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军在宽甸撒布细菌毒虫的罪行

我是夏雯静

发布日期：2013/11/22 10:55:41  来自：友报 　　美帝国主义为了挽救在朝鲜战场上的败局，竟公然违背国际公约，于1952年1月28日开始在朝鲜战场上使用细菌武器，还多次派飞机侵入中国领空，在我辽东地区撒布大量带有细菌的昆虫，残害中国人民。为此，3月8日，周恩来总理兼外长发表声明，严正抗议美国政府侵犯中国领空，使用细菌武器屠杀中国人民的罪行。声明指出：“美国侵略者自1952年1月28日在朝鲜发动了大规模的细菌战之后，复自2月29日起至3月5日止，先后以军用飞机68批、448架次侵入我国东北领空，并在抚顺、新民、安东、宽甸、临江等地撒布大量传播细菌的昆虫，并对临江、长甸河口地区进行轰炸扫射。”
　　地处中朝边界，志愿军、民工往来频繁的宽甸县受害最重。3月3日夜间，美机在县城南门外、东门外、南门外铁路南的雪地里，撒布大量蝇、蚊等细菌毒虫。3月5日上午8时，县长胡安率人前往现场察看，发现很多苍蝇均潜伏于向阳的蒿草、石缝中，缓缓向外爬出，渐能飞起。此种苍蝇头黑而小，为当地所没有。当日上午10时，又在县城南门外发现密集的苍蝇、蚊子、蚂蚁、蟋蟀等毒虫，面积约3000平方米。在南门外稻田里，除大批蚊。蝇外，还有大量似蚊非蚊、似蝇非蝇，本地从未见过的毒虫。县委书记刘宇洲当即组织有7000余人的38个搜捕队进行捕打。3月4日上午10时，3架美机入侵红石砬子村上空。飞机过后，区公所文书刘贵罄在河沿雪地里发现大批苍蝇、黑跳蚤、蚊子，面积约300平方米，密的地方每平方米达90个。
　　3月12日，商人韩永斌亲眼见到8架美飞机入侵县城上空，其中一架投下一个白色物体。20日，宽甸中学师生在县城东门外漏河套边田地里捕捉毒虫，初一年级学生李思俭在一块苞米地里发现了这个白色凹形半圆金属物体，上面印有清晰的“USA”字样。物体旁，有很多用剪子剪过的鸡毛，还有大量苍蝇、蚊子等昆虫。后经中国科学院昆虫学家陈世骧、马世骏博士和陆宝麟教授及蜘蛛学专家王凤振教授鉴定，蝇子为黑蝇、蜘蛛为狼蛛。经辛钧博士进行细菌检验，为革兰氏阳性炭疽杆菌。用该菌制成的悬液注射于小白鼠、豚鼠身上，均在一二日内死亡。
　　3月20日，美帝国主义细菌战调查团东北分团团长田德明与团员——中国人民救济总会监察委员会主任陈其瑷、中国昆虫学家刘崇乐博士等人到达宽甸，调查美机撒布细菌毒虫的罪行。在听取了目击者韩永斌、李思俭的汇报后，到现场搜集罪证。后经国际科学委员会的细菌战事实调查，称之为“宽甸事件”。至3月22日，全县13个区、1个镇普遍发现苍蝇、蚊子、蜘蛛、跳蚤等毒虫，分布155个村（全县257个村）；全县共出动71145人，捕捉毒虫46万只。
　　为了粉碎敌人的细菌战，防止疫情发生和蔓延，宽甸县人民政府对群众大张旗鼓地进行宣传教育，解除群众中的各种思想顾虑，提高认识，广泛开展群众性的捕虫灭菌与爱国卫生运动。3月3日，县政府成立宽甸县防疫委员会，同时指示各区成立防疫委员会，并规定各区每天中午向县防疫委员会指挥部报告一次疫情。3月10日，又发出《加强防疫工作的指示》，要求各区认真检查，做好宣传教育工作，开展防疫捕虫运动。东北局、辽东省委向宽甸派出防疫医疗队，配合县200多名医护人员分赴各区，对被毒虫咬伤或受细菌感染的患者进行治疗。仅1952年就进行4次免疫注射，共7万人次接受注射。
