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三一保护区”开辟铁路专用线旧址参观

我是夏雯静

东北网2月25日讯 近日，经国家文物局同意，省政府正式实施《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队旧址保护规划》。规划中对于保护区的范围、划分，保护措施，展示利用等都有详细的规定。规划期限为2013—2030年，2030年以后为远景期。

　　保护范围包括六大部分

　　本次规划范围包括位于平房区的平房营区旧址、城子沟野外实验场遗址，以及南岗区的细菌弹壳厂遗址、吉林街联络处旧址、教化街营外宿舍旧址、日本领事馆旧址，共六个部分，规划总面积共约16.8公顷：

　　平房区旧址：规划范围东至双拥路，南至建文街南侧道路红线向南外扩100米处，西至新友街、新银街东侧道路红线向西外扩100米处，北至新五路道路中线及期限延伸线向北外扩100米处。

　　弹壳制造厂遗址：规划范围主要分布于兰州路西侧。

　　吉林街联络处旧址：规划范围东北至吉林街西南一侧道路红线，西北至2层历史建筑院落、方正酿酒总厂驻哈办、热力公司供热四公司西北一侧用地边界，西南至阿什河街东北一侧道路红线，东南至东大直街西北一侧道路红线。

　　教化街旧址：东北至教化街下穿快行车道边缘，西至邮政街东侧道路红线，南至瓦街南侧道路红线。

　　日本领事馆旧址：西北、东北、东南三面分别至相邻的建筑街、红军街、民益街道路红线，西南距保护范围边界约33至35米。

　　城子沟野外实验场遗址：规划范围至四边规划城市道路红线。

　　控制区内建筑限低层和多层

　　“七三一旧址”的保护区划分为两个层次，即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

　　根据已知遗存分布情况和管理现状又分为重点保护区和一般保护区。

　　其中：重点保护区是保障已知遗存安全，能够纳入文物部门统一管理范围的区域；一般保护区是保障潜在遗存安全、保证遗址区完整，但暂无条件纳入文物部门统一管理范围的区域。

　　建设控制地带根据环境现状和建设控制内容，又分为一类、二类和三类建设控制地带。

　　其中：划分的一类建设控制地带是以绿地为主，包括部分道路在内的绿化缓冲区。

　　二类建设控制地带是建筑限高为低层的环境风貌控制区。

　　三类建设控制地带是建筑限高为多层的环境风貌控制区。

保护区内禁设广告和建人工景点

　　保护范围内的文物修缮计划和保护工程设计方案，应当在征得国家文物局同意后方可实施。

　　严禁在保护区范围内设置广告，修建各类人工景点。

　　重点保护区内不得存放易燃品、爆炸品。

　　一般保护区内除文物保护、展示、管理设施外，不得进行其他建设项目，现有建筑拆除后不得重建。

　　建细菌战争遗址公园

　　根据遗存利用情况，将“七三一旧址”分为以下6个展示区，其功能分为：

　　平房营区旧址展示区——建“细菌战争遗址园”(平房营区部分)。

　　细菌弹壳制造厂遗址展示区——建“细菌战争遗址公园”(弹壳制造厂部分)。

　　吉林街联络处旧址展示区——收回吉林街联络处旧址的管理权，作为“七三一”陈列馆在市区的管理、接待用房兼小型专题陈列展厅。

　　教化街营外宿舍旧址展示区——内部允许作为商业、办公用途，利用底层部分房间采取标志、展板、多媒体等手段进行“七三一”旧址相关专题陈列展示。

　　日本领事馆旧址展示区——内部允许作为商业、办公用途，利用底层部分房间采取标志、展板、多媒体等手段进行“七三一”旧址相关专题陈列展示。

　　城子沟野外实验场遗址展示区——建“细菌战争遗址公园”(城子沟野外实验场部分)。

　　筹建证词碑和罹难者碑林

　　在绿化及功能服务区内，设置谢罪与和平之碑、证词碑、罹难者碑林，种植国际和平友谊林。

　　谢罪厅与和平之碑，由日本民间团体筹措资金自行建造。

　　证词碑，作为日本二战期间从事非人道犯罪活动的铁证，将已公开的原日军细菌战相关战犯及相关人员的供词镌刻在此碑上，并以中、英、日三种文字对照。

　　罹难者碑林，是对所有“七三一”细菌实验罹难者的告慰，也是对罹难者家属的安慰，更是参观者慰录的场所。碑林至少由3000块石碑组成，碑上刻已知的受害者姓名。

　　国际和平友谊林，树种以松树和桦树为主，向世界展现中国人民热爱和平与友谊的美好愿望。

　　开辟铁路专用线旧址参观

　　沿铁路专用线旧址东侧修建一条平行的辅路，将开辟铁路专用线旧址东侧参观道路，并利用铁路专用线旧址，开辟轨道车参观线路。

　　游客服务中心功能构成主要有：导游咨询、资料查询、餐饮休息、购物、停车场、轨道车上、公厕等。游客的容量确定为日合理游客容量11000人次/日，250万人次/年。

前日下午，家住成都郫县的张师傅在东风渠郫县安靖段玩耍时，发现河里露出一枚巨型航弹。闻讯赶来的民警立即拉起警戒线，并将这枚仍有巨大杀伤力的航弹，抬上警车，“请”进安靖镇派出所谨慎保存。据派出所民警介绍，这是一枚触爆式航弹，估计是日本轰炸机轰炸成都时留下的。目前，派出所已将情况汇报给郫县公安局等候处理。

    前日下午4时左右，张师傅在东风渠边玩耍。他无意间发现，在一段裸露的河渠边，有一枚锥形金属物品。张师傅走近后看到，这个锥形物有1米多长，直径30厘米左右。张师傅伸手掂了掂，发现这家伙还很沉重。

    安靖镇派出所接到110指令后，民警火速赶往现场。民警发现，虽然这个金属物的大部分还埋在淤泥中，但从外观看，无疑是一枚巨型航弹。这枚航弹虽然表层已经生锈，其头部引信却保留完好，只是尾翼有些弯曲。民警因此断定，这是一枚触爆式航弹，具有很大杀伤力。随后，两位民警将航弹从淤泥中拔出来，直接抬上警车送进安靖派出所。

    昨日上午，记者在安靖派出所看到，这枚航弹还躺在派出所库房内。据派出所周警官推测，这枚航弹是抗日战争时期，侵华日军的轰炸机轰炸成都时，从轰炸机上扔下地面的。由于这是一枚触爆式炸弹，它在坠落地面时出现意外，导致尾翼着地，加上航弹又坠落在东风渠水中，陷入淤泥后又缓冲了震动力，这才避免一场大爆炸。周警官说，由于航弹引信保存完好，杀伤力依然不减。因此，警方将按相关规定，谨慎处理这枚航弹。

作者的话：
　　今天为什么还要揭露七三一部队呢？没有经历过战争的那一代人现在即将进入壮年时期，因此，有必要通过对战争实质和军队本质的彻底透视，重新认识和平与民主主义的脆弱性。
　　和平与民主主义就像空中的滑翔机一样，具有“自动下降性”，如果不付出一定的努力使它保持飞翔，就会自然下降。与此相反，如果放任法西斯主义，它就具有上升的势头。
　　我们流了无数的鲜血，才有了今天的和平和民主主义，而且正因为一直保持着对法西斯主义的高度警惕和戒备，才得以勉强维持。
　　和平与民主主义的丧失十分容易，要想重新获得，就必须付出无数的牺牲，忍受漫长的黑暗。
　　我希望通过对七三一部队历史轨迹的追寻，揭露日本民族所制造的深重灾难，为维护民主主义的基石添砖加瓦。
　　
　　加茂部队的秘密——七三一部队的前身
　　
　　原七三一部队的总根据地在哈尔滨，在哈尔滨成立细菌战秘密研究所——即后来的关东军防疫给水部总部（俗称石井部队）是1933年。最早是在哈尔滨市东南面拉宾线上的一个小站背阴河这个地方，为了隐蔽部队的性质，称为“加茂部队”（也有人认为最早称为“东乡部队”）。“加茂”隐藏着解开成立这个部队秘密的钥匙。
　　1938年（昭和十三年），“加茂部队”转变成大规模的秘密部队。
　　这一年的6月13日，关东军在哈尔滨市中心以南大约20公里、当时叫做滨江省平房镇的旁边划定了特别军事区。
　　平房附近有三屯、四屯、五屯三个村子，它们几乎处在特别军事区的中心位置。现在对原七三一部队的所在地有各种说法，其实，这儿才是正确的地点。
　　大约6公里见方的广阔的特别军事区被严密封锁起来。日军花费一年多的时间，在里面大兴土木，修建机场、可居住3000人的宿舍群、发电站、铁路专用线、教育场地、收容80～100人的监狱、大大小小的许多研究室、驯马场、大礼堂、运动场、神社等各种军事和生活设施。
　　特别军事区四周围墙上架着高压电线，还有壕沟、铁丝网，封锁得严严实实。1939年（昭和十四年），“加茂部队”从背阴河、滨江分批搬迁到这个大军事设施里来。但是，搬迁的具体日期现在无法查实。搬迁过来以后，“加茂部队”改名为“东乡部队”。在“诺门坎事件”（1939年5－8月）发生两年以后的1941年8月，才把名字改为“满洲第七三一部队”。
　　修建在哈尔滨市南面大约20公里的这个军事设施究竟是干什么的？进行什么样的“研究”呢？这一切当时都是军事绝密，包裹着厚厚的神秘面纱。原七三一部队还拥有自己的战斗机，据说“即使是友军的飞机，未经许可从军事设施上空飞过，可以击落”。
　　直至1949年12月在哈巴罗夫斯克成立的远东军事法庭上，才揭开这个秘密的一小部分。
　　
　　可怕的项目研究班
　　
　　若干名原七三一部队队员一致证实，要前往平房附近的关东军防疫给水总部，必须经过哈尔滨市内的秘密联络处。
　　哈尔滨市被分为新旧两个城区，新城区的吉林街上有一幢名叫白桦寮的三层砖房（有一部分是两层）。这就是七三一部队与外界的秘密联络站。
　　白桦寮的外观与法国电影中经常出现的那种法国公寓很相像，建筑物呈コ型，里面有院子，出入口有一道门，军用卡车、大汽车可进出。七三一部队队员到哈尔滨市的时候，乘坐的大汽车或者卡车都先到白桦寮，然后装扮成老百姓从院子出去，进入哈尔滨市内。回七三一部队驻地的时候，必须先到这里换上军装再回平房。
　　当时，哈尔滨市内有花园小学、桃园小学、哈尔滨中学、哈尔滨女子高中，还有为“满洲国”培养官员的哈尔滨高等学院等很多日本人创办的教育机构。在这些学校上学的原七三一部队队员的孩子也被军用汽车送到白桦寮的院子里。
　　白桦寮像一座公用楼房，里面还有别的一些军事机关、团体的办公室、宿舍、食堂等。白桦寮表面上是由“满洲国政府”接管的楼房，实际上是七三一部队的秘密联络站，连在哈尔滨的日本人，也只有极少数知道这个秘密。
　　汽车从白桦寮出发，穿过哈尔滨市，左面可以看见忠灵塔，在宽阔的、与农村道路差不多的土路上颠簸大约一个小时，穿过新发屯、五屯，来到一个右面可以望见四屯的地方，便看见层层铁丝网和围墙圈围起来的一大块土地，这就是第七三一部队总部所在地。它的旁边是第八三七二航空部队的专用机场。
　　七三一部队的设施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六个部分：
　　
　　一、主楼，因其外形，称为“口字楼”，第一部至第四部各部集中在这里。
　　二、与“口字楼”相接或相邻的总务部、资材部等所在的建筑物。其中总务部、诊疗部所在的建筑物称为“一号楼”。
　　三、大礼堂，里面有食堂、放映室等。
　　四、对少年队员和来自中国各地的日军各部队卫生兵等进行教育的教育部建筑物。
　　五、队员及其家属居住的“东乡村”宿舍区。其中有单身宿舍和部队修建的东乡神社。
　　六、位于哈尔滨市滨江车站附近的第三部以及诊疗所建筑物。
　　

我是夏雯静

　　此外，七三一部队在苏“满”边界上还有四个支部和一个实验场，就是海拉尔、林口、孙吴、牡丹江等支部和安达实验场。
　　另外，大连还有由安东技师（军官）领导的“满铁”卫生研究所，直属关东军，与七三一部队关系密切，制造、实验疫苗，可以说，实质上是七三一部队的支队。
　　由于这个大规模设施的基本组织结构都是出于石井四郎中将的构思，所以，战后把原七三一部队通称“石井部队”。
　　1939年，设施建设完成以后，从此在七三一部队里就有2600多人在从事细菌战的研究。他们中的相当多数是由日本国内的大学医学系、医科大学以及民间研究所派遣来的研究人员和学者，他们的身份是“军属”“技师”。
　　七三一部队设有20多个可怕的研究班，按照现在的说法，就是“项目研究班”。其内情至今一直没有公开，现将已经了解的情况介绍如下：
　　
　　第一部所属
　　笠原班：病毒研究
　　田中班：昆虫研究
　　吉村班：冻伤研究
　　高桥班：鼠疫研究
　　江岛班：赤痢研究（后为秋贞班）
　　太田班：炭疽研究
　　凑 班：霍乱研究
　　冈本班：病理研究
　　石川班：病理研究
　　内海班：血清研究
　　二木班：结核研究
　　草味班：药理研究
　　野口班：立克次氏体微生物（跳蚤）
　　在田班：X光研究
　　
　　第二部所属
　　八木泽班：植物研究
　　烧成班：炸弹研究
　　……
　　
　　在原先的“东乡部队”的时候，这些研究班按照政府部门编制名称命名，如称为“第一部细菌课”“第一部病理课”等，但是改称为七三一部队以后，出于军事保密的考虑，把这些政府部门编制的名称改称“班”。
　　不过，这些班的名称其实只是部队内部使用的一种暗语，正规的组织名称仍然是政府部门编制的称呼，例如第一部田中班就是第一课、凑班是第二课、江岛班是第四课、高桥班是第五课、石川班是第七课、吉村班是第八课、二木班是第十一课，第一部设置十四个课。
　　项目班的第一个是“特别班”，负责“马鲁他”。
　　什么是“马鲁他”？
　　
　　被剥夺人格的“马鲁他”
　　
　　所谓“马鲁他”即“圆木”，就是被关东军宪兵队、关东军特务机关及其下属部门哈尔滨保护院抓捕的苏联人、中国人、蒙古人（还有朝鲜人）。关东军宪兵和特务机关抓捕了许多潜入中国各地的苏联红军情报机关工作人员，中国八路军的官兵俘虏以及从事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抗日活动的新闻记者、学者、工人、学生及其家属等。关东军把这些俘虏称为“马鲁他”，从各地一律送进七三一部队“口字楼”的特设监狱里。
　　被关东军抓捕的这些爱国者从此成为“非人”，变成一段“圆木”。既然是“木头”，当然就不需要人的名字。送进七三一部队监狱里的每个“圆木”都被编上一个三位数的号码，被分配到上述各班，成为各班用于研究的活体实验材料。
　　七三一部队的各个研究班自然完全无视这些“圆木”的人生经历以及他们的人性需求，甚至从不过问他们的年龄。
　　被送进七三一部队之前，在经受宪兵审讯的时候，不论多么残酷，他们毕竟还是可以开口说话的人。
　　但是，一旦成为被关押在七三一部队监狱里的“马鲁他”，他们就成为绝无希望活着出去的实验材料。
　　还有女“马鲁他”，她们之中有苏联人、中国女学生等。这些女“马鲁他”主要是作为性病实验的材料。
　　“口字楼”（有的原七三一部队队员说，因为这栋楼房外观像汉字的“吕”字，所以，又称为“吕号”楼）的中间是两层楼的建筑物，与各个研究班直接相通，四周是长长的走廊，里面有许多房间，每个房间的门上都有监视窗，这就是“马鲁他小屋”（七三一部队特设监狱）。
　　由特别班管理的“马鲁他小屋”有左右两栋楼，通称“七号楼”“八号楼”。部队进驻平房以后，就给各栋楼编号，从一号楼开始，按顺序编号。根据原七三一部队队员的证言，原则上七号楼关押男“马鲁他”，八号楼关押女“马鲁他”。由于女“马鲁他”人数较少，八号楼也关押男“马鲁他”。
　　根据川岛被告在哈巴罗夫斯克法庭上的供认，七三一部队平时关押200～300的“马鲁他”，但没有准确数字的记录。
　　根据各班研究科目的需要，“马鲁他”分别关押在不同的房间里，每个房间一般关押3～10人。
　　“马鲁他”被送进七三一部队之前，受到关东军宪兵队不分昼夜的严刑拷打、审讯逼供，一旦进入七三一部队的特设监狱，就没有任何审讯拷打，也不强迫他们做苦役。
　　不仅如此，还供给他们良好的伙食，一天三餐，营养丰富，有时还有水果等点心。睡眠也很充足，据说甚至还发给维生素药片。“马鲁他”被关押以后的首要“任务”是尽快恢复体力，具有健康的身体。
　　这些摄取足够营养的“马鲁他”，除了进行冻伤实验的人以外，其他人每天无事可干，几乎都发胖。的确，在进行实验的时候，等待他们的不是死亡就是如同下地狱般的痛苦，然而在实验之前，他们每天都无所事事。从表面上看，“马鲁他”实在很无聊。
　　然而，这种营养充足、无所事事的“平时的日子”实在短暂。
　　“马鲁他”的消耗和补充非常迅速，平均每两天就有三人作为材料进行实验。
　　根据川岛被告在哈巴罗夫斯克的远东军事法庭上的供认，从1940～1945年，七三一部队“消耗”的“马鲁他”达到3000人。但是原七三一部队队员们一致认为，“恐怕还要多”。
　　关东军十分重视七三一部队所从事的特殊秘密任务，为了便于进行实验研究，提供一切方便。
　　方便之一就是提供数量足够的“马鲁他”。
　　“马鲁他”轮到进行实验的时候，七三一部队队员就把鼠疫、霍乱、伤寒、赤痢、梅毒螺旋体等细菌注射到他们身上；或者把细菌放在饮料、馒头等食物里，让他们吃下去；或者进行人工“移植”。另外，还对“马鲁他”进行冻伤、枪毙、毒气等实验。
　　
　　冤魂陈列室
　　
　　七三一部队里，除了关押“圆木”的特设监狱外，还有只有少数人才能进去的“恐怖房间”。
　　这就是在一号楼（总务部）二层左端的十分宽敞的“陈列室”和中央走廊尽里头高桥班（负责研究鼠疫）左边的“解剖室”。
　　那间“陈列室”就在总务部二层的左边，虽说“室”，其实，地方很大，差不多有总务部的庶务、会计、人事三个课合起来那么大的面积。沿着总务部的走廊，来到“陈列室”门口。一推开门，一股福尔马林的气味扑鼻而来，强烈地刺激着视神经，几乎睁不开眼睛。
　　一个原七三一部队队员回忆说：“第一次进入陈列室的人都不由自主地心惊肉跳，平时胆子很大的人也会两腿发软，一屁股坐在地上。”
　　陈列室里放着一排排架子，两三层的架子上摆着一排排宽约45厘米、高约60厘米的装有福尔马林液体的玻璃瓶。
　　玻璃瓶的福尔马林液体里浸泡着人的脑袋，有的圆睁双眼，有的紧闭眼睛，头发像海藻一样，仿佛在液体里飘动。有的脑袋的脸部像石榴一样裂开；有的脑袋一看就知道是被军刀从头顶斜着劈到耳后根切断的；有的脑袋是用锯子锯断的，露出脑子；有的脑袋的脸部已经完全糜烂，眼睛、鼻子、嘴巴模糊一片，根本看不出来；还有的脸部皮肤上长满红色、绿色、黑色的斑点，张着嘴巴。这些脑袋主要是中国人、蒙古人、苏联人。这些不同人种、不同性别、不同年龄的脑袋从福尔马林液体中向进入这间“陈列室”的人们在发出愤怒的无声的质问：“我们为什么会在这里？”“陈列室”里“陈列”的不仅仅是脑袋，还有从大腿部切断的人的脚，还有四肢被切断的身躯，还有盘旋堆积在液体里的五脏六腑，还有子宫，还有胎儿，大概人的所有部位的器官都浸泡在这大大小小的玻璃瓶里。这是展示人的各种器官的“陈列室”。森村诚一　　追踪七三一部队真相(转载）

