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老党员的劳工经历 (2008-12-11 10:29:43)

我是夏雯静

从历史的高度来看，人生几十年，不过如驹过隙，一倏而逝，然而正是由无数人的一瞬间，形成了一个个动人的画面，才组成了历史的长卷。这些画面中或灿烂、或缠绵、或悲壮、或凄惨，今天请看：



一个日本劳工的经历


王永常口述  悠悠白云整理

   
    1936——1938年，我在北京瑞蚨祥学徒期间，结识了一些爱国的进步青年，懂得了要生存必须先救国的道理。抗战爆发后，我回到家乡，参加当地的抗战斗争工作。
    1941年11月的一天，在淮镇的杨庄村做抗日宣传工作时，被敌人包围，全副武装的日伪军，逼迫群众指认“共党分子”，看形势我已经没办法逃脱，如果再不站出来，群众就要吃苦了，于是我被捕了。?
    日伪军把我在淮镇据点关押近两个月，就由献县日本宪兵队，派兵用大马车押送到献县据点，又关押了半个月。这期间多次严刑拷打，刑讯逼供，棒打鞭抽是每天必不可少的，吊铁丝，灌辣椒水，我都咬牙抗过来了，当时浑身上下，无处不伤，我的四颗门牙，就是在淮镇据点，被日本鬼子用枪托打掉的。那年我刚刚二十岁。?
    1941年腊月底，我和献县被捕的难友：赵文永、刘超、王全友、李方平、李民共6人，都被戴上脚镣手铐，外加绳索绑成串，在日本宪兵的步枪刺刀逼迫下，押上大卡车，从献县经河间绕青县、大城，最后辗转到了北京。我们被送进了日军军法会，当天又转押到设在北新桥炮局胡同的日军监狱，后来以“顽固共党分子”的罪名被判刑三年，羁押在北京第一监狱外籍人犯收容所。
    在那两年多的时间里，受尽了非人的折磨。
    1944年秋，一天下午，看守们把我们从狱室赶到大院中间，单个横排站立，逐个照相后，集中到一排大狱室，并增加了狱吏严加看守，夜间也有人巡逻。
    第二天早晨，100多名难友，被刺刀逼着从西大院横穿胡同，赶到东大院日军监狱办公大厅门前，四行横排站立。从厅内走出一个日本军官和一个翻译官，向我们宣讲什么中日亲善、共同建设大东亚，实现共荣，最后宣布：“送你们去日本当劳工！”随后，所有难友都被用绳索捆绑，然后俩人一副手铐，拷在一起，连同随身生活用品，衣服被褥等等，一并装上卡车，由日本兵押送到北京东车站，改乘火车。当天中午到达天津塘沽俘虏集中营。这天正是1944年的中秋节，本应该是举家团圆的日子。?
    在进入塘沽集中营监房前，难友们随身携带的物品被全部没收。去掉了刑具，全副武装的日本兵，用刺刀逼着我们在海滩上，扒光全身所有的衣服，面对大海，赤身裸体横排站立，随后发给每人一身绿色劳工服，一双胶鞋和两条线毯，然后把我们押回牢房。?  就在那个月圆之夜，忧虑着灾难深重的民族存亡，思虑着难以相见的家人和战友，摆在面前无奈的茫茫出海之路，整整一夜，没有一个人能够合得上眼。与我们一起被关押的冀东游击队被俘战士们，发动了越狱暴动。第二天上午，日军将牺牲的战士遗体，用绳子绑在铁丝网的木桩上，陈尸示众，实行恐吓。
    第三天上午，我们120多名难友，被押上一艘轮船，送往日本。同时还有其他船只，满载中国劳工，都是些男性青壮年，除去共党分子、爱国志士，还有个别偷盗、贩卖毒品的罪犯，极少数叛徒、特务经日本鬼子专门挑选，代替日本人监管中国劳工。
    停战后，在日华总工会，查出了一份日本外务省在1946年3月1日发布的《华工情况调查表》，上面表明：从1943年至1945年间，日本掠走中国人计98535人，分为150批运往日本，其中964人死于船上，248人在到达工作之前死亡，2283人在劳动中死去，6000人被杀害，（见1998年东光县文史资料第三辑转《啄木鸟》1985第四期第120页）。
?  在海上漂泊了七天七夜，途中经过朝鲜半岛，最后到了日本的下关。
    登上日本国土，令人吃惊，所到之处，绝然没有日本鬼子在我们国内耀武扬威，不可一世的霸道和神气，当地人绝大部分是妇女，只有为数不多的老头和男孩；商店、工厂、车站等处，几乎是清一色的女工，就连火车、汽车司机也都是女性，可见举国男子服役远征，国内劳力空乏至极。日本妇女强忍男人远征，甚至战死沙场之痛，在家抚养老小，同时还要负担沉重的“劳动奉仕”义务劳动。而她们每人每天只配给几两大米，每顿只用一点儿，加一点土豆或者南瓜做成稀粥喝。儿童营养不良，老人病饿而死者比比皆是。
