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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长，也很乱，拣主要的摘录一些：
占据华北的迫切心态：
帝国工业之生产量逐渐膨大, 近年向世界的市场进出, 因而遭欧美列强之嫉视, 纷纷于本土及领属上高筑起关税壁垒, 极力抵制我帝国商品之推销。帝国虽亦求报复主义, 对对方之商品图谋抵制, 奈此项出入品均为帝国必须原料品, 自无从以自产品代替, 于是痛感原料之缺乏与市场之狭小, 并痛感原料与市场之获得，非经相当之艰辛奋斗不可。而此地域之获得, 又非与帝国若干势力打成一片, 连成一气, 亦难以确保。故干一九三一年九一八发动满洲事变而占据之,。一时帝国市场与原料得稍缓和, 然因尚有若干原料问题不能解决于满洲，且现在满洲市场已臻饱和, 短期间亦难再行扩大, 即不能与帝国之生产率之增进相调和。帝国为确保满洲并使万全, 不能不努力满洲边界地外区之缓冲设施。
帝国人口密度与生殖率之高大, 非扩大工业即不能解决。扩大工业必须确保相当范围之原料与市场。是以对于新原料与市场之觅求, 乃帝国荣瘁枚关之重大事业。依帝国大陆政策之满蒙主义, 占据满洲之后, 必再继续图蒙, 因蒙古在军事上为极重要之地区, 势在必得, 帝国已不断的努力矣。惟蒙古为一片原野, 其资源尚须长期之调查与开发, 实属缓不济急。市场因蒙人生活落后, 短期间之希望, 亦微乎其微。加之日本对蒙工作人材, 现在初在训练, 而原野生活又不适于日本普通人之活动,。他方则苏俄之注意力监视, 亦增帝国慎重之戒心。故除以种种掩护手段用实力威胁操纵王公等方式外, 不愿作任何刺激敌国神经之占领。然则帝国原料与市场问题解决, 实不能不注视“ 易”于进攻的中国华北。今试考华北原料与市场如下：
消费市场主体人口——冀鲁晋察绥陕豫半数约计一亿, 为满洲三倍, 消费能力当然也在三倍以上。商品之输入则多由天津、青岛。
生产原料——华北与〔系〕全华原料中心地, 物产为丰富之煤、铁、小麦、棉花、石油。就调查统计, 煤：次于美国, 占全世界第二位。山西一省之埋藏量即占半数。当（为）抚顺之百二十倍。铁：约埋藏二亿吨。小麦：晋鲁冀察四省合计年产一亿一千万担。棉花：约产三百三十万担。大豆：—五千万担。
将来在我帝国有计划之指导与经营, 则原料产量当能增加三倍, 民众之消费能力亦自能大为增强, 故华北诚我帝国之最好新殖民地也。
鬼子特务机关长说的很明白：占了满洲之后，下一步就要占华北，包括“冀鲁晋察绥陕豫”，原料和市场都是大大的，“诚我帝国之最好新殖民地也”。
要占据这么一大片别国的土地，总得找个借口吧？
对此，鬼子特务机关长就写了以下短短的一段：
帝国如欲对华发动口实, 随意可得。故视在中国之官民, 诚惶诚恐对日不敢犯主义, 殊极可笑。由此益可窥知帝国之威力, 帝国安可不乘势进攻, 夺取特殊之权益？
之所以如此张狂，是因为在鬼子眼里，“中国之官民, 诚惶诚恐对日不敢犯主义, 殊极可笑。”
对于“中国之官民”，松室孝良做了一番分析，归纳如下：
蒋介石——对华北向持放任态度, 事实等于放弃。
整个报告洋洋数千字，对于蒋介石仅此一句，根本没有放在眼里。在此之前，根据何梅协定，中央军和蓝衣社势力全部撤出冀察。撤出冀察，去了哪里呢？为了加强剿共，去了山西和陕西。
实力派——帝国可以欣愉者, 乃中国官吏普遍的慑于恐日病而不敢稍行违抗帝国也。中国实力派大都采个人或小集团的繁荣主义, 缺乏为国为民的观念, 因此形成独霸一方独裁私兵状况。国家之存亡, 民众之疾苦, 彼等从不负任何责任。彼等政治欲物质欲非常旺盛, 故彼等除维持现状以解决其欲望外, 殊不愿粉碎其势力也。真能爱国为民者为数极少, 大都为顾己而不顾人之辈。彼等因欲望极高, 故志气多趋于薄弱, 而不堪利诱与威胁。
