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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帖最后由 我是夏雯静 于 2017-7-16 14:18 编辑
发布时间： 2012-12-13 00:23:44 星期四
贾阿同（左一）向郭承豪（中）说起小时候那场噩梦仍心有余悸。
记者 龚喜燕 文/摄
郭承豪，64岁，东阳歌山镇的退休教师。从2006年开始，他利用业余时间走访了东阳上千个村庄，义务调查两件事：在东阳的抗战难民和细菌战受害情况。
上月中旬，他到义乌参加细菌战蒙难70周年纪念活动，向原细菌战诉讼原告团团长王选汇报了东阳细菌战调查的一个重大发现———原先认为死了29人的歌山镇歌山村是东阳第一重灾区，没想到，这个记录现在被南市街道贾宅村刷新了。该村当年一个月内有47位村民罹难，占目前记录在东阳党史研究室鼠疫死亡名单中的半数。
“这么多冤魂差点被湮没在历史洪流中，这一笔笔血债都是日军细菌战的有力罪证。”曾教过历史的郭承豪痛心疾首，“一定要把这些死难同胞的名单一个个找出来，不能让他们悄无声息地枉死。这既是记录历史，教育后人莫忘国耻，也是昭示日本731部队在中国犯下的滔天罪行。”
【实地调查】
“活证人”日渐凋零
昨天下午，在郭承豪的陪同下，记者来到东阳贾宅村实地调查，随行的还有当地另一名细菌战调查志愿者蒋泰灯。
66岁的老蒋是贾宅邻村———安儒村人。今年10月，他无意中得知这个信息，知会郭承豪后，先后7次深入贾宅，对照家谱走村入户，初步核查出该村在72年前的秋天，一个月内至少有47人感染鼠疫殒命。其中，夫妻一同身亡的就有7对。
“这些人的名字在家谱上的记录和幸存者描述相符，还有部分死于细菌战的孩子和外村人无从核实，需要进一步调查。”老蒋说，记得当年那场浩劫的“活证人”已寥寥无几，调查工作刻不容缓。
一场灾难突如其来
在贾宅村老年协会，在场的多数老人当时都还未记事，很多场景是他们后来从长辈处听闻的一些细枝末节。
今年78岁的贾钦全就是从他父亲那里得知，1940年8月下旬，他跟随爷爷奶奶到同村的贾福春家喝喜酒，回来后腹泻得厉害。当时，村里已有人因拉肚子、发高烧病逝，而且不止一两个，村民都以为是瘟疫。邻近村有医生出售“避瘟丹”，贾钦全的家人也奉之为“救命丸”，“其他事我记不得了，但吃的那个膏药四四方方一小块，还有点印象。”说来也巧，吃了这个膏药后，贾钦全果然抑制住了病症，逃过一劫。
村民贾和凑的父亲也曾告诉他，当时村里接连死人，因为他父亲长得壮实，就托他将病死的村民背到村口，草草安葬，“他说背过七八个死人，都没事。后来他哥嫂也得‘瘟病’过世，知道会传染，就不敢去背了。”
83岁的贾阿同身体还硬朗，对当年的场景还有些记忆。“刚开始有人发病，村民还去看望，死了人也敲锣打鼓去送葬，后来大家都待在家里，不敢出门了。因为这病实在太可怕了，有村民在2个时辰内就发病死了。”
贾阿同说，最早传病进村的是贾德贤师徒，两人是篾匠，1940年农历八月到浦江做篾席回村后，两人相继发病，高烧不退，大量喝水，还会惊厥。
随后，隔壁一个19岁的少年也出现同样症状，第一个过世。贾德贤夫妇及徒弟一家不久后也病故。
在此后一个月，贾宅村靠近西面的半个村就笼罩在疫病的黑幕之下，凡是与死者有接触的村民大量染病。贾阿同的叔父一家、伯母以及来探望她的外孙女一共5口人丧生。“我们都不敢出去，大家都吓死了，也没处逃。其他村听说有瘟疫，根本不让我们进出。”贾阿同说。
“烂脚病”折磨一生
当时，村民们根本不知道是恐怖的生化武器在作怪，用了很多土办法，企图驱灾辟邪，撒石灰、吃“避瘟丹”，甚至求神拜佛，请来戏班唱太平戏，结果戏没人看，倒是唱戏的人也遭池鱼之殃，有人染病身亡。
如今，从老一辈听闻这些事儿的老人们说起那段历史，虽未亲历，言语中也透着愤慨，而曾亲眼目睹的幸存者仍心有余悸。
今年93岁高龄的贾樟寿感受更深刻，他没被鼠疫击中，却被炭疽缠身，右小腿从20来岁开始“烂脚”，折磨了他半个多世纪。
“这只脚烂了好多年了，大脚趾头趾甲盖都烂没了，痛死了。”老人说，用了很多药后，这几年终于不痛了。他绾起裤脚，露出了小腿上残留的黑色印记，令人触目惊心，惨不忍睹。
【记录历史】
一个志愿者的细菌战调查手记
听着贾宅村的老人们争先控诉当年的惨剧，郭承豪一一记录，感慨良多：“不知道还有多少冤魂无人知晓，再过几年，那些名字可能就真的湮没了。”
一直在东阳牵头细菌战调查的他，对细菌战并不陌生，因为老家歌山村就曾鼠疫肆虐。那是在1941年的农历九月，经他调查，列出了29人的死亡名单。
老郭说，歌山的鼠疫可能有一个渠道源于义乌崇山村。当时，村民郭汝明在国民党驻义乌部队当司务长，其妻子何法光到义乌一带做小生意，结果回村后就染上鼠疫病故，丈夫及亲属7人也因此相继染病。