　　美帝国主义的罪恶行径，激起了全县爱好和平与正义的人们的坚决反对。2月中旬，宽旬县新安村全体烈军属联名写信，向全世界呼吁：“爱好和平的人们马上行动起来，有效制止美国侵略者灭绝人寰的罪行。”3月6日，宽甸县东门外村全体村民集会，愤怒声讨美帝国主义用细菌屠杀中国人民的罪行，要求全世界人民严惩美国侵略者。
　　3月24日，中外记者团到达宽甸，调查美军施放细菌弹的罪行。目击者韩永斌、李思俭带领记者团到现场调查。
　　4月初，在周恩来主持下，于北京组成美帝细菌战罪行调查团。宽甸县县长胡安、宽甸中学校长王从安带领韩永斌、李思俭到北京参加铁证团，向全世界各国记者、友好人士揭露美军的罪行。
　　美军撒布细菌毒虫的罪行被揭露以后，为了达到隐蔽投放细菌的目的，又开始撒布大量带菌的植物叶子。4月1日，在太平哨区二龙渡村投下大量柞树叶子；4月18日，在长甸河口投下大量高粱叶、苞米叶，同时在牛毛埠区铁路子村投下大量梨树叶、柞树叶、枫树叶。
　　美机气焰愈来愈嚣张，投放细菌毒虫面积越来越广，次数越来越频，数量越来越多。5月18日至20日3天中，美机接连多次在塑江村、瓦房店村一带上空投下大批苍蝇、蚂蚱等带菌毒虫。当地领导组织700多人捕捉3天，共捕获6万余只。在20日这天，美机又在这一带附近投下大批毒虫。有关部门当即又组织农民、学生1267人，捕捉毒虫32万余只。
　　8月2日，美机又在步达远村撒下大批小白蛾，像雪花一样满天飞舞。幸值下雨，毒虫全部死掉。
　　同月，国际民主法律工作者协会和国际卫生协会联合调查团赴宽甸调查美军投放细菌的罪行。宽甸中学、宽甸朝鲜族中学两校学生在宽甸中学操场集会，向国际调查团控诉美军罪行。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将其拍成电影，向全世界发行。
　　美军在施放细菌毒虫、植物叶的同时，还施放大量化学毒剂。1952年9月28目，3架美机侵入红石砬子区雁脖子沟上空，投下圆柱形白色化学毒弹10余枚。目击者孙久远会同魏殿永等6人前往现场搜寻，发现粘液从白色容器中流出，发出冲鼻的难闻气味。
　　美帝国主义发动的细菌战争，严重威胁着宽甸人民的生命安全。从1952年3月开始，全县各地均发现人、畜患急症而死亡的情况。仅据1952年3月统计，全县被细菌感染23人，死亡7人。东北卫生部对蒿子沟村张氏（女）、李秀英（女）、夹皮沟村李景祥（男）等3人尸体解剖化验，鉴定死因为细菌毒虫所致。
　　1952年春，全县人民投入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爱国卫生运动，铲除细菌、毒虫赖以生存的土壤温床。当时，县里配合备耕生产，开展以消除垃圾为中心的爱国卫生运动，消除垃圾23000多车，积肥10万多车。1952年3月4日至9月末，全县共捕蚊1983斤，捕蝇1309斤，捕鼠381455只。
　　1952年秋，在全国第二次卫生工作会议上，宽甸县被评为爱国卫生运动模范县，荣获毛主席亲手题词的“动员起来，讲究卫生，减少疾病，提高健康水平，粉碎敌人的细菌战争”锦旗一面。
　　这样，经过宽甸县人民共同努力，及时消灭了美帝撒布的细菌毒虫，彻底粉碎了细菌战争，显示了中国人民不可战胜的力量。