    日本帝国主义所标榜的“大和民族”，竟然是如此颓败不堪。   
    美国的大编队飞机，经常进行空中轰炸。日本的建筑多是木质结构，炮弹所落之处，就是一片火海，无数村庄变成焦土。可怜无辜的妇女儿童，听到空中飞机声响，就张惶失措，呼儿喊娘。看到这些，难友们互相交流，清楚的认识到：日本军国主义外强中干。因而更加坚定了中国必胜的信心。?  
    第一个劳作的地点，是在日本的福岛县，日本的“福岛雄谷组”接收了我们。劳役工作主要是伐木，把成材的树木放倒，砍去枝杈，然后装车运走。日本的福岛，自然条件很不好，一年四季雨雪不断。我们到后不满两个月，就到了冬季，平地积雪一米多厚。在这样的气候条件下，日本人不管劳工的死活，难友们仍然穿着来时发的单衣和胶鞋，后来就把线毯裹在身上。吃的是面粉掺上稻米糠做成的馒头。就是这样恶劣的主食，每人每顿也只给一个，不过二两，再有就是菜汤，没有油，更没有肉，炒菜和其他副食品更是根本没有一丁点儿，但是却要承担很强的体力劳动，每天劳作十个小时以上。气候寒冷，衣食不济，我同难友们的手脚都冻得又红又肿，严重的破溃成疮。日本人不但不给医治，每天还要逼着上山伐木。劳作中，身上的冻疮稍微一碰，就直流血水，一些难友相继因过度劳累，饥寒交迫而死亡，献县的王会友就这样惨死在福岛。?
    日本人讲究火化，每一个劳工死后，由两名同乡送往火化场，火化后，难友们不忍让死去的同乡骨洒异地，就把骨灰带回住所。回国的时候，我一人就背回了五个骨灰盒。?
    1944年腊月，劳工队从福岛转移到长野县的“今村矿山事务所”。
    这里的气候很特别，上午风沙扑面，中午暴热，太阳落山后寒风刺骨。由于环境恶劣，营养匮乏，多数难友患上了夜盲症，天一黑就什么也看不见，日本人根本不给治疗，也不给增加营养。我们只好利用出工伐木的机会，采摘树叶、野菜吃，尽管又苦又涩。我们相互鼓励着，有回家的信念支撑着，硬是挺过来了。
    1945年春天，为反饥饿，难友们实施绝食罢工。东光县的难友马汝骏，作为罢工首领被抓了起来，关押在矿山事务所。一天，日本警察进入拘留室对马汝骏殴打谩骂，气愤之极，马汝骏拿起尿桶扣在了警察身上，并义正严辞的斥责日本军国主义的罪行，高呼中国人民一定胜利！第二天，日本警察把马汝骏解走了，从此不知去向，直到我们回国前，才从满岛，回到了我们生死与共的难友们中间。?
    当时马汝骏被解走后，我们感觉他凶多吉少，反而更加坚定了罢工绝食的决心，不能半途而废！如果屈服了，不但自己难以生存，更对不起为大家献身的难友！最后日本警察署不得不派来警官和翻译，向劳工们和颜悦色地讲解他们的难处，并相应的改善了劳工的伙食。?
    日本人采取“以华制华”的手段，指定劳工队伍中思想品质较差的人，做我们的班长，帮助日本警察监督我们。他本人可以少干活，甚至不干活，个别人，就因为贪图这一点，充当了被两头都蔑视的民族败类，天津静海县的刘俊卿就是一个。?
    在北海道，有一天，我和山东省庆云县的难友苏秀卿，用木杠和稻草兜子抬石头。因为长期以来，营养不良，再加体力透支，抬着石头，东倒西歪，班长刘俊卿嫌我们慢，手持木棍，朝着苏秀卿的腿，“咣”就一棍，一边打，嘴里还不停的辱骂。难友们早就恨透了他认贼作父，狐假虎威的可耻行径。这时候再也忍住了，我扑上去，一把夺过了他的棍子，照着他屁股轮开就打，东光县的王书堂、南皮县的张铁云也拥上来，一齐拳打脚踢，还提醒我：“扔了棍子，别打坏了他。”一边打，我们一边质问他：你是不是中国人？你还想不想回家？正当我们打得起劲，日本警察发现了，赶忙鸣笛，并带来几个高丽人，拉开我们，扶起刘俊卿。把我扭送到一间小木房子关了起来。
    时间不长，又把我押送到日本警防所，关押了两天两夜。这期间，没有给一点吃食，连水都没给一口。提审的时候，为了争取主动，我一口咬定，和刘俊卿的冲突，不是因为工作，完全是因为个人恩怨。日本警察半信半疑，就又把我送回了劳工房，交劳工队惩处。
