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劳工被日压榨血泪史 挖300吨煤死一人2015-07-31 09:39

我是夏雯静

抗战时期，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东北、华北、华中、华南等地强制奴役三千万中国劳工，数百万的中国劳工被迫害致死，散布在各地的“千人坟”、“万人坑”等就是铁证。今天我们这个帖子重点讲讲当年日本侵略者奴役、虐杀劳工的血腥罪行。
浸满每一块煤的血泪
从1915年开始，日本人的势力逐渐控制本溪、抚顺、锦西、西安（今辽源市）、舒兰和磐石等地的几十处煤矿。1934年更是成立“满洲炭矿株式会社”这一直接掠夺东北煤炭资源的垄断公司。“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加紧了对东北煤炭资源的掠夺。从1933年到1936年，每年被运往日本的抚顺煤都在200万吨以上，1934年达到272万吨。这些优质的抚顺煤被供应给日本国内军工和钢铁企业，制造侵华战争所需的大量武器。
为了更多地掠夺煤炭，日本人到处骗招劳工，在没有任何保护措施的情况下实施“人肉开采”政策，劳工们是以命换炭。曾有人统计日本人采集300吨煤就得死一个中国人!仅仅1942本溪矿难一件事中国劳工就死亡1531人！（1942年4月26日，本溪煤矿发生瓦斯大爆炸，日本侵略者为了减少矿井损失，不顾井下中国劳工的死活，命令地面风机停止送风并封闭井口，数千名劳工被闷死在井下）
以阜新矿区为例，当时的劳工多是汉奸从东北地区等地骗来的。此外，还从山东、河北、河南、内蒙古等地，采用欺骗、强招等手段募集大量劳工。据统计，自1936年至1945年8月，日本侵略者从阜新煤矿掠夺优质煤2527.5万吨、欺骗强招到阜新地区的劳工人数达50余万人，致使7万多劳工死亡。
在日本侵略者的高压管制之下，阜新劳工忍受着非人的折磨。他们住着低矮潮湿的工棚，衣衫褴褛，骨瘦如柴，在日本人及把头的强迫下，从事超常危险的、每天14个小时以上的重体力劳动。
日伪统治时期井下采煤十分危险，当时设备极其落后，透水、冒顶、瓦斯爆炸等事故频繁发生。而日本统治者明知有危险，仍逼着劳工下井采煤，致使劳工的生命安全毫无保障。据“满炭阜新矿业所”编写的资料记载，1942年在籍雇员、常役方（临时工）和常役夫（劳工）计42150人，仅当年就死亡5280人。被赤裸拉出公棚的劳工。
到1942年，各矿区设有临时堆放死亡劳工的“死人仓库”。死亡劳工积累到一定数量后，用马车拉到群葬大坑掩埋。更有甚者，有的劳工因伤病等原因失去了劳动能力和利用价值，被活着扔进死人仓库，甚至活埋。阜新矿区曾先后设立“满炭墓地”4处，分别为新邱兴隆沟、太平城南、五龙南沟和孙家湾南山墓地，占地总面积50多万平方米，其中孙家湾南山墓地20余万平方米。各墓地掩埋劳工遗骸数以万计。
日本掠夺东北煤炭资源长达40年，开采量惊人，需要的劳工数量也是巨大的。在没有任何保护措施的情况下实施“人肉开采”政策，劳工们是以命换炭。据不完全统计，在辽宁境内，日本残酷奴役中国劳工形成的规模较大的万人坑多达30多个。万人坑堆积如山的尸骨，是日本残害中国人民的铁证。
日本侵占中国东北后，为巩固其在东北的统治，并伺机进攻苏联，在黑龙江省沿中苏边境修筑了大量的军事要塞，1934年至1945年，侵华日军历时10余年，在东起吉林省珲春，中部经黑龙江省中苏边境，西至海拉尔和阿尔山的5000公里边境地带，共修筑17处要塞，要塞群相加约1700公里，共有8万个永备工事。这些要塞是东宁要塞、绥芬河要塞、半截河要塞、虎头要塞、霍尔莫津要塞、爱珲要塞、黑河要塞、海拉尔要塞、(珲春)五家子要塞、鹿鸣台要塞、观月台要塞、庙岭要塞、法别拉要塞、凤翔要塞、乌奴尔要塞、阿尔山要塞和富锦要塞。此外，日军还建了数以千计的永久性地下仓库、电站、通信枢纽部、给水站等附属军事设施，大量二三线一般阵地和野战阵地及军用机场、军用铁路和公路，工程巨大。


