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为人知的清代云南鼠疫大流行 曾夺走147万人生命

我是夏雯静

清朝末年，长春地区的防疫人员在清理鼠疫死者的尸体。当时东北三省的鼠疫防治工作总管就是华侨伍连德 资料图片
2014年7月，一只死旱獭传播的鼠疫杆菌，在甘肃玉门引发了一场骚动。虽然仅有1名死亡病例，但当地长达9天的疫区封锁隔离措施，证明了鼠疫这种甲类传染病的暴烈与恐怖。
回溯到200多年前的云南，一场大规模爆发的鼠疫夺去了147万人的生命。但那时的人们对病魔束手无策，能倚仗的只有巫婆神汉，求神拜佛。
面对瘟疫，不同时期的不同措施也在向人们证明一个真理：科学，只有科学，才是让人们远离病魔与愚昧的唯一方法。
“鼠疫一直在我们身边，我们多次看见它坐在我们的饭桌上或我们所爱之人的床头，看见它在我们旁边行走” ——阿尔贝?加缪 《鼠疫》
7月24日，甘肃玉门市的市民们终于感觉“松了一口气”——当天，甘肃省卫计委发布消息称，玉门市政府决定，于当日零时解除玉门市鼠疫疫区的隔离封锁。
7月15日，一名病人被紧急送到玉门市第一人民医院。然而，这家二级甲等公立医院未能控制患者的病情，次日凌晨5时，患者撒手人寰。几乎在同一时间，当地政府紧急宣布：排查与这名死者密切接触的151人，全部进行隔离，并且对玉门老市区、赤金镇等4个地区实行为期9天的封城，人员“只许进、不许出”。
为期9天的隔离封锁源于一只旱獭——它携带着鼠疫杆菌，并传染给了人类。
携带死亡气息的“野味”
旱獭，就是土拨鼠，一种啮齿类哺乳动物。据媒体报道，玉门那名死亡的患者之前捡到一只死掉的旱獭，将它带回家剁碎喂狗，结果感染了鼠疫。
鼠疫，是由鼠疫杆菌引起的一种烈性传染病。鼠疫杆菌存在于啮齿类动物之间，通过跳蚤叮咬或直接接触等途径，传染给人。鼠疫发病急、传染性强，人患了该病，会在短时间内出现发高烧、淋巴结极度肿胀、肺炎等症状，皮肤出现紫黑色的血斑（“黑死病”的称号由此而来），最后，病人因呼吸困难、败血症而死。若得不到有效医治，病死率极高。因此，我国把鼠疫列为甲类传染病，也是目前云南省重点预防控制的传染病之一。
云南省卫生厅工作人员介绍，通常，人感染鼠疫有3种途径。“首先，在野外被染疫病鼠身上的跳蚤叮咬，或由猫、狗等从野外带回的疫蚤叮咬；其次，直接接触或剥食感染鼠疫的病、死或其它染疫动物（如狐狸、旱獭、野兔等）；再次，肺鼠疫病人通过咳嗽，把鼠疫菌以飞沫形式散布在空气中，健康人吸入后感染。”
因食用旱獭感染的新闻，之前国内已有报道。2012年9月2日，四川理塘县的一名牧民在放牧时发现一只旱獭，带回家后剥皮食用。2天后，他发起高烧，呕吐腹泻、寒战不已，右腋下淋巴结肿大，伴随剧烈的疼痛。
又过了3天，牧民找到医院就诊。但不幸的是，入院当天，凶猛的病菌便夺走了他的生命。
人类史上恐怖的“黑死病”
历史上，鼠疫曾给人类造成了巨大的灾难。
欧洲是历史上最早记录遭受鼠疫残害的地方。有文献记载的人类间第一次鼠疫流行，发生在公元6世纪的东罗马帝国。当时的拜占庭每天有5000-1万人死于鼠疫，病魔侵袭欧洲达两个世纪之久。西方学者认为，这次鼠疫导致欧洲1亿人死亡。
人类的第二次鼠疫大流行，多被认为始于14世纪20年代，于1800年结束。中国中医研究院基础理论研究所孟庆云的论文显示，在1348年，位列世界大城市之一的埃及开罗，每天的死亡人数达7000人。这一年，意大利的佛罗伦萨受灾最重，城里的9.5万人死掉了5.5万人。
这次鼠疫流行起初是从中亚细亚戈壁出现的，向西到达欧洲，向东则蔓延到中国。复旦大学教授曹树基和他的博士生李玉尚曾合写过一本名为《鼠疫：战争与和平》的书，提出了“老鼠消灭了明朝”的观点。该书认为，1644年明朝的灭亡，根源在于包括北京在内，中国大半江山的鼠疫大流行。
人类历史上还出现过第三次世界性鼠疫大流行。这次流行发生于1890年到1930年间，全球的学者至今仍认为，这次鼠疫大流行就起源于中国云南。通过水陆交通，从广东、香港、越南、缅甸和印度，在10年间传遍全球77个港口，最后又经由俄罗斯传到中国东北，非洲海岸和美国的旧金山也是重灾区。这次鼠疫大流行，殃及了60多个国家。
这一次鼠疫的传播速度更快、地域更广，但很快得到了控制。这主要是因为人类对疾病的认识，以及对疫情的科学管控。中国的检疫、防疫事业就是在这次鼠疫流行中建立起来的。其中，一位名叫伍连德的公共卫生专家功不可没。
伍连德祖籍广东，出生于马来西亚。1910年年末，中国东北肺鼠疫大流行，31岁的伍连德受命出任清政府的全权总医官。他采取了加强铁路检疫、控制交通、隔离疫区、火化鼠疫患者尸体、建立医院收容病人等多种防治措施，使疫情在4个月内便得到了控制。
鼠疫，倍加警惕的疾病
历史上，云南是鼠疫的重灾区。来自云南省卫生厅的数据显示，最近一次鼠疫流行发生在1982年，有9个州市的鼠间鼠疫传染给了人类，导致发生鼠疫病例507例，死亡2例。
云南省卫生厅工作人员告诉都市时报记者，通过积极防控，2006年以来，云南已连续8年未发生人间鼠疫病例。这主要是“疫情监测”、“鼠疫联防”这两项措施得力。疫情检测，就是密切监控可能出现的疫情。云南每年完成的鼠类检验数占全国监测总数的30％；而鼠疫联防，是通过全省各级卫生、农业、粮食等多个部门，在春、秋两季大面积灭鼠。
但是，云南的鼠疫防治工作依然面临考验。省卫生厅工作人员表示，这是因为云南存在家、野两型鼠疫的自然疫源地，疫源地面积达8.1万平方公里，分布于52个县（市、区）。加之云南地处亚热带，边境线又长，气候环境特殊，特别适宜鼠类、蚤类的繁殖，“面临着省内疫源地的复燃和境外疫情输入的双重压力”。
不过，鼠疫病人的治疗并不复杂。只要及时发现、及时报告疑似病人，用氨基甙类就完全可以治愈。防疫人员对鼠疫的建议是“三不”和“三报”。
“三不”是指：不接触、不剥皮、不煮食病（死）旱獭及其它病死动物；不在旱獭洞、鼠洞周围坐卧休息，以防跳蚤叮咬；不到鼠疫病人或疑似鼠疫病人家中探视、护理或吊丧。
而“三报”，指的是：要及时向卫生防疫部门报告发现的病、死鼠（獭），报告疑似鼠疫病人，报告不明原因的高热病人和猝死的病人。
甘肃玉门，距昆明约2000多公里。病菌虽然距离遥远，对于云南人而言，“鼠疫”二字勾起的死亡回忆，却远不止这些。