这种生化武器的可怕在于其快速传播性和惊人的杀伤力。老郭顺藤摸瓜，深入调查后发现，何法光的母亲从林头村来探望，回去后成了传染源；请郭宅的名医来看过病后，就将疫病带回了郭宅。医生的妻子又将病传染给媳妇，一直蔓延到送葬办丧的亲友中。一个索命链条环环相扣，最终竟然形成了八级传染，连带死了30多人。
在与幸存者的对话中，老郭深切体会到细菌战的惨无人道。“那时，我父亲一个最好的朋友郭康明知道自己染病后，怕连累家人，自己上山挖了坟墓，躺在里面等死。病发时口渴难耐，远远呼喊我父亲，让他送一壶水放在远处，不让靠近……”他说，父亲每每提及此事，眼眶就红了。
在老郭的调查手记中，这样的“血书”还有不少。比如，林头村村民何子龙染病后，村里人怕疫病蔓延，迫使他们一家九口迁居到村口的八保殿，堵塞门户，最终都惨死庙中。
东白乡蒋村桥蒋顺高外出回家，突然口吐血痰，染病不起，亲朋好友前来探视，结果妻女被传染，弟弟一家5口死了3人，村民接二连三发病。外村来治病的医生、为死者做法事的人、探病亲友，一连串牵连罹难的共计26条人命。
在红旗乡八担头村，水泥工赵法清在义乌干活染上鼠疫病故，家人到义乌将其棺木运回村，以致染病，一家6口相继惨死。
“细菌战的罪行罄竹难书，血债太多了。”老郭说，东阳党史研究室登记在册的鼠疫死亡人数还不到百人，炭疽患者也仅有20人左右，“实际数据远远不止，我调查的鼠疫死难者就有160余人，估计还有遗漏人员。”
“日本政府一直在企图掩盖这些恶行，拒绝将这些史实收入教科书，这是绝对不能容忍的。我们就是要用铁证让后人知晓这段历史，意识到细菌战会给人类带来的灾难。”老郭说，他们正在筹备一个反细菌战研究会，希望充实细菌战调查的新鲜力量，将这件事进行到底。
王选也曾表示，宁波、金华、衢州一带是细菌战重灾区，还有很多灾情尚未挖掘，调查工作任重道远，而且意义重大，“调查得越详细，越能巩固历史事实。”
据悉，湖南常德已率先在去年成立了细菌战受害者协会，浙江各地受害者也在积极筹备类似的民间组织，便于更深入地开展调查取证和维权、宣传爱国主义教育等活动。
“随着越来越多见证这段历史的受害者逐渐离世，人们也仿佛慢慢地遗忘了这段历史。”浙江工商大学细菌战问题研究会成员，此次赴金华调查的主要负责人徐怡伤感中带着几许无奈，“这是一段不该遗忘的历史，希望通过这次的调查，能让更多的人来关注这些在日军侵华细菌战中受害者的生存状况，从而记住这段历史”。
据徐怡介绍，浙江工商大学细菌战问题研究会成立于2008年4月，作为一个公益性社团，主要致力于调研日本侵华期间实施细菌战对我国造成的危害并保存搜集到的珍贵资料。“这次来金华调查，我们找到了更多日军侵华细菌战的历史资料。”
金华市婺城区乾西乡上天师村是研究会的同学们寻访的重点区域，“1942年，有300多人的上天师村，有近1/3的人感染皮肤炭疽，被远近一带称为‘烂脚村’。”研究会成员之一杨钗琼同学告诉记者，炭疽菌是日军细菌战的主要细菌战剂，其残酷性远非常规武器可拟，“而且日军选育的炭疽菌毒性更强，受害者终生不能根治，死亡率很高。”
在上天师村，年届81岁高龄的黄小莲老人就是日军侵华细菌战的幸存者之一。提起当年“烂脚病”的情景，老人仍心有余悸。据杨钗琼介绍，黄小莲老人撩起裤腿，指着骨瘦如柴的腿上当年烂脚留下的伤疤告诉研究会的同学们，以前她的脚烂得很厉害，经常流脓、发黑，疼得睡不着觉。看着村里很多人因为烂脚而截肢或死亡，才15岁的她十分害怕。幸好黄小莲老人的父亲、爷爷当年常冒着生命危险背她到村里、镇里的诊所去看病，断断续续治了10年才有好转。当时村里有很多像黄小莲这样的细菌战受害者，大家都在担惊受怕中过日子，几乎每天都听到有人因为烂脚病死了的事情,据老人说当时整户人家都死了的都有。
“在苏孟乡溪口下村，楼宝春老人告诉我们，由于受细菌感染，开始在小腿侧边有一小块伤口，后来逐渐扩大，皮肤开始腐烂，里面的肉都可以看到的，还有脓水流出来。”徐怡这样向记者描述，走访的时候，还曾遇见一位老人，被烂脚的病痛折磨了60多年，一只脚因为溃烂严重而截肢，另一只腿上至今还有着许多密密麻麻的小孔，每到严重的时候还会有许多白色的蛆虫钻进钻出……。
“这种震撼太强烈了，”参与调查的同学们都表示，愤怒与哀伤过后不应是麻木与忘却，作为当代大学生，自当承担起记载和传承历史的这份责任与良心。“大学生的力量有限，希望有更多的人来关注这段历史，关注这些幸存者！”
1999年12月6日 09:33 华声报
今年五月至六月，中国有关部门先后两次对黑龙江省林甸县轧钢厂内遗存的两吨侵华日军炸弹进行鉴别处理，发现其 中有二十四枚化学毒气弹。
据历史记载，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中旬，侵华日军飞机曾数次向林甸县城投掷炸弹，平民死亡多人，还炸毁了房屋，炸 死了牲畜。
从一九九二年开始，林甸轧钢厂在收购的原料中陆续发现了炸弹，几年下来已达两吨之多。当地警方经过鉴定确认是 当年侵华日军所留，且大部分仍有爆炸的可能，但基於拆解这些炸弹需要专业技术和专用设备，只好将一部分炸弹用专用箱封 存，一部分深埋於厂内地下，定期进行检查。