一个原七三一部队队员这样说道：“部队的上层领导说这是在‘诺门坎事件’的战场上收集到的标本，但是谁也不相信这样的话。因为随着‘马鲁他’的活体解剖，这里的标本数量不断增加，新标本不断储存。”
　　
　　冻伤实验
　　
　　吉村班主要是研究冻伤，一般在11月至3月的冬天进行实验。哈尔滨的冬天极其寒冷，夜间气温经常降到零下40度以下。吉村班在半夜十一二点把“圆木”带到特别处理室，把他们的手脚浸泡在冷水桶里，进行人为的冻伤实验。
　　“圆木”的手脚经过冷水浸泡后，让他们到室外的寒冷气温里受冻，经过一定时间后，手脚出现冻伤，然后再把他们带回屋里，进行“治疗”。当时，关东军在严寒地区作战，不少士兵受冻伤。七三一部队为了发现冻伤的原理和确定有效的治疗方法，抓紧时间收集有关在严寒状态下细菌感染的数据。
　　经过冷水浸泡的手脚放置在严寒的气温里，很快就出现冻伤。因为气温在零下40多度，“圆木”裸露的皮肤起先开始贫血发白，血液淤滞，变成紫色，然后皮肤肿起来，出现水泡，接着水泡破裂，流出脓水，最后皮肤变黑，组织坏死。经过冷水浸泡的手脚裸露在极度寒冷的气温里，在极其短暂的时间里经历一度到三度冻伤的全过程。吉村班队员为了确定是否完全冻伤，就用棍棒使劲殴打“圆木”的手脚。如果他们还有疼痛的感觉，说明还没有完全冻伤。第三度冻伤是坏疽性冻伤，肌体组织完全坏死，皮肤变成暗黑色，从好皮肤与坏皮肤的连接处开始掉皮。在确定“圆木”裸露的皮肤已经冻伤以后，就让他们回到房间里。
　　然后，吉村班对冻伤的皮肤进行治疗，让“圆木”把手脚浸泡的温水里，逐渐提高水温。有的还让冻伤的手脚一下子浸泡在大约15度的温水里，观察冻伤皮肤的反应；有的让从第一度到第三度不同程度冻伤的皮肤浸泡在同样温度的热水里，观察不同的反应，了解在治疗过程中，水温与冻伤程度的关系，吉村班从各个角度使用各种方法进行实验。
　　一个原七三一部队队员这样说：“吉村班的实验当然不是为了给‘马鲁他’治疗，而是为了获得有关使用什么方法才能准确测定皮肤表面的温度、需要多长时间才能导致细胞坏死以及细胞坏死全过程的数据……让‘马鲁他’的手脚浸泡在温水里也是为了研究治疗冻伤的最合适的温度以及浸泡时间等数据……但是，由于‘马鲁他’的四肢已经完全冻伤，一下子浸泡在热水里，坏死的部分就完全掉落下来。肉全部掉下来，露出骨头，为了保住‘马鲁他’的生命，只能把四肢切断。”
　　冻伤实验的过程由一个绘画兵描绘下来，这些绘图有的是“圆木”已经完全坏死的变形的四肢，有的是没有指关节的双手，有的是没有踝骨的双脚，有的从踝骨直至大腿只剩下骨头，有的四肢都被冻掉，有的四肢上全是冻伤的水泡。一张张绘画描写了冻伤实验的皮肤逐渐变黑坏死的过程。当时吉村班把使用“圆木”进行冻伤实验拍摄成电影，十分清晰地再现冻伤实验的全过程。
　　
　　死亡的解剖室
　　
　　七三一部队的口字楼里有秘密地道。从圈围着关押“圆木”的特设监狱七号楼、八号楼的口字楼走廊西北角直行左拐，就是没有栏杆的混凝土台阶“入口”。
　　其实，“入口”就是一个相当大的房间，房间是水泥地，天花板上吊着特大型的集合型照明灯具（即现在的无影灯），灯下放着铁制的手术台。看似医院的手术室，但除了这张手术台外，没有别的医疗器械，却有几个水桶和装有福尔马林液体装标本用大玻璃瓶。
　　这是七三一部队的解剖室。这间摆放着铁手术台的房间就是七三一部队对“圆木”秘密进行活体解剖的地方。
　　七三一部队从1939年搬迁到平房附近的军属区域开始，至1945年夏天彻底崩溃，在这六年里，通过秘密地道送进解剖室的“圆木”数量据说有几百。但是，七三一部队高层队员在战后回答GHQ的审问时，供述说冈本耕造在1945年就解剖了将近一千个活体。
　　我在前面这样说过：“送进七三一部队监狱里的每个‘圆木’都被编上一个三位数的号码，被分配到各个班，成为各班用于研究的活体实验材料。”
　　为什么要把“圆木”“分配到各个班，成为各班用于研究的活体实验材料”呢？最主要的一个原因是，要在解剖室进行活体解剖。
　　就是说，把活人制作成新鲜的标本时，这个标本归哪个班所有，事先就必须确定下来。
　　根据原七三一部队队员的证言，实际进行活体解剖时，“圆木”所属的那个班才具有主刀解剖和实验的权利，但解剖出来的五脏六腑则根据各研究班的需要分配。
　　活体解剖和实验预先通知各个班，各班开始预约，例如“A班要小肠和胰脏”“B班要脑”“C班要心脏”。人还活着，他的各个部位的器官就已经被瓜分了。
　　七三一部队进行活体解剖的目的大致有两个：
　　首先是采集标本。要了解人在患传染病的时候，心脏是否肥大，肝脏是否变色，内脏等各个器官在感染的各个时期的变化情况，最“理想”的方法就是活体解剖。
　　另一个目的是了解一种药物被“圆木”摄取之后，时间与内脏变化的关系。
　　因此，大概人能够想出来的一切药物都注射在“圆木”的体内。把空气注射进静脉，身体的各个器官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经过什么样的过程最后窒息而死，七三一部队的队员明明知道注射空气会致人死命，但还是对了解导致死亡的全过程很感兴趣。
　　另外，他们还把“圆木”倒挂起来，了解经过多长时间才能致死，在这个过程中身体各部位发生什么样的变化；还把“圆木”放进巨大的离心机里，进行高速运转实验，一直到“圆木”死去。
　　他们还把尿或者马的血液注射进“圆木”的肾脏里，观察会在人体内产生什么反应。
　　
　　他们还进行猴子或者马的血液与人血交换的实验，通过“圆木”了解从一个人身上最多能抽取多少血液。他们使用动力泵进行许多次抽血实验，完全是名副其实的榨血鬼。
　　他们把大量的烟吹进“圆木”的肺里，或者把毒气灌输进肺里，如果是糜烂性毒气，观察毒气进入胃以后发生的变化。
　　用这样的方式进行药物，不，应该说是“物质”实验，要是在平时，想出这种方式的人肯定是邪门歪道，绝对要遭到法律严惩的。但是在七三一部队，却无所顾忌。使用X光长时间照射观察对肝脏的破坏情况也是活体实验的一种。有的实验已经为医学界所证明，毫无意义，但他们还是要做。
　　原七三一部队队员说：“活体解剖的主刀主要是研究班的助手（雇员）……每次采集标本的目的由班长决定。各班班长都是当时的著名学者、医生，他们只有对特别感兴趣的解剖目的才亲自动手，通常决不‘玷污’自己的双手，一切交给部下处理。他们对活体解剖不仅毫无罪恶感，甚至各个班还对每次能采集什么样的标本颇感兴趣。”
　　活生生的“圆木”在全身麻醉或者局部麻醉后大约一个小时就变成“新鲜的标本”……
　　
　　

我是夏雯静

解剖活人
　　
　　1943年的一天，一个中国少年被带进解剖室。听队员们说，这个少年不是“圆木”，大概从什么地方被拐骗来的，具体情况不清楚。他蹲在解剖室的角落里，一动不动。十几个身穿白色上衣的队员站在解剖台周围，露出经过消毒的双臂。一个队员简短地命令少年躺到台上去。
　　那个中国少年的衣服被脱下来，他老老实实地躺在解剖台上。他不知道将会发生什么事情。当他的内裤被脱下来以后，看见他的下身几乎还没有阴毛。中国的东北人大抵身上的毛很淡薄。从他性器官的形状以及周围的身体状况来看，这个中国少年恐怕也就十二三岁。队员把浸泡着氯仿的脱脂棉放在他的嘴巴和鼻孔上，当他全身麻醉以后，便用酒精把他全身擦干净。
　　围在解剖台周围的田部班队员中，一个老雇员手持手术刀往前走一步，在少年的胸部切开Y型切口。被止血钳夹住的皮肤上噗嗤噗嗤冒出血泡，露出白色的脂肪。活体解剖就这样开始了。
　　那个原七三一部队队员回想起当时的景象，这样说道：“这个少年不是‘马鲁他’……那么小的孩子，也不可能参加抗日活动。后来我才知道，之所以要活活解剖他，就是想得到健康的男孩子的内脏。仅仅因为这个，一个少年就这样被活活解剖了……”
　　那个雇员麻利地从一动不动的少年的体内取出肠子、胰脏、肝脏、肾脏、胃等各种脏器，一个一个分开，称完重量后，扔进桶里。当这些内脏器官放在计量器上称重量时，器官还在蠕动，计量器的指针摇摆不定，不容易准确测定重量。扔进桶里的器官立刻被拿出来，放进装有福尔马林液体的大玻璃瓶里，盖上盖子。
　　手术刀沾满少年的体液，闪闪发光。在这个雇员动作熟练的手术刀下，少年的上半身在喷出的血泡里几乎变成了空洞。取出的脏器浮在福尔马林液体里，还在不停地收缩活动。
　　“嘿，还活着呐。”不知是谁说了一句。
　　这就是解剖活人！胃和肺部取出来以后，这个中国少年只剩下脑袋。剃着平头的小脑袋。于是，凑班的一个队员把少年的脑袋固定在解剖台上，用手术刀从耳朵到鼻子横切一刀，把头皮剥下来，然后用锯子把头盖骨锯成三角形，露出脑子。队员手上套着柔软的保护膜，把手伸进少年的脑壳里，像取豆腐似地把脑髓取出来，立即放进福尔马林容器里。解剖台上只剩下少年的四肢和被掏空的躯体的残骸。解剖到此结束。
　　“拿走吧!”
　　在一旁等候的队员拿走装有少年脏器的各自的容器。他们对少年的惨死没有一丝一毫的同情。这种惨死连枪毙还不如，少年不过是满足嗜杀成性的恶魔一顿食欲的一块肉而已。队员捧着容器沿着走廊走回自己的研究室，脏器在福尔马林液体里噗嗤噗嗤地收缩着。队员们捧着相当重的容器，小心翼翼走回去。
　　大概正要进入青春期的这个中国少年也和大多数“圆木”一样，至今还不知道他的名字。他不知道自己会这样被活生生地解剖，一切都在强制性的迷迷糊糊中结束。
　　1940年9月左右，在浙江省杭州市笕桥被捕的便衣队队员在原先的国民党中央航空学校旧址上被砍头处死，身体送到七三一部队解剖。身在解剖现场的原七三一部队队员I·N回想当时的情景，还吟咏这样一首短歌：
　　
　　活体被解剖，
　　取出心脏称重量，
　　还能跳几下。
　　
　　精减“圆木”
　　
　　七三一部队特设监狱进行活体实验使用的“圆木”达3000多人，而最令人发指的是对“圆木”的“精减”。
　　七号楼、八号楼竣工的时候，当初的设计能力是每一栋20～24间单独牢房，但是一层有一半用作仓库和集体牢房。
　　到1943年（昭和十八年），从中国各地送来的俘虏数量急剧增加，通过铁路货车把“圆木”送到七三一部队。
　　特设监狱本来原则上只是单独牢房，但是由于“圆木”络绎不绝地送来，单独牢房关押的“圆木”急速膨胀。
　　一个原七三一部队队员说：“单独牢房的关押人员原则上是一间两人，但由于‘马鲁他’数量增加，这个原则就无法执行，于是一间牢房就塞进3～4人，也造成一部分实验出现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就开始‘精减’‘圆木’。”
　　“高层领导起先对‘圆木’的增加造成拥挤反而认为是一件‘好事’。因为4～6张榻榻米的单独牢房里关押三个人，‘圆木’们吃睡都挤在一起，如果进行鼠疫等各种细菌集体传染试验，这是再好不过的生活环境。首先对其中的一个‘圆木’注射鼠疫细菌，然后把他和其他‘圆木’关在一起，这样可以观察鼠疫菌是如何传染给别的‘圆木’的。因此，在高层领导看来，‘圆木’的拥挤可以‘坏事变好事’。
　　“然而，事态却并没有如愿以偿，没有发生集体传染的事件。只有肺鼠疫在两三天里传染给同屋的‘马鲁他’，其他传染病都没有蔓延。据说‘马鲁他’里有一些知识分子，了解这方面的知识，知道怎么预防传染，大家互相转告，在单独牢房里实行预防措施。‘马鲁他’中有不少人比七三一部队队员优秀聪明，知识丰富。让‘马鲁他’感染传染病的七三一部队队员与防止被感染上传染病的‘马鲁他’每天都在用脑子进行着殊死的搏斗。”
　　于是，七三一部队就想出精减“圆木”的办法。
　　特设监狱的右首是浴室，浴室旁边是特别处置室，里面放有一张床。这间浴室就成为精减“圆木”的场所。被精减的对象首先是经过几次活体实验后居然还活下来的生命顽强的“圆木”。
　　出现这种生命力顽强的“圆木”是有原因的。
　　七三一部队把鼠疫菌定为“主要武器”，大量增产。但是，培养器大量培养的细菌具有毒性逐渐弱化的特性。为了使培养的鼠疫菌不会失去剧烈的毒性，就必须获得毒性更大的菌种。
　　于是，高桥班的队员想出把鼠疫菌在“圆木”身上接连“移植”的方法。把细菌注射在A“圆木”身上，他很快就因患鼠疫而死去。但是，人体内的血液、淋巴液中产生的抗体与鼠疫菌进行激烈的斗争，直至死亡。
　　 森村诚一　　追踪七三一部队真相(转载）


鼠疫菌在与抗体的斗争中获胜，进一步增强了它的毒性，于是把A“圆木”的血清注射到B“圆木”身上。这种具有更强毒性的鼠疫菌与B“圆木”体内的抗体进行斗争，从而又产生毒性更强的细菌。然后再把这种细菌注射在C“圆木”身上。通过这种“移植”架桥的方法，提高细菌的毒性。
　　高桥班正是通过这种方法制造毒性更强烈、更凶恶的鼠疫菌。但是，在“移植”过程中，由于注射血清，人的抗体也随之增强。有的“圆木”被注射鼠疫菌之后，虽然感染细菌，一度濒临死亡，却又奇迹般地死里逃生，活了下来。不仅鼠疫菌，还有的“圆木”在实验中获得了对其他细菌的免疫力。
　　这些“圆木”虽然对防疫研究具有很高的“价值”，但由于新来的“圆木”络绎不绝，不处理掉这些老“圆木”，牢房就没有地方关押。于是就对这些老“圆木”采取死亡的“精减”方法。
　　特别班队员把这些在实验中死里逃生的“圆木”带到特别处置室。这些“圆木”经历过死去活来的实验，非常警惕，不愿意离开牢房，于是队员就欺骗他们说“你们要被释放了，所以要注射预防疫苗”，把他们强行拉到特别处置室。特别班队员身背手枪强迫威胁“圆木”进入处置室。
　　一个原七三一部队队员这样回忆“精减”的情形：“‘圆木’被带到特别处置室后，七三一部队队员把装有20cc氯仿的注射器的针头猛然插在他的手腕上……用不了一秒钟，‘圆木’就大口大口地喘气，翻着白眼，呼吸困难，全身起鸡皮疙瘩，立即断气……这种‘精减’，多的时候，一个月要‘减去’大约二十个‘圆木’……他们经过细菌实验，死里逃生，但是最终还是被杀死，实在太残忍了。”
　　
　　千奇百怪的残杀
　　
　　七三一部队资材部储备有大量的棉被、毛毯、铁盾等。这些东西都是“圆木”实验的必需品。
　　七三一部队储备的棉被、毛毯、铁盾等东西其实就是覆盖全身的“头巾”，可以说是棒球比赛中接手和裁判使用的护具，再加上钢盔、棉衣和覆盖全身的棉被的组合。
　　褐色的铁护具在身体前后各安装一块，“圆木”就像“三明治”一样夹在两块铁板当中。这一切都是为了在细菌炸弹的爆炸、细菌炮弹的发射实验中用于防护。
　　把“圆木”的衣裤脱光以后，用厚厚的棉被把他的身体裹起来，然后用绳子结结实实地捆绑起来，再给他戴上钢盔，前胸后背安上铁盾，再用绳子紧紧捆绑，把身体固定起来。
　　七三一部队平时储备有这样的特殊铁盾和棉被达500到600套。
　　实验场上有一块地方，每隔5到10米就竖立一根柱子，这是用来捆绑“圆木”的。全身被棉被和铁盾围裹起来的“圆木”就捆绑在柱子上。
　　为了完善细菌武器，必须从各种角度、各个不同的高度观测细菌炸弹爆炸的效果，收集爆炸地点与细菌污染范围相关的详细数据。
　　如果由于炸弹或者炮弹的弹片击中“圆木”，造成死亡，那么，实验的效果就前功尽弃。他们所要彻底掌握的是细菌感染造成的死亡率，因此，发明了这种奇形怪状、颜色怪异的铁盾以及保护全身的棉被。
　　身穿特殊铁盾的“圆木”被捆绑在柱子上，接受各种各样的实验。
　　有时候把十几个“圆木”的屁股露出来，进行气坏疽菌的感染实验。
　　气坏疽是由气坏疽菌这种菌群感染而发生的。由于战场上的伤口大多不干净，感染后6～7小时，皮下组织产生气体，伴随高烧、肿胀、剧痛，患部肿大如气枕。当时没有有效的治疗方法，或者早期动手术，切开患部，如果是四肢，只好截肢。
　　在离“圆木”露出的屁股很近的地方爆炸气坏疽菌污染的榴霰弹，无数的弹片插进“圆木”的屁股里。在“圆木”痛苦的叫喊声里，队员们一个一个地检查气坏疽菌是否命中。
　　“圆木”们回到特设监狱以后，队员们仔细地观察、记录他们从发病到死去的全过程。这期间，没有采取任何治疗措施，更确切地说，不能治疗。因为七三一部队所需要正是要观察气坏疽菌贪婪地吞噬“圆木”屁股上的肉的全过程。
　　一个星期以后，“圆木”的烂肉发出恶臭，全部死亡。
　　“气坏疽菌实验进行了好多次，不仅仅是气坏疽菌……还有细菌钢笔手枪的实验，以及更原始方法的实验。例如手榴弹在‘马鲁他’露出的臀部附近爆炸，观察弹片插进肉体的情况；用步枪从各个角度射击‘马鲁他’的头部，解剖大脑，制作标本；用方角棍棒猛击‘马鲁他’，观察肌肉损伤的情况，记录数据……”
　　
　　活活烧死和子弹贯穿
　　
　　安达特设实验场不仅进行细菌武器和普通方式杀人的实验，还对常规武器进行测试，把“圆木”作为检测武器杀伤力性能的材料。
　　1943年的夏天，有一天，宽阔的安达实验场上排列着十几辆几乎就要报废的坦克、装甲车。
　　一会儿，涂着草绿色、白色的迷彩色车子从机场驶来。从车上鱼贯下来十几个手铐脚镣的“圆木”。
　　七三一部队的摄影班队员不停地拍照。
　　这一天十分炎热。
　　身穿草绿色“军属”服装的“圆木”慢慢地走着，来到这些坦克、装甲车前面，一人分配一辆，命令他们坐进去。手持轻机枪和步枪的特别班队员包围着他们，任何反抗和逃跑都是徒然的。
　　戴着手铐脚镣失去人身自由的“圆木”从狭小的进出口硬是被塞进去，一辆坦克进去两个人，装甲车进去一个人。随着一声沉重的声音，盖子关闭。“圆木”蜷曲在密闭的空间里，大汗淋漓。坦克、装甲车的驾驶舱在夏天阳光的暴晒下，如同蒸笼。在所有的“圆木”都分别进入坦克、装甲车的“密室”以后，从安达实验场的一个地方走出一群关东军司令部派来的士兵。他们身背草绿色的铁罐，罐里装着压缩空气和汽油、重油混合液燃料（燃烧剂），罐子的右边有一根软皮管，软皮管的顶端是金属喷嘴。士兵们背的原来是火焰喷射器。接着，士兵们分别站在离坦克、装甲车10米、20米、30米远的地方，怀里抱着火焰喷射器。摄影班队员也做好一切准备。只听到一声尖锐的命令，士兵们单腿跪下，做出喷射的姿势，火焰喷射器的喷嘴对着坦克、装甲车。事情已经非常明白，这是为陆军最新研制的燃烧剂和火焰喷射器的性能进行实验。
　　随着第二声尖锐的命令，只见士兵们手里的喷嘴喷射出白炽的火焰，关闭着“圆木”的坦克、装甲车变成一个个巨大的火球。火焰发出凄厉的声音，坦克、装甲车一下子成为高达1000多度的焦灼地狱。传来小小的爆炸声。大约20秒，不，或者也只有10秒——感觉漫长，其实，十分短暂——以后，从黑红色的浓烟中现出烧成一堆废铁的坦克、装甲车的残骸。从装甲车的炮身前端冒出微弱的火苗，履带、装甲板都被高温烧得扭曲变形，有的整个车身倾斜。
　　等到温度降下来以后，开始对坦克、装甲车进行检查。有的“圆木”烧成焦黑，有的“圆木”几乎已经炭化。摄影班队员把每一辆坦克、装甲车的情形都拍摄下来。
　　原七三一部队队员说：“‘马鲁他’中有许多是工人、知识分子、学生，当他们从特设监狱拉出来的时候，都明白死亡在等待着自己，所以，非常不愿意出来……这个时候，七三一的翻译就用俄语或者汉语安慰他们说：‘不要害怕，没有危险的，只是让你们到车子里去。事情一结束，就释放你们。’骗他们坐上飞机或者汽车，然后拉到安达实验场。”
　　
　　安达实验场还进行过这样的实验：让“圆木”戴上眼罩，分成几组，10人一队，身体互相紧紧贴在一起。其中一组身穿厚厚的御寒服，另一组身穿单衣军服，还有一组裸着上身。
　　每一队“圆木”的前面都站着七三一部队队员，端着“三八”式步枪，子弹上膛，从近距离瞄准站在最前头的“圆木”。
　　一声“射击”令下，步枪一齐开火。子弹击中最前面的“圆木”，随着他的倒下，后面的“圆木”也一个接一个地倒下去。
　　“贯穿5，这边贯穿4，这边贯穿3。”
　　队员手里拿着记录纸，记下“‘三八’式步枪在××米距离内射击时，对身穿御寒服、单衣军服、裸体的人体贯穿性能”的数据。这个实验进行过多次。“圆木”成为子弹贯穿性能实验的材料。
　　
　　死亡之屋
　　
　　在七三一部队无数的罪行中，最惨无人道的是和五一六部队共同进行毒气的活体实验。
　　七三一部队总部所在地的平房西北大约四公里的洼地上，有一处用苇席和一部分砖墙圈围起来的地方。四周是一望无际的荒野。远远看去，不过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仓库。
　　然而，这个洼地正是举行“恶魔盛宴”的毒气实验场。里面存放有日本陆军的数种毒气和毒气弹。
　　第一号芥子气
　　第二号路易氏毒气
　　……
　　芥子气是糜烂性毒气，有一种像芥末抹在魔芋上那样的臭味，接触到皮肤，出现被火烫伤那样的水泡、溃疡。暴露在外面的手脚、脸部、脖子不言而喻，还会穿透衣服，侵蚀身体，一点一点地融化身体。
　　路易氏毒气具有速效糜烂性，侵蚀人的视神经和皮肤，侵蚀肺部、喉咙，引起呼吸困难，死状凄惨。
　　氰酸毒气有一种苦杏仁那样的酸甜味，呼吸进去以后，立即和血液里的血红蛋白结合，导致缺氧。纳粹德国在奥斯威辛集中营经常使用这种中毒性气体。
　　碳酸酰和氯化砷都是刺激性的气体，前者使人窒息而死，后者具有催泪性。红色标志的药物毒性较小，所以，经常用于毒气演习。
　　五一六队员的回忆录中有记载：“五一六部队的毒气防护实验主要是为了获得人对毒气经受程度的数据。人在不戴防毒面具、戴防毒面具、防毒面具里的活性炭和氧化剂的数量变化等各种情况下，对各种不同毒气以及毒气浓度的变化等能够经受多长时间，这个实验使用了很多‘马鲁他’，我想三年里也得有100多人吧。”
　　参加这些实验的人员首先是现役军人，其次是预备役。
　　七三一部队主要在夏天进行毒气实验，因为要在辽阔的荒野上实验，冬天太冷，无法进行野外实验。
　　用于毒气实验的“圆木”都经过多种活体实验，所以，大多数人的身体机能已经损坏。
　　原五一六部队队员用充满苦涩的语调说道：“七三一部队中与五一六部队关系最密切的是吉村班，因为吉村班把他们在冻伤实验中用过的‘马鲁他’转过来。从吉村班转来的‘马鲁他’实在惨不忍睹，有的手指头、脚指头都已烂掉，像海豹那样；有的营养不良，皮包骨头，大腿像手腕那么细。我们觉得，这些‘马鲁他’经过冻伤实验以后，已经没有别的用场，才转过来的。”
　　“马鲁他”被七三一部队“物尽其用”，最后成为凄惨的“废物利用”，转到五一六部队。五一六成了七三一的接收部门。
　　原五一六部队队员在寄来的录音带中最后这样说道：“战争是狂人的行为，绝不能重演。因此，我把原本不想回忆的过去事实说出来，告诉没有经历过战争的下一代人。”
　　毒气实验需要使用叫做“强巴”的特殊的组合式小屋子，由大小两个房间组成，大房间用5毫米厚的钢板组合而成，是边长为3.6米的正方形毒气室。其实是空气调节室，与毒气机连结在一起，根据需要调节毒气的浓度。
　　小“强巴”除了天花板和地板外，其他全部使用玻璃，是边长为1.5米的正方形玻璃房。
　　大“强巴”里安装有芥子气、氰酸气、一氧化碳的制造机，天花板上安装着大型电风扇（气体搅拌机），一按电钮，就可以把毒气送到小“强巴”里。
　　大“强巴”的天花板和地板各伸出一条直径约为50厘米的管道通往小“强巴”，这两根管道把两个房间联结在一起。这两根管道是使具有一定浓度毒气的空气相互循环。
　　小“强巴”覆盖着特殊防弹玻璃，之所以安装玻璃，是因为便于从外面观察和摄影班的拍摄。
　　玻璃房上有一扇门，一打开门，地板上安有一轨道，用来把“圆木”送进去。
　　毒气实验时在场的一个原七三一部队队员回忆说：“特别车把‘马鲁他’运来，然后一个一个放到平台推车上。平台推车大约有手推车的一半大小……‘马鲁他’的手脚绑在推车的柱子上，推车沿着地板上的轨道送进去。
　　“玻璃房大概也就比电话亭稍大一点吧……‘马鲁他’被固定在平台推车上推来，小房间的门一打开，外面的轨道与房间里的轨道接续在一起……所以，把推车送进小屋里以后，门一关，就开始实验。”
　　
　　三十七年后的泪水
　　
　　原七三一、五一六部队队员一致证实，每次实验时，还把小鸟、土拨鼠、狗、鸡等动物与“圆木”一起送到玻璃房里。
　　根据所实验的毒气的种类和浓度，给“圆木”穿不同的衣服，有时候还给“圆木”戴防毒面具，穿上军装，有时候让“圆木”赤身裸体。
　　“强巴”像一间小温室，六七个人围在四周，他们是七三一部队吉村班、摄影班的队员以及五一六部队的技术军官。有时从很远的孟家屯一零零部队也派军官来参加实验。
　　“圆木”绑在平台推车上推过来的时候，他们明白即将发生的事情，有的人拼命挣扎，负责警备的特别班队员就用棍棒狠揍他们，压制他们的反抗，把推车推进“强巴”里。猛烈反抗的大多是朝鲜人“马鲁他”。每次实验“消费”一个，平均一天“消费”四五个“马鲁他”。
　

