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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7-7-21 12:29: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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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郭成周、廖应昌：《侵华日军细菌战纪实》，北京燕山出版社，1997年6月第1版，第40页。
[3] 沙东迅：《侵华日军在粤进行细菌战之研究》，《日军侵华暴行国际学术研讨会文集》，新华出版社，1996年8月版，第416页。
[4] 《日军细菌部队罪行录》，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1999年1月第1版，第2页。
[5] 参见解学诗、松村高夫等：《战争与恶疫――731部队罪行考》，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6页。
[6] 转引自韩晓、辛培林：《日军731部队罪恶史》，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88页。
[7] 郭成周、廖应昌：《侵华日军细菌战纪实》，北京燕山出版社，1997年6月第1版，第84页。
[8] 郭成周、廖应昌：《侵华日军细菌战纪实》，北京燕山出版社，1997年6月第1版，第86页。
[9] 韩晓、辛培林：《日军731部队罪恶史》，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5页。
[10] 解学诗、松村高夫等：《战争与恶疫――731部队罪行考》，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4～5页。
[11] 以下8个部及各支部，主要据韩晓、辛培林：《日军731部队罪恶史》和郭成周、廖应昌：《侵华日军细菌战纪实》两书的记载进行简述。
[12] 上田弥太郞1954年9月3日口供，中央档案馆，119-2-85-1-5.
[13] 韩晓、金成民：《日军731部队罪行见证》，下册，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91页。
[14] 中央档案馆等：《细菌战与毒气战》，中华书局，1989年9月版，第168～169页。
[15] 此原件载中央档案馆编：《日本侵华战犯笔供》，中国档案出版社，20005年6月版，第二册第305～342页。
[16] 韩晓、辛培林：《日军731部队罪恶史》，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85～86页。
[17] 韩晓、辛培林：《日军731部队罪恶史》，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87页。
[18] 中央档案馆，119-2-1169-1-5.
[19] 中央档案馆，119-2-377-1-4.
[20] 中央档案馆，119-2-428-1-4.
[21] 榊原秀夫的自笔供述，1955年4月11日。载中央档案馆编：《日本侵华战犯笔供》，中国档案出版社，2005年6月版，第二册第305～324页。
[22] 中央档案馆等：《细菌战与毒气战》，中华书局，1989年9月版，第138～145页。韩晓、辛培林：《日军731部队罪恶史》，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93页。
[23] 韩晓、辛培林：《日军731部队罪恶史》，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89页。
[24] 转引自解学诗、松村高夫等：《战争与恶疫――731部队罪行考》，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23页。
[25] 《伯力审判材料》，第62～67页。
[26] 《伯力审判材料》，第116～117页、第261～262页。
[27] 田村良雄1954年9月24日的笔供、1954年10月10日的口供，中央档案馆119-2-506-1-15，119-2-506-1-4。
