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波开明街曾经的浩劫：日军细菌战宁波1554人罹难

我是夏雯静

宁波的开明街，是这个城市的南北主干道之一。道路的两边各式商铺林立，往南一段更是经过了宁波城隍庙，自古到今，这条路都是宁波的核心道路。

开明街的北口，和中山东路相交的地方，立着一块黑色的大理石材质三棱锥型的纪念碑，这是为了纪念1940年侵华日军细菌战宁波疫区，10年前由宁波各界人士重建的。

根据日本细菌战资料中心的负责人濑敬一郎向宁波细菌战民间调查者裘为众提供的一份资料显示，日本731部队曾作秘密调查——宁波因为细菌战罹难的百姓人数高达1554人。

日本博士论文：2公斤鼠疫菌造成宁波1554人死亡

裘为众在宁波市工人文化宫上班，平时工作不显山不露水的，但在2004年，他作为侵华日军细菌战中国受害者诉讼原告团的证人之一，远赴日本参加对日诉讼。

裘为众的这份资料来自日本细菌战资料中心——这个日本民间组织一直致力于搜集日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及以后，使用细菌武器的事实。这份资料其实是一篇论文，是该中心成员花了8年时间在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关西分馆所藏约50万部博士论文中找到的。

论文写成的时间是1949年，作者是日军731部队军医金子顺一，当时他为了取得医学博士学位，向东京大学提交了论文《PX之效果略算法》，里面记载了1940年至1942年间，日军在中国实施PX的情况。这里的P是指鼠疫，X是指跳蚤，跳蚤是人间鼠疫的主要传播媒介。

金子顺一在论文中写道：1940年10月27日，731部队在浙江宁波上空利用空军飞机散播2公斤鼠疫菌，一二次感染死亡人数共计1554人。

而根据当年国民政府卫生署防疫处处长容启荣在《有关浙江鼠疫调查的报告》中的统计，侵华日军在宁波投放鼠疫等细菌武器后，只有104人罹难。

裘为众认为，一次感染是投放鼠疫菌的1940年10月底之后，人数为104人，二次感染则是日军1941年4月占领宁波后，由731部队秘密调查统计得到的数据。
宁波细菌战亲历者：上午撒传单下午撒麦粒

“八·一三”事变，日军占领上海，彼时之宁波，成了当时通向内地唯一的港口城市。

1940年7月17日，日军从镇海登陆，但被国民革命军194师击退，日军死伤千人。

10月27日早晨6点47分，一架飞机从西北面飞来，盘旋一周后俯冲而下，没有扫射轰炸，却抛下大量传单。“当时我们是很害怕的，因为舅舅舅妈说，那架飞机上有膏药旗，是日本人的飞机”，宁波的毛荣华老人当时正好住在舅舅家，那天早上，他正好起床准备回家，还在收拾东西的他，听到防空警报和飞机的声音，跑到屋外，“飞机飞得特别低，然后就开始撒传单”，撒传单的飞机盘旋了一个小时才飞走。

传单上画着日、德、意国旗和两手相握表示“中日亲善”的漫画，还印有“重庆正在闹饥荒，而日本人民则丰衣足食，有余粮来接济你们”等中文。因为战事紧张，大家谁都没把送米送面这样的“承诺”当一回事。“黄鼠狼给鸡拜年，没安好心”。

下午2点20分，日本飞机再次飞到宁波上空，投入大量麦粒和面粉，散落在开明街一带，屋瓦上发出“沙拉拉”的响声。5分钟后，飞机飞走。当时宁波没有自来水，居民饮水全靠水缸收集天落水和井水，这些麦粒直接掉进了水缸和水井当中。
宁波鼠疫幸存者：到乡下避难细菌也没有消散

现在已经83岁的胡鼎阳老人当时只有4岁，他不但是为数不多的细菌站幸存者，还目睹了周围邻居一家一家死去的惨况。

胡鼎阳刚刚参加完在湖南常德举行的第三次“侵华日军细菌战罪行”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宁波，说起当年的惨死在鼠疫菌下的亲人和邻居，胡老沉默了有一分钟的时间，才缓缓说起往事。　　

自爷爷辈起，胡家的家境就不错，家里一幢两层六间开的楼房，一楼的三间房有两间是出租的，另一间用来开店。

日本空投之后没多久，胡家的邻居屋里传来了哭声，滋泉豆浆店老板夫妻双双死亡。老板叫赖福生，32岁，是象山人，老婆赖朱氏只有21岁。没多久，另一家邻居屋里也传来哭声。

10月31日，胡鼎阳的爷爷胡世桂开始发烧，被送往区中心医院(现在的宁波市第二医院)隔离。因为周围不断有邻居死亡的消息，整条街一直弥漫着哭声。胡家决定，一家六口到乡下避难去。可到了乡下，细菌的噩梦并没有消散，11月1日晚上，胡家的姑姑胡菊仙也开始发烧，第二天就死了。到了3日，胡家小叔胡贤庆死亡。

已经迁居乡下的胡家不知道的是，11月2日，宁波本地报纸《时事公报》在本来刊登广告和通报的头版，刊载了关于鼠疫的报道，“市区发现传染病……三日内，不治身死者，已达十人以上”。

没多久，乡下的保长找到胡家，说胡家的坟墓会传播病毒，要求迁掉。无奈之下，胡家只能把小叔和姑姑的坟墓迁到山上。

11月5日《时事公报》刊发第一份防疫专辑，此后每天都登载防疫动态。

11月6日，爷爷胡世桂病死于医院。到了11月20日，在乡下的胡鼎阳，妈妈和叔叔被强制押送回开明街的临时医院进行隔离，直到10多天后，他们才被解除隔离。  

第１．五年间的调查过程
我用了五年多的时间，走访了受害人的家、死亡的地点、以及避难所所在的乡镇和街道共计93个地方，对了解当时事发地点的群众和受害者的家属400多人进行了调查。
现在，能确认名字、住处、死亡日期的宁波鼠疫受害者的总数已达到了112人。在黄可泰先生公布的已判明姓名的109人里又重新确认了4名受害人（沈凤丹、陈岁华、胡长富、汪桃月），而且发现原先已被判为死亡的一人（徐正春[①]）仍然活着（图表1）。其余十名死者的姓名正在确认中，对于姓名不明的人，今后我们将继续进行调查。


第２．经调查已明确的新事实
1、     新确认的4名受害人
（1）第一个是汪桃月,当时14岁,1927年出生在宁波。
家住东后街137号到139号的汪应发夫妇靠经营汪氏机坊为生。这是一个有4台纺车和数名学徒的家庭工场。主要从事丝织品的纺织工作。
汪氏夫妇一家共有6人，其中女儿4人。三女儿桃月因感染鼠疫已亡。
“三妹患病之时正值鼠疫肆疟，邻居一个个都相继倒下了。早上谁谁刚死，下午的时候又听说谁谁死了，就是这样一个情况。于是，父亲马上决定搬家。第二天，我们搬进了开明街对面的东后街150号。但年仅14岁的桃月在搬迁后不久在新家死去了。对外人我们把桃月的死说成是从小体质弱的原因，否认了死于鼠疫这一事实。”桃月的大姐汪秀琴这样说。
因为新住处没有被列入疫区范围，所以他们躲过了防疫队的追查。幸运的是桃月的家属并没有感染鼠疫。
（2）第二个叫沈凤丹，当时22岁。
她的儿子华忠林1939年8月29日出生于宁波南大路福善里29号。他陈述了这场悲剧的发生。
那是华忠林出生刚14个月时的事了。母亲沈凤丹像往常一样拿了些山芋去开明街卖。回家后不久，她就觉得浑身不舒服。当时她22岁，年轻，身体又健康。此后她不断呕吐，全身痉挛，在11月3日那天就死了。死前，全身呈黑紫色。当时她肚子里还怀着即将出生的小孩。
（3）第三个是陈岁华,当时19岁,出生于义和乡陈婆渡村。
徐鑫林的儿子徐正春告诉我们“当年跟我父亲学艺的陈岁华在东后街142号学做皮鞋,当鼠疫爆发流行后,看到师傅徐鑫林发病时恐怖悲惨的样子，便设法逃出了疫区回到了义和乡陈婆渡村的父母家中。但那时他已发了高烧，两天后在家中死亡。”
（4）第四个是胡长富,当时5岁,1936年出生于宁波江北区。
姐姐胡月芬告诉我们当时他们住在江北岸（区）人和巷10号,家庭成员共有9人。当时住在一起的有5人，即双亲、排行第四的姐姐、弟弟胡长富和她。此外还有三个已嫁人的姐姐和一个在上海学做买卖的哥哥。
30年代中期，父亲胡康宏开办了炼瓦器具工场，但经营不善。此时好友陈小保经营的保山食品店因生意红火，而人手不足。于是父亲被邀请去管理财务和有关经营的工作。该店从表面上看是家小店，但内部其实是个工场，生产奶油、面包、曲奇饼等食品。客户方大多是港口处的外国船只、市区的教堂、医院和领事馆。每隔一天父亲就往返于这些客户之间，接定单啦，清算结帐啦。那段时间家里生活比较富裕。
1940年10月29日，父亲去市内的各教会结帐。因为当时日军的飞机经常来空袭，所以父亲不放心把弟弟胡长富留在家里，带了他一起去。父子两人穿过了东大街和喧闹的开明街，向开明教堂走去。当来到开明街街区时，父亲给他的宝贝儿子买了零食。傍晚，两人平安回到了家，但谁也没有料到恶魔此时已降临了。
31日傍晚过后，弟弟吵嚷着头痛，而且开始发烧。11月1日清晨，他全身滚烫，父母亲带着他去了江北岸后马路291号（引仙桥边）一个叫冯忠琦的名中医那儿。但冯医生却说那不过是小孩子中常见的发烧而已，没什么大碍，吃了中药，三日内必能治愈。
父母亲按医生的吩咐，取了三天量的中药，马上赶回家煎了药让弟弟吃下。但三天后病情加重了，丝毫没有退烧的样子。身体开始扭曲痉挛，全身变成了微红的紫色。这时父亲听到开明街一带有瘟疫发生的传闻。父亲非常恐惧，慌忙让母亲去佛像前求拜，自己飞奔出去了解开明街疫病的具体情况。“如果那天没带他出去的话，那……”父亲从心中不断地责备自己。他打听到开明街的疫病其实是一种可怕的急性传染病。
11月3日半夜，弟弟走完了五年的短暂人生，全家都沉浸在悲痛的气氛中。因为父亲知道疫病是种传染病，所以他告诫大家不要靠近弟弟的尸体，并把丧事全全托付给了母亲一人。而且他叮嘱我们见人就说弟弟是由于吃糖塞住了喉咙窒息而死的。母亲求人买来了一支小棺材，早早地收拾完尸体，托人将他埋在草马路边的荒冢地。
随着疫情的日趋严重，我们对弟弟的死因变得更讳莫如深，万一不小心透露了弟弟的死因，全家就会被隔离，另外我们也担心邻居的健康状况，因为已经给他们添了很多麻烦，母亲每天暗暗地哭泣。父母亲分别在50年代和80年代先后去世了，临终都叫着弟弟的名字。到了90年代后期，我们才偶然从报纸上得知了有关细菌战审判的消息。那么宁波的受害者们能到哪里去控诉呢？