我是夏雯静

　五一六部队的队员一边斜视着“圆木”在玻璃房里扭动身子企图挣脱逃跑的样子，一边按下大“强巴”的开关。这些粗大的电缆是从四公里开外的七三一部队总部拉过来的，一按下毒气实验的开关，电风扇开始转动，震动着大“强巴”，同时安装在大“强巴”里的热源开始工作，烧杯发热，茶褐色的氰酸溶液变成袅袅上升的氰酸毒气。


原五一六部队队员说：“在连结两间‘强巴’的粗管之间插有一块钢板闸……开动电风扇，拔出钢板闸，才能使毒气流进‘马鲁他’所在的小屋……由于风压很大，拔出钢板闸需要相当大的力气。两个士兵一听到命令，立刻一齐用力把钢板闸拔出来……大‘强巴’里安装有岛津制作所制造的毒气浓度测试仪，可以测定‘马鲁他’的死亡与毒气浓度的相关数据。”
　　钢板闸一拔出来，手拿秒表的七三一部队队员几乎把额头贴在玻璃上观察“马鲁他”的变化，同时摄影班的16毫米摄影机也开始拍摄记录实验的全过程。
　　捆绑在平台推车上“马鲁他”一吸进从管道送过来的氰酸毒气，立刻像野兽一样吼叫，发疯似的摇晃身体，紧接着，眼睛圆瞪，口吐白沫，四肢僵硬，脑袋一下子耷拉下来，咽了气。
　　“死于氰酸毒气的‘马鲁他’的脸都呈鲜红色……死于芥子气的全身产生水泡，破裂溃烂，惨不忍睹……根据我们的实验证明，‘马鲁他’的身体强度和鸽子一样。‘马鲁他’和鸽子在同一个时间里死去……实验上下午都做，七三一部队总共进行了五十多次实验。”
　　原七三一部队队员说几件事至今记忆犹新。有一天，一辆插着黄色小旗的七三一部队长的车子来到氰酸毒气实验现场，石井四郎中将从车里下来。一边向在场的队员还礼，一边催促实验开始。
　　部队长亲临视察，那一天的毒气实验格外卖力，使用的不是经过其他实验后剩余的“圆木”，而是特地从单人牢房提取的健康的中国人，即“优质圆木”。
　　电风扇转动，发出轰隆隆的响声，钢板闸被拔开，氰酸毒气顺着管道流进玻璃房，喷射出来，手脚捆绑的“圆木”痛苦地挣扎着，很快死去。
　　石井四郎部队长看着从“强巴”里拉出来的尸体，命令“看看下半身”。于是一个军曹把僵硬的“圆木”尸体上的裤子扒下来。“圆木”的生殖器和大腿上沾满泡沫般白色的液体，光滑闪亮。
　　“你们知道这是什么吗……喂，这是精液。吸进茶（氰酸毒气）的都会流出这个来……”石井中将说。
　　战争结束那一年的7月，有一天，从送到实验场的特别车上下来的“圆木”甚至让所有的七三一部队队员惊叹，这是一对苏联母女……
　　“那个母亲三十岁左右，小个子，金发。小女孩才三四岁……她们都穿着灰白的裙子。我问上司：‘这是怎么回事？’他回答说：‘部队要撤退，狠狠心处置掉’……我们把母女俩放在平台推车上，没有戴手铐，也没有捆绑，推进小屋里。母亲表现出无可奈何不在乎的样子。”原七三一队员断断续续地继续回忆说，“当毒气即将注入的时候，一直蹲在母亲脚边的女孩子抬起头，从玻璃里面环视四周，脸上充满疑惑的神色……一头栗色的头发，一双天真无邪的眼睛……母亲的双手把她轻轻按住。女孩子乖顺地把脑袋靠在母亲的身上，安静下来……这时，毒气开始喷射进去。”
　　玻璃小屋里，母亲使劲把孩子的脑袋按在地板上，她竭尽全力，想在不断弥漫的毒气中保护孩子。
　　母亲努力伸展她那瘦小的身体来保护孩子，但氰酸毒气的魔爪先是夺去孩子的生命，接着母亲也停止了呼吸。
　　可怜的母女重叠在一起，母亲的手掌一直放在女儿的头上。
　　“实在惨不忍睹，当时我的工作是……拿着秒表测试母女俩断气的时间……母亲放在孩子头上那一双温柔的手……三十七年后的今天，那情景依然历历在目，无法抹去。”
　　现年七十四岁的原七三一部队队员回忆起当时的情景，放在膝盖上的双手紧紧攥成拳头。他话一说完，只见泪水顺着脸颊滴落下来。时隔三十七年后流下的泪水，对于那两个苏联母女已经无济于事。
　　
　　活体木乃伊
　　
　　原七三一部队的高层军官说：“毒气实验集中了七三一部队的现代科学技术的精华……‘马鲁他’在‘强巴’里大约5～7分钟死去。此外，还进行许许多多的原始性实验，把人慢慢地一点点折磨死……比如饥饿实验、干渴实验、干燥实验、触电实验、水烫实验……用火用水在活的人体上进行实验是家常便饭。”
　　以平均“两天三根”的速度“消费”“马鲁他”的真实情况，大大超出我的想像力。
　　
　　真实记录日本人迫害其他民族是一项非常沉重的工作。
　　七三一部队的活体实验是日本人在三十七年前的所作所为，这是事实。不论多么惨无人道，我们知识分子（医学家、研究者）应该首先勇敢地面对那些残暴凶狠的事实真相。
　　所谓“饥饿实验”，名副其实，就是不给“圆木”食物，实验人仅仅依靠水能活多长时间。“干渴实验”与饥饿实验正好相反，只给“圆木”面包，一滴水也不给，以此研究人的生存界限。
　　当事者说：“饥饿、干渴实验在哈尔滨市滨江车站附近的南栋关押‘圆木’的地下室进行……负责这项试验的是江口班，头头是江口中校。饥饿实验的结果，发现‘圆木’仅仅依靠水平均能活60～70天……但干渴实验的结果表明，如果不喝水，光给面包，到第五天，‘圆木’就脸部浮肿，表情痛苦，到第七天，全部吐血而死。”
　　“干燥实验”就是把“圆木”绑在椅子上，放进高温干燥的房间里。在干燥的热风里，“圆木”全身流汗，但是流出来的汗立刻被热风吹干。“圆木”身体里的水分逐渐被榨干，经过将近15个小时，“圆木”体内已经没有水分渗出。这种实验完全是“桑拿”地狱。
　　原七三一部队队员说：“最后，‘马鲁他’的身体变成干枯的木乃伊……用体重计一称，差不多只有生前体重的22％……实验结果表明，人体的78％是水分。”
　　“触电实验”就是把“圆木”固定在电椅上通电，逐渐加强电流。在电的刺激下，经常是“‘圆木’连同椅子整个翻倒在地”。小规模雷击实验中，“‘圆木’的身体在瞬间烧焦”。
　　“水烫实验”就是把不同量的开水浇在裸体的“马鲁他”身上，研究“烫伤的部位、程度以及人在烫伤情况下的生存条件”。
　　七三一部队所属的医生、科技人员、研究人员制定利用“圆木”进行活体实验的规划。七三一部队设有规划课，负责协调各班提出的试验项目。
　　例如把在“冻伤实验”中身体受到损伤的“圆木”分配给毒气实验，把注射过鼠疫菌发烧的“圆木”分配于紧急榨血实验。
　　在进行使用鼠疫菌的细菌战时，不能让友军士兵感染，因此，研制预防鼠疫的疫苗是七三一部队头等重要的课题。把带有鼠疫菌发高烧的“圆木”的血液榨干，制造大量血清，就是为了这个目的。
　　
　　七三一部队的崩溃
　　
　　七三一部队在研究、开发、实行惨无人道的细菌战过程中，把3000多人作为活体实验的材料加以残害。然而，它的崩溃的日子终于来临了。造成七三一部队崩溃的是日本帝国主义的失败，而直接的因素是1945年8月9日苏联军队的对日作战。
　　原七三一部队队员证言说：“5月10日，上面下达命令，要求在两个月内大量生产以鼠疫菌为主的，包括投放井水、水库的伤寒菌、霍乱菌，污染河流、牧场的炭疽菌等细菌……负责在口字楼一层细菌制造工厂的柄泽班立即增加人手，进入24小时连续生产的状态……最后仅鼠疫菌就生产了近20公斤……如果加上原先储藏的，以及干燥菌，恐怕达到100公斤。”
　　七三一部队在战争结束之前保存的“使用OK”的各种细菌的数量，“如果使用有效的方法全部撒播，地球上的人类就要毁灭。”原七三一部队队员证言。
　　“增产300万只老鼠”的命令下达以后，为了捕捉老鼠，组织了“特攻队”。队员们把大量的捕鼠器装在箱子里，到哈尔滨、新京各个街道活动，动员居民、中学生、小学生努力捕捉老鼠。七三一部队内，不仅各个支部，各个办公室、宿舍，都用不到一米的木板围起来，甚至夜间还派人值班，绞尽脑汁增产老鼠。鼠疫菌跳蚤的增产目标定在“300公斤”（大约10亿只）。田中班有4500个跳蚤饲养器，据说在几天之内就能确保生产出1亿只。
　　原七三一部队队员说：“这10亿只活跳蚤，简直了不得……据说是带上鼠疫菌，全部投放到苏军和苏联的城市……我感觉到那后果将不堪设想。”
　　1945年8月1日下午，运输班队员开车去日本驻哈尔滨领事馆的地下室把“马鲁他”拉回来。
　　美制道奇三三年型“特别车”驶进日本领事馆门内，一会儿，只见从地下室里“走出40根‘马鲁他’”（原运输班队员语），都是苏联男人。
　　他们的头发都被剃光，光着脑袋，身穿白色的夏天衣服，背上用漆写着很大的号码，全部手铐脚镣。他们在担任警戒的宪兵催促下登上特别车，手铐脚镣碰击着，发出冰冷的金属声。
　　日本领事馆四周高墙圈围，从外面根本看不见默不做声的“马鲁他”上车的景象。
　　装载着“40根圆木”的“特别车”在30分钟后抵达平房的七三一部队总部，通过门卫岗哨，右拐经过发电所后面的喷泉（养鱼池），绕到口字楼背后，车子摇晃着慢慢在口字楼前面停下来。
　　六个七三一部队队员围在特别车四周，等待着“马鲁他”从车上下来。他们是诊疗部的矢吹技术员等“军属”，其中一个人手里拿着注射器，在阳光照耀下闪闪发光。他们十分清楚自己将要干些什么。
　　一个队员充当翻译，用磕磕巴巴的俄语从车窗外对俄国的“马鲁他”说道：“现在要给你们打预防针……一个一个下车。”
　　第一个下车的是一个俄国青年，他下车以后，身后的车门又被关上。
　　这个俄国青年高个子，红脸膛。一个七三一部队的队员麻利地消毒他的戴着手铐的手腕，另一个手持注射器的队员走上去，一针扎在他的手腕上。这个俄国“马鲁他”立刻一头栽倒地上死去，竟然连哼也没哼一声……
　　注射器里装的是氰酸化合物溶液！
　　在现场目睹这幕惨状的原运输班队员回忆说：“收拾完一个人以后，两个队员过去抓着‘马鲁他’的脚镣的铁链，把尸体拖到特别车背后藏起来……特别车的发动机一直没关，车内的‘马鲁他’在发动机的轰隆声中，似乎不知道外面发生什么事情……‘下一个下车！’随着队员的这一声叫唤，车门打开，又一个‘马鲁他’下来，照样消毒、注射不到1cc的氰酸化合物……‘马鲁他’又一声不吭地栽倒地上，又被拖走……这种行为重复了40次。尸体在特别车后面堆积如山……所谓‘打预防针’，完全是骗人，其实是一场屠杀。”
　　他们注射毒药杀人，却还要装模作样地消毒。给被杀的人消毒，这就是七三一部队的杀人方式！
　　据说8月10日这个时候，关押的“圆木”已经不到40人。对“圆木”如何处理，有的说“把氰酸钾放在伙食里杀死”，有的说“全部枪杀”，各种说法都有，莫衷一是，没有留下任何文字记载的东西。
　　8月10日上午10时，平房第七三一部队总部口字楼屋顶上出现两个人，一个是军人，一个是军曹。
　　“大尉，怎么干？”
　　“这事就我们两个人做，用喷射器来不及了，要快！屋顶上应该有罐……”
　　两个人一边匆匆说着一边下车，然后大步走进大门，进入口字楼，上了走廊左角的手动电梯。
　　电梯直通屋顶，两人打开通往屋顶的门，迅速环视四周，只见角落里放着外形酷似大型液化气罐的钢罐。
　　两人走到铁罐旁边，抬头看着被口字楼圈围的院子，院子里有两幢左右对称的建筑物，窗子上镶嵌着铁格子。这就是七三一部队的特设监狱。
　　“目测一下建筑物的容积大概多少？平均每间多少？氰酸的有效浓度是多少？”
　　从大尉的嘴里嘣出“氰酸”两个字！
　　这意味着七三一部队即将开始一场惨绝人寰的屠杀。
　　大尉问军曹：“大概多少立方米？”
　　“每间小屋的面积大致是两间乘一间半，这不会错。”
　　“所以啊……一间是多少立方米？”
　　“到天花板的高度是2米左右吧？”
　　“差不多，大致算出来就行。”
　　军曹嘴里念着数字，很快就心算出来：“两间大约是3.6米，一间半大约2.7米，高算它2米……3.60×2.70×2=19.440立方米……粗略估计，大概是19.5立方米。”
　　大尉自言自语似的说：“哦，每间屋子的体积是19.5立方米……”然后瞟了军曹一眼。军曹似乎已经敏感地意识到大尉的意图，没等大尉开口，他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大尉……‘茶’的比重是0.72……所以，19.5÷0.72≈27……一个房间有27毫升就够了。”
　　大尉心里觉得军曹计算的结果是可行的，但是他的目光转了一下，说道：“要做到万无一失，数量增加一倍……按比重计算，每个房间算40克，这样就保险了吧。”
　　“好，那我去准备。”
　　军曹立即解开带来的军用袋，取出几个透明闪亮的玻璃容器。容器是三角形的小型玻璃烧瓶，和初高中生上化学实验课使用的烧瓶一样。
　　军曹熟练地把三角烧瓶排成一列，在强烈的夏天阳光照耀下，透明的玻璃变成分解阳光的三棱镜，把几道淡淡的圆圆的色光投射在口字楼屋顶上。
　　 森村诚一　　追踪七三一部队真相(转载）

这两个人又从带来的另一个袋子里取出白大褂。这是七三一部队进行活体实验或者制造细菌时穿的衣服。他们迅速穿好白大褂，戴上做手术时使用的白色长胶皮手套，一直紧紧裹到手肘。接着，“军属”又从袋子里摸出一个形状奇怪的东西。这是国防绿的防毒面具。
　　“‘茶’的皮肤渗透性极强，沾上一点就完蛋……小心点！”
　　“要不要用天平称一下看看？”
　　“烧瓶本身是100亳升吧……所以，倒进去一半，大概没问题……不过，绝对不能马虎，还是称一下吧。”
　　这两个人身穿白大褂，套着长手套，戴着防毒面具，把倒在屋顶上的钢罐立起来，一起用力把开关拧开，然后把钢罐倾斜过来，让口慢慢对着烧瓶。他们的动作极其小心谨慎。
　　一道透明的液体从钢罐里咕嘟咕嘟地流进烧瓶。从钢罐里流出的液体无色透明，但倒在烧瓶里以后，随着容量的增加，开始呈现淡淡的茶褐色，如同淡麦茶再对进几倍的水稀释后的颜色。
　　他们刚才几次提到的“茶”，指的就是这种液体。
　　“茶”灌到烧瓶一半左右时，就把钢罐的开关拧上，然后迅速用橡皮塞把烧瓶口塞紧。军曹把烧瓶放在事先准备好的称药用的小天平上。天平缓缓上下摆动，显示出“茶”的重量，比40克稍高一点。
　　戴着防毒面具的军曹做了个OK的手势，大尉点点头。于是他们把一排大约十个烧瓶都灌上“茶”，塞紧瓶塞。
　　在装液体的时候，大尉说了一句什么话，但是由于戴着防毒面具，军曹没有听见。如果不戴防毒面具的话，军曹就会听到大尉这样的话：“（因为氰酸钾液化气的沸点约为26度）容易气化……虽然戴着面具，还是不可大意。”
　　原来所谓的“茶”就是氰酸钾！
　　把“茶”灌进烧瓶以后，他们的行动立刻变得敏捷起来。他们把装有烧瓶的袋子夹在腋下，依然戴着防毒面具，乘电梯来到口字楼一层。顺着走廊走不多远，担任警卫的特别班队员向他们敬礼。
　　穿过两三道铁门，走上特设监狱的楼梯，来到两层楼口。特别班警卫打算带他们进去，但他们做了个手势表示拒绝，并且指示说：会有危险发生，立即离开这幢建筑物。
　　这两个人来到七号楼两层的走廊上，长筒靴在走廊上发出响亮的声音，他们走到第一间单人牢房。
　　原七三一部队特别班队员这样说：“如果‘马鲁他’看见身穿白大褂、提着袋子、戴着防毒面具的人向他们走来，大概一切都明白了……如果‘马鲁他’知道这两个人的身份，一看见他们，那就完全绝望了……因为这两个人不是七三一部队的队员……他们是关东军第五一六部队派来的。”
　　关东军第五一六部队！就是在中国东北地区闻之丧胆的毒气部队。正式名称为“关东军化学部第五一六部队”。这两个人是五一六部队的技术军官和军曹。
　　曾经目击屠杀“圆木”现场的原七三一部队队员这样证言：“我看见的景象简直就像猩猩在铁笼里暴跳如雷的样子……”
　　一个原七三一部队队员回忆说：有几个“圆木”没有被毒气杀死，使劲敲打铁门，痛苦地发出凄惨的声音，难受得用手挠自己的喉咙。特别班队员慢慢走上前去，用毛瑟手枪对着痛苦挣扎的“圆木”胸口开枪。“他们拖着死去的‘圆木’的脚，扔进七号楼旁边的一个大坑里，然后泼上汽油和重油，点火焚烧……记得那是11日下午。七三一的焚烧炉焚烧头颅标本、培养细菌的琼脂、大量的书籍以及器具，已经塞得满满的……‘马鲁他’的尸体很难烧起来，但是撤退刻不容缓。特别班队员心急火燎，没等尸体烧透，就匆匆忙忙盖上土，逃跑了……有的尸体的手脚还从土里露出来，根本没能达到隐瞒罪行的效果。部队领导看到这种情况，命令‘把尸体挖出来，重新焚烧，完全烧毁’……那些瞪着眼睛的‘马鲁他’的尸体又被……执行挖尸体任务的队员忍着呕吐……”
　　七三一部队紧急处理的不仅仅是“圆木”，还有一号楼二层“陈列室”以及第一部各课研究班的许多人体标本。浸泡在福尔马林液体里的头颅、手臂、躯体、腿脚、各种脏器按照传染病的种类以及不同病情分门别类地保存着。
　　据说大小标本数量多达一千个。这些都是七三一部队进行惨无人道的活体实验的证据。
　　原七三一部队队员回忆说：“10日傍晚到半夜，哈尔滨下雨……大家冒雨把福尔马林的容器装在卡车上。几十个几百个的人体标本就这样离开七三一，半夜里直奔松花江。标本在黑夜里扔进松花江。但是由于大家急于撤退，没有把全部标本装上卡车。”
　　不断增产的各种细菌储存罐、大量的老鼠、几亿只跳蚤也需要立即处理。还有各个研究班收集的庞大数据，在中国各地实施细菌战的详细记录以及解剖记录、病理记录、各种实验记录、细菌培养记录等，堆积如山。这些数据在10日、11日两天都集中在部队各处挖掘的大坑里，浇上重油，急急忙忙地烧毁了。
　　毁坏器材、资材也是迫在眉睫，大量的细菌培养器、冷冻设施、显微镜、化学秤等都一个一个地被毁掉。
　　最大的困难是毁坏建筑物设施。尤其是使用特殊钢和厚度近50厘米的混凝土墙壁建成的特设监狱，非常牢固，只好由工兵队在监狱的十几个地方安放炸药炸毁。
　　为了炸毁特设监狱，必须在监狱的地板、楼梯下挖很深的洞。教育部所属的队员奉命从事这项工作。
　　队员们手持丁字镐、铁锨进入特设监狱，一下子伫立不动。“圆木”的尸体已经搬走，特设监狱里空无一人，空气中弥漫着消毒的石炭酸的气味，剩下昨天还关押着“圆木”的地狱的空壳。潮湿的风从七号楼二层牢房前面宽大的走廊吹过。队员们之所以伫立不动，是因为他们看见牢房的墙壁上写满许多大字。混凝土的墙壁上到处都是剥落的瘢痕，上面的字迹已经发黑。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中国共产党万岁！”
　　每一个字有20厘米见方。关押在监狱里的“圆木”不可能有笔墨，一看就知道是用鲜血写成的。大概是用手蘸着自己身体伤口的血，躲避看守的眼睛，怀着满腔愤怒，写在墙上的。断断续续的字体具有巨大的扣人心弦的力量，让每一个站在墙壁前面的人心灵震撼。这些急急忙忙处理战败事宜的七三一部队队员，面对墙壁上黑红色的字迹，像触了高压电一样头脑发麻。
　　当时在场的一个原七三一部队队员这样叙述自己的感想：“我看到墙上的血书的时候，浑身震撼。大概是在做实验遇害前，拼着全身力气写下来的。我虽然对共产党、人的思想和信仰一无所知，但仍然感受到难以言状的震动。在如此严酷的极限状态下的人，仍然坚持自己的信念，毫不动摇。我直觉感到他们不是‘马鲁他’，而是勇敢的人。”
　　用自己的鲜血书写标语的人虽然被杀害了，但是他激励着后来一批又一批被关押进来的囚徒，无疑一直追求民族的解放和人的尊严。
　　七三一队员们进入监狱是为了挖掘爆炸的坑洞，他们面对墙壁默默无言地伫立着……