[28] 此原件载中央档案馆编：《日本侵华战犯笔供》，中国档案出版社，20005年6月版，第二册第305～342页。
[29] 此原件载中央档案馆编：《日本侵华战犯笔供》，中国档案出版社，20005年6月版，第二册第342～353页，对原笔供作了更正和补充。
1.从宽城子迁孟家屯
第100部队，与第731部队一样，都是根据日本天皇的敕令，于1936年扩建而成的细菌战研究基地，都隶属关东军司令部管辖，实际上直接由日本大本营参谋本部指挥。所不同的是，第731部队是以杀害人为主要研究对象的细菌战部队，同时也研究对动植物的杀伤力，由关东军司令部军医部指导；而第100部队是以杀害家畜和植物为主要研究对象的细菌战部队，同时也研究对活人的杀伤力，由关东军兽医部指导。
第100部队的前身，是1936年8月1日以设在长春宽城子附近的关东军临时病马厂为基础扩建的关东军军马防疫厂。1938年在长春南10公里的孟家屯建设新厂房，翌年迁入新厂址。1941年，改称秘密番号“满洲第100部队”，又称关东军兽疫预防部。
据安达诚太郎口供，最早叫关东军临时病马收容所，九一八事变不久，即于1931年11月成立，所长小野纪道。1932年8月至1933年7月，所长为安达诚太郎。1933年8月至1935年7月，所长为高桥隆笃。1935年8月至1937年7月，所长为立河才三。1937年8月至1939年7月，所长为高岛一雄，称高岛部队。1939年8月至1941年7月，立河才三再接任，称立河部队，中途改称第100部队。1941年8月至日本投降，部队长为若松侑次郎。 [1]
据安达诚太郎口供，第100部队至迟在1933年4月，其前身宽城子病马收容所时，即“着手研究细菌，准备细菌战”，而成立秘密的100部队，其目的就是“为了研究和准备细菌战” [2] 。迁入孟家屯新址后，其本部的设备是较完善的。有细菌研究室，其下分3个室：病理室、化学室、细菌研究室。病理室，负责检验细菌，室内有小动物室、解剖室、锅炉和实验用的马房。化学研究室，内有小动物室、天秤室、药物室和两个实验室。细菌实验室，内有孵卵器室、冷藏库、培养室、制剂室、小动物室（兔、老鼠、海老鼠），及动物实验室。另外有农事研究室，听说是研究害虫和昆虫毒害农作物的（高梁、苞米、白菜、土豆）。 [3]
2.该部队的组织与任务
经过搬迁、扩建，1941年秘密的第100部队成立后，根据日本大本营参谋本部及关东军司令部兽医部的指令，进一步加强了研究和实施细菌战的业务活动。
第100部队，其规模略小于第731部队。在长春孟家屯的本部营区，占地东西1里，南北2里，全员1200余人，多时达1500余人，配备足够的细菌学、生物学、化学、兽医学的专家学者，从事烈性病菌和毒药的研究和制造，用家畜、植物和活人当作“实验品”，进行各种病菌的传染实验，以研制大量杀害动植物和活人的毒菌武器。该部队的日常经费由陆军省提供，细菌武器研制费用由关东军司令部从机密费用中开支，合计一年160万日元左右。本部以下设总务部、4个研究生产部和教育部。 [4]
本部的总务部，除负责第100部队总务、后勤、医疗、卫生等工作外，还设置了一个种植实验场。
第一部，为其实战研究部门，以下又分为若干分部。通过细菌和病毒的实验，来确定鼻疽、炭疽、传染性贫血及植物病毒的效能和传染方法。同时，每年都要在安达特别实验场等地进行“实战演习”，以寻求研制出大批使炭疽菌、牛瘟和羊瘟病毒及各类毒药成为进行细菌战的最适宜的武器。
第二部，是该部队的主要部门，负责各种细菌、病毒的研究和制造。下设细菌、病理学、实验动物管理、有机化学和植物学等五个分部。其细菌学分部从事炭疽菌、鼻疽菌的研究工作，并研究和大批制造牛瘟、羊瘟两种病毒。植物学分部研究细菌毒害或传染植物的方法。1943年10月，又决定增设第六分部，任务是大量增殖炭疽菌、鼻疽菌和锈菌（黑穗菌），并在地下特种仓库内保存这种细菌。
还有制造血清疫苗的第三部，负责饲养动物的第四部，负责培训专业技术人员的第五部。第五部，是教育部，又称531部队。关东军的兽医下士官候补生，一直由第五部负责教育，1943年以后，关东军的兽医干部候补生，也不再由东京陆军兽医学校培训，而改由第100部队代培。毕业后，由关东军统一分配到各军团去工作。
另外，第100部队还先后在大连、海拉尔（后迁克山）、拉古（后迁牡丹江市）、佳木斯、四平设有5个支队，并在关东军各军团设置兽医部队，配合第100部队的细菌战活动。