今年五月，中国军队有关专家专程来到林甸县，对这批日军炸弹进行逐一筛选鉴定，令专家们深感震惊的是，这些废 旧炸弹中竟有二十四枚化学毒气弹，其中一枚约一百五十五毫米口径的大型炸弹，还是首次发现的弹种。
由於常年锈蚀，这些毒气弹已呈褐色，除少数变形外，多数弹体基本完整。据介绍，日军的化学毒气弹大多为氯易士 气芥子气，这些毒剂经人呼吸道吸入会引起窒息性死亡，或由皮肤接触引起不可医治的溃烂，直至死亡。化学毒弹杀人效率极 高，死者极为痛苦，是二战中日军精心研制的“杰作”。
据专家判断，这二十四枚毒气弹中弹体严重变形的是曾经被发射过的，发射时弹内毒剂经裂口已经泄出，这是侵华日 军在中国使用毒气弹杀人的一个铁证。
东方网12月17日消息：黑龙江省巴彦县清出的9枚日军遗留常规炸弹和1枚疑似毒气弹，昨天(16日)上午被送到哈尔滨市公安局爆炸物品处理厂进行封存，其中常规炮炸弹将于近日销毁。此前发现的另有8枚因被有关专家鉴定为疑似毒气弹，有关部门已进行安全化封存处理。
据悉，自11月5日有关媒体报道炸弹隐埋消息后，哈尔滨有关方面高度重视，巴彦县为此制定出《关于做好侵华日军遗弃炮弹处置的工作预案》，县有关部门还成立了专项调查小组。
一位负责人表示，目前，流失民间的日军遗留弹清理工作仍在进行中。这些炸弹是近期从巴彦县境内兴隆镇、德祥乡、黑山镇、洼兴镇、红光乡等9个乡镇清理上来的。
日军在山西的毒气战
山西是侵华日军使用毒气最多的地区之一。1999年8月下旬，由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者与日本学者联合组成的"侵华日军毒气战罪行考察团"一行8人，赴山西省作了实地考察。考察范围涉及定襄、榆社、武乡、左权、襄垣、沁源、汾阳等15个市县，行程1598公里。经过10余天的艰苦努力，共调查日军用毒事件12起，采访受害者、见证者20余人，掌握了大量确凿的日军用毒罪证。
日军化学部队涌入山西
日本自1868年明治维新以来，逐步确立了扩张主义路线和军国主义体制。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期，日本看到了化学战在欧洲战场显示的巨大军事价值，就开始秘密研制化学武器，到1936年已储备上千吨毒剂，并且大部分装填为弹药，同时培训了大批人员，完成了侵华战争的化学战准备。
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制造了卢沟桥事变。11日，日本政府发表了《关于向中国华北派兵的政府声明》，接着就向中国派出了第一和第十一旅团以及第二十师团，27日又增派第五、六、十师团。随同这些部队行动的，还有第一批组建的日本的化学部队。在这以后不久，又向中国增派了以下几批化学部队：
部队番号组建时间派往部队番号
迫击第三大队1937.7.27 第八师团
迫击第五大队1937.7.27 第十四师团
第一野战化学部1937.7.27 第一师团
第三野战化学部 1937.8.24 第一师团
四号野战瓦斯厂 1937.7.27 第十六师团
七号野战瓦斯厂1937.7.27 第十四师团
野战瓦斯第十三中队(乙)1937.8.14 第七师团
野战瓦斯第六小队1937.8.14 第七师团
野战瓦斯第八小队 1937.8.14 第七师团
野战瓦斯第五中队(乙) 1937.9.1 第二师团
二号野战瓦斯队本部 1937.8.1 第二师团
在组建这些化学部队的同时，日军中枢机构向各部队发出了一系列关于使用化学武器的指令，从而正式拉开了在中国进行残暴的毒气战的序幕。
日军向山西派遣如此多的化学部队，是因为山西是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太行山区是八路军总部和中共中央北方局据以领导与指挥华北敌后武装力量对日作战的"中枢神经"，加上山西省东西两侧是太行山、吕梁山，南北两端有中条山和恒山，山区面积占80%以上，有利于日军使用毒气武器，所以日本就不惜违背国际公约，肆无忌惮地使用化学武器。1938年4月11日，日军大本营发布《大陆指第110号》命令时规定："可在下列范围内使用赤筒和轻迫击炮用赤弹：1、使用目的：对盘踞在山区地带的敌匪扫荡时。2、使用区域：山西省及与之相邻地区。3、使用方法：尽量与烟混用，以严格隐匿用毒事实，注意不留痕迹。"1939年5月13日颁布的《大陆指第452号》，明确指示使用糜烂性毒剂(黄剂)："1、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可在当地作战时使用黄剂等特种资材，以研究其在作战方面的价值；2、上述研究应在以下范围中进行：(1)严格保守秘密，决不要伤及第三国人；(2)尽量减少对中国军队以外的平民的伤害；(3)在山西实施时尽量选择偏僻地区，以利保密......"
