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访宝鸡第一战俘看守所 300多人为八路军俘获

我是夏雯静

在宝鸡市渭滨区高家镇太寅村附近的山坡上，有一座史称龙泉寺的小寺院，寺院前的院墙由于年久失修不复存在，只有一块“大同学园”的石碑记载了70多年前发生在这里的没有硝烟的战争……

据史料记载，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军政部设立了两处日军战俘收容所，其中第一战俘收容所1938年成立，位于西安终南山南麓，1939年6月迁往当时的宝鸡县太寅里（现名太寅村）。第一战俘收容所自1938年成立到1945年8月，先后接收了来自华中、华北等战场押送来的日军战俘约500名。其中，有300多名战俘是八路军俘获的日本兵。

为躲日军轰炸 “战俘所”从西安迁到宝鸡

1938年，经过中国军队的浴血奋战，抗日战争先后在华北、中原战场上赢得了局部胜利，日军俘虏随之逐渐增多。当时，日军的战火已烧至黄河北岸，炮火射程可及潼关。而日军飞机也开始对西安、宝鸡、汉中等地进行轰炸，国民政府只能将设于西安终南山下的“军政部第一俘虏收容所”迁往宝鸡。

恰在此时，日俘伊藤正荣逃跑被抓回，曾经留学日本精通日语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西安行营上校参议汪大捷在处理此事时，以德服人感动了对方，此事在当时引起轰动。汪大捷随即奉命出任所长，负责将收容所迁往宝鸡县（今宝鸡市）西10公里处、三面环山一面临渭河的太寅村。

8月6日，记者采访时，宝鸡市渭滨区博物馆馆长郝明科介绍说，起初日俘不好管理，经常和工作人员起冲突，还有人逃跑。1939年末，汪大捷做所长后，他采用教育的手段来管理，并且根据中国传统儒家追求的“天下大同”思想把战俘收容所改名为“大同学园”。采取教育感化以德报怨的方式对待日军战俘，情况才有所好转，但要彻底改变战俘的军国主义思想，也是困难重重。

为了让日本战俘彻底放弃军国主义的极端思想，收容所组织了一些出身日本平民家庭、具有反战情绪的战俘进行学习。结合关押地点的特殊性，教员们撰写了许多盛唐时期中日友好交流的资料，如日本高僧阿倍仲麻吕以及唐高僧鉴真等人的事迹，战俘们既喜欢听，又具有说服力。为了丰富战俘的文化生活，收容所在驻地为战俘专门开辟了篮球场，组织他们参加运动和比赛。除了夏季组织到渭河游泳外，还利用河水在驻地的东南角修了一个简单的游泳池。战俘们修建了一条从大同学园到宝鸡县城约十公里的简易公路，参加修路的人每日可以得到两角零用钱。该路在解放前也被命名为“大同路”。

战俘所还组织这些“特殊学员”学唱抗日歌曲，编演抗日剧目。独幕剧《觉醒吧，同志》和现代剧《侵略战争的罪恶》，1939年7月7日，在西安钟楼北边的明星剧院公演了三天，天天爆满。后来又应邀到三原、富平、武功、泾阳县等地巡回演出，收到很好的宣传效果。著名爱国华侨陈嘉庚先生也因此专程前往宝鸡的大同学园参观。

500名战俘中300多人为八路军俘获

据官方统计，第一战俘收容所设立期间，先后接收了来自华中、华北等战场押送来的战俘男女约500人，其中300多名日军战俘是被我党领导的八路军俘虏的。在1939年以前，八路军还没有形成战俘管理制度，日军战俘上交国民政府看押监管。1939年后，延安成立了自己的战俘管理所，战俘也就不再转往宝鸡管理所。此外，由于路途遥远，转送后方不能保证安全，很多根据地也成立了自己的俘虏看守机构，很多俘虏被转化，成为反战同盟的一员，又返回了前线作战，很多俘虏甚至为此牺牲在抗日前线。

如今竖立在宝鸡“第一俘虏收容所”遗址门口的《大同学园碑记》记载：收容所开设的科目有三民主义、国际形势、中日关系史、中文、音乐等，通过上这些课让战俘明白国际形势，了解中日两国历史上的友好交往，认识到战争的罪恶，自觉地抵制战争。

