侵华日军在中国浙江和湖南实施的大规模细菌战 (2015-07-19 16:09:55)

我是夏雯静

二战已经结束70年了，但是日本侵略者、日本鬼子还是存在，他们的代表人物就是安倍。表面干净、谦和、礼貌，骨子里凶狠、极度不服气，随时想开杀戒，就是他们的原形。本文以史为据，披露侵华日军是如何对平民百姓实施大规模的细菌战，杀害平民7万余人的反人类罪行。权当敲一下警钟吧。
    侵华日军主要有四支细菌战部队，分别是在驻扎在哈尔滨的"731部队"，驻扎在北京的"甲1855部队"，驻扎在南京的"荣1644"部队"和驻扎在广州的"波8604部队"。这四支细菌战部队在战场上对八路军、新四军以及国军频繁实施以炭疽、霍乱等病源菌为主的细菌战，而在日军极想全面占领又始终未能全面占领的浙江和湖南两省，对平民百姓实施以肺鼠疫、腺鼠疫、伤寒、霍乱、痢疾、疟疾等病源菌为主的大规模的细菌战，大量杀害国统区的平民百姓，犯下了滔天罪行。
    1941年至1944年，侵华日军先后四次对浙江和湖南两省的平民百姓实施大规模的细菌战，规模最大的发生在浙江衢州地区。1944年6月26日，日军第二次攻占衢县，3天后撤离，撤离时"731部队"和"荣1644"部队"成员撒下大量鼠疫、伤寒、痢疾、疟疾病源菌，引起浙江衢州地区鼠疫、伤寒、痢疾、疟疾等传染病大流行，衢州所属的衢县、龙游、江山、常山、开化5县发病人数在10万人以上。据《龙游县志》记载：1944年龙游县18个乡镇统计，年发病25000人，死亡2948人。衢县32个乡镇统计，死亡1254人。江山县城区发生鼠疫，死亡44人。常山县声教、宣风两乡发生霍乱、伤寒、疟疾、痢疾等传染病，死亡958人。常山县21个乡镇统计，累计发病50000余人,死亡10000余人。此后两年，衢州各县仍继续发生鼠疫、霍乱、伤寒等疫情，衢县东南部的9个乡镇，就发病12916人，死亡584人。常山县12个乡镇，发病47000人,死亡4000余人。1946年9月7日，衢州《大明报》报道:“常山县入夏以来，恶性疟疾流行猖獗，无奈医药两缺，又无适当降疫措施，疫势有如无羁之马，如今二十一乡镇已无一片净土，死亡累累，厥状甚惨，兹据非正式统计，全县死亡数已达四千余人，禾弃于田乏人收割，全家灭口者亦时有所闻”。10月17日衢州《大明报》题为“田野无人迹，午夜多哭声，沿途只见抬棺材，开化境内恶性疟疾依然猖獗”的报道，称“开化县一个月患疫死亡一千余人，疫势蔓延无止境，自灰埠至开化，病者十分之五，儒廉、士贤、集宁乡尤为严重，每乡死一千数百人不等，身历其境，男女老少面带病容。”由于日军的细菌战，致使衢州地区从此以后几乎每年都有疫情复发，到1948年，累计发病30余万人，死亡5万余人。1947、1948年国民政府卫生署为帮助衢县的鼠疫预防活动，几次派遣医疗防疫队赴衢县。中央和地方各行政机关合力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再加联合国救济总署、国际红十字会等的保健、救济组织的援助在内，300余名医疗防疫工作者的长期努力，到1948年，衢州地区鼠疫、伤寒、痢疾、疟疾等传染病才得到控制。
    1942年8月，日军在浙江丽水县和云和县实施了针对浙江平民的第一次大规模细菌战。8月26日和27日，日军在浙江云和县空投以“腺鼠疫”菌为主的细菌弹，引起云和县鼠疫流行。首先出现鼠疫病症的是离县城3里地妙严寺里的浙江省儿童保育院，那些被日军杀死父母亲，从沦陷区逃出来的儿童，接二连三地发病死亡，并迅速蔓延。浙江省政府临时组成防疫委员会，立即封锁疫区，然后，一把火将数千平方米的唐代古寺烧成灰烬。然而疫菌并没有被消除，9月，云和城乡除普遍发生烂脚、烂疮外，还出现痢疾、脑膜炎等传染病。沙溪乡高胥村痢疾流行最为严重，上村林家大院就死了30多人,，林大旺一家就死了10多人。