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日军细菌战霍乱死难的亲人 (2007-04-07 17:20:42)

我是夏雯静

2003-12-10    何必会

   义乌上溪贾伯塘村曾经遭受侵华日军细菌战之祸。通过侵华日军细菌战中国受害诉讼原告团王培根秘书长的联系，12月7日下午笔者找到退休干部、贾伯塘村的贾仕良，一同前往调查、采访。
  一场突如其来的灾难
    古樟、古祠堂、古花厅、古民居与新建民居的楼台亭阁，和谐地座落在三面高坡环抱的一方风水宝地，还有义金公路穿村而过，今日贾伯塘村透出古朴传统与现代文明交相辉映的气息。这个村庄原本以贾姓居民为主，晚清时夏沿杨家迁入，两姓子孙后代同村修好、通婚结亲，既亲又邻。在兵荒马乱的岁月里，勤劳、纯朴、善良的村民们相依为命、同甘苦共患难。1940年10月中旬（农历8月初），贾伯塘村"买壮丁"（注：当年国民党当局为充实兵源向地方压任务抽壮丁入伍，村民们害怕当兵，即出钱、出粮谷"买壮丁"充抵任务，也有的地方买不到壮丁的，被抓壮丁）入伍国民党金衢部队的贾樟和，染病逃离部队，沿途上吐下泻，回家第二天即暴病而亡，时年41岁。亲邻们为其下葬，却从此大难临头，一场"瘟疫"蔓延开来，疫情凶猛，短短9天，死去8人，并有多人染病。
   据贾樟和现年76岁的侄儿贾樟贤回忆，当年伯父从衢州逃离部队，一路上吐下泻，回到家里时常见拉出葡萄串似的排泄物，身体高热难熬，甚至跳到水塘里寻死未成，折腾到第二天就痛苦地死去了，父亲贾良清也曾感染发病卧床，不久却好了过来，年少时的那种恐惧至今记忆犹新。贾仕良说，此后隔壁亲邻金四妹、杨世贤、贾香菊、杨士旺、杨大奶、陈银妹、贾良田等7人几天内先后死亡，前后不到9天。
   贾樟和的侄儿、现任贾伯塘村村长、医疗站医生贾春弟说，这种病的症状类似霍乱、也像似伤寒或痢疾等，一些人染病后很快就会死去，一些人则会产生抗体、免疫力强而幸免于难。这种情形在当年比较普遍，往往被当作是"瘟病"流行，却想不到是日寇秘密细菌战之祸。
    日寇细菌战暴行罄竹难书。日寇在中国进行空前规模的细菌战，不仅大规模地投放鼠疫菌，而且还投放了霍乱、炭疽、伤寒、副伤寒、痢疾、白喉、回归热等多种病菌，造成了中国军民、尤其是民众十分惨重的伤亡。浙江是日寇细菌战作战的重点区域。为进行和加强对此区域的细菌战，1939年4月，日军在南京成立了荣字1644部队，即中支那防疫给水部，又称多摩部队，由石井四郎兼任部队长。在荣字1644部队成立的同时，日寇开始对浙江进行细菌战。这时，国民党军政部门就有了日军将在江、浙、沪、赣实施细菌战的情报报告。1940年6月间，日军参谋本部决定对浙赣铁路沿线城市实施细菌作战，臭名昭著的731部队组成了远征队--"奈良部队"，直属支那派遣军总司令部，由石井四郎指挥，7月底从哈尔滨731部队本部平房出发，8月初与南京荣字1644部队派出的队员汇合，在杭州笕桥机场集结，对浙赣沿线城市进行细菌攻击。根据井本熊男（时任日军参谋本部参谋）的业务日记记载：9月10日，攻击目标确定有宁波、衢州、金华为侯补；18日又增加了温州、台州、丽水及江西玉山等地；10月7日的日记记述已进行了六次攻击，输送细菌26次；攻击温州采用飞机空投细菌的方法是合适的，但须使用降落伞；攻击台州用空投方式不合适；空投霍乱菌看来不太成功，鼠疫也许是成功的；日军飞机于10月4日在衢县县城空投了谷物和鼠疫跳蚤，10月27日又在宁波城区空投了谷物和鼠疫跳蚤，11月27日在金华空投了鼠疫菌液。当时，中国地方军政当局明确报告了衢州、宁波、金华受日寇细菌战攻击的情况，并进行了防疫工作。金华当时未出现鼠疫流行，表明当时日军直接空投鼠疫菌液效果不理想，证明了以跳蚤为鼠疫媒介物是理想的。这次细菌战实际持续到12月份。1941年2月，石井四郎在向日本关东军军医部长汇报这次细菌战时，强调了以跳蚤为媒介物投放鼠疫菌的有效性。从以上井本熊男作战日记的记载内容来看，贾樟和所染霍乱与1940年9月10日日军以鼠疫、霍乱、炭疽等细菌武器攻击衢州时有关，贾樟和是在衢州驻军或在逃离部队的路上染上霍乱的。虽然记载说霍乱攻击效果不理想，但衢州约5万多细菌战死难者中也有相当一部分死于霍乱，浦江七里村也曾在一个月内霍乱死难72人。义乌查明有名有姓死于鼠疫的已达1150人，霍乱死难的尚未统计，因而死于细菌战的实际人数远远不止这些，金华炭疽受害（俗称“烂脚病”）死难者也不少。霍乱死难最多的地方当属鲁西，山东学者崔维志、唐秀娥夫妇新近再版的《鲁西细菌战大屠杀》一书，揭露1943年秋侵华日军"十八秋"霍乱作战，屠杀鲁西及周边地区人民40余万。当年贾伯塘村死难者的症状与鲁西死难者的症状如出一辙，完全相同，不同的只是规模大小区别。美国《旧金山新闻》日前曾载文披露，日军成功偷袭美国珍珠港，挑起太平洋战争，欲称霸世界，为防止美军盟军航空母舰的飞机轰炸日本后在中国沿海和近陆机场降落，即在浙赣铁路沿线及周边城市实施细菌战封锁，并发动"浙赣战役"实行军事占领，为此浙赣沿线一带老百姓付出了惨重的代价，有25万人左右罹难。
     背负死神侥幸而生
   "罪过啊，罪过"！贾伯塘87岁高龄的贾秀芝婆婆经常在下辈人面前提起村里那场刻骨铭心的悲剧，"我是与死神见过面的，背负过它！"贾秀芝老人回忆说。贾樟和一家人多，家里只有一间平屋和三间茅屋，贾樟和从部队逃回来的当天，家里没有床铺，家人把9岁侄女贾香菊的床铺腾出让给他睡，贾秀菊就来到邻居杨家木屋二楼，和贾秀芝婶婶同床而眠。贾秀芝是邻居杨世林的妻子，贾、杨两家同村修好，互为亲戚，时常互帮共济，犹如一家。然而，日军细菌战恶魔竟然无辜地、活生生地摧残了这个原本幸福的家。接触过染病的伯父贾樟和的贾香菊，当年如花似玉的小女孩，做梦也没想到死神已经降临到身上。与秀芝婶同床在一起睡的当晚，贾香菊半夜里感到口渴、肚痛，不停地起来喝水、拉肚子，秀芝婶服侍了一夜至天亮，只见吐泻了半马桶后，贾香菊已身体软弱无力。第二天早晨秀芝婶背着送她回家时，贾香菊的头晃动着耷拉在秀芝婶的肩背上，手无力地下垂，似乎快不行了，果然下午3点钟时香消玉陨了，死神就这样在秀芝婶的肩背上扼杀了一个年轻的生命！与此同时杨家厄运连连，几天内，贾秀芝68岁的婆婆金四妹、45岁的三伯杨世贤、43岁的大姑杨大奶、7岁的侄儿杨士旺及48岁的堂兄贾良田、36岁的堂嫂陈银妹相继染病死亡。其他叔伯妯娌和亲戚也多人染病，后幸存下来。在贾伯塘村祠堂前，76岁的贾良南老人心有余悸地说，当年自己才十三、四岁，也曾染病吐泻，幸好年轻体质强健，与死神擦肩而过，但至今留有后遗症，长期以来屡屡发泻病，一直靠服用水杨梅等中药治疗，仍无法根治。77岁的贾仕作说他父亲贾良槐当年凭借每天能喝烧酒斤余的体格，斗胆为同村死难亲人出丧时做厨师，未曾染病，但村里人和做小生意的人，大多或逃离或太阳未下山就收摊关门不出。贾仕良说，伯父贾良田和伯母陈银妹相住同一间房屋同一天死亡，安放在同一个孝堂后，人们惊恐地避而远之，不敢发丧。
    亲身经历了这场生离死别而幸免于难的贾秀芝老人，60多年过去了，哪曾忘怀！对于惨死身边的贾香菊小姑娘和那些亲人，总是无穷无尽地痛悼和怀念！与死神照面的那些夜晚，那是怎样生死拼搏的夜，那是怎样黑暗的夜，那是怎样凄楚的夜……。担任金华市领导职务的杨守春同志日前路过家门，看望母亲贾秀芝，亲热地上前亲脸，老人问，今天你是喝酒了？老人依然耳聪目明，依旧向村里一代代儿孙们深情地诉说那不堪回首却难以忘怀的往事，教导人们牢记国恨家仇，奋发图强，振兴中华。




知往鉴今，意在未来。都市快报与浙江省档案馆合作，在快报“漫阅读”周刊开设“档案时空”新栏目，梳理珍贵的馆藏档案，寻找浙江大地上的历史印记，发掘档案背后风云际会的历史事实。古人云：“抚今追昔，究论兴衰治乱之由。”视历史为包袱，则举步维艰；视历史为镜鉴，则智慧生发，耳聪目明，可观照现实，以照亮前路。

档案索引

2014年8月15日上午，我走进位于曙光路的浙江省档案馆，打开了抗日战争时期的档案，翻开那些有的已经看不清字迹，写在宣纸上的文件和信函，看着那一串串已经成为符号的人名，多次潸然泪下。

浙江省云和民国三十四年度（1945年）鼠疫发病情况登记表：

……

廖锡珍 男 23 中正街七十一号 10月5日 10月8日 高热淋巴腺肿痛 肺鼠疫

徐烈宗 男 44 合作宿舍隔壁 10月2日 10月4日 发热胸痛、咯血 肺鼠疫

龙小长 男 16 县合作社 9月23日 未知 高热昏迷呕吐股腺肿痛 败血性鼠疫

病人姓名 性别 年龄 详细地址 起病日期 死亡日期 临床症状 备注

他们都是日本对华细菌战的受害者。浙江省档案馆有数百件日军在浙江实施细菌战相关的馆藏档案。

日本投降那天，他染上肺鼠疫

在成堆的抗日战争时期的档案里，我第一次了解了云和这个地方。

云和县地处浙江省西南部，现属丽水市。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拉开了全面抗日战争序幕。1942年，因云河天然屏障般的地理环境，浙江省会迁至云和。

但不幸随之而来，云和成了侵华日军细菌战的重要攻击目标，城内外鼠疫、痢疾、霍乱、炭疽蔓延，死人不断。

云和县前街有个叫“廖丰和”的老商号。

老板廖根昌40岁，在云和，没有人不知道廖老板，没有人不知道“廖丰和”。在当地年轻人眼里，廖老板的“廖丰和”自他们出生起就在了。

1945年8月15日正午，日本裕仁天皇通过广播发表《终战诏书》，宣布无条件投降。这本是件举国欢庆的大喜事，可对浙江省临时省会云和县城来说，灾难还没有结束。

也就在这一天，“廖丰和”老板廖根昌染上了肺鼠疫。

廖老板有两儿一女。大儿子廖兰生23岁，女儿廖爱松18岁，小儿子廖志龙8岁。因为生意忙，除了小姨子在店里帮忙，家里还请了个叫项美兰的帮工，18岁。

廖根昌患了肺鼠疫，高热、呕吐、咯血、昏迷，胸痛。

当时，云和有个名医叫徐烈宗，是当地影响较大的三位中医之一。当年，云和主要是他们在医治鼠疫病人。

据调查，徐烈宗和另外两位名中医当年治愈的病人不下四五百人。他们走遍疫区，挨家挨户，串门诊治，价格低廉。

1943年11月20日，徐烈宗还因及时诊断患鼠疫的村民，而获过政府嘉奖。

徐烈宗诊断廖根昌患了肺鼠疫，给他开了清热解毒的药，比如，羚羊、犀角，还开了草药，主要有白茅根、马兰头等。

据档案记载，当时几位中医医治鼠疫患者，开的药主要是清热解毒类的。

尽管他们收费低廉，但还是有很多人家无钱医治。

这些人家一旦出现患者，便自行将患者隔离，并不声张。当然，不声张还有另外一个原因，怕声张后，亲人被政府隔离，不能亲自陪护、照顾。

家人将患者转移到专门一间房，由专人照顾，先用针挑开肿块，挤出血水，然后再用酒精不断擦拭。当时也有幸运的，经家人这

样医治就好了的。但这种情况一般在早期才会有机会。

浙江省档案馆提供的控诉细菌战的光盘提到过一个事例，讲述人是个鼠疫患者。当年还小，有一天他的腿根出现肿块，并伴有发烧症状。妈妈马上把他关进柴房，用针拼命扎那个肿块，用手挤出血水，然后用酒精反复擦拭。第二天，他的烧退了，人好了。但也有许多人用这种方法无效，家人只好眼睁睁看着亲人死去。