2、     112人的死亡地点
现已查明身分的死者有112名（包括已离开的宁波的人）并确认了死亡地点（图表1，图2）

3、     原先住在隔离区（现已烧毁）内115间房子里的人的现状（包括一间房子里住有多户家庭的情况）
（1）   已灭绝的家庭
原先住在这115间房子中的家庭有11户全死了。
（2）   其余的家庭
此外104户的疫区内家庭因一无所有，无奈之下离开了宁波流浪他乡。他们后来的情况几乎无从知晓。连感染、活着与否都不知道。新中国成立以后，仅极少的一部分人回到了宁波。现在，在宁波居住的只有10户。

4、     原告胡贤忠的体验谈
原告胡贤忠就是其中的一个幸存者。通过他，我们能窥见鼠疫的残酷性。
当从鼠疫这场灾难中幸存下来的胡贤忠（在诉讼原告）讲述自己悲惨的童年时代时，他痛苦地回忆着说:
“当时我9岁，父亲胡世桂在开明街70号卖麻雀牌，并把隔壁的一间店面出租给复兴馆、滋泉豆腐店，生意非常兴隆。10月30日那天，邻居们相继病倒。31日，父亲也为头痛所困，并出现了发热症状，于是马上把他送到了鄞县中心医院接受诊治，结果被入院隔离了。
11月1日清晨，开明街、中山东路以及东后街都出现了人员的不断死亡。疫病疯狂地蔓延。2日，母亲带着全家避到了家乡一个叫义和乡陈埠头的地方。刚到达乡里，姐姐胡菊仙就不省人事了。当天她就死亡了。第二天，弟弟也得了同样的病死了。当时，宁波政府正在搜寻从疫区跑出来的人，当地的保长向防疫部门报告了我家受感染和发病的情况。
令人感到悲痛的是，6日住院的父亲在隔离院甲部逝世了。8日，母亲也被送往同顺提庄即所谓的隔离院甲部。11日，由于病情恶化也去世了。就这样，仅十天的时间，四个亲人相继地去了，只剩下我一个人。”（图22）

5、     原告姚翠玉的体验谈
姚翠玉的情况如下：
当鼠疫肆疟之时，原告姚翠玉才6岁，住在开明街82号姚聚兴竹木店。她的家庭由父母亲及兄弟姐妹8人组成。13岁的姐姐姚小娥死在了疫区。
当时父母亲刚参加完叔父的葬礼回来，便得知自己的家已变成疫区这一坏消息。年幼的姚小娥和姚翠玉也被隔离了。左邻右舍觉得姐妹俩可怜，就想趁看管人员不在的时候，帮忙把她们带出来。但姚小娥不愿离开，便独自留在了疫区。11月8日，她就在隔离医院甲部死亡了。父亲由于痛失女儿以及姚聚兴竹木店被毁，一度沉浸在悲痛中，1941年初他喀血去世了。而叔父王仁林家五口人也只剩下叔母一人。这以后，我和叔母两人相依为命活了下来。

6、     原告蒋杏英的体验谈
在继续诉讼的过程中,已去世的原告蒋杏英进述了她家的情况:
“当时父亲蒋阿宝在东大路经营宝昌祥内衣店。1940年以前，全家都住在那里。一楼是店铺，二楼是工场而我们住在三楼。由于生意红火，为了便于扩大经营和生产规模，我们全家和工场都搬到了西门外（城外）的源源里。而店铺仍留在原处。鼠疫流行以后，父亲、婶婶、哥哥蒋信发以及学徒14人相继受到鼠疫感染。
保姆毛施氏（因在疫区东大路的店铺里负责做菜烧饭，扫地等事务而受到感染）是在西门外的源源里死亡的。父亲叫母亲赶快逃离源源里，去西乡茅草柴的亲戚家避难，并让哥哥和嫂嫂一起去了岳母家,父亲便一人留在店铺里打理后事。多亏了父亲，母亲和我（当时我只有3岁）、哥哥和嫂嫂，以及源源里的一些裁缝才能从鼠疫中死里逃生。宝昌祥除毛施氏（在源源里死亡）、林小狗（在湖西中营巷死亡）、蒋康华（在奉化孔峙村死亡）以外的11位员工和我父亲相继在隔离院甲部死亡。
疫病的灾情控制住之后，我和母亲又回到了西门外的源源里，过着相依为命的生活。”

7、     离开疫区的人
突如其来的鼠疫导致人员死亡之后，该地区的居民及一部分感染者为了远离鼠疫（图3、4）有的陆续返回原籍地，有的逃往异乡向亲朋好友求助。感染后，逃离疫区的除了卢桂生、汪应发、胡世贵三户家庭之外，还有很多。像胡康宏、沈凤丹那样住在疫区外，已受鼠疫感染的人也不计其数。
据《时事公报》报导，11月10日因鼠疫而死亡的人中，连名字都没有的人有5个，而这5人中还不包括在中心地死亡的乞丐和流浪者。即便是在当时，也无法查证所有死者的身份及姓名。

8、     卢鹤龄的体验谈
东大街254号的胜利永成西服店主人卢桂生的儿子卢鹤龄（图5）向我们讲述了他那段悲惨的经历。
“1940年10月27日，日军的飞机出现在宁波上空。警报一再响起。人们上午还在逃避疫灾，下午就又要开始面对另一场灾祸了。敌机在低空盘旋，散发传单，宣称要与中国友好交往。
下午喧嚣的警报被解除了，人们看到东大路和开明街的东北方向一带的屋檐上到外撒满了谷粒。
三、四天后，从东后街的邻街纷纷传出了人员死亡的消息。大人们都惊慌不安不知所措。
有一天，父亲的朋友来到我家，劝我们早做离开的打算，因为第二天这一带就会被封锁。母亲慌忙收拾了一下贵重物品，全家连夜逃走了。
我们躲在药行街24号（泥桥街19号）祖传的房子里，姑妈一家原先就住在里面，姑父卢厚生在四川省的成都做生意。姑妈腾出了房子让我们安身。我们都认为这下可以相安无事了。大家在一片恐慌中闭门不出，呆在家里。
但是，恶魔还是抓住了我们。四、五天过后，五妹良娣发烧不止，病情不断恶化，可是我们又不能带她去医院。我仍清楚记得父亲那极度惊恐的样子。那时刚生完八妹一个月，尚在休养中的母亲整天以泪洗面，哭个不停。不久，良娣未能逃脱细菌战的恶魔之手，死了。
为了不影响到邻居，无奈之下只能把西服箱当作棺材，将良娣的尸体放在里面。另外在里面放了大石头，叫人力车连夜运走了。第二天，父亲就回来了。大家都痛不欲声，可又不能哭出声来。这以后，听大人们说，父亲把装有良娣尸体的西服箱运到埠头后，又雇船运至镇海，把它投进了海里。
在父亲回来后的第三天，为了消灾保平安，家里请了一些道士来做法术驱除恶鬼。然而，恶运并未就此结束。法术一直持续到晚上，此时父亲早已感染了鼠疫，连求神拜佛的力气也没了。
父亲为了不让邻居知道自己的病情，于是装得好像挺有精神似的一直坐在侧房的沙发上。两天后他就在沙发上去世了。母亲无暇顾及自己的身体，独自处理着父亲的丧事。在邻居和姑妈的帮助下买来了棺材，早早地把父亲的尸体装入了棺材，并把灵柩悄悄地送往西乡蟹钳岙的祖墓，埋葬了。
之后,全家暂时住到了乡下的亲戚家。当时一起回乡下的除了已嫁人的大姐以及被她带走的6岁的弟弟长龄，还有刚出生就寄养在别人家的八妹之外,就只有母亲、二姐、七妹和我这几个人。
无意中母亲也被日军投放的鼠疫菌所感染，突然发病了。幸亏有亲戚的帮忙，我们才有可能将母亲送回宁波。那时，到底投宿在哪家我已记不清了。在华美医院工作的朋友的帮助下，母亲入院了。大人们安慰我们说母亲在医院肯定会好起来的。但入院三天后，便传来了母亲病逝的噩耗。
我们始终不相信母亲已经死了，大家都陷入了无限的悲痛中。
当时我还年幼，并不了解大人们在干些什么，只知道为了活命，为了逃离恶魔我们到处逃命。姑妈处理了母亲的后事。同父亲那时候一样，他们叫来了人，把灵柩送往乡下，葬在祖墓里。”