    劳工队长还算聪明，他接受了刘俊卿的教训，不犯众怒，为了应付日本警察，同时安抚吃了苦头的刘俊卿，找来平时和我关系不错的同乡马子欣和胡敏，把我拉进屋里，关上门，让我趴在地，大声喊着，装出受刑的假像，两个难友拿着棍子，在我身上比划着，口里喊着数目，就算打了四十大棍。通过这件事，像刘俊卿那样的汉奸，也收敛了一些。?
    可是，就在这事刚刚过去，我得了伤寒。日本人最怕传染病，唯恐传染到他们身上，一旦发现疟疾、伤寒等等有传染性的疾病，根本不给治疗，立即拉出去活活的烧掉。所以得病初期，我咬牙坚持着，后来实在爬不起来了，难友们清早起来，先把被褥铺平，把我放在上边，像卷被窝一样，把我卷在里边，头脚都盖得严严实实，只是鼻子和嘴的地方留下一条缝出气，然后在我身边的被窝里，藏好一壶水。我一动不动地躺着，昏昏沉沉地睡着。每次醒来，都要侧耳细听，确定工房周围没有鬼子汉奸，才敢悄悄地喝水。收工后，难友们尽管自己吃不饱，但是每人都省下一口，拿回来给我。就这样，共患难的朋友们舍命瞒过了监督的日本人。侥幸的是，就连刘俊卿一类人也没有细查，我又一次逃出了鬼门关。?
    1945年9月，一天夜里，工房里突然闯进一群日本宪兵，点名对我们十多名难友，劈头盖脸一顿暴打，然后戴上手铐，押上汽车，送到北海道宪兵队，每人轮番遭到皮鞭吊打，最后关押进宪兵队地下室。经过分析发现，这批被押的都是政治犯，即所谓的“顽固共党分子”。当时我们并不知道国内和国际的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无故地暴行，原来是日本军国主义的垂死挣扎。?
    1945年10月初的一天，突然感觉日本人对我们莫名其妙的好起来，一向是抬手就打，张口就骂，不知为什么说话客气起来，一个日本宪兵还向我们竖起大拇指说：“你们的，大大的，好样儿的”。结合近日来的种种迹象，我们分析，可能是我们国内的抗日战争胜利了。果然，宪兵们给我们解除了刑具，点头哈腰的引我们到院子里，每人分给牛奶、馒头、水果还有一些糖块。宪兵头头通过翻译向我们假惺惺地说：“我们和平了，从此不再打仗了，你们自由了。”后来证实，所说的“和平”实际就是他们战败了。接着把我们这些政治犯又送回了矿山的工房。与难友们在胜利后重逢，格外欢欣，一个个雀跃相庆，很多人相拥在一起，抱头痛哭，真是喜极而泣，我们终于胜利了！我们不是亡国奴！我们有国，有家，我们要回家了！?
    从那天起，我们不用再上工，不用再忍辱受气，我们真正的自由了。狂欢之余，人们不由的泛起了对认贼作父的民族败类的愤恨，于是，把平日里作恶多端的三队长张和义找来，历数他投靠倭寇，为虎作伥，欺压同胞的一件件罪状，最后把他按在地上，义愤填膺地难友们，代表祖国，代表人民结果了他的狗命。而对于刘俊卿一类的狗腿子，虽然可恨，但是平日里也有不敢太过放肆的时候，又看他跪地求饶，表示悔改，就留了他一条活命。?
    等待回国的被掳同胞，据后来统计数字有八万之多，挨次等待乘船，整整等了三个月。
    在这期间，我们得以观察日本国情。
    日本人民，也是热爱和平的，他们饱受战争之苦，并不亚于我们中华民族。所到之处，善良的日本女性，都会热情的提供方便，有时看着可怜的孩子，分给他们一点食品，她们就会感动的连连鞠躬道谢，甚至有些“战后遗孀”，感叹身世，请求随我们移居中国。?
    在劳工队伍中，由于人员成分复杂，在逗留期间，也有个别令人不齿的人员，为所欲为。进了商店，随便拿取东西，甚至有人，以报国仇雪国耻为名，奸淫无辜的日本妇女，谩骂殴打日本儿童，不过这其中绝没有受过共产党八路军教育的所谓赤色份子，就是国民党的军人中也很少，只是个别的原本就是地痞流氓之类的人渣。?  1945年12月11日，登船回国的日子到了。晚上8点，从北海道置户驿上车，三天后换船到达日本的渔业基地——青森，第五日又改乘汽车到达日本海军基地——佐世保。12月17日下午5点，轮船于佐世保起航，穿过对马海峡，经过南朝鲜海域，驶入我国黄海，又向北折向渤海，历时四个昼夜，终于回到了祖国的港口——整整一年又四个月前，被迫离开的生死之地——天津塘沽，我们终于结束了非人的劳工生活，回到了日思夜想的祖国。
　中新网三亚11月5日电 题：日韩学者三亚祭拜日军侵琼时期杀害朝鲜劳工的“千人坑”记者 张茜翼