日本俘虏山本是清和天皇第25代孙，被俘前系日伪国民政府河南省建设厅的顾问，由于受过高等教育，在战俘中颇有号召力。1940年夏，他组织战俘趁大雨集体夜逃。被抓回隔离禁闭期间突患重病，自以为不被处以极刑也得病死。但战俘所的看守人员很快把他送到宝鸡县医院治疗。入院次日，汪大捷亲自前往探视。后来山本在写给汪所长的信中主动披露了自己的身份：“作为清和天皇第25代孙，祖先是开拓北海道的功臣……帝国思想是不能改变的，但是大同学园的人道主义、大同思想和自己身受对战俘的优待，我信服了……”

第一俘虏收容所（大同学园）拥有监管的官兵三十多名，负责看押战俘的军队在外面，有一个营和一个宪兵排的兵力。在押的日军战俘中陆军居多，也有少数空军，文化程度高低不一。

1940年秋，战俘押切五郎与田中照子因违反“所规”畏罪潜逃。到第三天又主动回来了，心知难免重罚，甚至会被处死。不料战俘所念他们主动回来认罪，只令其写悔过书，免去了处罚。

据资料显示：多数服从关押、遵守所规的男俘集中管押在所内，少数串通闹事、企图逃跑的20个男俘分别关押在所外的沟道里、北崖上、桑园里、崖底下等几处民房和窑洞内，设岗哨台看管。其中桃学三郎（音）因煽动在押人员暴动也被枪决。另外，关押在一位韩姓村民家中的战俘冢塬力一（音）也因为参与组织暴动而被枪决在村外的一个土坯房内。

据渭滨区博物馆馆长郝明科研究考证，在第一战俘所死亡的战俘中，有一部分是得病而死，有一部分拒绝治疗，还有一小部分顽劣分子出逃或者继续做恶，得到了应有的制裁。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1946年4月下旬，“大同学园”内近500名战俘在部队的押送下，坐火车遣返回国。

退休老教师心目中的“战俘印象”

“战俘有将近一百人，都穿着灰色衣服，头剃的‘倍儿’亮，像大头和尚，而当兵的只来了三十多人，有的村民对日本人怒目而视……”时隔70多年，太寅村村民、退休老教师张尚仁老人仍然记得他第一次见到日军战俘时的情形。

1939年夏，张尚仁当时刚刚年满16岁，他正坐在村口麦场的大槐树下乘凉，突然，他看到由村西的河道里上来一支着装各异的部队，其中一些人相互搀扶、还拄着拐杖。惊慌的村里人以为“日本鬼子来了”急忙赶着牲口，把刚收的粮食往山里藏。

今年92岁的张尚仁是太寅村里唯一见证了那段“日军战俘改造”的老人，遗憾的是记者采访时，老人刚刚仙逝不久，但在老人生前撰写的回忆录和谈话记录中记者看到：“在收容所里一名叫金志杰的翻译后来就一直住在我们家。当年（中国老百姓）日子很苦，但战俘们享受的仍然是中国军队上等兵的待遇。夏天一套单衣，冬天一套棉衣，还有被褥毛毯。虽然吃大米白面的机会不是很多，但吃饱不成问题，他们大部分时间和村民一样，吃的是苞谷面。战俘使用河滩里的水磨磨面，他们爱穿木板鞋，对黄豆和山野菜有偏爱。”

参加学习的战俘，会在管理人员的组织下制作一些如躺椅、筷子、手杖、玩具、肥皂盒之类的物品，有些学员编织的毛衣毛裤、围巾手套等很受村民的喜爱。制作工艺品的时候，战俘都是跪坐在垫子上，一些学员坚持不愿做枪炮玩具，以示对战争的深恶痛绝。由于产品受到欢迎，战俘所在宝鸡县城西街租用了一间房子，专门销售学员制作的物品，所卖之钱全数兑现给物品制作者。战俘们把挣到的钱用于购买香烟，或者在村里的小店买一些酱菜改善生活。

第一战俘所正在申请“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1941年春，宝鸡第一战俘收容所首任所长汪大捷因带领俘虏郊游写生，被控告“纵兵扰民”等候处理。虽然最终被判无罪恢复了名誉，但他还是在复杂的派系斗争中泪别大同学园。接任汪大捷的先后是国民军少将王丕云和马益祥。

汪大捷曾两度留学日本，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他第二次留学期间恰逢中国受到日本侵略，因鼓动留学生闹事而被驱逐回国。1946年，汪大捷任熊式辉的少将级秘书。全国解放时，他毅然留在大陆，并参加了中国人民志愿军，转业后在北京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任教授。1972年中日建交后，汪大捷赴日讲学，并受聘主编《日英汉科学技术大辞典》。他客居日本，积极从事中日友好活动。