9、     周秀英的体验谈
现今住在上海康定路上的周秀英今年已经85岁了。她泪流满面地描述了60年前发生的那场悲惨至极的灾难。
“小时候，我住在宁波湖西太阳巷63号。60多年前，由于日军的出现，我家遭受了一段惨痛的经历。弟弟周裕定[②]现在如果活着应该有78岁了。真是令人伤心啊！
弟弟14岁的时候在东门街的一家店铺里学习做买卖。日军飞机投放下了有毒物品，该店的店主最先遭受了感染。随后，弟弟也受感染倒下了。后来被介绍人带回了家。当时已发了高烧，脸也变得通红。他清楚自己已得了烈性传染病，第二天早上就离开了人间。之后我们就在不断地避难。至今我仍十分痛恨日军，那是永远无法忘记的。
日军不仅投放炸弹，竟然连鼠疫菌也用上了，切断了我家的血脉。父亲由于过度悲伤在第二年的春节之前便过早地离开了我们,年仅55岁。”

10、   其他有着悲惨遭遇的家庭的例子
宝昌祥内衣店学徒蒋康华感染鼠疫后，10月30日偷偷地逃回了家乡奉化孔峙村。11月4日在家里死亡了。因为他母亲对鼠疫一无所知，所以葬礼之后她从宝昌祥取回了蒋康华的被子和衣服等东西。防疫队知情后，便尾随其后来到了孔峙村。他们将蒋康华的尸体从孔峙山挖了出来焚烧了，然后将其再次深埋。他的母亲见此惨状疯了。不久也死了。


第３．宁波细菌战的背景
早在1937年8月16日，宁波就遭到了日军的空袭。当时，宁波南郊的栎社、古林等村受到了袭击。同年10月30日，宁波城区、镇海及宁海，11月4日江北岸都遭到了日军的空袭。约30人死亡，200多间房子和3艘船只被毁。当时，正值淞沪战争爆发。
至1940年10月宁波城区（图6、7、8、9）鄞县、镇海、奉化、宁海、慈溪、定海、象山、三门、余姚等地先后已遭受了多次日军的狂轰滥炸。死亡民众多达数百人，毁坏的房屋、商店、商铺将近一万间。
在当年的淞沪战争中，中方军队经过顽强抵抗，大大地挫伤了日本侵略军，日军死伤惨重。这次沉重地打击了日本军国主义者“三个月消灭中国”的幻想。

第４．当时报纸上有关日军飞机空袭的报导和鼠疫的发生。
1、日本飞机空袭
日军偷偷地利用飞机释放鼠疫菌。
首先，日军为了掩人耳目，借助散发传单来迷惑民众。
在1940年10月28日宁波《时事公报》第二版的右下方（图10）在“昨晨，敌机一架在宁波上空散发了古怪的传单——鄞县沿海有敌方军舰四艘”这一标题下有三条关于空袭的报道。
这三则报道对27日进入宁波城区上空的日军飞机次数及其飞行路径作了如下的详细报导。
第一条消息是这样报导的“昨日早上6时47分，在龙山发现了一架敌机，马上拉响了空袭紧急警报。敌机入侵后，在上空盘旋，向当地散发了一些古怪的传单。之后，敌机路径慈溪、观海卫、余姚、浒山、百官，向西北方向离去。7时52分当地解除了警报。”
第二条消息是这样报导的“昨日10时46分，在观海卫听到飞机声后，当地便立即拉响了空袭警报。之后，敌机向慈溪以南方向离去。11时10分，警报解除。”
这二条消息说明了日军自1937年的空袭以来首次未使用炸弹，而改成投撒“怪异的传单”。“日本人民丰衣足食，尚有剩余粮食来援助你们”他们企图用这种花言巧语来迷惑民众，使之放松警惕心。
第三条消息则详细清楚地报导了午后敌机入经宁波的全过程。其全文如下“昨日午后2时20分，在海门发现一架自南向北飞行的敌机，当地立刻响起了空袭警报。2点27分，该机经过宁海时，当地也立刻拉响了警报。该飞机在当地的上空飞行，后途经慈溪，向龙山飞去，之后又朝海的方向飞去，消失在远方。2时50分警报解除。”(图10)

2、原告描述当时的情况
在鼠疫中幸存下来的原告钱贵法在本案件裁判提诉后便死亡了。生前他曾这样说过。
“那时，在昏暗的高空中一架日军飞机向宁波城区方向飞来，盘旋一周后，马上自东向西飞去，投下很多类似于麦粒的东西，弄得房屋上的瓦片‘喳——喳——’作响。”钱贵法亲眼目睹了日军飞机将大量的麦粒、小麦粒和棉花投向开明街的周边地区，这些东西纷乱地飘落在街道上。
听到警报后，住在街道里的人们慌忙跑出门，神经紧张地估摸着炸弹可能飞来的方向，以便躲避炸弹的袭击。同钱贵法一样，他们也看到敌机只投下了灰朦朦的东西。警报解除后，人们一阵慌乱不知所措,同时也感到莫名奇妙。到了第3天，大家还在纳闷究竟是怎么回事的时候，有人就开始发病了。

第５．鼠疫的应对措施
1、 当时的鼠疫应对情况
11月2日《时事公报》（图12、13）的第二版上刊登了传染病的发现及尽可能采取的预防治疗和消毒措施这些新闻。
标题是“城区发现传染病，卫生院设法防治——卫生指导室在病区扫除消毒”。
据报导“从10月30日起，鄞县县东镇的开明街和唐塔镇东后街的周围急性传染病蔓延，3天内不治而死的有十余人之多。病症为头痛、发寒、高烧等之后便立即不醒人世了。死前也有人出现腹泻症状。
县东镇镇长毛稼生深知事态严重，马上给鄞县卫生院的院长张方庆打了电话，请他来县东镇。看望患者，进行诊察，两人共同着手此事。有几名感染者已经被送往中心医院接受观察。为了便于治疗，他们采取了凡是感染者,镇政府免费发放诊疗券，将病患者紧急送往中心医院进行治疗的措施。同时他们又向县政府的卫生指导室拨了电话，提出了对疫区进行打扫和消毒的请求。

2、 目击者讲述当时的情况。
原国民党立法委员会委员毛翼虎是当时开明街发生鼠疫这一情况的目击者。
他说：“1940年，我亲身经历了日军向宁波投放鼠疫菌这一事件的全过程。那时，我在宁波做律师，同时兼任鄞县政府的秘书。我看到飞机飞来，在空中盘旋之后，投撒下了谷物和脏物。数日后，那附近就发生了鼠疫，疫情迅速蔓延。

3、 医院的应对情况
当时，东大路、开明街属于鄞县县东镇，与唐塔镇和灵桥镇相邻，是市中心的繁华街道。镇长毛稼生收到了疫病的流行报告之后，马上请鄞县卫生院院长，华美医院院长等地方医学界的专家展开调查。
自开明街的暴猝事件发生之后，前往医院就诊的患者连续不断。起初，医生把鼠疫误诊为恶性疟疾。当时的华美医院院长丁立成这样说道。“我见过一个得了鼠疫的八岁小孩，他开始去了一家医院就诊，因为有头痛、发冷的症状，所以被诊断为恶性疟疾，注射了两支奎宁但不见效。之后又去了其他的医院，也同样接受了奎宁的注射，但始终没有效果。最后医生发现了喉咙周围的淋巴腺结的膨胀，才怀疑为鼠疫。但小孩还是死亡了。”
至此，日军所实施的这场秘密的细菌战才露出冰山的一角。

4、 报上提到的防疫措施
11月5日《时事公报》发行了防疫特集（图14）。从鄞县办公厅电告的县办公厅第291号公告中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宁波不幸发生鼠疫巨祸。此疫病极易传染，凡疫区内的居民及疫区内的任何物品被带到他处，疫病就会如火势般蔓延，所以必须进行严密的封锁。为此，特发此公告。上述是全县人民必须遵守做到的，不得隐藏亲朋好友。若对此灾害认识不清，违反规定的，那么其邻居就有到设在民光剧院的防疫事务所进行揭发的权利。这是与大家性命攸关的事，千万不能马虎对待。对此我一再反复强调。县长俞济民”
特刊用“巨祸”这一醒目的大标题，动员号召全县人民同鼠疫作斗争。
“‘巨祸’！请全县人民共同努力同这场鼠疫作斗争。宁波城区的开明街，东后街一带发生了鼠疫！鼠疫是最为可怕的传染病。已受感染的20余人在三天内全部死亡了。请快速预防！这种疾病对于个人或社会全体来说都是一个巨大的威胁。今日起请立即采取以下预防措施。
① 隔离：请速将出现头痛、发热、淋巴肿胀、昏睡症状的患者送往设在开明街民光剧院的临时防疫事务所（电话号码1401），经诊察确认后，送往南门的董孝子庙。与感染者有接触的家人必须脱掉身上的衣服，剃光头发，并洗澡换上干净的衣服。不得搬离疫区。
②消毒：出现以上的病症，请速拨打电话在1119，请求房屋的消毒。
③抓捕老鼠，歼灭跳蚤：疫区外的居民请主动地抓捕老鼠。消灭了老鼠就等于消灭了鼠疫。因此请大家积极地行动起来吧。”

5、 开明街上鼠疫流行
当时，从开始怀疑开明街的疫情发生到真正得到确认只有五天的时间。这给了国民党政府当局巨大的打击。
据11月6日《时事公报》第二版的头条报导，出席在永康县方岩举行的省府专员县长会议的鄞县县长俞济民5日回到了宁波。“俞县长请来了省卫生所的工程师指导消灭鼠疫，并且省防疫队也将于明日到达宁波。昨日，隔离医院11人死亡，疫区区外9人死亡。已发现了皮肤鼠疫患者，正处于治疗中。”报纸并以这一醒目的标题进行了报导（图15、16）。之后，《时事公报》就每日疫区的疫病流行情况，疫病的预防知识等内容进行了大力度的报导。
开明街鼠疫发生（图17）过于突然、猛烈，而之前又没有任何征兆。从这点看，它明显不同于自然鼠疫的流行。发生前，并没出现老鼠大量死亡这一自然鼠疫流行的特征，另外宁波的地方上也未曾有过鼠疫流行的记录。
而且，从10月27日，日军飞机从开明街上空向下抛撒麦粒，小麦粉等东西之后，跳蚤数量增多，这种跳蚤色红、眼小，有别于本地的跳蚤。这一点居民们仍然记忆犹新。这种跳蚤实际上是本次鼠疫的媒介物。