其实，当时医治鼠疫并不是没有特效药，这种特效药叫鼠疫血清针。

据时任浙江省政府主席黄绍竑的回忆录记载，1943年，由于疫情严重，他也染上了鼠疫。幸亏当时的福建省主席连夜用专车送来鼠疫特效药（鼠疫血清针）而得到救治。

当时，日军在占领区内抢收了全部救命药，要想得到一支实际价格仅需几毛钱的鼠疫血清针，必须以黄金兑换。

云和的叶俊臣患上鼠疫后，以一只金戒指换取一支血清针，用了好几只金戒指才保住性命。

贵溪村的王忠，倾其家产，以4800斤稻谷为代价换取6支血清针，逃离了鬼门关。

也有不少人虽然脱离了险境，但留下后遗症，成了白痴。
扔银圆，扔黄金，竟没人敢接

虽然廖根昌是大老板，可一时间根本搞不到救命的血清针。

廖根昌服了徐中医的药，病情并没有好转。

而时隔两月不到，为他治病的徐烈宗医师也患上了肺鼠疫，病逝。

家人看廖根昌用药不管用，又去请来当地的道士梅宗仁驱鬼求神，结果不但廖根昌不见好，道士梅宗仁回到家也发起了高烧，经医生诊断，也染上了肺鼠疫，不久离世。

8月21日晚7点，廖根昌永远闭上了眼睛。

云和有个油漆匠，叫刘宝贤，平时，除了接漆工的活，也接殡葬的活。

廖老板去世后，刘宝贤去给廖老板穿寿衣，为其棺木上漆。等廖根昌下葬，他回到家，也染上了肺鼠疫，不治身亡。

就连当时给廖根昌抬棺材的叶祖其夫妇也都染上了肺鼠疫陆续身亡。

廖根昌的大儿子、女儿，还有来家里帮忙的廖根昌孩子的二婶娘，以及帮工项美兰也相继染上肺鼠疫，并于8月28日同一天死去。

8月29日，在云和县前街曾一度门庭若市的一幢小楼就这么被警察局贴上了封条。廖根昌的妻子、小姨子，还有8岁的小儿子被关在小楼内。

被关第二天，廖根昌的妻子开始发烧，染上了肺鼠疫，而家里连一口水都没有了。三个人趴在楼房窗口向外呼救，可是寂静的街道连一只鸟都没有。

廖根昌妻子实在难熬，从楼上丢布匹，扔绸缎，都没人敢上前接应。最后，她只好含泪让妹妹直接往楼下扔银圆和黄金，还是没人接应。

一周后，她含恨死在小楼上。留下了年幼的儿子廖玉龙。

同天，廖根昌生病期间来帮忙的弟弟廖根德（38岁）、哥哥廖贤奎（49岁）也因染肺鼠疫死亡。

廖根昌的妻子离世后，警察局把他的小姨子和小儿子转移到了城外大庆寺后面的破屋里，这样又隔离了7天。

9月26日、9月30日，廖根昌的父亲廖田寿（67岁）、妈妈李翠花（65岁）也相继死去。

一家十一条生命，只剩下廖玉龙一个孤儿。

一时间，县前街成了“鬼门关”，成了当地人避讳的词，好像提到“县前街”三个字都有危险。

1945年10月12日，县政府发文封闭消毒廖根昌住房，孤儿廖玉龙被送到马鞍山隔离，才幸存下来。

据浙江省档案馆的档案记载，云和鼠疫始于1942年，发病率最高的时期是1943年和1945年。

1943年8月，距城3里的河上村妙严寺第一儿童保育院发现鼠疫，死亡难童11人，政府决定焚烧妙严寺（据浙江省档案馆档案，当时，《东南日报》以《云和扑灭鼠疫，焚烧疫区房屋》为题进行报道）。

同年10月10日，云和县城内司前巷3号叶家厅住户邱鸾花首先发病，13日死亡（《东南日报》1943年10月15日报道）。

此后，云和县城鼠疫一发不可收。

据当时浙江省防疫站统计，1940－1945年，云和县发生鼠疫的疫点183处，患传染病者2740人，死亡1045人。

而这些都是抗日战争期间，日本侵华细菌战所犯下的灭绝人性的罪行。

据浙江省档案馆档案记载，浙江是侵华日军细菌战的主战场和重灾区。

从1939年6月开始至1945年夏，日军多次对杭州、宁波、绍兴、金华、衢州、丽水、温州等7个市10多个县发动扩散鼠疫、霍乱、伤寒、炭疽、鼻疽等杀人毒菌的大规模投放。

浙江受疫菌感染的人数在30万人以上，死亡超过6万人。许多死里逃生的受害者被毒菌摧残了几十年。

1939年6月，萧山首先受到侵害。6月4日，日机飞到萧山境内，投下糖果、糕点等有毒食物；7日，又在萧山的头蓬、南阳、靖江等地投掷白色絮状毒物；8日，在龛山等地投下毒气弹；13日在义盛、靖江投下细菌弹；在绍兴沥海所一带撒放大量白色粉末。

1940年起，日军加大对浙江细菌战的规模。

10月4日，日机两次对衢州居民区撒下大批带菌麦粒、黄豆、粟米、麦麸、碎布、棉花、跳蚤、含有跳蚤的小纸包及宣传单。

10月10日后，衢城相继有多人突患急症死亡。死者家属反映:“死者在患病期间均有高热、畏寒、腋下淋巴结肿痛等症状”。县卫生院初步诊断为疑似鼠疫。

10月27日，宁波遭到日军细菌武器的空袭。日机在开明街撒下大批含有吸饱鼠疫病人血液的跳蚤的面粉、麦粒。

11月27、28日，数架日机在金华城区喷撒类似烟雾的东西。经浙江省卫生处检验，证明确系鼠疫杆菌。

12月5日，浙江省政府时任主席黄绍竑急密电重庆蒋介石:上月28日敌机在金华撒布之白色颗粒，经省卫生处陈万里等5员严密检验，辨明确系鼠疫杆菌。据载，该县有167人染鼠疫病死。

1942年日军打通浙赣铁路，8月25日，日军细菌部队司令石井四郎亲自到衢州秘密布置细菌战。

自26日至31日，石井一方面派飞机在中国军队阵地及防区空投带鼠疫菌的跳蚤，另一方面，派细菌战部队随同地面部队撒播细菌。从玉山经开化华埠至常山，经球川、白石至常山，从广丰经新塘边、清湖至江山，从常山经衢州至龙游，从江山经后溪至衢县，在沿途各城乡居民区的井水、水塘、食品中投放霍乱、伤寒、炭疽、鼠疫等病菌。

此后，衢州沿浙赣线的各县城乡居民区相继发生了鼠疫、痢疾、伤寒、副伤寒、霍乱、炭疽等传染病。

据1942年衢县防疫委员会调查，9月至12月，全县患疫总人数达2万余人，死亡3000余人。

1943年5月，衢州各县鼠疫、霍乱等疫病继续大流行。常山县所属的浙赣沿线各乡镇发病10241人，死亡1506人。

据衢州各县防疫委员会调查统计，1943年，衢州各县患霍乱、伤寒、炭疽等传染病者共45000余人，死亡7600余人。

1944年6月26日，日军第二次侵占衢县，于同月29日撤离，此后衢县又发生鼠疫、伤寒、痢疾、疟疾、疥疮等传染病大流行。

而云和县作为当时浙江省国民政府的流亡地，日军在地面上使用陆军对云和攻击失败后，于1942年8月26、27日在云和空投细菌弹，引起云和县鼠疫的流行。

1945年夏，云和再次遭受日军鼠疫攻击，空投带鼠疫细菌的棉花、糖果、饼干、玩具等物，波及重河、贵溪、局村、石浦等数十个村。

日军在云和不但空投细菌武器，还派敌探、汉奸扮成和尚、小贩、商人、渔夫、乞丐、苦力者、剃头匠、老妪或摩登女郎等，走村入户，直接投放疫菌到水源、粮食里面。

据1941年12月3日，浙江省第四公署第5733号电：“前据密报，绍（兴）敌运到百斯笃（鼠疫）及伤室扶斯（伤寒）两种烈性传染病菌，并派男女汉奸携带赴我后方散发。”

哭泣，不如揭开真相

战争已经过去，但真相和中国人民所受的伤害一直在那儿。

现在，日本对华使用细菌武器已是不争事实，而找出真相，则是一个漫长而艰巨的过程。

抗战胜利后，民间调查团经过十余年的调查发现，抗日战争期间，浙江大面积暴发的鼠疫，是日军投放的带有鼠疫疫菌的红色跳蚤传播的。而其它的疫情，比如炭疽、痢疾、伤寒等，也都是日军对华细菌战犯下的罪行。

我们应该记住这些参与调查这段历史真相的人，特别是一个名叫王选的伟大的女性。

美国著名作家谢尔顿·H·哈里斯说，只要有两个王选这样的女人，就可以让日本沉没。

王选祖籍义乌崇山村，1952年出生在上海。留学日本，获日本筑波大学硕士学位，精通英语、日语。

1982年，王选还在日本求学，当时正准备赴美深造。她在机场候机时，有个日本老兵给她看了一张照片，是关于细菌战受害者要求赔偿的照片，照片上是即将充作“试验材料”（731部队称为“丸木”）的中国人，他的目光中流露出恐惧与无助。王选一下子泪流满面。

从那以后，王选改变了留学美国的计划，她开展了艰难漫长的调查取证工作。

1997年，王选被侵华日本细菌战中国受害者对日诉讼原告团推选为团长和总代表。

在之后漫长的岁月里，王选奔波于中国、日本、美国等各大城市的大学、工厂、居民区。

在东京一审法庭上，王选面对被告席上日本政府代表，流泪控诉日军暴行，震动了整个法庭，就连审判席上的两个女法官也流下了眼泪。

在法庭外，王选还深入日本，动员日本二战时的老兵为受害者作证，原731部队少年兵筱冢良雄也是她动员上庭作证的。

王选说，每个人都可以做些什么，贡献人类，普通者也能创造历史，改变世界。

《细菌战》作者张益清说，对日诉讼的主要目的，是让全世界人民，包括日本人民都知道二战期间这一段鲜为人知的历史，以史为鉴，让这段悲惨的历史永远成为过去，不再重演。

8月13日上午，浙江省档案馆公布了13份侵华日军在浙江实施细菌战的档案。档案无声，却胜千言，此次公布活动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

8月15日傍晚，我走出浙江省档案馆，微风拂在我的脸上，望着曙光路上南来北往的车流，和人行道上带着孩子，陪着家人漫步的人们，我忍不住恸哭，悲伤无法藏匿。

感谢为证明、并保存这段历史作出巨大贡献的人们。

来源：都市快报

1946年东北的“虎列拉”与2011年日本大地震-海啸
我的一篇电子日记
2011年8月8日星期一

前几天，七十多岁的三姐，打电话说：妈妈、爷爷、奶奶、二姐被日本害死66年了，啥时回来上上坟！？我说好！我都年近古稀了，我一定在妈妈、爷爷、奶奶的坟前说，日本大地震了，引起海啸，死了不少人，他们屠杀中国人，这是苍天大地对他们的报应……
一、1946年东北霍乱“虎列拉”，我家三天死三口人，老人说与日本有关。
我查资料：霍乱，俗名“虎列拉”，是一种由霍乱弧菌所致之急性胃肠道传染病，临床上以剧烈之上吐下泻及继发脱水为特征。特别是1946年东北地区的霍乱大流行，更是给东北人民带来了严重灾难。依据东北地方史志资料，这年夏天，黑龙江省双城县，梨树县志编纂委员会，梨树县志都有记载。1946年的霍乱大流行，从6月初开始一直到lO月才结束。这场灾难是东北历史上罕见的。它是患病最多、死亡最多、危害最大的一次带有毁灭性的传染病，是东北历史上令人难忘的一页。