2014-09-16 21:19:38 来源：中国新闻网  作者：解培华
　为深刻揭露日本军国主义侵华的真相，黑龙江省佳木斯市市民宋金和自办日军侵华物证陈列室。9月14日记者来到宋金和家中看到，满屋布满了他收集的日军侵华物证。据宋金和介绍，从最开始收集至今，自己已经收集物证近万件，其中包括甲午战争、九一八事变、七七事变到日军投降各个历史时期的部分史料、实物。中新社发 解培华 摄
我发现的九一八事变铁证

　　宋金和

　　我是黑龙江省佳木斯市的一名退休干部，今年68岁。从小听老人们讲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东三省的一幕幕，朴素的爱国情怀扎根我心底，因此我对日本帝国主义当年的横行霸道深恶痛绝。我从13岁开始收集日军遗留东北的物品，退休后将主要精力投入到日军侵华罪证征集、整理及抗联史的研究上，现已收集日军侵华物证万余件，它们是见证那段血雨腥风历史的无声铁证。

　　从收集实物到收集文本

　　1960年左右，我开始收集日军遗留的一些东西。那时，日军用过的很多物品都散落在东北民间，老百姓喜欢捡洋漏儿，老人们戴过日本鬼子的棉帽子、手闷子，用过日军的饭盒子，我还穿过日本人的马裤。我收集了一些日军用过的破钢盔、没把的刺刀。坦白说，那时还没有“收集罪证”这个概念，这些东西都是我们小孩平时用来打仗玩的。

　　就这么边玩边收，收集日军物品成为我的一个爱好。1967年我参加工作后，常去佳木斯东风造纸厂的一个大型露天仓库去“淘宝”，那里堆着很多废纸，里面有一些日军遗留的文字材料。当时我跟造纸厂的保卫处关系不错，在他们的“掩护”下，我把这些废纸一包包抬下来，仔细挑拣有用的东西，没用的再打成捆放回原处。就在这种大浪淘沙般的工作中，我发现了一个品相完好的东西—一包打捆的信，共53封，这些信的主人是驻防佳木斯的日本军官冈田重吉，包括他在1934年至1936年期间与日本家人的通信，以及他在中国的战友寄给他的信。其中有四五封印有“军事邮便”字样，并有“检阅济”印章，说明是经过日军审查严格的，防止泄露军事机密。此外，还有佳木斯周围一个中队的士兵给冈田重吉的信，这些信件是被捎来的，没有经过审查，里面就有一些军事内容，“昨天在佳木斯桦南县的驼腰子，我们又处理(指杀死)了6个马贼(指中国抗日官兵)，刺刀杀人，就像切青菜豆腐一样。”

　　这些书信就像一个窗口，让我们通过它们目睹了侵华日军在中国的烧杀抢掠，感受到当时中国人民的悲惨遭遇。从那时起，我开始重视信件、文件、文字方面的收集，虽然炮弹、日用品等看上去更形象，但纸上记录的东西“会说话”，更能反映日寇的罪证，文史价值更高。大家都知道，1941年，驻哈尔滨王岗航空兵基地的伪满洲国哈尔滨航空队第3飞行队发动抗日武装起义。我这里有日军当时追杀王岗起义者的详图，16开纸，手刻钢板印刷，是一个收藏者送给我的，当时日军就是根据这个图把发动起义的中国人全部杀掉了。

　　我还收集有日军绘制的“满洲地质及矿产资源分布图”，一共六幅，每幅高80厘米、长1米左右，品相完好，东三省有哪些矿产资源，日寇早已调查清楚，说明日本占领我们的国土，就是掠夺我们的资源。

　　作战手令拆穿日本谎言

　　纸制品中往往有重量级的发现。我这里收集了日本关东军参谋长三宅光治的一包东西，包括三宅光治的文件、书法，东京方面寄给三宅光治的条幅，当时伪满洲国驻日大使谢介石、伪满洲国总理郑孝胥写给三宅光治的信件等。

　　就在这包东西中，一张纸引起了我的兴趣。这张纸是日本陆军专门用纸，防潮、防皱、很薄，长约32厘米、宽约24厘米，红色书边线框，内红竖线为格，边框右上方加印“秘秘”两字。全文竖版，由刻字水印部分和钢笔手写部分组成，并盖有“步兵第三旅团长之印”篆刻印章。标题很醒目—“对事变计划准备有关的文件命令”，编号为步三旅乙第一六九号，就是步兵第三旅团乙级作战命令169号。原来这是日本关东军驻长春步兵第三旅团长长谷部照俉下达给步兵第4联队长子爵大岛陆太郎的一份作战预案手令，时间很清楚地写着“昭和六年九月拾七日”，也就是1931年9月17日。具体内容包括：第4联队抽出1中队作为旅团预备队；第4联队与铁道守备队迂回配合，强袭奇袭北大营；抽出一中队留长春，扫荡支那军(指中国军队)。

　　“九一八事变”到底是怎么回事？日本人的说法是，9月18日晚上10时20分，日本关东军铁道守备队柳条湖分遣队队长河本末守巡逻中发现，支那军张学良部队炸毁柳条湖附近日本修筑的南满铁路路轨，双方发生武装冲突，导致事变爆发。当时的关东军司令部在旅顺口接到命令后，司令官本装繁和参谋长三宅光治连夜搬到沈阳，19日沈阳沦陷，就这么快。日本侵略者称是中国军队发动的“九一八事变”，那为何他们在9月17日的作战预案手令中就有体现？这纸命令充分说明日本侵略东三省绝对是蓄谋已久。近现代战争史表明，用武装冲突制造事端，再以此为借口发动侵略战争，这已是一切非正义战争的规律。
　　收集物证离不开研究历史

　　比收集物证更吸引人的，是研究它们背后的历史。每收集到一件侵华日军物证，我都会努力寻找、研究与之有关的历史。

　　我这里收有日本航空兵器总局长官远藤三郎的一个文件夹，“神风敢死队”的“神风”两字就是远藤三郎写的。这个文件夹里面有日军陆军部下达的12号作战计划，计划称要全力围剿支那军，包括新四军。12号作战计划的战斗详报中有十几块剪裁下来的报纸，都是有关新四军的报道，标题写着“江北新四军被歼灭”等，还有100多幅原始胶片底版，其中5张被冲洗出来，就是活埋我们新四军战士的照片。我认为这些东西非常珍贵，因为现在我们肯定了国民党的抗战贡献后，社会上有部分人开始轻视共产党在抗战中的作用。日寇杀害我们新四军这样的报道史料，很难见到，很珍贵，可用来教育那些认识上矫枉过正的国人。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坚持抗战，这点我们作为中国人要时刻牢记。

　　另外，我还收集了很多东北抗联的原始相片。这些相片记录了杨靖宇部队在吉林磐石一带抗日时被日寇残杀的情况。照片中的战士穿制式服装和胶底鞋，戴“东北人民革命军”袖标，这是我们近代史研究东北抗联的唯一物证，此前媒体都没有报道过。

　　1932年，伪满洲国成立，当时关东军要求溥仪和郑孝胥成立“大同学院”，把日本所谓的精英派到长春学习、了解东三省的风土人情。我这里有许多“大同学院”第一期的原始相片，包括校舍和学员。这些学员后来被分配到各机关充任官职，包括各省副省长、总务厅副厅长等，很多杀人不眨眼的恶魔都出现在这里。为什么大多都是副官呢？因为“九一八事变”后，关东军奉天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任伪沈阳市长，受到国际联盟的谴责，所以他们不敢再当一把手，纷纷当起顾问、次长这样的副官。

　　二战期间，日本一些新闻机构派出战地记者，这些人叫“笔部队”，在战场上和战士一样穿军装，唯一不同是带着照相机，所以他们又叫“决死摄影”。二战中日本在各国的侵略照片基本上都出自日本人自己手里。比如，我这里的《支那事变画报》就是日本战地记者拍摄采写，记录了1937年“七七事变”至1941年10月日军侵华的战况，共101期正刊、35期号外增刊，总共发行136本，我这里有全套。另外还有180本日本侵华画册《历史写真》，以及几十本《朝日新闻》合订本，其中详细记载了南京大屠杀期间侵华日军的暴行。我还收集有日军残杀中国人的大量原始照片，各种杀法五花八门，这些照片被我放大后放在陈列室供国人参观，不少参观者看完后都表示非常震惊。除了前文提到的冈田重吉的信，我这还有200多封没有信封的日军信件，有待懂日语的专家前来研究。

　　这些年，我从媒体上得知日本教科书否认侵华罪行，日本一些领导人不顾中国和其他亚洲国家人民的感受执意参拜靖国神社，这让我更加意识到收集日军侵华罪证的重要。这些物品真实还原了日军侵华战争历史片断，记录和展示了侵略者的残暴行径，我希望更多年轻人主动去了解这段历史，勿忘国耻，奋发图强。　黑龙江日报1月16日讯 近日，鸡西市鸡东县平阳镇永长村村民在村北的小河边割烧火柴时，在河岸的泥土中发现两个裸露在外腐烂的长方形木盒子，盒子内装有子弹，随后报告给边防派出所，鸡西公安边防支队平阳边防派出所官兵接警后迅速赶往现场处理。
　　官兵们在现场发现，河西岸有一个埋在地平面半米以下的长方形凹槽，木质箱子碎片和盛子弹用的铁盒子碎片，遮盖木箱的砖块都已腐烂，散落在河岸上。据村民介绍，这条无名河河岸在河水的常年冲刷下，河岸泥土塌方脱落，装子弹的木箱才裸露在外。

　　平阳边防派出所官兵经过细致的挖掘后把这批子弹带回派出所，据派出所副教导员张家铭介绍，经点验这批子弹总共1555发，总称重量47.5公斤。子弹外面包着一层黄油纸，黄油纸具有一定的防腐蚀性，子弹保存得非常好，可以击发。据边防官兵调查了解，这应该是抗日战争时期日军装备的三八式步枪的制式子弹。

　　据悉，平阳镇在抗日战争时期曾驻扎着大批日伪军。近年来，鸡东县在平阳、向阳、明德等乡镇都挖出过日伪时期遗留的子弹、炮弹。但像这次挖掘出子弹数量之多、保存之完好，尚属首例。这批子弹将被移交给上级有关部门进行处理。

我是夏雯静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长达14年。其间，不同类别的档案材料，从不同角度反映了这一战争的情况。而日本侵略者遗留的“特别移送”档案，则从一个特殊角度暴露了日本侵略者的残忍性，印证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正义性和艰巨性，是值得我们充分研究和利用的重要档案材料之一。
一、“特别移送”档案的发现过程
（一）“特别移送”问题简述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七三一部队是日本精心策划、组织和实施细菌战的核心机构，是世界历史上规模最大的细菌武器研制的大本营，也是发动细菌战争的策源地。 1938年6月30日，日本关东军发布了“关于设立平房特别军事区域”的命令，将七三一部队所在的哈尔滨平房地区划定为“特别军事区域”，在区域内专门建立了人体实验核心区域四方楼。根据细菌研究科目区分，在四方楼内部设置了至少50余种细菌和病毒进行惨无人道的人体实验。为了加大人体实验规模，在该命令发布前，同年1月26日，由日军关东宪兵队司令部警务部下发了第58号文件，规定并实行“特别移送”。“特别移送”档案原文为日文，写作“特移”为了加大人体实验规模，中文亦译为“特别输送”、“特殊输送”，是侵华日军关东宪兵队与七三一部队内部使用的专有名词。日本侵华时期，出现“特别移送”的事件并不是偶然的，也不是孤立的，它是日本帝国主义为了扩大侵略战争，实行殖民统治而产生的。1943年3月12日，日本关东宪兵队司令部警务部长又向各宪兵队下发了关于“特别移送”的第120号文件。并在这个文件中通知，把“犯人”划分为“间谍”和“思想犯”，并根据“犯人”的类别、“罪状”等，确定了“特别移送”对象的标准。日军各宪兵队、宪兵分队、宪兵分遣队对被捕的人员进行秘密审讯，然后将审讯报告逐级上报给关东宪兵队司令部，经过批准后，各宪兵队将被捕者秘密押送给七三一部队，进行惨无人道的细菌实验，直至残害致死。
（二）“特别移送”档案的发现
1945年8月8日，苏联出兵中国东北对日作战，日本关东军及宪兵队在败退之际销毁了大量原始档案，部分来不及销毁档案的被缴获，其中就包括“特别移送”档案。1953年，吉林省有关部门发现一批日本关东宪兵队档案，经公安机关初步整理于1982年移交给吉林省档案馆。1969年11月，黑龙江省档案馆接收了原黑龙江省清查敌伪档案办公室的部分档案。
1997年10月，黑龙江电视台和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队罪证陈列馆为拍摄爱国主义教育片到黑龙江省档案馆查阅有关档案资料时，金成民发现了有“特别移送”内容的档案66件。经深入挖掘和认真整理后，确认有52名爱国抗日志士被关东各宪兵队实施了“特别移送”，其中经关东宪兵队司令官签发指令的有42人。之后，吉林省档案馆也发掘出日本关东宪兵队“特别移送”档案80余卷，400多件。“特别移送”档案包括关东宪兵队及各地宪兵分队、分遣队将抓捕的抗日人士送往七三一部队的详细内容，“特别移送”档案真实的记录了277名中国人、俄国人和朝鲜人被关东宪兵队移送七三一部队的史实。
二、“特别移送”案例分析                                                                 
（一）中国人民的抗日斗争
已发现的“特别移送”档案，虽然并不是侦查审讯的全部卷宗，只有审讯情况报告、实施特殊输送的报告、防谍服务成果表和处置指令等文件，文件中只有要点、正文（拘留时间、地点和姓名、原籍住址等）、经历及事件概要、处置和对策意见等项目和内容，但从这些简要的文字中，可以清楚地看到东北抗联战士的英勇战斗和壮烈牺牲。抗联第三军第四师保安连长王明生（王振达）抗击日本侵略者的行动，在“特别移送”档案中有明确的记载。东安宪兵分队，东安宪高第164号《关于扣留审讯苏联谍报员王振达情况的报告》中的经历与事件概要中写有：“……遂举家投匪。”而事实是王明生身份暴露后，密山县委及时通知他们转移到抗联驻地，全家参加了抗联队伍。还有“……率部下三十人，在密、勃县境内活动近七个月左右。此间，袭击了密山县四人班村，绑架人质，掠夺财物等，极为残暴”。在该人的处置中写有：“从前干抗日匪时袭击村落、绑架人质等，极其残暴。”“该人的谍报活动是积极的，对我方实为大害，应该作特殊输送处理。”在这段文字中，日本侵略者把王明生称为“抗日匪”是对他抗联战士身份的最准确定性，而“对我方实为大害”几个字，可以看出当时抗日武装抗击侵略者的行动给日军以沉重打击。
抗日情报活动形成网络。黑龙江档案馆发现的“特别移送”档案中涉及的被害人全部参与了抗日联军和苏联红军的情报活动，他们的活动范围遍及日本关东军的占领区，形成了覆盖面广泛的情报网络。虎林宪兵分队，虎林宪高第306号《关于审讯苏联谍报员盛桂题情况的报告》中写有：“因谍报网已基本查清，且无逆用价值，故认为适合特殊输送。”半截河宪兵分遣队，半截河宪高第125号《关于审讯苏联谍报员赵成忠情况的报告》要点中写有“该谍报网设在国境地区附近，由三四人组成，将来没有逆用价值。”在对防谍上必要对策的意见中写道：“这种苏联谍报网，属于苏联一贯在国境地区设置的单式的谍报网。我们认为，可能已有相当多的潜伏者。”
为了适应抗日情报活动的需要，情报人员的潜伏方式多种多样。如被“特别移送”的刘恩，“在东安经营伪装的商店，做固定谍报员。”情报员矫吉明“接受了调查日满军情及国内情况等指令，1939年3月30日入满，在虎头村干零活，或在驻虎日军部队挑水，或在砖厂做烧砖工等至今。”抗联战士王春明“于1940年9月下旬被抗联强行拉入苏联……经过约三十天的培训后，接受其指令，以兴山煤矿工人身份掩护潜入，调查资源及军情，并领取经费三十元。此次入满，正是去兴山潜伏途中。”情报人员原美臻和李万春在开展情报活动中，“被密山特务机关发现，与李万春一起自首。后二人以作国内密探为条件而被释放。”后利用逆用谍报员的身份掩护，继续“收集虎林情报，向李提供情报十余次，获苏方酬金一百元，李万春给报酬一百五十元。虎林宪兵分队，虎林宪高第368号《关于审讯苏联谍报员田立顺情况的报告》中写有：“1934年，被湸子警察署录用为警士。1937年，调到通化警察队。1941年1月下旬，调到独木河警察队至今。”
东安宪兵分队，东安宪高第72号《关于扣留审讯苏联谍报员朱云岫情况的报告》中写有：“该人性情狡猾，胆大妄为，在密山县辖各地诈称为特务机关和宪兵队之密侦，干尽坏事，无悔改之意，无逆用价值。”虎头宪兵分遣队，虎头宪高第258号《关于扣留审讯苏联谍报员国恩章情况的报告》写有：“该人常年从事谍报工作，对日满军的危害极大。因此，特殊输送最为妥当。”虎林宪兵分队，虎林宪高第423号《关于审讯苏联谍报员原美臻情况的报告》写有：“要严密监视逆用谍报人员的动向，同时要严加检查与其交往密切者的关系。”虎林宪高第368号报告中，对防谍必要对策的意见写道：“要严加注视满系警察的动向，同时加强教育使之彻底树立建国精神的观念。”佳宪高第413号报告称：“要严加注意这些以工人身份为掩护的谍报人员，潜入重要设施、资源、军事工程等地区，同时，鉴于时局的关系，更加有必要强化侦查工作。”“特别移送”档案中的这些内容，从反面印证了当年抗联战士的英勇战斗和广泛开展的抗日情报活动，和在这些行动中表现出来的大智大勇，给予日本侵略者以沉重打击。
（二）侵略者的残酷屠杀
“特别移送”自1938年1月26日起实行，到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被执行“特别移送”而遭杀害的达3000多人。这一数字是在“特别移送”档案发现之前，根据七三一前队员的证言进行综合分析得出的。而根据1941年9月22日936号指令，可以推断出这一年“特别移送”的人数已达到936人。又根据“特别移送”有时一个指令两人甚至多人的情况推断，每年应在千人左右，这样在“特别移送”实行七年半的时间里，被七三一部队用于活体实验杀害的人数保守估计达到7000人，足见当年关东军对中国人民压迫之深重和中国人民牺牲之惨烈。
虎头宪兵分遣队，虎头宪高第228号《给予扣留审讯苏联谍报员董殿全情况的报告》该人的处置中写道：“因年老且无逆用价值，故认为适合特殊输送。”佳木斯宪兵队，佳宪高第433号《关于扣留审讯苏联谍报员任殿曾情况的报告》该人处置中写道：“在审讯时，虽然该人基本上直率地供述了事实，并有悔改之意，但鉴于这种谍报活动的危害及时局的关系，拟作特殊输送处理，请指示。”佳木斯宪兵队，佳宪高第413号《关于扣留审讯苏联谍报员王春明情况的报告》该人处置中写道：“王春明入满后即被扣留，虽没有实际的危害，但确有执行苏联指令的意图，鉴于时局发展的情况，拟给予特殊输送，请予批准。”
通过以上案例，我们可以看出，日军把“特别移送”作为残酷屠杀镇压中国人民的秘密手段，在 “特别移送”执行中，连“年老”、“有悔改之意”和“没有实际的危害”的人也呈报“特别移送”，这种随意性充分体现了日本法西斯惨无人道的特点。
三、“特别移送”档案的价值和意义
七三一部队用活体实验进行细菌武器研究的罪恶，是人类文明发展进程中最为黑暗、最为丑恶、最为野蛮的历史记录之一，是违背人类文明发展、泯灭人性和伦理的法西斯主义的国家罪恶。“特别移送”档案就是侵华日军残杀中国人民罪恶的不可动摇的铁证。这些档案是关东宪兵队、分队、分遣队保存和记录的原始文件，全部使用日语书写，是说明其同七三一部队相互勾结、共同犯罪、准备和实施人体实验的直接证据。“特别移送”档案也真实地反映出关东军、关东宪兵队和七三一部队在执行“特别移送”中，组织严密、戒备森严、程序严格、手段残酷的特点。
由于战后冷战格局逐渐形成，美国为了在日本推行自己所希望的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以获得七三一部队人体实验和细菌战等数据资料为条件，主导东京审判，使石井四郎等全体细菌战战犯逃脱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审判。这些逍遥法外的战犯，是日本军国主义复活的社会基础的组成部分，是日本社会右翼势力的组成部分，也是日本篡改历史、美化侵略、拒不承认和反省错误、拒不向中国人民道歉的现实存在的历史根源和文化基础之一。这些遗落许久的“特别移送”档案，以客观的历史事实从根本上驳斥了日本右翼势力的反动历史观，为在世界范围内广泛揭露日本侵华罪行和战争责任，促使日本正确认识历史问题、承认历史错误具有特殊意义。

我是夏雯静

  编者按 《恶魔的饱食——日本731细菌战部队揭秘》（全三卷）是日本著名作家森村诚一全面揭露日本关东军731细菌战部队在华犯下令人发指的罪行的纪实作品；是中国唯一一部得到森村诚一授权的最新、最完整的中译本；是新华社原驻日本东京高级记者、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所长骆为龙以及北京大学日语系教研室原主任陈耐轩夫妇数年心血之经典译作。

    森村诚一，作家，1933年生于日本熊谷市，毕业于青山学院大学。他先后获江户川乱步奖、日本推理作家协会奖、角川小说奖。著有不少推理小说、历史小说及纪实性作品。

    三卷本《恶魔的饱食》是森村诚一历经十余年，冒着生命危险采访了原731部队人员，还越洋渡海前往美国，费尽周折挖掘出美国、日本等秘不外宣的大量档案资料，并亲赴中国进行现场查证，彻底揭开了日本关东军731细菌战部队在中国进行活体实验以及细菌战的恐怖全貌。

    “我执笔创作《恶魔的饱食》的真正意图，并非仅仅暴露侵略军的残酷性，并揭发罪行本身，而是要把真相传给不了解战争的下一代人，以防止日本人重蹈覆辙。我相信这就是战争体验者的义务。”“只有承认这些错误，才能防止重演这种错误。”