1994年8月21日，时隔53年后，第一战俘所大同思想倡导者汪大捷终于在儿媳和陕西省文史研究馆馆员张光祖的陪同下再次踏上太寅村。宝鸡市文物局在各方的努力下，于2000年8月15日于收容所原址上立碑。同年，汪大捷先生去世，其后人将其骨灰葬于碑后。

汪所长去世了，但是关于“大同学园”和第一战俘所的故事并没有终结，从1998年起，渭滨区博物馆馆长郝明科在宝鸡市文物局原局长张润堂的帮助下，走访当地群众，收集历史证据，进行实地考察，形成了累计10万字的《“第一战俘营”调查研究报告》和《鉴史明志为和平追忆“大同”壮国威》的演讲稿，应邀多次到学校、部队、机关企业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演讲。

据悉，2014年，宝鸡市渭滨区档案局和渭滨区文物旅游局正式申请将第一战俘收容所遗址命名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目前正在等候上级的批复和认定。相信不久的将来，那段难忘的历史将再次呈现在人们面前……


抗日被俘遭遇皮鞭刺刀

　　11月4日上午，河南省上蔡县黄埠镇新庄，81岁高龄的王德功老人早早站在村口的小路上，等候几位日本客人的到来。61年前，王德功老人被侵华日军强制运往日本国内从事苦役，只到1945年12月才回到中国，而与他同去的还有398名中国士兵和平民。

　　上午10时，岩渊正明、秋野美惠子一行来到村口，王德功老人握住日本客人的手，并连连用日语问候对方。老人告诉记者，在日期间，日军用皮鞭强迫中国劳工学习日语，如今往事虽已过去60年，但因所受之苦刻骨铭心，是以所学日语仍记心间。

　　1944年4月，日军大举入侵河南许昌、漯河地区，国民党第十三军、八十九军对其进行了猛烈反击，战场惨烈，交战30余天，双方死亡人数甚多。 “我所在的连有100多人，但10多天后只剩下连长、我和在刘老贵三个人。”

　　王德功提到的刘老贵，也正是日本律师此次来豫要找的另一幸存者。刘老贵原名刘德贵，河南省南阳市宛城区官庄镇大刘村人。之后，两人在作战中被俘。被俘士兵被集中到河南省漯河郾城的看守所，看守所高墙上设有电网，墙内围着一圈狼狗，并有日军士兵看守，被日军皮鞭抽、刺刀扎的事情随时都在发生。

　　“我们被俘后日军让我们手拉手蹲到一起，谁稍抬头或动作大一点，日军兵就用刺刀捅死谁，我亲眼看见身边一个人想去去水，当场被用刺刀扎死。”回忆起那段历史，王德功老人不断抹着眼睛。

　　在郾城看守所的四个月时间内，日军提供给中国人的食物是没有剥皮的谷子、煮的麦籽，即便如此，量也少的可怜。

　　“每次吃饭时，日军会打开一个小的窗口，从外边扔进了一些东西让我们抢，很多人都受了伤，抢不到食物和水的只能活活饿死。”王德功老人说，当时看守所内不知有多少中国人被日军打死、饿死，饿死的中国人的尸体一堆堆，每看着一具具尸体被拖出去时，他只能在心里默默流泪。

　　受伤病重要被活活处死

　　由于是抗日被俘，在看守所中关押的中国士兵很多都受了伤，饥饿更导致无数人患病，但日军竟然将这些人活活处死。

　　“日军根本不可能给受伤者治疗，伤者只能顺其自然地发展，而饥饿让很多伤者失去免疫能力，人群密集更加快了病情的发展，但日军竟然将重伤和重病者活活处死。”王德功老人告诉记者。

　　王德功和刘老贵同时被抓，并被关押在一起，也正因刘老贵的照料，王德功才从死亡的边缘捡回一条性命。“关进看守所不久，我就得了伤寒，病的不能干活，都快不行了，日本兵就准备把我扔进重病号室。”王德功向记者诉说那段历史，但同在一起的刘老贵坚决阻止了日本兵的行动。

　　刘老贵告诉王德功，进重病号室的人就没有活着出来的，并告诉王德功说什么不要进去。日本兵看刘老贵阻止，并用皮鞭、枪托狠狠的打他，所幸最终并没有把王德功拉走。

　　“老贵把自己的衣服铺在地上让我躺上去，还找个东西让我盖上，他趁着出去打水找了块碎玻璃，然后在我身前、身后划了很多口子，流了很多血后我居然活了下来。”王德功说，老贵是他的救命恩人，但可惜的是回国60年后他们才又见了一面。