我家的灾难：
1946年的6月初时，我有五个姑姑，都嫁人了；我父亲就哥一个。我们家9口人，爷爷、奶奶，他们身强力壮，刚50多岁，爹爹33岁，妈妈29岁，哥哥11岁，大姐9岁，二姐7岁，三姐5岁，还有我，还在吃奶。
我长大后，几个姑姑多次和我说：1946年6月中旬的一天，29岁的妈妈，在给大家做晚饭时，突感肚子痛，随之就是上吐下泻，没几个小时，年青的妈妈就不能起炕，找当地的郎中，不给看，说没办法，无奈妈妈29岁就在第二天的早晨咽气了，我当时，话还说不完整，就知道喊妈妈，她不回答我。
爷爷奶奶还说别害怕，下午爷爷奶奶前后发病，和妈妈的症状一样，上吐下泻，爹爹一个人都照顾不过来，哥哥姐姐协助，但到第二天不到中午，爷爷奶奶，相继咽气了。
突如其来的变故，三天死三口人，屋里放着三个死人；33岁的爹爹傻了，不知道吃，不知道喝，就是一袋一袋的抽烟，无有眼泪。我们五个孩子挤到炕角，饿也不敢吱声。
各家听到我们家的哭声，也都不敢来帮忙，怕传染，因离哈大（哈尔滨到大连）火车线北侧近的头一天就有得这种病的，去帮忙的，回来几个小时就发病，十个小时左右就岁亡。
数小时后，爹爹起身，把炕上板柜里的东西拿出来，随意扔到炕上，直到里面啥也没有，就一人把板柜拉到地上；把一个褥子铺到里面，他抱起妈妈已经僵硬，还有些发肿（大热天放三天了）的尸体，放到柜子里，盖上盖；
爹爹又把地上的板柜里的东西扔到地上，放到里面一个褥子，他想把爷爷尸体抱起来，他抱不动了，因爹爹已经两天没吃饭了；无奈的叫11岁的哥哥，帮助抬爷爷的腿，免强放到柜子里，爷爷个高，腿是全着的；再把奶奶的尸体抱进柜子里，就算爷爷奶奶合葬，因没第三个柜子；
都把爷爷奶奶、妈妈的尸体分别装到两个板柜里，怎么弄出屋去，父亲和哥哥连拉带拽，算拉出屋，又拉到房后……
这时我们要吃的，爹爹流泪了，因他不会做饭，以前也用不着他做饭，于是把米放到锅里，放水，烧火，生的生，熟的熟，我算吃上饭了。
过几天二姐也得病，一时好，一时坏，到秋天，二姐也死了。
1946年一年我家一种病，死四口人……
随着我的逐渐长大，我又多次在姑姑和屯中老人那里知道，我们屯里死了不少人，有的一家一口人也没剩，我家和屯里人的灾难，老人都说与日本有关；我家在哈大线北侧，杨木林站（到四平站就一小站）北3公里处，得“虎列拉”的都是在铁道北，铁道南几乎没有得这种病的；老人说六月中旬一天，刮的是西南风，顺风口，就在那一天晚上铁道北的人陆续得病，我们家再往北2公里得这种病的就逐渐减少，老人都怀疑和铁路上的火车放出啥东西有关！？因与哈尔滨很近双城也得“虎列拉”，也是在铁路边上，也是在顺风口。
在我心里就埋下了恨日本鬼子的种子！恨到骨头里，因他叫我失去妈妈；他们在黑龙江，拿中国活人做实验。虽然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宣布日本无条件投降，就是所谓东北8-15光复 。但史料记摘有3万多日军，不敢回去，因回去他们面临死亡，他们被整编到各个部队，老人说是那些贼心不死的人干的！？使我失去妈妈、爷爷奶奶，我都不知妈妈啥模样！？
二、2011年日本大地震-海啸是屠杀中国人的报应

2011年日本大地震，引发海啸，死亡上万人，还造成核泄漏，我曾心中窃喜。因日本侵占东北，坏事做绝，烧、杀、抢夺，拿活人做实验，细菌战使我家几天死三口人，一年四四口人。南京大屠杀了30万人，日本人欠下中国人的血债，要它下辈子还。可恶的是日本在中国犯下的罪行还死不认账，还把14名远东军事法庭判处死刑的甲级战犯，放进靖国神社供奉起来，包括战争主谋东条英机和南京大屠杀主犯松井石根等，你说我家在东北，我能不恨日本吗？要知道人是在做，天是在看，日本在中国的罪行，天地大怒，地震、海啸惩罚日本，这是因果报应。我明知道日本大地震-海啸死亡的日本人是无辜的，但66年来我的心结很难打开。
三、日本在侵华历史面前，死不认账，没有个真正的反省
恨和愤怒，对每个受日本害的中国人共同的心声，我们希望日本在侵华历史面前有一个真正的反省，这些年来他们没有做到，我们都知道德国面对历史的态度，当初德国领导人在犹太人墓前真诚的一跪，促进了民族的团结；如果日本做到让中国人感受到真诚的反省历史，也许我和所有受日本杀害的后代，理性的克制，我们中国人与日本才能进入一个正常的交往状态。那时，中日两国才能轻装前行。

我是夏雯静

1925年6月17日,世界各国代表在日内瓦签订协议书,明确规定禁止使用细菌武器,日本也是签字国,但日本军国主义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严重违反国际法准则和人道主义原则,在我国秘密建立731和1644细菌部队,大规模残害中国军队和平民。日本军国主义在侵华战争中拒不承担应有的国际法义务,公然违反国际法,丧心病狂地在中国使用细菌武器。浙江是遭受细菌武器灾难最重的地区之一。

        细菌战是指日军开发病原体作为武器,在中国军民中进行传播,以达到致人伤亡的目的。为了大量制造感染力强而毒性大的病原体,就必须进行活体实验和活体解剖。活体里植入细菌后其毒性更趋强烈。日军731部队给活体植入细菌后,在人死亡前解剖,把带有菌灶的内脏器官取出细菌,再移植到另一活体上。反复这一过程采集毒性强烈的细菌,把它作为菌株,大量进行培养。日军得到细菌武器后,在交战区或非沦陷区从空中撒下,或投入河中,或投入井水中,或在人口集中的场所,以期得到传播。

        细菌武器不仅对前线的军事人员具有杀伤力,它还能成为制造传染病的策源地,对大量平民造成极大的伤害。日本侵略者使用细菌武器,其目的是要摧毁中国军民的抗战意志,同时也弥补其国小兵源少,军事物资供应匮乏的劣势。据现有的资料,日军在浙江使用的细菌武器共分6种,即鼠疫、霍乱、伤寒、白喉、赤痢、炭疽。日军在浙江有三次较大规模的细菌战,第一次是1939年、1940年期间,日军对萧山、宁波、衢州、义乌、金华等地的攻击;第二次是1942年浙赣战役期间对金华、衢州、丽水、云和等地的攻击;第三次是1944年在丽(水)温(州)战役期间对丽水、衢州、温州等地的攻击。日军的细菌战地域遍及大半个浙江省,致使这些地区许多无辜平民死于非命,造成极大的灾难。

        一、1939年、1940年间日军对浙江的细菌武器袭击

        日军于1939年6月在浙江萧山首先使用细菌武器。当时,浙江的局势是中日两军隔钱塘江对峙,地处钱塘江南岸的萧山与已沦陷的杭州隔江相望,因此,萧山成了日军首先实施细菌武器攻击的目标。日军在萧山投放的细菌菌种比较多,而且施放的范围广。受到细菌武器攻击后,萧

        山东部主要流行霍乱,北部流行脑膜炎,南部流行炭疽病、疟疾、疥疮等。1939年6月4日,日机飞到萧山境内,投下有毒食物,如糖果、糕点等。据浙江省第二十九流动学校校长郑来兴称:“本月四日上午九时五十分,有敌机七架过境,当时本校学生疏散在田野间,忽有一机掷下用绿色有光纸包之酥糖一包,学生杨志向拾得,将酥糖喂一老狗,狗食之,顷刻毙命,是以酥糖内含有重大毒素。”[1]为防止群众,特别是少年儿童误食,县政府通过各种途径要求各地采取预防措施。萧山许多地方还在香烟内发现有毒物品,有种叫“大英牌”的香烟内,日军派人布放了毒菌针,“该项毒针,长仅四五分,误食之,即中毒致死。据报,一难民在东仰黄栗村公兴祥店内,购得‘大英牌’香烟,当燃着吸食,遽微闻爆炸声,三分钟后,即头腹绞痛,呼吸困难,不能言语,嗣后诊治,呕吐麦色浓沫,次日仍昏迷不醒。”[2]6月7日,日机在萧山的头蓬、南阳、靖江等地投掷白色絮状毒物,有被触及眼珠者,眼球红肿,旋即头部肿胀,神志不清,直至死亡。如有人饮了遭污染的水,即发生上吐下泻,四肢麻木、抽搐。6月8日,日机在龛山等地投下毒气弹,13日在义盛、靖江投下细菌弹,不少乡民感染后,上吐下泻,四肢麻木,惨死在疫病中[3]。同日,日机在绍兴沥海所一带散放大量白色粉末。当地政府有关部门立即对这些白色粉末进行化验,“施行细菌各种分类培养法至二十四时后即起变化,经四十八小时后,第一号管内即呈明显混浊,第二号管内则呈棉花样浮球,第三、四、五号不适培养,不起变化。亦再将该项标本染色用显微镜检验,果见玻璃片标本上有大量之破伤风、白喉等杆菌,及形似肺炎点菌等病,……查破伤风、白喉、肺炎等均为传染最猛烈之症,除已饬属严密防范外,理合备文报请鉴核等情。”[4]除了以上文献记载,近年的实地调查仍能充分证明日军使用细菌武器给萧山、绍兴人民带来的巨大灾难。

        据靖江镇伟南村余金木老人回忆,当时村里流行一种“大头病”,日本鬼子把病菌放到水中,有人喝了这种水就染上这种病,发病初期就不会说话,全身发红,上吐下泻,四肢抽搐。一旦染上此病人就会一个接一个地死去,余家一户就死了5人,先是两个哥哥,不久妹妹和小叔也死了,后来爹爹也死了[5]。同村的陈宝福也回忆说,得病人先手脚麻木,发寒热,很快就断气了。村里很多人死于这场病。张根一家遭此劫难,无一幸免。由于当时非常流行这个病,极易传染,弄得人心惶惶,很多人家很早就关门了,只能躲在家里发愁,深恐病魔和死神突然降临到自己头上。如果听到哪家有哭声,就说明这户人家死人了[6]。位于萧山西北部的宁围镇宁安村赵木根说,当时流行一种病,称之为“脑膜炎”,是日本鬼子从飞机上放细菌下来感染引起的。得了这种病以后很快就死了,一户人家死三四人是常有的事。邻居来发家死了爷爷和小叔叔,两人中午胃口还很好,吃了两大碗饭,身体很健康,到晚上突然得病死去了。这种病极易传染,死了很多人。萧山南部的楼塔和云石是受日军细菌武器侵害较严重的乡镇,云石乡沈村沈信康老人说那时村里生病的人特别多,有的烂腿,有的是疥疮,有的隔几天就要发高烧,很多患者死了。石牛山村沈友良说,那时村里共有300多人,有200多人均染上了一种叫“疥疮”的皮肤病,病情相当严重。村民因无药救治,死的死,逃的逃,情形相当凄惨[7]。临浦镇的吴云老人回忆说:日寇使用细菌武器,使得霍乱、脑膜炎、炭疽病、疟疾流行,我外婆感染霍乱死去,死时年纪不过50刚出头。我家虽是医生家庭,也全家发疟疾。被日寇细菌武器害死的人,比直接死于枪炮炸弹的人要多好几倍[8]。

        1940年起,日军加大了对浙江进行细菌战的规模。8月16日,日军支那派遣军参谋井本熊男少佐赴杭对奈良部队传达关东军司令部命令,并派飞机到宁波、衢县、金华搜索细菌战的攻击目标。9月10日,井本熊男根据航空照片确定宁波、衢州、金华三地的目标位置。1940年10月4日,一架日机从衢州东北方向的高空飞抵衢城上空,在200至300米的低空沿城西的西安门、上营街、水亭街、下营街、县西街、美俗坊等居民区撒下大批麦粒、黄豆、粟米、麦麸、碎布、棉花、跳蚤、小纸包(每包约有10只跳蚤)及宣传单。日机来回往返撒播两次。上述各街道、里弄的地面上,居民住宅的屋顶瓦片上,以及废墟上,到处可见日机撒下的疫苗。10月10日后,在衢城上营街、下营街等地陆续发现死鼠,并相继有李明江、陈从德、王学恭、徐天明、伍振兴等多人突患急症死亡。据死者家属反映:“死者在患病期间均有高热、畏寒、腋下淋巴结肿痛等症状”。县卫生院医生初步诊断为疑似鼠疫。11月12日,柴家巷3号居民又有多人发病,病人均有头痛、面部发烧、胸闷呕吐、鼠蹊腺肿等症状。经衢县卫生院分别对患者穿刺取淋巴液染色镜检,均发现革兰氏阴性杆菌,初步诊断为鼠疫。同日,衢县卫生院向县政府报告:“城区发现鼠疫疫情”。县政府即日通过电话向第五区专员公署、省卫生处、省政府报告:“衢县城区发现鼠疫疫情”。此后,城区内陆续有染疫者死亡,11月22日,衢县警察局向县政府报告:“衢城罗汉井、水亭街、宁绍巷已有8人先后患鼠疫死亡,要求县府请省民政厅派防疫队,拨药莅衢防治”。同日,《东南日报》报道:“衢发现鼠役,死亡人数已达10余人”。12月2日,驻衢的省卫生处技术人员吴昌丰及福建省防疫专员柯主光对患者作淋巴液检验,检出革兰氏阴性杆菌;同时将淋巴液作细菌培养,嗣后亦见有鼠疫杆菌发育;在实验室中,又经动物接种,亦获阳性,从而进一步确诊为腺鼠疫病人,均发现有鼠疫症状和杆菌。因此,衢州鼠疫得到完全确诊。此次衢县鼠疫发生,其流行期间自10月10日至12月25日,衢城疫势已扩大到8条街巷,确诊鼠疫病人22人,死亡21人。居民中因害怕患鼠疫而被全家隔离,以至有的疫户有意隐匿不报疫情;也有居民迷信,求神拜佛,这样未经治疗而死亡的病人,也为数不少。1941年,日机轰炸衢城,居民被迫疏散农村,许多鼠疫病人逃往农村,造成疫情继续扩散。如天皇巷居民丰炳贤患鼠疫死亡,其父携全家逃避到西郊古铜村郑炳华家,使郑炳华染疫死亡;丰又逃到姜家山村,造成该村鼠疫流行,先后有8人死亡。大西门居民蔡荣章及家母患鼠疫死亡,妻子携两个儿子逃到江山县城,疫情扩散到江山县。至1941年12月底,衢县鼠疫疫情已蔓延至全城58条街巷和花园、柯山等13个乡镇。这一年,经衢城各医疗、防疫单位就诊并确定为鼠疫患者就有281人,死亡274人,而染疫的其他13个乡、22个村的病死者还不在其内。当年,衢城因患鼠疫而全家死绝的有17户,一家死3口以上的有20户,一家死2口的有29户,惨遭鼠疫危害而家破人亡妻离子散的有54户。根据衢县各乡镇上报县临时防疫处的疫情报告统计,这一年全县城乡患鼠疫死亡人数达2000余人(不包括逃避农村,死亡后隐匿不报或漏报者)[9]。鼠疫流行期间,衢县城乡人心惶惶,社会一片混乱。

