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录影片《二十二》幕后故事：

我是夏雯静

以今年1月去世的毛银梅为例，她本来自朝鲜半岛的平安道，被强虏至中国武汉充当慰安妇。战后，她落户湖北孝感村中，无法生育，只有养女。“自己朝鲜老家的发音，从来没有忘记，因为忘了就再也回不去了。”
就在关于慰安妇幸存者的纪录影片《二十二》公映前两天，又一名中国大陆慰安妇受害者不幸离世，她就是曾起诉日本当局那20多名慰安妇幸存者中的最后一人——来自海南岛的黎族老妇黄有良。

截至目前，中国大陆登记在册的慰安妇幸存者，已从登记之初的200多人变为14人，其中两人不愿公开姓名。“她们的平均年龄现为91岁，今年以来又‘走’了5人。”《二十二》引发的反响超出了中国“慰安妇”问题研究中心主任、上海师范大学苏智良教授预期，从事这项研究20多年来，他已为不少相关题材的纪录片提供学术支撑，但这一次作为电影在全国院线放映确实影响更大。

他今天（17日）接受解放日报·上观新闻记者采访时透露，事实上，当《二十二》上映之际，银幕上记录的22名受害者，也只剩8人健在——这恐怕就是其他受害者的最后影像证据。
记者：影片中的22人，第一个拍摄对象的是谁？

苏智良：当时，一名80后导演郭柯找到我。他其实是拍商业片的，但他的理由打动了我——“商业片可以拍一辈子，但这纪录片却是最后的记录”。第一个拍摄对象就是来自广西的韦绍兰母子，韦绍兰1944年被逼成为慰安妇，次年日军战败投降，她生下了不知生父的儿子，被人称为“慰安妇母子”。如今，韦绍兰97岁，儿子终身未娶，两人相依为命。其实，有相似遭遇的慰安妇幸存者不是唯一，但真正站出来的，就是她。

连续18年，中国“慰安妇”问题研究中心的研究生志愿者等，都实地看望韦绍兰这样的幸存者，并且为每人带上5000元公益资助。我和太太也在过年时去桂林荔浦探望这对母子，每次都买一床新的被子，与他俩同吃同住两三天，体验真实生存环境。而这一次，当郭柯导演向我发回了他的20多人团队与韦绍兰母子的合影，我感觉拍这部纪录片是那么一回事，导演也希望能够拍到更多幸存者。

记者：您的研究团队如何为纪录电影进行各方协调？

苏智良：我们向纪录片团队提供了大部分可以公开的研究资料和联系方式，并让每一名拍摄对象预先知会，事先进行意见征询。特别需要注意的是，拍摄过程中的采制方式。根据多年来随访经验，经历如此残酷性伤害的慰安妇幸存者，基本都是由女性志愿者首先接触。应尽量不惊动邻舍乃至周边村民，若儿孙等家属在场也有必要暂时回避。因为此前，就出现过慰安妇幸存者在群访中避重就轻甚至闭口不谈的现象。值得一提的是，影片记录的这22人，有些是中心志愿者与摄制组一同前往并带去慰问。即使不能同往，也由摄制组代为捎上一份体恤。
记者：您作为专家学者对这部纪录片如何评价？

苏智良：上世纪90年代，亚洲各国的相关纪实类影视，基本都是揭露困难、控诉罪人，用口述印证史实。而今，这一题材的拍摄也有所变化。比如《二十二》就是主要记录幸存者晚年的日常生活状态，乡间鸡犬相闻，看似平淡无奇，镜头背后却是波涛汹涌。在观影现场，不少人都传出哭泣之声。

以今年1月去世的毛银梅为例，她本来自朝鲜半岛的平安道，被强虏至中国武汉充当慰安妇。战后，她落户湖北孝感村中，无法生育，只有养女。在三年自然灾害的困难时期，她仍然受到外侨待遇。她的中国名字之所以选择姓“毛”，因为感恩毛主席；之所以名“银梅”，因为老伴喜爱梅花。20年前，我就去过她家，村里人说，尽管屋里只有泥地，但毛老的家总是弄得最最干净。年初，我们的两名志愿者陪她走过最后一程，她的部分遗物安放在上海师大作为慰安妇馆藏。

记者：除了对慰安妇问题的正确认识之外，这样影片还能给当代青年人带来什么？

苏智良：我想，其中也包含人生的意义吧。比如，经历大灾大难之后，瑶族老人韦绍兰仍然阳光灿烂，她和刘三姐一样爱唱民歌，甚至能够现编，这部纪录片中的插曲就是她演唱的。她生前说过，“这个世界多美好，哪怕生吃野菜，也该留一条命看看它。”

还有毛银梅，战后那么多年过去了，她除了会唱阿里郎、桔梗谣等民族歌曲外，已基本不会什么朝鲜语。但她告诉我，自己朝鲜老家的发音，从来没有忘记，因为忘了就再也回不去了。

记者：对于最近网上流传的所谓“慰安妇口述”，您怎么看？

苏智良：这篇网文我在十多年前就见过，但今天在世界“慰安妇”纪念日之际，仍有人在朋友圈转发刷屏。此文肯定不是真人口述，而是假托加工， 而且破绽不少。比如文中具体年份、具体人数等，都过于“确切”。按照我们采访慰安妇幸存者的经验，这些老人年事已高，对时间和数字的记忆不太清晰，需要研究推断。现实中，我们常利用农事情况来确认事发时间，比如当时“高粱红了没有”、“麦子种下了吗”等。我们希望中外直面慰安妇问题，本着对人类历史负责的态度，严肃敬畏，后事之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