各里巷中无一处不可小便。因闹市区无处购地建造厕所，故洒扫夫车后应自带辟秽药水，每日数次向小便处洒之。各戏院及各妓院前亦责令戏馆馆主及龟奴时时洒以药水，则秽浊尽去，疫疠自然可除。(第47：271页)

　　在两篇文章的最后，作者分别写道：

　　惟望租界中既已辟疫章程尽善尽美，凡城厢以及南市，推而至于乡村市镇，次第仿照，百密而无一疏。则香港祸患难除，此间断不沾染。

　　凡此四者，皆辟疫中切要之图。至于饮食居处事宜，别人家须自为料理，不特工部局不能时时察查，且一经查察，未免啧有烦言。惟在家主之善为诰诫耳。尤望华官辅工部局之不及，谆谆劝谕，俾愚夫愚妇，亦知西人之加惠我民，凡事乐从，无稍阻阂，则不特受廛租界内者，食德饮和，即城厢及南市居民，亦可无灾无害矣。

　　在他看来，上海的公共卫生，不独是租界内的公共卫生，也是全体上海居民的公共卫生。租界与城厢及南市居民的卫生防疫是一个联系的整体。作者希望这种公共卫生的理论化为中国城市乃至乡村的实践，免除灾疫。这一观念的形成，可能是1894年的华南鼠疫流行中上海最大的收获。

　　6月27日，《申报》头版头条所载《去秽所以祛疫说》一文，借上海市内厕所治理一事，发表长篇大论。议论所涉，不独公共卫生，亦及地方政治。事情的起因是这样的：报载虹口及下海浦一带地方，坑厕林立，臭气熏天。日前英工部局曾美捕房捕头，饬巡街捕通知各产主将大小坑厕一律填平，但新虹桥畔之坑厕迄今未平。工部局管路之西人下令毁去，但有论者表示不同意见，说此事近乎不顺人情。上海晴暖得宜，人口平安，何必作此预防之计。文章作者不同意此说，他认为厉疫之来，倏忽无常，不能不为预而防之。对于“此等路旁秽区，西人固久欲去之”，只是考虑到中国之人已经习惯，则不敢迫令拆去，但这种做法并不合适。作者认为：

　　兹乘香港疫信之来，乃借防疫为名，而亟令毁去。此固有地方之责者，所应办之事，又安得而议之。余尝建言，谓西人于防疫之事，惟日汲汲，其意在乎爱民，非专以为西人地也。中国之官，不可以爱民之民让之西人，宜速设法严防。一面出示晓谕，而无如无人见听，徒托空言。此则无可如何者耳。

　　作者话锋一转，将中国官员与西人对比，将公共卫生提高到“爱民”的高度来认识。为了加强说服力，作者还将租界与非租界进行对比，对比的重点仍是坑厕。

　　窃以为租界地较之非租界，则一秽一洁，已有上下床之别。租界坑厕，仅虹口、下海浦一带而已。一入城中，则城门之侧，即有排列坑厕者。城墙之下，两面皆是，令人无从回避，而且相隔数家，即又有一二处。冬月经过其地，则秽气熏人，已不可耐；若当夏令，则满城皆污秽，即不见坑厕，而秽气亦扑入鼻。观掩而过者，几欲闷死。夫以斗大一城，而烟户以数万计，必欲尽去其坑厕，使秽浊之物，无可出之路，未免不情。然以斗大之城，而无一处无坑厕，而使入城之人，皆掩鼻而裹足。居城内者，如终年在鲍鱼之肆，以致疫暑诸症，感而即发。其何以堪。(第47：417页)

　　上海城中的坑厕遍地，污秽遍地，环境糟糕透了。与租界相比，有“上下床之别”。造成上海城管理混乱的原因，显然在于地方官不“爱民”。于是，作者开始了对于上海地方官员的批评或指责：

　　夫居民虽众，秽浊虽多，而城有水门，可以通舟。乡人收秽物以壅田者，可以载物入城，满载而去。他处亦有行之者，岂上海独不可以兴办？若以为事属琐亵，不足以渎官长之听，不足以启官长之口，则所谓清治道路，爱护人民者，又何为民也哉。除秽以防患，患去则民安。试问上海城中，亦有清道局之设，其所谓清道者，又何所指耶。除秽正清，道中之事也。司其事者，但一启口，不必亲自动手也，而令出惟行，何难使秽浊之区一变而为洁净。巡捕房治理街道，尚且能令行禁止，为民除害，而中国之官，独置民事于不问，爱民之美名，甘让之于西人乎。