一般官民—中国人之特性, 爱国不过五分钟, 甚且有不知国家为何物者。大部官民率多利令智昏, 顾家忘国, 甚至甘心祸国, 其目的只求一身一官集团之欲望解决, 他若国事民生, 则一概不顾。虽一少部分尚能顾全大体, 图谋向上, 均属于被压迫的下层, 无米难炊, 以致英雄无用武之地。此后帝国应采任用权贵份子, 而镇压有气节的忠干份子。
这么分析下来，帝国要占据“冀鲁晋察绥陕豫”，为“帝国之最好新殖民地也”，就真的无所顾及了吗？不是的。鬼子特务机关长提醒说，要提防：
共产军与共产党
共产军之主力, 现虽返还陕北（指红军东征后主动退出山西）, 然有袭入察绥向满洲联苏抗日之危虞, 此帝国不可忽视者也。此种红军,实力雄厚, 战斗力伟大, 其苦干精神, 为近代军队所难能, 其思想极能浸澈民心,。以中国无大资本阶级, 仅有小的农工阶级, 即被煽惑, 竟由江西老巢绕华南华中华西趋华北, 转战数万里倍历艰辛, 物质上感受非常压迫, 精神反极度旺盛,。此次侵入山西, 获得相当之物质，实力又行加强,。彼等善能利用时势, 抓着华人心理, 鼓吹抗日, 故其将来实力, 不容忽视。
中国大部青年, 鉴于国内政治之腐化、军事经济之乏更生希望、政府无抗日决心、退让无止境之主义, 于彻底抗日之共同目标下, 抗日图存收复失地号召下, 纷纷加入共党, 甘为共产军之前锋, 潜伏于华北积极活动。并与在满红军, 取得联络, 将来之扩大充实, 亦为帝国之大敌。
帝国工商发达, 早成劳资对立状态, 一旦原料不足或市场狭小, 发生缩减生活或生产过剩, 定有失业之恐慌, 极易受共党之煽惑。此外, 小农阶级兵工份子之向上, 满鲜民族之穷困, 均为共党可剩〔乘〕之机会。
以共产军之实质言, 实为皇军之大敌。世界各国军旅, 无不须要大批薪铜、大批物质之分配与补充。换言之无钱则有动摇之虞, 无物质更有不堪设想之危。共产军则不然, 彼等能以简单之生活, 腐败的武器, 不充足之弹药, 用共产政策, 游击战术, 穷乏手段, 适切的宣传，机敏的组织，思想的训练, 获得被压迫者的同情, 实施大团结共干硬干的精神, 再接再励的努力, 较在满的红军尤为精锐。此等军队, 适应穷乏地方及时零时整之耐久游击, 耐久战术行军, 则其适于将来不能连战速决物质缺乏之大战, 极为显著。故皇军利于守而不利于攻, 应严防其思想之宣传, 及不时游击与出没无定、扰攘后方之行军。
不过，此时红军还被数十万国军包围在陕北一小片贫瘠的土地上。对于皇军进入华北来说，毕竟只是“有袭入察绥向满洲联苏抗日之危虞”，可能而已，并没有构成实际的威胁。而华北地方实力派“个个独立的小势力, 其所关切者只此小集团之目前利益耳, 当难抗帝国之攻击。故彼等自私的心理, 实予帝国以非常的便利, 竟可不战而胜, 一言而获”。所以，松室孝良认为：
故帝国对华工作颇有极大之希冀, 纯采不战而胜之方式。
不战而胜，侵占华北——这是松室孝良报告的核心，也是鬼子特务们分析当时华北形势得出的根本结论。
为了达到不战而胜、侵占华北的目的，鬼子特务机关长松室孝良在报告中提出了具体方案：
故我帝国今后对华工作之方法, 决宜随时促进下列数点实现。
一、以威力胁迫并镇压各实力派, 以期收不战而胜之效。
二、慎勿以实力粉碎各实力派之力量, 以免遭不必要之损失。
三、严苛监视并排击中国各实力派之精诚团结，自立更生,，由觉悟而联合抗日。
四、严防中国当局之联苏、英、美, 而进行抗日。
五、务宜阻防冯系实力（指宋韩言）与阎张陕北红军之总联合而抗日。