盈江县鼠疫主要宿主黄胸鼠体表蚤类的研究高子厚  赵文红  董兴齐  宋志忠  杨智明  
【摘要】：目的掌握盈江县鼠疫主要宿主黄胸鼠体表蚤类种群分布及季节消长规律。方法整理和分析鼠疫监测资料和疫情资料。结果该地黄胸鼠体表寄生蚤主要为印鼠客蚤和缓慢细蚤,年均染蚤率、总蚤指数和印鼠客蚤指数分别为15.66%、0.91、0.65,总体水平呈下降趋势;鼠体月均染蚤率与总蚤指数季节消长趋势基本一致,夏季明显高于其他季节,分别为26.12%和1.47。印鼠客蚤指数最高为6月份(1.37),该蚤构成比呈单峰,于5-10月维持在相当高的水平。结论根据寄生蚤类种群分布和季节消长规律,加强夏季的灭蚤工作,降低蚤指数,减少鼠疫暴发。
【作者单位】： 云南省地方病防治所鼠疫防治科
盈江县位于云南省西部,属于南亚热带季风气候,是云南省鼠疫流行顽固好发地区。据统计,1938-1955年间,鼠疫流行18个年次,全县境内共发生100余个疫点,5318例鼠疫患者,死亡2996例,其中1945-1946年鼠疫流行最为猛烈,共发现鼠疫病例3822例,死亡2229例

