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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关东军特务机关述略(2008-05-22 15:58: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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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7-7-29 19:35:37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辽宁大学日本研究所 张劲松

自日本作家森村诚一撰写的《恶魔的饱食》一书问世以来,人们大都知道在哈尔滨市郊
的平房曾经有过一个食人恶魔——日本关东军“满洲第731部队”。但对于在哈尔滨市内还
曾经存在过一个绝不亚于731部队的机关——关东军特务机关,恐怕知者不多。本文拟就日
本关东军特务机关的兴亡及其侵略罪恶作一论述。
                                             一
   日本自明治维新以后,开始走了上发展资本主义的道路,同时也走上了“强兵富国”的侵
略扩张之路。间谍特务活动就成了日本对外侵略必不可少的手段。日本的间谍特务活动,大
致可以分为由军部指挥的军事间谍特务系统,由右翼团体(如犹存社)组成的民间特务系统,
以及由外务省领导的外交特务系统。在军部系统中,又可以分为以参谋本部为首脑机关的陆
军特务系统和以军令部为核心的海军特务系统。关东军特务机关属于陆军系统的军事间谍
特务机关。
   像关东军特务机关这样的特务组织是极其秘密的,其正式名称只记录在军部的秘密卷
宗里。军事间谍的公开身份可以是名正言顺的武官,也可以是堂而皇之的顾问,还可扮成商
人、学者,甚至和尚、仆人。有人称之为“穿西服的忍者”。但他们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为日本
的侵略扩张服务。他们的作用非同小可,甚至“一个人可以顶上一个师团”。
   军部系统的间谍特务,初期或以驻在武官、顾问的名义公开地进行特务活动,或乔装打
扮秘密刺探情报。在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日本军部对华特务活动中,曾出现过“青木机
关”和“坂西机关”等著名的特务机关。在甲午战争、日俄战争中,军事间谍曾发挥了重要作
用。但其规模相对有限,也未形成固定制度。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期,日本军事间谍特务
活动才出现了一个新高潮。
   日本军国主义推行侵略扩张的“大陆政策”,始终以中国和俄国作为最大的敌手。日俄战
争后,日本攫取了“南满”权益,欲图向“北满”和内蒙发展,攫取所谓“满蒙”权益。为此,对俄
军事间谍活动不断加强,曾派遣中岛正武、石坂善次郎等“俄国通”情报军官,到北满和俄国
进行间谍活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列强各国忙于欧战,日本认为“大正天佑时代”来到
了,加紧在亚洲的侵略扩张,军事间谍活动更为活跃。日本军部一面派遣大批军官前往俄国
考察军事和收集战时情报,一面着手制订了推进设立谍报据点的计划。拟定从1916年8月
至1918年2月在西伯利亚中部和东部、1918年3月在中国西部扩大设立新的谍报据点。这
个计划表明,日本军国主义决心乘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有利之机,迅速扩大日本的势力范围。
其特点是,以朝鲜和南满为基地,展开扇形扩张攻势。一面向北取代俄国在北满的地位,进而
向西伯利亚发展;一面向西攫取内外蒙权益,进而向中国西北推进。
    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后,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扩张更增添了“防止赤化”的色彩。日本
为积极准备出兵干涉苏联,军事间谍活动更为猖狂。此前,军部已在早就建立的军事间谍据
点哈尔滨设立了“黑泽机关”和“武藤机关”。1918年春,军部决定谍报部门总动员,实施间谍
扩张计划。谍报首脑参谋本部第二(情报)部长中岛正武亲自前往哈尔滨,俄国班长坂部十寸
穗赶赴海参崴。8月,日本发表“出兵宣言”,伙同英美法等帝国主义国家武装干涉苏联。至是
年底,日本先后出动第12、第7、第3师团,占领了远东地区及外贝加尔的赤塔地区。这期间,
日军派出以武藤信义为首的特务机关进驻高尔察克反动政权所在地鄂木斯克,成为有史以
来日军向西和向北推进最远的陆军部队。
   但是,帝国主义的支持并不能阻挡红军的猛烈攻势,日军在各地遭到沉重打击。最令日
军头痛的是“如何解决第一线部队遇到的纯作战以外的各种复杂问题”。对此,军部经研究认
为,有必要按军队配置军事外交机关,以解决上述问题。关于这个机关的名称,根据俄语
ВОЕННАЯМИССЯ,译成日语意为“军事委员”,最后采纳高柳保太郎的建议,军部于1919年