　　由香港疫情引起的上海租界坑厕的讨论，导向了对于上海城厢华界地区的坑厕及公共卫生的讨论，继而导向对于中国地方官员职责的讨论。在城市市政的管理方面，上海地方政府的所作所为远不及租界中的殖民者。中国官员竟然不如西人之“爱民”，他们因此成为舆论批评的对象。香港鼠疫的流行，在千里之外的上海引发了一系列反应。究其前因后果，真令人感慨万千。

　　1894年的广州、香港鼠疫大流行，是对两大城市人口生存的威胁与挑战，也是对两大城市公共卫生事业的压力和促进。按照7月15日的报道，大约有11万人口死于此次鼠疫。时人估计广州城市人口约有150万人，这一估计可能偏高，实际人口可能在100万人左右。如是，疫死人口占城市总人口的11％。广东的鼠疫专家认为疫死人口可能只有7万人。由于他们没有说明数据修正的理由，姑暂且不论。

　　香港政府一直没有公布1894年的鼠疫病例数，只是曾经一度声称病死数为2250人，以后亦不再提起。（注：参见冼维逊编著：《鼠疫流行史》，内部印行本，广东省卫生防疫站，1988年，第200-206页，203，230，240.）本尼迪克特根据香港政府的有关档案，统计得出1894年～1907年香港鼠疫流行中的死亡人口数为12506人（注：CarolBenedict:BubonicPlaguein19China，StanfordUniversityPress，1996，pp131-149，139-140，144.），可惜没有列出分年死亡人口。将冼维逊所列1895年至1907年香港鼠疫死亡人口数相加，再用本尼迪克特所得数据减之，得2554人。饭岛涉所引资料为2447人，其中中国人为2619人。此即1894年香港死于鼠疫的人口数。

　　据本文所揭资料，1894年香港人口大约20余万。据此估算，1894年香港死于鼠疫的人口约为1％。香港与广州的情况有所不同，鼠疫流行期间，约有10万人口离港返粤。此10万人口排除不计，香港死于鼠疫的人口约为2％。本尼迪克特的数据表明，1894年香港华人鼠疫患者的疫死率为96％；饭岛涉所引数据为93.4％，与不治情形下的鼠疫疫死率相同。在此基础上进行比较，香港的疫情显然要比广州轻得多。这一结果，可以视作香港环境卫生及防疫工作的成效。

　　由于上海租界的积极预防，1894年的鼠疫没有在上海登陆。到了1908年，上海首次检出疫鼠。1910年出现人间鼠疫疫情。从1910年至1924年，上海每年发现的鼠疫病人不过数人或数十人，15年间合计100个病例。（注：中国医学科学院流行病学微生物学研究所：《中国鼠疫流行史》，第1779-1782页。）1894年广州及香港鼠疫大流行的悲惨情景在上海不再出现，不能不将公共卫生事业的进步视作基本的原因。

　　从1873年开始，由于东南亚地区的霍乱流行，上海、厦门二港相继建立检疫制度以遏制疫情的传入。（注：杨上池：《我国收回检疫主权的斗争》，《中华医史杂志》，1990年第20卷第1期，第25页，）1894年的广州、香港鼠疫大流行，是对中国海关检疫制度的重大考验与挑战。

　　按照已有的研究，1873年至1894年，除了上海、厦门以外，还有北海、汕头两港建立检疫制度，1894年以后，除了上海、厦门重新订立防疫章程外，宁波、澳门等地也同时建立检疫制度。另外，1895年天津、1896年台湾、1899年牛庄(营口)、1900年福州、1902年汉口、1906年安东(丹东)、1908年大连、1909年秦皇岛、1911年广州、1912年烟台、1922年青岛等港均先后实施检疫制度，对疫区来船多由各地海关委派医官上船查验。海关检疫制度基本形成。1930年，在上海成立全国海港检疫管理处，至1932年收回各海港的检疫权。（注：杨上池：《120年来中国卫生检疫》，《中华医史杂志》，1995年第25卷第2期，第78页。）中国的海港检疫开始成为国家主权的象征。很显然，在这一过程中，1894年是一个标志性的年份。