第100部队与第731部队一样，建筑非常庞大，戒备十分森严。据原东北医大卢田广之的证词，“该部队所征用的劳工都是在指定的地方（如房屋、操场），来做活的”。王庆有在第100部队当过10多年劳工，他说：本部右前方有一座三层的高楼，由这座楼中央竖起一个高插入云的白烟囱，这个地方是中国人的禁区，“拦有铁刺线，站在旁边往里看一眼都不行，如果让日本兵发现，开枪就打”，因为这里是100部队的要害部位第二部，有庞大的细菌实验室和炼人炉。原第100部队工作员三友供认：该部队设有“军人禁闭室”，是在第二部的地下室里，两个连接的小屋，每屋4米见方，有两层保险门，门高不足2尺，宽1.5尺，墙上有用软木做成的隔音装置，这两间小屋的对门是化验室。本部的后边也有这样的小屋。每间小屋至少监押着30～40人。实际上，它并不是“军人禁闭室”，而是监押准备做细菌实验的中国人的监狱。还备有3辆特别囚车，经常从外边把“囚犯”秘密地运进来。在本部西北不远处，是“牲畜掩埋场”，有东西约半里、南北约1里那样大，不仅埋实验致死的牲畜，而且将细菌实验致死的人也埋在这里。 [5]
3.与伪滿卫生机构关联
第100部队与第731部队及伪满卫生机构，在细菌战研究指导、交流、配合等方面，有着极为密切的联系。第100部队由关东军司令部以高桥隆笃中将为部长的兽医部指导，但同时第731部队长北野政次中将、伪满大陆科学院马疫研究处处长安达诚太郎也负有指导之责。如马疫研究处，它成立时接受过关东军的援助，而成立后则根据关东军的命令向第100部队提供炭疽、鼻疽等研究材料、血清、器具及技术人员等。据安达诚太郎供认：“我每月也去关东军兽医部一两次，虽不是直接领导，但在谈话中也曾指示我如何做等。”他说：“成立马疫研究处时，关东军曾经援助过。以后，关东军还命令马疫研究处供给100部队研究材料。”“我供应100部队菌苗，从1938年开始到1942年我调转为止。供应菌苗的种类有炭疽、鼻疽、腺液、媾液等四种”。“从1937到1940年，根据关东军的命令，制造了5000至100000C.C的炭疽预防液及500000至1000000C.C的血清，供应了并河和高岛部队。”“从1938年至1941年，高岛、并河部队到海拉尔、洮南、克山等地购买军马时，我根据关东军的命令，派技术人员帮助检验鼻疽和炭疽预防注射工作。”“1940年前后，因玻璃器具缺乏，培养细菌需要硬性玻璃，100部队只有钱没有货，我就给了他们相当数量的硬性玻璃器具。在若松任部长时，我曾给他介绍过细菌学者，如横堀畜产司长、新美畜产兽医大学校长、武富兽医学校校长等。” [6]
第100部队与第731部队，是日本天皇、政府和军部的侵华战车上以“准备细菌战”和“对策”为目的两个车辆。两者都是九一八事变后侵驻中国的东北，同时于1936年根据日本天皇的敕令成为正式部队开始活动，在七七事变后于1938～1940年，第731部队迁入平房镇，第100部队迁入孟家屯，进行了大规模的扩编与新建设施。它们是准备和实施细菌战的一对孪生兄弟，其本部、支队、各军团军医部及兽医部，以及与伪满的有关卫生机构相互配合，在中国东北构成了庞大的细菌战体系，并成为侵华细菌战的大本营。
（二）大量研制炭疽、鼻疽和锈菌
前边已经提到，关东军第100部队日以继夜地加紧研究和制造炭疽菌、鼻疽菌和牛瘟、猪瘟、羊瘟病毒及植物锈菌等大量杀害牲畜、植物的细菌武器及其传播方法，同时研究由畜类大量传染杀伤活人的途径和方法。
在战局日趋不利的形势下，第100部队长若松侑次郎少将多次强调：“第100部队应当成为大量生产各种细菌和烈性毒药的工厂，以便进行破坏性的细菌战”。1943年10月，关东军司令部兽医处长高桥隆笃中将、第100部队长若松侑次郎少将与副部队长坂斯道中佐、山口文二少佐及井田清工程师，召开了重要联席会议，决定在负责研究和制造细菌、病毒的第二部之内，增设第6分部，以大量研究、生产和储备炭疽菌、鼻疽菌和锈菌及其传染病媒介物，构成完整、有效的细菌武器。从此，增建若干栋兼设地下室的特种单层房屋，增派技术人员，补充大量新设备，计划一年内可生产出1吨炭疽菌、500公斤鼻疽菌和100公斤植物锈菌。由于设备安装未能安计划完成，实际在4个月内，只生产出炭疽菌200公斤，鼻疽菌100公斤，锈菌不足30公斤。这些细菌、病毒、毒素，危险性极大，严密地保存在特制的铁盒子里，贮藏在特设的地下仓库里，只有用浸透消毒液的多层纱布按住口鼻，带上胶皮手套，才可接触那些铁盒子。这些提纯的细菌和毒药，可使人、畜立即死亡，使土壤和农作物中长期中毒。[7]
[1] 中央档案馆等：《细菌战与毒气战》，中华书局，1989年9月版，第176页。
[2] 中央档案馆等：《细菌战与毒气战》，中华书局，1989年9月版，第177、178页。
[3] 中央档案馆等：《细菌战与毒气战》，中华书局，1989年9月版，第182～183页。