　　王德功活了下来，但更多的中国人却在看守所中死去。王德功说，日军为防止疾病的传播，只要看谁病重、或者身体溃烂，直接都送进了重病号室，“饿死的、病死的、被日军处死的，死在自己身边的人不计其数，活下来都是万幸。”

　　经历了首次劫难，日军决定将剩下来的中国人押往日本做苦役，王德功和刘老贵以及其他中国人再次“启程”。

　　上厕所走错地方被枪托猛砸

　　据另一名幸存劳工王付根生前回忆，1944年农历8月14日，关押在郾城看守所的士兵被日军押送到漯河火车站，“接着我们上了闷罐车，两天后到了济南，后又被端着刺刀的日本兵押送到新华院，院子很大，周围墙上有铁丝网，到处都有日军士兵把守。”

　　而据王德功老人讲述，在火车上的两天两夜，也成了他心头难以摸掉的伤痛，“日本兵拿枪逼着我们上车，而车上拥挤到连站立的地方都没有，更可恨的是日本兵一天一夜才让人方便一次。”

　　王德功老人告诉记者，由于火车不停，车上又拥挤，人们只好在车内大小便，而很多人本来就患有痢疾，闷罐车内到处都是粪便，空气污浊不堪，让人一阵阵地呕吐，“也就在火车行进的途中，有人经不起颠簸，当场晕倒并死在车厢内，日本兵对此视若不见。”

　　两天两夜后，火车到达济南，他们被送进关押中国战俘、劳工的新华院。日军为加强对战俘的控制，规定必须有三人一起方便，才会被允许，而晚上睡觉时中国人更不能穿任何衣服。

　　“新华院关押的中国人更多，日军也更残暴，死去的中国人更多。”王德功告诉记者，他刚到新华院时，上厕所走错了地方，日本兵以为他要逃跑，拿起枪托就打，并让他在墙角蹲了一个晚上，至此后他“只吃一点东西，减少解手的次数。”

　　在济南停留两个星期，中国人又死去很多，活下的多是身体健壮者，日军这时开始挑人，准备送往日本。“有一天，我们被一名日军翻译官叫出来，当时被叫出来的有两百多人，日军让我们洗完澡后换上日本军装，帽子、袜子、布鞋都有，收拾整齐后称车到青岛。”王付根在回忆材料中写到。

　　王德功说，到青岛的路程比从漯河到济南要好一点，但死人还是常有的事情，在青岛停留一夜后他们踏上了赴日的军船，“我们这批除了300多个当兵的，还有500多名苦力。”

　　“我们受的那苦，挨得那打，我说一次都要掉一次泪，但总算还活下来了。”提起往事，王德功老人总是辛酸落泪。

　　每天只给三个小玉米面饼

　　按王德功老人的回忆，他们从青岛上船赴日本时，有300多名被俘士兵、500多名日军从各地抓来的苦力，而刘德贵老人在一份书面回忆材料中写地更详细：我们去日本的那个纵队有922人。尽管上了船，但海上行程并不平静。

　　“在海上走了三天后，大船突然遇到台风，船差点被吹翻，而有人就被掀到大海中。而在甲板上方便时，必须用手仅仅地抓住栏杆，才不会掉下去，我亲眼看见一个劳工在方便时没抓紧而被扔到海里。”王德功告诉记者，船上死人的事每天都在发生，而日军给他们提供的食物每天也只有三个小玉米面饼。

　　就连这种玉米窝窝头，也是半生不熟，王付根在材料中写到：就连这也吃不饱，后来几天窝窝头也没有了，光喝凉水、吃生大蒜，而睡觉只能靠在船上的大铁架子上；而水也供应不多，王德功老人说有一次他为了弄一点点海水喝，差点掉进海里，但海水即苦又咸，“那东西不好喝呀，不是渴得无法忍受，谁喝那东西。”

　　经历七天七夜后，船终于在日本下关停了，“但大船靠不了岸，日本兵就让我们把衣服脱掉，光着身子坐小船，然后再上岸。”王德功老人回忆，上岸后日本兵先让中国劳工洗澡消毒，并给每人发了消毒液让涂在身上。