六、吸引恐日病最深之实力分子, 与以实力之援助, 使之镇压抗日分子。
松室孝良说的很乱，我们来归纳一下。
对于中国当局，只提到一点：“严防中国当局之联苏、英、美, 而进行抗日”。
“九一八”之后，以国联为代表的英、美对日本侵华已经采取了放任主义，蒋介石只好回头去联苏，派陈立夫这个欧美派的代表人物化名绕道欧洲去苏联谈判，可陈立夫刚到欧洲，日本人就在报纸上大肆渲染。没奈何，委员长只好让陈立夫打道回府。
对于地方实力派，基本方针是：“慎勿以实力粉碎各实力派之力量, 而以威力胁迫并镇压各实力派, 以期收不战而胜之效。”
为此，须“严苛监视并排击中国各实力派之精诚团结，自立更生，由觉悟而联合抗日。务须阻防冯系实力（指河北的宋哲元和山东的韩复渠）与阎（西山）、张（学良）、陕北红军之总联合而抗日”。
（资料来源：重庆市档案馆《日本松室少将最近对关东军的秘密情报》）
这里有几项关东军宪兵队关于拷打的几项指导性意见，感兴趣的可以看看自己的意志力。只有几条，书上也就这么多，中间还遗失了几条。
62：根据情况，有时适用于拷打，但这往往带来不良后果。因此，拷打之前，应当谨慎地考虑是否应当这样做。再者，应以一种不给我们带来恼人结果的方式实施拷打。
63：应用持久延续的方式进行拷打和肉体折磨，不给犯人任何可能的留下喘息之机。实施酷刑的好处在于可以迅速的相对容易的迫使意志薄弱者真正招供，但也有危险。为了避免受苦和掏审讯者欢心，受审者可能假招供。在审讯性格坚强者的情况下，拷打反而会加强其反抗意志，并使受审者更加憎恨日本帝国。
64：一般的讲，如果一个意志薄弱者在受审时面对事实仍不招供，则在有充分理由相信他在酷刑下最终会招供时，才对其实施酷刑。
65：不应忘记拷打的方法是容易实施的，它不应引起实施酷刑者的同情感，也不能造成受伤或癜痕。然而，在需要使受审者产生惧怕死亡的感觉的情况下，可以忽视对受审者造成的痛苦，，但应恰到好处，以便能继续进行审讯。
68：实施酷刑后，应使受刑者意识到拷打是很自然的手段……或者采取措施，使其在骄傲或者荣誉感的驱使下日后不谈论受刑的事。在受审者不做出这种反应的情况下，应对其采取类似对偶然受伤的犯人所采取的措施。
69：除有关人员外，任何人不应该知道实施酷刑。在任何情况下，其他犯人也不应该知道此事。应采取措施不让其他犯人听到叫喊声。
总而言之一句话，坦白从宽，打死才完；抗拒从严，直接消灭。
典型的例子是满洲省委书记里唯一的一个叛徒张应龙，叛变后硬是给折磨惨了。
（1） 日军侵占绥远的图谋
绥远省位于内蒙古西部，是贯通华北和西北、联结内蒙与外蒙的重要战略地带。日本在中国东北建立“满洲国”后，便进而图谋在内蒙古西部地区以绥、察为基地，建立“蒙古国”。它的计划是：关东军首先设法扩大和加强内蒙的亲日满区域，随着华北工作的进展，而使内蒙脱离中央而独立。”还打算在侵占宁夏、甘肃、青海、新疆建立“回回国”。而绥远就成为联结“满洲国”和“回回国”的纽带，进而成为日本肢解中国北疆的基地；侵占绥远也是日本便于“反共反苏”，称霸世界的需要。在日本看来，“日本基于1932年日满议定书，实际上全面担任了防苏重点的满洲国的国防”，唯远东的苏联战备急剧扩展，在1933年间，已完全打破了日苏之间的均衡状态”，“关东军痛感对苏国防的危险”。关东军特务机关长土肥原1936年2月在东京演讲日本大陆政策与”满”苏及内蒙的关系时称：“苏俄之武装外蒙，意在包围满洲国，而将日本大陆政策根本推翻。故主张日本应使内蒙古团结坚固，包含于日 本势力，以使俄国远东作战大感困难。易言之，日本果将内蒙占之察、绥各地控制在握，则等于将苏俄势力下之外蒙古包围，军事上可占极优越地位。”