反人道的毒气弹
日军在中国战场大肆使用毒气武器的情况，日本方面从来没有公布过有关的文件与资料。在战争中中国政府和军队虽曾经公布过一些情况，但因抗战范围辽阔，部队及活动地区频频变动，通讯条件又相对落后，不可能精确统计。特别是当时中国国民党军队的防毒机构是应战争的需要仓促建立起来的，而八路军和新四军中则根本没有专门的防毒机构，以至无法对日军用毒情况及时作出反应。但我们据一些片断的资料和当时的新闻报道，统计出日军使用化学毒气作战的最低数字至少在2000次以上，中国被伤害的人数至少在9万人以上。
1、战争初期的试验性毒气战(1937年-1938年末)
1937年10月13日，日军2万人进攻山西忻口，连攻10天，伤亡3000余人仍未得逞。10月20日，施放烟幕弹掩护步兵进攻，占领了部分阵地，22日施放了大量催泪、呕吐性毒剂，使守军难以坚持。
同月18日，配合作战的八路军收复雁门关后，与日军的增援部队作战，鏖战终日，日军以飞机轰炸我军，并施放毒气。20日夜，八路军袭击阳明堡日军临时机场后，日军又施用毒气向我第八路军及其他部队进攻。
1938年4月15日，日军在山西制造了骇人听闻的武乡西营惨案。该镇有千余户，226人被杀，还有70余名百姓逃避进入一个山洞里，日军竟将毒瓦斯注入，把他们熏死在里面。
1938年山西晋南的曲沃战役，是日军在山西大量使用化学武器的典型战役。该年4月11日，日本参谋总长闲院宫载仁发出了关于使用化学武器的命令《大陆指第110号》。6月15日，日本侵华军第一军司令梅津美治郎下达了"作命第263号"准许使用红筒的命令。日军第二十师团接到命令后，配属了第一至第四特种指导班和迫击炮第三大队，准备红筒18000个，按照命令在主力进行急袭时使用。7月4日，曲沃日军进犯我军驻地，发射了毒剂炮弹，5日，日军用火炮、迫击炮向我军阵地发射毒剂炮弹390发，造成3.3公里正面的毒区，6日晨，又向我军阵地发射毒剂炮弹约1600余发。下午5时20分，还在曲沃东南向河南岸的仪门村、北樊村一带施放喷嚏性毒剂6000至7000个。中国守军约500人中毒，被迫撤退。7日拂晓，日军再次施放毒剂筒5600个，进攻得逞，占领运城，曲沃战役结束。《新华日报》于7月22日对日军在此役中使用化学武器进行了声讨："闻喜、曲沃、垣曲之役，敌......乃不顾公法人道，使用极剧烈之糜烂性及催泪性瓦斯，向我军发射。"
通过使用毒气武器的实验，日军看到了中国军队对于化学武器防护条件极差，认为"对中国军队使用红剂是极为有效的。"于是，从1938年6月武汉会战开始后，便使毒气战进入了高潮，在对山西抗日根据地的"扫荡"中，多次使用毒气。
家住山西定襄县城郊王进村131号的李书林老人，是当年日军毒气战亲历者，现已83岁。他讲道："1937年日本人占领了定襄县。(阎锡山)新二师腊月来的这个村，住一个营，五六百人。新二师在西北角挖了一条从龙门村(南)到崔家庄(北)的战壕，底宽丈五，面宽两丈多，丈数来深，长20公里，里面有掩体，地底下有扎扎头。1938年八月初七，日本飞机从五台来，在空中侦察了一天。第二天(公历10月1日)拂晓，日本人来了，多远就听到噼啪打起来，双方打得很激烈。(村)门口安有一个营部......日本人没有打过去，就返回去了。一会儿又来了，他们冲过来，(这时候)太阳上来了，我们就逃走了，父子俩相跟着到了村边外头，遇见个人说要放毒瓦斯，闻上就不行了，要是碰上就赶快尿点尿，不管男人还是女人的，把嘴扎进尿里就死不了。