[4] 下文，依据郭成周、廖应昌：《侵华日军细菌战纪实》第205～208页简述。
[5] 韩晓、辛培林：《日军731部队罪恶史》，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229页。
[6] 安达诚太郎口供，1954年8月16日，载中央档案馆等：《细菌战与毒气战》，中华书局，1989年9月版，第176～180页。
[7] 郭成周、廖应昌：《侵华日军细菌战纪实》，北京燕山出版社，1997年6月第1版，第206页。
日本华北派遣军防疫给水部，代号“北支（甲）1855部队”，我们称之华北（甲）1855部队。其总部设在北平（今北京）城内，其分部遍布华北各地，是1937年七七事变后继第731部队和第100部队之后在华北建立起来的又一个细菌战基地。
七七事变后，日本急于征服中国，但是第731部队和第100部队的细菌武器尚不能满足日军就近实施细菌战的需要。因此，日军迅速占领了北京城内天坛公园西门南侧的原国民党中央防疫处，在原有设施和设备的基础上，立即筹建“华北派遣军防疫给水部”，隶属于日本华北派遣军司令部直辖之下。据《井本日记》记载，“14年（1939年）秋，耗资21万日元，置办细菌武器的研究设施等，现已完成九成。” [1] 这支细菌战部队的部队长，初为黑江，继为菊池。1939年西村英二上任，“华北派遣军防疫给水部”称代号“北支‘甲’第1855部队”，对外称第151兵站医院，又称西村部队。其本部下设三个分遣队，后来改为课，定员1500人。据北京市崇文区地方志办公室近年来的实地考察，其本部和第二课占地面积相当大，包括现在的中国医药生物制品检定所、天坛神乐署、北京口腔医院、北京天坛医院及部分居民区。当时，日军建筑了大批房屋，其中包括7栋病房、100多间工作室、70多间小动物室和储存各种剧毒菌种的192平方米的地下冷库。这里成为日军大量生产细菌战剂的场所。如今，地下冷库和他们修建的水塔仍然存在 [2] 。日军还于1939年前后制定了“接管”北平协和医院 [3] 和中国静生生物与社会调查所 [4] 的计划，并于1941年12月9日，即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第一分遣队（第一课）强占了北平协和医院，第二分遣队（第三课）强占了中国静生生物与社会调查所。
北支（甲）第1855部队在北京城内建立其本部的同时，在天津、塘沽、张家口、保定、石家庄、太原、大同、运城、济南、青岛、郑州、新乡、开封、包头、徐州、确山等16个城市先后建立了办事处、支部或分遣队。并在野战各师团配属了“防疫给水班”。石井四郎说：“1938年7月成立了18个师团的防疫给水部队，在战场上的各师团中进行活动。随着日本军队活动范围的扩大，又补充设立了机动性部队。” [5] 日军在华北的北支（甲）第1855细菌战部队，包括本部及其管下的防疫给水分部（支部）、办事处、分遣队，以及配属师团的防疫给水班，形成了遍布华北各地的细菌战体系。
与关东军第731细菌战部队相比较，驻华北的北支（甲）1855细菌战部队将本部隐蔽在北京城内，利用原有设施和设备加以改建，建立如此之快，扩展如此之广，表明了侵华日军在华北建立细菌战部队早有预谋和急于使用细菌武器的企图。
（二）驻北京本部
根据曾在1855细菌战部队第三课工作多年的伊藤影明来北京时的指正核实、北京市崇文区地方志办公室的实地考证，驻华北的北支（甲）1855细菌战部队的本部所在地，是设在今北京市天坛公园西南角的神乐署内。神乐署原为皇家祭天乐舞生演习礼乐的地方，占地15亩，建筑规模宏大，包括正殿凝祈殿和后殿显佑殿和四周一圈回廊 [6] 。其本部的任务是，一方面要负责日军的防疫给水，一方面要研究和生产细菌武器，同时要统辖和领导分部及办事处的细菌战业务。其本部也叫总务部，下设第一课、第二课、第三课，此外有给水课及凿开班。
总务部，部长告见亨中佐，下设四个课：庶务课，统辖本部各课，负责经营，传达指示及同上下左右的联系；经理课，负责制定预算，分配和管理经费，调配物资，发放工资、给养等业务；材料课，负责当地资源的药理研究，保证并提供作战、防疫以及研究所需之各种卫生材料等；计划课，制订有关华北作战的防疫、给水及细菌制造等业务计划。