县城西街赵庆邦的父母同时染上鼠疫，外嫁在乡下贵溪睦路村的女儿回来探望,也被感染，并且把疫情带到夫家，引起丈夫一家全部死亡，全村村民也感染上了“腺鼠疫”,死亡率高达81%以上。8月23日，日军"731部队"和"荣1644"细菌战部队成员在浙江丽水县青林村北2里处的好溪中扔放了伤寒菌和霍乱菌，伤寒就在好溪流域传染开来，青林村死亡52人，好溪下游的芦埠村死亡25人。丽水水东村村民饮用了有霍乱菌的水，导致霍乱流行，61人死亡。郎奇村58人死亡，魏村39人死亡，苏埠村43人死亡。据《丽水县政治志》记载，日军在撤离丽水时，在九里至天宁寺一带投放了许多带有霍乱菌的大饼，村民翁康宝把拾到的大饼给妻子和儿子吃，结果妻子和两个儿子都患霍乱死亡。附近村子里的村民吃了日军投放的大饼，也成批患霍乱死亡。8月28日，日军用飞机在浙江丽水县空投鼠疫跳蚤，在饮用水和食物中散播了大量“腺鼠疫”菌。曾任日本参谋本部作战课员、支那派遣军参谋的井本雄男在其《井本日记》中这样记载：8月28日，日军通过地面撒播的办法，在紧靠机场的天宁寺后、官屋基、和尚岗、上岗背、关后、望城岭、长坑以及城南和碧湖镇一带撒播鼠疫跳蚤，一个月后，这些地方几乎同时出现老鼠大量死亡和逃亡的现象，继而在人群中发生高热、畏寒、头痛，股、腋、颈淋巴结肿痛，并向周围地区扩散，死亡率为81%。碧湖镇的鼠疫传染到36个村，有姓名可查的死亡人数就达870人。
    1944年6月，日军在浙江丽水县和云和县实施了针对浙江平民的第二次大规模细菌战。6月17日，日军9架飞机在丽水县投下30余枚鼠疫菌炸弹，其中1枚落在城内李常春家，李感染鼠疫于20日死亡。随后，李的妹妹、幼子、侄儿、邻居共7人先后患鼠疫死去。7月2日，当时的《东南日报》作了调查，证实日军在丽水县投下了鼠疫菌炸弹，致大批平民感染鼠疫死亡。9月3日，丽水县长朱毅生致浙江省主席密电称：8月30日，敌机一架在石牛水阁一带掷下炸弹并未爆炸。目击者在现场看到三个酒坛样的弹壳，对半剖开在地上，一旁有半死不活的老鼠。3天后鼠疫蔓延全村，很快就死亡43人。日军"731部队"和"荣1644"细菌战部队成员在撤离丽水的途中，在丽水黄村偷偷投放了鼠疫菌，几天后，黄村发生鼠疫，11人死亡。1945年夏天，日军又在云和县空投带肺鼠疫细菌的棉花、糖果、饼干、玩具等物，重河、贵溪、局村、石浦等数十个村子暴发了肺鼠疫，死亡率高达95·24%。凡与病人接触，或为死者办丧事者，立刻传染丧命。勤俭村死亡30人，贵溪村死亡22人，东坑村死亡15人。据当年浙江省政府统计：1940—1945年，云和县发生鼠疫的疫点183处，死亡1045人。据丽水市档案局统计日军两次在浙江丽水实施细菌战，共有15764名受害者。
    侵华日军因为两次长沙会战失败，于1941年11月派遣"731部队"一支携带着36公斤鼠疫菌的30多人的小分队进驻湖南。他们的目标是在常德投下鼠疫细菌弹，消灭常德县的全体平民，使长沙失去常德这个粮食和后勤保障基地，为第三次长沙会战扫清障碍。11月4日上午，日军一架飞机绕常德城转了一圈，撒下谷子、棉絮、布条等一些杂物。当天下午，常德城内贴出国民党县政府的布告，提醒市民，日寇可能投下了鼠疫病毒，要求居民清扫并焚毁日机空投下来的垃圾。在之后的两天时间里，常德市的大街小巷突然出现了很多死老鼠。常德市广德医院副院长谭学华在死老鼠身上和谷子里检测到鼠疫菌，将检测结果以电报的形式上报了重庆政府，但这份单纯的检验报告，没有得到当时中央政府的重视。11月9日，检到飞机投下杂物的市民突然高烧，晚上开始吐血，并开始出现呼吸衰竭的现象，住进医院第二天就死了，经检测是染上了肺鼠疫。日军空投细菌后的第二周，鼠疫在常德市全面爆发。许多家庭都是一家死四五个，五六个，其中有一家人死了11个，有一个村子400人不到一个月死了201人。这才引起了中央政府的重视，中国防疫队，红十字防疫队，国际防疫队，国总防疫队，共十几个防疫队进驻常德城区，打针、灭鼠、建立隔离医院以及焚烧尸体。登记在册的有名有姓的细菌战死难者，共计7643人。
