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你深度了解哈尔滨四大火车站

我是夏雯静

　哈尔滨东站
　　老三棵树站，车站于1990年10月更名为哈尔滨东站，为哈尔滨铁路枢纽客货综合性一等站。
　　三棵树在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区以东，北临松花江。旧时这里一片荒草塘，唯有三棵大树挺立其间，故名。1934年修筑拉滨铁路时在此建三棵树火车站。现京哈、哈佳、拉滨、滨北等铁路交汇于此，已成为全国一等客货型车站。
　　三棵树站始建于1932年。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占黑龙江地区，同时派遣大批铁路人员控制除中东铁路以外的黑龙江地区所有铁路。1932年，日本傀儡政权“满洲国”成立，由日本控制的铁路名义上改归“满洲国”管辖。但在1933年2月，“满洲国”又同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订立委托经营契约，将东北铁路的管理与建设权交给后者，同年3月，由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在奉天(今沈阳)成立的“铁路总局”统辖。1934年7月，拉滨线在三棵树站与呼海铁路接轨，三棵树站便于1934年正式建成并投入使用。日本投降后，三棵树站的隶属关系曾经历过极为频繁的变动：1946年4月，三棵树站划归北满铁路管理局绥化铁路分局；9月又划归东北铁路总局拉滨分局；12月划归东北铁路总局哈尔滨铁路管理局。1950年4月，车站归属新成立的哈尔滨铁路分局；5月划归齐齐哈尔铁路局绥化铁路分局；1952年底，又划归哈尔滨铁路分局。车站站线多达30条，专用线114条。
　　1987年，车站进行了站场改造，在原候车室南侧新建了5000平方米的候车大厅，原候车大厅改建为售票厅，新建一座钢筋混凝土跨线天桥。2002年，车站又装修了候车大厅和站台，并新建了售票厅和行包办理处，增设了电子显示屏，为旅客提供了优雅舒适的候车环境。从这里开往北安、牡丹江、佳木斯、满洲里、加格达奇、漠河县和吉林的旅客列车，为旅客出行带来了极大的方便。
　　2013年9月26日10：30分，哈尔滨地铁一号线开通，从哈东站发出第一班地铁。至此哈东站成为黑龙江省内第一座也是5年内唯一一座集铁路客运，公路长途(三棵树公路客运站)，市内交通(10多条公交的始发站)，地铁(哈尔滨地铁一号线)于一处的交通综合枢纽。

　哈尔滨站
　　哈尔滨站位于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中心地带，是滨绥线、滨洲线、长滨线、滨北线、拉滨线5条铁路干线的交会点。是全国最大的火车站之一。其外形设计更是独具一格，为欣赏建筑提供了良好的视距和视点。哈尔滨站作为哈尔滨的门户，迎送过众多的异乡宾客。
　　建筑正中是中央门厅，高9.07米，宽敞明亮。门厅作为整个建筑的核心，哈尔滨作为中东铁路的重要枢纽，其站舍成为沙俄借以炫耀其所谓进步文化及强大国力的手段，因而建筑风格采用西欧及俄罗斯盛行的“新艺术”风格。
　　哈尔滨火车站极尽生动之势，比之西欧及俄罗斯同时期“新艺术”设计有过之而无不及。建筑正立面明显地分三个层次，以主入口及两个次要入口为构图中心，其中主入口即门厅入口是整个建筑的焦点。循着宽阔的石阶而上，入口两侧竖起高大的柱墩，饰有双层线脚，上半部分向内收缩，呈类似瓶状，“瓶颈”部分各有一个以柔和曲线贴脸装饰的矩形条窗，划分为细小的方格；柱墩顶部“瓶口”部分线脚丰富，均为柔滑的曲线，正是这些曲线做法使原本尺度较大的柱墩显得活泼丰富。两个柱墩之间即是主入口，主入口下部是两扇饰有曲线门棂的大门，门与门之间饰以圆环状线脚；大门上方是一尺度较大的扁圆形窗，柔美自然，饰以曲线的贴脸，墙面上刻划曲线的站名字母，然后又是弧度一致的几层曲线线脚，丰富而不凌乱，柔美而不夸张，极好地烘托出主入口的空间个性。从柱墩顶端如行云流水般泻下曲线形墙墩，使整个入口处理更加均衡完美。其它两个次要入口的设计相对简洁，但是同样以曲线的门窗贴脸及铸铁的曲线装饰，利用厚重的墙面与门窗的轻盈及铁件的柔美形成对比，渲染出适宜的空间氛围。
　　哈尔滨火车站建筑活泼的窗子及丰富的墙面装饰同样会吸引你的视线。窗的形式有扁圆窗、半圆额矩形窗以及饰以曲线贴脸的矩形窗。窗间墙饰以同心圆环与三条坚线结合的抹灰装饰。这种装饰更多地出现在墙面的装饰上，或呈同心圆环与三条竖线结合的形式，或呈与水平线条结合的形式，这种装饰后来广为其他“新艺术”建筑所效仿，成为哈尔滨“新艺术”的构图要素之一。驻足于建筑之前，每个细节都是那样生动奇异，建筑舒展而大方。