一会儿(炮弹爆炸后形成灰色的烟雾)像云彩一样来了，闻上呛人，像辣椒那味，吐的是黄彤彤的。后来人们瞎说是辣椒气，实际上是毒气。因为新二师宣传过用尿防毒，人们闻到这又麻又辣、让人流泪打喷嚏的烟，便用尿浸湿衣服掩住口鼻。毒烟是灰色的，面积很大，笼罩着王进村。新二师伤亡惨重，士兵们因中毒晕了，失去战斗力，被日********活活挑死的多，村子被日军占领。村子里的人一早就多数逃走，所以死的人不多，只有一个叫李善义的60多岁老汉中毒死了。毒烟大约持续两个来小时才散，中毒的人吐了许多黄水，第二年村里的树都没发芽。"
据统计，日军在定襄战斗中使用特重筒2548个，毒袭宽度2700米。日本战俘安田清笔供："1938年7月初旬，第一○九师团步兵第一○七联队、山炮兵第一○九联队，于山西省五台山作战中，在定襄县城附近村庄与4000名八路军交战约一小时，山炮联队对八路军阵地发射指向窒息性、催泪性、喷嚏性瓦斯弹及榴弹100发以上，炮杀、毒杀八路军战士100名，农民20名。这次战斗，有数百名八路军战士被杀伤。"
发生在定襄县附近这一毒气战，究竟中国部队是八路军还是新二师有待考证，但日军在此使用毒气是确凿无疑的。
同年秋，山西榆社县河峪镇辉教村遭遇了日军飞机撒毒，有200余人中毒，占全村人口一半。辉教村的孟全明、白守银、何润四、石友杰、石新华等几位老人，至今还清楚地记得这场灾难："当时辉教村有400多人，90多户。日军来了以后，每年来"扫荡"几次，......杀死村里人共20多人，烧光房子只剩下一户。1938年秋天日军飞机来过，人们以为下雨了，后来(7至8天)有人身上出现症状，起小水泡，又痒又疼，出黄水。有200人中毒，占全村人的一半。......飞机是从太谷来的，飞机来是中午12点前后，三架飞机飞得不高，就跟喷雾飞机一样，显得雾腾腾的，有一点点，也不是哗哗地下，看见像下雨似的，不是下雨，有烟雾，有味，不知是什么味，呛人呢。当时闻了没有感觉，就是走了以后有两个最厉害的中毒事情，一个是起疙瘩，一个是长癞头。当时生这种病的人很多，十个中就有八九个，还传染，我有你无，咱俩住两日，你就有了。最开始是红的，然后变黑，白点点一抠就是脓。白的鼓起来，像是农药中毒。我们几乎都起过，全村有300多人起，有的一家人都起。也没有大夫治，什么时候好了什么时候算。""有个叫李眉成的起了泡就不能动了，日本人进来后，把他当八路军活活零割杀死，起泡烂得最厉害的没有鼻子了。"
2、战争中期在山西的毒气战(1939年-1943年)
1939年以后，日军开始全面使用各种类型的毒剂，尤其在1940年八路军发动百团大战后，对山西进行的第一期晋中作战(1940年8月30日-9月18日)及冬季山西肃清作战(1942年2月)中，不仅使用催泪性、喷嚏性等刺激性毒剂，还使用了糜烂性毒剂等致死性毒剂。
早在1939年5月13日，日本大本营就以参谋总长的名义，给华北方面军司令官下达了命令。
军事绝密
大陆指第452号指示
根据大陆命第241号，指示如下：
一、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在现占领地域的作战中使用黄剂等特种资材，并研究其在作战上的价值。
二、上述研究在以下范围实施：
1、对事实的保密要采取万般措施，特别是绝对不能对第三国人造成损害。
2、......