日本控制了绥远，就可以对苏联造成自辽宁、热河、察哈尔、宁夏、甘肃直达新疆的铁壁包围圈，并在预想的对苏作战中从正面出击西伯利亚，将苏联截成两半，与德国法西斯侵略欧洲相呼应，以实现称霸世界的战略。日本陆相荒木贞夫认为：如果日本不能在满蒙建立势力范围，日本将无法实现其最大 理想。”当时日本军部正在为南进、北进问题争吵不休，夺取内蒙完成反苏包围圈，在持北进态度的关东军看来，是迫在眉睫的问题；日本侵占绥远是想断绝中国接受苏联军援的通道。著名记者范长江撰文指出：日本图谋绥远还想在中国的北面造成封锁中国的壁垒。它自认为可凭借其海军实力封锁中国沿海，以断绝国际对华的援助。只是在陆路方面，中国有被迫与苏联联合的可能，因此决定先完成对中国的封锁。日本“从东北经察绥，西至宁夏新甘，造成封锁中国，隔绝中俄的阵线”，“他们所预定的这条封锁线，是从东北到西北，一条长蛇式的地形。这条长线的中心点，也可说是封锁的津梁，是在绥远”。傅作义也认为：敌人在长城以北，从察哈尔东边多伦起经过张北、商都、百灵庙，迤西经过阿拉善而达青海之北之额济纳为止，划成一条联络线。第一交通站，设有特务机关、无线电台、飞机场、防御工程，彼此节节联络，企图截断我对苏联的交通”；绥远还是中共与共产国际取得联系的主要路线；绥远若失，“则新疆、宁夏、陕西、山西都在敌人的掌中，而华北一带更成为日本的囊中物”，”不但我们的国难更形加重，即全民族的生存也受到最大的威胁了”。
1935年6月《秦土协定》签订后，察哈尔省主权遭到严重侵害，绥东屏障失去，日本图谋绥远的野心日炽。是年秋，日本在归绥设立特务机关，派羽山喜郎为特务机关长，进行绥远特殊化的阴谋活动，搜集我方情报，收买汉奸流氓，从事捣乱，制造事端．寻找侵略借口。他们在归绥更重要的工作是挑拨破坏蒙汉民族关系，唆使各蒙旗独立。羽山向绥远省政府提出取消‘‘九一八纪念堂’，“长城抗日阵亡将土公墓”，迫使傅作义分别将其改为公共会堂和烈士公园。羽山还在归绥挂出“羽山公馆”的牌子，公开进行特务活动，并有飞机经常往来绥、包头两市，在包头修建了飞机库。7月，关东军参谋部制订了以政治谋略和军事进攻两手并用侵占绥远的计划，即《对内蒙措施要领》，内中指出；“对于绥远的傅作义将军，随着华北工作的进展，如果可能，或者先行收买，努力使其行动符合于关东军的意图；但如果认为无论如何难以实现时，就抓住时机，把他打倒，驱逐到山西省内。” 1936年1月，关东军制定了新的《对蒙(西北)措施要领》，决定“先对现在军政府管辖区域内的重要部门进行整顿巩固，根据工作的进展，扶植其势力伸向绥远。然后向外蒙、青海、新疆、西藏等地区扩大之”。12日，天津日本驻屯军参谋中井升太郎偕驻太原特务机关长和知鹰二和羽山喜郎住太原访阎锡山，又访傅作义，策动晋绥加入冀察政务委员会。3月28日，即将就任关东军参谋长的板垣征四郎露骨地表示：”西部内蒙古及其以西的地带，在实行日本大陆政策上有着重要的价值。如果该地带一旦入于日满方面的势力之下，积极地可以成为进一步怀柔同民族的外蒙古的根据地，更向西进可以遏止自新疆侵入的苏联势力并切断中国本部与苏联的陆上联系”，“日军数年来已对西部内蒙古逐步进行着工作，日本决心排除一切困难，将来更将其工作加以推进”。