从1934年到1939年的几年间，日军为在东北修筑要塞，共强征中国劳工超过100万人。军事工事修筑完这些人几乎全被杀害，很少有人幸存。今天我们走进黑龙江省虎林镇的大山里探访虎林要塞的旧址时在路上还能依稀见到累累的白骨仿佛在像我们这些后辈诉说着当年的遭遇。

东宁军事要塞是亚洲最大的军事要塞，当年至少有17万名中国劳工被强制在那里施工。由于劳动、生活条件非常恶劣，加上日军的残酷迫害，造成数万劳工死亡。在东宁要塞区域内，发现了多处“劳工坟”和“万人坑”。
要塞劳工的生活极其艰苦。吕良玉老人是山东莱阳人，22岁时被日本的“大岭组”骗到东北，同去的有200多人。他们先在老菜营挖山洞，据老人回忆，他们干活同煤矿一样，两人一组，一个把钎子，一个打锤，在石头上打炮眼，装炸药。工人每天两班倒，吃饭都在洞里吃，一干就12小时。有一次一个工人太累了，一锤下去打漏了，差点把钎子打在人的头上。梁德云老人回忆，他们当时干活没有工具，用的是日军的军用小铁锹。铁锹没开刃，不尖、不滑、把又短，挖战壕根本挖不动，就得挨打。挖到三至五米以后，就有了大铁锹，挖出来的土还得自己背出来。每天早上天一亮就得起来干活，一直干到天黑，一天要干十三四个小时的活。贾满顺老人回忆，他们来到罗圈后，就自己动手在野外一个水沟旁扎了席棚子，一个席棚子住100多人，大铺上面就铺了一层草帘子。每天吃的是苞米面掺橡子面的窝头，又苦又涩，咸盐水泡黄豆就是菜，从来也不发衣服。有的人从家里穿来的衣服穿坏了，只好将水泥袋绑在身上，天冷时身上冻得青一块、紫一块。
当年的劳工能死里逃生的寥寥无几，因为他们修筑的都是绝密军事工程。在工程将要结束时，被关东军秘密屠杀，这就是劳工最终的“回报”。日军屠杀劳工的手段极其卑劣残忍，注射毒药、暗下枪杀、诱骗活埋，甚至用细菌实验致死。1943年虎头要塞猛虎山工事完工后，日军以召开“庆功会”为名，将几千名中国战俘和劳工集中在猛虎山西麓的猛虎谷中，乘中国战俘和劳工埋头吃饭之际，用重机枪扫射，刹那间血流成河。可怜的中国劳工，还指望着喝上一顿酒后回家和亲人团聚，没想到，就这样集体葬身要塞之中。
二战期间，日本为了扩张，将国内大批壮年男子全部驱使到了战场上，国内劳动力严重不足。先是从朝鲜半岛强掳大批劳工，后来又盯上中国人，是1942年，在东条内阁决定将中国人强掳到日本补充劳动力。结果，大约有4万中国人被渡海强掳到日本，押到日本全国的煤矿、矿山、土木建筑、码头等135个工地做苦工，年龄从11岁到78岁。战后统计有6800多人死在日本。
]这些被掳往日本的劳工有着怎样的悲惨遭遇呢？据当年花岗起义的幸存者耿淳回忆：“在敌人的监视下，我们每天早晨天不亮就吃饭上工，中午在工地吃饭，晚上满天星星才收工，一天得干十四五个钟头的活。开始时虽然吃不饱、工作重，但还能勉强支持，后来全变成橡子面。这种面硬若石块，吃后消化不了，很多人就是这么死的。穿得更差，开始敌人给战俘每人发一身草绿色单衣，冬天仅增加一个杂毛背心和一个蓑衣，阴雨天也不能停工。严冬时战俘们身上穿得却是烂得一缕一片用麻绳打满的破料不堪的衣服。我们冻得实在难忍，就用水泥袋纸脚上一块腿上一条地绑着御寒，加上满脸污垢，蓬头散发，看上去根本不像人。
日本人不把战俘看成人，开口就骂，抬手就打。1944年冬天，正当隆冬严寒之际，一夜下雪竟厚达三尺有余，敌人硬是逼着战俘们先用铁锹打开一条道路，在冰天雪地照样干活。战俘们个个骨瘦如柴。我们把一袋袋的泥背进沟里，又一筐筐地挖出土石抬出沟来，每向前挪动一步，都万分艰难，有时支撑不住就跌倒在冰天雪地里……”
当年压迫中国劳工的不仅仅是日本政府，还有三井矿业，三菱重工等日本大企业，日本外务省记载，1943年到1945年，三井矿业强掳其中5517名劳工，强制在其所属的10个工地工作，直接导致劳工死亡1072人。三菱材料的前身及其分包商役使中国劳工3756人722死亡。记住这是三菱重工做的！
在反法西斯斗争胜利60年前夕，孙吴县地方志办公室组织了由4人组成的侵华日军罪证遗址踏察队，我们所踏察的第一处遗址就是731魔鬼支队637遗址。