2月决定将军事间谍机关正式命名为“特务机关”。各机关原则上归军司令官统辖,在军参谋
长指挥下开展业务。其任务规定为“统帅范围以外的军事外交和收集情报”。由此,日本特务
机关正式出现。
    1919年秋,日军经过整顿确定以下特务机关,既海参崴、尼科尔斯克、伯力、布拉戈维申
斯克、赤塔、伊尔库次克、鄂木斯克、哈尔滨。同年春,日本调整殖民地侵略体制,将关东都督
府一分为二,分别设立了关东厅和关东军。哈尔滨特务机关转隶于关东军。其后,日本虽然
几次轮换军队,先后动用了11个师团,最多时达7.3万人,仍无法改变干涉失败的局面,不
得不于1922年6月发表撤兵声明,10月狼狈地从苏联撤出军队(库页岛除外)。日本特务机
关也随之撤出,只在北满的哈尔滨、满洲里和黑河保留了三个据点。
   此后,关东军侵略野心不死,以哈尔滨作为“北向”情报战略的中心据点,一面加强中苏
边境地区的间谍据点的建设,密切注视苏联的动向,并积极指导所谓“白俄工作”;一面加强
进行对苏作战情报资料的研究。其重点一是北满兵要地志,一是中东铁路及西伯利亚铁路的
运输能力。为此,关东军与满铁相勾结,别出心裁地搞出了一个“满铁嘱托员制度”。即选拔
优秀的情报军官出任哈尔滨特务机关助理,并以满铁哈尔滨事务所调查课嘱托的身份进行
间谍活动。首任嘱托为神田正种大尉,其后有大内孜少佐。他们所刺探的情报和研究的成果,
对日本后来发动“九·一八”事变及迅速占领东北发挥了重要作用。
   如果说哈尔滨特务机关是关东军针对苏联的“北向”间谍中心据点的话,与此相对应,针
对中国的“北向”中心据点就是奉天特务机关。自清末民初以来,奉天就是东北的政治、经济、
文化中心,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日俄战争后,日本在旅顺设立了关东都督府,旅顺成为军部
“对满”间谍特务活动的中心,但由于东北的政权中心在奉天,日本侵略者感到鞭长莫及。为
解决这一问题,关东军成立后,于1920年5月设立了奉天特务机关。该机关作为关东军的
代言人,在“九·一八”事变前的任务是,刺探东北的政治、军事、经济情报,干涉、控制和颠覆
东北政权。可以说,这一时期关东军特务机关的工作重心在奉天。由于奉天特务机关的重要,
一直由关东军直辖。关东军特务机关“对满”工作的次重心在吉林。早在关东军独立之前,军
部就于1918年6月设立了吉林特务机关。其主要任务是协助“奉天大哥”开展以张作相为代
表的吉林政权的工作。
   “九·一八”事变前,关东军特务机关“对满”工作的一个主要特点是,通过派遣军事顾问
的途径“指导”东北政权。自清末以来,日本骗取中国政府同意其向中央和地方政权派遣军事
顾问,大批日本军人便堂而皇之地成了中国各级政权的座上客。在东北的日本军事顾问主要
有:菊池武夫、町野武马、本庄繁、松井七夫、土肥原贤二等人。这些顾问名义上是由中国各级
政府招聘的,实际上是日本军部安插的耳目。他们打着“顾问”的招牌,成为潜入中国各级政
权内部最阴险的间谍。
   这样,关东军特务机关在北面以哈尔滨特务机关为中心,主要开展对苏间谍活动,在南
面以奉天为中心据点,从事对华“谋略”工作。战后苏联获得一份关东军特务机关制定的秘密
谋略计划,曾拿到远东军事法庭作为重要证据。其主要内容是:进行反苏反共反犹太宣传;破
坏西伯利亚铁路;在远东建立反共组织;加强“外蒙工作”;镇压在满洲及中国关内的“赤色”
团体;准备通信谋略措施;制订与北满作战一体化的谋略计划。为落实这个计划,哈尔滨特务
机关在原有俄国班之外,新设了中国班,与奉天特务机关配合,加强“对满”工作。
    1931年,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侵占东北后,关东军特务机关的工作重心有所转移,
即由“对满”工作转向以“对苏”工作和对华北、内蒙的谋略工作为重心。“对满”工作本身也转
变为维持关东军在东北的殖民统治。
   在“对苏”工作方面,关东军加强在所谓“满苏”边境地带设立间谍据点,主要有珲春、密
山、、三河、海拉尔等特务机关,下面还有许多分派机关及派出所,形成了以哈尔滨特务机关
为核心的较大规模的对苏情报网。机关本部也不断刷新,至“七·七”事变前,新设了白俄事
务、文书谍报、特别谍报、特殊移民等业务内容。“七·七”事变后,关东军在伪满军中建立了
一支秘密部队,称为“浅野部队”,实际业务由特务机关的小野少佐指挥。这是日军最初的非
正式的情报部队。1939年关东军挑起诺门坎战争,哈尔滨特务机关组成两个战场情报班协
同作战。事后军部总结惨败教训,对情报业务研究得出四项结论1)情报机构编制化;(2)刷
新提高业务;(3)设立野战情报队;(4)设置俄语教育队。根据这个结论,关东军对特务机关进
行了大改组。
   原来哈尔滨特务机关,只是在业务上掌握各地的特务机关,而行政人事方面则由关东
军司令部第2课统管。这在实际工作上有很多不便,于是关东军决定彻底刷新特务机关,于
1940年8月正式设立关东军情报部。原哈尔滨特务机关改为情报部本部,各地特务机关改
为情报部支部。本部最初主要直辖“北满”各支部(同时指挥大连支部),不久又在内蒙设立阿
巴嗄支部,活动范围不断向西扩展。
   在“对华”工作方面,关东军以奉天特务机关为中心,策划了挟持溥仪、上海事变、制造伪
满傀儡政权等阴谋。1933年关东军侵占热河之后,又将黑手伸向华北、内蒙及西北,策动冀
东傀儡政权,制造察东事件,拉拢内蒙王公,策划建立伪“蒙古军政府”,发动绥远战争。(具体