3、限定在容易保密的山西省偏僻的局部地区实施，在能达到试验研究目的的前提下，尽量缩小规模。
4、不使用飞机布洒的方法。
昭和十四年五月十三日
1997年日本出版的《关于毒气战资料》一书的第51号资料《春季晋东南作战之教训》中，详细记述了1940年以后在山西使用糜烂性毒剂的情况。同时还指出："(因中国军队)毒气防护装备极差，将暂时性和持久性毒气混合使用效果极好，可能给其以相当大的精神压力。"这里的暂时性与持久性毒气，即指赤剂和黄剂，可见是并用了两种毒气。
第52号资料《第9中队好地北侧高地附近战斗详报》，记载了第三十六团二二四连队第九中队在山西省的战斗，使用迫击炮发射了25发"伊塔克"炮弹，"进行了撒毒，收效甚好"。所谓"伊塔克"弹就是迫击炮黄弹，"撒毒"就是撒黄剂。
下面是调查到的日军这一时期用毒的几个事例：
(1)襄垣县西营乡毒气杀人
1954年7月27日，在审判日本战争罪犯的国际法庭上，宣读了西营乡农民任有毅的控诉书："民国29年9月13日，日本军在我村扫荡，我叔父全家逃到大沟地的土窑洞里。日本人发现后，向洞内放毒瓦斯，结果任和尚、任治、任锦洪、任先保、李二、刘来子、赵小叶、任保存、任小爱、马圭女、孟存弟、李三、任臭旦等十三人被毒死。"
1999年8月22日，任有毅的儿子任国宝谈起了这一事件："当时为躲避日军侵扰，家家打洞，或者几家合起来挖洞，有在自己家院子里的，有在井下挖的。这个地洞是我父亲挖的自家窑洞，里面藏的尽是本家亲属。是韩炳生被俘后带日本人来找到的，日军往洞里放毒气，洞分两层，上层被堵上了，没有熏着人，下层死的人很多，死者有我哥哥任光宝(2岁)和姐姐任小爱(1岁多)，他们死后才有的我。被毒气熏的人东倒西歪，头朝下吐黄水，小孩当场就死了。韩炳生进洞也被熏死了。1954年最高人民法院来人作调查，我父亲作了证。"
(2)百团大战中，日军在今榆社县第八中学旧址与八路军战斗中使用毒气
1940年9月23日夜，八路军第三八六旅第七七二团和第十六团对榆社发起攻击，攻占了西关城外部分阵地。24日发动第二次进攻，日军出动飞机低空轰炸扫射，并大量施放毒气。八路军当夜组织第三次强攻，用云梯登上30米高的峭壁，突破日军阵地。残余日军退守榆社中学，依托一座高大碉堡和围墙负隅顽抗，不断施放毒气。时值深夜，气流稳定，气压低，毒剂长时间滞留不散，指挥员陈赓和处于下风的七二二团三营指战员全部中毒。一个个感到头晕眼花，咳嗽流泪，疼痛难忍，被迫停止攻击。25日，八路军第四次进攻，冲进中学，日军在突围中再次施放毒剂，八路军冒毒坚持战斗，终于全歼日军。在这次战役中，八路军伤亡及中毒者400余人。
(3)日军在定襄县西北上零山村毒气杀人惨案
定襄县位于山西省中部，属忻州地区。1999年8月20日上午，我们在上零山村，找到了惨案发生地旧址，并采访了张亮宝(男，77岁)、赵引根(女，77岁)、梁金枝(女，76岁)、张佩生(男，70岁)等经历过那场灾难的老人。张亮宝是当年的村民兵队长。他回忆说：1941年农历正月十一，刚吃罢早饭，只见(谭庄的)三个日本鬼子引着40多个伪军进了村，伪军们有一半进来就是抢劫东西，另一半赶人到村小学校(原址今已建村政府)，说是要开会。全村80多个人被赶到学校。学校的教室长7至8米，户深3米，内有高2尺的土炕。两个日军戴上了防毒面具，一个日本人抱着一挺机枪，叫男人们都站到炕上，又把女人们推进来，站在地下，人们挤得紧紧的。戴面具的一个日本兵，用一个1尺多长、小碗口粗的筒筒，把口抠开以后点着，灰白色的炮筒点燃后就在这两间大的屋中冒出黑烟来，顿时天昏地暗，人与人紧紧挤在一起，谁也看不见谁，毒烟呛得人上不来气，咳嗽、打喷嚏。日军把门关上，在外面守着，后来，这里人们呛得、挤得不行，把窗子挤烂，就跟推倒墙一样把大伙儿跌在窗外边。这时有一个原来在旧制中学念过书的张二万大骂伪兵队长：张存根狗日的，放烟放毒，你要把这些人都呛死啊！伪兵队长张存根过来在张二万的腰里捅了一刀，所以说第一个牺牲的就是这个张二万。在这三天至五天之内，我们不到400人的村子死了总共46人，又捆走了两个。
梁金枝当时家里有5口人，丈夫张万岁因没有良民证被日本人以八路军的名义给捆走了。她说："那天我和小姑子(叫药枝)、婆婆被赶进教室时，人已黑压压站了一屋子，大概有80多人。伪军拿着刺刀让人们往一起挤，然后有两个日军戴上了防毒面具，拿炮筒子放了共三股黑色的烟，天昏地暗什么也看不见。我怕呛就用小袖把嘴捂住，也有人忍不住呛，把衣服或裤子脱下来蒙住头。后来炕上的人都倒下来，摞起来了，人往外跌，敌人往后送，拿刺刀往头上划。我那会儿胸闷得像针扎一样，出不来气，就想赶快死了吧，死了就不用受罪了。后来日军看见跌下一片，以为都熏死了，就走了。我从教室里爬出来，吐了一堆，还吐了两口血。从那以后，有两个月不能说话，3年不能闻煤烟味。我男人在县中队审讯了10天后被杀死。"
赵引根："我家有7口人中毒被害，我男人、姑姑、妹妹、两个哥、两个嫂，都是男人家的，我老汉吐了四盆黑血。"