　　1940年4月，731本部开始外地支队建设，孙吴支队的细菌实验与生产基地就选在这铃兰花盛开的铃兰台。在踏察前，我们查阅了相关历史资料：1940年8月，关东军防疫给水部在本部之外设立了牡丹江、林口、孙吴、海拉尔四个支队，以此配合本部所进行的细菌武器的研究、生产和实验。1941年8月，关东军防疫给水部，开始使用满洲第731部队代号，同时，各支队使用了643支队(牡丹江)、162支队(海林)、637支队(孙吴)、543支队(海拉尔)的代号。我们也曾在报纸上阅读了许多有关文章，称731细菌部队孙吴支队为673是错误的，据查考历史资料731细菌部队孙吴支队对外番号为637。1940年12月，731细菌部队637孙吴支队就完成了房屋建造，建有青砖房300多间，有15间用于饲养实验用的动物，其余为支队官员办公室、制菌室、训练室、守备部队营房、食堂、仓库、汽车间、锅炉房、家属宿舍、贵宾室等。安装了大型锅炉，修建了环山公路、电力电讯、自来水管线等基础设施。就这样在美丽的铃兰花的掩盖下残暴的孙吴细菌实验基地初具规模。

　　到了1945年，日本投降时已达到120人，按职务分为军医、药剂师、卫生军官、技术军官、教官、下士军医官、工兵、卫生兵、财务文职人员和武装警卫等。1945年8月，当苏联红军从嘎吧亮子登陆时，为了毁灭罪证，惨无人道地大量烧杀“木头”(“马路大”——充做实验品的中国活人)，烧毁了部队的房舍、设备和一切记载着侵略罪行的文件。