　６０年前，抗日战争进行到了相持阶段，日本帝国主义虽侵占了中国的大部分地区，但受到中国人民的顽强抵抗。丧尽人性的日本侵略者竟然在中国使用了生化武器，造成江浙闽赣一带鼠疫猖獗流行。成千上万的中国民众被“黑色瘟疫”夺去了生命，导致“处处有鼠疫，家家闻哭声”的悲惨局面。江浙一带的鼠疫流行情况已广为人知，尤其是２００２年浙江义乌的王选仗义为死难的同乡向日本国提起赔偿诉讼，成为２００２年感动中国的十大杰出人物之一。这场诉讼由于日本法庭的偏袒，而被判贩诉。消息传来，引起了我们的强烈愤慨。作为遭受鼠疫之害的闽北人后代，我们绝不能忘却这段惨痛历史。

　　闽北北接江西，东与浙江相邻，历来为北上南下入闽之重地。根据各地记载流行情况，此次鼠疫在闽北流行的途径可能有三：

　　一为１９４１年６月，日军侵占浙江的江山、江西的广丰，在衢州、金华、义乌、兰溪一带散发了鼠疫病菌，引发了鼠疫的暴发流行。由于上述地方的国民党士兵、伤病员和难民涌入相邻的浦城，而将鼠疫传播到浦城各地，并沿水陆交通传染到建阳、建瓯等县的许多乡村，直到南平、福州等地。

　　第二条途径可能是１９４１年由江西流传到光泽。因光泽与江西的黎川、资溪等县接壤，１９３４年至１９４８年划属江西省管辖，历史上人员往来频繁。而江西省会南昌于１９４０年４月已被日军使用过各种武器攻陷，亦有鼠疫流行。光泽地处邵武上游，而沿富屯溪将鼠疫传播到邵武、顺昌等县，再度传染到南平和全省各地。

　　另一条途径可能是１９４１年由浙江的龙泉、庆元一带的鼠疫经松溪、政和流传到闽北各地。当然，同属闽北，也有可能是邻县交往而相互传播。

　　鼠疫在闽北流行的后果

　　民国时期闽北地区卫生事业非常落后，医药知识亦非常贫乏。更由于当时处于战争时期，人民颠沛流离，食不果腹，衣不遮体，缺医少药。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和生化武器的滥用，造成了鼠疫的暴发流行，不但人民群众不晓鼠疫的病因和后果，很多医生前往诊病治疗也不知预防而染疫病故。因此，直至２０世纪９０年代有的地方志书都不能写明这次鼠疫流行的根本原因是日本帝国主义使用的细菌战！仅是一般记载各地鼠疫流行的年份和伤亡的大概情况，甚至连１９８９年编纂的《福建省卫生志》都遗漏了此次闽北鼠疫流行的详细经过。

　　浦城

　　浦城是浙江入闽第一关。１９４１年，日寇侵占了浙江，鼠疫随浙江的患者传入浦城。当年５个村镇发病６１５人，死亡５０８人。在浦城临江镇的一个国民党新兵团大批士兵因鼠疫死亡，没有剩下几个人。福建省防疫大队第一分队派人驻浦，但未能控制鼠疫的蔓延。１９４３年，在城关、观前、连墩三个村庄发病６９人，死亡５４人。１９４４年４月蔓延到苏厝弄和富岭。至９月份仅在县卫生院治疗的鼠疫患者就达２５２人，死亡１７７人。１９４５年，在仙阳、富岭、余塘、濠村发病４４５人，死亡３００人。１９４６－１９４７年，浦城的观前、濠村两村发病１２５人，病死１００人。及至解放后的１９５０年，其城关、仙阳、富岭、永兴、永平、水北、石陂等７个村庄还发病１１４人，死亡６５人。这是不全的统计，还不包括部队伤兵和外来难民，单单浦城的鼠疫就达１６２０人，病死１２０４人。

　　建阳

　　建阳与浦城接壤，由于水陆交通的联系，更由于当时国民党的“战时青年训导团东南分团”（简称东南分团即集中营）由上饶迁到建阳，而将鼠疫传入。１９４２年９月，在建阳的徐市、大阐、南槎、长布等村相继暴发鼠疫。据不完全统计，仅在这一年，建阳的５个区、１４个乡（镇）、２６个村发病９０７人，死亡７７７人，致使东南分团急忙从徐市撤离到回瑶，一个月后又迁往崇安的老鼠排（地名），最后迁往三元梅列（今三明市）。１９４５年夏，建阳的大阐范墩一带鼠疫猖獗，发病２８７人，病死２３２人。此后鼠疫在建阳继续流行，止于１９５１年，有６个疫区、２７个乡、５３个村未能免于疫难。

　　建瓯

　　建瓯处于建溪的中下游，是闽北较为平阔的人口大县。其《县志》介绍，１９４３年５月，城乡鼠疫蔓延，致使６月份来瓯任职的吴亚农县长到任仅两天，也患鼠疫身亡。如边远山乡迪口竟因鼠疫死亡１６０余户。其下庄村头的竹林，也因用于抬棺材而被人砍光。鼠疫高潮时，白昼出棺如闹市。登地村的练占钧曾在十二天内帮丧家抬了４４具棺材安葬。鼠疫在建瓯为患，终止于１９５３年，涉及城区及４镇８５个行政村、４５５个大小自然村，占当时全县总计村数的３８％。据不完全统计，鼠疫在建瓯流行５２年，患者共有２．１４万余人，死亡１．９万余人，尤以１９４２年后为烈。据此推断，这一时期建瓯鼠疫发病和死亡人数，最保守的估计都超过８０００人以上。