哈尔滨西站
　　哈尔滨西站毗邻哈尔滨六九联中，设计规模18台22线，站房面积70000k㎡。哈尔滨西站东西横距888m，南北纵距540m，距离道里5km，距离南岗5km，距离哈尔滨站8km，距离哈尔滨太平国际机场25km。哈尔滨地铁4号线、哈尔滨地铁5号线经过哈尔滨西站。
　　东北第一大站哈尔滨西站按一站两场设计一次建成，哈大客专联络线、哈牡城际铁路、哈佳新线引入西场；哈大客专引入东场并与哈齐四线贯通东场，设到发线11条，旅客站台6座，西场设到发线7条，旅客站台4座，总计为18个站台22线，站内拥有高架候车室、贵宾室等现代化候车区。整个站舍区域东边到工电路、南北以站场中心为基点，各向南北400米内扩延。同时哈尔滨西站将规划东西两个广场，以东广场为主，设置公交停车场、出租停车场、长途客运站和社会停车场。西广场设计了公交、出租和社会停车场点。
哈尔滨香坊站
　　香坊火车站始建于1898年。改造后的火车站广场，总面积为13050平方米，绿树草坪面积5200平方米，地面彩色步道板、广场道路砖和大理石硬铺装面积3700平方米，并建有广场钟楼、喷泉、灯饰、游人休闲椅、雕塑小品等设施。
　　哈尔滨的历史与铁路是密切相关的。1898年，俄国人开始修建中东铁路，在哈尔滨建设了3个火车站，它们是：松花江站，江沿站，哈尔滨站。松花江站就是现在的哈尔滨车站，但其俄式建筑已于1959年拆除，现在我们到哈尔滨所看到的车站已丝毫无当年的风采。江沿站曾改名为码头站，解放后又改名为滨江站(以货运为主)。
　　在哈尔滨的老一辈人中，有这样的传说“先有香坊，后有哈尔滨”。1898年俄国首批铁路工程技术人员抵达香坊后，即在香坊西修建了火车站，命名为“哈尔滨站”。由于哈尔滨站在西香坊区之内，所以当时整个西香坊最初就被称为“哈尔滨”或“哈尔滨区”。我想这大概就是“先有香坊，后有哈尔滨”的由来吧。1903年7月14日，中东铁路全线通车，由于俄国人称南岗区为“新城”，而按我们中国人习惯则称“新哈尔滨”，为了区别起见，把香坊“哈尔滨站”改为“老哈尔滨站”解放后，又将“老哈尔滨站”改为“香坊站”。
　　香坊火车站是座典型的俄式建筑，圆圆的红色屋顶，高大的门窗，米黄与白色相间外墙，墨绿色的窗户框，用一个再简单不过的词来形容就是“大大方方”。这座火车站至今已有百年的历史，值得庆幸的是，它居然逃脱了十年浩劫而安然无恙，基本保留了原始的风貌。

我是夏雯静

清朝时期，制油业、制酒业开始在香坊地区兴起。1795至1890年间，现香坊农村有徐家油坊、魏家油坊、耿家油坊、两家张家油坊开业生产。这些油坊多以手工业操作为主，产量很低，所生产的产品多销往周围村屯、阿城、宾县和哈尔滨等地。
1805年(嘉庆十年)，山东黄县人田保辉兄弟一家来东香坊开荒种地，开办烧锅，经几十年的经营，家产日丰，到1898年有资金--白银800两，有砖瓦房32所，占地面积14 972平方米。田家烧锅成为当时哈尔滨地区和北满地区第一家大型私营手工业作坊。
继田家烧锅之后，香坊地区还建立了瓦盆烧制企业。1814年(嘉庆十九年)，香坊地区又建立了线香作坊、徐家烧锅2个企业。徐家烧锅是阿勒楚喀(阿城县)人徐××所开，地址在成高子火车站南端30米处(现和平兽药厂址)，当时占地1．4万平方米。为防匪患，烧锅建有围墙和炮楼，1900年7月徐家烧锅被俄国护路军占领，烧锅倒闭破产。
1900年，聚源烧锅在安埠街(现综合商店址)开业。同时在埠头区(道里)开一分号，称源聚烧锅。聚源烧锅是伪区长张玺增之父所开。
1898年(光绪二十四年)，中东铁路修筑期间，俄国人在军队街(现司徒街)88号电影院附近建立铁路印刷厂(石印室)，是当时哈尔滨市第一户印刷企业；1900年俄国人乌鲁布列夫斯基--柴可夫啤酒厂在四史街开业；1901年俄国人与德国人合资在野营街11号建立哈盖耶尔留切曼啤酒厂，此外俄国人在香坊还建有福鲁啤酒厂。1901年俄国人鲍罗金在中山路19号开设了"满州第一制粉厂"，该厂于1915年兑给朝鲜人经营，职工30人。