后述)
   在“对满”工作方面,日本占领东北建立伪满政权后,关东军成为日本法西斯在东北进行
殖民统治的“太上皇”。军、警、宪、特是其统治的主要支柱。特务机关作为关东军实行法西斯
统治的工具,在维持伪满政权方面也发挥了重要作用。在伪满初期的警务委员会等统治机构
中,特务机关是其重要组成部分。“七·七”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为进一步扩大侵略战争,
加强开展所谓“秘密战”。关东军特务机关一方面加强对苏谍报谋略活动,一主面加强对“反
满抗日”活动的镇压和破坏。为此,关东军决定在原有特务机关的基础上,又在伪满政权内部
设立由其直接控制的特务机关——伪保安局。形成“日满协作”的大特务系统。伪中央保安
局由关东军参谋部第2课控制,伪地方保安局由各地的特务机关指挥。
    1941年,日本为准备对苏战争,实施“关特演”,关东军间谍特务活动更为活跃,新设了
第5课,由原奉天特务机关长池田纯久任课长,主持所谓“占领地行政”研究。此后虽然日军
实行“南方优先”战略,但关东军的对苏工作继续得到加强。特别在谍报和谋略方面,新设了
矶野谋略部队、临时航空队、一面坡训练所,以及情报部教育队、通信班等机构和部队。特情
力量和力度明显加强。但是,随着日本在太平洋战场日益走向穷途末路,关东军实力大为削
弱,不得不采取“持久守势”战略。情报部也相应发生转变,原有边境攻势间谍据点不断收缩。
到1945年夏,日本颓败之势已十分明显,关东军为负隅顽抗,决定将情报部所属机关和部队
联同宪兵队改编为特别警备队,企图以游击战和秘密战的方式弥补不可收拾的颓势。但未等
改编完毕,苏军就发起了大举进攻,关东军迅即败亡。
                                               二
   关东军特务机关是日军最大的间谍情报机构,业务上受关东军参谋部第2课指导。奉天
和哈尔滨机关是关东军特务机关的两大支柱。“九·一八”事变前,奉天机关是主导机关,“九
·一八”事变后哈尔滨机关渐次占据主导地位。至1940年哈尔滨机关改编为关东军情报部
本部,形成了规模庞大、手段多样、制度较完善的军事间谍系统。哈尔滨本部设有6个班,第
1班(总务)、第2班(文谍)、第3班(白俄)、第4班(谋略、器材)、第5班(情报)、第6班(宣
传)。下属支部14个,其下有分派机关、派出所数十个。其他隶属或指挥的机关和部队7个。
其任务主要有谍报、宣传、谋略、防谍、人员培养等。
   谍报是关东军特务机关的主要工作。分为文书谍报、人员谍报和科学谍报。科学谍报主
要指用无线电截听等科学手段窃取情报,这项工作主要由关东军通信队负责。特务机关主要
负责文书和人员谍报。文书谍报(简称“文谍”)是指通过各种印刷物获取情报。这项工作在
1935年前后初步形成规模,由第2班负责。1941年前后已有日本军官37名,白俄52人。主
要分析资料有苏联的真理报、红星报、劳动报以及各种军事、政治、经济杂志。另外还有“音
情”和“音秘”资料。前者指高速莫尔斯电报资料,后者指旁听无线电话资料。各种文书情报
资料由资料班集中管理,分析研究。1945年6月,情报本部召开了一次关于日苏开战形势分
析会议,文谍班根据资料分析,提出苏联会很快发动进攻,但关东军对这一意见未予采纳,而
判断苏军进攻时期在入秋以后,结果被苏军打得措手不及。人员谍报在关东军内部称为“哈
尔滨机关特别谍报”,既通过派遣特务打进苏联驻哈尔滨总领事馆窃取情报。这项工作是从
1936年安藤时代后期由山本敏少佐开始的。后由小野少佐继续。最初由山路翻译官操纵白
俄米哈伊诺夫,与总领事馆电信员接触,偷取往来无线电文,关东军通过这一渠道获得了大
量情报,甚至有南洋英美军队作战构想的情报。曾任哈尔滨机关长的关东军总参谋长秦彦三
郎自我吹嘘说:“最近‘哈特谍’提供的有关南方的敌情报极为重要,就连大本营收集南方情
报也要依赖‘哈特谍’,为此,不胜荣幸。”其实,有些情报是苏联故意透露给日本的,有些则
是假情报。但关东军仍自鸣得意地认为“每月五、六千日元的巨款没有白花”。
   与这种平时谍报相对应,还有战时野战情报业务。诺门坎事件时,哈尔滨机关派出了两
个战场情报班,但效果不佳。为弥补这一缺陷,关东军情报部设立了野战情报队,编制为军官
数人,兵力两个分队,配有无线电和汽车。
   关东军特务机关还有一种极端秘密和残忍的谍报手段,就是从所谓“越境入满者”口中
获取情报。这项任务由“保护院”负责。“保护院”实际是非法拘留外国人(主要是苏联人和蒙
古人)的集中营。本部设在哈尔滨市郊的香坊,主要关押苏联战俘。初由伪哈尔滨市公署负
责,1942年2月移交情报部管辖。另一处设在内蒙王爷庙,主要关押蒙古战俘,由情报部兴
安支部主管。“保护院”的正式名称叫关东军特别调查部,分为总务班、情报班、工作班、宪兵
班、警备队(步兵2个分队)等。这里经常关押着150—200名所谓“越境者”,大部分是苏联军
人,也有苏联市民被日本国境守备队拘留后押到这里。“保护院”通过刑讯逼供,弄清他们的
身份,再分别处理。对有利用价值的进行策反,予以逆用。对一般无价值者充做苦力。约在
1943年底有约100人被送往阜新煤矿,后来至少又有两回。而对态度顽抗或不守“院规”者,
则按关东军的指令,送到平房驿站(即731部队)去。
   所谓“宣传”工作是特务机关的一项十分重要的工作。关东军为达到反苏反共、发动战争
的目的,推行民族分离的思想对策。这种宣传政策的主要对象是俄国人和蒙古人,其范围分