伪蒙古军政府成立后，德王即着手扩充伪蒙占军。兵源除李守信统率的原有部队和从伪满东三盟各旗招来的新兵外，又从锡、祭两盟的各旗征来一批新兵。至1936年8月大致编制完成2个军共8个师，另有1个警卫师、1个炮兵团和1个宪兵队。以德王为总司令兼第二军军长，统率五、六、七、八各师；李守信为副司令原第一军军长，统率一、二、三、四各师和一个直属炮兵队。总兵力约1万余人。《何梅协定》签订后，平绥铁路特务机关长盛岛角芳、羽山喜郎策动王英组织“西北防共自治军”。王英收罗土匪、流氓、失意军人步骑约三四千人，编为5个旅。这些军队，连级以上都有日本顾问官，是蒙汉伪军的实际指挥者。关东军补给伪军全部武器装备，承诺德王每月3000万日元，战时补助讨伐费30万日元。日本侵略者令德王所部驻嘉卜寺，李守信部驻察哈尔张北及庙滩，王英部驻尚义、商都，伪蒙古军第二军第七师穆克登宝部驻百灵庙。从伪满洲国抽调骑兵5000人驻察北多伦、沽源，平定堡一带，井计划在必要时指挥伪满洲国军队和德王、李守信、王英的伪军合力占领绥远。
8月，新任日本华北驻屯军司令田代皖一郎在天津召集太原、归绥、张垣等地特务机关长和北平、塘沽等地驻军头目讨论如何加强对绥远的策反和入侵活动。23日，关东军参谋长板垣征四郎由长春秘密飞往百灵庙，与德王、李守信等举行军事会议，部署侵绥事宜。9月，关东军批准了田中隆吉起草的《绥远工作实施要领》，并委任其负责实施。9日，伪蒙古军新募壮丁七八千人开往商都、德化，由日方派军官训练。15日，田中由长春飞抵天津，王英亦赴天津。随后王英携日方接济的6万元飞抵绥东。同月，板垣在化德飞机场检阅伪蒙古军，对几个月来的训练成绩表示满意。阅兵式结束后，当即由化德乘飞机赴伊盟札萨克旗和宁夏省所属阿拉善旗等地，对伊盟盟长沙王和阿旗的达理扎雅亲王进行拉拢。10月1日，任内蒙古特务机关长的田中隆吉到德化，与德王举行军事会议，决定侵占绥远，“首先进攻平地泉附近，然后夺取绥东四县，接着进入归绥或大同”。蒙政会成立后，为削弱德王势力，国民政府将察哈尔右翼四旗划归绥境蒙政会管辖，致使德王失去了富庶的产粮区，关东军西进的咽喉被扼住。德王和关东军都想夺回该四旗。王英一直希望重返河套，控制绥远。
10月，王英的“西北防共自治军”初步编成，伪蒙古军也已初步编练就绪，田中隆吉遂亲自策划侵占绥远。田中对德王说：”‘九 一八’事变时，东北军一打就跑，我们没费多大力量，就占领了东北四省，成立了满洲国。绥远军更是不中用的，可能一吓唬就跑，很快就能拿下绥远。””我计划叫王英部队打前锋，利用汉人打汉人。你们蒙古军督后，作第二线的支援，即或发生冲突-蒙古军也可少受损失。”德王和王英都对此计划表示支持。日本完成了进攻绥远的准备：伪蒙古第一军部署于察、绥边境的尚义、兴和等县的边境线上，伪蒙古第二军部署于土木尔台迤北西至百灵庙之线，其第七师全部驻作为后方基地的百灵庙，“西北防共自治军”集结于察哈尔商都阳近。
11月1日，李守信、王英部在商都集结步骑兵9000余人，在日军官指挥下建筑防御工事。王英部3000余人窜扰武川、陶林间黑小于，以分散傅作义兵力。5日，田中隆吉在嘉卜寺主持召开侵绥军事会议，德正、李守信、王英、张海鹏等与会。去议决定以‘西北防共自治军”(11月3日改称”大汉义军”)、伪蒙古第一军主力进犯绥远；“西北防共自治军”由商都进攻红格尔图，伪蒙古第一军由张北以西的南壕堑进攻兴和，作第二线的支援。德王率领第 五、六，八、九等师布置在尚义、化德一带守护后方，将百灵庙作为后方基地，派第七师驻守。得手后，以伪蒙古第一军由兴和出动，以伪蒙古第二军由绥北土尔木台出动，以穆克登宝伪蒙古骑兵第七师由百灵庙出动，分路进攻归绥。再分兵进占绥东集宁和绥西 包头及河套地区。会后，关东军飞机多架集结于张北及商都机场，每日飞临绥东及武川上空进行侦察活动。