　　“这就是当年日军杀害朝鲜劳工的‘千人坑’。”在海南三亚市田独镇南丁三罗村，第22次到海南调查日本侵琼史的日本海南岛近代史研究会创始人佐藤正人穿过齐腰高的杂草，走到刻着中、韩两国文字的三块黑色“日寇时期受迫害朝鲜同胞死亡追慕碑”前，静默两分钟。

　　烈日下，一同前来的日本海南岛近现代史研究会的研究员、来自韩国的金静美，日本大阪产业大学经济学部教授齐藤日出治也做出同样举动。这里是他们每次到海南调查日本侵琼史的必到之处。

　　佐藤正人用DV机录下石碑周围的景象。他说，1942年，侵琼日军在海南岛西部和南部修筑公路、铁路、桥梁和机场，大肆掠夺海南的矿产资源。除强迫海南本地民工从事高强度苦役外，日军还于1943年从朝鲜半岛运来1000余名青年政治犯，以“朝鲜报国队”命名，强制他们劳动。

　　“日本投降前夕，为掩盖罪行，日军将全岛各地的朝鲜劳工集中到三罗村进行杀害。” 佐藤说，在“千人坑”挖出的劳工遗骸上，还能看到尸骨手腕处戴着的铁制手铐，头骨上被钉入的粗铁钉。

　　为纪念这段悲惨的历史，当地政府和人民将此地命名为“朝鲜村”，一直沿用到1975年才改为“三罗村”。

　　佐藤正人告诉记者，1998年，在海南经商的韩国人徐在弘在韩国偶然看到韩国电视台播放的影片《长埋在海南岛的朝鲜魂》，述说在三亚田独朝鲜村发掘出朝鲜劳工遗骸的事实，十分震惊。

　　“这位韩籍商人返回海南后，专程去查找到了累累白骨的朝鲜劳工殉难遗址——‘千人坑’。并在殉难遗址处立起‘日寇时期受迫害朝鲜同胞死亡追慕碑’，供来华的朝鲜人凭吊。”

　　佐藤说，2000年1月起，他同徐在弘先生，以及从韩国邀请的人骨专家和韩国记者，对“千人坑”尸骨进行部分挖掘和考证，一个多月的时间就挖出了109具遗骸。后来由于一些原因停止了挖掘。

　　走进石碑不远处的石屋，房门上方挂着一块木匾，上书“迎乐斋”。推开一扇虚掩的门，首先引入眼帘的是上百个摆放在地上的白色瓷罐。“这里面装着的是104具遗骸烧成的骨灰。”佐藤说。

　　记者看到，骨灰罐旁的五口玻璃棺，棺前还摆放着已经烧尽的香火。在另外两个玻璃棺内，摆放着一些白骨和生锈的铁制品。房间墙上，还挂着2001年5月29日三亚市荔枝沟镇海罗与南丁小学前来凭吊的照片。