   1949年12月25号至30号，在前苏联伯力城滨海军区设立的军事法庭上，"731部队"军医少将川岛清交代了投放细菌的目的。常德是湘西的一个交通枢纽，如果鼠疫将常德变成一座死城，那么直接的后果就是切断了重庆政府和湖南、江西、浙江、福建之间的联系，这座陪都将被彻底孤立。第二常德是重庆政府和国民党军粮食以及棉花的供给地，每年常德上交的公粮有三千万担，棉花四千万担。如果鼠疫病菌随着这些棉花和粮食被运送出去，那就等于消灭了重庆政府。这段内容被记录在前苏联《前日本陆军军人因准备和使用细菌武器被控案——审判材料》中。
摘  要：1941年日军实施的细菌战造成常德地区鼠疫大流行，这一场疫灾持续了二年多，对常德地区造成了空前深重的危害，其中对社会经济方面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包括生态环境的变化、人口过程的变迁、农业生产的衰退、财政金融的危机、交通运输的停顿、商业服务业的萧条等。
A Preliminary Probe into the consequence of Japanese germ warfare to changde Region’s social economy
Luo Yun-sheng
( The Politics and History Department, Hunan University of Arts and Science, Lecturer, Master of History)
　　Abstract:  In 1941, Japanese germ warfare made a plague on a large scale in Changde Region. The plague continued over two years, and exerted a serious consequence on Changde Region’s social economy, including change of economical environment, change of population, failure of agriculture, crisis of finance, standstill of traffic, and depression of commerce, etc.
　　近年来，在灾害历史学研究中，过去较少涉及的灾害如历史上的时疫和传染病，逐渐受到关注。民国期间，我国共有767县发生疫灾，其中死亡在万人以上的重大疫灾有18次。长江中下游地区死亡在万人以上的重大疫灾就有4次，共死亡160000人。而湖南省有29县发生疫灾 [1]，其中1941年至1943年常德发生的鼠疫大流行是规模最大的。因此它的影响和危害很有研究价值。本文撰写的目的既在于把细菌战罪行研究推向深入，也在于把它与区域灾害史结合起来，考察区域发展中的灾害应对问题。因为较大规模的灾害对经济与社会生活乃至于社会发展进程会产生深远影响，所以通过对灾害影响的探讨，研究灾害的后果，能为社会历史的研究提供补充，并协同对社会发展过程中的某些重大事件和关键问题作出切实的解释。
一
　　1941年至1943年常德地区的鼠疫是由于日军发动细菌战而人为造成的。1941年春，按照日本关东军司令下达的要破坏中国军队控制的重要枢纽常德城以及沿路交通线地区的一项命令，日本侵略军731部队第二部部长太田澄大佐率领有100余人参加，包括30名细菌学专家的一批远征队，对常德地区发动细菌攻击。[3]11月4日，日机在常德上空投下谷、麦、棉絮及其他物质，一周后常德发生了鼠疫。据时任日军大本营参谋本部作战科参谋井本熊男大佐的日记，12月2日：井本从支那派遣军高级参谋宫野正年大佐处得到了“以常德为中心的湖南鼠疫极为猖獗” [2]的情报。事实已经充分证明，1941年常德地区的鼠疫之发生，完全是由日军实施细菌战所致。本文不再赘述。