新时期20年间的云南鼠疫

我可真叫孤陋寡闻，要不是这两天看《鼠疫：战争与和平》这本书，还不知道改革开放以后20年间，云南曾经多次爆发过大范围的鼠疫流行病。
这本书的两位作者都是研究中国鼠疫 史的博士。第一作者曹树基任上海交大历史系主任，第二作者就职于中国海洋大学文学院。都是著名的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的学术出身，在高校，这也叫高门槛。
按这本书介绍，云南自1982年鼠疫初起，就在在个别县分流行。1992年到1995年，迅速增长。1996年是一个转折年份，差不多整个云南南部，全部面临鼠疫威胁。疫情大有全面爆发之势。1996年至2000年，疫情一直在高危运行。每年发病的县数都在18个以上。至2001年，云南从南到北，合计44个县发病，疫点1392个，云南全省除了北部少数县市，全部笼罩在鼠疫淫威之下。就地域扩大，疫点分布之广密，足见形势极其严峻危急。云南专家称，已经构成对于“云南省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威胁”。
依着民国年间对鼠疫的紧急应对，云南早应该成为中央人民政府的防堵一线区。但是我们没有重视。云南鼠疫，基本上是云南方面的自为战，属于云南省自己的地方性事件。有关报道也没有强调疫情爆发和传播的危险性。全国人民依然安之若素，优哉游哉度过自己的幸福日子，全然不知一场巨大的危机就潜伏在身边随时可能爆发。
我们为什么总想封锁消息，屏蔽报道，一味“外松内紧”，装得像没事一样，悄悄默默组织防疫？我猜我们还是习惯于奉行“家丑不可外扬”，天大的事关起们来解决。1950年代，经历了全国性的爱国卫生运动，我们曾经骄傲的宣称消灭了天花霍乱鼠疫等恶性流行病。此时鼠疫又起，岂非自打嘴巴？还是悄悄压灭的好。1990年代后期国家经济形势见好，鼠疫岂非给自己抹黑？到了新世纪初期，更加不能张扬，举国举办奥运，鼠疫流行，谁还敢来?所有这些，都让云南的鼠疫流行压了下来，云南当地自己解决吧。而我们这些蒙在鼓里的小民，只有在多年之后才能得知危机曾经就潜伏身边惊险地穿过。
近代以来的流行病，凡人皆知，天花。霍乱、鼠疫，并列为三大烈性传染病。发生这样的疫情，都会对国民生命财产造成巨大威胁。民国时期的传统政府尚且调动全国力量全力以赴，现代政府具有更加强大的动员能力组织能力，可以有效地调动全国的社会资源，迅速扑灭灾情。当一个地方的疫情仅仅是当地的事件，并不会大规模扩散威胁其他地区，此类疫情当然属于“地方的公共卫生”，完全可以由当地政府来组织解决。像鼠疫这样的烈性传染病，一旦爆发，从来都是“国家的公共卫生”事件。云南一地的鼠疫事件，实际上是一种跨地方的危机，直接对国家安全构成威胁。国家政府出面组织扑灭，是完全应该的。
中央政府没有出面，全国谁也没有张扬，生活照常生活，旅游照常旅游，云南照常进出。云南鼠疫，从酝酿到暴发流行，一直悄悄默默进行，在小范围内传达研究，非专业人士不得其详。直到世纪之初，一场大危机终于削弱静息下来。建设，生活都没有丝毫影响。奥运千禧年喜上加喜，一场鼠疫从从中国身边走过，竟然没有惊动什么。
这丝毫不能证明我们掉以轻心的举措正确。云南方面总结这次鼠疫大流行平稳度过，没有转化为大规模的瘟疫时说：“庆幸的是云南家鼠型鼠疫菌的内毒素比较低，染疫后出现重症病例的机会少，没有肺鼠疫病例。否则不堪设想。”
不堪设想？那么我们设想一下，如果鼠疫菌内毒素高，病死率将达到80%，90%。如果爆发肺鼠疫，死亡率几近100%。云南全省立刻成为全球最大的疫病区。封堵交通，检查进出，军队警察大规模调援，职工放假停产，全省加满 病床，火车汽车飞机将旅客带往各地，各地人人自危，必然演变为一场全国性的灾难。政府掉以轻心安之若素是没有道理的。