一、制油业
制油业的发展始于19世纪20年代，此间一些山东、河北省等地的民族资本家来到香坊，利用东北盛产大豆的有利条件合伙开设油坊。1917年，双盛泰油坊开业，1919年卖给民族资本家张廷阁。此后，民族资本家相继合资或集资在油坊街兴办制油厂。油坊街因此而得名。区内至1930年共建有合聚公、恒祥东、华英等12户油坊。这些油坊大多使用水压或螺旋、冷气榨油机进行生产，时有职工837人。生产设备406台，资金214.2万哈大洋(当时钱币)。日产豆油3 705普特(俄制重量计量单位)，日产豆饼2．19万片。产品大都销往欧洲、拉丁美洲各国。1932年，日本帝国主义对民族制油业实行严格限制政策。制油作坊大都被迫停业和破产。香坊区只有和聚公、恒祥东、华英、广信丰和溶源油坊开业。共有水压式压榨机271台，一昼夜生产豆饼1．36万片。1934至1936年，又在安埠街建立三聚永油坊，在油坊街建立源丰和及协昌仁油坊。1937至1940年，因原料短缺，三聚永、广信丰、溶源和源丰和油坊停业。
1928年香坊区制油业统计表（见表5-1）
二、米面加工
1900年，俄人鲍罗金在香坊陆军街投资38．4万卢布开办了"第一满州"制粉厂。此厂1915年兑给朝鲜人经营，1926年由朝鲜人兑给天兴福制粉四厂，改为天兴福第四制粉分厂。1919年，厚糠火磨开业。厂主于鹏飞投资70万块哈大洋，建厂址于霍尔瓦特庄园(卫生街)，工厂占地4 575平方米。设有默(磨粉设备)机、锅炉各1台(套)，从业人员35人。其中职员1O人、工人25人。日投料45．8吨，出粉32．1吨，为"旗牌"面粉。1931年因经理赌博输掉工厂，此厂废业。1920年辽宁民族资本家邵慎亭投资60万元，在香坊油坊街1号建一幢六层楼房，从上海恒丰公司订购美制脑达克新式制粉机16部，大型锅炉3台，发电机(650马力)、汽力发动机各l台，其它通用设备若干，招收职工81人。1921年10月投产，日产面粉6 500袋。所产"天官牌"面粉销往中东铁路各站及东北各大城市。原料采购主要来源于东北各地。资金多为自筹，少数依靠银行信贷或押汇。1922年经呈中华民国农业部批准，天兴福各分厂面粉对全国免税出售。1923年小麦减产，工厂停工待料。为减少损失，厂主通过日商"三菱公司"从北美、加拿大订购1．2万吨小麦，天兴福第二面粉厂获750吨。1928年为扩大生产能力，厂主投资40万哈大洋向上海订购制粉机8台，电动机1台，当年安装并投产，日出粉量达1. 05万袋。1926年，邵乾一(邵慎亭之侄)通过哈正银行投资30万哈大洋兑购满州制粉厂，改称天兴福第四厂分厂，招收职工80人。日投料98．3吨，产面粉5 400袋(61. 6吨)。1931年制粉业仅可维持生产。1932年哈尔滨遭受特大水灾，小麦收购困难，经营迅速下降，两年仅获利13．7万元。1936年为扩大生产，天兴福二厂将顾乡屯福兴恒制粉厂收为支厂。1937至1939年小麦大丰收，3年共获利44．7万元。1938年工厂再度扩大生产能力，购德亚洋行新式制粉机9部，日产面粉3 000袋。同时增加发电机组和接丝机等辅助设备，日产量增至1．3万袋，年产303．5万袋，为东北当时第一_大制粉厂。1940年工厂获利63．68万元。1941年为扩大营业，流动资金增加到150万元。当年7月31日，在停机检修中失火，除原料库仅存一部份小麦外，其它厂房及设备、成品全部烧毁，工厂获火险保险金25．5万元伪币。因当时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设备订购困难，工厂无法修复，职工大都转到顾乡支厂，剩余人员到天兴福菜园(现省五交电仓库)种植蔬菜。在此20年间共产面粉2 032．89万袋、麦麸258．43万包，获利润382．58万元。1942年，工厂复建，国外设备订购困难，只有向国内工厂订购，国内机械制造技术力量薄弱，生产能力低。经过几年努力，到1946年仅完成所订购设备60％，工厂自火灾后一直未能复原。1950年哈轴迁移来哈，因建厂需要，天兴福第二制粉厂和第四制粉分厂所占土地及厂房被国家征用为哈轴厂址。
1930年至1945年间，民族工商业者相继在香坊开办了一些粮米加工业，主要生产品种为高粮米，分布在油坊街、安埠街、一面街(现红旗大街)、中山路、新民里、延福街、草料街、姜家店、卫生街、通天街等。
随着哈尔滨的解放，国家对粮食实行统购统销，私营米厂因设备不符合粮食加工要求、保管条件差和无原料等原因，大多数停业或废业，少数被国家接管。较大的私营"裕民"米厂于1950年由政府接管后改为军粮四厂。此厂1953年有职工100余人，日产粮100余吨，年消耗原粮6万吨。1954年合并到香坊粮食加工厂。1951年时，私营粮米加工业仅剩4户，1956年公私合营中与其他行业合并。
民国时期的粮米加工业统计表（见表5-2）
三、外国人经营的工业
1914至1932年，香坊区有外国人经营企业4家，这些企业是华英油坊、葛瓦里斯基胶合板厂、克拉武则制酒厂、池田第三工厂。
华英油坊 英国人开设的华英油坊建于1914年，隶属英国华英东方商务公司。地址在油坊街15号，1915年投产。时有二层楼房1栋，制油车间、锅炉房、仓库、简易宿舍及食堂各1栋(为平房)，深井l眼，鬃绳传动蒸汽压机1台，水压榨油机35付。经理是卡巴金，有职工百余人，日产豆油645普特，豆饼1 009片。1930年产豆饼42万片。当时设备简陋，工人生产劳动强度大，每班工时12小时，工人流动性大。1937年，受其原料限制，工厂处在停产或半停产状态。1938年，在日本高压政策下，业主无力承办，作价兑给日方代理人徐鹏志，改厂名为满州油脂株式会社，主产豆油、清油和豆饼。时有职工117人，经营最好时职工292人，有资本30万日元，日产豆油3 800普特，豆饼6 866片。所有产品基本运往日本。1945年9月工厂停产，工人自愿组成护卫队护厂。1946年5月哈航校租用此厂，没收资本家全部财产。
葛瓦里斯基胶合板厂 建于1924年，由波兰人投资60万哈大洋在香坊陆军街(现公滨路140号)建立，1925年4月建成投产。厂房建筑面积l 768平方米，拥有各种专用设备30台(套)，职工178人，年产胶合板4 100立方米。内销齐齐哈尔、本市和长春等地；夕卜销英国、爪哇群岛、澳大利亚等国，为中国东北独一产品。1935年，英国资本家见此业生产兴隆、销路好、利润高，便采取利用、争夺、排挤、收买等手段，造成工厂经营的困难。然后，以低价收购，工厂更名和平洋行哈尔滨胶合板工厂，厂主先后委托俄侨煞拉斯·金册任厂长经营，年产2 400立方米胶合板。1939年，由于日本人控制了中国森林采伐和运输，原材料不足，工厂处于半停产状态，年产下降到1 400立方米。为此，企业与日本人合营，日方派"关东军"退伍少将坂本实参予经营，工厂更名平和洋行株式会社。1941年1O月4日，工厂发生火灾，一切建筑均烧毁。1942年2月21日，伪满政府一下令接管此厂。10月，工厂全部修复投产，年产3 000立方米。1945年，坂本实弃厂逃跑。为保护工厂不受损失，原厂长金册组织十几名俄侨工人日夜看守。1946年工厂被秋林公司接收，金册继任厂长。工厂更名秋林公司和平洋行胶合板厂。俄国侨民为垄断技术，对中国工人采取排斥态度，不允许中国人学技术，在待遇上搞特权。在驻厂工作队支持下，厂成立工会小组，与资本家展开了罢工斗争，迫使厂主给工人增加40％工资。1952年3月13日，工厂被收为国有，为地方国营，更名松江胶合板厂。
克拉武则制酒厂 是外国商人克拉武则1924年在野营街11号(现香木街)建立的葡萄酒厂，1947年共有资金1 841．4万元。
池田第三工厂 1927年10月，由日本人池田原次朗在野营街15号建立，工厂有职工65人，资金7．78万日元，主产酱油和味噌(精)。1945年厂主逃走后，由市政府收为国有，更名为哈尔滨酱油厂，时有职工234人，年产酱油252吨。
四、手工业作坊
民国时期，随着城市建设的发展，为人民生活服务的手工业作坊开始发展起来，1913至1932年区内手工业发展到23户，分为针织、制铁、木工制造、服装、鞋帽、铸造、荷车、农具修造、弹棉花等10多个行业。厂(点)多分布在油坊街、安埠街、通天街、工兵路(公滨路)、草料街、上号菜园等地。
在这些手工业中，成形企业有木工制造、服装、鞋帽3个行业。木工制造业有德义厚源记、天民木铺、天增永木铺、德兴木铺4户。生产有板材、满族家俱等，共有从业人员33人；服装业有振兴隆、裕增长、公兴合3户，生产中山服；制鞋业有天祥庄、同庆德等2户，生产皮鞋和便鞋。
在23户手工业中，平民女子工厂为最大，该厂建于1925年，由东省特别区筹资所建。其目的是为安置沙俄侨民中的贫困户以自食其力。平民女子工厂是贫民工厂的分厂，厂址在香坊草料街(现香坊大街)原中东铁路仓库院内。生产的产品有毛衣、手套、帽子编织等。职工大都是女工，均来自外县。时有资金18万元，人员最多达300人。1939年4月，收为滨江自强女子工厂，工厂性质为半工半读。有一段时间为平民女子学校。入学前需交押金20块哈大洋，在2年学徒期中每天工作9个小时，而且不发工资。学员职工在这种压迫下，于1931年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与官僚资本家展开了斗争，1940年前后工厂停办。       
      