第一课，卫生检验课，实际上是研究细菌（生物）战剂的专门机构。初建时设在天坛中央防疫处生物制品所内，由小森源一少佐任课长，下设细菌检查及培养、血清学检验、防疫给水、理化检验、昆虫、结核病、病理解剖等七个室。1941年12月第一课迁入北平协和医学院后，血清学检验室和防疫给水室分别搬进“A”字楼和“B”字楼，病理解剖室、细菌检验及培养室、昆虫室、结核病室、生理和化学实验室搬进“I”字楼，并在此专设病毒战剂研究室。这里有日本工作人员30余名，均住在“C”字楼；还有中国工人二三十名。与此同时，该院内的协和医院也改名为北平陆军医院东城分院。可见，日军防疫给水部与陆军医院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据卫生部陆世烺1950年《关于日军驻北平细菌部队情况调查》：
中央防疫处在天坛西南，日军在那里建筑的房子不少，除去宿舍与病房外，工作室约有100余间。前天坛防疫处处长汤飞凡说，“我在1945年日军投降后接管‘北支甲1855部队所占据的天坛防疫处时，曾询问有没有毒性菌种，日本人说只有斑疹伤寒的菌种，因此只交出斑疹伤寒的菌种。但本处在今年成立菌种室后，收集全处各部门的菌种时，发现6管只写有日本女人名字的菌种。第一号是杉田辛平，第二号是杉田昭子，第三号是杉田奉子，第五号是永排胜子，第六号是杉田佳子，第八号是岩谷文容。6管菌种经过培养试验以后，发现其中5管是毒性鼠疫杆菌，第八号的毒力可能已经消失。这是证明日军曾在该处制造细菌武器的最有力的证据之一。” [7]
第二课，细菌生产课，课长平野晟少佐，下设第一细菌生产、第二细菌生产、血清、检索、培养基等6个室。该课自初建至日本投降一直设在天坛公园西门南侧的前中央防疫处生物制品所。该所战前由著名病毒学家汤飞凡教授主持，是我国最大的一所血清、疫苗研制机构。日军占领后，即利用原有的疫苗生产设备，加以扩建，成为大规模的细菌（生物）战剂生产机构。
该课细菌战剂的生产规模和生产能力是相当可观的。
据日军战俘中村三郎 [8] 1954年8月21日供词：
他于1944年2月至3月，在北平陆军医院东城分院（第一课）受过细菌、防疫及毒气的训练，“并听过北平防疫给水部长讲过细菌战问题，以及介绍给水部内设有大规模培养细菌的设备，专设有轮带式的培养器，能培养好多吨的细菌”。同年，又在北支方面军直属昆虫研究（第三课）研究过蚊蝇的种类。当时在标本上看到蝇子有50多种，蚊子有30多种。研究过细菌的培养和鉴别法。细菌有肠伤寒、副伤寒、斑疹伤寒、赤痢、阿米巴、黑热病、回归热、疟疾等，并参加了实地实验和学会鉴别的方法。毒瓦斯分为催泪性、喷嚏性、糜烂性瓦斯及青酸瓦斯、保斯思瓦斯，都是窒息性的瓦斯。” [9]
据日军战俘长田友吉[10] 1954年11月1日的笔供，他于1943年7月以卫生兵长身份参加了河北省北平华北卫生部候补下士官教育队受训，同时受训的约有200人。根据教育队队长某军医中佐的命令，出差到北平天坛华北防疫给水部西村部队参加细菌检索训练。他说：
“当时，西村防疫给水部设有细菌试验室，约有10个房间，其中有细菌培养室、灭菌室、显微镜检查室和材料室等。一天，我和几名同事一起进人了霍乱菌培养室。室内有一个高2米、长1.5米、宽80厘米的大灭菌器，其中装着5个高30厘米、长50厘米、宽30厘米铝制霍乱菌培养器。这时，正在细菌室值班的某军医中尉指着培养器向我们解释说：‘这里面培养着难以数计的霍乱菌，有了这些霍乱菌，就可以一次把全世界的人类杀光’。” [11]
1950年，卫生部陆世烺对日军驻北京细菌部队的情况进行了调查，他在报告中写道：
“在前天坛防疫处院内，有日寇遗留下的11吨、12吨、13吨3个6公尺长的大消毒锅，是用来对培养菌种的器具消毒的。仓库内还存有大量的铝质培养箱。据当时在该部队工作的机械匠陈康延说：日寇在投降后不但毁掉很多文件器材，并曾用坦克车大量地压毁或烧毁很多铝质培养箱。他并说，当日本人在这里时，有两个工人每天专门作刷煤油桶和揭桶盖的工作。每天有大批这样做好了的煤油桶，用卡车送到静生生物调查所去。培养动物的小动物室的规模也是极大的，有4排房屋，共约70余间，每间室内可饲养数百只甚至1000只老鼠。日寇曾用麻袋大批运来血粉，作为细菌培养剂用，到现在为止，人民医院北面的地下还曾埋有日寇用剩的血粉，下雨时还有腥臭味。” [12]
这一调查材料表明，原天坛中央防疫处院内，不仅是华北（甲）1855部队第二课生产霍乱等细菌的地方，而且为第三课经常饲养着数以万计的老鼠，以大量生产鼠疫跳蚤细菌武器。
第三课，细菌武器研究所，下设生产室、研究室、特别研究室、事务室及诊疗、资料、经理等室，课长篠田统技师。1941年12月9日，篠田统率部强占原北平静生生物与社会调查所,并扩建为细菌武器研究所。静生生物与社会调查所建于1928年，位于国立图书馆的西邻，除地下室外，共有3层，有房60多间，集中了一大批著名的科学家，是我国著名的研究学府。日军强占后，该所变成了研制细菌武器的专门机构，主要生产跳蚤鼠疫细菌武器。它虽然对鼠疫跳蚤的研制开展较晚，但是扩展极为迅猛。1943年上半年时，它的鼠疫跳蚤的生产能力是5公斤，至1945年上半年即猛增达20公斤。