　　惨无人道的活人细菌实验

　　日军建立731部队的目的是为进行细菌战争研制和生产细菌武器。他们饲养了数以万计的老鼠和数千万只跳蚤，每月生产数百公斤以至上千公斤鼠疫苗、炭疽菌、伤寒菌、霍乱菌等，同时还惨无人道的使用活人实验。据不完全统计，从1940年至1945年日本投降前夕，仅在637孙吴支队就有近4000多中国人直接在细菌实验中被杀害。日军731细菌部队637支队在活人身上进行各种细菌实验，这些人均被称做“马路大”，意为“特殊材料”。通过查阅历史资料考证，这些被称做特殊材料的实验对象主要来源于以下三个方面：一是被俘的抗联战士。这些抗联战士是在战斗中被俘的，有的是地下抗日工作者或是政治嫌疑犯。他们在敌人的严刑拷打下宁死不屈，最后被日本宪兵队送到731部队637支队杀害。731部队637孙吴支队队长西俊英供认：“被抓到的游击队员、反满抗日分子，这些人被捕后，不提交法庭审讯，而是直接把他们送到731细菌部队637支队去消灭。”二是被俘的苏联情报人员。在反映日本宪兵队活动的档案中我们查到不少这样的记载：1939年7月，孙吴宪兵分队长毛利辜三大尉命令部下板口直藏曹长等三名宪兵将在孙吴曾家堡农民住宅中休息的一名苏联情报员(中国人约30岁左右)逮捕，刑讯后关押，1940年8月送731细菌部队637支队惨杀。1940年6月，孙吴宪兵分队密算查证宪兵逮捕苏联情报员刘某(中国人)，经刑讯后送731细菌部队637支队惨杀。1941年3月苏联情报员赵殿卿在北黑线303次列车上，被密算查证宪兵发现证明书不符，孙吴宪兵队和田昌雄中佐命部下渥美清少尉带翻译奥田胜及中国人宪补杨某、赵某由龙镇跟踪赵殿卿，在通北站，赵被渥美清一伙逮捕，搜出手枪一支。日本宪兵用竹剑殴打赵的头部及手脚，折磨半死后送731细菌部队637支队杀害。三是无辜的中国劳工和普通平民。731细菌部队637支队还经常把普通的平民和被迫为其干活的中国劳工被迫作为细菌实验的“特殊材料”。1940年，几个日本人，从负责731细菌实验基地附属设施建设的劳工中挑选10个人，都是年过半百的老者。日本人把他们安置到一个空旷的大房子里。并向他们宣布4条纪律：严禁与其它人接触；不许私下议论；不许脱衣服睡觉；每天必须缴上100个大个虱子。穿白大褂的日本人天天来，让他们脱下开花的棉袄棉裤，捕捉火柴头大小的虱子，放进日本人带来的小铝盒里，小个的虱子即便是捉到也不要，不准掐死放回开花的棉衣，继续养大。日本人每天都能从这里带回千八百只大虱子。日本人还定期给他们注射“预防针”。一天，一个劳工碰上了一位出来挑水的老人，这位老人见四处无人监视，就把他们的遭遇讲了出来。从此，“十个老头养虱子”的事就在中国劳工中传开了。后来，十个老人被日本人不断地注射“预防针”后陆续死去。1945年6月，日本孙吴宪兵队，在曾家堡村发现2户居民贩卖的鸦片来路不明，并认定是私通抗联，把他们逮捕，刑训后，送往731细菌部队637支队杀害。诸如以上滥杀无辜中国人民的罪行不胜枚举。

　　残酷的活人冻伤实验

　　日本帝国主义制造“九一八”事变后，大批侵略军由温暖的日本涌入寒冷的东北，他们还准备攻打苏联。因此，如何适应寒冷气候，预防和治疗冻伤就成了日本侵略军迫切解决的问题。731细菌部队637支队承担了这项研究任务。