(4)黎城县东崖底黄烟洞战役日军使用毒气
黄烟洞也叫黄崖洞，位于黎城县西北山区。黄山海拔1650米，下有山洞高25米，宽20米，深40米，该处是八路军最大的前方军工生产基地。1941年10月中旬，日军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冈村宁次下令进攻黄崖洞。在进攻受阻时大量施放毒剂，致使黄崖洞守军八路军总部特务团欧致富团长以下70余人中毒。
1999年8月24日上午，我们在黎城县东崖底镇下赤峪村会见了张书香(男，76岁)老人，他对黄崖洞战役记忆犹新。他说："1939年八路军在黄崖洞建立兵工厂，造小钢炮、马尾弹、地雷等，大约有1000多工人。那时我18岁，是个民兵。1941年阴历九月二十三日，5000名日军攻打黄崖洞，八路军从山头上往下扔马尾弹，日本人往后退，退到了雷区，地雷炸死敌人200多。连长叫彭志海，打得很硬，日本人上不去，就用炮轰。我军退进洞里，在山头往下扔马尾弹。日军用14门山炮打桃花寨，最后用山炮发射了喷火器、燃烧弹、毒瓦斯，这是我亲眼看到的，尤其是喷火器，离多远就看见在烧。我看到过受伤的人，被烧得不成样子了。因打毒气弹，人们用毛巾尿上尿捂住嘴。听说守黄烟洞的团长欧致富(广西壮族人)一天中毒了两次。后来日军上了桃花寨，往西北走，占领了营部。我军被迫撤离，这一仗打得十分悲壮。"
(5)沁源县韩洪镇韩洪村毒气杀人事件
1941年秋，日军在废矿井中两次施放毒气，致使韩洪村抗日军民180多人死亡，现立有纪念碑永志亭。段世昌(男，79岁，原村党支部书记)和杨金生(男，82岁)是日军施放毒气的见证人。1999年8月26日，在韩洪村委会办公室里，两位老人忆起那段悲惨的经历：
我叫杨金生。1941年阴历八月十七日，八路军太行指挥部(三十八团)在煤窑沟废矿井里寄放棉花、干辣椒等东西，正往里寄呢，日本人来了，老百姓没地方躲就钻进窑了。日本人把窑口的棉花点着，把辣椒放在上面，往窑里熏烟，在风口前头的人都死了，后面还有没死的。进去200多人，跑出来有七八十个，现在活着的有一个叫杨爱生，身体不行了，瘫痪了。有一个叫张成江老汉，他儿子原来是村长，当时没熏死，后来敌人走了，洞里还剩下一些马屁泡(圆蘑菇，止血用的)，他进去拿，让敌人发现给打死的。
我叫段世昌，是1948年的村党支部书记。1941年阴历十月，日军来进攻，在韩洪村山梁上住了十来天，每天在村边的山上寻人。寻到离村子二里多地的桃卜沟，这里有个废煤窑，我们村40多个村民和3个民兵、3个洪兆部队的战士在里面躲藏。那天大约早晨七八点的时候，来了7个日本人，他们一手拿蜡烛，一手拿刺刀，从入风口进了洞，叫着"统统出去"、"不怕不怕"。藏在输煤道的40多个老百姓出去了，我们3个民兵和洪兆战士在最里面，穿的衣服和一般人不一样，赶紧把手榴弹埋了，躲到通风口处没有出去。洞口小，日本鬼子不敢爬进来，就打进臭炮熏，把人都快熏死了，当时是死死不了，活活不了，又流鼻涕又流泪，半个多小时才醒过来。
(6)左权县桐峪镇武军寺村日军撒毒
抗日战争时期，武军寺曾是八路军军部所在地，彭德怀等就居住在这里。因此日军经常来扫荡，一般是在夏、秋收获季节和年关时节。
1942年2月，日军华北方面军第一军及方面军直属部队共3万余人，再次对中共中央北方局及八路军总部所在地的太行根据地，发起大规模的"扫荡"，八路军组织领导机关及主力部队转移。日军奔袭扑空后，所到之处实行"三光政策"，进行烧杀抢掠并布撒糜烂性毒剂。日军负责布毒的是第三十六师团特种作业队，布撒毒剂范围涉及辽县、黎城、武乡、涉县各地，毒剂布撒在沿途村庄房屋的门窗、炕席、家具、粮食、草料上，水井内。由于中国军民在日军撤退后很快返回住地，这次撒毒据日军称：有数千人中毒，其中约半数死亡。同年2月28日，《解放日报》对这次日军放毒进行了报道："敌此次扫荡晋东南中心地，烧杀之惨，亘古未有......尤惨者为敌在武军寺一小村中，散放糜烂性毒气，居民无论男女老幼，皆中毒气，满身红肿，继而糜烂，痛苦呻吟，辗转床褥。"
3月14日，第十八集团军总参谋部致电各兵团，通报了日军用毒情况："本年入春以来，敌人对华北之分区扫荡，除继续以往大肆烧杀、奸淫、掠夺外，并施放糜烂性毒剂。中毒者全身红肿、溃烂、排液，至血肉裂口脱落而死。亦有因吸芥子气而窒息以及腹肿、头疼。八路军总部机关驻地也有百余人中毒，而且毒气气味至数周后犹存。"
(7)沁源县城关镇北石渠村毒气杀人事件