面对日本对绥远的步步进逼，南京国民政府和晋绥地方当局采取了强硬的态度。1936年春蒋介石调集中央军5个师入晋，准备对日本侵犯绥远进行抵抗。9月18日，中央军小炮队1个大队开抵绥远。10月12日，中央军第十三军汤恩伯部及骑兵第七师门炳岳部亦奉令入绥参战。同日，蒋致电阎锡山，决定调中央军第四、第二十一和第八十九3个师增援绥远。21日，蒋又电告阎，正在南京举行的中日谈判“仍无进步，默察情势，绥远敌在必得，且预料其攻绥时期，当不出下月初旬”。关于绥远的作战方针，蒋指示：“乘敌准备未完以前，决以优势兵力由平地泉附近向东取积极攻势，并以有力部队由丰镇进至兴和，遮断匪伪南北两路之联络，迅速扑灭匪军，以绝其占领绥远之企图。”28日，蒋介石对记者表示；“对中日交涉，政府始终本既定方针守必要限度，以竭诚周旋，而河北省内行政完整之恢复，察北绥京匪祸之取缔，在我方尤为必要。”30日洛阳军事会议开会，傅作义向蒋介石、阎锡山汇报了绥远形势，取得了蒋“不亢不卑，相机应付”的赞同，同意傅进占百灵庙，赶走德王的伪蒙古军。
绥远是阎锡山的势力范围，日军图谋绥远，觊觎山西，对阎构成了严重的威胁。阎锡山提出“守土抗战”的主张，同意援助傅作义抵抗日伪侵略。他对兵力作出新的部署：“第十九军(王靖国部)在晋部队(该军有4个团在绥)及六十八师(李服膺部)并独立第七旅(马延守部)、独立第八旅(孟宪吉部)、炮兵四个团，为先遣入绥参加挺战之部队，尔后视情况之必要，几属晋省军队，全数入绥挺战。先以六十八师一部开绥，其余分驻晋北及大同附近集结”，由傅作义随时调用。8月9日，晋军第六十八师一部抵达兴和、丰镇，担任前方战备。10月24日，傅作义赴洛阳向阎锡山请示作战有关问题。阎同意驻绥远的亲信王靖国第十九军和赵承绶骑一军及驻雁北李服膺部归傅指挥，以最近所筑国防工事为据点进行抗战。11月11日，阎锡山¨以军委会副委员长、太原绥靖公署主任的名义发布绥远作战部队序列令：(——)傅作义为晋绥剿匪总指挥兼第一路军司令，第一路军所部为第三十五军，附第二O五旅(欠四O七团)，独立第七旅，补充第十二团，炮兵第二十一、二十九两团，及小炮大队(欠一、三中队)；(二)汤恩伯为第二路军司令，指挥所部第十三军，附第七十二师，及炮兵第二十七团；(三)李服膺为第三路军司令，指挥所部第六十八师，附炮兵第二十四团，及小炮第一、三中队；王靖国为预备军司令，指挥所部第七十师(欠二O五旅)，附独立第八旅；(五)赵承绶为骑兵军司令，门炳岳为副司令，指挥骑兵第一、第二、第七师。
日本在绥远的侵略行径激起绥远省主席傅作义的愤怒，傅同日本在绥远的特务机关进行了坚决的斗争。1936年春，傅作义破坏了归绥特务机关长羽山在土默特旗总管署强设的专与德王通讯的无线电台一组，?月又毁掉羽山在伊盟札萨克旗政府所在地设立的无线电台，秋天阻止羽山在包头修建飞机库。傅作义自1936 年初就开始善手抗战的准备工作．并顶住关东军对其诱降的压力。8月18日，他对<大公报》记者谈话时表示：“绥境人力、物力两感缺乏，而防匪之决心，并不因困难而稍感气馁。”“绥方对于将来之成功与否，并末作此计虑，但‘成仁’则已早有决心。”自24日起，博作义亲赴各地视察，鼓动抗战，提出“誓保国土，以尽责任”，“决心牺牲，以雪国耻”等口号。26日，板垣飞赴绥远，对傅作义游说，要求以百灵庙为中心．将阴山以北的蒙古地区划归德王管辖，傅和日方携手合作。由日方推举傅负整个华北责任，如不同意，德王将以武力解决，日方予以支持。傅作义坚定地表示：让不让我负华北责任的问题，是我们中国内部事务，要由国民政府去决定，至于德王如强行侵占绥远，我是绥远省主席，守土有责，决不能听之任之。“友好必须以国家领土主权完整为前提。我是国家边防负责人，守土有责，不允许寸土受损失”。板垣义要求将绥东四旗划给德王，并说这些地方原是察哈尔省的蒙旗。傅作义说：那是中国法令早就划定的，不能更改。板垣还表示，德王参加防共，是有远见的，绥远当局应与他合作，共同完成防共大业；板垣甚至提出在局部地区和日本缔结防共协定。傅末作承诺，交涉没有结果；10月，傅作义去洛阳向蒋介石——再陈述准备反击日军及蒙奸，抗敌御侮的意见。¨月3日，博作义在归绥对记者发表谈话，称凡扰害绥民治安者，当予以痛击。4日，傅偕骑兵司令赵承绶赴前线视察，与各部队讲活，表示誓暂保国土。