　　1894年的广州、香港鼠疫大流行，也构成对于中国传统社会及传统国家制度的挑战。广州民间与地方政府面临鼠疫流行的所有举措，不外祈祷天帝，迎鬼酬神之类。《申报》最初的报道大多持猎奇的心态，甚至有人站在广州地方政府的立场，对广州地方官员的行为表示某种谨慎的理解。随着时间的推移，上海的舆论发生了变化，至6月29日，《申报》在头版头条发表文章《论迎神逐疫之非》，公开表达对于此类行为的批评与否定。有意思的是，此文中，作为对比的参照物，不是香港而是上海租界。上海舆论还将上海华界的公共卫生与租界进行对比，将中国地方官员与租界工部局官员进行对比。当公共卫生事业被提高到“爱民”的高度来认识时，中国传统国家已经失去了继续存在的理由。
　1894年的广州、香港鼠疫大流行，还导致一个新的生态观念的形成。《申报》由一个遥远的旁观者至一个当事人的态度的转变，即证明了这一点。华南与华东地区相距遥远，其间的万水千山构成两大区域之间的天然屏障。在以步行或以风力推动的帆船为主要交通工具的时代，华南与华东地区的天然屏障几乎是不可逾越的。也就是说，在和平条件下，华南地区的鼠疫要通过人或货物的移动或运输进入华东地区，需要克服太多的障碍，也需要太多的时间。当蒸汽轮船用于航运之后，海洋成为区域之间联系的最好通道。于是，区域之间的生态阻隔不复存在，各大生态区域之间的联系变得更加紧密，各大区域的社会变迁呈现某种相同的趋势。