为对内和对外两方面。对内在“五族协和、王道乐土”的总方针下,对俄国人主要以反苏反共、
复兴俄罗斯帝国为口号,鼓动白俄反攻苏联。这方面工作,在哈尔滨特务机关的指导下,主要
由白俄事务局担当。其手段有利用广播,文艺演出以及各种集会等。对蒙古人以吹捧其崇拜
的偶象成吉思汗为根本理念。为此,关东军不惜重金,在兴安军官学校附近的山岗上,建造了
一座十分壮观的成吉思汗庙。这对欺骗“蒙系”军官为其卖命起到了不小的作用。
   所谓“谋略”,主要是指以非常手段破坏铁路、桥梁、军事设施的间谍活动。日军称之为
“威力谋略”。关东军从将来对苏作战考虑,认为使用“威力谋略”是确保对苏作战优势的重要
手段。为此,关东军从1936年开始组建白俄谋略部队。先后组成松花江、横道河子、海拉尔
三支部队,统称“浅野部队”。“关特演”期间,关东军将浅野部队一部派往“满苏”边境的漠河
地区,准备实施“威力谋略”。同时又在昌图组建了士兵为蒙古人的矶野谋略部队”(初隶属于
伪满治安部,称为第868部队,由关东军直接指挥,1943年3月改称第53部队,转归情报部
指挥,1944年7月改编为正规日军,番号为关东军第2游击队)准备开战时对外蒙实施谋略
作战。虽然关东军十分器重这两支部队,但一直未能派上用场,最后在关东军的大崩溃中化
为乌有。此外,关东军还策划了“K号工作”的谋略计划,企图仿造苏联舰艇,袭击伯力的桥
梁和江上设施。最终未能实行。
    所谓“防谍”,对关东军来说,就是防范敌方(主要是苏联、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势力以
间谍方式危害其安全及伪满的统治。这项工作称之为“秘密防御战”。其任务主要由关东军
宪兵队负责,伪满保安局协助。但因特务活动的双重性以及保安局受特务机关指挥,所以特
务机关也在“防谍”工作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所谓“人员培养”,就是专门系统地培训间谍人员。“九·一八”事变后,关东军为加强间
谍情报人员的力量,于1933年开始实行所谓“北满研究员制度”,派遣参谋军官到特务机关
学习和研究谍报业务。诺门坎事件后,关东军为加强对苏情报业务,设立了俄语教育队(第
345部队),主要培养掌握俄语的谍报人员。在专业技术培训方面,关东军为提高间谍工作的
技术含量和机动能力,从1943年开始组建临时航空队(第377部队),主要培训远距离活动
的间谍人员。这支部队被称为情报部骄子。但由于关东军在颓败局势下采取守势战略,不得
不于1945年1月将其解散。另外情报部还于1943年建立了谍报和谋略人员的秘密培训基
地——一面坡训练所(第322部队),下设一个谋略队和四个谍报班。情报部教育队(第471
部队)是专门培训野战情报人员的机构,于1944年7月成立,下设三个中队和一个军官学员
班,第2期学员未及毕业就遭至败亡。
                                     三
   关东军特务机关是日军最大的间谍谋略部队,人员最多时达4000余人。自1919年正式
成立以来,作为关东军有力的“羽翼部队”,通过密如蛛网的间谍据点,以极其卑鄙和残忍的
手段,犯下了滔天罪恶。
   “九·一八”事变前,关东军特务机关的重心是所谓“对满”工作,在关东军参谋部的指导
下,主要通过奉天特务机关和日本顾问两个渠道,相互配合地展开阴谋侵略的特务活动。
    1925年郭奉战争期间,当郭松龄举兵进逼奉天,张作霖政权岌岌可危之时,关东军为维
护日本帝国主义在东北的利益,认为必须“扶张抑郭”,遂派参谋长斋藤前往奉天,通过张作
霖的顾问町武马与张密商,斋藤表示,关东军全力支持张作霖政权,要求张出卖东北权益。正
是由于关东军的武力支持,才使得张作霖政权起死回升。
    1927年东方会议后,日本帝国主义展开了侵略扩张的新攻势。关东军作为侵华急先锋,
积极策划侵略东北的阴谋,制造了皇姑屯事件。在这一过程中,特务机关是积极参与者。其
一,所谓“南方便衣队”就是通过特务机关实施的。其二,事件发生后,特务机关在奉天城内制
造了多起爆炸事件,为关东军行使武力寻找借口。其三,特务机关暗中支持日本退役军人荒
木(中国名黄慕),在东北军中组建所谓“模范队”,以作为发生突发事件时的内应。
   皇姑屯事件后,关东军又将“谋略”矛头指向以张学良为首的东北政权。一方面对张学良
威逼和引诱,关东军司令官亲自出马恫吓,而日本顾问土肥原别有用心地写了一个叫“王道
论”的东西,劝诱张学良当“满洲皇帝”,遭到张学良的严词拒绝。另一方面,特务机关散布流
言蜚语,挑拨东北政要的关系,企图造成东北政局的混乱。这是发生“杨常事件”的一个原因。
   东北易帜后,关东军不甘心失败,开始策划侵占东北的新阴谋。除在军事上加紧准备之
外,在政治谋略主面更为猖狂。其一,1931年春关东军制订了《处理满蒙问题的方案》,其中
一个方案就是运用谋略创造解决“满蒙”问题之机会。根据这个方案,关东军进而制订了《蒙
古独立计划》和《间岛独立计划》等。其二,军事间谍活动更加频繁。从1929年到“九·一
八”事变前,关东军组织了三次较大规模的“参谋旅行”,一面考察战略要地,收集军事情报;
一面为发动战争进行演练。另外还派出大批军事间谍,深入边境禁区刺探情报。中村事件就
是最为突出的军事间谍案。案发后,关东军又将其作为发动战争的重要口实。其三,为将东
北军主力牵制于关内,削弱东北的防务力量,关东军与军部中央密谋,派遣土肥原前往天津,