　　鼠疫发生后，在常德城乡及周边地区迅速蔓延，流行开来，这与常德地区的生态背景和社会环境有密切关系。
　　在生态背景方面。常德位于洞庭湖区，沅澧二水下游，河渠交错，湖汊密布。耕地宽广而土质肥沃，素称“鱼米之乡”，不仅是湖南，而且是全国抗战的重要粮仓。由于盛产粮食和棉类，为鼠类、跳蚤提供了大量孳生的环境。常德气候冬冷夏热，冬天里由于日军投放感染鼠疫的跳蚤叮咬人类而引起第一次流行，同时在在老鼠身上潜伏下来过冬，来春转暖，再由鼠间鼠疫流行传染至人类，引起第二次更大规模的流行。当时常德地区的环境卫生较差，据陈文贵的《常德鼠疫调查报告书》，“常德全城之环境卫生概况，甚为恶劣，且屡遭轰炸，被毁灭房屋甚多，目下城内房舍多为木制，最易为鼠类潜匿。”[3]
　　在社会环境方面。抗战相持阶段的常德控川黔咽喉，扼湘西门户，不仅是华中地区的粮仓和四川大后方用粮的基地，而且是湖南北部国统区的主要商业中心，因此人口数量庞大而集中，鼠疫发生时居民人口约有六万。又由于地处东西南北交通要冲，为区域中心城市，人口的流动性相当高，常德与周边集镇，集镇与周边的乡村，通过如织的水陆交通网建立起密切的人员与经济联系，使疫病极易在乡镇间流行。常德人民多迷信“入土为安”，根本不能接受火葬。这种传统的土葬观念和厚葬风气更使鼠疫得不到有效防治。
　　由于上述原因，日军实施细菌战而人为造成的鼠疫在常德发生大流行。1941年11月至1942年1月为第一次流行，为腺鼠疫。1942年3月至7月为第二次流行，期间发生肺鼠疫流行。1942年10月至12月常德石公桥、镇德桥一带为中心发生第三次流行。这只是当时防疫工作的几个重点疫区情况，实际上，据调查统计，常德地区的鼠疫流行不是两三次，而是五次。[4]
二
　　鼠疫的自然流行往往是由于区域内部生态环境发生灾变所致，其危害可以在内部减轻，而鼠疫的人为流行却是外来之横祸，区域生态系统对之毫无防卫能力，其危害就大了。下面浅要分析鼠疫流行对常德地区社会经济的几方面影响，期望能抛砖引玉。
　　1、疫灾打击下的区域生态环境
　　在鼠疫发生之前，常德的霍乱、天花、流行性脑脊髓膜炎、疟疾、痢疾等传染病连年流行，患病率和病死率甚高。1936年至1938年就有12种传染病流行。[5]但常德历史上从未有过鼠疫。已有研究成果指出，中国历史上的鼠疫自然疫源地虽然范围广阔，但并未包括两湖地区，常德地区并非鼠疫自然疫源地。
　　日军的细菌攻击使新的危险性生物鼠疫杆菌和印度跳蚤入侵常德地区，改变了这一地区的原有生态系统，实际上使常德地区成为新的鼠疫人为疫源地。因为鼠疫学界将鼠疫自然疫源地看作陆生生态系统中的一个特殊的鼠疫生物群落：鼠及其他啮齿类动物是鼠疫菌的主要宿主；寄生性鼠疫菌是鼠疫自然疫源地形成的基本成员；为了能够顺利地侵入到寄主——啮齿类动物的机体，媒介昆虫——跳蚤担负起这一职责，跳蚤也是寄生物，靠吸吮动物的血液生活和繁殖。这三个成员在相应的地区占据一定的地理环境，使构成了鼠疫自然疫源地。[6]不过常德形成的是人为的鼠疫疫源地。
　　日军在常德实施细菌攻击时，投下了36公斤谷子（带有鼠疫菌的跳蚤）（1940年投到浙江的仅为5公斤，就造成了鼠疫大流行），据731部队老兵回忆，1克“谷子”就是1700多只跳蚤，36公斤“谷子”就是6000多万只。[7]1941年常德军民共约6万，平均每人承受1000只跳蚤。不计遗弃在洞庭湖里的另一个箱子，也相当平均每人承受500只跳蚤。此外，当年1942年伯力士则在当地捕到的老鼠身上发现了印度跳蚤，这是湖南所没有的一种跳蚤，这种外来的跳蚤在水陆交通要冲常德极易于携带鼠疫菌移动。[7]