　　当年的朝鲜村里如今没有一个朝鲜人了，老年村民尚能回忆起孩提时所见的惨剧。1935年出生的周学勤老人回忆说：“日军用小手指般粗细的铁丝线，把朝鲜劳工双手反绑，或是圈住腰身，吊在酸豆树上毒打，然后用汽油把奄奄一息的劳工烧死。”

　　据长期研究海南近现代史的海南师范大学教授张兴吉介绍，日军驱使劳工进行高强度的劳动，譬如修建铁路、机场、开凿矿山、开凿花岗岩山洞建造军艇基地等。海南各地政府为纪念大批量死亡的劳工，在田独、石碌、八所等地修建了千人坑、万人坑纪念碑。

　　“这一段历史不能忘记，”日本海南岛近现代史研究会的研究员、来自韩国的金静美说，“这里长眠着上千受日本侵略者虐杀、惨死异乡的朝鲜劳工。这片土地之下，是白骨、冤魂，是日本军国主义犯下的滔天罪行的见证。” (完)
今年的8月15日，是二次大战日本国宣告投降的第56周年。日本右翼势力否认侵略、美化战争的丑行丑言依然猖獗。

　　随国内研究侵华日军的权威学者、研究人员组成的调查团，记者日前深入中国东北边境小城黑龙江省东宁县，探访侵华日军在亚洲遗留的最大的军事要塞，核实历史材料，走访幸存劳工，试图揭开侵略者奴役劳工的秘密。

　　东宁盆地里的“孤魂野鬼”

　　汽车在东宁县境内的山路间蜿蜒前行，环形的公路缠绕在青山的腰间，地势十分险要。从县城出发，大约行驶了20多分钟，突然一片绿莹莹的盆地展现在我们面前，这就是素有塞北小江南之称的“东宁盆地”。

　　正是盛夏季节。这里更是一派生机盎然。农民在田地里忙活着自家的庄稼，一条小狗跟在小孩子后面跑来跑去。偶尔也有几只叫不出名字的小鸟落在地上觅食，见来了汽车又飞上树梢。

　　突然，一大片土丘扑入了我们的视野。高低不齐的荒草显示着这里已经好久没有人来过了。再往前走，我们发现了白骨，先是一块，两块，后来是一根、两根……车内的历史专家、东北烈士纪念馆研究员程鹏汉说：“到了，这里就是劳工坟！”举目望去，这里大约有上千个坟丘，每个坟丘相隔不足一米，总占地约2万多平方米，埋葬劳工最少也有上千人。

　　当地农民曾在这里开荒种地，有的坟丘已经被当地群众开垦成田地，耕出了难以数计的骨头残块，白花花的腿骨在地垄沟里随处可见。但当地政府贴出“这里埋着当年劳工的尸骨”的告示后，再也没有人愿意来这里开荒。

　　以程鹏汉为骨干力量的研究队伍，在考察中挖掘了8个已经破损的劳工坟包。专家们轻轻地将坟堆上的封土一层层剥下，一具断足的骨骸暴露出来，这是一具年轻男子的骨骸，牙齿均匀整齐，骨骼完整，双腿被齐刷刷锯断。这次共发现了劳工遗骸18具，其中4具的腿骨已经被锯断。程鹏汉分析说：“锯断的原因有两种可能，一是劳工得了冻伤或者其他疾病得不到医治，最后只好截去双腿；二是劳工逃跑被抓，截去双腿以示惩罚。”

　　东宁要塞管理处主任韩茂才说，经过半个多世纪的风雨，这些长眠于地下的冤魂几乎被人淡忘。这些含恨而死的劳工，只是被浅浅地埋在了十几厘米的地下，没有棺材，没有墓碑，没有留下姓名。而在东宁县境内，到处可见日军立的石碑。在南山沟的“忠魂碑”上，日军详细地记载着24名阵亡的日本炮兵的姓名；在新民村为阵亡兵征斗米德太郎立碑；在庙沟村，为日本死亡的妇女立“忠节碑”。更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在距离无碑“劳工坟”不远处，侵华日军中将洳西多稼藏还为自己的爱马立了一块高5米的“马魂碑”。

　　在老城子沟村，很多人知道“劳工坟”，但是非常忌讳提到“劳工坟”。这个村逝者的骨灰也从不往“劳工坟”方向埋，村民说，那里是“孤魂野鬼”的场所，把家里人埋葬在那儿不吉利。