　　洗澡消毒后的中国劳工再次被关押，三天后部分劳工经大阪、东京、神户最终来到石川县七尾，真正的苦役生活开始了。

　　被逼学日语遭非人折磨

　　到达七尾后，中国劳工被逼先学习简单的日语。

　　“我们先被分队，然后由日本翻译教我们学习日军体操和简单日语，稍息、立正、报数，学不会就用脚踢你、鞭子抽你，只到你学会。”王德功老人说，他原本没有上过学，并不认识汉字，但在日军的逼迫下学会了简单的日语，只到现在都没忘记。王德功老人一边说还一边流利地用日语读出从一到十的十个数字。

　　学会简单的日语后，劳工们被分到码头搬铁管子，铁管子凹凸不平，并带有很多铁刺，日本工人在搬运时都戴着很厚的防护手套，但中国劳工只能持手上阵。“大家手烂得厉害，到处流脓，但日军还强迫中国劳工加班加点，有的劳工患病后睡床不起，日军就叫来医生给病人打催死针，夺去病人生命。”刘德贵老人在一份材料中写道。

　　食物也很粗糙，“吃的是稻糠掺杂粮面做的饼，喝的是几乎见不到菜的菜汤，根本吃不饱肚子”，王付根回忆说，但劳工们干的活极其繁重，大多面黄肌瘦，骨瘦如柴。

　　“后来我们被日军强迫从码头往仓库扛黄豆包，一包黄豆100公斤，一天要求我们扛200包，而从码头到仓库有500多米。”王德功老人告诉记者，即便这么重的活，完不成任务同样要被日本兵抽打，劳工们不得从天不亮干到深夜。

　　“有一次我患重感冒，加上劳累过度，忽然昏死在地，日军发现后说：这是装懒不想干活，将我打得死去活来，很久不能动弹。之后日军将一桶桶凉水浇满我全省，经过几个小时后我才慢慢苏醒，并被关进一间又潮又脏的地下室。”

　　劳累想家劳工双目失明

　　据此次前来调查取证的日本律师介绍，二战期间赴日本七尾的劳工共有两批，第一批200人，第二批199人，但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15人在日本死难，64人完全失明，伤残和视力受损者无法统计。

　　为何却造成失明和视力衰弱？

　　“我们起早贪黑干活，但晚上仅有的几个小时也睡不好觉，因为美国军队总是在晚上轰炸，美军飞机频繁扔下炸弹和燃烧弹，而日本的房子大多是木头的，所以晚上还得到处躲避轰炸。”双目视力衰弱的王德功老人告诉记者，繁重的劳动和无法保证的睡眠让眼睛得不到休息，视力因此受到影响。

　　除休息不好外，遭遇非人折磨的劳工们对家的思念也愈来愈强，“主要是心急、想家，经常偷偷掉眼泪，有人想不开就想自杀。”

　　刘老贵告诉记者，有一次他想不开就自杀，但终被劳工们劝住：忍着吧，中国总有胜利的那一天，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在如此折磨下，中国劳工亲眼看着身边的人不断到下，但却从为未放弃对祖国胜利的期盼，“有劳工死后，日军就将他们火化，将骨灰交给老乡，但我们一直相信日军总有一天会失败的。”

　　从1944年11月中国劳工到达九尾，只到1945年8月15日日军投降，中国劳工在九尾为日军做苦工，受到非人折磨，却没有得到一分钱报酬。

　　日本投降劳工终回祖国

　　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在九尾的300多名中国劳工终于看到了回国的希望。

　　“日本投降后我们又干了十多天，随后就被关到一个院子里，不让干活但也不让出来。看守的日本兵有懂点汉语的就告诉我们：你们胜利了，我们失败了，你们可以大大地‘眯西’了，我们要大大地干活了。”王德功老人向记者回忆。

　　据王德功老人介绍，被关押一段时间后，国民党两位中将来到七尾，清点了在七尾的中国劳工人数，并在当地升起了国民党党旗。

　　“之后日军对我们看管更严，到什么地方去也有士兵看管，但不敢再抽打我们，他们这样做主要是为了保证劳工回国时的人数与国名党将领清点时的人数要一致。”王德功老人说。

　　1945年12月底，七尾的中国劳工终于从日本九州上了船，四天四夜后到达塘沽，之后又乘火车到达天津北洋大学，领取了回国证书。

　　遭受日军一年多的暴虐、无数劳工惨死他乡，幸存的劳工终于回到了日思夜想的祖国，劳工们的心暂时有了着落。

　　领取了回国证书后，当时政府并没有给劳工们发放回家的路费，劳工们的命运再次有了波折。

　　“我身无分文，又没有回家路费，除了当兵混口饭吃再没有别的办法，于是便到北京参加了傅作义的部队，被编入16军94师282团第一营机枪一连，傅作义起义后我又参加共产党的军队，被编入65军195师583团机枪连，并参加了对阎锡山的作战，解放战争后期回到了河南老家。”王德功老人告诉记者回国后的遭遇。