6、 鼠疫的平息
虽然有从疫区跑出来的民众和在外发病的民众，但从整体上说，由于采取了严格的防疫和隔离措施，控制住了鼠疫的扩散。经过半个月的努力，疫区的人们或被隔离治疗或被注射预防针（图18），鼠疫大体上得到了控制。疫区全体接受封锁，隔离和消毒，最终疫区全部被烧毁。11月30日《时事公报》报导，这场人为的鼠疫已得到了平息。之后，宁波的一些地方没有再度出现鼠疫盛行。


第６．化为废墟的隔离地
细菌战使得宁波变成了一个死寂的城市，商人们也纷纷外逃。鼠疫导致了人员骤死，听到此消息的东后街118号至129号，以及东大路沿街的居民和部分感染者为了躲避鼠疫传染，都纷纷离开了宁波。这些人中有回故乡的，也有的到远方投亲靠友和流浪他乡。最后，疫区全用火焚烧了，从此宁波的中心地段,繁华的开明街地块就变成了一片废墟。之后，废墟地就被宁波人称为“开明街鼠疫场”。
这与鼠疫流行前的东大路和开明街的繁华景况相比真可谓天差地别（图19、21）。


第７．结尾
宁波自古以来就是我国有名的港口城市，商贸活动和对外贸易可追溯到秦汉隋唐时代。据市志记载，20世纪30年代，宁波的大街小巷上大小商店鳞次栉比地排列着（图21）。1931年，各类商店总数约为5600家。当时的统计将近半数的成年居民从事于商贸或是有关商贸的行业。很多宁波人互帮互助，相继在上海天津和武汉等港口开放城市开店,乃至东南亚及世界各地从事商业活动。由于大量的宁波人在外经商才形成了驰名中外的“宁波帮”
从前宁波人主要从事绵布业、药业、南北货物、干水产、钟表等百货业，食品业、木材业、盐业等行业。
自1937年，日军飞机轰炸宁波以来，以商业为首，宁波的所有行业都衰退了。商人纷纷把店铺转移到了上海、武汉、重庆等地。更有一部分的金融家为了避开日军的掠夺，把钱庄、银行等搬到了上海的英、法租界地。
侵华日军在宁波等地实施细菌战的目的是灭亡中国。
侵华日军在宁波等地实施了细菌战。这一切不仅仅是为了要切断宁波至其它港口的通道（当然，这也是一个要素），更为重要是在南京、上海、杭州沦陷后，宁波成为一个战略要地，而且，它是阻挡日军进军华东地区的一个障碍。
1938年9月以后，日军在宁波遇到了强大的对手。虽然日军陆、海、空的猛烈攻击，镇海的防卫军194师和宁波防卫司令部顽强地守护要塞，并且于1940年7月17日在镇海的入口获得了胜利。又再一次打破了日本军国主义者“三个月消灭中国”的幻想和野心。日本军国主义者不顾《日内瓦协议》，竟采用了石井四郎的残酷无比的大杀伤性细菌武器，对宁波至浙赣沿线等地实施了种族大屠杀。1940年至1944年间，日军在上述地区投放了大量鼠疫菌、霍乱菌、伤寒菌及炭疽菌等细菌。宁波、金华、义乌、衢州、常德等各地疫病蔓延。这场人为的灾难导致了数百万中国民众的死伤，数百万个家庭遭受了家破人亡之悲惨结局。事至今日日本政府还在隐瞒这场惨无人道细菌战的罪恶行径。不但不向细菌受害者谢罪赔偿，反而公开歪曲篡改历史的真相,美化其反人类的法西斯暴行。对此我要求法廷为了人类，为了亚洲乃至世界的和平和正义作出公正的判决。

[①] 当年《时事公报》及容启荣的《浙江鼠疫调查报告》，死亡名单中均有徐正春的名字。其实，死者应为徐鑫林学徒陈岁华，徐同陈为同乡，陈岁华染疫后目睹惨状，寻机逃出了疫区回到家乡，死于陈婆渡义和乡。
[②] 周裕定在当时的《时事公报》及容启荣的《浙江鼠疫调查报告》中均以周洪生之名，现已查明有笔误。根据其亲姐周秀英、周秀月陈述其弟是周裕定，其父名为周顺生。

我是夏雯静

位于济南市泉城路的齐鲁金店曾经是侵华日军特务部队的驻地，当时被称为“泺源公馆”。史料记载，1937年12月27日济南沦陷后，日本侵略者为了推行殖民统治，将大批特务派往济南，先后在济南成立了20多个特务组织，以维持其法西斯统治。1942年，日军组建武装特务部队“特别警备队”。所属官兵佩戴三角形符号，又称“三角部队”。该部队山东分队初建于1943年春，队部设在济南西门大街72号(今齐鲁金店址)，因西门旧称泺源门，故命名为“泺源公馆”。
　日军曾在济南实施细菌战

　　此前，中央档案馆已经公开了藤田茂的部分资料，根据笔供，1945年5月，藤田茂使令防疫给水班使用霍乱菌，实施了细菌战。

　　据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的《鲁西细菌战大屠杀揭秘》记录，藤田茂在1954年8月31日的口供中说，“防疫给水班的性质和任务除与字面相同外，还有培养细菌、准备细菌战的任务。1945年5月下旬，我们第四十三军司令官处去报告‘秀岭一号作战’的情况时，军司令官细川中将向我表示将来对美国作战要实施细菌战的意图。我根据司令官的意图，产生了使用防疫给水班进行霍乱细菌战的构想。于6月上旬，我命村上参谋和防疫给水班班长协调。做好细菌战的准备。准备的情况我没有检查过，但我承认有这一阴谋。

　　近期，齐鲁网记者走进济南“侵华日军细菌部队原驻地”，寻找日本侵华时期血的罪证。

　　日军细菌部队原址在经六纬九路

　　在济南经六纬九路上，山东省物资局大院内，有一栋饱经沧桑的灰色老楼，见证了日军细菌战部队的种种罪行。

　　在灰楼入口处，挂着一张牌子"侵华日军细菌部队原驻地"，属于济南市第三批文物保护单位。

　　灰楼看上去很坚固，用整块大石头打底，上面三层，地下一层。地下一层的入口已经被生满铁锈的门锁紧紧锁住，沿灰楼外围走一圈，地下室的窗户被报纸死死糊住，从狭缝中能隐约看到，地下空间足够大，里面杂乱陈放着破旧的桌椅凳。

　　灰楼内，阴暗破旧的走廊、微弱泛黄的灯光、斑驳的楼梯扶手，增加了厚重的历史感。目前灰楼已经租给一家宾馆做员工宿舍，对于灰楼的沧桑过往，很少有人知晓。

　　根据资料显示，一支番号为"一八七五部队"称为"北支那防疫给水部济南派遣支队"的细菌部队曾经在1938年到1945年驻扎在济南并进行细菌战实验，确凿证据表明，1942年到1945年曾经在现在经六纬九路的一片带有地下室的建筑里，秘密从事细菌战研究。这支部队名为防疫，实际上它却是用人体实验疫苗，在济南曾多次用中国俘虏作为鼠疫、伤寒、霍乱等病菌的实验。

　　根据"北支那防疫给水部济南派遣队"1942年到1945年在"纬九路办公处"的机构布局图，日军细菌战部队进行研究和实验的区域在经六纬六、经六纬九沿纬九路两侧。现存的灰楼就是当时日军陆军医院的大楼。大楼的西边就是专门进行细菌战实验的"1875部队本部"。

　　细菌战见证者：一拉肚子就不得了了

　　家住灰楼对面的张长友老人，今年79岁，是个老济南。当年日军发起细菌战时，张长友仅5岁左右。"那时候，最怕拉肚子，只要一拉肚子，就不得了了，上吐下泻，病情严重的会死。"老人逐渐陷入回忆，话语激动起来，"当时听大人们说那是虎烈拉，千万不能染上。"

　　张长友回忆说，那时候，他经常跑到附近一家医院（现在省立医院）玩儿，趴在地下室窗户口就能看到病房的病人。老人告诉记者，"病房里全是拉肚子的日本鬼子，整天在里面关着，不让出来，连吃饭也有严格规定，基本吃不饱。"　

　　据一直住在道德街的盛广勇大爷回忆，因为从小跟随父亲拉车经常出入日本人的驻地，所以了解的事情比较多。

　　他清楚的记着经六纬九路那处三层小楼，那座楼和附近的几栋建筑是青石打底的，特别坚固，当时人们都叫那是日本人的伤兵医院。整个院子附近关卡林立，戒备特别森严。院子的正门开在经五路，经六路上有个后门。“这个医院很奇怪，在医院里和附近闲逛的日本伤兵都是轻伤兵，和以前人们见到的国民党伤兵医院经常有缺胳膊少腿的重伤员全然不同。”

　　盛广勇回忆，“起初人们传说日本军队对重伤员不予治疗，所以医院里没有重伤员，后来渐渐有人说这个医院里有道道，能把好人治坏甚至治死。当时一起拉车的人经常聚在一起，曾经有人说起过，日本人让拉地排车的到院里面扛东西。把用布裹着的一条一条的东西从地下室的院子里扛出来，本来这个活儿日本人不让中国人插手，可是有时候日本人或者是高丽人(当时都说日语很难分辨)嫌脏怕累，就喊一些比较熟悉的中国人替他们干，酬劳相当高，抬一回就能给两斤小米。开始并不知道扛的是什么，一次布裹得不严，一只人的手臂掉了出来，那只手臂上满是燎泡，当时看到的中国人都吓了一跳。穿着防护服的日本军医马上过来把中国人全部都赶走。”