　　多少中国劳工修筑了亚洲之最？

　　收回远眺的目光，程鹏汉开始介绍有关东宁要塞的情况：

　　东宁县位于黑龙江省东南部，东面与俄罗斯水陆接壤，距俄罗斯最大的火车编组站乌苏里斯科53公里，距远东最重要的军事港口符拉迪沃斯托克只有153公里，直通日本海，与日本国毗邻。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侵华日军为了实现长期占领东北、进而实现进攻苏联的野心，在中国东北沿中蒙、中俄边境修筑了大量军事要塞，其中以东宁县境内的要塞规模最大。

　　程鹏汉手指着远处的绵延青山接着说：“东宁要塞宽110多公里，纵深约70多公里。整个要塞分为作战区、保障区和后勤支援体系三大部分。有永久性阵地7处，永备工事400多个，300平方米以上永备地下弹药库84个。日军当时称其为‘东方的马其诺防线’。”

　　在东宁要塞群中，已经发现和整理出的有朝日山、勋山、麻达山和三角山要塞。我们来到了最具典型性的勋山要塞考察当时劳工被奴役的环境。在韩茂才的带领下，找到了钢筋水泥修筑的勋山要塞洞口。

　　进洞不到两米，就可直立行走。要塞内有些潮湿，石壁上不时有蛇出入爬行，受惊的蝙蝠也成群地向人扑来。要塞的甬路宽高近两米，水泥地面铺得十分平整。一侧的排水沟蜿蜒向里。要塞两侧有许多兵室，每个兵室都有门，红松门框的痕迹清晰可见。石墙还可以看出手工磨平的痕迹。岩壁两端有拉电缆用的铁钩，全部是人工砸进石墙里的。沿着修砌的石阶向前走约半小时，出现了一个面积约为400平方米的房间，上面是拱形的石棚，全部由人工用水泥粘砌而成。向左拐又出现了两个面积在100平方米以上的房间，均是钢筋水泥结构。在这里陆续看到了寝室、指挥室、供水池、发电室、升降井、望井、伙房。两条铁轨的痕迹贯穿着整个要塞。要塞有4个出口，由4个钢筋水泥筑成的炮台，将整个要塞置于火力保护之下。

　　韩茂才边走边介绍：“修建这些要塞，没有起重机和现代化机械的帮助，所有的工程都是在日军的刺刀和机枪的威逼下，由中国劳工人拉肩扛修筑而成。”

　　早在1905年日俄战争结束时，日本便把大批的兵力调往中国东北，开始修筑战备工事。而从1931年至1945年8月15日本战败前，日本关东军还修筑了大量的军事设施。这些工程都是奴役中国劳工完成的。这些劳工大致由三部分组成。一是强抓来的；二是战俘；三是以招工等名义骗来的。日本关东军在东北修筑的庞大的要塞和军事设施共强征了中国劳工100多万人。在“七七事变”之前，劳工主要来自东北三省。之后，又有大量的中国战俘被征发和奴役。被诱骗的中国贫民也不在少数。

　　在要塞发现的资料中，考察组发现了曾在要塞居住过的部分侵华日军的回忆录。名为中道圆一郎的日本兵写道：这些劳工坐着闷罐火车从全国各地被抓来，运送到工地后不让休息直接劳动，一天工作十几个小时。一些被强制到秘密地点修筑要塞的劳工成了“死劳工”（工程完工以后没有生还的希望，被就地屠杀处理掉）。另一个日本兵古川三男写道：……火车中挤满了中国苦力，这些苦力来自中国的山东。是被送往修筑要塞的，我从未看见一个中国劳工能返回。

　　程鹏汉研究员说，想搞清东北17处要塞和各种军事设施究竟役使了多少中国劳工，又有多少被折磨至死或被枪杀，是很困难的。去年5月，由日本国要塞研究组织、俄罗斯远东地区历史研究人员和中国专家组成的考察组，曾就东宁要塞劳工数量问题进行了专题调查整理，根据三国专家搜集到的资料和劳工幸存者证实，参加修筑东宁要塞的中国劳工至少有17万人。

　　劳工幸存者：“我就是证据！”

　　韩茂才今年满50岁，用他自己的话说：“正是干点事儿的时候。”任要塞管理委员会主任前是东宁县武装部政委。近1·80米的大个儿，黑黑的脸庞、宽宽的肩膀，是个典型的东北汉子。他风趣幽默，性格开朗，为人很是仗义。