东北沦陷时期，在日伪当局的统治下，中国人所办的粮油加工业、手工业受到限制，多数企业倒闭破产。粮油加工业仅剩5户，手工业剩有19户。但日本人开设的工业却有较大的发展，1933至1945年，新办工业有10户。这些工业是兰菊酒造株式会社(兰菊烧锅)、哈尔滨麦酒株式会社(现啤酒厂)、田光泽洋行耐火烧瓦工厂、石川工业所、制胰厂(俄国人办)、满州再生袋株式会社、满州镇泉工业株式会社、大泽林工厂、秋林株式会社机械工厂、永聚恒会社酱园(北满酱园)等。
在这10户工业中，兰菊酒造株式会社、麦酒株式会社、永聚恒酱园规模较大。
兰菊酒造株式会社 1936年4月，由日本村山四郎在油坊街57号开办，时有职工13人，主产清酒和大酱。1945年厂主逃走后，此厂被松江油脂厂接管，用作生产马尾包。时占地7．08万平方米，建筑面积9 501平方米。1949年有生产工人138人。1951年9月，马尾包生产迁松江油脂厂院内。此地改为松江农具厂。
哈尔滨麦酒株式会社 始建于1936年4月，日本麦酒公司投资70万日元在油坊街59号购地6．6万平方米，于1937年5月建成投产。时有职工40人，其中日本职工3人。年产啤酒1O万箱(1 562．1吨)，经理高桥真男。厂名哈尔滨啤酒股分有限公司香坊工厂。1939年职工108人，年产啤酒20．8万箱(3 250吨)。1942年工厂扩建为年产30万箱啤酒，为当时全国较大啤酒生产厂之一。1946年苏联红军将工厂移交给秋林公司，为秋林股份有限公司哈尔滨市第一啤酒厂，主产啤酒和水酒。有职工188人，年产啤酒18万箱，1950年12月1日，秋林公司将此厂无条件交给中国，工厂定名为哈尔滨啤酒厂。
石川工业所 1937年10月，由日本人石川敏介在香坊安埠街13号建立。主产铁制品。时有职工25人，是当时香坊较大的一户金属加工企业。新利洋行制皮厂于1939年由日本人在步兵街建立，有职工30人，主产熟皮子。
1944年伪政府将香坊永聚恒酱园和道外三户酱园合并成立永聚恒合记酱菜园，建厂址于香坊增福街65号院内。当时，酱菜园有30口大缸和几口大锅，主产酱油和黄酱、咸菜等。开始有职工5人，逐步增加到13人。生产旺季雇用30名临时工。所有工艺均由手工作业，职工劳动强度大，年产酱油40余吨。哈尔滨解放时资本家逃走，孙慎勤(工人)代其主持生产。1956年，公私合营后称香坊酱菜厂(现哈尔滨食品第五酿造厂)。
1934-1937外国人开设工厂统计表（见表5-3）
东北沦陷时期，香坊区剩有19户私营手工业作坊。在这些手工业中，有烘炉10户、铁工厂2户。铸造、制铁3户，机械修理1户、棉纺1户。这些工厂分布在油坊街4户、安埠街7户、陆军街7户、延福街2户、草料街、新民里街各1户、上号菜园1户。主要产品有铁管、铸造、铁制品、荷车、镀金加工（手饰加工）、修理、染色、农具修理、马掌、铁蹄等。