策动阎锡山、石友三叛乱。阎锡山在关东军的怂恿下,从蛰居地大连秘密返回山西,但其老奸
巨滑,未敢轻举妄劝。石友三则在土肥原的支持下发动叛乱,虽很快被东北军击溃,但迫使东
北军增调关内,造成东北防务空虚。日本军部达到了调虎离山的目的。
   关东军发动“九·一八”事变后,很快占领了东北三省,建立起伪满傀儡政权。其中一个
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得力于间谍特务活动。其一,日本通过长期推行“恩惠”策略,使许多东北
军政要人见利忘义,有的很早就成了日本侵略者的走卒,有的在事变后经不住刺刀威逼或高
官厚禄引诱变节投敌。如熙洽、张景惠等人。其二,事变后关东军利用汉奸,打着“民众自
愿”的旗号,在占领地建立“维持会”,其实权完全操纵在日本顾问或指导员手中。这是关东军
控制地方政权的重要形式。其三,溥仪成为伪满傀儡政权名义上的最高统治者,主要是关东
军阴谋活动的结果。事变后关东军研究认为,溥仪是未来东北新政权首脑的最为适任者,于
是在土肥原的主谋策划下,关东军将溥仪蒙骗、挟持到了东北,然后逼其就范成为关东军的
“儿皇帝”。其四,关东军的军事行动都有特务谋略活动的紧密配合。如关东军在进攻黑龙江
过程中,就设立了齐齐哈尔特务机关,派遣林义秀出任机关长,担负劝降马占山和刺探军事
情报的任务。关东军高级参谋坂垣也几次前往哈尔滨等地,开展对马占山的工作。马占山一
度降日,板坦曾自鸣得意。
   伪满政权建立后,特务机关作为关东军统治东北的重要工具,与关东宪兵队构成镇压
“反满抗日”的两把主要屠刀。如果说宪兵队是明目张胆的刽子手,那么特务机关就是乔装打
扮的屠夫。伪满政权的镇压机构可以分为两个系统,既所谓“日系”和“满系”,基本上是“日
系”指挥和控制“满系”。在特务系统中,与关东军特务机关相对应,在伪满政权内部设有保安
局等特务机构和组织。保安局在业务上受关东军特务机关的指挥与监督,其成员清一色都是
日本人,并被赋予“可以不经审判直接处决”的特权。因此特务机关的罪恶就显得更为隐蔽和
无法无天。如1939年伪三江保安局就以所谓“苏联间谍”名义,将两名中国人秘密杀害于松
花江上。在1941年日伪制造的“三肇惨案”中,伪滨江保安局将抗联领导下的5名农民秘密
毒死。保安局还在各地设有秘密监狱,如长春的“东亚寮”、“东兴寮”、哈尔滨的“松花塾”,奉
天的“敷岛寮”等。在这里不知有多少仁人志士惨死在特务机关的屠刀之下。
   关东军特务机关不仅是法西斯统治的重要工具,而且还是积极参与细菌战和毒气战的
罪犯。在731部队进行实验用的“马路他”中,有许多苏联人和蒙古人就是从特务机关所属的
“保护院”转运来的。据曾任“保护院”副主任的山岸研二供称:1945年内被分批遣送那里
(731部队)去的总共约有40名苏联公民。
   关东军特务机关不仅是活动于我国东北的恶魔,而且还将黑手伸向内地,远至西北。“九
·一八”事变爆发后,日本法西斯为转移国际视线,保证伪满政权的出笼,在关东军高级参谋
板垣的主谋策划下,由日本军事间谍田中隆吉挑起了“上海事变”。关东军攻占热河后,对华
北和内蒙虎视眈眈,伙同日本华北驻屯军,开展所谓“华北工作”。在奉天特务机关长土肥原
的主持下,日本制订了分离华北的计划。按照这一计划,日本侵略者拉拢所谓“名望者”,如北
洋将领吴佩孚、孙传芳等,企图造成华北“自治”的局面;或以武力支持汉奸叛乱,如制造了以
汉奸殷汝耕为首的“冀东防共自治政府”;或不断挑起事端,逼中国方面就范,如“张北事件”、
“察东事件”等。日本通过上述各种谋略工作,迫使中国签订了《秦士协定》、《何梅协定》等屈
辱条约,使华北成为“灰色”地区。在经济领域,特务活动也无孔不入。特务机关伙同满铁制
定了对华北的经济蚕食政策,在贸易、金融、关税等方面展开侵略。
   对于内蒙,关东军侵占热河之后,东蒙地区已被划入伪满疆域。关东军继而展开“内蒙工
作”新攻势。1934年1月关东军制定了《对察施策》,指定承德特务机关长松室孝良制订“内
蒙工作”计划,并在多伦等地新设特务机关,加强向内蒙西部侵略。1935年7月关东军又制
定了《对内蒙实施要领》,9月派出副参谋长板垣等人,前往西蒙拉拢德王。在关东军的鼓动
和支持下,德王于1936年5月成立伪“蒙古军政府”,公开投靠日本,成了傀儡蒙奸。不久,在
关东军的策划和指挥下,伪蒙军挑起了绥远战争,但很快就被国民党军队傅作义部击溃,关
东军被迫中止了绥远工作。这样,关东军通过华北和内蒙的谋略工作,在冀东和察东建立起
亲日伪政权,继续推进以东北为战略基地的侵略扩张。
   纵观日本关东军特务机关的历史,我们认为:
   一、间谍特务活动是日本军国主义侵略扩张的重要手段,其破坏性和危害性极大。
   二、关东军特务机关作为日本最大的军事间谍机关,其形成和发展是与军国主义的侵略
扩张相适应的,是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扩张的必然产物。
   三、关东军特务机关是日本军国主义侵略扩张和进行法西斯殖民统治的重要工具,犯下
了不可饶恕的侵略和战争罪行。
   四、在内容上主要可以分为谍报、防谍、谋略等若干方面,其中在谋略工作方面的“功绩”
是十分显著的。
   五、关东军特务机关的工作,在方向上主要可以分为“对华”和“对苏”两大方面,“九·一
八”事变之前,工作重心在“对华”(即“对满”)方面,其后转为“对苏”工作为重心。