　　韩茂才有着强烈的民族自尊心。5年前，他开始骑着自己的“奥迪猛蹬”（他对自己的旧自行车诙谐的称呼）四处奔走，自费寻找东宁要塞劳工幸存者的下落，收集到了不少相关的资料，为这段历史能够顺利解密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在他的帮助下，记者见到了劳工幸存者、今年74岁的朱金环老人。

　　在东宁县一间招待所的房间里，记者见到了这位老汉。满脸沧桑的朱老汉身体硬朗，提起过去的事情，他恨得直咬牙根儿。双手因用力握着，密布的青筋向上暴凸。

　　他回忆说：当年老百姓把要塞称为“阎王店”，四周的山上都架设了铁丝网，每隔三四米就有一只狼狗，劳工想出去，门儿都没有。有一年冬天，我看见一个劳工偷吃了一点豆饼渣。日军发现后，扒光了他的衣服，让他站在雪地里，扛着一根一丈多长的六寸木头方子站在豆垛上示众，动一下就要挨一顿毒打。

　　当时我被抓到日军的仓库中干活。那里的劳工多数是从吉林抓来的，虽是20出头的小伙子，但也禁不起没白天没黑夜的苦干，当他们得了伤寒等病时，日本鬼子根本不给治，眼看着他们折腾死后，就把他们的尸体摆成“井”字型垛起来，夏天时，够一车就拉走了。冬天时，放在外面冻着，实在放不下了再拉走扔掉。小鬼子拿中国人根本不当人看，我们吃的是橡子面，小窝头，不管饱不饱，一顿就一个。冬夏住的是劳工席棚子，没有炕，冻死饿死的也不少。日本鬼子对我们中国人真是狠呀！让我们排队上山打石头，然后扛回来，谁敢吭一声，轻则一顿毒打，重则砍头。谁敢跑？后面几十架机枪对着你呀！在他们眼里，我们都是牲畜！

　　老人悲愤地说：可恨的鬼子，为了让我们给他们干活，啥损招都想，他们怕完不成任务，竟然每天给我们发大烟（鸦片）吸，说是助长精神，好加快工程进度。

　　我这里有两件东西给你看，一个是这个碗，这是小鬼子给我发的，他们强迫我干活，每天就给半碗橡子面，又苦又涩，吃完了连屎都拉不出来；还有我肩膀上的这个长疤，那是我在一次干活时，连累带饿，动作就稍慢一点，一个日本兵看到了说我偷懒，不容我辩解，举起铁锹就砍在了我的肩膀上，那血流了一地。把我都疼得晕过去了！

　　日本鬼子把我们看管紧，谁也别想跑。我们修铁路时一天得死20多人。

　　朱老汉抹了一把泪水，继续说道：我被抓来后就一直没有机会回家看看。后来听抓来的同乡说，我老母亲因为想我整天哭，最后眼睛都哭瞎了。我听说后，就哀求小鬼子，希望给放几天假，结果一个日本兵狠狠地打了我一铁锹，让我赶快干活去，否则杀头！听后来的同乡说，我那可怜的老母亲，最后得重病死了！

　　修完铁路后，我们被通知第二天修秘密军火库。我们都知道，修完军火库这种秘密工程，十有八九是活不成了，不累死，工程完工后，也得被集体杀死。那天夜里，我怎么也睡不着，愁得没法儿，就自己偷着哭。第二天一大早，我们就被喊起来了，原来是有二十几个劳工听说要修军火库，觉得没希望活了，秘密逃跑。在路上被抓了回来。日本兵扒光了他们的衣服，然后让他们成一排，面朝着我们站着，我们还没等问他们留不留话，后面小鬼子的机枪就响了。他们的尸体就倒在我们的脚下，可我们谁也不敢言语。通过翻译，鬼子告诉我们，以后谁再逃跑比他们的下场还惨！