　　在这个院子的东边，经四纬十路那里还有一处老百姓俗称“宰牛房”的地方，曾经是宰杀牛肉的屠宰场，日本人来了后经常一卡车一卡车地往里运人，只有在白天能看见帆布盖住的车往里运人，从来没有见车开出来。一到晚上却时常有车开出来，开到军医院，更多的则开到“琵琶山”的万人坑。

　　济南防疫给水部战犯供录：向中国人体注射细菌 待其发病后解剖

　　据新华出版社出版的《山东抗日战争纪实》记录：日军早在1943年初即进行战役准备，培训细菌部队，扩充人员，添置器材；调练配合作战部队的防疫能力；侦查；战役动员。

　　1月，第十二军军医部部长长川岛清到泰安第二三五〇部队巡视，检查细菌检验能力、培养器材配备。之后，第五十九师团开始了战役的全面准备工作。由师团军医部部长铃木敏夫主持，第二三五〇部队部队长冈田春树任教官，对全师团卫生人员进行培训，内容为霍乱、伤寒、赤痢、斑疹伤寒等科目，以及细菌检查法、培养基制作、灭菌消毒法、培养霍乱菌的蛋白质和水溶液制作法等实习课、细菌检查法侧重于霍乱菌检查法；九八式卫生滤水机才使用、分解法；细菌污染地带给水法、净水剂使用法。

　　第二三五〇部队还派员到北平第一八五五部队学习培训。同时增调人员、添置细菌战必需的器材、试剂。

　　据日军细菌战犯、曾于1943年在济南防疫给水部任职的中尉军医竹内丰供录：为了试验亲制细菌的效力，曾向当地宪兵队先后要来俘虏11名，用肠伤寒、副伤寒菌约1cc至2cc注射到俘虏的铣骨与乳房之间的皮下，使其发病后用绳绑在解剖台上，施行全身麻醉，进行解剖。看肠的溃疡期与结痂期来研究菌力。此后又用电话向宪兵队联系，即开来汽车将尸体装上拉到郊外。用此种方法于1943年8月16、19、21、24、27、30、31日间，同在防疫给水部内共进行了7次，残杀俘虏11名。

　　向中国人人体内注射毒药、毒气、空气使其死亡，也是日军兽兵的“创造”。1943年2月，日军第五十九师团防疫给水班班长冈田春树，在泰安城东北给两名中国妇女注射毒药，她们当即死去。据抗战胜利后接管济南"新华院"的国民党山东当局宣布，该院关押的八路军俘虏被注射毒药、细菌致死者多达数百人。

　　1943年8月21日午夜，阴谋的气息在暗夜中弥散。凌晨3点半，侵华日军华北方面军司令部陆续召集他们控制之下的使馆、领事馆、华北交通、华北政务委员会、北平市卫生局、警察局的相关人员，召开了一次紧急会议。时任日军第一军医部部长的石井四郎，在会上做了一个耐人寻味的报告，内容是“关于华北防疫强化对策”。石井四郎的另一个身份，是原关东军731部队队长，日本细菌战最高权威。
　　那个夜晚的更多细节已经湮没在半个多世纪的烟尘里，被记录下来的只有一份简短的会议报告记录，石井四郎描述了华北地区北平、山东、河北、河南等地发生了虎列拉——也就是霍乱——的状况，“19、20两日内发生11名（其中死亡6名）新患者，由此计算，自发生虎列拉以来的总患者总计达到188名（其中死亡126名）”，继而发布了六项必须从8月23日开始实施的《华北防疫强化对策规定》，核心内容就是禁止在发生霍乱区域乘车乘船，这些地区的果物蔬菜也禁止向外运输。
　　山东地方史研究者崔维志分析，这份报告所使用的其实是“隐词”，隐藏着日军一个惨无人道的屠杀阴谋——“加强防疫华北虎列拉的意思，其实正是实施鲁西细菌战”。那些禁止通行的区域，比如“禁止在石门—新乡（不在内）、石门—德县、济南—德县（不在内）之间的各站及北平、张家口、大同、包头、怀来各站乘车;石门—新乡，大同（沿着铁道线的道路以南）、卫河以西的汽车禁止通行;禁止白河、子牙河、滏阳河、南运河、卫河的航行。”崔维志说，“其实就是实施鲁西细菌战有可能蔓延的区域。”这份午夜的报告，“实际上是实施鲁西细菌战的动员令”。
　　果然，石井四郎作这个报告后没有几天，日军就实施了代号为“华北方面军第十二军十八秋鲁西作战”的霍乱作战阴谋——这也是侵华日军在中国实施的规模最大的细菌战。1943年是日本昭和18年，所以这次的细菌战被称为“十八秋鲁西作战”。日军59师团参谋是计划的制订者，该师团成立了“防疫本部”作为具体的指挥机关，作战时间为8～10月。
　　在8月21日夜晚的密谋之后，日军航空兵、步骑兵向卫河及鲁西各县撒放了大量的霍乱菌。但整个计划如此隐秘，除了极个别人员，参战日军也被蒙蔽，指挥者只是宣称鲁西有霍乱疑似患者，为了防止感染，全军要进行防疫准备，部队进入疫区之后必须遵循一系列的卫生守则。日军所有的参战部队都注射了预防霍乱接种液，分发了预防感染药物，而无辜的鲁西民众对于即将到来的灾难却没有任何准备。直到死亡袭来，陷入霍乱之灾的卫河流域，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也一直以为遭受到的不幸只是一场天灾。
　　水灾和霍乱的真相
　　卫河发源于河南省辉县西北，经河北流入山东省，由馆陶、临清、德州，再向东北注入渤海湾。卫河临清至德州段与京杭大运河重叠，从这里乘船北可去天津，南可达杭州。这里成为山东与河北两省物资交易的通路，临清也因此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成为山东省仅次于济南的繁华城市。不仅如此，卫河流域也有极其重要的战略地位，是连接山东、冀南、冀中和太行山抗日根据地的中心区域，八路军冀鲁豫军区、中共冀鲁豫边区党委和行署就驻在这里。崔维志分析，日军选择在鲁西实施细菌战，正是因为看到了这里战略上的重要性，而那一年山东异常的天气也为日军的阴谋提供了方便。
　　8月21日这个密谋夜晚是否曾经下雨，不得而知，但是根据被保留下来的史料，进入8月以来，山东的天气就有些反常，持续几年大旱的山东西部地区普降大雨，并且一连下了十几天，卫河等河流的水位迅速上涨，这成为密谋者石井四郎和他的上司冈村宁次期盼中的良机。因为鲁西过境的卫河等河流河床高于西岸地面，利用汛期决堤放水，阴谋者有多重盘算，一方面是凭借洪水的泛滥迅速传播霍乱病菌，一方面还指望能够借洪水淹没冀鲁豫边区和冀南根据地，“把其中的八路军和农民一举消灭掉”。第三个重要原因，是因为卫河水位的上涨，严重威胁着日军控制的津浦铁路和后方重要军事基地德州的安全，而津浦铁路是日军的生命线，崔维志说，“博山、淄川、华丰、新泰的煤，金岭镇的铁，南定的铝矾土和油母页岩等地下资源，以及号称‘谷仓’的山东省的农产品”，向日本本土和伪满运送，都离不开津浦线，将卫河决堤，把水放于地势低洼的西岸，既能保住津浦线，又能保住德州。
　　卫河大堤被日军53旅第44大队掘开，大队长广濑利善率领60人抵达临清大桥附近的卫河西堤，7人负责掘堤，其余人员警戒。附近村民得知掘堤的动静，赶来哀求日军住手，都被日军打翻在地。在村民与日军厮打的时候，水流湍急的拐弯处已经被掘开半米宽、半米深、5米长的口子，汹涌的洪水向西堤一泻千里，转眼间堤坝被冲垮150多米。河水奔腾，人们根本无法逃避。崔维志花了很长时间考证当年的灾难情境，“田里待收割的谷子转眼就不见了，正在地里干活的一群年轻人被淹死，正在临清旧城门玩耍的5名儿童，一齐惊呼妈妈，转眼就被洪水吞噬，从村里逃出来的一群群背负包裹的人，也被洪水追得走投无路……”驻扎在武城县官寨二十里堡的日军一个分遣队也因逃避不及，全部被淹死。漳河、滏阳河等河流的大堤，在接下来的日子里陆续被日军掘开。洪水携卷着日军投放的霍乱菌在这片土地上肆虐。
　　这次细菌战究竟使用了多少霍乱菌，目前依旧没有准确统计。根据济南防疫给水部日本战犯竹内丰供述，仅1943年8月，参谋部就来取过三次细菌，“8月上旬一次，同月20日左右一次，月底一次”，“数量具体不知道，只知用玻璃制的口径约40厘米、高50厘米的圆桶装运了5桶，3次一共15桶”。事实上，就在8月21日密谋这一天，竹内丰还在解剖室里残忍地将俘获的一名八路军战士做了活体解剖。
　　根据始作俑者广濑利善大队的调查，仅临清大桥决堤，就造成960平方公里以上的地区浸水，约40万吨以上的农作物和9.6万公顷的耕地遭到破坏，6000户以上的中国人房屋被冲倒，因霍乱、水淹、饥饿，中国居民死亡约3万余人。洪水过了一个月才慢慢退下去，连广濑利善自己也承认，“美丽富饶的卫河左岸已经变成了人间地狱”。馆陶县社里堡村的幸存者，70多岁高龄的井富贵老人依旧清晰地记得灾难的样子，“8月里河决口，9月里闹霍乱，半个月里大批村民死亡，记得当时全村一片哭叫声，基本上家家都有出殡的！”这次的灾难，使得包括鲁西、冀南24县在内的中国军民死亡数字高达42.75万人。
　　细川中康、江田稔、广濑三郎事后签发了一份《关于霍乱停止发生的报告》，隐瞒日军撒布毒菌造成瘟疫的真相，还把发病原因说成是从中国人那里感染的。更令人惊讶的是，日军12军军医部于1943年11月上旬在济南召开“鲁西霍乱原因讨论会”，与会者在所谓的研讨之后，竟一致认为“一是由于当时在厦门和香港流行霍乱，从南方传来此地;二是因霍乱菌可以越冬，原来此地就有霍乱菌”。上世纪50年代初，部分日本战俘才吐露出了真相，但却因为历史的原因被湮没在一堆史料之中。直到1993年，山东地方革命史研究专家崔维志和他的夫人唐秀娥，为征集他们所著的《山东抗日战争纪实》一书，在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查档，发现了鲁西细菌战的线索，此后费劲周折，最终在中央档案馆查到了当年日军细菌战犯交代的口供、笔录及揭发材料，灾难的真相才大白于天下。
1943年夏季，鲁西地区大旱。当年8月，鲁西地区迎来了大雨，十几天的大雨，让鲁西地区的卫河、漳河、滏阳河、滹沱河等河流水位暴涨。就在这个时候，驻扎在临清的日军决堤放水，洪水淹没了村庄和农田。令人费解的是，洪水所到之处，瘟疫（霍乱）横行。许多村庄一夜之间就会死亡上百人，尸横遍野。“早死有人埋、晚死无人抬”的悲惨景象在鲁西地区上演。从8月下旬到10月下旬，仅鲁西北18县就有20万以上中国和平居民死亡。