一、解放初期的私营工业
解放初期，香坊区私营工业滞弱。1946年，全区有制油厂4户，小型粮米加工厂6户，印刷厂、啤酒厂、胶合板厂、酱菜厂各1户；另有服务性工业厂(点)29户。其中服装鞋帽加工厂4户、修理业9户、木器制作业8户、制酒业2户，其他行业9户，有工人147人。
在这些工业中，恒祥东、和聚公、协昌仁、华英油坊、啤酒厂、兰菊烧锅、胶合板厂、铁路印刷厂、北满酱园等11个工厂规模较大。其中华英油坊、啤酒厂、铁路印刷厂、北满酱园、胶合板厂5个企业属敌伪财产，1946年初被国家接收。粮米加工业在1955年粮食实行统购统销时全部停业。
和聚公、恒祥东、协昌仁油坊因资金冻结，处于停业状态。10月8日，市长刘成栋与油坊业代表孟毅民到香坊各油坊调查后，根据各厂设备情况，投放贷款1 600万元(东北流通券)，给予业者豁免豆税，扶持制油业生产，协昌仁、和聚公、恒祥东分别开工。1947年10月，市政府与协昌仁油坊经理褚焕章协商后将工厂租赁给东北粮食总局，改名东粮制油厂。1949年3月，东北粮食总局迁往沈阳，此厂交给松江省粮食局。工厂改名松粮制油厂。1950年改为军粮七厂，1953年2月改称哈尔滨制油厂，1960年国民经济困难，工厂部分设备和人员调往外地，工厂解散。此地变为储存粮油仓库。
1951年，3户私营油坊仍由国家贷款，为国家代料加工生产豆油。1955年11月30日，本着"具备公私合营条件、国家需要、企业改造和资本家自愿"的原则进行公私合营。协昌仁、恒祥东、和聚公油坊符合公私合营条件，合营后的工厂设备、人员全部与道外八区同聚祥、同成合油坊合并，其场地由轴承厂征用。
1946年后，个体手工业者随着哈尔滨市的解放和建设不断发展，到1948年大约建立了近200余户。其行业有金属制品、自行车修理业5户，从业人员6人，资金228万元；薄铁制品业23户，24人，主产水壶、烟筒、水勺、瓦斯灯等，大都分布在安埠、延福、草料、通天街等，拥有资金508．2万元；车蹄制造业22户，从业人员63人，主产马掌、钉子、农车、镰刀等；日用化学、电料2户，从业人员2人，主要从事牙刷及电料制造；缝纫业16户，从业人员20人，主要从事便服、大衣、制服等的承做；鞋帽业16户，从业人员23人，主要是鞋帽制作及修理，多分布在安埠街，共有资金286．4万元；针织洗染业、织布业9户，从业人员32人，自有资金在10～20万元间，大都分布在新民里五道街、六顺街、新乡里；皮毛加工业8户，从业人员17人，主产皮革、鞭杆、鞭子等；粮食及熟食加工业46户，从业人员89人，主要加工高粮米和谷类，熟食主要加工煎饼，自有资金在60万元左右，木器制作13户，从业人员13人，主要从事棺材、柜箱、纺线车、鞋楦、笼屉制作等，多分布在延福、安埠、军政街。其余的行业有粉条加工2户，从业人员4人；糖果业2户，从业人员4人；豆腐业12户，从业人员32人；谷草业11户，从业人员25人；钟表眼镜修理业10户，从业人员14人。这些行业均分布在安埠、延福、草料、通天、同心、姜家店、增福街等处。
二、文化大革命前的私营工业
1949至1952年，百废待兴的国家走向经济复兴，手工业生产方向主要还是为农业服务，新的行业发展是被服缝制业(主要是加工军服)，其它行业由于生产原料、资金、销路等问题而停产。在所登记170户中，因上述原因停业40户，余下130户在政府协助下维持生产。其主要行业有服装加工26户、金属制造22户、粮油加工7户、孵畜业2l户、豆腐业16户、饲料12户、制鞋、制革、皮具、弹棉、文化仪器等26户。总计35个行业，从业人员558人。1953至1956年间，个体手工业随着社会需求时起时落。至1956年公私合营时；仅剩10个行业，107户，513人。合营组成9个手工业生产合作社和3个合作小组。公私合营后私营工业和个体工业发展受到限制。1958年，在全民大办工业中，随之兴起的私营、个体业户较多，在1961至1962年间的企业整顿中，较有规模的厂家划为大集体、小集体。而部分以手工业分散生产为主的业户由于不便管理，仍允许存在。"文化大革命"中，私营、个体工业被视为走资本主义道路，一律取缔。
公私合营时组建的手工业合作社统计表（见表5-5）
三、改革后的私营(个体)工业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国家实行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的政策。香坊区依照国家政策，1980年开始发展私营工业和个体工业。私营工业发展到24户，有39人投资，职工395人。其中独资经营的19户，职工282人，合资经营的5户，合资人员20人(股东)，从业人员儿3人。其行业有纺织业3户、缝纫3户、其它行业18户。而个体手工业发展很不平衡，人员不稳定，多时达几百户、少时则几十户。1985年工商统计有247户，1989年300余户，1990年上半年城区个体工业登记219户，从业人员511人。注册资金1 329万元。年完成工业产值l 092万元。下半年个体工业户为113户，从业人员188人。有资金550万元，年产值4 237万元。其中缝纫业72户，从业人员77人，拥有资金92万元，年完成产值1 710万元；木器加工33户，从业人员95人，共有资金458万元，年完成工业产值2 343万元，主产农具、小胶合板和锯材等；黑白铁加工7户，从业人员8人，有资金20万元，年总产值48万元；针织业1户，从业人员3人，年完成工业总产值103万元。1990年末，城区个体手工业者下降到90户，从业人员有201人。
1980年后，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进行，农村个体工业开始发展起来。到1990末，农村个体工业户发展到616户，1 188人。有固定资产58万元，年完成工业产值926万元，实现利润88万元，上缴税金45万元。主要行业有豆制品加工、铁木加工、罐头食品加工、缝纫、服装、黑白铁加工等。

１９４５年８月８日，苏联红军在结束了欧洲战场的战事后，毅然向日本宣战，９日，在中苏边境４０００多公里的战线上全面出击，向日本军队发起了猛烈的进攻。几天后，就在日军大举溃败的时候，一直隐匿在哈尔滨市平房区的“杀人魔窟”——侵华日军第７３１部队内突然传出几声剧烈的爆炸声，“７３１”部队的核心部位“四方楼”在强烈的爆炸声中被夷为废墟……