危机过去了，奥运也喜庆过了。想起来，人们才后怕，竟然在那么一场危机紧逼的环境里，若无其事地度过了奇灾大难。
各级政府却是要反思，封锁疫情，封锁灾难，无视民众的知情权，为了所谓面子，为了所谓千禧，为了申办奥运，以侥幸心理走过危局，这个赌局是不是也下的太轻率太冒险了些？如果我们准备不足，动手晚，疫情失控怎么办？这样大意轻敌，实在让人后怕。
历史上的鼠疫流行，都留下了大批死亡的记录，欧洲黑死病蔓延几百年，元气大伤。30年代鼠疫大批死亡，国民政府惊恐不安。全力应对。今天，一个民族的涉险侥幸过关，足足让我们手心捏满了一把汗。
云南鼠疫疫情不久，2004年萨斯病毒来袭，中央政府下决心撤换了隐瞒疫病的高官，公开信息，公告危局，每日公告发现疫点，收治人数，死亡人数，让全国都知道。这些都显示了社会管理的进步，显示了应对突发性的公共卫生事件的面貌一新。只是我觉得，这些，无论如何，都和刚刚走出云南鼠疫的巨大阴影有关。不能再那样了，从上到下，由上一次危机达成了共识。可以说，没有云南鼠疫的后怕，就没有萨斯的全民应对，科学防范。
云南鼠疫，一个民族的大意和后怕换来的教训，我们谁也不应忘记。
政府官员亲眼目睹日本飞机散布病菌
　　档案里记载着的是1940年12月27日，时任国民党浙江省卫生处处长陈万里、军政部第二防疫专员柯主光等人给浙江省政府主席黄绍宏先生的报告。报告上说，陈万里一行在当年11月27日赴浙江衢县视察该县鼠疫情况时，途中经过金华时，突然看到上空飞来一架日本飞机“散布白色物品，且有白雾一缕随之”。29日，金华空袭时又有敌机两架在南门外散布白烟，并有鱼子大小的颗粒落下。
　　陈万里等人见到此情景，立即派人去搜集这些颗粒，送到附近的金华民众医院检查，检查的结果显示，这些颗粒中含有鼠疫病菌。
　　烟雾三四小时不散　谷子小米混有跳蚤
　　档案中记载，敌机空袭金华后，均有白色烟雾状散布空中，经过三四小时不散。
　　据当地五里牌楼广合顺皮革厂的职员说，他在敌机飞走后，亲眼看到有淡黄色细小颗粒落到水后就溶了。附近几辆人力车篷上发现同样的颗粒。后确定为具有活性的鼠疫病菌。
　　鄞县是在10月29日发现第一例鼠疫病人，衢县则是在11月12日发现第一例病人，都是突然发现，病型为肺鼠疫。
　　据陈万里等人调查，鄞县于发病前，敌机曾在疫区掷下小麦，约两升左右，衢县于10月4日也有日本飞机在疫区中心掷下谷子及小米，其中混有跳蚤。
　　选择雨天前投放鼠疫　天晴随尘土吸入肺中
　　档案中称，“敌人将金华作为发生肺鼠疫的试验(基地)”，敌机散布的是淡黄色小颗粒。投放之前敌人选择当天会下雨的日子，进行细菌散布。在金华投放后，晚上下雨，散布下来的颗粒下雨溶化，混入地面泥土，而保持细菌继续长时间生存(一般的细菌在干燥的阳光下存活3-4个小时)。等到天气晴朗后，路面的尘土飞扬，细菌就被吸入人体的肺部。11月下旬，已入冬季气候，正是肺鼠疫流行的时候。
　　敌人培养的细菌也是人工培养，他们是先使老鼠人工感染得病，搜集身上预先配置好的跳蚤，然后掺杂着五谷、烟雾。因为烟雾和食物可以吸引人们的好奇心，从而引人接近，带有“鼠疫”的跳蚤就找到了“宿主”。日军此前不易把握细菌的成活率，后来增加了跳蚤等“载体”后，细菌的传染率大大提高。
　　档案上介绍，日军之所以选择在浙江，一是不易被察觉，二是地理位置适宜——浙江，地处东战场前哨地位。
　　日军建1644细菌部队　浙江成受害典型区域
　　染上肺鼠疫的患者咳嗽、痰中带血，传染性强，死亡快。因为人口的流动，鼠疫往往是从一个村庄传染到另外一个村庄，蔓延速度十分惊人。短时间内，死于鼠疫的人很多，很多都是全家灭亡。据档案资料显示，在宁波，从10月29日至12月6日，发病99人，其中死亡97人。