　　综上所述，在某种意义上，我们既可以将中国近代社会变迁的本质视作生态的变迁，也可以将百余年来生态变迁的本质视作社会的变迁。近代以来即已发生、迄今仍在展开中的全球化进程，就是生态变迁与社会变迁互为因果的过程。
“1941年11月4日5时许，敌机一架，于大雾弥漫中，在常德上空低飞，投下小麦、黄豆、棉絮及其它不明物体。7日后，第一例疑似鼠疫病例被发现……”在永川区档案局，珍藏着一份由永川籍细菌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陈文贵(1902-1974)，在1942年所写的《湖南常德鼠疫报告书》复印件。
    这份万言报告书，第一次真实地揭发了日军在中国进行细菌战的罪行。
    尽管已过去70余年，日军对中国实施细菌战所犯下的罪行和伤害依然罄竹难书。那么，出生于重庆永川区的微生物学家陈文贵，到底是何许人也？他的一生，又在揭露日军细菌战中扮演了何等重要的角色？记者日前查阅历史档案、回访其永川祖籍，力图还原历史。
     1、生性秉直，父亲劝阻其从政
    青瓦、粉墙，高大的银杏、香樟等树木围绕……位于永川区松溉镇文昌街的陈家大院，就是陈文贵出生的地方。
    “陈家大院出了很多名人，除了著名影星陈冲，她的爷爷陈文镜和大爷爷陈文贵都是著名的医学家。”住在陈家大院附近、92岁的蔡少林大爷抽着旱烟回忆。
    “光绪年间，松溉是永川唯一的水码头，商贾云集。”蔡大爷告诉记者，那时，陈家祖先陈朝钰在镇上经营着一家名叫“源顺庆”的花纱商号。
    陈文贵6岁时，由于家境殷实，父亲陈海门便设家塾授课，并让其5岁的弟弟陈文镜陪读。《百家姓》、《三字经》……兄弟俩历时6年学完四书五经，打下了较为扎实的国学基础。后来，兄弟二人又相继在江津县白沙镇和重庆私立求精中学求学。
“陈文贵从小生性秉直。”长期研究永川历史的该区档案局党史研究科科长欧利伟告诉记者，由于深受国学思想濡染，兄弟俩均有“兼济天下”的报国情怀。“五四”运动爆发后，兄弟二人还参加了重庆的爱国学生运动，陈文贵还成为市区学联的领导人之一。
    史料记载，中学毕业后，陈文贵希望从政，其父却极力阻止，因深知其秉性太刚直不适合从政，而令兄弟二人从事医学。1921年，兄弟俩进入湖南雅理大学医学预科。在此期间，他们又结交了校内外一些进步青年，并陆续参加了声讨军阀吴佩孚、驱逐省长赵恒惕的斗争，从此走上了救死扶伤、济世为怀的道路。
     2、为制造疫苗在子女身上做实验
    1928年，时年26岁的陈文贵进入成都华西协和大学医科学习。这时，他对细菌学有了浓厚的兴趣。一年后，陈文贵获得医学博士学位，并任北平协和医院病理科助教。两年后，他又转入协和医院细菌系，专门从事细菌学研究。
    “平时，他除了做好日常教辅工作，将其余时间全部投入到细菌血清的研究工作中。”陈文贵的小女儿陈晓晴告诉记者，以前听母亲讲，父亲常常在实验室泡到半夜三更才回来，如果有新的进展就会高兴得像个孩子。
    经过不断的实验和探索，陈文贵先后撰写了《组织培养下疫苗病毒性的变异》、《霍乱弧菌的培养、分离和变异》等多篇论文，在美国《实验生物》、《医学会刊》等专业刊物上发表，成为学界翘楚。
    抗日战争爆发后，受同学之邀，陈文贵前往贵阳卫生署担任卫训所主任，并任贵阳医学院教授。
    1938年和1939年，贵阳发生大面积霍乱疫情，大批民众受染身亡。当时，疫苗血清供应非常紧缺，陈文贵立即带领身边的教学医生试验生产霍乱疫苗。李姝头60年来伤口每时每刻都在疼，她每天都要打开包着伤口的布上药，血肉模糊的伤口有一股腐烂的气息令人作呕(资料图)
    “父亲十分谨慎，他不仅用动物试验疫苗，还在哥哥姐姐的身上进行人体试验，确定没有不良反应后才拿来救助民众。”陈晓晴回忆，因为此事关系广大百姓，因此家里人并不埋怨父亲，反而很支持他，认为这是非常崇高的事。
    由于陈文贵制作的疫苗对遏制霍乱的蔓延起到了显著作用，于是，驻贵阳的中国红十字会决定请陈文贵筹建一所先进的疫苗血清制造室，既生产各种疫苗，又培养专业人才，陈文贵便愈发沉浸在对细菌学的深入研究中。
    3、“日军在我国进行了细菌战！”
    “敌犯贵州边境，时局严重万分，贵阳已接近战区……”记者在如今收藏在三峡博物馆的陈文贵日记中看到，进入1940年后，抗战局势日益紧张，进入僵持阶段。
    同年10月，在浙江宁波突然发生了一场鼠疫。100多名居民突发暴病身亡，死时颈部淋巴结肿大，面目恐怖。一时间人心惶惶，愁云笼罩。为防止鼠疫蔓延，浙江省卫生厅甚至焚毁疫区房屋，曾经繁华的开明街一带尽付一炬，成为一片瓦砾，被世人称为“鼠疫场”。
    同年12月，国民政府卫生署在重庆召开全国卫生技术会议，秘密讨论浙江宁波的鼠疫流行案。
    “鼠疫爆发前几天，有日机窜入宁波市区上空投下大量麦粒、粟米和面粉等物；日机离开后，地上即出现大量红色的跳蚤……”根据汇报的情况，陈文贵尖锐而肯定地指出--日军在我国进行了细菌战，应立即训练侦察敌人生物战和防止生物战的专业队伍。