     ５０年过去了，“７３１”部队罪证遗址被一一昭示出来，１９８５年，经过专家和学者们的论证，确定和保护了１９处罪证遗址。但这仅仅是地上部分，地下部分却一直沉睡了５０年。

     地下究竟还残留着多少罪证？里面是否还有毒气、细菌？……

     ２０００年８月，举世瞩目的侵华日军第７３１部队地下遗址挖掘这一历史性工程开始了，经过长达１０个月的扎实推进，一件件沉眠在这个杀人魔窟长达半个多世纪的证物从地下“出土”，再次有力地证实了侵华日军在中国领土所犯下的滔天罪行。本报经过不间断的跟踪采访，首次将这一鲜为人知的挖掘过程进行揭秘。

     打开魔窟时机成熟

     侵华日军第７３１部队罪证遗址，是世界范围内保存下来的二战期间规模最大的细菌战遗址群。这一遗址直观地见证了军国主义对人类文明的肆意践踏，与闻名世界的奥斯维辛集中营具有同等的文物价值。

     从１９８２年开始，平房区加大了对“７３１”遗址的保护开发力度，对地面单体遗址进行了保护，但对遗址的核心部分——“四方楼”地下一直未进行开发。

     ２０００年５月，“７３１”遗址保护开发工作进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新时期：省、市共同投资２０００多万元，对遗址进行全面保护开发。是否开展地下挖掘，成为全国乃至整个世界关注的焦点。

     地下遗址，实际上“７３１”部队地面建设物的地下连带部分，包括“特设监狱”的地下细菌试验室及其基础残迹、“四方楼”（细菌试验中心）的基础部分和鼠疫试验室等地下残迹。此外，还有一部分是用于输送瓦斯、水、电、气的地下管网设施。这些地下设施既是“７３１”部队的历史罪证，也是其毁灭罪证这一行为的有力证据，对这一部分地下遗址的挖掘具有极为重要的历史意义。

     开发地下遗址并非易事，它涉及到卫生防疫、防毒防爆、防化学污染、文物鉴定公证和保护、施工人员保护等一系列问题，任何一个环节出现疏漏，后果严重。省文物部门及国家军事医学院、国家预防医学科学院等专家，在进行多次可行性论证后一致认为，从目前已经具备的经济实力和防预技术来看，进行地下挖掘，时机已经成熟。

     三套方案确保无失

     为保证开发工作的顺利实施，徐有芳、宋法棠、王宗璋、杨永茂、刘东辉、王佐书、王华放、史文清、李延芝、朴逸、程幼东、盖如垠等省市领导及国家有关部门的负责同志多次到平房区视察，并进行一系列重要指示，要求平房区委、区政府要按照严密组织、科学指导、稳妥推进、确保安全的要求，本着预防为主、科学检疫、保存证据、严格保护的工作原则，确保挖掘工作万无一失。

     为确保遗址保护挖掘工作科学、安全、稳妥地推进，市委、市政府和平房区委、区政府综合专家意见，先后研究制定了三套实施方案。邀请省煤田地质局物探公司进行勘探测量，初步测定了地下遗址的方位，确定了发掘地点，对施工防疫、文物保护等进行了详尽的规划。同时，省、市卫生部门向国家卫生部作了报告，并邀请专家来现场指导。

     为在２０００年８月１５日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和中国抗日战争胜利５５周年纪念日之前启动实施这一工程，遗址保护开发工作领导小组决定：２０００年８月８日正式挖掘，施工地点确定为“四方楼”地下中心走廊洞口。

     指挥部总指挥由市人大副主任景维忠担任，副总指挥由哈军分区司令员凌万成大校担任，下设９个专业工作小组。卫生防疫组负责病菌检验、有毒气体检测、现场消毒和防护、现场急救护等工作；污水排放组负责实施污水排放，地下通风；环境保护组负责污水、淤泥及各种污染物的监测；遗址文物保护组负责对发掘出来的文物进行有效保护；公证组负责整个过程的公证；安全警戒组负责对现场实施封闭式保卫……

     指挥部负责人介绍，尽管中国军事医学科学院、预防医学科学院杨瑞馥、刘起勇、张树波等９位专家已做出推断：因年代久远，地下细菌存活的可能性极为微小。但为防止万一，指挥部在开工前仍进行了严格的准备工作：采集拟挖掘口土壤、水样品，进行卫生检验；开展遗址周围及居民区鼠密度监测；对拟挖掘口进行消杀处理，建立防护带、隔离带，设置挖掘人员防护消毒站，配备消毒设施；准备消毒、灭鼠器械、药品，实验试剂，器材，调试仪器，进行预试验；专家组反复勘察遗址现场……

     第一天工程受阻

     根据已经掌握的历史资料和证言资料及物探结果，地下中心走廊、３号、６号、７号、８号特设监狱被列为一期挖掘部分。指挥部决定，实施第一套方案：从地下中心走廊洞口进行挖掘。

     ８日８时，挖掘现场进入高度警备状态。

     ８时３０分，先期参与作业的１１人全部穿上防护服。当施工人员在预定地点进入通道，走出１０几米后出现一堵墙，用锤子砸开墙后，墙里面并未出现洞口，而是不断地往下掉回填土。经专家对残迹进行分析得出结论，这些回填物多数是炸毁的碎砖石。可以肯定，“７３１”部队撤退时，对这里实施了彻底的破坏。

     指挥部决定，停止地下挖掘，实施第二方案：采取地面挖掘方式，对中心走廊及８号监狱基址进行试掘。由于前期已钻探１００多个眼进行物探，建筑物方位确定较准，地面挖掘进展非常顺利，现场很快清理出大面积的地下基础。

     地下翻出滔天罪行

     当日，施工人员在基址北侧发现地下细菌试验室。细菌试验室的上半部已毁掉，底部框架较为完整，三级台阶保存完好，同时在这一遗址内发现一个平台，并找到一些电器开关。根据有关专家认定，这一房间可能用于细菌试验中的防热、消毒。