        在宁波地区,1940年10月27日遭到日军细菌武器的空袭。这天早晨,一架日机侵入宁波上空。散下传单,写有“重庆在闹饥荒,日本人民则丰衣足食,有余粮来接济你们。”下午2时许,又有一架日机侵入宁波上空,撒下大批面粉、麦粒,开明街上空顿呈一片黄色云雾。日机过后,当地居民立即发觉跳蚤骤增。后来才知道这些跳蚤就是吸饱了鼠疫病人的血液,体内充满着亿万个鼠疫杆菌的疫蚤。29日,就有人染疫发病,30日,开明街口的滋泉豆浆店的赖福生夫妻首先暴死,接着,隔壁的开明街王顺兴大饼店和中山东路的元泰酒店、久和祥烟纸店、宝昌祥内衣店等都相继死了人。至11月3日,患者36人中,死亡16人。次日又死7人,一天后再死20人。其中元泰酒店共死36人[10]。时宁波私立华美医院院长丁立成对患者作淋巴结穿刺液的涂片镜检,都找到了典型的鼠疫杆菌,丁还把鼠疫疑似患者的血液和淋巴结穿刺液,注入豚鼠体内作动物实验,2只豚鼠均于24小时内死亡。取其腹股沟淋巴结液作细菌培养和涂片镜检,又找到了鼠疫杆菌。标本送到浙江省卫生试验所,确诊为鼠疫杆菌。浙江省政府主席黄绍得到报告后,还派省卫生处陈万里等人到宁波调查处理,确认鼠疫系由日机投放疫菌所致。陈万里还向国民政府行政院卫生署和浙江省政府专门作了报告。当时美国记者鲍威尔证实:“凑巧我这时去宁波,也在场……由于日军在当地进行了细菌战,中国农民就像毫无用处的小虫子,被杀死不少,这事激起了我无比的愤怒”[11]。日军731部队制造部课长柄泽十三夫也于1949年12月在伯力军事法庭上供认,是他奉命将杀人细菌装入特殊容器的,由远征队带走。这次在宁波投下的毒物有疫蚤5公斤、伤寒杆菌70公斤和霍乱弧菌50公斤[12]。这次鼠疫给宁波人民带来巨大的灾难。自10月29日至12月6日,在隔离病院诊治的61人中仅2人幸免于难。另有未隔离前就外逃的38人均先后死去,内有9户全家死绝,据后来的调查证实,此次因染疫而死的平民共有117人[13]。

        日军在宁波使用细菌武器,在肇事者的供认中也得到印证。日军731部队生产部柄泽供认:1940年,我的上司铃木吩咐我制造70公斤伤寒菌和50公斤霍乱菌,我知道还带去5公斤鼠疫蚤,由石井率领的远征队运到华中宁波一带去,在那里实际使用过,结果引起了鼠疫流行。为搜集这次细菌攻击效果,特留下野崎带领的小分队,结果弄到了几份记载有关宁波一带瘟疫流行的报纸。731部队总务部长川岛、教育部长西俊英都供认日军细菌部队在宁波进行细菌战的事实。

        1940年11月27、28日,数架日机在金华城区上空盘旋低飞,机尾上喷散类似烟雾的东西,在金华的通济桥、马门头、乡间五里牌、秋都乡一带最多,经当地医院作菌液染色镜检,发现有颜色、形状都与鼠疫杆菌一样的细菌。经浙江省卫生处检验,证明确系鼠疫杆菌[14]。此后,在金华城法院街捕杀沟鼠检验,发现沟鼠身上有鼠疫杆菌。12月5日,黄绍急密电重庆蒋介石:上月28日敌机在金华散布之白色颗粒,经省卫生处陈万里等5员严密检验,辨明确系鼠疫杆菌[15]。据载该县有167人染鼠疫病死[16]。另据《东南日报》1940年9月30日报道:从6月下旬起,日军细菌部队还在诸暨、东阳、义乌、兰溪、永康等县实施细菌战,引起霍乱等疫病的流行,民众罹难病死为近十年来所罕见。仅据当时东阳、义乌、兰溪3县的初步合计,被传染的有438人,死亡361人。

二、浙赣战役期间日军细菌武器的攻击

        浙赣战役期间,日军再次对浙赣铁路沿线的广大地区实施更大规模的细菌武器袭击,给浙江人民带来更为深重的灾难。

        在浙赣战役全面爆发前的1941年10月,义乌等地已经再次受到细菌武器的袭击。10月2日,义乌县城北门发现死鼠,8日就发生2个居民暴死。经卫生院检验“有鼠疫嫌疑”。继而疫病蔓延到寺前乡、苏溪镇一带。据1942年12月12日《浙江日报》的专文揭露:义乌城北上年发生的鼠疫,至1942年浙赣战役事变起止,共计染疫173人,死亡138人,苏溪镇等疫区有20多间房全部焚毁。后又有目击者证实:义乌这次染鼠疫病者308人,死257人[17]。整个县城成了恐怖世界,浙赣铁路客车也不在义乌车站停靠,许多人把自己的家属埋葬后接着自己也病了,很快地死去。许多人家死了人,没有人料理丧葬,邻居害怕传染,早已远避。到后来,疫区里的亲戚朋友都不敢来往,只好活生生地在家等死。东阳的鼠疫有两个传播途径,一是从义乌传入的,东阳的东白乡人蒋顺高,途经义乌回东阳,染上鼠疫,妻子弟弟弟媳相继死亡,并迅速向四周蔓延,同村人受到感染,接二连三地罹疾而死。巍山镇一中医应邀去东白乡治病,病没治好,他自己却染上鼠疫,牵连到一家四口全部死亡。红旗乡一个在义乌做泥工的染疫身亡,家人在处理丧事中也受感染,一家6口全部死亡。第二个传染源是日机在东阳县歌山乡歌山村空投鼠疫,引起鼠疫流行,并向周围村庄传播。从1941年11月25日至翌年5月,染疫者95人,死92人,有一家9个亲人被毒杀[18]。有全家惨死的,有自掘坟墓,坐以待毙的,甚至未死先埋,棺材内还传来病者呻吟与惨叫,真是触目惊心,骇人听闻。从1941年8月至10月,兰溪发生真性霍乱,染鼠疫者36人,死亡12人。

        为了在浙赣战役期间使用细菌武器,日军731部队作了精心的准备。1942年4月,日军细菌部队生产鼠疫、炭疽菌24公斤,6月至7月又生产炭疽菌140公斤[19]。据1949年苏联伯力审判材料,731部队生产细菌的第四部部长岛清和分部长柄泽十三夫的供词:1942年,731部队派出约100人的远征队到浙赣地区,生产部派8人,制备了约130公斤副伤寒菌和炭疽菌供远征队之用[20]。据参加过此次细菌战的古都良雄供认,他参加过把盛有细菌的瓶子投到水井、沼泽和居民区去的工作。其他的日本战犯也都有供认:日军731部队上田弥太郎称,他们一个班在1942年4月前后,用了两个月就生产了抗热性干燥鼠疫菌40公斤,当时就装入细菌弹,由731部队运到南京,投到浙江的玉山地区(原文如此)。另据731部队的川岛供认,1942年6月间,石井根据大本营的命令,两次召开全部队指挥员会议,宣布要带远征队到华中去,研究地面传染方法。7月,石井率远征队从哈尔滨出发到浙赣线上的衢州等地再次用鼠疫、伤寒、霍乱和炭疽等细菌武器残杀中国军民。7月初,远征队约120多人乘飞机和火车抵达南京后即赴衢州一带实施细菌战。当时在金华设有中国战俘营两处,被囚人数共约3000人,日军预备了3000个特制烧饼,做好之后经过相当时间,再用药针把细菌注射到烧饼里去,将其送到集中营去,分发给中国战俘食用,然后把他们从集中营中放走,目的是要引起伤寒和副伤寒流行[21]。日军还特制成三、四百块细菌饼干,交给日军士兵掷到中国居民院墙下面、树木下面及行人休息地点,仿佛是日军士兵忘掉的,使中国人吃了后染上细菌病。

        1942年,日本关东军731部队在南京“荣”字1644部队掩护下,两次用飞机将鼠疫、霍乱、炭疽、伤寒等菌苗投撒在汤溪等地。经调查取证统计,当年700人左右的汤溪镇下伊村,遭细菌战死亡的就有254人,其中因鼠疫死亡132人,因伤寒死亡99人,因炭疽死亡15人。炭疽疫菌是当时日军在浙赣沿线使用的重要细菌武器,主要症状是全身皮肤溃烂,尤其以腿部的症状最为严重,俗称“烂脚病”。它会通过坏死的皮肤和肌肉组织渗入血液循环系统,患者会出现浑身乏力、出虚汗、发烧、打冷颤、面色苍白、头痛、虚脱等症状,如果不及时治疗,皮肤性炭疽会导致死亡。金华汤溪镇是受炭疽菌伤害较重的地方,该镇陈彩富的两个弟弟都是因炭疽菌感染烂脚而死的,他的父亲也是烂脚,终身未愈。该镇的伊文秀回忆说,从1942年12月到1943年七八月,他的父母和弟妹都因感染鼠疫、炭疽而亡,至今他的背部还留着10个铜钱大小的炭疽疤痕[22]。当时汤溪还流行脑膜炎,洪宝善的叔伯、邻居都死于脑膜炎,他回忆说,当时汤溪是烂脚多、死人多、狼也多,狼衔着死人的腐肉嚎嚎叫着满野乱窜。此外,金华城内、白龙桥、乾西乡、东孝乡、雅畈镇等,炭疽感染受害情况都十分严重,如乾西乡上天师村300多人,近三分之二感染皮肤炭疽;雅宅村600多人,感染者有200多人,上百人死亡。据1999年10月的汇总材料,仅金华县和婺城区因皮肤炭疽死亡者653人[23]。幸存者则多烂手烂脚,痛苦一生。江山县的大陈、淤头、广渡、上余等许多乡镇,都有“烂脚病”,其中大陈乡全乡发病2130人[24]。江山县峡口镇王村乡溪上村郑发明,1943年5月受到炭疽感染,当时骨头都烂出来,如此烂了5年,后来会走路了,但双脚成了黑脚,黑脚年年发痒,到1977年时又烂了,四处求医,没有治愈,痛苦不堪。富阳县常绿镇双溪村杨关海,1942年7月受感染,右腿溃烂,1976年因烂脚发展到骨髓癌而截肢。类似这样的事例不胜枚举。

        日军不但实施了惨无人道的细菌战,而且在这期间还对其实施细菌战的部分地区进行了更为残酷的活体解剖,以验证其细菌战的效果。义乌县的崇山村就是遭此劫难的一个地方。1942年9月,日机先在崇山村上空投下了鼠疫菌,一个星期后,当地居民染病后陆续死亡,先是有个外号叫“老虎”的壮汉,突然发高烧,抬到中医王道生家求治,但毫无结果,并于当日暴死。次日,发现王医生夫妇也口吐白沫咯血死亡。接着发病致死者与日俱增,崇山顿成人间地狱。此次鼠疫流行达两个月之久,全村发病391人,死亡386人,有19户人家灭绝。1942年11月18日,身穿防护服的日军侵入崇山村,用枪刺刀把村民用绳索拴在一起,检查身体、吃药、喷药水,然后把村民拉到山林寺,对平民百姓开膛挖心进行活体解剖。幸存者吴老太说她亲眼看到鬼子把王关夫的未过门媳妇吴小奶缚在木椅上,剥光衣服,鬼子用刺刀剖开吴的胸膛,取出她的心肺,而吴小奶临死前的双脚还不住地乱蹬。事后日军又在崇山纵火焚烧,大火烧了三天三夜,崇山村成了一片火海,400余间房屋被焚。