    不过，当时陈文贵的观点遭到会议主持人的反对，并被诋毁为“神经过敏”。直到后来浙江省卫生厅从宁波某居民家的鱼缸中搜集到的跳蚤，被鉴定为人鼠共同蚤后，陈文贵的观点才被肯定。
    距浙江鼠疫疫情1年后，湖南常德又爆发了大规模鼠疫。与浙江宁波的情况类似，1941年11月4日，当天常德上空大雾笼罩，一架九七式日式轻型飞机飞临常德。可是这架飞机没有像往常一样扔下炸弹，而是沿途撒下一些破布、烂棉絮、谷麦等物。7天后，常德街道上出现大量死鼠。12日，魔鬼开始露出狰狞的面目，家住关庙街的12岁女孩蔡桃儿因高烧寒颤送医院急诊，第二天被确诊为鼠疫后即心力衰竭死亡。接着，又有5例病人高热死亡。
    随后，疫情无法控制地爆发了。政府挨家挨户打预防针，鼠疫高发的关庙街、高山街、鸡鹅巷等地区被军事封锁。但仍有人一批批地身亡，常德大西门外的焚尸炉每天都黑烟不断。一些城里人为了逃灾跑到乡下，又把鼠疫带到乡村，使得鼠疫在更大范围内蔓延开来。
金华汤溪镇下伊村一位受鼻疽毒害的老人,当年嘴巴严重溃烂。伊文慈，当年一夜间秃顶，直到如今(资料图)
    “日军进行细菌战的直接后果，是使无数中国人如蝼蚁般惨遭杀害。”美国籍新闻记者约翰·巴维尔如此记录。
    “1941年11月4日在湖南常德县城上空飞机散播1.6公斤鼠疫菌，2810人染疫。在吉林、浙江等地6次细菌战的染疫者共计25946人……”日本731部队所属陆军军医金子顺一少佐，在1949年为取得医学博士学位而向东京大学提交的论文《PX之效果略算法》(注：P意为鼠疫，X意为跳蚤，是人间鼠疫的主要传播媒介)一文中也如此写道。
    得知疫情的陈文贵立即率队前往调查，并亲自主刀对尸体进行解剖，将患者肿胀的淋巴结穿刺血液注入豚鼠体内，豚鼠于5日后死亡；病人涂片上的杆菌和病理学的鼠疫杆菌完全相同……通过系列实验，陈文贵发现，这些病人均死于世上最可怕的烈性传染病--鼠疫杆菌所引起的败血性感染！
    此外，根据敌机空投地与发病地点相同、从空投到发病的时间与鼠疫菌感染潜伏期一致等证据，陈文贵确认：这一大规模的鼠疫流行，是敌机通过抛撒染有霍乱和鼠疫菌的垃圾导致居民感染所致。
     4、揭露侵华日军细菌战真相
    掌握了大量事实证据的陈文贵义愤填膺，亲自执笔撰写了近万言的《湖南常德鼠疫调查报告书》，交给国民政府卫生署。这份长达万言的报告书，第一次真实确凿地揭发了日军在中国进行细菌战的罪行。
    然而，当局认为“事关国际信誉不得谎报疫情”，指使军医署篡改了报告内容，试图捂住事实真相。直到1950年，人们在清理国民政府卫生档案时，才从资料中得知日军曾经使用过细菌战。朱根弟，家住汤溪镇南门街26号，16岁时头、肩、背、腿等部位多处溃烂，无法医治。为了保住性命，1980年将烂腿锯掉。
    常德的大规模鼠疫直到1943年，才止于常德会战时日寇放火焚烧的烈焰中。
    “抗战期间，731部队在浙江宁波、吉林农安等地共用飞机播撒鼠疫菌6次，共造成近2.6万人感染细菌，日军罪行罄竹难书。”陈晓晴告诉记者，在此期间，父亲一直致力于细菌学的防疫和研究管理工作。抗日战争胜利后，他又针对西南地区鼠疫、虐疾、天花、麻疹等多种传染病开展防疫工作，使一些传染病很快被控制下来。
    解放后，科研成果卓绝的陈文贵成为中国科学院生物地学部委员，并担任第一届全国政协委员和连续三届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父亲一生都热爱和平，并用科学的证据仗义执言。”陈晓晴告诉记者，1950年，抗美援朝战争爆发，美军在朝鲜也进行了细菌战。为此，中央卫生部派陈文贵赶赴朝鲜，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卫生部顾问兼防疫检验队队长。
    肩负重任的陈文贵冒着被敌机轰炸扫射的危险，前往受细菌侵袭的现场，搜集美军空投的昆虫、细菌容器等实物标本，并用严格的科学方法，从昆虫体中分离出鼠疫杆菌、霍乱弧菌、伤寒杆菌等毒力很强的病原体，以确凿的证据，揭露了美军在朝鲜进行细菌战的罪行。
    1952年，陈文贵随宋庆龄出席在维也纳召开的世界和平大会。会上，他出示美军进行细菌战的实物证据，揭发其在朝鲜实施细菌战的罪行，赢得了世界爱好和平人士的支持。为表彰陈文贵的功绩，朝鲜人民政府特授予他二级国旗自由勋章。回国后，陈文贵还受到毛泽东主席的接见和宴请。
    1961年，陈文贵调往四川医学院任副院长，继续为世界和平和反人类斗争做贡献。如今，在四川大学的文化长廊中，还塑立着一块刻有陈文贵的头像和简介的卧式长碑，记录着莘莘学子对这位杰出校友和伟大科学家的真挚敬意和告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