     ９日，在８号地下监狱的地道里，发现许多水暖件。经专家认定，都是日本制造。据此分析，此处可能是暖气沟或电缆沟。

     这些地道是否与四方楼相连呢？

     曾在此当劳工的郑喜祥的证明对此进行了印证：每次去修理地下管道修暖气，都有日本监工跟着。１９４３年夏季，“小胖腚”（日本人）带着我和李帮广一起来到四方楼东侧，揭开一个秘密洞口，一起进了地洞。地洞很长，岔道也多。正想干活的时候，嘎斯灯突然灭了，“小胖腚”命令我们在原地等着，不许乱窜。一个钟头后，“小胖腚”还没有回来，我俩一商量，就决定摸黑找路出去。可怎么也找不到出口。摸黑走到一个地方，突然发现从头顶上射下一束光亮。抬头一看，上面是一块裂了缝的水泥板。

     李帮广用力把水泥板推开，刚一探头，被日本人拽了上去。我一看情况不妙，没敢钻出去。后来李帮广跟我说：“我刚拱出洞口，就见两个穿白色工作服的日本人跑来，手里拎条毯子，是从工作台上拽下来的，药瓶子摔破一地。我看见有好几部一样的机器，轮子都在转动，有几个穿白大褂的人围着，那大轮子一转，直往外崩血。日本人审问我看见什么，我怕掉脑袋，就说什么也没有看见。日本人把我打了一顿，就把我放出来了。”

     ８月１０日上午９时２５分，地下挖掘获得重大成果：７号现场挖出一台比较完整的高压灭菌锅炉残体，这是５０多年来首次发现比较完整的锅炉残体证物。劳工白武斌证言：１９４３年３月的一天，我路过动力班锅炉房的时候，看见铁路专用线西侧，对着四方楼方向的空地上，新出现了一个大木箱。箱高３米，每边宽２米。箱板上写着日文字，从字面上看，是从日本东京运来的。那几天，这个不明物由日本兵昼夜看守，没用中国劳工搬运。在第七天头上，它突然不见了，日本岗哨也撤了，人们都对它的去向感到奇怪。好奇的中国劳工发现了破绽：不明物体失踪的第二天上午，他们来到四方楼东院墙跟前，发现这堵墙新补修的痕迹有３米多宽，勾砖缝的水泥用手一抠，刷刷的脱落下来。再看地面，还有拖物的痕迹。我们明白了，这莫名其妙的大木箱，是日本人在夜间偷偷地运进四方楼去了。大木箱的这个秘密，在一个回访平房的原７３１部队队员口中得到证实：那就是高压灭菌锅炉。

     尾上正男在滨海军事法庭上的供词：前不久的时候，我们领到过６台容量很大的锅炉，利用这批器材，第７３１部队可能实行大规模制造细菌。

     从地下挖掘动工以来，现场就发现非常多的陶瓷弹壳碎片。施工人员最先在四方楼东南角地基发现少量，后又在附近土里挖出大量陶瓷弹片，已起出两大袋子之多。这些弹片是不是７３１部队的物品？一系列证言肯定了这一事实。

     劳工乔世兴：山口班即弹研班，山口班大院位于第一仓库东南不远的地方，从不准中国劳工靠近。１９４３年夏天，我们意外获得了进到山口班大院的机会，那天天气很热，日本监工怕晒，回屋乘凉去了。我想看楼里到底有啥，就让刘风志、鞠家珍、张守发注意日本人，然后退着蹭到东南角的一座楼前。刚一转身，发现楼旁边堆着很多木箱子，从一个破碎的箱子里面露出一颗陶瓷弹壳。这个弹壳有９０厘米高，３０厘米粗，外皮是酱紫色，旁边还有一个破碎了的弹壳，里面是乳白色的，弹片上还积存着红色液体。

     劳工鞠复庆证实，“７３１”部队把细菌装进这些弹壳里并用马做了试验：有一天我下夜班，看见日本人往外牵了３匹马，顺着搭在车厢上的长跳板，装上了汽车，汽车随后驶向城子沟……我很好奇，在苞米地里跟着，距城子沟一公里的地方，再不敢往前走了，因为城子沟四周都布满了全副武装的日本哨兵。只见城子沟中心和大木架子上插着一面小旗，一架飞机在城子沟上空盘旋三圈后，往下投了几颗炸弹，炸弹落地发出“扑哧”的声音，随后蹿起一股白烟，那烟足有半个多钟头才消散。日本人走了以后，我和几个小青年凑近看热闹，发现地面上留有马的残骸，看样子是用汽油烧的。我们四处寻找，发现几块陶瓷炸弹碎片，弹皮外面是酱紫色，里面是乳白色，好像还有几道横格。我们怕出毛病，就没敢动。

     １９９５年，一位知情的原７３１部队队员来平房区访问时证实，那是在进行跳蚤指数调查试验。７３１部队原来设想，把疫蚤装进土陶炸弹里，通过投掷，拟达到传染鼠疫的目的。

     侵华日军第７３１部队罪证陈列馆副馆长金成民介绍，这种炸弹是由石井亲自设计的，它与一般炸弹有很大区别，弹壳为陶质，表面有拱形沟槽（即劳工鞠复庆看见的“几道横格”），用以放置少量炸药，来爆破陶瓷外壳，而不致伤及细菌。据资料证实，７３１部队曾在安达野外实验场进行过细菌弹的爆炸试验。这与日本战犯川岛清在滨海军事法庭上的供词也吻合；第三部的主要任务是制造细菌炸弹用的瓷质外壳。

     随着挖掘工作的顺利进行，指挥部开始对四方楼地下基址进行进一步探察，不仅找到了该建筑的边框，而且还挖掘出四方楼的东墙和东南角、东北角两个楼角的基础。资料记载，本部大楼是一处以“口”字形大楼为中心的庞大建筑群，由东西南北四栋长方形大楼连接而成。“７３１”部队内部称之为“口字栋”，劳工们称其为“四方楼”。整个建筑都由中间的一条走廊贯穿起来，使这些建筑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这条走廊就叫“中心走廊”，有地下和地上两条通道。由于中心走廊的分割，“四方楼”自然形成了两个巨大的天井，这两个天井之间的空场里各建了一座二层小楼，称为７栋、８栋。其中，３、６栋为试验室，主要进行血清研究、药理研究以及细菌生产等，７、８栋是“特设监狱”，也就是关押用做活体试验的“马路大”的地方。