    在风云变幻的今天，向读者推荐这部作品，无疑具有特殊重要的现实意义。从本期开始，本报三版将陆续摘登此作品中的若干章节，让读者管中窥豹，进一步了解侵华日军在中国进行活体实验以及细菌战的残酷性与其恶魔本性。

“马鲁太”与“圆木”之间

    日本关东军731部队关押的俘虏，一律被叫做“马鲁太”，这一事实是1949年12月25日至30日在哈巴罗夫斯克举行的军事法庭上查明的。

    让我们引用当时的公审记录——《关于目前日本军人被起诉准备和使用细菌武器事件的公审文件》（1950年，莫斯科外语图书出版社出版）的一段吧。

    出席法庭的是前军医少将川岛。他在731部队中历任总务部长、第一部长（负责研究细菌的部门）、第四部长（负责制造细菌的部门）等职，是部队中的一个资深军官，战后曾被苏军逮捕。

    以下是国家检察官斯米尔诺夫提出的问题和川岛的回答：

    问：你们为何不在日本而在满洲进行细菌战的准备呢？

    答：满洲是同苏联相邻接的国家，战争开始时，从满洲地区使用细菌武器比较容易和方便，而且在满洲进行有关研究细菌武器的实验非常方便。

    问：在满洲进行实验的“方便性”究竟表现在什么地方？

    答：之所以说满洲非常方便，是因为在那里有充分的实验材料的缘故。

    问：“实验材料”指何而言？是否是为供实验使用而送往部队的人？

    答：就是这个意思。

    问：部队里使用何种隐语来称呼实验牺牲者？

    答：把他们叫做“马鲁太”（MARUTA）。

    问：在监狱里你们是按照他们的姓名关押的吗？

    答：不，他们都有编号。

    问：那么，这些人最终都必须死去吗？

    答：是的。

    问：你作为专门研究细菌的人，采用蔓延杀人性的传染病作为战争的手段，难道不知道会带来可怕的灾难吗？

    答：是的，我知道这一点。

    问：你难道不知道鼠疫及其他传染病引起的可怕的灾难也会蔓延到中立国家去吗？

    答：是的，我知道这一点。（以下略）

    山田清三郎著《细菌战军事审判》记录当时公审法庭上有关“马鲁太”问题的对话，记述如下：

    问：部队使用何种隐语来称呼实验牺牲者？

    答：把他们叫做“马鲁太”（MARUTA），是材料的意思。

    这是同一次公审法庭，同一场面的对话记录，但是却漏掉了山田清三郎著《细菌战军事审判》中提到的“‘MARUTA’是材料的意思”这一句。

    从编写《细菌战军事审判》的前后情况和山田的经历来看，可以认为山田的叙述是准确的。据原731部队人员一致的证词，关押在特设监狱中的俘虏，都一律叫做“马鲁太”。

    记录各种实验时，按其性别，在表格上单纯地填上阳性“马鲁太”或阴性“马鲁太”。这些都是731部队中表明实验材料的专用语。

    “马鲁太”就是“马鲁太”，它是否意味着什么“圆木”材料，队员们是不知道的。

    “公审文件”中漏掉的前军医少将川岛关于“‘MARUTA’是‘圆木’材料的意思”的附带说明，具有重要的意义。

    被告人川岛在公审法庭上如实地解释了在部队内部表明实验材料的“马鲁太”这个词正如山田所写的，是“材料”。

    可是，后来在把公审记录译为日文时，译者使用了可以切削、搬运甚至可以燃烧的“圆木”这个日语词汇，估计是那时删掉了附带说明部分。我想法庭上的实际对话可能是这样的：

    问：部队里使用何种隐语来称呼实验的牺牲者？

    答：我们把他们叫做“马鲁太”。“马鲁太”是实验材料的意思。

    731部队中使用的隐语“马鲁太”，在《公审文件》出版以后变成了“圆木”。“圆木”是植物，而“马鲁太”是被剥夺了人格的人。把活生生的人叫做“材料”，这就是731部队的恶魔性之所在。另外，“马鲁太”也有作为“实验动物”的野山羊的意思。

    自此以后，正如《公审文件》中那样，其他文章中也决定使用“圆木”。

    “马鲁太”从关押之日起，“人”这个固有名词就被抹掉了，而是用编号来称呼。但是，其中也有个别人的姓名流传下来。

    牡丹江的老铁路工人孙朝山、木匠吴殿兴、修理工朱志敏、沈阳的爱国人士王英、大连的商业公司职员钟民慈、山东省的中国共产党党员邱德思和乌克兰的苏联红军战士德姆契柯……

    留下姓名的人都是在关东军宪兵队、哈尔滨特务机关逮捕和审讯中坚持斗争到底的人。

    例如中国共产党党员邱德思，“在日本宪兵队的严刑拷打面前坚贞不屈，直到最后忠于自己的人民，未做叛徒。”（引自《公审文件》）最后，被送往731部队惨遭杀害。

    苏联红军战士德姆契柯顽强地拒绝提供有关苏联的任何情报，坚持不开口回答问题。尽管哈尔滨特务机关“把他的手脚捆绑起来，吊在屋梁上，严刑拷打”，但是德姆契柯始终坚持未供出任何情况。（引自《公审文件》）因此，被送往731部队。

原载于《中国档案报》2014年5月22日 总第2611期 第三版

　“我代表参谋次长传达一下他的意旨：请永久性地从地球上销毁所有的证据物品。”(参照太田昌克著：《731免责的系谱》35页)

　　1945年8月6日，一架美国B29轰炸机在广岛投下一颗原子弹。一种极其残酷的杀戮方式被世界所知，核时代宣布到来。

　　3天之后的中国境内，苏联军队向南推进。很快部队就发现了奇怪的事情：“满洲国”的“首都”长春完好无损，但郊外的孟家屯却成了一片废墟；工业城市奉天没有任何损伤，但几个被日军隔离出来的地点却被炸得体无完肤；哈尔滨纹丝不动，但郊外的平房除一堵巨大的墙无法炸毁外，其余的都被彻底摧毁，一片废墟。

　　更为异样的是，这些废墟里成千上万只老鼠窜来窜去，还有大量的兔子、黄鼠狼等，无人看管的病牛羊、驴子、骡子，还有几百只猴子四处乱窜。

　　瓦砾的下面，是无数的动物和人骨，头发、衣服的碎片和阵阵恶臭。

　　没有人知道这里曾经发生过什么恐怖的事件，当地居民只知道这里曾经住过日本军人，是禁止出入的。一些关于高高围墙里的恐怖传说在老百姓中间流传，但谁也不知道这里曾经发生过什么。

　　一切行动都开始于苏联红军进攻的那一刻。

　　8月6日凌晨，日本关东军的石井四郎中将就接到了大本营发来的命令：销毁一切设施，所有人员全部撤回日本。

　　苏军进攻的3天后，哈尔滨的731部队平房区，就大火冲天并伴着阵阵恶臭。

　　监狱里关押的人全部被杀害。他们有中国人、苏联人、朝鲜人，是被用来做人体实验的“材料”。当时被收容在四方楼监狱里的有400余人，估计全部是用氯气杀害的，并就地在建筑的天井中焚尸，然后装在草袋中，大部分运往流经哈尔滨市的松花江，丢入江里。

　　731部队所有的人——50余名医生用部队轰炸机首先运回日本国内，队员包括下士官兵、护士，不留一人，全部乘火车撤退。

　　12日傍晚，石井四郎因被要求提交731部队已被破坏的照片证据，故从上空拍摄了破坏的残迹，然后将底片送往大连冲洗。(材料来自近藤昭二著《细菌战部队》)

　　世界上所有的人都知道原子弹，知道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人类发明了原子弹这样的灭绝人性的武器。但另一种不亚于原子弹的杀戮武器：细菌、化学武器，却因为这样的全面销毁而不为人知。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残酷性甚于原子弹的历史，由此成为一个难解的谜。

　　伯力审判：秘密惊泄

　　1949年12月25日至30日，在苏联伯力城，前日本关东军总司令、陆军大将山田乙三等12名战犯接受审判，这就是著名的伯力审判。在12名战犯慢吞吞的、记不清楚的、故意省略的叙述当中，军事法庭的审判长们发现了惊人的秘密：

　　他们用活人进行细菌实验；

　　他们繁殖鼠疫菌用来做武器；

　　他们在馒头、饼干、巧克力里注入细菌；

　　他们的焚尸炉日夜运转……

　　他们从1931年开始直到1945年战败的14年间，在中国恣意地用活人进行细菌武器实验和生产，并将其投入在中国和亚洲的战争。

　　除了山田乙三，这12名战犯还包括：

　　梶塚隆二——医生兼细菌学家，军医中尉，1914年在东京医科大学毕业，最后作关东军医务队长。

　　高桥隆笃——化学兼生物学家，兽医中将，1928年帝国大学农业系毕业，最后任关东军兽医处长。

　　川岛清——医生兼细菌学家，军医少将，毕业于东京医科大学，曾任关东军731生产总长，最后任日本关东军第一战线司令部军医处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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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这些人简单的经历中，不难发现，他们大多数是日本高等学府学医出身，他们中的大多数都是医生兼细菌学家。

　　医生的职业是救死扶伤，医生的天职是救人生命，但是这些医生却是以极其怪诞残忍的手法将人杀害，并且制造出细菌武器去杀害更多的人。

　　“是我准许用活人进行实验的。”关东军司令山田乙三在审判中承认。

　　作为关东军的最高司令长官，山田不仅准许活人实验，而且直领导并多次到731部队和100部队视察。

　　事实上，山田是最后一任关东军总司令，从他的两届前任开始，在活人身上进行实验就一直在进行着。

　　事实上，至今也没人知道有多少人被用作了实验材料，有多少人活活地在731部队人体解剖台被解剖了。

　　被告川岛清供认：“第731部队内每年因受烈性传染病实验而死去的囚犯，大约不下600人。”

　　如果按这个数字推算，1931年到1945年，石井四郎在中国东北开发细菌武器的14年间所杀的人近万。这还仅仅是731一个细菌部队，在中国，还有100部队、还有设在北京的1855部队、设在南京的1644部队和设在广州的8604部队，这些部队统统用人体作实验，其数额之庞大和手段之残酷，真是无法估计。

　　圆木

　　被用来做实验的人统统取消了名字，代之以“圆木”的称呼。关东军源源不断地将活人“特别输送”到731部队。他们来的时候两个一组，一上一下相对地捆在草席中，用“一根两根”来计算。他们大多数是抗日的中国爱国人士。

　　731部队所需要的圆木源源不断地被运送来。在731部队内设有拘禁犯人的特别监狱，其中所有要用来受实验的，均被严加看管和隔绝；“为了保守秘密起见，本部队工作人员通常都把他们叫作‘木头’。”(伯力审判案卷第3卷，第146 页川岛清)。

　　在实验室内用活人作对象的实验，是由731部队第一部进行的。1941年7月到1945年2月，在731部队第一部工作过的古都曾兼任过第一部部长职务，是731杀人工厂最核心的人物。

　　第一部的主要任务是准备最有效的细菌战武器，并将研究所得的最终结果用于细菌武器的制造。

　　以下不完全的细菌被用来研制细菌武器：鼠疫、伤寒、副伤寒、霍乱、坏疽、炭疽等等。

　　对“圆木”的伤寒实验是这样进行的：“我预先准备了1公升投有伤寒病菌的甜水，然后把这1公升甜水用普通水冲淡，就分给约50名中国犯人喝了。据我所记得的，他们都是战俘，其中只有几个人事先受过预防伤寒病的注射。”(伯力审判案卷第5卷，第308页)，结果是所有的人都染上了伤寒病。

　　就是感染了细菌不死的人，也要接二连三地进行实验，“直到因传染病死去时为止。为了研究各种治疗法，对已受传染的人也曾加以治疗，也给他们吃正常的饭食，等到他们身体完全恢复后，就把他们拿来做另外一种实验，用另一种细菌传染他们。无论如何，从来没有一个人能活着走出这个杀人工厂的……”(川岛清案卷第3卷第60页)(《伯力审判》第17页 )

　　鼠疫炸弹

　　用活人摹拟野外战斗条件，先把活人--绑在打靶场内的铁柱上，然后用细菌炸弹炸他们。

　　室内的人体实验制造出了细菌武器，需要知道它们在战争中的实际作用，于是就用活人来摹拟战斗的场面。

　　设在安达的实验场是石井四郎经常光顾的地方。石井四郎在731部队配有飞机，他经常亲自驾驶着飞机飞到安达，进行各种各样的细菌武器实验。

　　由于空气阻力和高温的缘故，像赤痢菌、伤寒菌、副伤寒菌、霍乱菌和鼠疫菌这类细菌都不大坚韧，完全暴露在高温高压之下几乎百分之百都会死去。于是石井就发明了“石井炸弹”。

　　伯力审判的证人濑越证实他见过这种炸弹。

　　这是一种陶制的炸弹，“先弄来一些泥土，将其碾成土粉，掺上水，然后将其制成具有必要密度的泥浆，把这种泥浆灌进特制的石膏模型内去，这模型是炮弹样式的。因为石膏能吸收水分，于是这泥浆外层就干硬起来。以后把石膏模型取下来，并把里面剩下的泥汁倒出来，就得到炮弹壳样式的陶器。然后把制好的炸弹壳，放到特备的炉里去烘干。这种炸弹长达七八十公分，口径为120公分。”

　　炸弹壳里放的是装有鼠疫跳蚤的磁瓶子。炸弹壳是陶制品且很薄，只要放上很少炸药就能引爆，而且爆炸力不大，跳蚤就不会因为高温而死亡。

　　这种炸弹被命名为“石井炸弹”。

　　石井炸弹除了“鼠疫炸弹”外，还有霍乱、伤寒、副伤寒、炭疽等等。

　　“……1945年1月间，我曾在安达站附近第731部队打靶场上，亲自看过……在10个中国战俘身上进行坏疽病传染的实验。这10个被俘的中国人被绑在各距10至20米的柱子上，然后就借电流爆发了一颗炸弹。结果这10个人都被带有坏疽菌的榴霰弹所炸伤，一星期后他们全部痛苦万分地死去了”(西俊英案卷第7卷，第113页)。

　　惨死者的尸体就在第731部队监狱近旁特别装设的焚尸炉里被焚化了。

　　“此外，1945年1月，由我亲身参加以10个中国战俘进行的传染坏疽病的实验。实验目的是要查明在零下20 ℃的严寒天气下可否用坏疽病进行传染。

　　这次实验的过程如下：把10个中国战俘绑在柱子上，距装有坏疽菌的开花弹达10到20米远。

　　为了不让这些人立刻被炸弹炸死，就把他们的头部和背部都用特种金属板和厚棉被掩盖着，双脚和臀部则露在外面。电门一开，炸弹爆炸了，带有坏疽菌的霰片落到受实验者所暴露的身上。结果全体受实验者的脚和臀部都受了伤，他们经过7 天惨痛之后都死去了。”(西俊英受审记录，1949年12月6日，伯力城)

　　石井认为有效的方法还有将霍乱菌、赤痢菌、伤寒菌和副伤寒菌直接感染到菜蔬、水果、鱼类和肉类上。对细菌战最适宜的菜蔬，是叶子多的，例如白菜；块根类由于表面平滑，较少适用。把细菌注射到水果一类的食品内去，要比把细菌染在水果外皮上的效力大些。

　　于是就有了巧克力细菌武器和瓜果细菌武器。

　　这些有效的武器都被用在对中国平民的攻击上。
　对于美国人来说，石井的核心价值就是人体实验，而其他的研究都是次要的、不值钱的。

　　8000多张幻灯片，有关鼻疽、鼠疫、炭疽的3本报告分布着数百张人体组织培养的幻灯片，描述人体器官病理变化的数百张彩色绘图，这3本报告有两本长达300页，一本长达700页。如此等等令人发指的东西，如此确凿的犯罪证据，美国欣然接纳。

　　希尔向美国报告：“一般而言，可以得出如下结论：在日本所研究的用于细菌战的病原体中，只有两种是有效的，那就是炭疽菌和鼠疫跳蚤。”

　　美国获得了鼠疫细菌使用量的最精确数据：“已查明，MID(鼠疫)50通过皮下注射时为10-6毫克；通过口腔感染时为0.1毫克。在10秒钟内吸入每CC含有5毫克鼠疫菌的空气时，有80%受到感染。”

我是夏雯静

讲起来石井四郎最忠爱的是那一圈夯实的土城墙。正方形，周长的1790米。墙高13米、成鱼脊形，下底宽23米、上顶宽一米八十。这一周土城墙能遮住外面的视线，他石井四郎在里边做什么坏事，外面的人一无所知。再者，城里共有12万多平方米土地空间，可供石井四郎为所欲为。?
进行实验前三天他派人在土城中央搭起一个木架子，高22米、顶端插一面三角小红旗。这面三角旗是本次实验的飞机导航标。西门里边南侧一行排列五个圆木桩橛，每个桩橛间隔50米。桩橛高两米半，粗如水桶（直径30公分），上边镶嵌铁环。这便是固定试验材料马路大的标桩。土城的北门是执行试验任务小分队的临时营地。北门城外有一处小广场，中间有一高三米土坪，据说是当年金兀术点将台。每次搞试验，日本人便在这里停放汽车。?
正式试验时间是时期二下午两点钟开始，关冈正二派出一个小队鬼子兵执行巡逻及防务现场工作。配备轻重机枪四挺，小钢炮两门。此时是上午刚到11点钟，整个土城外围五百米之内便开始戒严了。?
不过请众读官放心，此时我们的小侦察员终建国早已潜伏在西城墙根下边了。他选择一丛茂密的金蜇麻隐蔽起来。其方位正好对准第五个桩橛。相距在五十米左右，聚焦镜头够得上，由于身处上风头，不易沾染细菌毒素。?
终建国躲在金蜇麻丛里非常安全，日本人都不敢去碰它。有一次他们在土城里搞试验，有一个日本人要大便，他选择了一丛金蜇麻。那时金蜇麻刚长半人高，这个日本人方便完赶巧没带手纸就掐几片金蜇麻叶擦屁股，结果遭大罪了。时间不久屁股全苍起来了，肛门肿得翻翻着，像个小山盆。手和脚也红肿刺痒难受。送进诊疗所诊断为患刺麻毒。住一个多月医院才算捡条命。后来一经访听才晓得那金蜇麻是一种多年生根系植物，它只生长在城子沟金马圈土城墙上。据说是古人特留下来保护土地墙的卫士。那么说金蜇麻刺日本人就不刺终建国吗？当然也照样刺，可是，终建国有办法，他事先在裸露的部位涂一层醋干油，便可防止金誓麻刺伤了。?
闲言少叙，黑堡城的日本人非常守时，下午两点整，两辆大卡车准时到达城子沟金马圈北门口，一辆黄帆布棚十轮大卡车在前边开路，一辆草绿色铁皮棚六轮大卡车紧随其后。那铁皮棚上罩着护网，护网上插着长叶的树枝伪装。两辆卡车在北门前小广场上停稳，先从十轮卡车上跳下来八名特别班员，接着又下来十多名穿白袍的日本医生和文职人员。车厢里还有人忙着往下搬器材，那八个特别班员立即荷枪实弹跑到铁皮棚卡车尾部站作两排等候。铁皮棚卡车尾门打开后，先从铁梯上下来一个持枪的特别班员，片刻，五名马路大由特别班员押着走下卡车。马路大头上都罩着灰布头套，什么也看不见。一个特别班员拿出绳索把他们连成一串。一个医生过来在每个马路大胳膊上注射一针黄药水。便由特别班员牵着向西城门桩橛走去。?
来到桩橛前，特别班员给他们打开手铐脱掉头套，三个满洲马路大被固定在一号二号三号桩橛。两个苏联马路大被固定在四号五号桩橛。五个现场笔录员按顺序搭配五个马路大负责现场书记马路大染菌后表情状态。说来巧了笔录员富塚搭配五号桩橛，负责书记苏联马路大。而终建国蹲守的也正是五号桩橛，那桩橛上绑着一个高大健壮的苏联老毛子。?
此刻，富塚身穿防护服，头戴护毒面具，蹲在距离桩橛30米远的临时掩体里面等候着。时间不长，北门指挥部鸣笛发报预备，紧接着从东面黑堡城上空飞来一架九九式双引擎轻型轰炸机。眨眼间耳边传来嗡嗡的飞机发动机声响。飞机在城子沟金马圈上空盘旋一圈，降低高度为三百米，银灰色机身没有任何标志。从机窗外可隐约看见飞行员坐姿。
飞机由东至西开始投弹，飞行员和投弹员配合得很默契，投弹目标准确无误。五个石井式陶瓷细菌炸弹在半空中依次下落。它们的头顶旋转着螺旋桨稳稳地落在桩橛下边，落在马路大的脚旁。螺旋桨仍在旋转，一秒、两秒、三秒、四秒、五秒、六秒、七秒……大约过去一分钟只听嘭的一声闷响，炸弹爆炸了。立即腾起一股黄色烟尘，与此同时溅起的鼠疫菌液飞到马路大的身上、脸上，黏乎乎地睁不开眼睛。这时，那潜伏在陶瓷炸弹底层的无数只染上鼠疫菌的跳蚤，像受过训练似的爬上马路大的周身叮咬起来。马路大痛苦地嚎叫着，挣扎着……站在不远处的笔录员飞快地记述着……就这样，由东至西依次排列下去，第一个桩橛，第二个桩橛，第三个桩橛，第四五个桩橛，但是，到了第五个桩橛情况突然变化了。?
也许是因为那个负责绑索的特别班员绑到最后一个桩橛，手累酸了，力气弱了。也许是因为那个苏联老毛子人高马大，力气壮。当特别班员缠绑他的双脚脖时，他有意撑出一点间隙。哎，就是这么一点间隙让情形起了根本的转机。就在那颗细菌炸弹在他身旁旋转着螺旋桨时。苏联马路大急了，拼命捣腾脚脖子。时间在一秒一秒地飞逝：一二三四五六七八……细菌炸弹马上就要爆炸了。就在此千钧一发之机，那个苏联马路大终于抽出一只脚，猛的向细菌炸弹踢去。顿时，螺旋桨飞了，黄铜引火帽（炸弹引信）被踢出老远。这颗石井式陶瓷细菌炸弹立刻哑了。苏联马路大高兴得哇哇直叫：“哈了少！哈了少！哈了少”这瞬间变化，这狂叫声把富塚惊呆了。?
这时隐藏在金蜇麻丛里等待拍照的终建国，紧张的心放松了，忽然灵机一动，放弃拍照奔过去解开苏联马路大的绑绳。就在俩人要逃走时，富塚一下醒过腔来。立刻掏出手枪就要射击时，猛然，他持枪的手腕被死死地卡住，向上掷去，子弹射向蓝天。富塚视之吃了一惊：“呵，是哑巴富贵。”他木然了……呆望着终建国和哑巴富贵带领着苏联马路大逃去。?
要说哑巴富贵咋来得这么巧呢，他是曾天胜派来协助终建国完成任务的，并且，哑巴富贵又熟悉城子沟金马圈的土城墙下有个暗洞机关。?
单说特别班员听到枪声，一齐向五号桩橛赶过来。富塚绝望了，他扔掉手枪。看着那不能爆炸的哑弹，嘴里自语道：“细菌武器，良心大大的坏了。”他脱去防护服，摘掉防毒面具。露出光光的脑壳，随手拾起一块大金朝遗留下来的青砖猛地朝石井式陶瓷细菌炸弹一砸。只听嘭的一声爆炸了。富塚整个脑袋和身体都被鼠疫菌液和跳蚤淹埋了。他昏死过去……?
“八嘎牙路！”“站住！”七八个特别班员端着大枪向终建国他们追来。紧跟着是叭叭叭枪声，子弹从耳边掠过，人高马大的苏联马路大直着腰板跑，不幸中了一弹倒下去，这一枪是从后脑海打进去的，他毙命身亡。?
哑巴富贵领着建国穿跃在金蜇麻丛中，很快把特别班员甩在后面。他两来到一座胡仙堂前。这个胡仙堂很古老，什么年代所建不详。庙门是个低矮的门洞，门洞上边刻着四个字：胡天神堂。庙堂里小得不能容人，只可放一张供桌。?
二人在胡仙堂前没敢耽搁，哑巴富贵先进庙堂里移开供桌，下面出现一个洞口，他比划着让建国进去，建国便先跳下去。之后，哑巴富贵也跳进洞里，慢慢地供桌移回原位。?
不多时，特别班员赶上来了。他们在胡仙堂前打个站，见门洞上刻写胡天神堂。又见神堂里空无一人，便在堂前鞠一躬。这时他们听见西北方向发出嘎嘎嘎嘎嘎的声响，便朝西北追去。?
迎风儿追出半里之遥，那嘎嘎嘎之声越发脆响，像放鞭炮，不，更像打机关枪。时而点射，时而连发……特别班员越发追得急快，又追出半里之遥，已出去警戒区。面前是一片麦田，好开阔哟，金灿灿的麦子已经成熟。有一个农夫正在田间敲打竹板驱赶麻雀。那些成群结队的麻雀在麦田上空飞舞叽叽喳喳地叫。特别班员们失望了，一个个像泄了气的皮球……?
这时他们忽然听见一声稚嫩的话语：“搓搓搓泥球，泥球里边有个大马猴。”循声望去，在麦田边有几个玩童在搓泥巴，一个特别班员走过去道：“小孩，什么的干活？”一个八九岁的胖男孩递给他一个泥球道：“太君，掰开看。”那特别班员接在手中掂了掂，便将泥球掰成两半。果然里边有一个小猴子。可是，随之一股臊气钻进他的鼻孔：“呵，臊嘎。”的确是够臊的，孩子们泥球是用尿和的泥巴。

我是夏雯静

731部队是日本法西斯侵略东北阴谋发动细菌战争期间(从1931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1945年)屠杀中国人民的主要罪证之一。关于731部队的调研报告是怎样的呢?下面是小编给大家带来的731部队调研报告，欢迎阅读!