11月5日，德王对傅作义发出最后通牒式的通电，蛮描无理地提出：l 即日将察盟右翼四旗退还察盟；2．即日取消百灵庙以南—带的军事设施和经济封锁3、将保安队“叛乱”官兵的武器如数退还；4将应划给蒙政会的特税20万元从速拨给5、将百灵庙‘叛乱”的首要人员一律遣返处分。8日，傅作义复电逐项驳斥。蒋介石也电责德工，指出：“台端职为察境蒙政会委虽长，应管察境蒙政会之事，何必过问绥、蒙间之问题。今竞陈兵相见，台端所谓积年倾心内向者，不知将何以自解?务希以国家前途为重，即日停止军事冲突，听候中央处理。”
得知日伪蒙军将进犯绥东的消息后，11月8日晚傅作义在总部会议室召开营长以上军官秘密军事会议，商议抗敌对策。傅坚定地表示：“日寇占我察北，又犯我绥东、绥远．是我全军将士的耻辱：爱国军人守土有责，我们一定要打！会议决定：进击绥东之敌的任务，由晋绥骑兵第一师师长彭毓斌和第三十五军第七十三师第一二八旅旅长董其武指挥；进击绥北之敌的任务，由晋绥军骑兵第二师师长孙长胜和第七十三师第二一一旅旅长孙兰峰指 挥。11日，绥远省府任命达密凌苏龙为绥东四旗剿匪司令。13日，就绥东作战问题，傅作义向彭毓斌和董其武面授机宜，任命彭为前线总指挥，董为副总指挥，并会商了作战部署问题。博作义指出：”红格尔图是敌人进犯的重点，因为它东与察北日伪巢穴紧密相连，西与百灵庙遥相呼应，要打通西犯的通道，必定要夺取红格尔图这个咽喉要地。我们的对策是一条黄瓜打中间——全断。红格尔图就是黄瓜的中间，我们不但要坚守住这个战略要点，还要在这里狠狠地挫败敌人。”
（2）．红格尔图战役
红格尔图是绥东的门户，是由察哈尔省西部商都县通往绥远的必经之地，又与百灵庙、大庙形成犄角之势，成为敌军进攻的首选目标。12日．日本侵略者命令王英为前敌总指挥，率领2个骑兵旅、3个步兵旅和2个炮兵连，准备向红格尔图进犯。主攻兵力4000余人，日机6架和炮兵配合行动，企图侵占红格尔图后，直逼绥远省府归绥，同时从百灵庙和兴和两翼一齐包围，一举占领绥远。守卫红格尔图的晋绥军只有第二一八旅第四三六团第三营1 个步兵连，骑兵团第二团2个骑兵连，共200余人。此外，还有当地自卫队百余人。
13日夜，日伪先头部队同我守军发生前哨战，被我军击退。14日上午8时，日伪军千余人在飞机大炮的掩护下，向我军猛烈冲击，我军奋勇还击，战至下午5时，击退敌军。15日凌晨6时，田中隆吉亲自指挥5000余名日伪军，在装甲车、飞机和野炮的掩护下向我军阵地先后7次发起猛烈冲击。我骑兵及当地保卫团分入碉堡应战，至下午6时击退敌人的进攻。当晚，我骑兵第二团团长张培勋率骑兵2个连星夜驰援。
当战斗激烈进行时，15日夜傅作义、赵承绶亲赴集宁前线指挥。根据前线敌我态势，他们分析后认为，虽正面敌军有百灵庙、红格尔图、商都、兴和诸路，但首先应该打击侵犯红格尔图之敌。这是因为，进犯红格尔图的伪军王英部虽非敌人主力，然其诸兵混合，部队庞大，挟其优势围攻我红格尔图孤军。如其得手，首战告捷，则可增长伪军的气势，威胁绥省民众，影响我军士气，并有可能西出绥西，构成对我军的严重危害；“以绥省现有之兵力，着分路迎击，必至兵力分散，处处薄弱，又蹈过去长城抗战，各不相及之覆辙，难期成果。必须集结优势，先击一路，再及其他，期能各个击破。”16日上午傅作义发出作战命令：令董其武率所部抄袭敌后，为保守秘密，董其武快速运兵，董旅李作栋团、第二一一旅王雷震团，第六十八师李钟颐团属兵第一师周团、炮兵第二十五团杨茂材营，分别由卓资山、集宁星夜乘汽车开往红格尔图西的丹岱沟一带集结，限17日夜12时前到达。