   参考文献:
   ①西原征夫:《全记录ハルビン特务机关》,每日新闻社,1980年。
   ②内蒙古アバカ会编:《アバカ特务机关》。
   ③霍燎原等主编:《日伪宪兵与警察》,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6年。
   ④《苦难与斗争十四年》(全三册》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5年。
   ⑤中央档案馆等主编:《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细菌战与毒气战》,《东北历次大惨案》,
《东北经济掠夺》,《东北“大讨伐”》,《伪满宪警统治》)。


本文原载《日本研究》
 楼主| 发表于 2017-8-5 20:17:34 | 显示全部楼层
  坚强不屈的丁济阳
    1942年7月15日凌晨,一群荷枪实弹的日本宪兵闯进了齐齐哈尔市一幢普通的民宅,逮捕了女子国民高等学校青年教师丁济阳,押送到日本特务机关——哈尔滨道里中央大街松花塾秘密拘留所。
    拘留所刑讯室是一幢一连七间的房子,里面陈设着各种各样的刑具:大挂、皮鞭、电刑具、老虎凳......宪兵特务们像一群饿狼,随时准备扑向自己的猎物,整个刑讯室笼罩在一片阴森恐怖的气氛里。
    “哗啦、哗啦......”沉重的脚镣撞击声由远而近。只见一个身材高大,带着镣铐的青年,缓步向刑讯室走来。他浓眉大眼,阔口高鼻,面容清瘦,嘴角流着殷红的鲜血。身上只穿着被撕扯得破烂不堪的衬衣衬裤,脚脖子被铁镣磨出了道道血印,渗出了片片血迹。
    一个戴鸭舌帽的汉奸怪声叫道:“丁济阳,你放聪明点,供出你的同党,其余的事我们好商量。如若不然,嘿嘿,你看看这些玩意,够你小子喝一壶的。你试了哪一样,都叫你不死扒一层皮!”丁济阳昂首挺胸,那紧闭的双唇微微一撇,流露出一丝鄙夷的神色。一个矮胖的日本宪兵头目两眼闪着凶光,长满黑毛的右手一挥,一群如狼似虎的汉奸特务立刻涌了上来,将丁济阳吊在房梁上,手拿皮鞭疯狂地抽打。一下、两下、三下......丁济阳怒目而视,紧咬双唇,不吭一声。过了一会儿,只见他头一歪,昏死过去。敌人赶忙用凉水把他浇醒。又是一顿皮鞭。他又昏死过去,又浇醒......后来,敌人改变了招数,他们用烧红的铁棍往丁济阳身上烙。铁棍往身上一按就冒起一股油烟,他又昏死过去。敌人故伎重演,浇一阵凉水,烙一阵铁棍。鸭舌帽一声又一声地叫喊逼供,矮胖头目指挥宪兵一次又一次地施加酷刑,丁济阳始终没有吐出半个字。
    夜深了,牢房的铁窗口照进一缕月光,落在丁济阳那清瘦而刚毅的脸上。白天的酷热减缓了许多,空气显得很凉爽。一会儿,丁济阳苏醒过来,他已经记不清这是第几次从昏迷中苏醒,白天敌人的酷刑,似乎变成了遥远的事情。忍着浑身的剧痛,眼往窗外皎洁的月光,他心中涌起对敌寇的无比仇恨,对党和同志们的无比怀念。33年的人生旅程,像电影镜头一样,一幕幕出现在他的眼前......
    1908年出生于老虎岗丁玉宝屯的丁济阳,小学毕业后考入齐齐哈尔市中学读书,学业期满又考入北大法学院。
    丁济阳在北平读书时,正值“九.一八”日本侵略中国东北,身为北大法学院学生代表的丁济阳,积极参加各大学学生组织的“抗日请愿团”,赴南京向国民党政府请愿。后由组织派回东北家乡,发展抗日武装。
    1932年7、8月间,丁济阳在安达县和刘乃风、李克诚等人深入义勇军和伪军内部,争取抗日武装力量;召开群众大会和爱国人士座谈会,宣讲团结抗日的意义,组织青年学生参加宣传抗日小分队,印发、张贴宣传抗日的传单、标语,丁济阳为抗日救国不避艰险,日夜奔走。同年8、9月间,他同父亲丁德身等数人去巴彦参加抗日游击队,在巴彦、依兰、佳木斯一带开展游击战,打击了日本侵略者的嚣张气焰。在一次战斗中,由于寡不敌众,抗日部队遭到日军残酷“围剿”而解散。丁济阳同父亲冒着生命危险,将一些武装弹药用马驮回家掩藏起来。
    以后,丁济阳奉组织之命打入“满洲帝国协合会”新京总部,秘密开展党的地下活动。
    后来,他奉命来到齐齐哈尔女子民国高等学校任教师,继续开展党的地下工作。在这期间,丁济阳白天上课,晚上下班一回家就忙着写材料,向党组织汇报工作,提供日伪政治军事等方面情报,常常一直写到夜阑更深。
    窗外夜色更深了,丁济阳凝视着铁窗,目不转睛。他百思不得其解:“敌人是怎么发现我是共产党员的呢?敌人还对哪些同志施暴了呢?党组织遭到破坏达到什么程度呢?”
    第二天,日寇又对丁济阳施用了更为惨无人道的毒刑:灌辣椒水、坐老虎凳、往手指尖里钉大头针......但他仍然一句话也不说。
    丁济阳的爷爷想尽了一切办法,两次去看望他。可是爷爷只透过铁窗口见到孙儿一面。当时,丁济阳已被折磨得不成样子,他扶着墙、咬着牙,坚强地站起来,望着老泪纵横的爷爷刚强地说:“爷爷,不要难过,你孙子没愧对祖先,没愧对爷爷,中国人流血不流泪。小鬼子没几天蹦跶头了,回去告诉乡亲们,就说我丁济阳问他们好,让他们为我报仇啊!”爷爷回家后哭诉了丁济阳的遭遇,说:“济阳很坚强,没有屈服!”
    时间已经是1943年夏天了。一年之间,丁济阳所受刑讯不计其数,常常是走着去受刑,昏死后被拖回监狱。然而,无论是酷刑威逼,还是政治引诱,丁济阳始终是坚强不屈,视死如归。敌人对丁济阳再也不抱什么幻想了,将这位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英勇的抗日战士秘密杀害于哈尔滨。
    直到1945年日本帝国主义投降,才从敌伪档案中弄清了丁济阳被捕的原因:1941年东北抗日联军第三路军十二支队在“三肇”地区游击中,不慎丢失一份文件,文件是一小块美浓纸复写的名单,其中有李克诚及丁济阳的名字,这份文件不久便落到日伪警特手中,丁济阳因此被捕。
    1946年安达解放,丁济阳的父亲将他们父子冒死掩藏在家中的武装弹药交给了人民政府。人们抚摸着这些弹药,心中充满了对烈士丁济阳的无比崇敬和怀念。(完)