　　浙江是日军细菌作战规模巨大、受害十分严重的典型区域。为进行和加强对此区域的细菌战，1939年4月，日军在南京成立了荣字1644部队，由石井四郎兼任部队长。日军荣字1644细菌战部队于1940年、1941年、1942年当中连续不断地派遣远征队到我国浙江省的宁波、金华，湖南省的常德等地区作战，使用各种细菌武器，散布鼠疫、霍乱、炭疽及其他可怕的致命传染细菌，导致成千上万的中国平民死亡。
　　日军侵华期间在中国的细菌部队
　　哈尔滨的“731部队”
　　北平的“北支甲第1855部队”
　　南京的“荣字第1644部队”
　　广州的“波字第8604部队”
　　长春的“满洲第100部队”
　　日军部队中配有细菌部队，从事细菌战的研究
　　日军在华散播的细菌
　　主要有霍乱、鼠疫、伤寒、坏疽病、炭疽热病及其他可怕的致命传染细菌。
　　日军细菌投放方式
　　在空中投毒和在地面上投毒。
　　空投的形式一种是投细菌炸弹，这种细菌炸弹的弹片是用陶瓷等材料作的，在炮弹投下爆炸后，弹内的细菌仍然可以存活；另一种形式是投放含有鼠疫细菌的物体。
　　地面投毒的方式是全副武装的日军特种部队在水源的上游或水井等人畜饮用水中投放细菌，以达到广泛蔓延的效果。
　　日军细菌投放地点
　　山东的鲁西地区、浙江、云南、山西等地都进行过细菌战，几乎覆盖全国
　　日在华细菌战后果
　　在1941年至1945年间，细菌战的本部——哈尔滨的731部队里，有3000人死于日军的活人解剖实验。
　　在日军侵华的8年时间内，死于活人解剖实验的人数无法统计。
　　在细菌战中被害死的人数因死亡种类不同，研究学家们各有各的说法。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的一位专家称，死亡人数在20万人左右。
　　专家访谈
　　美国纵容日细菌战犯成为医学专家
　　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的卞修跃博士告诉记者：“细菌战是最廉价的原子弹。”其杀伤力很强，造成许多无辜的人员伤亡。1925年6月1日的日内瓦议定书——《禁止在战争中使用窒息性、毒性或其他气体及细菌作战方法》中，明确规定禁止使用细菌武器，日军在中国境内大规模使用细菌武器和化学武器，是违反国际法的。
　　根据1945年的中、美、英、苏的波茨坦公告，对日军使用细菌战和化学武器的罪行，本应进行清算。但美国就和日本做起了“交易”：只要日本把细菌战的研究结果、数据交给美国，美国就免于对日本的追究。结果，当今美国的细菌研究是世界上最先进的。
　　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日本战犯时，虽有对日军使用细菌战和化学武器的检举和起诉，但却没有由军事法庭公审，日本的战犯没有受到应得的惩罚。经过一段时间的“潜伏”后，他们后来都成为了日本的医药专家。“他们的所谓成果，是在对许多活生生的中国人残忍地进行活体解剖实验的基础上取得的。”文/本报记者杨章怀
奥斯维辛集中营最令囚犯和外界犹太人胆战心惊的的是号称"死亡工厂"的毒气室和焚尸炉。使用毒气大规模地杀害重病人和犹太人，这并非奥斯维辛的专利，也不是其他集中营的发明。因为早在1939年底，T-4行动的医生护士们就已经在打着医院和疗养院招牌的"处决中心"，使用毒气杀害病人了。受害者人数以万计。奥斯维辛和其他集中营、灭绝营所使用的毒气，不是"处决中心"使用过的造价比较昂贵的一氧化碳，也不是特列勃林卡等几家灭绝营使用的汽车废气(它杀死囚犯的速度太慢，而且性能不够稳定)。它所使用的是一种名叫齐克隆-B的氢氰酸类杀虫剂，经反复试验证明，它兼具杀人快速和成本低廉的优点。