731部队调研报告篇1
2013年5月12日，日本首相安倍晋三精心策划，登上宫城县松岛市航空自卫队基地编号为“731”的教练机，在座舱里弄姿作秀、竖起大拇指招揽记者拍照。其照片在媒体刊出之后，国际舆论哗然，美国媒体批评说：“安倍晋三的这张照片相当于德国总理穿纳粹军服!”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洪磊正告安倍政府：“我们希望日本好好反省他们的侵略历史，正确看待这段历史”，并奉劝日本不要美化战时历史，才能改善跟邻国的关系。

了解二战历史的人都知道，在日军番号系列中，“731”不是一组普通的数字，而是日本关东军第731秘密细菌战部队的代号，是日本细菌战的代名词，更是日本帝国主义在二战犯下反人类罪的铁证!安倍以新任日本首相身份，用乘坐“731”号飞机隐喻对臭名昭著、罪大恶极的细菌战部队的推崇，美化日本军国主义，羞辱中国人民，挑战中国人民的心理底线!人们不禁要问：安倍如此处心积虑，是以这支邪恶部队为骄傲吗?是要为二战战犯招魂并在当今日本复活军国主义吗?

二战的硝烟早已散去，但在日本，那些制造战争罪恶的魔头却鬼魂不散，军国主义势力暗潮汹涌，一些顶级政治人物竭力歪曲甚至否认二战历史，尤其是侵华历史，意图篡改人们的历史记忆，为日本的侵略战争和日本军国主义正名张目。731这支邪恶部队的罪恶秘史，日军当年在败逃前夕就秘密销毁证据;战后，他们精心保留下来的相关研究“成果”又和美国作了肮脏交易，从而得到美国的庇护，以至于真相始终未大白于天下。安倍敢于炫耀“731”，也许正是以为这段罪恶史已密不可究，甚至还可以将这支部队塑造为一支为军国主义招魂的“英雄”部队。

然而，安倍是打错了算盘，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中国人民、世界人民包括主持正义的日本人民，绝不会让这段罪恶史堙没，那些良知尚存的原731部队成员，也不会让这段罪恶史堙没。不久前，我们调研组一行来到位于哈尔滨市的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会同该馆研究人员，对这支邪恶部队的来龙去脉和反人类罪行作了考察研究。令调研组多少感到欣慰的是，经过海内外许许多多人日积月累地搜寻整理，如今，大量的第一手资料，足以彻底揭露这支邪恶部队的罪恶秘史;铁证如山的史实，足以将这支邪恶部队的大本营遗址与德国纳粹的奥斯维辛集中营遗址一道，牢牢地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安倍以这样一支邪恶部队为荣，只能是自取其辱。

一、一支研发并直接实施细菌战的邪恶部队

731部队是以研究机构的名义存在的，它表面上从事的是医学研究。然而，在这个名义下面，掩盖的却是最邪恶的本质。它从组建伊始，就是一支名副其实的细菌特种战邪恶部队，是日军特别是其精锐关东军的一个特殊兵种。

731部队的一个关键人物是石井四郎，他为了化解日本当局自知日本是个岛国，人口少，兵员不足，又缺乏五金矿藏，发动侵略战争恐难以取胜的忧虑，抛出了关于细菌战的构想。他认为细菌武器杀伤力大、传染性强、死亡率高，而投资又少，节省钢铁，是一种很有力的进攻武器。他向日军决策者献计说：“缺乏资源的日本，要想取胜只能依靠细菌战”。他的主张得到日军高层的高度重视和全力支持。

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以后，加紧了侵略中国的步伐。1933年，为进一步扩大对中国的侵略，日本违背日内瓦议定书即《禁止在战争中使用窒息性、毒性或其他气体和细菌作战方法的议定书》，秘密组建了731部队，石井四郎担任这支邪恶部队的头领。这支部队共设有8个部，在8个部之外另设有5个支部，即海拉尔支部、牡丹江支部、林口支部、孙吴支部和大连卫生研究所，以及安达野外实验场和城子沟野外实验场等，总人数达到3000余人。从此，731部队就以关东军防疫给水部为代号秘密开始了骇人听闻的细菌战、人体活体实验等反人类的罪恶活动。“……耸入云霄的炼人炉的大烟囱在那里冒着黑烟……”这是731部队少年班学员笔下描述的细菌战魔窟实景。

中国和日本保留的资料已详细记录了这支部队的累累罪行，就连美国国家档案馆解密档案也证实：731部队仅“在1937—1942年间共生产了1700余枚细菌炸弹，其中包括用于污染土壤的炸弹，用于播撒细菌云雾的炸弹，以及通过创口感染造成伤亡的碎片弹药等。”731部队制造的细菌数量庞大，有的是以公斤计算，有的是以试验管数量计算。据1954年731部队林口支队长榊原秀夫供述：“1945年1到6月，生产了870支试验管的霍乱菌、伤寒菌和A型副伤寒菌，准备进行细菌战。”日本进攻内蒙古、浙江、江西、湖南、云南等地期间，在战场内外都大面积使用了这些细菌武器。

731部队是日本精心策划、组织和实施细菌战的核心机构，是世界历史上规模最大的细菌武器研制的大本营，也是发动细菌战争的策源地。为了掩人耳目，731部队频繁更换部队代号，实行严格的内外保密制度，据文献记载，其曾经更换过10余个部队代号。随着日本侵华战争的全面铺开，731部队细菌战基地规模也逐渐扩大。1938年6月30日，日本关东军发布了“关于设立平房特别军事区域”的命令，将731部队所在的哈尔滨平房地区划定为“特别军事区域”，并设为禁飞区域，对外树立“未经关东军司令官允许不得进入特别军事区域”的警告牌。

731部队是日本天皇和日军的宠儿，有充足的军费。仅1940年以后，该部队的军费即超过1000万日元，并以优厚待遇，招揽日本医学精英。从1933年组建到1945年日本投降的12年中，731部队一直处于日本参谋本部和关东军的双重领导之下，以直接参与侵略战争为使命，从事各种细菌传染实验和细菌武器研制并在战场上实施。日本其他细菌部队则以731部队为参照，同样冠以“防疫给水”之名，行实施细菌战之实。据日本防卫省防卫研究所战史研究室档案记载：从1938年到1945年，在731部队的直接参与和指导下建立了一系列细菌战机构。到日本投降前，一共组建了63支防疫给水部队，并实施了大范围的细菌战和人体实验，其范围覆盖中国大部分地区，以及韩国、马来西亚、新加坡、泰国等东亚和东南亚地区。

731部队作为邪恶战争机器的重要组成部分，主要进行的是进攻性和预防性细菌武器的研究。所谓进攻性细菌武器，是利用各种传染病菌及其媒介物进行杀伤的一种武器;而所谓预防性细菌武器，是指细菌武器传播的传染病的预防剂，包括疫苗、菌苗和血清。731部队所从事的细菌研究并不是以医学和科研为目的的，而是为侵略战争服务的，这一点在731部队组建和发展的过程中即已展露无遗。从731部队及其他防疫给水部队组建的时间、地点、规模以及覆盖范围来看，实施细菌战是日本侵略中国和亚洲其他国家的重要手段，是日本侵略战争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自上而下有预谋、有组织的国家犯罪。

二、一支用人体活体做实验的邪恶部队

731秘密作战部队的组建完全服从于、服务于侵略战争。其一边秘密进行反人类的人体活体实验，一边将实验“成果”即时转化为武器，用于中国和其它战场。许多资料、包括日本防卫省保存的一些731部队摄影班拍摄的照片，记录了731部队的创立和在战场上进行细菌战、实施所谓“防疫给水作业”的一些关键证据。

1. 惨无人道的人体活体实验。

731部队用尽各种方法进行活人实验，被实验者无一不被残害致死，肢解尸体，焚化灭迹。这些丧尽天良的方法，包括菌液注射：即把带菌溶液或输入“马路大”(731部队以此代称用来做实验的活人)的血管里，或皮下注射，而后观察被细菌感染者的病情变化，进行活体防疫及毒力实验。口服染菌食品：即把实验用的细菌掺入饭食、饮用水或注入瓜果、蔬菜里，对受实验者强迫灌服或故意让人“误食”，以观察各类细菌的效能。比较实验：即在受实验者身上交叉使用多种方法进行细菌实验。他们把这些“实验材料”(即活人)分成若干组，或在每组人的身上使用的细菌菌液剂量不同，注射的次数不同;或分别使用注射、灌服、埋入等方法，以观察其结果，写出比较表。最为残酷的是活杀解剖：即把人当作动物来宰杀实验，而且不打麻药。活人解剖最早只在731部队进行，以后扩展到日本在华所有的医院。他们把被肢解的人体制成标本，人的各部位的器官，种类齐全，都浸泡在标本瓶里，供教学研究使用。

731部队为了制造各种细菌武器，分别对鼠疫、霍乱、伤寒、炭疽、结核、病毒等至少50种细菌开展实验和研究，其细菌研究部以细菌研究科目区分设置了“高桥班”、“凑班”、“田部班”、“太田班”、“二木班”“笠原班”、“吉村班”等专业研究部门。然而，为了尽快得到研究数据和更直接观察“实验”效果，他们竟践踏一切人类准则，强制使用大批中国人、苏联人和朝鲜人进行活体实验。现存资料表明，731部队将用作实验的人体活体的每一个部分、每一个器官，分门别类都做了解剖和观察取样，以最迅速、最直观的途径，获得细菌武器作用于人体整体和各个器官的效果，其兽行兽性，令人发指。

为了随时开展活体实验，731部队在细菌战基地内秘密修建了两栋可以关押400人的“特设监狱”，并同日本军警、特务机构相互勾结，多渠道获取人体实验受试者。在这些人体实验受害者中，许多是被俘的抗日志士，731部队将他们称之为“木头”、“猴子”、“行李”，完全没有把他们当作人来看。

关于人体实验受害者的人数，731部队第一部部长川岛清少将在伯力被审判时供述：“每年被押进监狱里用作实验材料的有400-600人。每年因受实验死去的至少有600人，从1940年到1945年至少有3000人被用作人体实验材料，至于1940年以前被杀害的人究竟有多少，那我也不知道”。关东军宪兵司令部第三课长吉房雄中佐回忆说，“据估计至少有5000名爱国者，通过我们宪兵转到石井部队，最后成了实验品”。731部队自1933年组建之初就开始大规模进行人体活体实验，但由于这些被实验者全部被731部队专设的焚尸炉毁尸灭迹，731部队败逃时又销毁和转移了几乎所有档案，至今尚未找到1933—1938年人体实验受害者的记录。731部队所谓的研究“成果”，沾满了中国人、苏联人和朝鲜人的鲜血，其犯下的戕害人类罪，与纳粹在集中营集体屠杀犹太人的罪行相比，有过之无不及。

2. 诺门罕战争：一次凶残的细菌战。

1939年5月，日本发动了进攻苏联红军的诺门罕战争，731部队也第一次将细菌武器用于作战。据731部队老兵田村良雄供称：“1939年6月中旬，关东军防疫给水部本部在山口技师的指挥下，班员约6名，制造了细菌榴散弹，制造了约2000个(沾染细菌的)弹片，由山口班人员，在诺门罕前线用野炮发射出去。1939年7月上旬至8月下旬之间，我参加了细菌大量生产队小林队，生产供细菌作战使用的伤寒病菌、霍乱病菌、发疹伤寒病菌。我采取了约1公斤细菌运到将军庙、海拉尔等地。我和另外3人，在田部井班内，将每1毫升内含有30毫克的伤寒病菌菌液灌了两煤油桶，第二天我和另外2人将其运到将军庙，交给了关东军防疫给水部本部碇常重挺进队的难波准尉。我运去的细菌，被碇常重挺进队撒在哈拉哈河中，进行了细菌谋略战。”据记载，日军在诺门罕战场上至少实施了4次细菌战，731部队的头领石井四郎，也因为在诺门罕战场上的“贡献”被关东军司令部表彰授勋。

不仅如此，731部队还将诺门罕战场上俘虏的苏联红军带回731本部，用作人体实验材料，进行活体解剖，以观察苏联人对于细菌传染的效果，用来研制更加具有针对性的细菌武器。

3. 内蒙战场：野外冻伤的实验场。

据日本档案资料《极密·驻蒙军冬季卫生研究成绩》记载：“1941年3月，华北军防疫给水部与驻蒙军团防疫给水部共同进行的一次野外冻伤实验，地点在锡林郭勒盟西苏尼特地区，被用作冻伤实验的全部是中国人，共计8名，姓名分别为刘春(27岁)、潘春(22岁)、高付(33岁)、下关(15岁)、高百(49岁)、郝贵(35岁)、张义(21岁)、陈远(38岁)。而此次实验的目的，居然是为严寒期在内蒙古草原作战时日军的需要，是为下次作战而准备!”这是“防疫给水部”之间联合进行的人体实验，这些冻伤实验受害者被人为隐去姓或名，在日军进行活体冻伤实验过程中，通过不同时间观察其病理变化和病变特征，最终将这些人活体解剖，而且还拍摄照片辅助说明实验结果。这8位中国抗日工作者最后都被残害致死。

4.博士头衔掩盖下的人形兽。

据日本滋贺医科大学教授西山胜夫研究，二战中和二战后，731部队成员，用进行人体活体实验取得的“成果”在京都大学申请获得博士学位的人员就达33人。731部队很多成员毕业于日本著名大学，具有博士学位，是当时日本医学界的精英，是细菌学、血清学、传染病学、昆虫学、动物学、植物学等领域的专家。731部队的头子石井四郎，毕业于京都帝国大学的医学部，获得微生物学博士，并发明了10余项研究专利;第二任部队长北野政次，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医学部，获医学博士，发表了大量高水平的学术论文;731部队最高顾问、日本著名病理学家清野谦次，毕业于京都帝国大学;诊疗部部长永山太郎中佐，毕业于冈山大学医学部，获医学博士，等等。这些毕业于日本著名大学的博士们纷纷加入731部队，使731部队的博士群体总人数达200人以上，他们是从事人体活体实验、细菌战、细菌传染和卫生防疫研究的核心力量，是名符其实的博士头衔掩盖下的人形兽。这与纳粹集中营的情形是一致的，在那里，操纵焚尸炉的纳粹分子，不少具有德国著名大学的医学博士学位。可见，731部队所犯下的罪行，和纳粹在集中营所犯下的罪行一样，是所谓的“文明人”犯下的最野蛮的罪行，是人类文明发展进程中最为黑暗的历史记录，日本军国主义分子就是亚洲的纳粹，是文明人类的共同敌人。

三、一支给中国人民造成巨大灾难的邪恶部队

731 部队给中国人民造成了巨大灾难，罄竹难书。

1.受害范围广。

日军的细菌战遍及其铁蹄所到之处，日军在我国的东北地区、华北地区、西北地区、华中地区、华东地区、华南地区和西南地区，都使用了细菌武器。特别是在内蒙古呼伦贝尔，吉林长春、农安，山东西部，江西上饶、广丰，江苏南京，浙江杭州、宁波、衢州、金华、义乌、云和、江山、龙游、丽水，湖南长沙、常德，云南西部等地区，细菌武器造成的危害更大，致使以上地区鼠疫、霍乱、伤寒等烈性传染病爆发性大流行，造成了难以想象的人间灾难。

2.遇难人数众多。

据我国常德市1999年11月4日编制的《侵华日军731部队细菌战受害者及遗属名册》记载，仅常德一市，被日本细菌武器致死的人数，有名有姓的就达6491人，在名册中，记载着这些受害者的姓名、性别、死亡时间、死亡地点及证明人等准确信息。据浙江义乌1999年的调查报告《浙江省义乌市日军细菌战鼠疫死难者同胞名册(1941-1943年)》记载，义乌有1315人死于日本细菌战。浙江云和县编制的《二战期间侵华日军细菌战受害死亡同胞名册》，记载了781人死于日本细菌战。浙江衢州市卫生防疫站编制的《侵华日军衢州细菌战死难者调查与名录》，记载了5547人死于日本细菌战，也有详细的受害者姓名记录。仅常德、义乌、云和、衢州四地就有14134人死于日本细菌战。据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的《日本侵华细菌战罪行调研报告》一书的粗略统计：“日本侵华期间，在中国大陆对20个以上省市实施了细菌攻击，疫情爆发蔓延约298个市县旗，造成传染疫患者约237万人，其中死亡者约65万人。”这些亡灵，绝大多数都是无辜的平民、包括妇女和儿童。这是日本侵略者在实施南京大屠杀同期，对中国人民欠下的一笔笔滔天血债，而始作俑者，正是邪恶的731部队!

四、一支欠中国人民血债至今未得以清算偿还的邪恶部队

从1995年开始，我国民间发起了“侵华日军细菌战毒气战中国受害者对日诉讼活动”。很多参加诉讼活动的受害者，没有得到日本政府的任何道歉信息，带着悲愤离开人世。日本保存的大量731部队的档案资料不对外公开，披露真相者受到各种威胁，给世人了解历史、清算731部队罪行人为设置障碍。731部队欠中国人民的血债至今未得到清算和偿还。

1.日本投降前夕，731部队秘密销毁证据。

日本投降前后，731部队绝大多数成员逃回日本，为逃脱战后审判，他们竭力掩盖其在731部队的经历，采取隐居、更换姓名、甚至假死的方式企图逃脱战犯审判。

为掩盖731部队惨绝人寰的罪行，石井四郎下令，把特别监狱里尚未使用的实验对象(即“马路大”)全部处死，把重要资料、仪器烧毁、转移，把731部队的用房、设施尤其是特别监狱和焚尸炉统统炸毁。1945年8月10日凌晨，731部队全营区戒严，全体官兵开始秘密毁灭证据。像奥斯维辛集中营一样，通过毒气管道灌注毒气，毒死7号、8号监狱的抗日志士，未被毒死者则补以枪弹，然后将尸体堆集用汽油焚烧，大火持续烧到12日，才将尸体焚烧完毕。8月13、14日，将731部队的监狱、焚尸炉、研究室、实验室等全部炸毁。随后，731部队最后一批人员逃回日本。

2.美日间的肮脏交易：逃回日本的731部队战犯逍遥法外。

战后，美国主导了日本的政治走向，但美国的一些当政人，为了得到细菌战的相关资料，最后以豁免731部队成员的战争责任为条件进行了一场肮脏交易，拿到了731部队进行人体实验、细菌战等秘密资料。此后，美日联手，刻意掩盖731部队的反人类罪行，甚至“遗忘”这支邪恶部队的存在，铁幕重重，秘而不宣。但中、日已搜集到的大量第一手资料，以及目前美国国家档案馆解密档案公布的部分731细菌战情报，已揭开铁幕一角，铁证如山!