 “巴木东大检举”捕杀数百反满抗日志士

  赵万金老人经历的那次大搜捕发生在1943年春夏之际,是日本侵略者在巴彦、木兰、东兴(今木兰县东兴镇所辖区域)三县制造的骇人听闻的惨案,日本侵略者把这次骇人听闻的血腥镇压称为“巴木东大检举”。
这次大检举,是日伪政权对江北地区反满抗日武装力量进行的一场残酷围剿、屠杀和镇压的罪恶活动,对那里的人民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

  起因

  1941年春,“三肇惨案”发生后,抗联第三路军的十二支队由肇源、肇州、肇东、兰西、青岗等地撤出,转移到绥棱、庆安、铁力一带活动。

  十二支队在政治部主任朴吉松的率领下,向木兰、巴彦、东兴一带转移,展开游击战争和群众工作。1942年7月,朴吉松率领17名战士攻打了庆安县大罗镇,火烧了警察所、大烟馆,缴获长枪十几支。8月,袭击木兰县石头河子(石河镇)村公所,缴获长短枪9支,子弹四五百发,又烧毁了开拓团和伪机关的许多房舍。9月11日袭击了东兴县大贵警察所。之后,十二支队又进到巴彦县北部山区一带,先后攻打了四间庙、万发村和长春警察分驻所。

  同时,他们一路上播下了革命的火种,激起当地人民抗日救国的热情,纷纷成立抗日救国会农民武装队。当地群众参加抗日救国会和农民武装队热情之高,人员之多,使得日伪当局胆战心惊。伪滨江省警务厅特务科针对十二支队抗日活动之猛,发动党的外围组织之快,命令各县特务股的特务到现场调查,加强对该地区的控制,进一步切断抗联与群众之间的密切联系,这就引起了“巴木东大检举”惨案的发生。

  导火线

  为了镇压巴、木、东地区的抗日活动,1942年春,伪滨江省警务厅成立了肃正工作委员会。又网罗抗联的一些叛徒,利用他们打入抗联内部进行刺探、搜集情报。当时日伪特务一方面暗中进行侦探,一方面配备大批讨伐队到巴彦、木兰、铁力、庆安等县进行搜山围剿,逮捕我抗日工作人员和积极反满抗日的群众。

  1942年8月,伪铁力警务科发现抗联三路军总参谋长许亨植和十二支队以后,带领一伙人一直尾追到庆安境内。伪庆安警务科警正小松桂三任命国长有为讨伐队队长,宫富为队副,组成50人的讨伐队,进行搜山围剿。