齐克隆-B是一种用剧毒剂氢氰酸加工成的化学制剂，主要用于杀虫，形状呈黄豆大小的晶状体颗粒。在高温、潮湿的条件下，它能够将所含的高浓度的氢氰酸成分迅速分解释放;而氢氰酸是一种极为快速高效的毒剂，在1公升空气中只要含有0 12毫克，人体吸入即可致死。氢氰酸一经被人吸入，便能迅速破坏人体内的发酵作用，使红血球不能供氧，造成窒息而死;它同时还能导致并发头晕、呕吐、神经中枢损坏。如果空气中氢氰酸的含量较高，人体一经吸入就会立即死亡。大量向纳粹集中营供应齐克隆-B，可以给原本生意并不红火的杀虫剂生产厂家带来丰厚的利润。因此，他们积极参与了纳粹集中营对犹太人大屠杀的罪恶活动。向奥斯维辛和马伊达奈克等集中营提供齐克隆-B的生产企业是总部设在德国拿骚的德国杀虫剂有限公司(简称为德格奇公司)。1942-1943年该公司向奥斯维辛集中营提供的齐克隆-B由7 479公斤迅速增加到12 174公斤
1941年夏，受艾希曼派遣去特列勃林卡灭绝营考察大规模毒气杀人的霍斯，总结了克里斯蒂安·维尔特、鲁道夫·朗格等毒气专家使用一氧化碳、二氧化氮等毒气杀人的经验教训后，决定在第三帝国范围内率先使用齐克隆-B。他于同年9月3日，委派其副手党卫军上尉弗利奇，在主营11号囚室进行首次试验。试验受害者是从医院里挑出的250名波兰男性重病人，还有政治部送来的600名苏 军战俘。当他们全部被押进11号囚室的地下室后，刽子手们密封上窗户，从门口直接往室内投入齐克隆-B 晶体。24小时以后，一名党卫军士兵戴着面具走进室内观察，他发现仍有少数人还活着，便再次投入齐克隆-B晶体。又经过3个小时，所有的受害者才尽数死去。从此，11号囚室的地下室，也就成了奥斯维辛 集中营的第一个死刑毒气室，大规模屠杀苏军战俘也从此开端。霍斯对试验结果并不满意，他要求部下继续提高杀人的效率。至于改进的情况，霍斯4年后在纽伦堡法庭受审时有所交代:"后来有一次对900名苏军战俘的毒杀……那是在第一次试验后不久，在原先的焚尸场陈尸棚内进行的。当运送苏军战俘的军列到站，战俘们从车上走下来的时候，我们临时在陈尸棚的天花板上凿开几个小孔。战俘被分成几批，安静地走进去，他们以为要接受一次例行的消毒。最后一个战俘进去之后，沉重的门在他身后严严实实地关闭了。接着，一个党卫军士兵通过天花板上的小孔，把氢氰酸晶体投了进去。当我们往室内撒毒剂时，从陈尸棚里传出一阵阵喧哗声。几个战俘叫喊起来:"毒气，毒气"，接着听见恐怖的喊声，战俘们猛烈地撞门……几个小时以后，门才被打开。"此时，900名战俘全部变成了僵硬的尸体。霍斯承认，这是他头一次见到这么多人被毒剂毒死的场面，但他感到"工作上的满足和欣慰。因为我们很快就要开始更大规模地灭绝犹太人，而当时不论是我还是艾希曼，都在为此事发愁;直到那时，我们都还没有找到能够大规模处决囚犯的好办法。我们曾设想，要大规模处决犹太人，最好使用某种毒气，而不采用枪毙的办法。但采用何种毒气，具体使用何种办法，我们还不清楚。这次试验使我们明确了应该使用的毒气与使用它的具体办法……"此次试验使用的陈尸棚随后变成主营的第二座毒气室。1942年夏天比克瑙的现代化毒气室尚未运转之前，这两座由囚室或陈尸棚改建的毒气室，曾发挥了不小的作用。以后，霍斯又下令在比克瑙分营建立了两个由木板房改建的毒气室。经过技术改进，到1942年春，这4个毒气室均已达到在15-30分钟内杀死所有入内的受害者的水平。由于杀人规模相对有限，无须大型焚尸设施，故此直到1941年底，奥斯维辛主营才建造成第一座焚烧毒气受害者尸体的焚尸炉。