　　每年一到最寒冷的冬季，日本侵略者就把一些苏联人和中国人从监狱中提出来，押送到防守森严的实验基地。强迫他们袒露手、脚、胳膊和大腿，接受不同程度的冷冻。一般在零下三四十度的气温下冻上二十分钟甚至一小时以上，直至失去知觉为止。用木棒敲打被实验者的手、脚、胳膊和大腿，听到发出“梆梆”的声音时才把他们一个个地拖回室内。日本人便往一部分被实验者身上泼冷水，他们受冷的部位顿时结成一层冰壳；把另一部分人的手脚插入温水或热水中，受冻的部位立刻红肿起来，有的还脱了皮，不少人在残酷的折磨中痛苦地死去。有些幸存者得不到治疗，冻伤部位逐渐溃烂，骨头变黑，最后被截去了手脚。有些轻度冻伤者虽然被涂上治冻伤的药膏，但留下的往往是残缺不全的手指骨和脚趾骨。更为残忍的是，刽子手竟然在一些被实验者的冻伤部位上涂抹染菌药膏，使他们迅速地死去。据637支队左左木证实，1940年冬天，日本人强迫6名中国人身穿单衣，背着重物，在实验基地的院子里来回跑动。有日本兵在一旁监视，他们必须在规定的时间内跑完规定的距离。这种实验每天进行一次，一直持续十多天。开始，被实验者都很健壮，后来，他们逐渐消瘦。由于寒冷的威胁，他们必须拼命地跑动。当体力耗尽之时便倒在地上，导致冻伤。被实验者就这样一天天减少，最后都被杀害。为了做冻伤实验，637支队还专门设置了冻伤实验室。他们把用做冻伤实验的中国人推进实验室，强迫他们把手浸入带有冰碴的水盆中，十分钟后又把双手拽出来，用小电风扇吹，被实验者手被冻伤，在极度的痛苦之中倒下去。后来，被实验者手指完全被切去，只剩下光秃秃的手掌了。

　　秘密的“特别输送”

　　日本侵略者对“特别输送”对象有明确规定，据《前日本陆军军人因准备和使用细菌武器被控案审判材料》一书记载，1943年3月12日，日本关东军宪兵司令部紧要案件部向驻各地的日本关东军宪兵队队长，发出关于“特别输送”通报的120号文件，文件对“特别输送对象”做了明确规定，即必须是“间谍”(所指破坏分子)和“思想犯”(所指民族运动和共产运动犯)两大类。被作为特殊输送对象的人，基本是一些坚贞不屈的抗日志士和反法西斯战士。他们面对敌人的屠刀和各种卑鄙的伎俩，威武不屈，富贵不淫，最后被送进731细菌部队637支队英勇牺牲。

　　对“特别输送对象”有专用输送“特别车”。从敌伪档案中可以看出，“特别输送”最迟在1940年6月已经开始了。这时的637细菌工厂土木工程已基本完成，设备安装完毕，完全有能力进行大规模的细菌研究和细菌生产。“特别输送”的运输工具，是采取了严格保密措施的火车和汽车。汽车为载重量4吨的卡车，在特别输送时都伪装成公共汽车的样子，叫做特别车。

　　战后，731部队“特别输送”的内幕被陆续的揭露出来，通过在731部队的中国劳工回忆说，“特别输送”是有规律的，“特别车”一般在每星期六下午或深夜行动。每隔一周或二周宪兵室就要向运输班要“特别车”去拉“重犯”。对这些人，不加绳绑，而是把他们的手脚带上镣铐，固定在特制的坐椅上，腰部用皮带捆住，脖子用铁环扣紧，每次押解6个人，全部送进了637支队。火车的“特别输送”一般采用的是闷罐车厢。据劳工回忆，“特别输送”的闷罐车还没到站，站台就戒严了，闷罐车一到站，车上的几个日本人把一捆捆用草袋子包着的东西卸下来，车下日本人便将这些东西小心翼翼地排放在接运的平板胶轮车上，卸下来的全是活人，两人一颠一倒地用8号线捆绑在一起。从草袋子的两头可以看出他们的长长的头发和蠕动的腿和脚……

　　岁月虽然已经逝去了近半个世纪，昔日的637支队已经变成了残垣断壁，就像烙刻在国人心灵深处的疤痕永远也无法抚平，那美丽的铃兰花也遮盖不住侵略者丑恶的罪行，至今，在637实验基地还有耕种的农民，经常用犁耙翻出白骨。60年前的那场侵略战争给中国人民的心灵深处留下了难以愈合的创痛。