被采访人任明水是这一事件的目击者，1999年8月25日下午，他流着泪讲道："1942年我13岁，听说日本人要来，村里的人都出去躲了，我家也逃到村南一里地木炭沟一个较隐蔽的天然山洞里，洞口距地面一丈高，只容一人进出。阴历九月十三日，日本人来住下就没走，住在城关、交口，城关离这儿20华里。日本人来扫荡住了4个晚上。头年腊月我叔叔在日军扫荡时被抓了再也没回来。听说日本人只呆两三天，我父亲带着爷爷、婶子，还有叔叔家的两个妹妹，想躲躲就回来。我们一共14个人，这天中午吃饭时下来5个，洞里剩下9人。下午四五点，太阳快下山时，四五个日本人来了，拿着刺刀，来了就开枪。拴在洞下面的毛驴叫起来，洞口被日本鬼子发现了。口子离地有一丈高，得架梯子上。打了两枪，驴子就不叫了。只听"扑"地一声，一股浓烟窜了上来，先出不上气，眼辣、流泪、咳嗽，我们都呛得受不了。先是我爷爷，70多岁了，呛得不行，他先跳了下去，我娘、我婶子也跳下去，我和姑姑下来了，8岁的堂妹和14岁的堂姐让父亲用腰带送下来了。我们下来后有一两个小时只能躺着起不来，爷爷就一直趴在地上，那时日本鬼子不在跟前，当我父亲和表叔放下梯子准备下来时，日本人返回来了，父亲又把梯子抽了上去。日军叫他们下来，他们害怕，不下来。我娘叫他们下来，他们把梯子一撂，砸到了日本人身上。日军就往洞里放了两个白色的小筒筒，用毒烟熏。开始(第一次)悄悄地，第二次放毒，能听见我父亲和表叔的出气声，后来就没声了。那时我们在下面，日本人也在下面，他们拿刀比划说：八路，八路。我们说：良民，良民。他们没杀我们。晚上9点多了日本人才走。他们走后，我娘爬上洞口喊：他们走了，你们下来吧！没人应，知道已经死了。爷爷被毒烟熏得当天也死了。父亲叫任新胜，37岁；表叔叫崔长关，35岁。那个山洞里的气味一个月还进不去人，第二年清明我们去收尸，尸体已经腐烂了。"
3、战争后期在山西的毒气战(1944年-1945年)
1944年以后，日军在中国战场已是穷途末路了，但仍在继续使用化学武器进行顽抗。据《解放日报》同年4月27日报道："敌军于3月14日由柳林、穆村、高村、李家垣等据点向我进扰，并在离石二区施放大量毒气，对广大老弱妇孺，进行了残酷的毒杀......。"
日军战俘村山隼人笔供：1944年5月30日，山西"剿共军在长行村西南端高地上，发现了藏着八路军武器、弹药、粮食的窑洞，试图进去的时候，里面有枪弹射出来。我和佐藤中尉商议后，投入了喷嚏性瓦斯两个。根据情报，窑洞内有居民和民兵约20人受了伤害。"
同年11月2日《解放日报》报道："此次‘扫荡‘之敌，于9月30日晚窜至(山西省兴县)八区蔡家庄宿营，将该村未及转移而藏匿地窑中之老幼群众26人(内有60岁以上之老太太和两三岁之幼孩各11名，青年妇女4名)用毒气全部窒息杀死。"
日本投降后，日军还在山西省汾阳市制造了一起毒气惨案。1945年8月29日，八路军晋绥独三旅十七团三连奉命解放汾阳城，连长薛春荣率领67名勇士趁夜潜入城墙西北角的防空洞内，准备里应外合，解放汾阳城。不料内线出了叛徒，未等我军攻城，守城日军用重兵包围了城西北角，封死了洞口，使这67名战士与城外大部队失去了联系，进退不得。敌人威逼他们投降，回答的是愤怒的子弹。日军恼羞成怒，竟下令向洞里投放毒气弹，致使我67位勇士壮烈殉国。
侵华日军在ニ山西进行毒气战的罪行是令人发指的，尽管日本当局至今还未公布其有关档案和资料，但存在南京第二历史档案馆内的原国民党军政部防毒处关于日军在华用毒情况的记载、八路军方面分散在一般文件中的报告、日本刚投降时美国对日本化学战进行调查和20世纪50年代初战犯审判证言，还是反映了日军毒气战的不少罪行。
近年来，日本学者在挖掘日军毒气战资料上做了大量工作。以粟屋宪太郎、吉见义明为代表的一批有历史责任感的大学教授，为了弄清日军毒气战真相，不辞艰辛地到美国国立档案馆、议会图书馆及日本的各古旧书店，锲而不舍地查找被尘封的旧档案文件，发现了"支那事变二於ケル化学战例证集"、"关于武汉攻略战中化学战实施报告"等大批极有价值的资料，自1989年，先后将这些资料编辑成《关于毒ガス资料》、《关于毒ガス教育资料》、《关于毒ガス资料》Ⅱ，由日本不?出版社出版，推动了化学战研究的深入。
我们这次中日学者联合对日军在山西省毒气战罪行进行专门调查，是研究日军在侵华期间化学战的第一次，直接从战争幸存者那里得到第一手资料，与历史文献一样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这次调查不仅验证了现有的文献记载，充实和更正了一些内容，而且发现了一些文献资料中没有记载过的毒气战案例。例如沁源县韩洪村桃卜沟毒气事件就是其中一例。可以肯定，未被揭露的日军毒气战罪行还有不少，需要我们作进一步的发掘和调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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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7-7-16 12:37: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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