        丽水因为是浙江抗战的后方基地,又有一个军用机场,因此也是日军细菌战的重点地区。1942年8月下旬,日军准备撤离丽水之前,有组织地在丽水各地散播细菌武器。日军在丽水主要是通过空投、在饮用水和食物中散播疫菌的。为了彻底破坏机场,日军在机场附近进行大规模疫菌撒播,使其成为传染病流行区。曾任日本参谋本部作战课员、支那派遣军参谋的井本雄男在其《井本日记》中记载,8月28日,日军通过地面撒播的办法,在紧靠机场的天宁寺后、官屋基、和尚岗、上岗背、关后、望城岭、长坑以及城南和碧湖镇一带撒播鼠疫跳蚤,一个月后,这些地方几乎同时出现老鼠大量死亡和逃亡的奇怪现象,继而在人群中发生高热、畏寒、头痛,鼠蹊、股、腋、颈淋巴结肿痛,死亡率极高。并向周围地区扩散,碧湖镇的鼠疫传染到36个村,有姓名可查的死亡人数就达870人[25]。日军还在流经丽水的重要河流好溪以及丽水城内的饮用井水中投放疫菌。座落机场东边的青林村,世代饮用好溪的水,据陈朝昌老人回忆,1942年8月23日下午3时许,一队穿白衣的日军在青林村北2里处,向好溪扔了一个球形的东西,此后,伤寒便在该村传染开来,有52人死亡。位于好溪下游的芦埠村民,因饮用被污染的水,有25人患毒血症死去。丽水城边的水东村,村民由于饮用了有疫菌的水,导致霍乱流行,共有61人死亡。这样的传染病还在其它许多村庄发生,并出现大量人员死亡,郎奇村死亡58人,魏村死亡39人,苏埠村死亡43人。日军还置放带疫菌的食物诱人食用,据《丽水县政治志》(未刊)记载,日军在撤离丽水时,在九里至天宁寺一带丢弃许多大饼,居在城郊黄泥山的翁康宝,把拾到的饼给妻子和儿子吃,结果妻子和两个儿子患霍乱死亡。类似的事例在其它村也经常出现。机场附近的村民因吃了日军遗下的酱油精,患上烂足或周身溃烂的病,有的死亡,有的终身不治。

        云和县是当时浙江省国民政府的流亡地,日军在地面上使用陆军对云和攻击失败后,于1942年8月26、27日在云和空投细菌弹,引起云和县鼠疫的流行。首先出现鼠疫病症的是离县城3里地妙严寺里的浙江省儿童保育院,那些被日军杀死父母亲,从沦陷区逃出来的儿童,接二连三地发病死亡,并迅速蔓延。浙江省政府临时组成防疫委员会,立即实行封锁疫区,保育院难童全体消毒,然后,一把火将数千平方米的唐代古寺烧成灰烬。然而疫菌并没有被消除,9月,云和城乡除普遍发生烂脚、烂疮外,还出现痢疾、脑膜炎等传染病。沙溪乡高胥村痢疾流行最为严重,上村林家大院就死了30多人,林大旺一家就死了10多人。中正街街头裁缝铺一个叫陈云香的妇女,早上起来刷牙,看到天井里有只死老鼠,忽然觉得小腿有跳蚤爬动,忙卷起裤管一看,发现有颗小红点,当时并不在意,中饭后,发现大腿叉(鼠蹊部)有一肿块,继而畏寒发热起来,忙请医生诊治,才知已患上鼠疫。县城西街赵庆邦的父母同时染上鼠疫,外嫁在乡下贵溪睦路村的女儿回来探望,也被感染,且把疫情带到夫家,甚至引起丈夫一家全部死亡。更为严重的是睦路村许多人也感染上了鼠疫。这里发生的“腺鼠疫”,死亡率高达81%以上,这时全城震动,合县惊惶。

        日军打通了浙赣铁路后不久,就从衢州撤退,停留在金华。1942年8月25日,日军细菌部队司令石井四郎亲自到衢州秘密布置。自26日至31日,石井一方面派飞机在中国军队阵地及防区空投带鼠疫菌的跳蚤,另一方面,派细菌战部队随同地面部队撒播细菌,从玉山经开化华埠至常山,经球川、白石至常山;从广丰经新塘边、清湖至江山;从常山经衢州至龙游;从江山经后溪至衢县,在沿途各城乡居民区的井水、水塘、食品中投放霍乱、伤寒、炭疽菌、鼠疫等病菌。8月31日,日军全部撤离衢州,此后,衢州沿浙赣线的各县城乡居民区相继发生了鼠疫、痢疾、伤寒、副伤寒、霍乱、炭疽等传染病。江山县的清湖镇七里桥村农妇薛泉妹的3个子女最大的不到10岁,均因吃了日军放在竹棚下的带霍乱菌麦饼,上吐下泻先后死亡。据不完全统计,在清湖镇附近6个自然村中被日军细菌武器杀害的就有100余人。江山、常山两县沿浙赣线有120多个自然村,被日军细菌武器杀害的就有4500余人。据《常山县志》记载:1942年仅宣风、声教两个乡就有2000余人患疫死亡。又据1942年衢县防疫委员会调查,9至12月,全县患疫总人数达2万余人,死亡3000余人。1943年5月,衢州各县鼠疫、霍乱等疫病继续大流行。常山县所属的浙赣沿线各乡镇就发病10241人,死亡1506人。江山县的溪上村有300余人,感染炭疽病致残致死者就有100人以上。据《开化县志》记载:1943年该县仅梅岭、西山、下坞、东坞、姜坞5个村统计,死于霍乱、伤寒、痢疾、炭疽等传染病的就有300多人。据衢州市区马站底居民邱大星回忆:1943年他曾担任衢县防疫委员会宣传股干事,那时衢县确实因受细菌战死了许多人,他的亲妹妹年仅12岁,染上日军撒下的炭疽菌,颈、背、肩部溃疡,患了炭疽痈活活痛死,临死前还哭着说,爸爸妈妈想想办法救救我啊,给我求求上帝啊,这样烂下去,我会烂死的啊。据衢州各县防疫委员会调查统计,1943年,衢州各县患霍乱、伤寒、炭疽等传染病者共45000余人,死亡7600余人。
三、1944年龙(游)衢(州)、丽(水)温(州)战役期间的细菌战

        1944年6月26日,日军第二次侵占衢县,于同月29日撤离,此后衢县又发生鼠疫、伤寒、痢疾、疟疾、疥疮等传染病大流行,仅疟、痢为例,衢州所属的衢县、龙游、江山、常山、开化5县,年发病人数均在10万人以上。据《龙游县志》记载:1944年龙游县18个乡镇统计,年发病25000人,死亡2948人。衢县32个乡镇统计,当年发病10608人,死亡1254人。同年,江山县城区发生鼠疫流行,发病49人,死亡44人。常山县声教、宣风两乡又发生霍乱、伤寒、副伤寒、疟疾、痢疾等传染病,发病4065人,死亡958人。仅1945年常山县21个乡镇统计,累计发病50000余人,死亡10000余人。1946年5月,衢州各县仍继续发生鼠疫、霍乱、伤寒等疫情,衢县东南部的9个乡镇,就发病12916人,死亡584人。常山县12个乡镇,发病47000人,死亡4000余人。9月7日,衢州《大明报》报道:“常山县入夏以来,恶性疟疾流行猖獗,无奈医药两缺,又无适当降疫措施,疫势有如无羁之马,如今二十一乡镇已无一片净土,死亡累累,厥状甚惨,兹据非正式统计,全县死亡数已达四千余人,禾弃于田乏人收割,全家灭口者亦时有所闻”。10月17日衢州《大明报》题为“田野无人迹,午夜多哭声,沿途只见抬棺材,开化境内恶性疟疾依然猖獗”的报道,称“开化县一个月患疫死亡一千余人,疫势蔓延无止境,自灰埠至开化,病者十分之五,儒廉、士贤、集宁乡尤为严重,每乡死一千数百人不等,身历其境,男女老少面带病容。”由于日军的细菌战,致使衢州地区从此以后几乎每年都有疫情复发,到1948年,累计发病30余万人,死亡人数5万余人[26]。1947、1948年国民政府卫生署为帮助衢县的鼠疫预防活动,几次派遣医疗防疫队赴衢县。中央和地方各行政机关合力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再加联合国救济总署、国际红十字会等的保健、救济组织的援助在内,300余名医疗防疫工作者的长期努力,到1948年,衢县的细菌病源终于得到控制。

        在丽水地区,日军于1944年8月25日侵占到9月16日撤离。在此前后,日军通过飞机或实地播撒,在丽水许多地方实施细菌武器攻击。1944年6月17日,9架日机空袭丽水,投下30余枚炸弹,其中1枚落在城里李常春家门口,李因此感染鼠疫,于20日死亡。随后,李的妹妹、幼子、侄儿、邻居共7人先后死去,7月2日的《东南日报》作了报道,称经镜检确诊为鼠疫。日军占领丽水城后,继续在乡村播散疫菌。据1944年9月3日丽水县长朱毅生致浙江省主席黄绍密电称:“未陷(8月30日)敌机一架在石牛水阁一带掷下形似炸弹并未爆炸不明何物”。目击者林文贤、王学文、王松祥回忆,他们到现场去看,只见三颗象酒坛大小的弹壳,对半剖开倒在地上,旁边有只半死半活的老鼠,林文贤用火钳把它夹起来看,身上有数不清的跳蚤,他连忙把它丢掉逃回家去,3天后住在附近的王大仁首先感染鼠疫,然后蔓延全村。根据初步调查统计该村死于此次鼠疫的共计43人。日军还在撤离丽水的途中播散疫菌。远离丽水城区的山区小村黄村,有个日军小分队途经该村,既不骚扰,又不淫掠,只在村里小店稍事休息便离开,就在这时他们便偷偷投放了疫菌,没过几天,这小店附近发生鼠疫,有11人死亡。日军在撤离后,还对丽水实施空投疫菌。下张村出现的鼠疫造成15人死亡,就是日军空投鼠疫造成的。日军在丽水还使用了炭疽疫菌,丽水的青林村、郎奇、双溪等村许多人被感染炭疽菌,感染者下肢细胞坏死,奇臭冲天令人痛不欲生,至于因炭疽病菌死亡多少人,因没有具体的调查,很难统计。松阳县也受到该病菌的攻击,已知的西屏镇一村患炭疽病死亡的就有100多人。

        云和再次遭受日军鼠疫攻击是在1945年夏,日机在云和空投带鼠疫细菌的棉花、糖果、饼干、玩具等物,波及重河、贵溪、局村、石浦等数十个村。尤其可怕的是这时的疫菌为肺鼠疫,由跳蚤传染变成空气传染,死亡率高达95·24%。城区县前街有一大老板廖根昌,第一个患肺鼠疫,不到两天就死亡,很快波及全家,当月死去9人;为廖看病的中医师徐烈宗受传染,第三天去世;为病人求神去病的道士梅宗仁,也不治身亡。总之,凡与病人接触,为死者奔丧者,无不立刻传染丧命。还有不少人死于肺鼠疫,云和镇勤俭村就死亡30多人;贵溪村死亡22人;东坑是个很小的村庄,死亡15人。云和城内有位林三培的老人,他一人经手埋葬因疫病死亡的就达100多人。据当年浙江省防疫站统计:1940—1945年,云和县发生鼠疫的疫点183处,患传染病者2740人,死亡1045人[27]。日军不见刀光血影,却残害了这么多无辜的浙江平民百姓。

        日军还在温州乐清进行了鼠疫病菌的试验。1944年10月21日,日军封锁乐清九房村,对村民试验鼠疫疫菌,强行给村民打“预防针”。不久,封锁区内注射过“预防针”的人,有的果然患了鼠疫,染疫者腋下、腿上都生起如丸子一样的肿块,且在多处屋外发现有灰黑色死鼠,故村民都称之为“鼠丸病”或“老鼠丸”。日军一旦得知谁患了淋巴结肿大,就强令到设在村里的“试验所”检查。封锁区内的疫病蔓延很快,近百人遭感染。日军军医对感染者进行开刀,把肿块切除带走化验,有的患者,开刀切片反复数次,最后均死在“试验所”里。这样被当作试验死亡的有5人,遭感染死亡的还有15人。尽管日军在温州的细菌战受害面不广,人数不多,但他们犯下的将活体当鼠疫疫菌试验品的凶残行径,以及导致试验结果在广大的地区为害中国人民的罪行,是侵华日军永远的耻辱。