据夏绰琨1950年3月1日的调查报告：
“1941年12月8日早晨8点钟的时候，日本军1855部队的篠田队，强占了静生生物调查所。
在篠田队占据本所的4年之间，他的内部设施与工作情形，以及行动，都是非常诡秘。据我们的旧工友高德成和机器匠门子华等（日本留用的）所说：静所楼房上层，绝不准中国人上去，他们日本人上去的时候也要有一定的符号，并且须要更换衣服。平时凡有物品运入或运出，必先将中国人驱使回避。楼里平常温度很高，一年中仅有1个月停止暖气。查静所暖气水电等设备，系与北京图书馆（东邻）合作，机器房装备规模很大，大部分暖气水电为图书馆使用，静所只用一小部分已足。在篠田占据本所的4年间，他将全部暖气霸占，将图书馆使用的路线截断，丝毫暖气不与放通过去。楼上窗玻璃有绿色。篠田与天坛方面往来频繁。1945年8月日本投降，该篠田队闻讯惊慌，大肆烧毁其机要文件，据四邻看见，焚烧有三天三夜，火烟未熄。
日军撤退后，本所开始整理一切，在清理中间，发现篠田队使用本所楼房平面设计图一张，示明楼的上层各室具为饲育室，又发现兵要生物照像一册。近于两个月前本所迁址，又经一次大清理，无意中发现日人留下的跳蚤蚊虫等照相数百张。
嗣后再查日人留在静所的设施，计有很严密的房子一间，无窗而有双重门，门缝统有绒布垫紧，似冷藏用的地窖一室，入口曲折，有相当深度，洋灰水池一个，长丈余，宽五六尺，深亦有五六尺。” [13]
卫生部陆世烺1950年的调查报告，进一步揭露了华北（甲）1855部队从事研制鼠疫跳蚤的规模和产量。他在报告中称：
日寇投降后接管该所人员夏绰琨等，曾在该所地下室内发现篠田部队所留下的一张工作室说明图，证明该所为大量培养蚤种场所。图上注明：“平时只二层楼西半部养蚤种，作战时二、三层楼可全部养蚤。作战时最大生产能量是2.47万瓦。平常养蚤最合适的数量是1600瓦。”此外，同一地方还发现了“蚤幼虫期的饲料和成虫发生量的关系”的图表，以及该部队在各地所搜集的跳蚤、老鼠、蚊蝇的像片。
该所老工人门子华、高文元说，篠田部队占据该所时，二层楼上是不许任何中国人上去的。在上二层楼的楼梯顶端，安了两扇门，日常总是锁着。日本人上去时，也要脱了衣服，按电铃后，才许进去。每逢有大卡车开到所里时，卡车都是严密遮盖，而且开进大门后，日本兵马上关起大门，并把中国工人堵在后院，连下班都不许出去。该部队部队长西村英二来时，也是把中国工人都堵在后院，严密戒备。楼里平时温度很高，每年只7月份停烧暖气锅炉1个月。院子里有用洋灰灌围起的3块直径6米的圆草地。日本兵嘱咐中国工人不许靠近，说草地里撒有跳蚤。日本兵每天把许多干血块碾成血粉。按照该部队残留的研究图表的说明，血粉是养跳蚤的一种饲料。高文元曾负责喂几千只白鼠、灰鼠、仓鼠、兔子等物。他还到车站接过一批山东老鼠，到北京各区公所收集过大量的苍蝇。
日本投降后，该部队把中国工人都赶了出去，秘密烧毁各项文件、器具，拆毁各项设备。在投降后的10天内，门子华被叫回去修理水泵，看见日本兵正把他们安装的二楼绿色玻璃都打碎了埋到地下，换上普通玻璃。日本人走了以后，该所还发现了七八个1尺多高的大玻璃瓶，里面都满装着苍蝇一类的东西。该所在修理水管时，曾在地下挖出20几个破煤油桶和烧过的大麦和老鼠。细菌部队在该处还建有一所4米见方的双重门的没有窗户的小屋，另有地下冷藏室一所，都是供培养细菌武器所用的。 [14]
《人民日报》1950年登载了原该所第三科卫生兵松井宽治的证言：
我应召入伍，在满洲受了3个月的步兵训练，1945年4月被调到北平，派入1855部队篠田队做卫生二等兵；这就是细菌武器研究所，主要培养鼠疫菌和跳蚤，准备对苏作战。
第三课设在北平国立图书馆西邻的静生生物调查所内，工作是：（1）大量生产跳蚤；（2）大量生产鼠疫菌；（3）结合跳蚤和鼠疫菌；（4）从飞机上撒布的工作等。这个队的队长篠田统，是京都帝国大学的教授、理学博士，是大佐待遇的军佐。在他的下面有军医将校2名、将校待遇军佐3名、卫生下士官6名、卫生兵45名，女子军佐3名、下士官3名，中国苦力5名，此外还有北京高等女子学校的日侨少女10名。
在该所的地下室内，有细菌培养室、动物室、苍蝇培养室、疟疾研究所；二楼全层是跳蚤培养室。
第三课根据工作内容又分第一工作室（跳蚤的生产）、第二工作室（苍蝇的生产、疟疾研究）、第三工作室（鼠疫菌的生产）、小动物（鼠）室等。