德国法西斯在集中营内设立了用活人进行"医学试验"的专门"病房"和实验室，还建有4个大规模杀人的毒气"浴室"及储尸窖和焚尸炉。1944年，这里每天要焚烧约6000具尸体。残暴的法西斯分子甚至在焚尸前敲掉受害者的金牙，剥下纹身人的皮肤做灯罩，并剪下女人的长发编织成地毯。

奥斯维辛犹太人事件发生在20世纪40年代，这件事和法西斯有关。在这一时期，约有600万犹太人被残害。

整整五年，奥斯维辛集中营的恐怖气氛象幽灵一样飘荡在二战德国占领区的上空.集中营是1940年修建的，一开始时集中营只关押波兰政治犯.后来纳粹将整个德国在欧洲占领区的"犯人"集中在此，首当其冲的是来自各国的犹太人，俄国战俘以及吉普赛人.此外还关押有来自捷克、南斯拉夫、法国、奥地利、德国的"犯人"和他们的家属。

1939年波兰被出卖后，奥斯维辛[2] 便属于第三德国的势力范围，从此Oswiecim一词被纳粹德国改成了"Auschwitz" .在1939年底当地的纳粹头目和警察头目便打算在这里修建一座集中营.申请修建集中营的理由是要满足对日益增长的西里西亚地区波兰犯人的关押容量.很快，一些训练有素的德国纳粹开始着手选址修建集中营，他们终于在奥斯维辛找到了一块他们认为十分理想的地方.集中营选择在奥斯维辛城边的开阔地带，选择在此建营的主要原因: 这里是一个很大的铁路交通枢纽，便于运输"犯人".

1940年4月"上面"正式下批修建集中营的命令，集中营的长官为臭名昭著的鲁道夫.胡斯(胡斯后来被盟军绞死在营中焚尸工厂边专门为他搭设的绞架下).

1940年6月14日，728名来自塔诺夫(Tarnow)的波兰犯人被Gestapo(盖世太保-德国秘密警察)带到这里，他们是奥斯维辛集中营的首批被关押者.

集中营刚开始只有20个建筑物，其中14个为一层，6个为两层建筑物.在1941-1942年间，纳粹强迫犯人劳动，将所有的建筑物加高，并修建了另外8栋楼房.这些房屋就是我们看到的28栋两层楼房，关押在这里的犯人人数在13000~16000之间，最多的时候甚至能关押2万人，那是在1942年发生的事情了.犯人都被囚禁在这28栋楼房里，人多的时候地下室和屋顶间也被使用.

犯人人数的剧增使得集中营也得以同样的速度扩建，纳粹以奥斯维辛集中营为中心又四处修建了许多集中营，其中最大的要数离"集中营I"3公里的比尔克瑙集中营了(Birkenau)，它是1941年修建的，1942年时又在奥斯维辛边的莫洛维茨(Monowitz)修建了"集中营III".在此后的1942-1944年间先后又在当地的冶炼厂、矿山和工厂区修建了40所集中营,以便纳粹德国能很好地利用这些免费的劳动力。

a: 毒气室和焚尸间 b: 死墙(位于楼10-11) c: 氢氰酸毒和犯人的财物存放地 d: 犯人集合地 e: 伙食团 g:集中营长官和盖世太保办公楼h: 纳粹管理大楼 i: 纳粹警卫室 j: 政治部 k: 纳粹守卫和营地长官办公楼 l:车库 m: 财会室 n: 犯人接收室 楼10: 消毒室(做人体试验也在此)

从纳粹做的记录来看，许多"犯人"来到这里后几个月内都死去了，快的甚至在几天内就死去。这里不仅关押着成年人，小孩子也没有逃脱死亡的厄运。营中的"纪律"非常严明，可以说犯人没有任何权力。