　　如此大量的携带鼠疫菌的数千万只跳蚤入侵鼠类极多的常德，很快就形成了实际上的鼠疫人为疫源地，给常德人民埋下了贻害无穷的隐患。据常德市卫生防疫站和桃源县卫生防疫站的监测报告，1990年和1991年还发现当地的老鼠体内有鼠疫FI抗体阳性血清，且经吉林白城市全国鼠疫病防治基地复制确认，表明构成鼠疫的隐患仍未全部消失。[4]
　　2、疫灾打击下的区域人口过程
　　鼠疫的流行对常德地区的人口产生了较大影响。表现在：
　　第一，传统的生育制度受到冲击。首先，凡是发生疫情的社区，总受到周围社会居民的疑惧，加上当局实施封锁和隔离，在区域社会中被孤立，因此其中的居民嫁娶之事被迫停止，出现许多单身男女（包括疫死者幸存的配偶）。其次，由于防疫工作和疫病的可怕，使生育必需的物质条件和医护条件受破坏，从而使孕产妇的生育缺乏保障，难产率和妇婴死亡率应会上升。
　　第二，人口大量死亡。自从日军投下鼠疫菌后的一年之内，包括第二次和第一次流行，常德县城和该县以及桃源县的农村，已确认的至少有100人死于鼠疫。但是，由于在最初的数月之内未成立检疫所，情报网也不够健全，估计有大量死者未被发现。红十字会医生肯特在路上发现的病例便是一例。[7]根据常德细菌战受害调查委员会1996年成立后进行的大调查，截止2002年，确定了7643人的死亡名册，且已被日本东京地方法院所承认。这仅只是第一批名册，受害人数远不止7643人[4]。根据本文前言所述，长江中下游地区在民国期间的重大疫灾有4次，本人认为应该增加常德的鼠疫灾害，为5次。
　　第三，人口迁流也受到了疫灾的较大影响。首先，发生疫情的疫区被发现后，当局很快对该区实施封锁和隔离，居民出入没有自由。人口迁流的受阻限制了城乡劳动力的自由流动和就业，使疫区与外部的经济联系中断，严重影响了疫区的经济生活，使许多地方经济失去了活力。如防疫队把桃源马鬃岭地区隔离后，李家湾居民两三个月无法与外界保持正常往来，日常生活都断了来源，生产也荒废了。[8]其次，疫灾的发生也使许多居民离开家乡，成为流民、难民。这种情况主要发生在封锁之前和解除封锁之后的疫区及其周边地区，或者由于恐惧疫病而离乡，或者由于亲人疫死而离乡。[8]
　　3、农业生产的衰退
　　民国时期，广大中农和贫雇农是主要农业生产劳动者。农民一家一户是一个生产单位，经营的规模很小，有机构成差，剩余劳动力低下。据国民党土地委员会1934年对16省163县的统计，平均每户经营面积为15.7亩，其中47%的农户不足10亩，而且每户地块也是七零八落。在农业资金、耕蓄、农具方面，据1933年22省统计，农村总户数中因收不敷支而借粮的占48%，借款的占56%，借款也主要用于非生产性开支（如伙食、婚丧等），用于生产性开支则不到10%。[9]
　　抗战以后，农村经济日趋困难，农民生活更加困难低落。[10]然而，日军发动细菌战之前，常德地区的农业生产状况良好。由于1940年，粮食等农产品价格比去年同期涨了两倍以上，因而不仅粮食种植，而且农村副业都有较大发展，如猪、鱼、鸡、鸭的喂养均比以前增加。1939年，也是大丰收年，只是武汉、广州失守，洞庭湖各县谷米无法大批运出，沿湖所剩谷米在五百万石以上。由于湘北粮食丰富，人民生活较好。[10]
　　日军发动细菌战后，鼠疫由常德城区迅速向周围农村蔓延。根据常德细菌战受害调查委员会1996年至2002年的大调查，常德细菌战造成的疫死地点遍及常德周围10个县36个乡156个村。[11]而细菌战武器是一种对人、牲畜、农作物等一切有生命的事物进行大量屠杀的最为残忍的武器，必然对农业生产影响很大。首先，7643人以上的疫死人数基本上是农村人口，他们的大批死亡，直接减少了农业生产劳动力。其次，疫死者家庭纷纷举行尽量隆重的葬礼，耗费了几乎全部的农户生产资金。人财两失的农户无力继续进行生产，给农业带来损失。在许多疫区及其周边农村，农业生产衰退。正如《常德细菌战》电视片解说词第六集《扩散》所引马鬃岭幸存者李宏华口述：“交易无法做，生产也荒废了，一年的年成都没有了。”[8]