　　光泽

　　光泽属福建与江西的边界小县。１９４１年秋，船民陈某染鼠疫死于顺化坊白马庙溪边船上。其亲友探望办丧事而蔓延，导致发病４５人，死亡２８人。自此，鼠疫在光泽流行，连年发生。１９４３年秋，单单在城区惠济路后街发病５２５人，死亡１８２人。由于没有及时隔离治疗，甚至一人得病，导致全家死亡。有的病家因无钱购买棺材，只好一棺合葬二人，引起当局的震惊，急派在汉口的东南鼠疫防治处瑞士籍白力士顾问（又译伯力士）会同江西省医院院长陈尚、医务主任刘保群到光泽处理疫情。１９４５年，光泽城区孔庙至西门口发病５８人，死亡２４人。１９４６年４月，城区鼠疫发病２４人，死亡１２人。直至解放后的１９５０年，城区武林路还发病２人。综合上述，此次光泽城区鼠疫流行近１０年，发病６９８人，死亡２６９人。

　　邵武

　　邵武地处闽北水陆交通必经之地，又处光泽之下游。１９４１年９月，邵武北门石桥边朱某家的小孩从光泽传染上鼠疫回到家里发病，从而在邵武暴发流行。患者高热寒战，颈部、腋窝等处淋巴结肿大，到后来全身皮肤紫黑，一般三、五天就病死，死亡率高达９５％。因此，当地群众称其为“老鼠瘟”或“黑死病”。整个城区行人绝迹，商店关门闭户，大街小巷一片白（沿街撒石灰，患者家门贴白纸）。城区发生鼠疫后，很快又蔓延到乡镇，全县百分之八十的乡村都陆续发生。据不完全统计，此次邵武鼠疫死亡１２００多人，蔓延流行多年，直到１９４９年，还波及到桂林的横坑、盖竹和坳上等边远山区小村寨。
顺昌

　　顺昌县沿富屯溪在邵武之下，南平之上游。民国时期境内各种传染病流行，鼠疫尤为严重，死亡最多，未有精确统计。据《顺昌县文史资料第５辑》记载，单是上洋镇（今洋口）１９４３年７月鼠疫死亡１５０人，为历史之罕见。１９４４年５月－６月间，蔡坑村发生鼠疫死亡６０多人，城区染疫５０余人，死亡２０余人，其猖獗流行由此可见一斑。

　　松溪

　　松溪与浙江的龙泉、庆元相邻，人员交往频繁。１９４１年１２月，松溪鼠疫以郑墩、大溪尾、土当布、庙下村最为严重，但笔者手头尚未见到详细数据。由于鼠疫猖獗，１９４３年松溪县卫生院将原先临时防疫机构改为常设机构，安排医师和卫生稽查员各１人，兼职防疫员４人，负责日常防治工作，说明当时鼠疫流行危害已经相当严重。

　　政和

　　政和跟松溪亦与浙江相邻。１９４２年至１９４９年鼠疫连年?流行不断，每次发病１０００至３０００人之间。遍及３个区、２１个乡、８８个村，染病面积占全县５０％以上，染疫总数达７０００人，死亡约６０００人，尤以东平区最为严重。其中前逢村全村５５户，２７５人，死亡１５１人，有１２户３７人全部死亡。

　　崇安

　　三面环山的崇安今改称武夷山市。即使地处崇山峻岭，当时鼠疫亦有流行。据《福建省卫生志》称“发病约３００例，均告死亡”。致使当时“城关棺材都买不到”，有钱人纷纷跑到山里躲避瘟疫，“赤石也曾有过流行”。

　　南平

　　南平为建溪、富屯溪汇合之地。上游各地的鼠疫经水陆途径在南平各乡村流行传播。因此，“１９４４年春，鼠疫甚烈。至１９４６年，南平的王台、西芹、太平、大凤、东坑、洋后等地相继发生鼠疫，患者１０８６人，死亡９３１人”，并将鼠疫传播到古田、闽清及福州等地。