731部队逃回日本的全部成员因这场肮脏交易，得以逃脱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审判，从此逍遥法外。这些原本应该被审判的日本战犯，脱掉恶魔的外衣后，堂而皇之地在日本政府机构、军事部门、医疗机构、学术机构和大专院校等社会各领域担任了重要职务，至今影响着日本社会。直到1960年，731部队的主要军官中，还有人凭借在731部队进行人体活体实验的“成果”发表论文取得博士学位。

试举几例731部队成员战后任职情况。

在政府和军事部门任职的有：炭疽班班长植村肇，任文部省教科书主任调查官;长友浪男，任北海道副知事;金子顺一，任防卫厅主任研究员;中黑秀外之，任自卫队卫生学校校长;增田美保，任防卫大学教授。

在医疗机构任职的有：植物研究班班长八木泽行正、痢疾研究班班长江岛真平等，在厚生省国立传染病研究所任职;病毒研究班班长笠原四郎，任北里研究所副所长。

在大专院校任职的有：冻伤班班长吉村寿人，任京都府立医科大学校长;病理班班长石川太刀雄丸，任金泽大学校长;病理班班长冈本耕造，任京都大学医学部部长;昆虫班班长田中英雄，任大阪市立大学医学部长;伤寒班班长田部井和、霍乱班班长凑正男，任京都大学教授;X光班班长宫川正，任东京大学医学部教授。

另有多名731部队成员创办了医疗企业和私立医院：731部队核心成员内藤良一和结核班班长二木秀夫等合作创办了绿十字公司，聘任731部队部队长北野政次担任绿十字公司最高顾问、东京分社社长，聘任新加坡南方军防疫给水部大田黑猪一郎担任绿十字公司京都分社社长;第三部部长江口丰吉、教育部长园田太郎、鼠疫班班长野口圭一等战后都建立了私人医院对外营业。

对日本细菌战战犯的处理是战后美国处理日本问题的一个缩影。正是因为没有彻底清算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罪行，没有全面系统持续地惩治战犯，为战后日本右翼势力篡改历史、美化侵略、复活军国主义保留了孽根，成为了今日安倍政府恣意妄为、一意孤行的重要社会基础。

3.持续的祸害：细菌战遗患至今犹存。

时至今日，731部队实施的细菌战留下的遗患，仍然危害和影响着中国人民的生命安全和生态环境安全。

731部队为准备和实施细菌战，通过多种途径征购大量老鼠，以及用作实验材料的黄鼠、白鼠、兔子、猴子、马、牛、羊、骆驼、鹿等，还为传播传染病培植了大量跳蚤、虱子、臭虫、苍蝇、蚊子等媒介物。特别是731部队长期进行大规模、大范围的鼠疫实验，生产了数量庞大的鼠疫菌和鼠疫武器，使731部队所在地哈尔滨平房地区成为细菌武器的“火药桶”。1945年8月，731部队在逃跑前夕由于炸毁本部实验设施，使得染疫老鼠、实验动物逃窜出来，这个“火药桶”被引爆，使哈尔滨平房地区鼠疫大面积爆发流行，当地人民的生命财产蒙受巨大损失。哈尔滨平房地区由此成为鼠疫疫源地，这是世界上唯一一处由于人为因素制造的鼠疫疫源地，危害难以估量，后果极其严重。在上世纪50年代，哈尔滨政府和当地人民群众为控制和消除疫情，投入了巨大的人力物力，付出了极大的代价。

日本细菌战还给人类生存发展带来了巨大的危险。二战期间，731部队生产制造的细菌武器和细菌战剂数量惊人，其足以使整个世界感染疾病，致使全人类灭亡。

五、从安倍推崇这支邪恶部队看安倍政府向何处去

今天，揭露日本731部队的邪恶罪行，不仅是要为那些不能安息的亡灵清算这笔从未得到偿还的滔天血债，更是为了使中国人民、日本人民、世界人民能够深刻认清日本军国主义戕害人类的本质，看到日本军国主义复活的严重危险性。

安倍选择乘坐“731”号飞机，以731邪恶部队为荣，绝不是偶然的，他的这一看似神经兮兮的举动，与他上台之后一连串意欲复活军国主义的言行是一脉相通的。安倍及其身边政客肆意歪曲历史真相、抹杀战争责任、修改历史教科书、否认慰安妇问题、挑起钓鱼岛争端、力推修改和平宪法、参拜靖国神社，等等，都是其内在的军国主义情结的真实袒露，都是其意图复活军国主义“大战略”的有机组成部分。安倍这些极为傲慢的言行，是对二战期间饱受日本侵略之害的所有亚洲国家人民的严重挑衅。人们有理由要问：安倍首相，你是在做恢复“大东亚共荣圈”的迷梦吗，是在做靠侵略扩张走出二战前那样的政治经济困境的迷梦吗?安倍的这些言行和迷梦，就是日本存在复活军国主义极大危险性的明证!邓小平早在1987年就告诫世人：“战后日本一部分人中一直存在复活日本军国主义的倾向，这些人为数不多，能量不小。”全世界都要警惕安倍，都要警惕安倍政府，都要警惕日本军国主义的复活!

日本军国主义的复活，不仅是中国人民的灾难，也将是亚洲和世界所有爱好和平人民的共同灾难。一战前后的历史教训、二战前后的历史教训、特别是安倍及其身边政客的种种行径告诉我们，今天的日本正走在复活军国主义的危险道路上，正走在靠制造国际危机转嫁国内危机的道路上，正走在不择手段谋求重获发动战争能力的所谓“正常国家”的危险道路上。中国人民、亚洲人民、世界人民，要不惜一切代价，坚决防止日本军国主义的复活。日本军国主义彻底复活之日，就是日本对外侵略扩张之时，就是世界大国重开战事之时，就是各国人民苦难降临之时!

731部队的邪恶历史，记载着中国人民屈辱的过去和悲惨的记忆。今天，我们砸开人为的铁幕，启封历史的真相，再环顾生产过海量细菌武器的魔窟内的残垣断壁，清点无数仍浸泡在血腥里的罪证遗存，不能不唤起令人窒息的悲愤。这些战争遗迹和罪证遗存，承载着还原历史真相的大责任，必须保护好、管理好、使用好，以警示当代人和教育后来人。历史不被忘却，人类的前景才有光明!

731部队调研报告篇2
在抗日战争胜利68周年前夕，中国“731”问题研究专家向外界公布了侵华日军731部队人体解剖报告书的主要内容，专家表示这是证明当年日军进行人体解剖的直接证据。

2011年11月，哈尔滨市社会科学院731问题国际研究中心负责人杨彦君赴美国国会图书馆查阅了美国解密的日本细菌战档案，发现了三份解剖报告书，其中一份是鼠疫菌报告“Q报告”。“Q报告”是731部队于1943年对长春和农安地区鼠疫感染者进行解剖的报告书，主要记录了心脏、肺、扁桃体等器官感染路径和感染程度等信息。

杨彦君介绍，“Q报告”中记载了解剖病例共计57例，其中农安地区39例，长春地区18例，解剖病例基本数据包括姓名(英文大写字母代码)、年龄、性别、过程天数、疾病形式、感染方式等。

“Q报告”于1948年7月提交给美国陆军，共744页，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主要是心脏和肺部感染数据，第二部分主要是扁桃体、咽头、支气管、胃、肠、脾脏等病变记录和病变情况，第三部分主要是淋巴结的病变过程和肾脏、胰脏的解剖数据，第四部分是肾上腺、甲状腺、胸腺、睾丸、脑垂体的解剖数据。

“总体来看，每个病例都是进行显微镜检查之后，综合分析病例的病理和病变趋向情况，并分析其形成的原因和感染比例，这是一个较为详细的解剖报告书。”杨彦君说。

通过对“Q报告”的解读，杨彦君认为，731部队不仅从事细菌武器研究和试验，同时也在医学上开展病理解剖和研究，其目的是为日本侵华战争服务，完全背离了医学伦理和人道主义精神。

杨彦君说，“Q报告”解剖器官之全、数据之详细，可以认定731部队将其作为重要的医学数据，使其能够了解鼠疫感染的程度和器官病变的详细情况，为731部队进行细菌武器研究、细菌感染效果、菌种剂量选择等提供了重要参考。

“‘Q报告’进一步揭露了731部队以‘防疫’为名实际进行细菌感染研究的历史事实，也是731部队在侵华战争期间进行人体解剖的直接证据。”杨彦君说。

731部队调研报告篇3
日本和美国近代人体生物学的进步少不了731受害者的血泪，活体试验。。。。

731部队细菌实验3千受害者名单确认 学者建议申遗

权威专家金成民近日对外公布最新史料发现——1939年至1945年，至少有3000余无辜生灵被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队在哈尔滨平房区本部直接用作活体细菌试验材料，无一生还，研究人员已获得3000余受害者确切名单。专家指出，这是揭露侵华日军非人道罪行的最直接证据。

众所周知，日本法西斯为实现其称霸世界的罪恶目的，违背国际公法组建“731”部队，惨绝人寰地利用各种非人道手段研究、生产生物武器。为掩盖罪行，“731”部队在日本战败溃逃时，对设在平房区的本部基地进行了毁灭性的破坏，侵华日军的最高机密、“731”部队在中国利用活体进行细菌试验的绝大多数罪证资料被销毁。数十年来，包括已故原“731”罪证陈列馆馆长韩晓在内的研究人员，查阅了大量日文原始档案资料及日伪档案资料，陆续发现成批及零散的相关资料，其中包括日文档案中的“731”部队活体实验直接文件资料。经过多年研究，专家确认“731”部队活体细菌实验3000余受害者确切名单，这是揭露“731”活体实验这一非人道罪行的最直接证据。

专家指出，大量资料及证词证明，“731”部队活人实验曾经施之于中国人、蒙古人、前苏联人、朝鲜人以及荷兰人、英国人。此次确认的3000余受害人名单，只限于“731”部队在平房细菌基地进行活体细菌实验时的受害者，受害者资料除姓名、别名、原籍、出生地外，还有年龄、职业、住址、受教育程度等详细内容，个别受害者还有照片。

据介绍，专家在近年的寻访中，同时获得了多名“731”原队员有关“731”部队在平房区进行活体实验的直接证词。“731”部队部长军医少将川岛清说，每年被押进“731”部队本部监狱用作实验材料的有400至600人，每年因受实验而死去的至少有600人，最保守估算，5年内至少有3000人丧生。

据悉，3000余名受害者确认名单将在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队罪证陈列馆内对外陈列。

哈尔滨部分学者建议将731细菌战遗址申遗

核心提示：在哈尔滨市平房区，存留着迄今为止世界上保存规模最大的细菌战遗址群——“731遗址”。作为二战三大战争遗迹之一，“731遗址”历经二十余年的保护开发，已成为全国百家红色旅游经典景区，受到世界瞩目。

在波兰奥斯维辛集中营遗址和日本广岛原子弹爆炸遗址先后成功申报世界遗产后，哈尔滨市一批致力于“731遗址”研究的专家学者萌生了为“731遗址”申遗的想法。近日，获悉我国2013年申报世界遗产名单出现空缺后，市政协文史委、市农工党、市社科院联合提交《加快推进哈尔滨市731部队遗址申报世界遗产步伐》的调研报告并呼吁：加快“731遗址”申遗，让哈尔滨成为名副其实的国际和平都市。

良机当前，“731遗址”现状如何?距离申遗标准还有多少差距?“冲刺”申遗有哪些远景规划……记者日前走进“731遗址”，与专家学者对话。

独有世界最大细菌战遗址群

据市农工党有关人士介绍，目前“731遗址”列入保护的主要有本部大楼等23处遗址，主要集中在平房区的新疆大街以北、兴建街以东、文海街以西区域。另外几处遗址，除城子沟野外实验场等外，基本位于集中遗址区周边。

从1982年开始，哈尔滨市加强了对“731遗址”的保护开发。1999年下半年至2001年初，省市政府先后投入2800万元，启动一期遗址保护工程，目前开放面积已达10.4万平方米，每天接待300余名参观者，馆展和流动展出累计接待300余万人次，遗址先后被认定为“全国百家红色旅游经典景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专家认为，“731遗址”是当今世界上保存的世界战争史上规模最大的细菌战遗址群，是具有警示意义的世界遗产，对揭露日本军国主义罪行、反省历史、警惕未来具有重要意义。据了解，根据世界遗产委员会关于世界遗产申报资格的六项标准，“731遗址”符合其第六条标准，即特殊历史事件对人类的影响。奥斯维辛集中营遗址(1979年)和广岛原爆遗址(1996年)就是依据该标准申报成功的。

申遗是对遗址的最好保护

近年来，哈尔滨市多个部门一直致力于“731遗址”申遗工作的开展。2005年10月，市社会科学院成立了“七三一遗址申报世界遗产研究会”，进一步加强了对有关资料的搜集和整理工作。

市农工党有关人士认为，申报世界遗产本身就是一次对遗址最好的保护行动，将在价值定位、法律法规、前景规划、土地归属、管理体制、资金投入、展示陈列、合理利用等各方面对“731遗址”进行更为科学合理的定位。“731”遗址是哈尔滨市独有的与世界接轨的资源，它不仅属于中华民族，更属于整个世界、整个人类，将成为世界人民进行反法西斯教育的重要阵地。如果“731遗址”能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定并纳入世界遗产保护体系，将进一步促进整个城市的对外开放和交流，这也是衡量哈尔滨市对“731遗址”保护与开发效果的重要标志，其意义非同寻常。

远景建成世界战争遗址公园

据了解，目前相关人员已编制完成了《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队遗址保护规划》。预计通过二三期保护开发工程，“731遗址”规模将增至现在的三倍，并建成世界战争遗址公园。

“虽然遗址本身不会说话，但每一处遗址作为无言的铁证会告诉世人真实的历史”，专家建议，应以遗址展示为重点，形成地上与地下相结合的立体开放展示格局，做好四方楼特设监狱地下、动力班地下回水库、小动物地下饲养室等地下遗址的开发展示。同时，应在“731遗址”主题公园内设计几处与遗址相协调的现代景观，如殉难者碑、供词碑或证词碑、牺牲者碑、和平之火塔等人文景观。

我是夏雯静

　十七号军事基地的建立

　　１９３６年日本帝国主义选定平房站以北四公里处的正黄旗五屯、正黄旗头屯、正黄旗三屯、三家子、黄家窝堡、刘家窝堡的中间地带，建立１７号军事基地——细菌杀人工厂（日本关东军第７３１部队），从此，平房就成为这六个村屯中间的６．１平方公里的代称。

　　１９３６年春，日本侵略者派人来到这里进行勘测和规划，并在军事用地四周钉上了标桩。是年秋天，通过日伪当局出示布告，强行命令黄家窝堡限期搬迁，把这屯的大部分居民撵到正黄旗四屯以远的地方，随后就把全屯１２０垧良田全部强占，变成了７３１部队的军事用地。从此，黄家窝堡这个地名就在地图上消失了。转过年，三家子、刘家窝堡也被令其强迁。１９３８年阴历八月十五日，日伪当局强令正黄旗头屯、正黄旗五屯迁移，限期一个月，逾期不搬者以法论处，并把房子烧掉。正黄旗五屯西南的一片百十垧地被占用修建了细菌工厂，东南角的百十垧地占用后修了飞机常全屯３４０户人家，除了投亲靠友外，绝大部分住户被撵到该屯西北的裴家窝堡（后来叫新五屯），正黄旗五屯变成了建筑细菌工厂的劳工棚。被撵的居民由于无钱盖房，有８０％的住户只好搭设“地窨子”度日。正黄旗头屯位于７３１部队的西北角，村南的１７０垧地被占用，全屯１４０户居民被撵得无处安身，有的被撵至双城县境内。

　　从１９３６年到１９３８年，日本关东军第７３１部队强占民田７００垧，强迁村屯５个，拆毁民房１７００多间，使６００余户居民流离失所。

　　日本关东军第７３１部队霸占土地，强占民房，给平房人民带来了巨大损失。当时，一般地价为每垧地４００多元，７３１部队征用每垧出价１２０余元，除掉日伪官吏从中盘剥克扣，中国农民拿到手的不足１００元钱。再拿房价来说，当时每间草房满值３００元钱，７３１部队占用，对好房每间只给６０元钱，对旧房每间只给三四十元钱，对有的房子根本不给分文。迁屯当时正值秋季，新粮没打下来，农民只好吞菜度命。无处安身，无米下锅，被迁居民饥寒交迫，其中不少人被夺去了生命。日本关东军第７３１部队就在中国人民的尸骨堆上修建起了细菌杀人工厂、飞机场以及宿舍、娱乐场所。

　　特别军事区域

　　１９３９年这个细菌杀人工厂刚建成，日伪当局就把以日本关东军第７３１部队驻地为中心，东至后二道沟，南至韩家店，西至正黄旗三屯、正黄旗四屯，北至新五屯的方圆３２．２４平方公里的地方划为特别军事区域。在这个区域的四周插上界牌，日本关东军司令部颁布了１５３９号训令，规定“平房石井部队房屋（围墙以内）均指定为特别军事建筑物”，为保密起见，规定“在附件要图上所标明乙号地段内，禁止建筑二层以上的新房屋”，“对民用航空（满洲航空株式会社）指定有航空线和禁航地带”。在这个区域内，由日本宪兵队和伪平房警察所严密地封锁着，并进行着法西斯式的专制管理。没有居住证明书不准停留，就连在田地里劳动的农民，也得随身携带特别居住证明书。如果没有居住证明书，一经查出就以政治嫌疑犯的罪名抓起来。在这个“特别军事区域”的上空有日本警备飞机巡航，严禁外部飞机进入这个空域。他们把从周家到平房站以北的孙家站这段路程称作“六十里地国境线”，火车路过平房站，在前一站必须把窗帘放下，不准向车外了望。如有人向外偷看，就以政治嫌疑犯的罪名关进警察署。当时人们痛恨地说：“中国人在自己的国土上都没有人身自由！”

　　细菌研究、生产和试验的中心区域，设立了两道防线：第一道防线，用高墙围着，墙上架设高压电网，墙外设置防护壕。在围墙四周设立东、南、西、北四处卫兵所。南门只允许７３１部队本部人员出入使用；西门平时关闭着，特殊情况可以使用；东门和北门是中国劳工上下班的必经之关。

　　沿着围墙有日本军人巡逻，在动力班大烟囱、给水塔和“方型楼”的南北制高点设了望监视哨，主要监视中国人的行动。

　　第二道防线，设在“方型楼”的四周，圈有土墙，占地７９２００平方米。这里有一座连接式的三层高的方型高大建筑物，它的主楼走廊连通着总务部、诊疗部，还通过地下道连通解剖室和焚尸炉。这里是细菌研究、生产和试验的中心场所。在主楼两侧的空场上，设有两处秘密监狱，关押着被试验的人，由石井四郎的二哥次男刚男亲自管理。

　　“方型楼”这个地方，可以说是７３１部队的绝密要害部位，戒备森严，不仅中国人不得进入，而且日本有关人员进入也得经过严格地审查，中国劳工只能在第二道防线以外被迫从事繁重的劳动。

　　为了保密，细菌工厂的建筑都由日本专业人员进行设计，由日本关东军御用单位——铃木和大铃建设株式会社进行施工，中国劳工只是当作苦力去使用。他们从中国各地强抓或骗招大批中国劳工。劳动是强制性的，进来后每人的名字都以号码代替，每天出入工地都是日本兵武装押送。在细菌投产阶段，劳工的来源稍有变化，少部分劳工是从外地骗招来的，大部分是从“特别军事区”域内摊派而来。当时规定，凡是１７岁至５０岁的男性劳动力，每年出劳役四个月。如果一 家有三个劳动力，就得有一名劳动力长年服劳役。

　　无论是从外地骗招的劳工，还是从本地摊派的劳工，来到这里都失去了人身自由。对每个劳工颁发劳工证明书，每天上工前集合点名，还得集体背诵国民训。上工时，得出示劳工证明书。在工地上只能在指定地点劳动，不准东张西望，交头接耳，更不准和其他班的劳工接触。下工后路过门岗都得搜身检查。在劳工之间实行十人联保制，如果有一人“越轨”或逃跑，就拿其余九人是问。

　　劳工们的活动随时受到监视。对待劳工除了有劳务组织的大队长、中队长、小队长进行管理和监督外，还由日本班长进行全面管制。７３１部队还经常秘密派出“化装劳工”，混进劳工的各个班，他们很少干活，对其他劳工进行秘密监视。 有一次，一个“化装劳工”向日本人打了个“小报告”，八木班的劳工赵玉良、张朝德被日本工头“大红脸”传了去，让他俩面对面地站立，相互打嘴巴子，他们管这种体罚叫打“协和嘴巴子”。１９４３年春，有一个海城来的劳工，因年纪大，人们叫他老李头。他在点名时晚到一步，被劳务中队长连打两个嘴巴子，把棉帽子都打掉了。接着有个叫竹烈的朝鲜人监工甩起鞭子把老李头抽得鼻口蹿血，差点病死。 ７３１部队不管劳工们的死活。１９４４年１０月，进来了８００多名劳工，是用火车从海城、大石桥、锦州运来的。火车一 到平房站就发现死了一个。当时说他是得了传染病，７３１部队以防疫为名迫使劳工脱光衣服，并把衣物都扔进大锅里进行热气消毒，衣服捞出来以后根本不能穿了。劳工们被隔离两天以后，光着身子被押进劳工棚里。劳工们连冻带饿，不少人病倒在炕上，死人的情况连续发生，不到两个月仅剩下２００多人了。据在动力班当过劳工的潘义勇回忆，１９４２年７月，有个叫王纯×的劳工，因上顿接下顿的吃苞米和橡子混合面窝窝头，得了肠梗阻，官方又不管，自己又没钱医治，不久就折腾死了。在动力班当过劳工的金国忠，曾看到海城劳工有十多个病倒了，官方不仅不给医治，还催促患病的劳工上工。

　　第二天就有两个劳工病死，还是同屋的难友把尸体埋在“劳工坟”里。

　　据在７３１部队当过劳工的多人证实，正黄旗五屯北门外的“劳工坟”里，每天都有新增加的坟堆，仅四五年这里就埋葬中国劳工的尸体上千具，直到６０年代，这些坟包还显而易见。

　　东乡村概貌

　　日本关东军７３１部队的驻地位于正黄旗五屯、正黄旗头屯、正黄旗三屯、三家子、黄家窝堡、刘家窝堡的中间地带。

　　距细菌研究、生产和试验中心——“方型楼”西南１０００米处，连排着２２栋楼房，这是日本人单身宿舍、日本家族宿舍和高等官宿舍。这地方原来没有名字，７３１部队占据后，因该部队曾称之为“东乡部队”，故把这个地方叫“东乡村”。

　　在“东乡村”的东部设有一座千人座席的大礼堂，大礼堂的内厅设有图书馆、酒巴间，在“东乡村”的四周还有游泳池、小花园、小酒巴间、洗澡塘、饭馆、鱼菜供应部、运动场 日本人妓院等，这是７３１部队队员及其军属寻欢作乐的场所；在它的东北部的动力班，是发电所、取暖锅炉房、给水所，担负着细菌工厂和日本人住宅区的供电、供热、供水的任务；在它北侧是由四幢平房组成的日本家族医院，供日本军人及其家属医病之用。在它的西北角是东乡神社，日本军人及其军属常来这里朝拜天皇；日本小学校，原来设在“东乡村”东部，后来迁至“东乡神社”西边。

　　在“东乡村”范围内，允许中国人靠近。附近农村的农民经常担着鲜菜、鸡蛋到这里叫卖，有时还可以收揽些拆、洗、缝、补的活计，不过这里可是个危险地带，随时都有中国人挨打受骂事件发生，甚至发生过流血事件。

　　当时，７３１部队的队员及其家属虽然生活在这个“世外桃园”里，但是也感到生活的枯燥和寂寞。队员们只能活动在工作岗位和居住区之间，就是在业余时间，也不能随便外出。

　　有时经过批准，才可成帮结伙地到郊外游玩或改着便装到５０多里以外的松花江边游览。队员及其家属大部分业余时间消磨在种植蔬菜和花草上。据当时在劳务班当过苦工的中国人证实，日本人特别是那些少年队员经常愁眉苦脸，甚至流露出厌倦工作的思念家乡之情。

我是夏雯静

尾原竹善证实了安达有一个野外大型细菌实验场，在1943至1944年间，他直接参与
了七三一部队在这里进行的7次细菌实验。下面是尾原竹善的部分证词：

　　昭和十七年(即1942年)，我进入哈尔滨七三一部队。此前，我接受了长达6个月的特别培训，其中，卫生知识是一个重要的教育内容。

　　培训结束后，我被分到了七三一部队的太田班。这个班一共有多少人，我也说不清。太田班设有研究室，在这里，我又接受了研究教育，随后开始培养细菌，我曾培养过炭疽菌。

　　昭和十八年(1943年)夏季到昭和十九年(1944年)夏季，我以消毒员的身份一共参加了7次试验。每次进行细菌实验的时间都在一周到10天左右。在安达的时候，我们住的都是地下室，里面设施齐全，进来、出去都要消毒。在安达特别野外实验场进行实验的时候，参加人员都要穿着白色的、封闭特别严的衣服。无论试验进行多长时间，都不允许把衣服脱下来，即使要大便、小便，也只能直接便在衣服里。实验之前，为了对外界进行干扰，有一部分队员要在外面用手摇风车，造成很大声响。实验场外围还有警备部队，然后就是各个班的队员在周边层层警戒。