我是夏雯静

新华网太原1月10日电（记者王炤坤）山西学者李进文最新研究发现，侵华日军通过大同“万人坑”残害中国劳工超过15．5万人，而非以往推断的6万人。此外，侵华日军还通过“炼人炉”、“骨河床”、“烧火场”、活埋、培植疟疾细菌等残绝人寰的手段杀害中国劳工。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军国主义为掠夺中国煤炭资源增加战争给养，曾经在山西大同制造了臭名昭著的“万人坑”，把大量饿死、病死和因伤死去的中国劳工扔进废弃的矿井坑口，甚至将生病或受工伤的中国劳工活活扔进坑内。


　　大同煤矿“万人坑”二战历史研究会秘书长李进文通过走访数百名幸存的劳工和大量的死难者亲属，以及查阅东北三省8个档案馆40多万字的日敌档案，终于完成了一部15万字的研究手稿。

　　手稿运用大量翔实的史料和图片，阐述了大同“万人坑”的形成并不是偶然的战争行为结果，而是一场由日军高层蓄谋策划的残害中国人的重大历史阴谋。

　　在这部名为《凝火山怨——揭开日寇制造大同炭矿万人坑黑幕》的手稿中，根据当年日本人自述材料推算的大同“万人坑”遇难劳工数目由已往的6万人上升为15．5万人。

　　“大量的人证、物证，将是未来法庭索赔时的系统、全面、有力的证据。”李进文说。

　　近年来，中国各地在世的“慰安妇”和中国劳工状告日本侵华和残害生命罪行，使大同“万人坑”幸存者、在世矿工和遇难者亲属受到鼓舞，他们也自发地开始了艰难的取证工作。

　　从1963年开始，李进文就搜集侵华日军罪证。在这部新著手稿中，李进文从日本军国主义觊觎大同资源到实施掠夺，从劳工募集入矿直至被害死亡等21个方面进行了翔实归纳和分析，每一篇都收录了当年日本作者对其罪状的“自证”。

　　除了为人熟知的“万人坑”，这部书稿还披露了侵华日军“发明”的“炼人炉”、“骨河床”、“烧火场”、活埋、培植疟疾细菌等杀害中国劳工的残暴行径。（完）三岛理化研究所”大屠杀 三岛理化研究所是伪三江省地方保安局一所秘密监狱，东西长50米，南北宽30米，四周建有高压电网砖墙，院内设18间双人牢房。被抓到这里的“人犯”，只有两种结局：或者秘密处死；或者当“马路大”（日军细菌部队用作试验的活人）。1945年8月12日夜，伪三江省地方保安局的日本特务桥本喜一郎、佐藤正熊、井光男、谷口传三、高桥大郎等5人，奉保安局长北原的命令，来监狱进行“最后处置”。他们鱼贯而入监门，逐室叫起被押“人犯”，击毙“人犯”之后，5人又交换监号，对躺卧在血泊中的人补枪，直至他们确认被关押的人已全部死去为止。监舍内共有41人，其中36名在押中国人，看门、做饭的4名白俄人和1名朝鲜人。大屠杀时这些人都惨遭毒手，但却有4名“人犯”奇迹般地复活。8月21日，当人们进入三岛理化研究所掩埋死难者尸体时，却又发现监狱西北角有一个长约10米、宽8米、深2米的大坑，坑底横躺竖卧着14具无头尸体，已开始腐烂，变形手腕和脚踝上还截着镣铐。尸体下面和周围，还有一堆堆白骨，坑南10米处有堆被火烧过的刑具，能辨认出的有绞架、电椅、电床、皮鞭、铁棍等。经过清点，院内共发现54具尸体。日伪特务**在这里究竟杀害了多少人，无人说得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