　　这就是日军发动的代号为“昭和十八秋鲁西作战”的鲁西细菌战!

　　一手发动鲁西细菌战的罪魁祸首就是臭名昭著的冈村宁次、石井四郎，直接指挥者为细川忠康。日军用飞机将霍乱菌撒向卫河流域，然后掘堤传播。鲁西细菌战是日军高层的核心机密，知情者并不多，日军投降时，又极力销赃灭迹，因此，这个惊天黑幕一直掩盖了半个多世纪。

　　据日本军方秘密统计，该霍乱瘟疫波及鲁西地区24个县，中国平民死亡42.7万余人，再加上其他地区的间接受害者，死亡同胞不计其数。

　　另据《中共冀鲁豫边区党史资料选编》记载:“鲁西北……出现了大面积的灾荒，冠县、堂邑公路两侧、马颊河两岸约1500公里的土地上，形成了涉及莘县、冠县、聊城、堂邑4个县10余个区1000多个村庄的40万人口死亡的‘无人区’。”

　　日军实施惨无人道的鲁西细菌战，是见不得人的卑鄙行为，违背国际公约和人道主义。所以，在发动细菌战之前，就制定了严密的保密制度。日军规定，部队一律称代号，违者“严惩不贷”;细菌制造、作战活动均打着卫生防疫的幌子，作战计划、命令和汇报统统使用“隐词”、反语;对配合执行作战的海陆空军官兵也严加保密，除少数高层人员外，其余官兵包括具体操作人员均不知自己所为。

　　1943年8月21日，石井四郎在华北方面军司令部召开的会议上，曾经作了关于“华北防疫强化对策”的报告。石井四郎在报告中说，因北京、山东、河北、河南等地发生了虎列拉(霍乱)，应禁止在上述区域乘车、乘船，这些地区的果物蔬菜也禁止外运。崔维志认为，这份报告使用的是隐词，发生虎列拉就是实施鲁西细菌战，禁止通行的区域即是实施鲁西细菌战可能蔓延的区域。

　　抗战后期日军战败后，销毁杀人器具、罪证，携带相关资料率先潜回日本。1945年8月15日，具体实施鲁西细菌战的日军第五十九师团在朝鲜向苏联红军投降。实施鲁西细菌战时任关东军七三一部队军医部部长的川岛清在审判中，也交代了这一罪行。1953年至1955年，在我国关押的参与鲁西细菌战的一些日军上层和具体实施者也陆续交代了发动鲁西细菌战的滔天罪行。
　　日寇日军战俘林茂美交代说，“昭和十八秋鲁西作战”由华北方面军司令冈村宁次和日军细菌战最高权威石井四郎亲自指挥。实施作战的是十二军第五十九师团，由师团长细川忠康具体部署。林茂美还供述:“第五十九师团防疫给水班，于1943年8月至9月间，在山东省馆陶、南馆陶、临清等地散布过一次霍乱菌。当时散布在卫河，再把河堤掘开，使水流入各地，以便迅速蔓延……细菌是我交给第四十四大队军医中尉柿添忍，再派人散布的。”

　　日军战俘菊池义邦也交代:“我作为第一大队机关枪分队长参加了此次行动，帮助日本帝国主义军队实施了最为野蛮的细菌战，现承认这一罪行，并表示认罪。” 邱县绝大部分村庄涉及霍乱病，如新井头400户人家因病饿感染霍乱而死400人，儒林等3村10天内病死370人，有的户几天内死绝，先死的还有人埋葬，后死者陈尸家里、户外，任其腐烂，无人埋葬。据2007年2月邱县抗战课题组《抗战时期中国人口伤亡和财产损失》认真调查统计，全县因霍乱死亡15201人。由于年代久远，入户统计难免有遗漏，因此，实际死亡人数比统计数字还要大。
中国是迄今已来，全世界遭受细菌战打击最惨重的国家，没有之一。
　　日军在中国战场投放的细菌武器，甚至到战后多年依然在肆虐，云南日军遗留细菌武器在战后引发了遍布全省的大瘟疫，一直持续到了1953年，死亡人口高达15万。

2002年3月4日，二战日军细菌战中外调查人员在浙江省金华市调查，结果怵目惊心。虽然走访的只是市郊部分“烂脚村”，但受害人数之多、受害程度之深，还是超出了所有调查人员的预想。

　　汤溪城隍庙里坐满了自发赶来的群众，大多是二战日军细菌战的受害者。面对调查人员，他们露出了“烂脚”：蔡家芳至今右腿上还留着一个鸡蛋大小一样的伤疤，皮肤则像松  
树皮一样结着痂，斑斑驳驳；丰志寿卷起裤腿，上面有“烂脚”留下的痕迹，挽起袖子，上面也有“烂手”留下的印记……

　　1942年的洪国济只有14岁，不知什么原因，他的双腿突然起了水泡，又痛又痒，破了还流血、溃烂，烂得很深，骨头都露出来了。到学校上学时，他身上的烂脚发出一股烂肉的臭味，在一两米远的地方都能闻到，同学们都不愿接近他。为了接近同学，每天上学前，洪国济都要先到河里将脚洗干净，再敷上一种草药，才敢去上学。

　　在洪家，洪国济的病情还不算是最严重的。他的父亲带着“烂脚病”到田里干活时，因为烂得厉害，蚂蝗竟从烂处钻进去；他的母亲、二姐、爷爷最终都丧命于“烂脚病”。

　　弟弟洪定甫虽然没有染上“烂脚病”，但因为一家人都挤在一间12平方米左右的房间里，他所承受的痛苦并不比患病的亲人轻。他说，晚上，房间的“烂脚”臭味熏得他无法入睡，白天放学后，他还得经常洗一大堆衣裤、被子。村里人不明真相，以为他们得了什么瘟病，连最亲近的邻居也不愿意跟他们接触。村里的水塘是绝对不允许他们用的，洪定甫只好到村外一公里左右的塘里洗涤。这些衣物上，沾满了从父亲、母亲等患病亲人身上掉下来的“烂肉”，洪定甫闻着扑鼻而来的阵阵臭味，洗着洗着眼泪就会忍不住流下来。

　　始终参与调查的美国历史学家哈里斯和美国医学家麦克·法兰兹布劳、马丁·法曼斯基看了以后，非常震惊，他们认定：这是二战日军细菌战造成的人为伤害。

　　鼠疫盛行的年代和火葬炉不灭的青烟

　　侵华日军731等部队，把14世纪毁灭了当时欧州人口40%的鼠疫菌和其他的细菌，在中国的大地上各处散播。无辜的中国人民被这些看不见的武器所杀害，具有数百千年文明的城市村庄被摧毁，最为悲剧性的是，自然环境受到了严重破坏。

　　在细菌战受害地之一的浙江省衢州，1940年10月，日军从空中投放了鼠疫菌后，引起鼠疫发生并流行了13年。在同省的受害地义乌，鼠疫蔓延到全县，并传播到邻县东阳。被保存在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图书馆的陆军军官井本熊男的业务日记，上面记录着细菌战作战计划、准备、实行以及战果等全部过程。

　　1941年11月4日，一架轻型轰炸机在中国湖南省的常德散布了36公斤带有鼠疫的跳蚤。过了两周以后，便出现了有关鼠疫大流行的“战果报告”。据了解，当年常德死于鼠疫的，光有名有姓的就有几百人。设在常德市大西门外千佛寺的火葬炉日日冒烟，据记载，那里先后火化了360具尸体。

　　宁波的钱贵法是当地鼠疫患者当中的唯一幸存者，当年16岁的他奇迹般地从死神手中逃脱了。1940年10月，日军在宁波空投带鼠疫的谷子，上百人很快染病死去，钱贵法也病倒了，被拉到最严重的甲级隔离区。“我被拉进病房后不久，前后左右躺着的人全都死了，他们身子躬着，满脸发紫，嘴巴干裂，样子痛苦极了。到后来，我病得跟他们没有什么两样了，两个抬尸体的丧葬工，见我躺在地上一动不动，以为我死了，抬起来就要往棺材里放，其中一个眼尖，发现我微微挣扎了一下，连忙喊：这个人还在动，还在动！这样，我才留在了人世……”