　　4、防疫工作对巨额资金的耗费
　　抗战相持阶段后期，国民政府积极鼓励工矿业发展，想方设法促进农业生产发展，以支持长期抗战，这些都急需资金支持。而这时的常德地区作为粮棉生产基地，农业经济对资金的需求最大，但实际财政根本满足不了这种需要。以常德县为例。民国时期全县财政收入以田赋为大宗，以其他捐、租课为辅。所收赋税全额解省，为省级财政直接管理。县级财政支出也由省财政管理，以文教卫生费为大宗，行政费次之。常德县在30年代年收入都在30多万元上下，年支出也都在30多万元上下。[12]银行发放农业贷款更少，1939年为8.47万元，1940年为1.53万元，1941年仅1161元。在工商业领域1940年年末贷款余额也仅为97.76万元。[12]
　　鼠疫的大流行使得生产资金更形枯竭。常德爆发鼠疫后，常德防疫处紧急动员本地公立、私立医院、开业诊所、驻防医疗队等全力投入防疫，鼓励商会组织募捐，通过税务机关征收捕鼠捐等筹措经费，发动群众开展捕鼠竞赛活动发给奖金。由于自身防疫力量薄弱，财政支出捉襟见肘，于是急电湖南省和国民政府，强烈要求增援。[13]1941年度，湖南省防御鼠疫临时费是70135元，已支付完毕，于是省政府从省库向常德紧急拨款20000元。卫生署也向常德拨付临时防疫费10000元，然后再给增援常德的医疗防疫总队第二大队等防款20000元。[8]
　　常德防疫处本身没有固定预算，经费依赖地方捐募和征收捕鼠捐等，常常不敷使用。1942年4月疫情迅速扩大，经费更为窘迫。14日防疫处第三次会议决定：(1)继续发动人民自动献金；(2)编列三个月预算，呈请省府拨款，不足之数再由地方补足；(3)限各镇公所将经收的捕鼠捐次日全部上缴。[13]本来1942年度省防疫临时费概算为七十万零六千六百元。鉴于疫情太大，常德防疫处请求增加到一百二十万元。到6月15日，行政院已核定的就有七十万元（据省档案馆档案）。如此巨额的防疫经费支出，导致生产所需资金供应实际上已经枯竭，严重阻碍了农业、工商业生产的发展。
　　5、交通运输的停顿和商业服务业的萧条
　　常德作为华中通往西南的交通枢纽，繁荣的商业中心，人口和货物的流动性是相当高的。鼠疫的传播和流行正是由于交通运输和城乡交流而扩大。为了遏制鼠疫的继续蔓延，常德防疫处对城乡交通实施了管制。1942年3月13日常德防疫处第二次会议专门讨论了《往来本埠之船舶货物等如何管理以免传染鼠疫案》，通过了如下办法：（1）、由本埠运出之货物，应严格检查，破旧棉质品应洗净；（2）、准备输出之粮食、棉花等，应储存市外之堆栈，绝对不允许进入城内；（3）、限令驶来本埠之船只，应于靠码头或岸时迅速卸货，每晚九时以后，停泊河中，载货时亦然；（4）、本埠来往之客轮及船只亦须同样办理；（5）、每晚九时以后，各项船只如不能停泊河中，至少应留两丈之水面，不靠岸或码头；（6）、上项办法，由防疫处布告饰遵，由纠察股负责执行，违者严惩。会议还讨论《检疫工作如何实施案》，通过了如下办法：（1）、于本埠水陆交通要道设置检疫站，对往来旅客施以检疫，如发现疑似鼠疫病人，即送留验所留验，其余一律以鼠疫疫苗注射，已受注射者，须出示注射证，始得通过；（2）、离常旅客之行李货物，要检视后，认为可以运出者，发给放行证，无证者概不放行；（3）、检疫站暂设皇木关、落落口、北门、小西门等四处；（4）、检疫工作由检疫队担任，函请海关及纠察股协助。[13]上述水陆交通的严厉管制，阻滞了客货运输和城乡经济交流，使商业服务业陷于萧条状态。