　　闽北鼠疫波及全省

　　６０年前，由于日本帝国主义使用细菌战引发的鼠疫暴发流行，给闽北人民带来了空前绝后的大灾难，生命财产遭受了惨重的损失。据上述统计，发病人数２０１１２人，死亡１９１２０人。而这个数据不足真正实际发病和死亡人数的五分之一。因为当时闽北交通落后，没有通讯设备，又由于战乱期间，很多患病的人来不及诊治就冤死在家。既或到当地防疫机关诊断，但无钱医治，又怕登记后遭受隔离，家人不能相见，所以上报的极少，只好认命而亡。

　　闽北的鼠疫迅速蔓延到福州及全省各地。１９４３年鼠疫大流行，福州、长乐等３１个县市患者５１５８人，死亡４０８２人。省府为此拨款十万元购买鼠疫苗３５００瓶，并饬令各县一律成立防疫委员会。１９４５年蔓延到４２个县市，发病２４９１４人，死亡１９３７６人。１９４６年７月，中央卫生署在福州成立东南鼠疫防治处，统筹东南各省（以闽浙赣三省为主）的鼠疫防治工作，处长是左吉。鉴于当时全省鼠疫发病的实际情况，省里在建瓯设立“闽北防疫所”，在松溪、政和设分所，统由张昱任所长。是年，全省鼠疫再次大流行，有４１个县市共发病２３５０３人，死亡１９０８９人。此后每年发病在１．５－２．５万例，病死率在７７．７７－８１．２２％之间。这种状况随着新中国的诞生，开展了积极的鼠防工作，才有了根本性扭转。１９５０年全省鼠疫发病１４４５例，死亡６２８例；１９５１年发病３００例，死亡１１９例；１９５２年发病２９０例，死亡３０例；到１９５３年在全省范围内消灭了人间鼠疫。解放初的１９４９年１２月５日由接管的原中央卫生署第四医防大队和省医防大队合并组成福建省防疫大队，下辖四个分队，分驻福州、晋江、龙溪、建阳四个地区。１９５１年１１月１日，陆续成立了浦城、邵武、建瓯、古田、福清、莆田、政和、仙游、惠安、晋江、龙海、南靖、永定、周宁等１４个县市的鼠疫防治站，从中亦可证明当年闽北鼠疫流行的严重性。

　　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使用生化武器早为世界所公认。据沙东迅的《侵华日军在粤进行细菌战之概况》记载：“侵华日军波字８６０４部队当时称第２１野战防疫部，对外称华南防疫给水部，在各地进行细菌战。１９３９年６月派汉奸冒充难民携带热水瓶，内藏霍乱、鼠疫等传染病菌，潜入我华南各地”。华南各地鼠疫暴发，尤以福建最为严重。据１９４６年卫生部东南鼠疫防治处宣布的疫情是：“福建４１个县市流行鼠疫，发病２３５０３例；浙江６个县市发病６１７例；江西５个县市发病６９９例；广东７个县市发病８２３例”。闽北鼠疫暴发的惨状，当时在第三战区的英国军事代表团的医生和东南鼠防处瑞士籍专家白力士（又译伯力士）均亲眼目睹，因为１９４５年浦城县防疫委员会成员进行调整，国民党军政部派防疫队进驻浦城，负责对三十二集团军的鼠疫防治工作。同时，英国军事代表团的医疗队参与了浦城地方的鼠疫防治，负责检验工作。亲身经历浦城鼠疫的叶光明先生还清楚地记得他与英国军事代表团医生接触，为他的邻居和同事取药治疗鼠疫的经过。由于战争动乱年代，登记上报不易，时间距今久远。因此时隔半个世纪的１９９４年前后，闽北各地方志对这次鼠疫记录很不详细，缺漏很多，但毕竟为这个事件留下部分的资料。尤其是《浦城县志》记载了较为详细的情况，清楚地说明是由于日本侵略者在浙江等地使用了细菌战，引发鼠疫暴发传染。而闽北各地政协文史资料编委会采用了当时亲历亲见亲闻的老人记下的真实可靠、准确详细的珍贵史料，使我们可以循着这些文献看到６０年前日本法西斯对闽北人民犯下的滔天罪行。其惨状万分，至今我所采访的多位老人记忆犹新，大家都口传语详，纷纷声讨日本侵略者的罪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