　　细菌战鼠疫的受害地区，半个世纪以来，为预防鼠疫再发生，必须每年数次，在广泛的区域范围内，捕捉大量的老鼠和跳蚤进行鼠疫菌的检查。根据这些地区卫生防疫机关的检查结果，浙江省衢州、义乌以及6个细菌战受害地之一的湖南省常德，在80年代、90年代，以至到目前为止，还发现有鼠疫菌抗体阳性。上述的检查结果表明：在这些地区，鼠疫菌依然在活动，鼠疫再发生的可能性仍然存在。

　　对于生活在这些地区的人们来说，细菌战不只是历史，更是现实。

　　活人解剖

　　在使用大量病菌在活人身上作实验的同时，侵华日军还在实验对象已经发病而尚未死亡的时候对他们进行活人解剖，更有甚者，是把健康的人解剖后用来作标本。金成民和王选都曾从当时在侵华日军731部队服役的士兵那里取得过第一手证词。

　　日本人筱冢良雄介绍，为了检验细菌的杀伤程度，731部队用俘虏来的抗日战士进行了众多的人体试验。其中筱冢良雄也进行了多次人体解剖，亲手杀死了5名被称为“马路大”的“试验材料”，在完成第3例解剖任务后，长官才说：“你终于成为一个有用的人了。”

　　原侵华日军731部队一队员揭露说：1943年，一个中国少年被严刑拷打后带进了解剖室。他被扒光衣服，几个日本军医扑了过去，将他按在手术台上，挣扎的四肢被皮带紧紧地扣住，小孩全身被消了毒，注射了麻醉剂，不一会失去了知觉。日本军医一刀将他的腹部切开，“按肠、胰腺、肝、肾、胃的顺序取出各种内脏，经一一分理，呼呼地扔进铁桶里，再立刻把铁桶里的脏器放入装有福尔马林的玻璃容器内盖好。”“取出的内脏中，有的还在福尔马林液里不停地抽动。”随后，又从小孩耳朵到鼻子横着切了一刀，头皮切开后，就用锯子锯，头盖骨被锯成三角形掀开了。大脑露出时，一个队员用手伸进柔软的保护膜，把脑子取了出来，立即放进装有福尔马林的容器中。手术台上只留下少年的四肢和一具空壳身躯。一个年幼的生命，就这样惨死在恶魔们的手术刀下了。

　　在日军各野战医院，拿中国被俘人员做活人解剖实验也是常事。原日本陆军第117师团野战医院军医野田实，就曾亲自参加过这种惨无人道的实验。他在《太行山下一魔窟》一文中写道：1945年4月，曾在河南省焦作镇对一名二十五六岁的中国青年进行活体解剖实验。将这位中国青年的腹部、气管切开，四肢锯断，又往血管里和左胸心脏注入空气……致死后扔进了掩埋场。

　　请记下这些数字：

　　27万——侵华日军实施细菌战致死中国民众27万多人(日本学者认为，这是相当保守的数字，他们认为，死于侵华日军细菌战的中国人多于日军于1937年在南京制造的大屠杀人数)；

　　3000公斤——侵华日军“731部队”每年可以生产出3000公斤的纯细菌(每135克的纯细菌就可以使400平方公里之内的所有水源遭到污染，每年的生产量足以污染全中国的水源)；

　　3000人——侵华日军“731”部队用活人作试验人数(仅日方承认的)；

　　也请记下这些距离我们已经很遥远的名词：

　　伤寒、副伤寒、霍乱、菌痢、炭疽热、马鼻疽、鼠疫、破伤风、气性坏疽……

　　还有那些罪恶的方式：

　　投放细菌炸弹、飞机喷雾、人工散布、细菌炸弹……

　　王选要说话，义乌要说话，中国要说话。“让全世界了解真相，过去的日本曾严重违背国际公约，掩人耳目，惨无人道地进行细菌战毒害无辜的中国平民，且延至今日。重要的是，遭受日本法西斯荼毒的土地上，还有那么多的受害者，而凶手却逍遥法外！”（
我为部队养老鼠

　　侵华日军731部队海拉尔支队原队员谷崎等年近八旬，尽管身体状况不好，但听说访问团跨国取证，他还是抱病赶来提供证词。

　　以下为部分证词：

　　昭和19年(1944年)3月我到达海拉尔，海拉尔支队的番号是6543，支队共有150人，我们分部大概有30人。在海拉尔，我与其他队员接受了长达3个月的严格训练，主要是医疗卫生方面的。当时我就有疑问：一个部队有一两个卫生兵就够了，为什么这里需要的卫生兵这么多？这究竟是一支什么样的部队呢？

　　后来我了解到，“731”海拉尔支队共有3个课，第一课的名字我忘记了，但我知道他们从事的是与细菌有关的研究。第二课是给水课，第三个是总务课，负责各种事务，其中包括饲养老鼠。虽然在一个部队里，但我们不同的课之间来往很少，上面也有命令，不同的课之间不许谈论与工作有关的事情，有关各自工作的内容要严格保密。第一课最严格，外人都不允许进去。我在第三课，每天早8点至晚5点工作，负责在一个有近300平方米的大房子里饲养黑鼠，即田间老鼠。上面给我们下指标，我和另一个人一年要养3000只黑鼠。

　　731部队需要的老鼠非常多，一开始是从日本运到中国，后来就在中国直接培养。有时要得急了，6543部队就发动所有的人到田间去捕鼠。我们每年要往731部队送10次老鼠，一次1000只。我知道，还有一部分老鼠就在第一课进行细菌培养。我想，他们的试验肯定是鼠疫菌。

　　战败后，我们按照上面的要求把没有送走的老鼠和其他动物埋入深坑销毁。

　　尽管没有直接进行细菌培养，但我们私底下也经常议论。我听说凡是在“731”用做试验的人，全是特别班的人送来的。他们都是宪兵队抓来的，听说本部大楼里一年需要四五百人进行试验。

　　挖掘尸体做试验

　　年过八旬的森冈宽介当年是侵华日军731部队海拉尔支队的一名军官，因为在防疫室和解剖室工作，接触并掌握了有关731部队的核心内容，并直接参与了细菌培养和人体解剖试验。他披露了令人震惊的秘密——海拉尔支队曾挖掘中国百姓尸体进行解剖试验，同时还进行过细菌培养。

　　以下为其部分证词：

　　我是1942年参军的，最早入队是在哈尔滨平房区，在那里受训了5个月。培训结束以后，我被派到了海拉尔，成为731部队海拉尔支队的队员。

　　部队长官告诉我们，731部队海拉尔支队就是为哈尔滨731部队服务的。在那里，我学习了有关细菌、各种传染病菌方面的研究方法，并直接参与了伤寒、赤痢鼠疫、霍乱、普通霍乱菌等细菌的培养和研究工作。我每天负责把病菌放在器皿中观察。

　　我们首先在跳蚤身上培养细菌，后来在老鼠身上做细菌培养。我以前从未对别人说过，海拉尔支队曾挖掘中国百姓的尸体进行解剖试验。我还记得，1945年，一名叫伊豆加明的军医在731部队海拉尔支队防疫室做过人体解剖试验。被我们用做试验的是宪兵抓到的“间谍”。这个用做试验的人被伊豆军医用刀从脖颈一直剖到腹部，我们就负责往外运所需要的内脏。

　　在我们的部队里有一个30多米高的烟囱，那里是焚尸炉，专门用来消灭尸体。

　　1945年8月10日我们战败了，这一天之所以记得这么清楚，因为那天是我的生日。苏联红军打进来之后，按照上面的指令，我带领部队的几个队员把当时培养细菌的全部器具扔到了兵舍附近的沼泽地里。

我是夏雯静

据日本、美国媒体11月25日报道，曾在“大日本帝国”海军军医部队担任卫生兵的牧野明，近日向公众披露说，在太平洋战争末期，日军曾在菲律宾棉兰老岛对约30名战俘及平民进行活体解剖！而在这些令人发指的实验中，他是主刀者之一。这是首次有当事人证实二战日军在菲律宾进行惨无人道的活体解剖。

　　数分钟内让俘虏不省人事

　　这名前军医名叫牧野明，来自大阪府枚方市，现年84岁。1944年8月，在日本海军服役的牧野明，被派往位于菲律宾棉兰老岛的三宝颜空军基地做上等兵。1944年12月～1945年2月间，上尉曾命令年仅22岁的他对约30个人进行活体解剖，理由是为了让他接受更好的医学训练。

　　牧野明在证词中说，1944年12月的某一天，一名30多岁的上尉军医，让他将两名被俘的菲律宾籍美国特工带到一所由学校改建成的医院。让他始料不及的是，到达医院后，上尉命令他将这两名被扒光的特工绑在手术台上，让他动手解剖。将用乙醚浸泡过的布料盖在这两名特工的脸上后，两人在数分钟内便不醒人事。

　　当牧野明颤抖地将手术刀插入特工体内之际，上尉对他说：“做吧！如果哪天我死了，就该你亲自治疗伤员了，所以要用活体解剖提高‘医术’。看，这就是肝脏。”

　　牧野明表示，现在他已经记不清那块肝脏到底是什么样子了。他回忆道：“要知道，在那个年代，如果你违抗命令的话，惟一的命运就是死。手术时我就在想，虽然我是被强迫的，但对无辜的人做出可怕事情的人仍然是我。”

　　牧野明称，在手术结束后，为了确认俘虏真的都死了，他们会用绳子再将他们勒一遍。随后，将这些尸体偷偷埋掉。牧野明表示，在那3个月中，大概每隔3天至两周时间，就会进行一次活体解剖。一般由两名军医执刀，上尉则在一旁指点要领。因实验项目不同，解剖的时间也不一样，快则10分钟，慢则3个小时左右。这些行动都是秘密进行的，在解剖过程中，军队会安排士兵在外面站岗，外人都不知情。