17日拂晓，进击部队步、骑、炮兵已隐蔽集结于八苏木附近。夜11时，董其武在十二苏木召开秘密会议，下达进攻命令：董亲自指挥王雷震、李作栋团，各配属炮兵1个连，于18日凌晨1时分别向红格尔图东北的打拉村、土城子、七股地、二台子一带的日伪军进行包围袭击；骑兵第一师周团秘密迂回打拉村、土城子以东地区，截击溃退和增援之敌，并担任追击任务；其余为预备队随指挥部前进。各部队遵令开始行动，向打拉村、土城子等地之敌进行猛烈袭击。敌军仓促应战，战至拂晓不支，向西北方向溃退，从土城子冲出7辆汽车，拼命仓皇东逃，田中隆吉和王英均在车中，我军未能截住。当晋绥军增援部队进攻打拉村、土城子等地敌军时，红格尔图我守军乘势出击，狠狠打击敌军。至19日上午7时，敌全线溃退。日伪军残部向北逃窜，南面之敌也由东面向北[绕道而撤。我步骑兵追至祭哈尔省境内的统令地，即停上追击。8时讨许，晋绥军骑兵第一师师部进入红格尔图镇。至此，红格尔图保卫战胜利结束。
红格尔图战役进行7昼夜，打退了日伪军的进攻，打死打伤日伪军1700余人，俘虏伪军300余人，捣毁田中隆吉和工英司令部，俘虏王英部电台台长日人八牟礼吉、雇员松村利雄，缴获很多战利品，其中包括王英乘坐的马车、关东军使用的电台联络表和电报密码本。我方官兵及民众亦有相当伤亡。田中隆吉原以为绥远军队不堪一击，然而绥远方面既有傅作义第三十五军的兵力，又有晋军的支援，总兵力约有3万余人。而伪蒙古军则是甫经编成，训练很差，担任前方作战的王英部又属鸟合之众，战斗力更弱。总计伪蒙古军和王英率领的“大汉义军”的兵力至多不过1．5万人，日本仅在伪军部队中配备少数顾问和指挥官。并未开来大批日军助战。日伪军围攻红格尔图的图谋未能得逞。
当红格尔图，戎事激烈进行之际17日阎锡山在太原召集晋绥高级将领等10余人共商绥省军事。同日蒋介石自洛阳亲赴太原晤阎．18日在绥署召集各机关公务员训话，大意略谓：“(一)晋、绥一般同志与全体将士，在国家最前线艰难奋斗，自强不息，本人时刻惦念-此来特表嘉佩慰劳之意；(二)绥东蒙伪匪军扰乱问题之性质与关系，虽至为重大，然政府已有充分准备与整个计划，以吾观之，实甚安全，无须惊异。现在吾入一切应以坚固宁静之态度沉着处理。”
红格尔图战役结束后．傅作义令董其武派李钟颐步兵团接替红格尔图及其附近地区的防务；另派骑兵2个连驻防土木尔台；其余部队返回原驻地，待命行动。
田中隆吉和德王对其在红格尔图的失败大为恐慌，担心我军乘胜捣其老巢．遂召集李守信、王英等；在商都开紧急会议，决定一面加强商都、化德等地防务，一面由各地调遣部队再犯红格尔图。11月20日，王英令其副司令张万庆指挥安华亭、王子修等部向兴和县进犯。兴和县县长孟文仲指挥该县部队和地方团队将其击退。21日，3架日机飞至红格尔图上空投弹、扫射，被我守军用步枪击中其中一架的油箱，在飞回商都附近时焚毁。
红格尔图战役的胜利为我军攻打百灵庙扫清了障碍，井极大地鼓舞了我军民的士气，成为百灵庙战役的先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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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7-8-7 10:46: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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