　　而同时回国的刘老贵则在回忆录中写道：我们回到天津海港，国名党又强迫大批劳工参加汽车23团，我只到1948年张家口解放后，才又参加人民解放军，并改名刘德贵，才算真正看到了青天。

　　维权是为了尊严

　　虽然劳工们终于回到了祖国，但遭受日军暴虐的经历不仅成了他们心中永远的伤痛，也给他们带来了巨大的损失，维权成了幸存中国劳工的集体心声。

　　“我去日本时家里有母亲、两个兄弟和一个妹妹，但等我回到老家时，母亲已经改嫁，弟弟被送给人家，而一个弟弟和一个妹妹则因为饥饿永远地离开了人世。”11月4日，王德功老人谈起这段往事，眼泪不停地在眼眶内打转。老人说，如果他一直在家，相信情况会好一些。

　　回到家的王德功积极参与当时的土地改革，并在很多人不敢当民兵时加入民兵队伍，解放后也一直担任村里的小组长。

　　刘德贵老人则写道：我国所有的受难者一定要向日本政府索赔各项损失和人身伤亡费，这是理所应当、天经地义的，也是所有在二战期间遭到日军侵略、抢夺、屠杀、奴役过的国家和人民的最终愿望和应得的补偿......我们被迫去日本神户作苦工，辛辛苦苦干了一年分文不给还遭受暴虐，这合理吗？

　　所幸的是，受幸存中国劳工的委托，“二战期间日本七尾中国劳工联谊会(简称联谊会)”已向日本金沢地方法院提起诉讼，决定为这批劳工维权，此案也将于11月28日在日本开庭审理。

　　“我已81岁了，不为钱，只为民族的尊严，为千千万万中国劳工的血泪讨个说法。”刘德贵老人对记者说。

　　一个永远无法详细统计的数字

　　1944年11月，399名中国士兵和平民被侵华日军强制运往日本国内做苦役，并遭遇非人的折磨，一年后这些劳工回国时15人已客死他乡，64人完全失明。那么，在二战期间共有多少中国劳工被强制运往日本，并遭受日军暴虐呢？

　　据刘德贵老人介绍，与第一批到七尾的200名中国劳工同去日本的共有922人，但到1945年回国时，已死于日本国土的达300余人，但究竟多少人死难日本并没有完全统计，而死在运送途中的劳工更无法统计。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编研部主任李宗远表示，目前国内尚无一份完整的名单能够涵盖全部在日劳工，因此也就不能完全掌握二战期间中国劳工在日本的全部情况，而这给中国劳工向日方索赔造成不小的困难。

　　日本战败后害怕远东国际法庭就中国劳工事件起诉，就要求日本55家企业的135个就业场所就奴役中国劳工一事撰写报告书，并呈送给外务省，外务省根据各企业呈送的报告书汇编成总册，这便是后来的《日本外务省报告书》，但远东国际法庭并未就此起诉，日本外务省也没有呈送此报告，因而此事一直隐瞒没有公布。 1964年，一些华侨与日本友人一起依据《日本外务省报告书》，共同修订了《强制劳工名册》，这份名册中提到的二战期间在日中国劳工数为4万人。

　　李宗远认为此数目并不准确，《日本外务省报告书》公布当年中国在日劳工为38935人，共分169批次，分布在55个企业的135个作业场所。但这个统计只是针对1945年日本战败后还分布在日本各企业的中国劳工，那些在被抓过程、运输过程中死去的劳工并没有统计在册。还有一些企业比较狡猾，只统计了死去的劳工，而没有统计活着的劳工。有的企业报告的人数为零，明显是在掩盖历史真相。

　　此外，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曾找到一些不在这份名单上的幸存者，而据调查仅二战期间关押在

石家庄集中营的劳工就在5万人以上，大部分都去了日本，所以日方统计的38935人的数字显得不可信。
　　二战过去50多年了，幸存的在日劳工有的已经去世，活着的也已到风烛残年，可是我们对这段悲惨的历史，到现在都没有一个全面准确的了解，这一方面使受害的劳工得不到应有的赔偿，另一方面是日本右翼势力更加猖獗。刘德贵老人希望，更多的知情者加入到寻亲活动中，为还原历史真相提供有力的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