  8月3日天亮时,许亨植等人在青峰岭生火做饭,被讨伐队发现,当即将许等包围。在战斗中,许亨植和陈云祥牺牲。讨伐队从许亨植的文件包里搜出王新林、李兆麟等给许的指示文件、电报,特别是巴彦、木兰、东兴、哈尔滨等地抗日救国会组织名单,为“巴木东大检举”事件的发生提供了重要的情报资料。

  同年9月,伪滨江省警务厅日系特务带领特别搜查班分赴巴彦、木兰、东兴三县,成立了各县的特别搜查班,各警察所又成立了分班,以下又分若干个行动组,并在三县村屯都建立了谍报网,以担负侦察和搜集抗日联军在各地建立的群众组织及抗联地下工作人员活动的情报。据敌伪档案记载:参加侦察的有伪滨江省警务厅特务12人,巴、木、东三县特务144人,密侦29人,嘱托人8人,共计193人。

  抓人

  经过敌特的精心侦察,特搜班掌握了抗日救国会、农民武装队的活动情况,伪滨江省警务厅依此制定了“巴木东肃正工作计划”,并将其计划拟成图表,其中包括被捕人的姓名、详细住址及特征,参加逮捕人员和编班情况以及有关逮捕前的准备工作等。

  1943年2月,抗联第三路军一名政治工作人员在巴彦被特务逮捕后叛变投敌,供出了朴吉松的警卫员护送三路军特派员阎继哲、李景荫两人来巴彦县工作,住在兴隆镇西北李碗铺屯的情报。紧接着特务带人在天黑时将阎继哲、李全和李延宾3人逮捕。第二日,将他们押至哈尔滨“松花塾”(监狱)。

  朴吉松的警卫员被捕后,被敌人的严刑拷问吓破了胆,又经过其他叛徒的劝说,投降敌人当了叛徒,暴露了阎继哲在兴隆镇的活动据点是冯九德、冯殿文开的六合一木场,致使冯家父子都在大检举中被逮捕,冯殿文惨死狱中。

  巴、木、东三县伪警察署设立检举、取调、警备、看守、庶务5个班。检举班下设17个组,组长均由日本人充任;取调班即是审讯班,下设10个取调室,每个取调室有司法警察官和翻译各一名;警备班和看守班均由伪滨江省警备大队调来的特工人员负责。巴彦县警特人员有251人参加了这次大检举行动,木兰县除140多名警特人员参加逮捕外,还有由伪滨江省警务厅从外市、县、旗调集来的日伪警特169人。

  1943年3月15日,天刚蒙蒙亮,敌特3个特搜班,在伪警务厅的指挥下,在巴、木、东三县同时进行搜捕,按档案里的名单,当场拆封,对号逮捕。这些日本特务和汉奸走狗非常残忍,凡是被捕的人,每人头上都套一顶长长的黑帽子,下口处用布缠在脖子上,有的被带上了手铐、脚镣,有的两手被铁丝拧上反绑着,有的嘴被塞上了黑布……一夜之间,在巴、木、东三县逮捕抗日救国会会员、抗联家属和抗日爱国人士334人。70天后,伪滨江省警特人员根据第一次逮捕漏掉和新掌握的名单,于5月25日进行了第二次大逮捕,在巴、木、东三县又逮捕了297人。这两次大检举,在巴彦、木兰、东兴三县共破坏抗日救国会14处,青年义勇军和农民武装队11支,巴、木、东地区抗日活动进入暂时的低潮。

  迫害

  日伪警特把两次逮捕的抗日爱国群众,分别押在巴彦、木兰、东兴3个县的“大营监狱”和哈尔滨“松花塾”。

  关押期间,他们受到了残酷的虐待。看守人员用木棒挨个敲脑袋,日夜不让睡觉;有的监室将高粱米粥倒在一个木槽子里,让被捕人员像猪一样用嘴拱着吃;有的整天给戴黑帽子,很多人被捂瞎眼睛,每天都有人死去;在哈尔滨“松花塾”,监狱每天只给被捕人员两顿饭吃,每顿只给一碗高粱米粥和一个咸菜条子,长期吃不饱,人人骨瘦如柴,天天在死亡线上挣扎,院内就是刑场,他们把人绞死后,都偷偷地扔到荒效野外,使我抗日爱国民众尸骨无存。

  审讯时,为了从被捕人嘴里得到地下党组织和抗联的活动情况,日伪警特使用灭绝人性的手段进行逼供。常用的刑罚有:拷打、上大挂、过电、灌辣椒水或凉水、用火烧、压扛子等。除以上刑罚外,还有“摔皮口袋”、“坐老虎凳”和往手指缝里夹木棍等各种酷刑。

  多数被捕的人员在敌人酷刑拷打逼供面前坚贞不屈、视死如归。木兰的杨景新被打碎了脑袋,东兴的毕文才被活活打死……

  据东兴被逮捕的赵清林回忆:“在东兴监狱和我押在一起的有郭文、张玉喜、刘凤、毕文才。一天晚上,毕文才被拉去审讯,敌人给他上了大挂,将他两手绑在一起,吊起来,用人使劲推动着来回悠荡。敌人还给他们坐老虎凳、灌辣椒水……把他们打得遍体鳞伤,整个身子几乎没有一块好地方,由于多次审讯、施以酷刑,他们都被活活打死在狱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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