　　牧野明透露，他们主要进行手臂和腿切除、血管缝合以及腹部解剖等医学实验。在这些俘虏中，甚至还有妇女和小孩。牧野明曾对两名18岁的少女进行过活体解剖。这些惨绝人寰的活体解剖，一直延续到美军登陆棉兰老岛前夕。

　　美军在1945年3月登陆棉兰老岛，日本军队随即藏匿到丛林之中。这一伙人中大多因疾病和饥饿死去，而下令进行活体解剖的上尉则选择了自杀。

　　深感悔意决意说出真相

　　今年11月，牧野明在接受日本媒体采访时表示，当年的事情他一直没有办法向家人诉说，昔日的战友们也强烈反对他站出来作证，但是深感悔意的他还是决定违背自己的誓言，向公众说出这个隐藏了60多年的秘密。

　　牧野明透露，因为要保守这个令人毛骨悚然的秘密，60多年来，他常常受到噩梦的困扰。他说：“如果我继续隐瞒这个秘密的话，那些被残害的死者的灵魂将永远也得不到安抚。即使我说出的这个秘密只与少数几个人有切身的关联，但是我还是希望向公众揭露战争的实情。我们不应该让这类悲剧重演。如果能够给予我赎罪的机会，我会一直作证下去。”

　　在过去的7年间，牧野明已陆续向其老家枚方市的各届初高中学生们讲述了这段历史，但是他并未提到太过残酷的活体解剖。神奈川大学科学历史教授敬市恒石称，牧野明的言论是日军在菲律宾活体解剖实验的首度披露。

　　敬市恒石说：“此类实验表明，当时的日本军队士气低落。虽然此前也有过少数存活军人披露战时在东南亚所作所为的，但我还是第一次听说日军也曾在菲律宾进行过活体实验。让我尤为震惊的是，在菲律宾进行活体实验的竟然是海军！因此，我在看来，牧野明的此番言论将会使公众的目光再一次聚焦到那个年代。”

　　据历史学家以及当年的日军称，在战争期间，驻扎哈尔滨的日本细菌战部队“731部队”，曾向中国战俘体内注入斑疹、伤寒、霍乱以及其他可用于生物战争的病菌。相关研究表示，至少有3000名中国人死于注射病菌、人体解剖以及防止秘密泄露等原因。

　　迄今为止，日本健康、劳动与福利部以及日本外务省，均未就此发表任何评论。
一本看似不起眼的日文资料，却被专家们认为是一本揭示日本细菌战的罕见物证。1944年4月，日本战败前夕也是其最疯狂的时期，日本细菌学界的精英们在日本京都开了一个会，展示了大量有关细菌研究的成果，这些成果还被印刷成册。几十年后，这本日本细菌学界的研究成果被一位中国民间收藏家得到。
81页的日本细菌学研究摘要
记者在收藏家吴建勋家中见到了这本印有《第18届日本细菌学会演说及演示摘要》的资料，它和32开书本大小一致，纸张略微泛黄。总共81页的资料收录了与会者的演讲摘要122篇、演示摘要25篇。
根据资料封底内容，参加这次会议的除“满洲第731部队”外，还有60多个分别设在日本、朝鲜、中国等国家和地区的日本细菌研究机构。
活人解剖和人体实验
那么，这本资料里究竟有些什么呢？吴建勋找人对其中部分内容进行翻译，整理出部分内容。
“昭和17年(1942年)5月中旬，……发现距牡丹江市西南200公里的海林境内，从事森林砍伐及运输的作业人员中流行伴有剧烈热性麻痹的脑炎……根据昭和18年3月后的作战要求，我们开始着手该疾病的调查研究。5月中旬，从秘密联络的当地工作者那里得知该地又发现2名疑似患者，我们火速赶往现场抓捕带回。深夜，石川医生将两名脑炎患者解剖后获得一种病毒……证明为森林扁虱脑炎。”
“昭和18年夏(1943年)，日本长崎再度暴发小规模流行登革热。我们对患者采血后注入老鼠脑内……从而成功地进行了登革热病毒的繁衍，随后又注入到健康人体内，果然引起了登革热。”
活人解剖、人体实验、病毒实验……书中这样的内容还有不少。
罕见资料将是有利物证
中国民间对日索赔联合会会长童增在对资料进行初步研究后说，自己从没见过这样一本较为完整、系统记录日本细菌战研究的历史资料，这对民间索赔是一个有利物证。(据新华社北京3月12日电)
侵华日军七三一部队是日本军国主义最高统治者下令组建的细菌战秘密部队，是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最灭绝人性的细菌战研究中心。他们利用健康活人进行细菌战和毒气战等实验，与奥斯维辛集中营和南京大屠杀同样骇人听闻。
七三一部队1932年在中国哈尔滨设立研究中心。这支部队拥有3000多名细菌专家和研究人员，分工负责实验和生产细菌武器，残忍地对各国抗日志士和中国平民的健康人体用鼠疫、伤寒、霍乱、炭疽等细菌和毒气进行活人实验和惨无人道的活体解剖，先后有一万多名中、苏、朝、蒙战俘和健康平民惨死在这里。
经研究证实，这个部队当时已具有可将人类毁灭数次的细菌武器生产能力，他们的“研究成果”投放战场，致使20万人死伤。1945年8月，七三一部队为了销毁罪证，在败退时炸毁了这里的主要实验设施。
2000年，有关专家在黑龙江省档案馆首次发现并公布了731部队用活人作细菌实验的原始文字材料——“特别输送档案”，是该部队败退时来不及销毁而意外留下的，是侵华日军进行人体实验的直接罪证。
侵华日军在中国设立了若干支细菌战部队，共设有63个支队，而七三一部队是他们的研究和指挥中心。侵华日军的人体实验不仅在七三一部队进行，其他各细菌部队包括部分日军陆军医院都干着同样的人体实验的勾当。到1943年末，侵华日军几乎每个师团都配有防疫给水部队，以防疫给水为名进行各种人体实验活动。
此次公布的人体冻伤实验就是由北支那防疫给水部完成的，该部又称北京1855部队。据这个防疫给水部济南支部翻译官、已去世的韩国人崔享振证实：“这支部队每年至少要用500人进行人体实验。”
另据原广州8604部队队员丸山茂提供，在日军侵占香港期间，大量香港难民涌入广州，广州8604部队利用难民营中缺少食品为由，向难民提供掺入细菌的食品，致使数百人死亡。
中国政府为保护731安达野外实验场遗址而设立的石碑
二战结束前，日军为消灭罪证炸毁了七三一细菌战实验基地的大部分设施，并将实验资料移交美军，后被用于朝鲜和越南战场，对战后西方细菌战研究产生了重大影响。七三一部队的大部分战犯至今未能受到应有的审判。
为永久保存侵华日军七三一部队遗址这个二战中极为特殊的标志性遗址，从2000年开始，经国家文物局的批准，有关部门耗资近亿元对七三一部队遗址进行了首次全面清理，发现了300多件人体解剖用具。同时，采取措施对这个遗址进行保护，决定将其建成一座呼唤人类和平的遗址公园，并将申报世界文化遗产。
曾深受残害的中国众多幸存者以及侵华日军悔罪者提供的大量证据证明，当年侵华日军实施的细菌战罪行累累，不容否认。
中国官方消息29日说，就侵华日军在中国实施灭绝人性的细菌战犯下的罪行，多年来，中国众多受害幸存者先后提供了大量证据，一批受害者及亲属曾向日本有关法院提出诉讼。
而当年侵华日军有关人员也以多种方式，提供侵华日军实施细菌战杀害中国人民的证据。这些当年细菌战的参与者人性复归，有的通过日中友好组织，以各种方式向中国人民谢罪、认罪；有的冲破层层阻力，提供侵华日军细菌战的证据；有的多年隐没，临终前把日军细菌战的证据交与后人，希望有朝一日公布于众；有的垂暮之年，病体缠身，自感当年从事细菌战罪孽深重，以拒药、绝食等方式，表达痛悔之情。
据了解，提供证据的前侵华日军人员有：第731部队少年队队员田村良雄、第731部队工务班土木建筑员兼司机铃木进、第731部队抄写员铃木春房、驻华北（北平）北支甲第1885部队第三课鼠疫、跳蚤生产技术员伊藤影明、驻广州波字第八六四零部队第一课细菌检验员丸山茂、第731部队成员田中信一和前侵华日军航空员松本正等。
据受害人提供的证据证明：1940年10月下旬，日军飞机在浙江宁波地区上空低飞，撒下麦子、面粉、栗子、棉花等物，里面夹有大量跳蚤。几天后，这一地区先后有上百人患鼠疫，除个别人幸免外，其余全部死亡，有多户全家死绝。当时，经有关卫生检疫部门检验证明，日军飞机抛撒物夹有鼠疫菌。
日本“日侵华军细菌实验战调查团”先后四次来华。1991年8月，他们在浙江义乌市江湾乡，会见了当年在侵华日军细菌战中幸免于难的五位村民。其中，64岁的王来勇回忆，1942年10月上旬，日军飞机在空中撒下白色烟雾，落在村里不久，老鼠大量死亡，村里许多人发病，口吐白沫或咯血而死，一天最多死亡20多人。这个市的卫生工作者曾作过调查，侵华日军当年在义乌市崇山村造成鼠疫流行，死亡者达380人。
前侵华日军驻广州波字第8640部队细菌检验员、班长丸山茂证实，1942年，他所在的日军细菌战部队曾向广州南石头粤港难民收容所秘密使用细菌战剂，杀害中国人上千名。1995年，丸山茂来中国，按日本人谢罪方式，剃成光头，泪流满面地跪在“粤港难民之墓”前认罪谢罪。事后，他向有关人员一一指证当年侵华日军细菌战部队的遗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