一位懂电的犯人在外出干活的时候偷偷为当地农民做了一个电热器，换取了一块面包和黄油。被纳粹发现后，这位犯人遭到了"严惩"。在集中营里有个望而生畏的死亡墙，是在楼10-11之间院子里的一面墙.墙下不知道倒下了多少被纳粹枪毙的犯人，如今院内还竖了个小牌:"请您保持肃静，不要打扰死难者的宁静"。纳粹在枪毙犯人前要在楼11进口的左边第一间屋子里给犯人念判决书，念完审判书立即执行枪决。在审判室的对面房间是纳粹看守的房间，这也是唯一一个与犯人同楼的纳粹看守房间.每栋楼房里还有"犯人头"的单人间，他们协助纳粹管理犯人。他们所得到的条件要比犯人好得多，这些人在战后也被推上了审判庭.作为普通犯人的居住条件是相当恶劣的，他们每天过着提心吊胆的日子，他们每个人心里都清楚: 死神会随时降临的。

到1942年后，被运送到这里来的犹太人几乎不做停留，下了车就被带到这里.告诉他们是洗澡，消毒，屋子里挤满了人。他们都光着身子，在他们发现这里并不是淋浴间后，便开始出现了骚乱。当屋顶上的小铁盖被打开，有人从上面扔下氢氰酸毒晶体时，人们开始发疯地往门口拥。然而德国质量的大门他们无法打开。毒气起作用了，有的人开始使劲地抓头发，甚至抓瞎了自己的眼睛，许多人开始出现大小便失禁……不用多长时间，大门开了。营中的犯人开始清理毒气室里的死尸，然后将他们火化……



从1942年3月起，运送犹太人的火车一列又一列地开到比克瑙。主营和分营的4间毒气室、一个焚尸场很快就显得不够使用，集中营当局于是采取应急措施，将分营内一座桦树林旁的两家已搬迁的农舍改造为毒气室，即后来的1号库和2号库。在这两座农舍之间修建了两间脱衣室。这两所农舍外面，则圈起高高的围墙。这样，又设置了4间毒气室，共可同时容纳2000人。为了遮人耳目，防止被处决的囚犯看穿真相，奋起反抗，集中营当局千方百计巧加掩饰:毒气室的正面立着一块大招牌，上面写着醒目的大字:消毒站。毒气室的入口则挂着通往淋浴室的牌子。党卫军刽子手们还假惺惺地发给每个囚犯小块肥皂，嘱咐他们千万别弄丢存衣柜的钥匙。如此，杀人的秘密往往能保持到最后一刻，囚犯们100回会有99回顺顺当当地走进"淋浴室"。当时，比克瑙还不通火车，待处决的男女老少犹太人，要靠卡车运到比克瑙。卡车在更衣室前面一停稳，几十个党卫军士兵就把犹太人立即赶下车，并告诉他们必须进行例行的消毒。随后，男子、妇女、儿童被分别领进更衣室或桦树林去脱光衣服，最后是一丝不挂的人群无一例外地走进"淋浴室"。如果有些犹太人，特别是害羞的少女，拒绝脱衣服，就会遭到枪托驱赶或狂吠不止的大狼狗的威胁。为避免犹太人可能的反抗，党卫军命令男子先进毒气室，抵抗力较小的妇女最后进入。这样，刽子手们关闭毒气室的大门时，就不会有什么障碍。关门、封窗之后，一名专司此业的党卫军士兵，就熟练地遵照命令，把足够的氢氰酸颗粒从投毒孔扔进去。犹太人在室内一般会喊叫、哭号、呻吟10

分钟，半小时以后打开大门时，无论如何也见不到活人了。门一打开，特别工作队的囚犯就开始投入紧张的工作，把受害者的尸体全部拖出来，送往远处的焚尸坑内焚烧;用高压水龙冲掉地上和墙壁上的血污和粪便，再喷洒香水，把一切又恢复为"淋浴室"的样子。根据战后在焚尸场工作的一些战犯交代，灭绝犹太人的全过程--从把他们带进脱衣室，到毒死他们，拖走尸体，清理毒气室，总共需要不到两个小时的时间。每次被运到的两三千犹太人，在半天内分做两批，就可以并不费力地被消灭掉。即使如此高效的屠杀速度，仍不能为希姆莱所接受，他依然一再催促特大型灭绝设施尽快完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