　　1942年4月初，常德城区发生肺鼠疫后，常德防疫处11日决定学校停课及旅馆、剧院、浴堂、饮食店、妓院及各公共场所停业一周，以防传染。4月18日又决定：（1）、疫区学校迁移；（2）、戏院、电影院、浴堂等暂行停业，候命复业。[13]这进一步影响了商业服务业的正常运行。以常德县为例，1937年有工业、手工业和商业店员37181人，[14]其中大部分应在常德城这一区域经济中心，约占全城人口10万中的三分之一。常德又是千里沅水和十来条支流货物吞吐转移的总码头，以至有人夸张地说：真正支配这个城市的是那几万的船夫。[15]1939年常德县内确有货运民船2400艘，有船员2600人。它们来往于大小数十座码头之间。又有客运民船四五百艘，交织成繁密的水运网。[16]鼠疫大流行后的一系列防疫举措，特别是交通管制使这一工商业、交通中心陷于萧条。
　　综上所述，日军罪恶的细菌战，对常德地区造成的不仅是成千上万的受害者，而且对区域社会经济产生了多方面的严重影响。对这一问题，依据已掌握的有限史料，笔者进行了初步探讨。但限于史料和笔者学识，这种探讨还不够深入。期望有更多史料的发现和更高水平论著的问世。
参考文献：
[1]夏明方：《民国时期自然灾害与乡村社会》，中华书局2000年版，34页，78页，79页。
[2]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近代史资料编辑部：《近代史资料》总98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审判细菌战诉状》（上），59页。
[3]郭成周，廖应昌：《侵华日军细菌战纪实》，北京燕山出版社1997年版，355页，378页,《伯力审判》。
[4]陈先初：《1941年日军对湖南常德的细菌攻击》，湖南文理学院细菌战罪行研究所编《揭开黑幕》，中国文史出版社2003年版，291页，294页，339页，341页。
[5]常德县志编委会：《常德县志》卷二十四《医药卫生》，中国文史出版社1992年版，535页。
[6]曹树基，李玉尚：《历史时期中国的鼠疫自然疫源地》，李根蟠等编《中国经济史上的天人关系》，中国农业出版社2002年版，95页。
[7]解学诗，松村高夫等：《战争与恶疫——七三一部队罪行考》，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129页，《井本日志》，222页，216页。
[8]曾海波等：《常德细菌战》电视纪录片，第六集扩散，李宏华口述；第三集瘟疫，谢旋、曾金钟口述。
[9]白寿彝：《中国通史》第十二卷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542页，543页。
[10]湖南省档案馆∶《抗日战争时期湖南地下党历史文献选编》之《湖南妇女工作报告》( 1941年10月7日) ，第359~360页；《高文华关于湖南形势及党的工作情况的报告》(1940年8月)，177页，179页，186页；《任作民关于湖南诸般情形及党的工作的报告》(1940年2月12日)，238页，233页。
[11]陈致远：《关于常德细菌战研究的几个问题》，湖南文理学院细菌战罪行研究所编《揭开黑幕》，中国文史出版社2003年版，309页。
[12]常德县志编委会：《常德县志》卷十九《财政·税务》，中国文史出版社1992年版，442-445页，470页，469页。
[13]郭成周，廖应昌：《侵华日军细菌战纪实》，北京燕山出版社1997年版，365页，370-372页，366-367页，369-370页，374页。
[14]常德县志编委会：《常德县志》卷八《劳动人事》，中国文史出版社1992年版，201页。
[15]徐浩然：《常德抗日血战史》第一章《常德地势风光与历史》，转引自叶荣开编《中日常德之战》，常德市志编委会1995年内部印行本，15页。
[16]常德县志编委会：《常德县志》卷十五《交通邮电》，中国文史出版社1992年版，361-36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