　　实验要开始了，被用做实验的人都被绑在十字形的木架上，这些木架大多是按圆圈形摆放的。当然，每次都是用活人做实验。一次实验大约使用16到20多人，他们都是特别班送来的，穿着日本军队的服装。

　　他们被绑在木桩上20分钟之后，天上就出现了飞机，在空中盘旋，往下扔细菌炸弹，细菌炸弹正好在这些接受实验者围成的圆圈中间爆炸。因为我们位于距实验者150-300米的范围内，所以我们能清楚地看到，爆炸后被绑在木架上的人脸部开始变形，表情非常奇怪，可以看出来，他们很痛苦。

　　看到他们痛苦挣扎的样子，我非常难过，但这是命令，任何人不能提出意见。我因为是消毒队员，所以离他们最近。每次都是实验结束后，拉走被用做实验的这些人后，我才进去消毒。我把周边清理后，进行彻底消毒。

　　我82岁了，心脏非常不好，但我一定要把心里藏了多年的事情告诉你们。我也想过正常人的生活，亲眼看见特别班的人把这些做实验的人领来，又领走，那段罪恶让我几十年夜夜无法入睡。在我的一生中，七三一是痛苦的、令人无法忘记的经历。我做了这些事情，实在是对不起中国人民。

　　今年77岁的松本正一是原七三一部队航空班队员，他从1939年到1945年在哈尔滨平房的七三一部队呆了6年时间。松本正一对50多年前的所作所为记忆忧新。

　　松本正一说，我原是日本民用航空公司的职员，后因日本扩军当了“航空班”的航空兵，是属于以不佩军衔的随军人员身份来到哈尔滨平房的。我开飞机运送细菌实验的东西和炸弹。有一次，我开飞机运送活人，大概是中国人，其中大部分是40岁左右的成年男人，然后从平房运送到安达的实验场。

　　松本正一说，我要给要求赔偿的日军细菌战的中国受害者作证。希望以后不再有战争，不再有像七三一部队这样的残暴军队！

炸弹在人群中爆炸，菌液像雨点般落下来的时候，受害者开始撕心裂肺地惨叫。

　　战败以后，他们把剩下的被实验者都杀了，尸体被摆在第7栋和第8栋楼中间的空地上烧，花了3天时间才烧掉。烧后的残骸就堆在我的车上，运到松花江扔掉了。我运送了大约80个人。

　　一句句证言，揭露了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的罪恶，证实了731部队两大核心秘密——人体实验和细菌武器。最近，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公布了一批日军细菌战原队员证言档案，这批档案由馆长金成民跨国取证所得。从1998年开始，金成民20多次去日本寻访731部队原队员，获得大量录像、文字、图表等资料。这些被日本军国主义严令“必须要带进坟墓”的绝密，在这些老兵的“人生尽头处”被他们亲口证实。

　　越定男：参与过的野外人体实验有数十次

　　野外人体细菌实验是侵华日军731部队的核心秘密之一，为了最终将细菌武器应用于战场，731部队便在野外频繁地进行人体实验。当时，黑龙江安达野外实验场是重要的基地。

　　731部队运输班原司机越定男在证言中说，自己参与过的野外人体实验有数十次。他讲述了1944年2月份安达野外实验的一次“事故”：“我们从望远镜看到，一个人把绳子全解开了，一个人已经逃了出来，一个一个地解。在我们飞快地跑到时，40人已经全部解开，他们分散地向四面八方逃去，如果逃走就会成为很严重的问题。已经没有办法，所以要用汽车把他们全部轧死，我们开着车过去。人类很脆弱，只是啪嗒一声撞上就完了。到现在也有那个时候的感觉。”

　　越定男证实：“把‘马路大’(用来做实验的人)用囚车押运到安达野外实验场后，分别绑在事先准备好的相距50米的柱子上，给他们戴上钢盔，用铁板护住胸背等要害部位，只将胳膊、腿、臀等多肉部分露出。然后，飞机低空投放染有鼠疫菌、炭疽菌的炸弹。炸弹在人群中爆炸，菌液像雨点般落下来的时候，受害者开始撕心裂肺地惨叫。”

　　作为运输班的司机，越定男经常去哈尔滨火车站和日本驻哈尔滨领事馆接收“马路大”。在证言中越定男说：“有时每天都去，隔一天去的时候也有，但是没有隔2天的时候，所以我觉得实际上每天大约使用五六根到10根左右的‘马路大’进行实验。”就在战败前两个月，越定男还去日本驻哈尔滨领事馆接收了40名白俄罗斯“马路大”。“这40个白俄罗斯人是用氰化钾杀死的，都被扔进了消毒液。”

　　为了揭露自己的罪行和731部队的真相，1983年越定男出版了《太阳旗下的血泪》，出书以后就经常接到诸如“为什么做证言？要杀你全家”之类的威胁电话，并收到1000多封信。越定男在证言中说：“我把真实的事情说出来，无论是死了还是怎么样，都无所谓了。”

　　筱冢良雄：731将生产出的细菌空投到中国各地

　　1939年，15岁的筱冢良雄加入731部队少年班，1945年被俘关押在抚顺战犯管理所，1956年被释放回国。筱冢良雄曾多次为中国受害者作证，要求日本政府给予赔偿，2014年4月20日去世。

　　筱冢良雄第一次执行的实验任务是大量繁殖跳蚤。在证言中筱冢良雄说，731部队培养了许多跳蚤，并使它们感染了瘟疫。“我的任务是把带跳蚤的老鼠和一些未脱粒的麦子放进笼子，关进黑屋。当一只老鼠死掉后，我和少年班队员再将这些跳蚤收集到玻璃容器里。”

　　“最多的时候，我们每30小时就能生产出几公斤的细菌。”筱冢良雄证实，“731部队就用飞机把这种培养罐生产出的细菌空投到中国的各个地方，让中国人感染上疫病，以达到大量屠杀中国人的目的。”

　　1942年底，筱冢良雄开始参与活人实验。他的任务是用刷子把被解剖的人的脸刷洗一遍。“我第一次进去时，腿发抖，浑身打战，对那个人用什么方法做的我不敢正眼看。”筱冢良雄在证言中说，有一个人用听诊器确认被解剖者还活着，就快捷地切开受害者，取走了他的内脏器官。“我就从这些内脏中收集鼠疫细菌。”

　　“用这种残酷的方法危害中国人，而且以这个为基础，杀更多的人，这个就是731细菌部队的真实面目。”

　　2005年8月，筱冢良雄访问了侵华日军第731部队本部旧址，并参观了罪证陈列馆。他说：“现在想起来，我虽然是接受命令做这些事的，但因为这些事使不少人遭受突如其来的折磨，我现在已深刻体会到自己所犯的罪行是多么严重啊！当时虽然是因为命令，可今天我并不这么想，并不想因此推脱自己的罪责。我现在想同要求日本政府赔偿的那些中国人一起战斗，用作证的方式，揭露过去做过的一切，以此来斗争。”

　　铃木进：几十年不敢说731部队的事情

　　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馆长金成民于2000年和2001年赴日本，向铃木进取证，并获得了一份有力的证言档案。

　　铃木进1920年出生，1938年进入侵华日军731部队本部任司机，1945年逃回日本。在731部队期间，铃木进每星期至少开一次车从本部到哈尔滨宪兵队取“犯人”，用作人体实验。以下是铃木进的部分证言：

　　我从1937年3月份开始，在哈尔滨呆了8年。初到731部队的时候，四方楼(即细菌实验室及特设监狱，是731遗址的核心区域)刚开始搭起架子，我看到很多中国瓦匠做劳工。在中间的7号、8号栋，因为是非常重要的地方，所以由一个叫铃木的日本人来干，中国人绝对不允许进去。

　　在战败的最后时期，被实验的人员全部用毒气毒死了，有80多人。他们的尸体被摆在第7栋和第8栋楼中间的空地上烧，花了3天时间才烧掉。烧后的残骸就堆在我的车上，运到松花江扔掉了，因为是烧过的，所以没剩下多少东西。我记着是在松花江的一个铁桥下扔下的，不是我亲手扔的，我当时只负责开车。

　　我曾亲眼看见过被毒气毒死的苏联女孩。入狱时，小孩非常小，非常可爱，后来被毒死了。这在我脑海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每天睡觉的时候像幽灵一样浮现在我的脑海中。没有办法，我做了一个比较大的观音像，每天拜拜。但心里还是有一个梦魇，现在说出来心里好受多了。

　　说起我们这些日本人做了什么样的坏事，真是做了很可怕的事。战败的时候，东条英机这个家伙是国家罪人，却被供奉在神社里面，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那家伙是个职业军人，真是很对不起中国人，真是对不起！

　　我几十年没敢说这样的话了，731部队的事情根本不敢说，今天当着你们的面说出来，心情轻松了很多。

　　专家：铁证如山，不容篡改

　　侵华日军第731部队是日本军国主义者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下令组建的细菌战秘密部队之一，1932年在哈尔滨设立了研究中心，数千名中国、苏联、朝鲜、蒙古战俘和平民在这里被用于人体细菌和毒气实验。其生产的细菌量是按照公斤和吨为单位计算的，如果全部投放出去，造成的传染伤亡和生态破坏对全人类将是毁灭性的。

　　多伦多亚洲二战史实维护会副会长、执行总监刘美玲在接受半月谈记者采访时说，受害者的证言固然重要，而731部队原队员能以加害者的身份指证731的罪恶行径，以自己的亲身经历证明731部队的犯罪事实，更具说服力和信服力。这些原队员多已离世，其证言更显得弥足珍贵。在这些证言面前，日本右翼势力否认、美化侵略历史的言论不攻自破。

　　哈尔滨市平房区是731部队本部所在地，日军败逃之际炸毁了大部分建筑设施。如今的“731遗址”是世界战争史上规模最大的细菌战遗址群。这也是日军进行活体实验、细菌武器生产、试验及使用等反人类罪行的铁证。

　　金成民说，坚持16年跨国取证，目的就是为了证明731部队绝不是一些人狡辩的“几个医学狂人的个人行为”。它是自上而下、有组织、有预谋、有规模、成体系的集团犯罪。当时的日本政府主导了这场犯罪，所以它是国家犯罪，没有推卸责任的可能。

　　哈尔滨市社会科学院731问题国际研究中心负责人杨彦君表示，揭露真相、正视历史与掩盖真相、歪曲历史是进步与反动、正义与邪恶的斗争过程。只要有人还在做逆历史潮流而动的事情，我们就要拿出更多有力的铁证，将日本军国主义及其支持者钉死在历史的耻辱柱上，永远警示后人。

　数不清的老鼠用来繁殖跳蚤

　　1941年6月，石井四郎从日本东京向参谋本部汇报回来后，主持召开了本部队各部长会议，指示其部下继续研究生产细菌作战武器，提高繁殖跳蚤的生产率，为此，鼠类需求量大大增加。

　　证词

　　劳工白武斌：每天抓“大眼贼”做实验

　　1944年春天，工务班监工原田让我干镶铁皮的活，他把我领到这座板房，这座板房东西两头各有一个门，正南面有4个门，原田领我从南面的一个门进去。我看到里边有4排卧入地下连在一起的水泥槽子，每个槽子有1米见方，透过铁丝网看到“大眼贼”在里边直蹦。原田让我给板房内壁四面镶1米高的铁皮，这是怕老鼠啃板墙。干活时，我数了一下水泥槽子，每排24个，共96个。第二天我干活时，来了四五个日本人，都穿着白色工作服，戴着口罩和手套，脚穿胶皮靴子，是田中班的人。有两个人各拿一个铁夹子，伸进水泥槽里捉拿“大眼贼”，抓够几十只后，就带回田中班，在我干活的那几天，他们每天来抓走一批“大眼贼”。

　　关东军原防疫给水部陆军主计天野良治：

　　每月收购5万只老鼠 半数以上输送给731部队

　　1942年，根据订货前往一些地区收购老鼠，主要从春日部、南樱井、小边每月运出5万只，再通过防疫给水本部，分派给各部队。其中半数以上输送给731部队，利用运输“马路大”尸体的飞机，从立川直抵平房。

　　731原队员秋山浩:

　　重要工作是解剖老鼠繁殖跳蚤采集鼠疫菌

　　鼠舍里有数不清的老鼠，仅小白鼠就有10来万只。我跟佐川技术员学习从捕捉方法开始，以至采血、注射、宰杀和解剖方法等，一次接着一次地练习着。饲养班的日本人从事的工作不仅仅是喂养老鼠，更重要的是捕捉、解剖老鼠，繁殖跳蚤，培养采集鼠疫菌。

　　专家调查

　　日军采取四种手段征集鼠类

　　日军主要通过四种手段征集鼠类，即731部队本部及其各支队的队员亲自捕鼠，关东军给所属其他各部队、开拓团下达捕鼠任务，日伪当局向群众征集老鼠，从日本国内发运老鼠。731部队下达了以增产300万只老鼠为目标的命令。为了实现这一目标，该部队组织了专业捕鼠队，并动员群众参加捕鼠活动。

　　用中美英战俘进行活体实验

　　今年3月，金成民寻访到731部队原队员村田福松，已经91岁的村田福松在日本战败后隐姓埋名半个多世纪，他的内心从未宁静过。据金成民介绍，村田福松为已知的少数几个731部队核心队员之一，其证词极有分量。

　　证词

　　731原队员村田福松：在三训命令下研究病菌

　　我于昭和15年在陆军卫生部入队，后被分配到了北安陆军病院，经过3个月的训练后，立即被分配到了病理实验室工作，在那里我们用老鼠、豚鼠、猿等各种动物进行伤寒、赤痢、鼠疫、霍乱等接种实验及各种成果的观察。

　　北安陆军病院也在石井731部队长命令下进行人体和动物的日常实验。我以利用麸子开发研究青霉素理由调入731部队是1944年的事情。此时，我知道来到一个不一般的地方，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那里首先有“不许看、不许说、不许听”的三训命令。在这个三训命令下，每天做病毒及立克次氏体等科目研究。特别是进行冻伤、霍乱、鼠疫人体实验，同时用人体制作标本。用做实验的人都一律称“马路大”，没有名字，只有番号，有苏联人、中国人、朝鲜人及日本人，都是受到刑事处分的人，名字全都不知道，这也是秘密。一开始由于心情不好，实验怎么也没效果，过了一些天后一点点适应，一天大概解剖2-3人，多的时候能够解剖5个人，不仅知道冻伤、梅毒、鼠疫、霍乱实验的感染状况，而且要把病毒放进玻璃瓶中，同时要和吉村班的许多人一起将血液进行培养，并用孵卵器增菌。

　　731原队员榎田英雄：不麻醉解剖“马路大”

　　记得那是个50岁左右的中国人，他被感染上了鼠疫菌后，由我主刀进行了解剖。因为没有进行麻醉，所以将四肢绑在了手术台上。由于经常做这样的不麻醉解剖，解剖台上都设有捆绑“马路大”的装备。固定好后，我用刀一直从胸部剖到腹部。为了防止喊叫，“马路大”嘴里被塞满了纱布，我将内脏摘下来，交给病理班进行研究，其他的事情我就不管了，解剖大约进行了十二三分钟，剩下的躯体还在不停地痉挛。

　　731原少年队员石桥证词：小铁轨运送活体和细菌

　　我从中心走廊偏门进入地下道，当往特设监狱走的时候，看到走廊里放着细菌生产班使用的3个大型消毒罐，地面上还铺有小铁轨。后来知道小铁轨不仅供我们研究班往解剖室里运活体和尸体用，而且那是细菌生产班搬运细菌所必需的。

　　专家调查

　　日军在中国进行人体实验至少杀害5000人

　　各种研究材料证明，日本各细菌部队及陆军医院都曾利用残酷的方法进行人体实验，成千上万地杀害活人。这种罪恶的实验，曾经施之于中国人、蒙古人、苏联人、朝鲜人，也包括荷兰人、英国人。731部队还曾在战俘营利用中、美、英战俘进行人体实验。

　　最新研究资料表明，日军在中国进行人体实验，至少有5000人被杀害。实际上，这个数字只限于731部队在背荫河、平房细菌基地长达13年之久的人体实验中所为，其他细菌部队以及来华的军医们拿活人做细菌传染实验和人体解剖是很普遍的事。因此，被日军所虐杀的人数可能还要更多。

　　特别移送行动每年进行千次

　　证词

　　731原队员川岛清：用以进行实验的人从未缺乏

　　石井部队对于用以进行实验的人从未感到缺乏。特别移送规模相当大，从1938年至1945年，特别移送活动长达8年，每年进行近千次，每次的数量不等，少则一二人，多则数十人。

　　专家调查

　　特别移送程序包括五步

　　金成民已经获得大量的特别移送直接文件资料，其中318人姓名确凿，资料中包括前苏联、蒙古、朝鲜等国受害者至少25人。这是迄今为止能够证实“731”活体实验这一非人道罪行的最直接证据。

　　目前已经查明，特别移送程序共包括五步：

　　第一步，东北各地关东宪兵队、宪兵分队、宪兵分遣队按照事先研究确定的抓捕计划抓捕反满抗日志士。

　　第二步，各宪兵队对抓获的爱国志士进行审讯，如证据不足时，军法会审后予以释放。在这种情况下，送交石井部队。

　　第三步，宪兵队长提出并签署意见后，以暗号给哈尔滨市宪兵队本部打电报。

　　第四步，将各宪兵队报送关东宪兵队司令部司令官，申请送往细菌部队的一切人员。

　　第五步，被特别移送者所在宪兵队根据宪兵队司令官下达的特别移送指令，将被特别移送的抗日爱国志士捆绑并带上手铐，由宪兵队派出日本宪兵持宪兵队司令部批复的报告书，乘车押送至哈尔滨宪兵队和哈尔滨特别机关，由其转送或直接押送至日军731部队。

　　档案资料

　　历史档案中发现特别移送案例134个

　　调查表明，1937年就有特别移送案例，这一罪恶行动一直持续到1945年日本投降为止。历史档案中发现特别移送案例134个，移送人员1203人，其中中国人1173名、苏联人16名、蒙古人7名、朝鲜人7名，这些人涉嫌情报工作、反满抗日等罪名。他们被关押在特别监狱里，其姓名用号码来代替，但仍查出59个被害者的姓名。

　　特别移送行动在日本侵华细菌部队中普遍存在，黑龙江是重灾区。黑龙江省档案馆发现的特别移送档案中记载的52人大都是在黑龙江居住或被捕，吉林省档案馆公布的277名被特别移送者中大多数也是黑龙江人。

　　细菌战殃及中国15个省市，死亡人数至少在200万以上

　　日军在诺门罕、王爷庙、宁波、衢州、常德、滇西、鲁西、南石头等地发动的细菌战较为世人熟知。而另一部分零星资料只提供了线索，无详细的记载，又难以调查，因此细菌战规模虽大，却缺少系统的研究资料。金成民历经多年调查，终于查明细菌战曾在包括浙江、湖南、北京等15个省市的中国领土上实施。

　　证词

　　油味村民贾万福：日军扫荡撤退后到处都是老鼠

　　1942年3至4月间，日军多次到油味村里扫荡，日寇撤退后，街上、胡同里有许多死鼠，活鼠也很多。当地村民家家捕鼠，油未村村里染病死了70多人。

　　八路军医生石清文：日军假借防瘟给牲畜下毒

　　日军每次在冀西扫荡后，当地就有大量的回归热、疟疾等传染病发生。1942年11月，日军假借防瘟在易县县城及附近村庄给牛、驴、马、猪、羊等注射疫苗，大部分牲畜很快就死掉了。

　　侵华日军住冈义一：往碗筷子菜刀上涂抹细菌

　　1942年2月，日军独立混成第4旅团以破坏太谷、榆社、各顺、昔阳等4县的八路军根据地为目的进行大扫荡。2月下旬，大队本部医务室曾根军医大尉以下约10人撒布伤寒菌和霍乱菌。这时，我所在的小队与中队侵占了榆社、和顺等县境内的龙门村、官池堂、阳乐庄等几个村庄，在民房中，往碗、筷子、菜刀、擀面杖、面板、桌子等用具上涂抹细菌又在水井及附近河流里投撒了细菌。

　　731部队长石井四郎：派飞机投下鼠疫菌

　　1941年4月，我派6架飞机在晋冀鲁豫边区的新乡、滑县、浚县和晋绥边区的河曲、保德、兴县、岚县等地投下400公斤鼠疫菌。半个月后，接到驻华北日军总司令部的报告，共有35万人感染鼠疫，死亡多达15.6万人，同年6月，我又派出飞机在常德投下50公斤鼠疫菌，造成8500多人死亡。

　　专家调查

　　日军细菌攻击造成疫病大流行

　　1939年开始，日本细菌部队先后在内蒙古的诺门罕、王爷庙，浙江的宁波、衢州、金华、义乌，浙朝向铁路沿线，华北地区，湖南的常德，江西地区以及广州的南石头难民营等地区实施细菌攻击，致使这些地区疫病大流行，数以万计的人死亡。被日军细菌武器杀害的中国人有据可查的就有27万人（不包括军人），这是最保守的数字。从近年来的调查研究来看，死亡人数至少在200万以上。如果加上疫病蔓延所造成的遗害，其死亡人数更是难以计数。
侵华日军1644部队是一支研制、生产细菌的部队，并进行活体解剖，于1939年4月18日在南京中央陆军医院成立，首任部队长由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的部队长石井四郎兼任。

　　这份证言档案由现任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馆长金成民于2000年7月在东京都向松本博取证所得。松本博1942年参加侵华日军南京1644部队任卫生兵，主要负责看守关押俘虏的房间，并参与了活体解剖实验。下面是松本博的部分证言：

　　由军医或军属给俘虏注射，注射什么不知道，我们只负责看守关押俘虏的房间，一个人看押一间房子，像小学校的教室那么大。整个院子有14栋建筑，俘虏住七号建筑，一个房间关押6名俘虏，都是裸体，分别关在一个1米宽、1.2米高的笼子里。只能蹲着，大小便有一个30公分高的罐子，小便时不低下头、抻着脖子就不能进行，晚上睡觉也在笼子里，不能躺下，只能蜷缩着睡。

　　在俘虏身上放入跳蚤，然后进行观察，由军医记录，跳蚤上感染了伤寒、霍乱、鼠疫、疟疾病菌。关押俘虏的房间共4所，每个房间关押6～8人，共计30多人。

　　有时，我负责给俘虏带上黑头罩送往处置室。处置室类似手术室，有手术台，台子两头有捆绑手脚的皮带，把俘虏绑在床上。旁边有一个很大的瓶子，放上标签，然后军医上前动刀，再插入导管，俘虏的血就汨汨的流入瓶子里，直到鲜血流尽。

　　在这个过程中，我一直站在一边。俘虏死后，旁边有一个焚尸炉，把尸体丢进去烧掉，这样的事几乎每天都做。

　　终战前一周，每天有100台卡车向外面运东西，可能是尸骨，丢进长江。

　　刚到这里时，我还以为是医院，工作以后才知道这里原来是杀人的机构。自己有时也困惑，可是，日本军国主义时代，受的教育就是为了天皇，必须这样做。

　　我把自己经历的战争讲出来，心里也很畅快。过去，对天皇的错误是不能讲的，我很惭愧长时间没有把自己的事讲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