        日军对浙江的细菌武器攻击,始于1939年6月,终于1945年夏,历时6年多,地域涉及杭州、宁波、绍兴、金华、衢州、温州、丽水7个市,十几个县。时间之久,地域之广,在日军侵华战争中也是十分罕见的。据现有的资料,浙江人民受疫菌感染的人数在30万人以上,死亡超过6万,由于没有作全面的统计,这一数字是不完整的。日军的细菌武器给浙江人民带来的灾难是深重的,受害群众的苦难触目惊心。日本侵略者的残暴本性将被永远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我是夏雯静

    电影《黑太阳“七三一”》中的有一令人毛骨悚然的一幕，让许多人至今都无法从脑海中抹去！“731”，这本来是一组极其普通的数字，但是，当我们它与60年前侵华日军联系起来之后，“731”就成了魔鬼的代名词，甚至，它比魔鬼更凶残！

    ……一位妇女在日本兵的看押下，在冰天雪地的室外裸露着小臂和双手，日本兵不断地往上浇水，并不断地用木棍把妇女手和手臂上冻成的冰敲掉。很长时间后，这位妇女被拉到室内，被强令把冻得已经僵硬的双手放到热水中。然后，一位日本军官当着十几个日本娃娃兵的面，把手放到这位妇女的手臂上，使劲往下一撕，妇女手臂上的皮、肉全部脱落，惨白的手骨露了出来……。

    当然了！以上的画面是艺术家们加工后的结果，将悲剧对象集中在柔弱妇女身上，可以极大地冲击人们的视野，激发起观者的同情心理。

    其实，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执行这项冷冻试验的是“731部队”下辖第一部“吉村班”，班长吉村寿人陆军技师。这个班主要是研究治疗冻伤的有效方法及航空医学。其实真正场景是：一个冬天的晚上，“吉村班”队员押着被秘密逮捕的苏联士兵德姆琴科和12名中国爱国志士，来到一处露天广场。那些不幸的人被“吉村班”队员强迫着双手放进冷水桶里，然后裸着双手暴露在冰天雪地里。一个小时后，他们的双手全被冻僵，失去知觉。“吉村班”队员再把他们拉回实验室，拿着小木棒敲打他们的肢体。检验他们的手指冻伤程度，冷冻只是试验的第一步，要求研究在什么气温下、多长时间可以造成冻伤。直至听到很硬很脆的声音。之后才把他们移入另外的实验室，再以不同方式解冻：有的用冷水浇；有的用温水泡；有的用滚水烫，以求得最佳解冻方法。第二步紧接着进行的是五花八门的试验，主要研究对冻伤的预防和治疗：有时在冻伤处涂治冻伤药膏；有时在冻伤处涂上带菌的药膏；有时不予治疗。这样造成冻伤后的变化就不同了，轻者造成残疾，重者久治不愈免不了死亡。在极大的痛苦中，有的被实验者当场死掉，有的烂掉皮肉露出白骨。经过无数次实验，731部队得出的结论是用摄氏37度的温水浸泡是治疗冻伤的最佳方法。这种冷冻试验常年进行，炎热的夏天也不影响“吉村班”的冷冻试验，“吉村班”强迫被实验者把四肢轮流放进冰箱受冻，然后再加以“治疗”，不能治疗的就用锯子把四肢锯掉。等到四肢全被锯掉后，就把他们枪毙或活埋，通过活人实验探求医治四肢冻伤的办法。其实，冷冻试验只是若干种残酷试验的一种。这一次实验没有死亡的俘虏，在下一次实验时将继续使用。

    类似的试验还有许多。“731部队”的禽兽们，用动物血和人血交换注射的试验；把人胃切除，肠子和食道直接缝合的试验；对人进行低压或真空的试验；把人头朝下吊起来的倒控试验；把人胳膊锯下，左右肢交换接肢试验；在女“犯人”身上进行梅毒试验，笠原班研究滤过性病毒及当地风土病；还通过解剖活人进行病理研究等等。石井四郎与日本国内医学院校联络紧密，经常有一些医科大学生，来中国东北进行免费的“活体试验”。作为学医的大学生，难得有机会进行活体解剖，但是在中国东北，在“731部队”基地，这种机会比比皆是，到处都是机会。有些实验需要把材料（活人）倒挂起来，确定人的窒息死亡时间。还进行把空气注入人体，测定栓塞发生的速率实验。在其他的实验中，还把马尿注入人的肾内。1644部队还用女俘虏进行过人工授精的研究，用杀死的俘虏的皮肤制作鞣革以检测人的皮肤究竟有多大的伸缩性等等，进行诸如此类与细菌战毫无关系的实验。

     石井亲自对冈村宁次透露说，“731部队”的试验获得专利权的项目就有200种之多。”然而，他们研制的血清，是强迫成百上千活人饮用或注射活菌进行感染和发病的实验而获得的。

     仅举一例：人体内的水分占78％，就是日本人通过活体实验得到的数据！此数据可得诺贝尔医学奖，但是这样的医学奖希望越少越好。因为太血腥了！是饱蘸着鲜红人血的数据。

    试验种类经常更换如菌液注射实验，染菌饮食实验，毒气实验，冻伤治疗实验，真空环境实验。饥饿实验，不给“活人”食物，光给水喝，实验人能够活几天；断水实验正相反，只给“活人”吃面包，一滴水也不给，以断定人生存的限度。试验结论，在只供水的情况下，‘活人”平均能活60到70天；如果光给面包，不供水，到实验的第五天，“囚犯”无一例外地口吐鲜血直而死；干燥实验，是把“活人”绑在椅子上，活着送进高温干燥室，“活人”全身不停地出汗，被热风不停地吹干，直到身体上的水分被榨干。经过15个小时，俘虏的体内已经渗不出一滴水，成为人造“木乃伊”。用秤一称，只有生前体重的22％。以此实验确定了人体内有78％的水分（当时国际上早有权威数据，78％的数字并非731们首先发明）。此外，在妇女身上进行梅毒实验，以及空气静脉注射试验。还有人、马、猴之间的血液交换实验。

    鼠疫和瓦斯坏疽试验通常是在安达打靶场进行的，每次受这种实验的有10人至20人不等。有时用飞机投掷，有时借带电流爆炸。有一次，把活人绑在彼此相隔5米的铁柱上，然后在距离铁柱约20米远的地方，把内部装有鼠疫的炸弹借电流爆炸，受实验者被这种炸弹炸伤后，一星期就痛苦死去。

    爆炸后炸弹或弹片使“活人”受伤而死去，那么实验效果就会落空。由于必须坚持冷静而透彻地追究细菌污染而造成的死亡率，所以研究出了奇形怪状的各色铁甲和全身防护用的棉被。   

    在身穿特殊铁甲，被紧紧地绑在木柱上的“活人”身上进行各种各样的实验。有一次，让十几名“活人”仅把屁股露出来，进行了瓦斯坏疽菌强制感染实验。以“马鲁太”露出的屁股作为目标，在近处爆炸利用瓦斯坏疽菌污染的榴散炸弹。

    所谓瓦斯坏疽，就是由于受到一种叫做瓦斯坏疽菌的菌群的感染而产生的。在战场上受伤，伤口不清洁，一旦瓦斯坏疽菌侵入，在六七小时之内发生肿胀和剧痛，患部会胀得像空气枕头，惟一有效的方法是早期切开和切断四肢。

    除在实验室内进行“活人”试验外，“731”部队也在野外条件下用活人进行细菌武器实战试验。野外试验场：除安达打靶场之外；内蒙古大草原上巴彦汗地区也有一处；吉林梅河口也有一处。

    1940年9月在中国东北、内蒙古呼伦贝尔大草原上，侵华日军第731部队与在呼伦贝尔巴彦汗地区进行毒气试验的516部队共同进行了人体实验，日军用30吨的“茶剂”在数分钟内一齐释放进行实验，使用了超过100名俘虏。当时的实验进行了3天，将用做实验的俘虏每二三人一组放置在4个碉堡内，他们的身上都放置了电极，可以从远处观察他们的心电图。由穿着防护服和防毒面具的军人将茶瓶投入堡垒内，或者用装了光气的钢瓶向堡垒内发射窒息性的光气，以观察堡垒内俘虏的反应，直至那些俘虏死亡。“确认了茶剂的流动效力距离，即2公里以内实验动物全部毙死，4公里以内马匹也毙死”，“实验动物”（特指人）全部死亡（防卫厅技术研究所编《本邦化学兵器技术史》）。为确认那些俘虏是否完全死亡，军人们手持试纸接近堡垒，检测堡垒内残留毒气的程度。一次实验没有死亡的俘虏，在下一次实验时将继续使用。这是一场假定在国境阵地内对远东苏联军队作战时用氢氰酸毒气将其歼灭，从而使日本军（关东军）一鼓作气突入苏联境内的战争实验。

    1943至1944年，日本细菌部队研究人员用安达打靶场定期进行炭疽实验。他们每次将10个左右精壮的中国人押到打靶场，绑在事先就栽在土里彼此相隔五米的柱子上。然后飞机就在距离他们150米的上空扔下一顆陶器弹，炸弹在距地50米的空中爆炸。这个炸弹里装的就是可怕的炭疽杆菌。这些可怜的中国同胞，或者从鼻腔吸进使人绝对沒有生还希望的肺疽菌，或者破片让他们发生皮肤炭疽。兩三天后，至多七八天，这些人全都浑身溃烂，痛苦地死去。为了研制细菌武器的成功，从各个角度、高度进行爆炸，以确认它的效果，并搜集爆炸地点与细菌污染范围之间相互关系的详细资料。除了生产实验外，日本细菌部队还将炭疽杆菌这种违反国际公约的生物武器瞄准了中国的军民和家畜。他们曾数次在东北利用飞机撒下炭疽杆菌到草料上来传染牲畜；他们也曾采办过大量的马，给马染上炭疽热，然后将马散往各处，将炭疽杆菌传染给东北和苏联居民的牲畜。

    城堡里的试验数量惊人，每天达数十人。从试验室至监狱，就如一个流水作业的屠宰场，边试验边不断补充进新的“活体试验材料”。731部队将这些作为活体试验的人称作“马路大”（“马路大”系日语译音，原意是木头）。源源不断的“马路大”使731部队有了充足的试验材料。本报东京电(记者何秀丽) 在侵华日军“731”部队运输班工作过8年的铃木进，日前接受哈尔滨跨国取证访问团取证时证实，当年“731”部队撤退时曾毒死400多名无辜者并将焚烧后的尸骨抛入松花江中。

　　铃木进说，1937年3月他到“731”部队时，“四方楼”刚搭起架子，有许多中国瓦匠在那里干活。七号、八号楼建的是监狱，由日本人施工，中国人绝对不允许进去。监狱房间
非常小，共有80间。工程建完后，没有许可，日本人也不能随便进去。有一次，一名日本显贵来这里参观，出来后全身仔细消毒，却仍担心会染上细菌。

　　铃木进说，日本战败时，“731”部队将80间监狱在押的400多名“马路大”毒死，然后抬出来排在外面，花了3天时间焚烧尸体。随后，他们用草袋子将尸骨装上，用汽车拉到松花江下游扔掉了。他当时就负责运输了一次，车上有10多名士兵，另外还有别的车拉这些草袋子，记不清有多少辆。他们把脚镣、手铐等刑具也扔进了松花江。最后，工兵把“四方楼”炸掉了。

　　铃木进对取证团说，当年被“731”部队毒死的苏联女孩给他留下了痛苦的记忆。这个可爱的女孩入狱时还非常小，后来也被他们毒死了。多年来，他一直无法忘记这件事，内心非常痛苦，它就像幽灵一样经常在他脑海里出现。他说，几十年来，他一直不敢把这样的事说出来。今天说了这些，他心里轻松多了。“731”太残忍了，这样的人间悲剧不能再重演。

我是夏雯静

美国专家赴金华各地

　　两天调查近百受害者

　　3月5日上午8时40分，记者比约好的时间提前20分钟来到了金华国际大酒店。没想到，已有三位老人比记者来得更早。他们都是二战日军细菌战的受害者，在获悉美国专家来金华市调查后闻讯赶来的。他们借这个机会，向调查人员详细叙述了自己的不幸遭遇。几位老人的遭遇引起了中外调查人员的极大关注。在酒店的大堂里，专家们就开始“现场办公”了。

　　这天的调查是前一天(3月4日)工作的延续。3月4日，调查人员先后调查了金华市郊雅畈、乾西等地数十名受害者。因为“现场办公”耽搁了一段时间，等专家们赶到20多公里外的汤溪(抗战时为汤溪县所在地)时，已经是上午10时多。天公不作美，一直下着雨，气温急剧下降，可汤溪城隍庙里仍坐满了自发赶来的群众。他们中，大多数人是二战日军细菌战的受害者。面对调查人员，他们个个露出了“烂脚”，在寒风中无言地诉说着他们永世难言的痛苦。

　　据了解，1942年7月，汤溪村有400余户，其中100多名村民因患霍乱、伤寒、炭疽等死亡。其中，10余户人家死绝。在城隍庙，当汤溪老年大学副校长、侵华日军细菌战金华调查会会员丰志寿，通过翻译，向调查人员介绍当年的情况时，引起了美国专家的格外关注。专家们时不时打着手势，向丰志寿问这问那。