     日本战犯川岛清在前苏联伯力城滨海军事法庭上的供词证实：７３１部队监狱设在基本房舍构成的四方体中间的。就是说，这个监狱是设在部队房舍四方形圈子内部而使旁人无法看见的两座房屋内。

     山内丰纪在沈阳军事法庭上的供词：这些不幸的人们被做了实验，而他们押在什么地方呢？现在平房的７３１部队自己将它炸毁……他们将周围筑成三个很大的研究室，中间有个大院子，其中在东西两处又建筑了两幢建筑物，在这里边押着许多无辜的人。

     当日，施工人员还挖出两大块重达一吨多的楼房残石，此前还发现２０多块大型残石。专家论证，这些砖石均为日本制造，是７３１部队溃退时爆炸四方楼时飞落的。

     １１日１０时，８号监狱残体清理出轮廓；

     １３时３０分挖掘出东北角内墙基，至１７时４０分，挖出四方楼外墙基４０余延长米。

     １１日１３时，继续挖掘地下通道，发现一只蓝色注射器。（今年４月上旬，又在这一位置发现稍大的绿色注射器。经专家认定，从这两只注射器手柄制作方式、外管颜色、刻度划分来分析，可以肯定均为日本早期产品。）

     那么，“７３１”部队用注射器做什么呢？上田弥太郎在沈阳军事法庭上供词证明：我受到小林信技工之指示，在７３１部队内的被检者监禁所之七栋房内对５名被检者进行了血液检查、血液培养、体温测定等工作，并向小林信进行了报告，在此将试验时使用的细菌是鼠疫菌，至于使用方法我推算是注射的，其根据是在该日的早晨在小林技工的桌上，有注射器和菌液等，另外在被检者之肘部有注射时所刺的痕迹。

     江田武技师回忆：就在７栋的一个房间里，正在进行着可怕的杀人勾当，昨天被注入鼠疫菌的中国人，他的生命今天就要被夺去……在他那已经不能站立的脚上，仍然戴着沉重的脚铐……这种事情每天都在发生，不足为奇。

     挖掘中，还发现玻璃器皿瓶及大量残片、日本瓷砖片、耐火砖、机器转子零件等大量的证物。

     全面保护昭示后人

     为巩固已有成果，８月２３日，指挥部决定，地下挖掘工作进入第二期：全面展开开发清理工作，加强遗址文物的保护和管理。同时，继续挖掘并清理出７号楼遗址的边框四至，进一步挖掘和清理８号楼遗址，扩大６号楼遗址的挖掘范围，对挖掘出的中心走廊遗址进行进一步的清理。同时，邀请北京爱迪尔国际探测技术有限公司４名工程技术专家和探地雷达车，在充分论证、踏察的基础上，正式进入现场对地下遗址及洞穴进行探测。

     为确保已挖掘出土的部分不受损害，指挥部决定：第二期挖掘机械作业和人工作业相结合；表层和土方量较大的部位以机械作业为主；露出遗址后，以人工作业为主；地下洞穴的探测和挖掘工作以人工作业为主。

     ８月２６日起，施工人员在防疫部门专业人员和文物专家现场监督和指导下，先后对７号、８号、６号、３号地下遗址和中心走廊部分遗址进行了挖掘和清理。

     ９月２日，几处遗址的边框四至均已清理完毕。入冬前，进行了珍珠岩覆盖保温。与此同时，７３１遗址开发保护工程各项工作也在有序进行。

     今年春天，王小保、石嘉兴等平房区领导继续把搞好７３１遗址的保护开发作为全区的重要任务抓紧抓实，加速了工程进程。到２００１年５月３１日，７３１遗址保护开发一期工程全部完工，本部大楼维修、布展陈列、电器安装、消防给水报警系统等工程已通过验收。

     ６月１２日，侵华日军第７３１部队罪证遗址将正式开放。走进这一遗址，人们将更加认清７３１部队的历史，就是一部日本法西斯侵华的罪恶史。

     

     “７３１”小资料

    １９３１年，日本军国主义公然违反国际公约，由军医石井四郎在东京陆军军医学校内建起细菌研究室。为扩大实验范围，形成细菌规模生产条件，１９３２年，石井四郎在陆军参谋本部的支持下，正式将实验工程转移至“满洲”。当时本部设在哈尔滨的宣化街，名为“关东军防疫给水部”。与这个本部同步建设的有位于哈尔滨南约７０公里背荫河镇，“７３１”部队进行细菌实验的“杀人工场”——“中马城”。１９３３年开始，石井四郎开始进行大规模人体实验，“７３１”部队将这些作为活体实验的人称作“马路大”（日语译音，原意是木头，这里意为实验材料），他们中有八路军、新四军、抗联战士、地下工作者、劳工及平民百姓，也有蒙古、朝鲜人民军战士及苏联红军战士。关东军内部称这支部队为“加茂部队”、“东乡部队”、“石井部队”。１９４１年８月，这支部队正式改变番号为“满洲第７３１部队”，设立本部及下面的８个分部和一个特别班，军事、技术人员共达２６００余人。

     １９３５年，石井四郎开始将“７３１”部队转移至平房区，并于１９３８年基本建成。其核心部位，即细菌实验中心为建筑面积１．５万平方米的“四方楼”。在这里主要进行鼠疫、伤寒、霍乱、炭疽、冻伤以及结核、梅毒、耐热、饥饿、断水、毒气等实验。在“７３１”部队存在的１０多年间，先后有数以万计的健康人惨死在实验室和实验场上。因此当时这里被称为“食人魔窟”。

《哈尔滨日报》 2001年6月0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