跳蚤的发育需要黑暗及摄氏28度的气温和90%的湿度，因此，研究所二楼的窗总是关起来的，玻璃的内侧涂上了黑漆，室内经常黑暗无光。为了保持湿度，在走廊和各房的天花板上，都吊着破布，每隔1小时喷雾一次，在地阶上经常贮有2吋的水。附于各房的水蒸气活瓣，不断输送水蒸气进房。房内整天都弥漫着水蒸气。房内摆有数列木棚，上面放着无数的汽油罐，罐内装满着跳蚤，在罐的里面，放有小笼，装有老鼠，做跳蚤的食饵。对于这些被几千个跳蚤吸血的老鼠，每天都给与食物。老鼠经过4天至一星期便死去，因此每天早上都要将死老鼠拿到地下室去，做养蛇室的食饵。”
在工作时间内，总是在门内加锁，时常有人值班看守。工作完毕后回到营房，关于工作内容的话，是一句也不准讲的。上级吩咐过：星期天到外边去，即使遇到宪兵问起部队的内容，也不要照实回答。 [15]
伊藤影明原在第二课，后来调入第三课，他证实：
“起初一个阶段，由十几个士兵和军属负责生产，到了1944年人员也增加了许多，不少下士官和军官（如军医大尉、中尉）从本部调转到该部，最终达到50名左右，逐渐进入正式大量生产的体制。”伊藤影明的这一证言发表在《战争责任研究》季刊1993年第2期上。可见，第1855部队自1944年进入了大量生产鼠疫跳蚤细菌武器的阶段。
以上材料证明，华北（甲）1855部队本部研究和制造鼠疫跳蚤的规模和设备已经相当庞大，其生产能力已经超过了日本参谋本部“保号”计划所指令月产20公斤的目标，在平时鼠疫跳蚤的月产量计1.6公斤，战时鼠疫跳蚤的月产量则可达24.7公斤。
（三）在华北各地的支部
如前所述日军为便于就近生产和使用细菌武器，在华北16个城市设立了细菌战分部（支部）、办事处及分遣队。据昭和19年（1944年）9月30日制成的《北支那防疫给水部编成表》，记录了13个分部（支部）、办事处及分遣队负责人：
天津办事处，军医大尉立石五郎。
塘沽办事处，军医大尉黑川正治。
石门（石家庄）办事处，军医少佐田山吉政。
济南分部，军医大尉大玄洞。
太原分部，军医少佐近藤吉雄。
张家口分部，军医大尉川锅里吉管。
青岛办事处，军医中尉铃木武夫。
运城办事处，军医大尉松尾梅雄。
郑州分部，军医少佐上村秀胜。
开封办事处，军医大尉广濑一郎。
新乡办事处，军医中尉濑户丰。
确山分遣队，军医少尉田村节彦。 [16]
太原分部（支部）建立于1938年5月，是华北防疫给水细菌战部队中具有代表性的分部之一。
太原防疫给水细菌战分部，地址在太原市西羊市街12号，称为“太原防疫给水部” [17] 。1945年8月日本投降时，潞安日陆军医院与太原防疫给水细菌战分部合并。该分部内设有防疫给水细菌战教育室、细菌检查室、细菌培养室、解剖室、特殊实验室、消毒所等部门。太原防疫给水细菌战分部部长，前期为近藤军医少佐，后期为桥本军医少佐。其他主要成员有庶务室课长卫生大尉福井、卫生少尉近藤安作；诊疗室军医大尉野口龙雄、内田、波川；药剂中尉武居；卫生准尉宫川奎海，等。此外，有下士官16名左右，兵40余名，军属10余名。它虽然不隶属日本华北方面军第1军，但事实上接受第1军军医部长的指令。石井四郎曾于1942年8月至1944年初担任华北日军驻山西省第1军军医部长，直接指挥太原防疫给水分部的细菌战活动。据汤浅谦1953年1月31日笔供:
太原防疫给水部属于北平防疫给水部并受其命令，但事实上曾经接受第1军军医部长的指示。在石井四郎来太原后，曾接受石井的命令，实验过冻伤及研究霍乱。太原防疫给水部往运城派出一个防疫给水班，在运城兵团作战时共同前进，担当防疫及给水任务。运城防疫给水班的编制人员：班长，大坂高等医专毕业的军医井川大尉；班副，日本医科大学毕业的军医内田少尉，东京总慈惠医大毕业的军医间渊少尉；下士官23名，军属23名，兵10名。我直接参加1945年5月河南省北部岔道口、官道口的作战，运城防疫给水班前进到侠县南方北曲村，给各部队给水。听说太原防疫给水部也于1944年河南作战时，和第1军司令部到河南渑池、会岭镇、陕县等地。 [18]
汤浅谦说，太原防疫给水部负有第1军所辖地区如下述的防疫给水及特殊研究任务：
1、山西发生传染病时，曾研究其病源、传染径路、预防方法，所以该部有细菌研究室，其人员多数是曾在传染病院工作的军医，各陆军病院的病理试验室经常往该部送由患者分离的细菌，我也曾由潞安送过三四次。该部在1942年春季，山西发生很多的发疹伤寒，曾研究病源、侵入人体的感染径路、预防法等，送往山西的陆军病院及师团防疫给水班。听说1942年秋，在太原电信9联队，对所发生的霍乱，大桥中尉曾特别加以研究（受石井四郎命令）。