　　黑色运动帽、皮衣服、牛仔裤，一身轻装的75岁的哈里斯问：“日军有没有占领过汤溪？”

　　丰志寿回答说：“日军两次占领过汤溪，第一次是在1942年5月26日，第二次是在1943年6月10日，前后待了三个月。日军入侵之前，没有一个村民患霍乱、伤寒、炭疽等病。日军入侵后，村民们都逃走了，直到日军撤走后，才敢回来。回来后，村民就陆陆续续生病了。”

　　首次来中国的54岁的马丁表现最为活跃，他问道：“村里死掉的人，有没有记录？”丰志寿马上拿出一叠名单，上面有名有姓地记着村里130位患病死去的受害者名字。

　　78岁的麦克话不多，但听得非常认真，他问道：“1942年，你几岁？”

　　丰志寿回答：“11岁。那时村里因为患病的人越来越多，大家都很害怕。有的人前一天晚上还好好的，第二天就突然发高烧、抽筋死了，我的姐姐就是这样。我自己也深受其害，身上留下了多处伤口。”说着，丰志寿卷起裤腿————上面有“烂脚”留下的伤疤；挽起袖子————上面也有“烂手”留下的伤疤……

　　这天，美国专家在汤溪村又调查了数十位受害者。

　　调查后得出两点结论

　　日军细菌战铁证如山

　　因为位于浙赣沿线的交通枢纽，二战期间，金华成了日军细菌战的“重灾区”。据侵华日军细菌战金华调查会初步调查显示，金华在二战日军细菌战中，患各种疫病死亡的近6000名，其中相当一部分即因“烂脚”，也就是患炭疽病而死。美国专家此次调查的受害者，就总数来说，虽然只是很少的一部分，但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他们谈到了他们经过慎重讨论后得出的两点结论：

　　第一，在不同的村庄同时有这么多人得这样的病，这说明只能进行细菌战才有可能。而且，从发病的时间来看，正好与二战日军发动细菌战的时间是吻合的。

　　第二，所调查的“烂脚”受害者，从症状来看，很有可能是炭疽菌中的鼻疽。根据资料记载，鼻疽是世界上很少见的病，在人身上很少发生。而日本已有资料记载，日本军队曾经进行过大量的鼻疽人体试验，生产过大量的鼻疽菌。

　　通过金华地区日军细菌战受害情况的初步调查及论证，调查人员不得不震惊于这样一个严酷的事实：想不到在金华还有这么多日军细菌战的活证据。

　　受害者悲情自述：赤脚过河后脚就溃烂

　　蔡家芳老人的皮肤至今仍像松树皮一样

　　家住金华市区青年路、今年77岁的老人蔡家芳原先住在杭州，1943年，日本鬼子入侵后，为了逃难，一家人被迫东分西散：蔡家芳的母亲在逃难途中死亡；一个弟弟、一个妹妹在逃难途中走散，至今去向不明；蔡家芳和父亲则一起逃难到了金华多湖。

　　在多湖公路边的一个村庄，他们相对安稳地过了一段时间，没多久，鬼子长驱直入，金华沦陷，蔡家芳所在的几百人的村庄被鬼子霸占，蔡家芳和父亲又不得不开始了逃难的生涯。他们先逃到两三公里外的一个村庄里，后来，因为邻近村庄的一个小伙子杀死了一个强奸他妹妹的鬼子，他们怕受牵连，又从多湖逃到了雅畈。

　　蔡家芳的“烂脚病”就是在这时候染上身的。因为放心不下多湖家里的情况，有一次，蔡家芳赤脚过河回去看了看。回来后，他发现右脚上突然长出一个泡。刚开始，泡只是发痒，到后来，泡就红肿、溃烂了，严重时还流出了又黄又臭的脓水，当年17岁的蔡家芳深受其苦，吃了很多药都不见好，直到1960年，金华的一代名医、已逝的金华中心医院骨科医生吴凤堂给他动了三次手术，两年后才彻底把它治好，但至今他的右腿上还留着一个鸡蛋大小一样的伤疤，皮肤则像松树皮一样结着痂，斑斑驳驳。

　　父亲烂脚竟钻进蚂蝗

　　洪国济老人称烂肉臭味熏得家人无法睡

　　72岁的洪国济老人住在离金华市区50公里外的永康。他们和蔡家芳老人一样，有着一段没齿难忘的血泪史。

　　1942年，洪国济14岁时，不知怎么双腿突然起了水泡，又痛又痒，破了还流血、溃烂，烂得很深，骨头都露出来了。到学校上学时，嫌他身上的烂脚发出一股烂肉的臭味，在一两米远的地方都能闻到，同学们都不愿接近他。为了靠近同学，每天上学前，洪国济都要先到河里将脚洗干净，同时敷上一种草药，才敢去上学。

　　在家里，洪国济的病情还不算是最严重的。他的父亲带着“烂脚病”到田里干活时，因为烂得厉害，蚂蝗竟从烂处钻进去；他的母亲、二姐、爷爷则因为“烂脚病”，最后都烂死在床上。

　　弟弟洪定甫虽然没有染上“烂脚病”，但因为一家人都挤在一间12平方米左右的房间里，他所受的痛苦并不比患病的亲人轻。他说，晚上，房间的“烂脚”臭味熏得他无法入睡；白天放学后，他还得经常洗一大堆衣裤、被子。虽然村里也有10多个人得了“烂脚”病，但他们家是最严重的，村里人不明真相，以为他们得了什么瘟病，平时都不愿意跟他们接触，村里的水塘是绝对不允许他们用的。因此，洪定甫只好到村外一公里左右的塘里洗涤。这些衣物上，沾满了从父亲、母亲等患病亲人身上掉下来的“烂肉”，洪定甫闻着扑鼻而来的阵阵臭味，洗着洗着眼泪就会忍不住地流下来
　在全球面临炭疽菌的恐怖威胁之际，一本名为《死亡工厂：美国掩盖的日本细菌战犯罪》的书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书中揭露了侵华日军利用炭疽菌在中国进行细菌实验的罪行。日本在长春的100部队细菌研究部，所做的各类细菌实验涉及到了细菌战的一系列领域，其中既包括了对人的“创意性”的实验，也包括了对农业、生物等生物工程的初步尝试，实验有鼠疫、炭疽菌和鼻疽菌……他们的所作所为甚至超过了臭名昭著的731部队。

　　有一份详细的炭疽报告，用了406页的篇幅分析了30个病例，包括细胞组织的彩色图像和照片

　　在长春细菌工厂运行的9年之中，用于上述这些疾病实验的“实验材料”，即使不是成千上万，至少也是成百上千。病理学者们进行过无数次的尸体解剖，有时甚至是活体解剖。这种解剖与医院里通常进行的解剖大不相同。这种解剖极为彻底、极为细致，甚至让人觉得解剖台上那些尸体的每一块组织、每一个细胞都被仔细研究过了。

　　有两份报告，一份是关于鼻疽的，另一份是炭疽，图解描述了长春的病理学者们对他们观察的病人和疾病进行的令人难以置信的彻底研究。题为“‘G’报告”的鼻疽报告，用372页的篇幅记述了21个病例。这份报告中有大量的彩色绘图和数以百计的人体组织的照片。炭疽报告的标题是“A”报告，它用了406页的篇幅分析了30个病例，包括细胞组织的彩色图像和照片。

　　炭疽报告中的第54号病例显示出一位病理学者的研究是如何细致入微。在这个病例中，受试者整整7天被暴露于炭疽芽孢中，然后被“牺牲”。解剖显示的主要病理变化是：“局部皮肤溃疡和周边病灶蜂窝组织炎(右大腿)……心脏：严重衰竭和间质水肿。肝脏：3号浆膜肝炎症，伴有出血性变化。肾脏：肾小球肾炎，伴有上皮空泡衰竭。脾脏：感染性脾脏炎。”关于经口感染炭疽病的死亡率，“9个试例使用食物经口感染，其食物中含有一定量的炭疽杆菌。几天以后，全部受试者都因急性腹痛和严重出血性腹水症而无可挽救地死去。”由此可见，这些细菌武器专家们跟踪记录了这种疾病在受害者体内每时每刻的发展变化。

　　鼻疽报告记述了如下情形：“一些试例死于败血性中毒症状和一些相邻内脏的败血性变化的急性发作阶段。尚未伴有显著的内脏病变。”第224号试例受了4天的治疗后死去。他的解剖报告显示有“外伤性创伤，大肠和胰充血，肾间质水肿，反应性肺充血(轻度弥散性肺泡炎)。”第180号试例活了12天。这份报告中存活时间最长的是第16号受试者，活了13天。这些生存时间较长的细菌受试者都出现与24号试例相同的症状。此外，他们的各个器官出现了(第180号)“渗出性粟粒性鼻疽结，同时伴有实质性肝功能衰竭”，还有(16号)“严重的胰功能衰竭”和“转移性急性扁桃体炎”。

　　长春的细菌部队所从事的实践试验甚至超过731部队。这些实验涉及到了细菌战的一系列领域

　　100部队从启动时起就一直进行野外试验。100部队可以逛到中国任何一个它认为是试验好场所的地方。因此，在细菌武器的试验阶段，长春的细菌部队所从事的实践试验甚至超过731部队。这些实验涉及到了细菌战的一系列领域，其中既有对人类的细菌战，也包括对农业和动物生命的生物工程方面的初步尝试。100部队经常与731部队特别是其他细菌部队的专门人员进行联合行动。但主要的试验都是100部队自己独立完成的。不管是无辜的平民，还是未与日本正式开战的国家的军事人员，在分配他们死亡和毁灭的时候，若松有次郎同石井和北野一样具有创造力。

　　从1939年到战争结束，野外实验一直按部就班地进行着。毫无疑问，若松及其部下进行的试验次数要比战后东京或西伯利亚的调查官们了解到的多得多。这支细菌部队所进行的野外试验的全部次数和实际规模，也许永远也不会有人知道。

　　战局越来越不利，为急于寻找新的杀人武器，高桥于1945年初命令若松在731部队的安达试验场用新研制的细菌武器病原体进行动物实验。后来他收到了振奋人心的消息，“受实验的10头母牛都倒毙了。”在这次成功的鼓舞下，他指使一个部下购买羊500头、牛100头、马90匹，以备在宣战时“把这些牲畜染上烈性传染病后放到苏军后方”。关东军从极其有限的军费中挪出8万日元用以执行这一计划。

　　这个计划的具体设想是：让牛感染炭疽病和牛瘟，羊感染羊瘟，马感染炭疽病。然后把这些牲畜放了，让它们散往各处，“让它们跑到苏军行动区域内”。与此同时，动用了731部队的飞行驾驶员用飞机向“当地居民的畜群”喷撒牛瘟菌(对牛)和炭疽菌(对马匹)。但是，后来经费被挪作他用，这一作战显然也没能实现。

　　更大规模的试验是在100部队本部附近的地区实施的。从1940年开始直到战争结束，长春周围各县周期性地反常地爆发流行病。例如，有些居民点发生了鼠疫，而在当地居民的记忆里，该地从未发生过这种疾病。但是如今，鼠疫频繁爆发。

　　病人只要有一点儿发烧就被送进隔离所，而只要进去，很少有能活着出来讲述他们的经历。

　　一场神秘的瘟疫在长春地区突然的蔓延，直到1950年，长春部分市区及其周围城镇仍然无法居住。

　　1940年夏秋之间发生的一件事是一个典型的例证。前郭镇和农安县位于长春以北不远的地方。这一年的6月初，农安县出现鼠疫，之后渐渐扩散到邻近各县。到秋天，鼠疫侵入了前郭镇。鼠疫对农安县来说已不是陌生的了，但前郭镇的人们对它却一无所知。这场瘟疫在农安爆发时极为迅速，极为神秘，一位应召去农安趁此时研究鼠疫受害者的日本病理学者也感道有些茫然。他带着困惑写道：6月疫病“以某种手段……突然爆发”。到这场瘟疫结束时，已有千百人死亡。前郭镇仅在9月中旬的几天中就有18人死于此疫。从9月29日到11月5日，前郭镇和农安县向日本病理医生们提供了57名病人。还有很多受害者死去没有被记录，躲过了100部队熟练的病理学者的验尸解剖。

　　这一连串袭击了长春西北50公里的农安县城的瘟疫的起因至今也不清楚。有学者认为，是长春细菌工厂排出的废物渗到了地下水面，然后向北扩散到了农安。另一些人则认为，从100部队实验室里逃出来的老鼠把鼠疫带到了疫区。还有一些学者确信：农安鼠疫就是100部队进行的细菌战实战试验。

　　但比较确切的是，1940年6月12日，农安城西来了4个走村串户的年轻鱼贩子。其中两人显然是害了病，他们卖掉鱼货之后就到当地一家小诊所求医。没过两三天这两个人就死了，他们的同伴也紧跟着丧命。一个护士因看护过这几个病人，也在几天之后患病而死。这个护士的弟弟和他的妻子也被传染上鼠疫，他们死在鱼贩子到来的一周之后。一些接触过那位护士或她的家人的邻居也得了病，几天之中也都相继死去了。从此，鼠疫开始侵袭全县。