2、第1军作战时担任进攻地的检疫、消毒及给水。此时配属于司令部，携带卫生滤水机、毒物检知器具、消毒品，担任防疫。我于1945年4月被派往第5独立警备队28大队，参加河南作战，当时28大队长伊藤大尉曾说：河南北部班村的大队本部，前年第1军河南作战时，太原防疫给水部曾在该处留有500瓦升汞40多瓶。
3、平时该部收容的传染病患者，研究治疗法及检查法等，日帝投降时，我去该部，曾有肠伤寒、巴兰伤寒、赤痢细菌，患者约50名。
4、修理在山西各部队的卫生滤水机，为此该部有数名有技术的军佐人员。
5、对该部卫生人员讲习防疫给水法、病理检查法。我于1942年4月初曾和山西的野战病院、陆军病院（各派一人）共军医20名左右，一同到该部接受军医的卫生滤水机的效力及使用法的教育。潞安陆军病院病理试验室的卫生下士官（可能是现在山西工人医院的中原淳）也被派到该部学习了数个星期的细菌培养技术。
6、防疫给水部内曾演习过中国人的生体解剖手术。1945年初，第1军军医部长军医大佐近藤治三郎（名古屋医大毕业）主谋，由军医人员军医中佐上村某（金沢医大毕业）、军医少佐田冈某（东京慈惠医大毕业）援助，集合山西的军医约30名，以中国人俘虏为材料，实行一星期的手术演习。当时的教官是潞安陆军病院外科主任军医中尉青羽博次（北海道人，北海道帝大医学部毕业）和原平镇陆军病院卫生部见习士官新谷某（大坂帝大医学部讲师）。
7、使用中国人的生体实行医学实验。1942年8月，石井四郎来太原担任第1军军医部长，命令防疫给水部实验各种生体手术。1943年3月（？）石井来潞安陆军病院招集军医讲解冻伤的人体实验。其方法即将人体渐次降低温度，使其成假死的状态，再将其侵入37度的浴池内就可苏醒。又说：四肢的冻伤，用温水洗浴，是最好方法，用表来察看血压、呼吸、脉搏及其他的症候。讲话中曾吐露，使用中国人，虽未表明地点，但很明显的是在太原给水部实验。关于温浴疗法，我们还是最初听到的。石井来太原已半年以上，很明显的他在太原研究过，一般军医也认为是事实。并且日帝投降后，太原防疫给水部恐怕中国方面检举，立即将笠、野口等二人调往阳泉。根据此种事实，即可判断该部曾作过特殊实验。
太原防疫给水部有足可供培养大量细菌的设备和人员，只是撒布细菌是可能的，并且是容易的。
日军对我等教育法，首先必以“防止敌人的细菌战、毒瓦斯战、毒物谋略”为名，加以训练，并对多数的军医加以教育。1942年4月，第1军送来《关于毒物谋略》的小册子，上写“敌人实行”。我们是根据该项教育了解的。1943年石井四郎来潞安陆军病院查阅卫生，曾以“敌人由空中投下附有鼠疫菌的跳蚤时的演习”，命我们演习处置法。石井完全以上述的方法来教育我们细菌战。石井四郎于1942年末（？）在潞安36师团司令部集合附近部队军官士官，叫我们看哈尔滨发生鼠疫的防疫实录，潞安陆军病院长军医中佐酒井满回院后对我们说：“该市内不可能突然发生霍乱，石井为了研究细菌战，并且有特殊部队，企图高扬他的名字，是否他在市内撒布了细菌，而整备了防疫，准备在短期间内灭除了呢？”
8、1943年夏，潞安陆军病院军医中尉青羽博次为了教育（或为其他任务）去太原出差，听石井四郎谈下述的事实：“现在已能大量的培养滤过性病源体，将此物如撒布在美国加州，使其连一草一木也不能剩。” [19]
据汤浅谦1955年8月31日的口供，太原防疫给水分部及潞安36师团野战防疫给水班与潞安日陆军病院有着密切的业务联系。潞安日陆军病院不仅供给它们从患者身上采集和培养的霍乱、伤寒等强力菌株，而且直接培养细菌作战的“卫生”人员。他说：
他于1942年5月和1943年5月，在潞安陆军病院受院长之命，为了培养卫生兵和细菌战的卫生兵的目的，先后训练卫生兵两批，计410人，并亲自讲授了散布细菌的方法。他说：“我所讲的是用生理食盐水将试管中之细菌溶解后倒在井中、水池内、河里。我亲用试管并通过假设在井中撒布细菌的方法来教育卫生兵，并进行了往水(果)(蔬)菜类内的注射细菌法和细菌弹的空投法，又说明了凡是成熟的食物，如馒头类均能放入细菌进行撒布。如果没有成熟的食物，如白面、大米等类，就不能放入细菌撒布，因为此类食物尚须经过成熟的过程，就等于消毒了。”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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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7-7-21 11:5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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