　　鱼贩子事件过了一个月之后，一队来自长春基地的医生和技师进驻农安。他们是100部队派出的一个防疫班，由50至60个日本和朝鲜医生的技师组成。到达农安后，他们立即将整个形势控制起来。

　　曹家铺屯的北关小学成了防疫班的总部。他们在那里设立隔离病房。一部分教室被作为医生们的诊察室；一些被用作实验室；其他屋子则是防疫班的宿舍。

　　同一期防疫队在县城里四处搜寻病人。此外补充人员被任命，禁止外人进入县城，特别是重症区县中心地曹家铺。由于病人实在太多，在另一所学校即南门外小学又设立了一个临时病人的隔离所。

　　病人只要有一点儿发烧就被送进隔离所，而只要进去，很少有能活着出来讲述他们的经历。病理学者一天工作十四五个小时，解剖了数以百计的死于各类鼠疫的病人。解剖完了之后，这些尸体就从学校后门运出，拿到林子里去埋掉。惊恐的当地人中流传着一句笑话：北关小学前门进活人，后门出死人。6个月当中，从这个后门运出去共有数百具尸体。8月，有十几位中医到北关小学参观。在看了新解剖的一些尸体后，一个日本医生头目对他们说：“这是百斯驾(鼠疫的译音)，细菌的有，好人死的没有，你好的宣传。”

　　整个农安县都充满了恐慌，最为紧张的是曹家铺屯，因为日本人驻扎在这里。全城被士兵团团围住进行隔离。不经批准，任何人都不能离开此地。城中全体居民每天都要进行体检。每天早晨8点和午后3点，居民们排队接受检查。居民们各个心惊胆战，生怕通不过检查，因为只要被送进隔离所就只有死路一条。为了显得健康，妇女们去医疗站前都化上妆。也有人在腋窝里夹上土豆片或白菜叶，徒劳地希望这种护身符会降下体温使他们逃脱隔离所。

　　1941年1月，严冬来临使鼠疫蔓延的趋势减弱下来。2月，鼠疫平息，农安的居民们恢复了正常的生活。在此前的6个月当中，仅农安县城，就发现有353人发病，其中295人死亡。在整个农安县，还有更多的人成为100部队实验的牺牲品。农安证明，鼠疫菌可以成为一种有效的细菌武器。

　　100部队研究部的日本“科学者”把注意力集中在农安的时候，部队的另一些科技人员来到了长春城外的一个破败的贫民区。这个赤贫的居民区南距长春东门只有1公里远。日本士兵把贫民区的居民们驱赶到一起开会，由科技人员向惊恐的人们宣布：附近地区发现了鼠疫病人。他们安慰这些居民说：将为他们每个人做免疫接种，预防这种可怕的疾病。“科学家”们没有告诉这些贫民区的穷人的是：给他们接种的不是什么疫苗，注进他们血管里的液体中含的是鼠疫菌。

　　在接种之后不久，鼠疫笼罩了整个贫民区。住在这里的700户人家大约5000人被强行迁移到2公里以外的宋家洼子，这是他们的“临时家居”，他们要在这里一直住到找到永久居住地为止。旧贫民区被日本军一把火烧尽。虽然不知道在这次人为鼠疫爆发中死了多少人，但可以估计，在这样一个肮脏落后的生活区里，死亡率一定很高。

　　在战争结束的日子里，关东军司令部的一道命令销毁了长春细菌工厂和它的各个支队。

　　100部队是在杀死了全部“犯人”之后才撤离长春的，这些“犯人”既有感染了病菌的，也有健康的，一个也没有放过。

　　实验动物大部分被消灭，有一小部分被留下来用于邪恶的目的。1945年8月20日，即在裕仁天皇发布投降诏书多日之后，100部队2630支部的6名人员走进支部的一间马厩，他们用掺了鼻疽菌的燕麦喂马厩里的60匹马，使它们感染鼻疽。这6个人然后把栏杆捣毁，把马匹向四面八方赶。“所有的马匹都四散顺着我们想要它们走的道向附近各村庄跑去。”

　　放出马匹的同时，成群的老鼠也从笼子里解放了出来。一些老鼠已经感染上了各种各样的病菌，也包括鼠疫菌。很快，在这个从前的细菌战死亡工厂周围32公里的地域内老鼠泛滥，其中很多老鼠都是病菌的携带者。

　　1946年、1947年和1951年，长春及其周围地区鼠疫、鼻疽和炭疽连续爆发性流行。由于当时这个地区医疗条件极其有限，瘟疫造成的伤亡特别严重。死亡率非常之高，而且直到1950年，长春部分市区及其周围城镇仍然无法居住。

　　无独有偶，去年美国“9·11”事件后没几天，一本名为《细菌战大屠杀》出版。该书以中英文对照的方式，用500多张图片及相当的文字资料，揭露了日军“二战”期间在亚洲，尤其在中国实施细菌战的史实。同样提供了侵华日军在中国进行炭疽菌实验的情况。该书作者尹集钧调查了金华市郊雅宅——当年日军从飞机上撒下大量炭疽、鼠疫等细菌的村庄。据悉，“二战”期间，金华市有6000人左右死于日军细菌战，其中近三分之一死于炭疽。这个现在让美国人谈之色变的可怕病毒，早在半个多世纪前就使中国人饱受其害。图为书中提及的炭疽菌受害者。(谢尔顿·H·哈里斯)
　重庆讯 昨日，一枚形状特殊的炸弹引起了专家们的震动，据初步断定，这极有可能是一枚侵华日军留下的细菌弹。

　　这枚炸弹是在嘉陵江大竹林江段的河滩上被采石市民发现的。炸弹长60厘米，直径20厘米，重约30公斤，呈玉米棒形状，表面布满类似玉米颗粒的花纹。除尾翼和引信缺失外，炸弹其它部分完好无损。发现者赵大斌称，由于从未见过如此形状的炸弹，他当即将炸弹抬
至市博物馆，以寻求炸弹的来历。

　　市博物馆近现代史部主任李金荣认为，这很可能是一枚侵华日军留下的罪证。李称，在重庆博物馆目前收集的众多大轰炸遗留物中，尚未发现与此相同的炸弹类型，初步估计它极可能是一枚用途特殊的细菌炸弹。

中新网长沙10月25日消息：一颗罕见的日本大型航空炸弹于昨日上午在长沙市被发现，成为日军侵华又一铁证。

　　长沙市开福区捞刀河镇铁路坪铁路桥以东河床退水，使该枚河床淤泥中的炸弹现形。

　　该炸弹弹身比普通煤气钢瓶还粗大，长足有1.5米，重约250公斤。据当地老同志回忆
，该炸弹为日军侵华时为炸捞刀河铁路大桥所投掷，但炸弹投下后偏离了目标，掉进河床的淤泥后并未爆炸，为日军侵华罪行又添铁证。


中新社武汉十月十日电(梅兴华韩京平)湖北省广水市应山办事处双桥村铺子湾日前发现又一日军侵华罪证，该罪证 是一块青色大理石石碑。

　　这块石碑碑身下面刻有“驻止纪念”，落款“金井部队今野队”，碑身右侧面刻有立碑时间“昭和拾肆年拾壹月叁日 建之”。

　　据广水市有关部门考证，日军占据应山的时间是一九三八至一九四五年，昭和十四年为一九三九年，金井部队为日军 三师团直属工兵联队，联队长是金井大佐。联队队部驻应山办事处腰墙湾，下属两个中队，一中队驻竹林湾，二中队驻铺子湾 ，共计五百余人，今野队是其一。

　　目前，此碑已被广水市博物馆收藏。

新华社哈尔滨9月18日电(邢路续章黎明)今天早晨8时左右，哈尔滨市远郊区山区中传来隆隆的爆炸声，这是这个市首次公开销毁日伪时期投放在此地区的400枚炸弹。

　　此次爆破地点选在距哈尔滨市区60公里以外的阿城市亚沟镇，多名爆破专家现场指导，引爆成功。

　　据市公安局治安处负责人介绍，此次销毁的炸弹全部是近一年来在哈尔滨市各基建工地挖掘出来或者是河道下沉暴露出来的，最大的重约500磅。这些炸弹大部分有引信，内胆有完好的炸药，随时有爆炸的可能。

　　为了将这些日伪炸弹妥善保管好，哈尔滨市即时将发现的炸弹一一存放在爆炸物品储备处理厂，在“九·一八”这个特殊的日子里，将这些炸弹统一销毁。

　　现场目击者说，几声巨响就像长鸣的警种，时刻提醒着我们对日本军国主义保持警惕，也在提醒着我们勿忘国耻、勿忘历史。

　　据悉，最近20年来，哈尔滨市共销毁日伪时期遗留的炸弹3894枚。

中新重庆网12月13日消息：11日，重庆梁平县城挖出一颗未爆炸的日军炸弹，这是当地第二次发现日军侵华的“铁证”。

　　当晚7时许，在该县城郊东明村二级一建筑工地上，一钻探工打桩下钻。钻到距地面约10米处时触及坚硬异物，钻探工发觉从坑洞里飘出一股好似煤油的刺鼻气味。他立刻用机具提出钻筒，结果带出一颗沉重的圆柱形金属物体，一头呈圆锥形。郭将圆柱体敲破分离，从
里面掏出大量白色粉末，用火点能燃烧。郭猛地醒豁——这可能是炸弹。

　　当地110接报后迅速赶到现场。经鉴定，该物体为日军侵华时投下的炸弹。经测弹身长70厘米，直径21厘米，重35公斤。据当地老人讲，这里以前是池塘，后淤积成田。1942年，日军飞机曾两次在此投弹。

　　据重庆日报报道，这已是梁平第二次挖出日军炸弹，首次是今年7月14日，但因认识不够很快被销毁。8月13日，一日本律师调查团来梁平调查日军侵华罪行取证时只获得部分残片。有鉴于此，这次发掘出的炸弹已由县文馆所保存以备作证。

　　中新网南京7月23日消息：据扬子晚报报道，南京下关区五佰村日前发现一枚日军侵华时遗留的新型炸弹，该炸弹 已被移交某军械所进一步研究处理。

　　7月15日当天下午，五佰村管网改造工地民工丁某在附近挖出一枚锈迹斑斑的“铁块”，几分钟后竟然冒出缕缕青 烟。

　　经检查，这枚“铁块”实为一枚没有尾翼和引信的侵华日军遗留的炸弹，长35厘米，口径110毫米。为防止意外 ，解放军南京政治学院派出了一个班官兵将炸弹移至安全地带。

　　南京军区某部枪弹专家赶到现场研究后认为，该种炸弹在侵华日军遗留的炸弹中从未见过，由于锈蚀出现沙孔，一经 暴露在空气中，弹体内含有的磷遇氧后发生化学反应，而冒出缕缕青烟。虽然没有引信，但如遇撞击还会发生爆炸。

本报讯(记者华勇)6日下午，年愈古稀的重庆文史馆副馆长王群生透露，在60年前震惊中外的“重庆大轰炸”中，疯狂的日军航空队还在重庆上空扔下了细菌弹。由于此前相关文史资料较少，王老表示，将公开向市民征集日本侵略者使用细菌弹轰炸重庆的各种史料。

　　“重庆大轰炸”中日军曾使用了各种炸弹对当时的陪都重庆进行狂轰滥炸，这些炸弹包括普通炸弹、烧夷弹(燃烧弹)、毒气弹等，但尚不清楚日军航空队是否使用了细菌炸弹。
今年5月，两位长期研究日军侵华史的日本友人伊赖一郎和赖熊，为寻访这段鲜为人知的历史深入到中国进行相关研究，他们先后到遭到日军细菌战毒害的浙江温州和湖南常德寻访，随后又专程来到重庆。根据两位专家在日本的调查资料显示，当年驾机轰炸过重庆的日军飞行员的回忆表明，日军确实向重庆空投过细菌炸弹。然而，迄今为止各种相关史料均未发现细菌弹的明确记载，因此，当年日军航空队是否在重庆扔下过细菌炸弹，仍是大轰炸研究中的一项空白。

　　为此，王群生先生表示，愿本着对历史负责的态度，公开向广大市民征集日军用细菌炸弹轰炸重庆的相关文史资料，包括文字记录、当年的新闻报道、图片、见证人及炸弹实物，以彻底解开这一历史谜团。
本报讯 昨天下午3时50分，随着一声闷响，一枚日军侵华时投下的 航空炸弹在韶关市东郊被引爆销毁。

　　这枚航空炸弹是28日被发现的。当天上午9时10分，一名四川籍民 工在韶关市浈江区启明北路某工地施工作业时，挖出一枚锈迹斑斑的炸弹。 由于挖破了弹体，炸弹冒出白烟，情况危急，民工立即向公安机关报案。

　　经弹药专家鉴定，这枚炸弹是日军侵华时投下的50公斤航空燃烧弹。 韶关市公安局和浈江分局在广州军区、广东省军区及韶关军分区的协助下， 将这枚炸弹安全转运到位于韶关市东郊黄浪水一空旷的山谷里，深埋后引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