　　反正都是死，还不如逃跑，我们几个琢磨了一个办法。那天正好是我们5个人晚上干活，看管我们的鬼子半夜困急了，就跑到帐篷里睡觉了。我们看时机已到，拎着铁锹躲着灯，爬出了电网。刚想跑，一个鬼子发现了我们，他跑过来问我们干什么去，一个兄弟太紧张，拔腿想跑，这个小鬼子立即端起了枪。当鬼子瞄准时，我们4个人一起抡起铁锹，把鬼子一下砸倒了。接着我们5人又齐心协力砍倒了站岗的3个小鬼子。那时我就想，反正也不一定能逃出去了，和鬼子拼命算了。看见我的眼睛都红了，一个兄弟赶紧拉住我的胳膊说：“老哥，逃命吧！”我们几个人就各顾各儿地没命地跑。不久，后面的枪声就响成了一片，我也中了弹，后来在山里蹲了好几天，才算捡了这么条命。那两个弟兄大概都被打死了。到死我也不能忘记过去那段历史呀！我也不知道和谁说说，现在电视里总说有些日本人不承认侵略中国，那么应该让他们来看看要塞，让他们来找我，我就是证据！

　　“特殊工人”的特殊遭遇

　　同行的黑龙江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人员研究证实，在庞大的劳工群中，有一群被称为“特殊工人”的劳工。他们是在华北战场上被抓捕的战俘以及在日军扫荡中被抓捕的干部和进步群众。他们经过日军设在各地的战俘收容所或者劳工教习所的拘禁后，被押送到东北，在“特殊工人”的名义下从事劳动，给关东军在军事工程中服劳役，从事最艰苦、最繁重的劳动。姜念东等著《伪满洲国史》记载，送往东北的“特殊工人”每年约有10万人左右。

　　1945年8月中旬，日本刚刚投降。有三十多个身穿破衣，瘦骨嶙峋的人来到了东宁县地方维持会门前。他们悲愤地控诉了日本侵略者在东宁要塞中的庙沟村犯下的罪行。他们都是从山东、河北一带抓来的劳工，其中不少是抗日战士，已经被抓来三四年之久。

　　历史研究人员证实，对被抓来的共产党人，日军会用加倍的兵力看守，因为这些战俘反抗性强，会使用枪支。为防止他们向劳工宣传抗日思想，策反暴动，日军往往把他们单独关在一起，把最累、最苦，危险性最强的工程交给他们去干。对于修完工程后仍然侥幸活下来的抗日志士，日军就会集体将他们杀害。

　　劳工幸存者李广文回忆说，八路军战俘我还真见过。刚来时他们穿的衣服不一样，后来被统一穿上了劳工服。这种衣服不结实，时间一长就变得像破麻袋片一样。后来，我看见他们把破水泥袋子捆在脚上、裹在身上遮体御寒。他们住的地方也是用席子搭成的棚子，我有时看见他们手里拿着铁锹干活，有时还看见他们空着手被日军押着走。

　　黎明前的疯狂屠杀

　　在东宁要塞侵华日军罪证陈列馆里，陈列着一首《头字谣》：劳工受苦头，招工跟把头，身穿破袄头，脚穿破鞋头，枕的破砖头，铺的破席头，穿的麻袋头，吃的窝窝头，死了卷席头，扔到沟里头。这篇《头字谣》可以说是当年中国劳工苦难生活的真实写照。当他们被强迫劳动完后，等待他们的是死路一条。

　　考察组的专家在老城子沟一带的山脚下，发现了五六处埋有劳工尸骨的“万人坑”。据当地的老百姓介绍和专家考证，“万人坑”里埋葬的劳工多是在日本投降前夕被集体杀害的。当地劳工幸存者黄诗义、李有财、赵金宝等老人也证实，在日本战败前夕，日军曾经残忍地杀害中国劳工。他们介绍说：“小日本鬼子没人性呀，刚开始时，他们把劳工祸害死了，就浅浅地埋在了后山上。后来，累死的、饿死的、被鬼子打死和狼狗咬死的劳工不计其数，加上苏联红军打上山来，小鬼子干脆把修完工程的劳工集体杀害，尸体往后山一扔，不再管了。”“在要塞修外围工程的劳工在枪弹中乱闯，说不准还有一点活路，可怜的是那些在要塞里面修工事的劳工，一个也没出来，全都被鬼子的机枪给扫了……”

　　还有一些幸存者介绍，日军在溃败前夕，召集了众多的中国劳工，对他们说：你们辛苦，我们要召开“庆功会”和“犒劳会”，所有修筑要塞内部工事的人全参加。日本鬼子给劳工们喝很多的酒，趁着他们迷糊，命令埋伏在要塞内的士兵用机枪一顿猛扫，可怜的中国劳工，还指望着喝上一顿酒后回家和亲人团聚，没想到，就这样集体葬身要塞之中。

　　专家们分析说，日军在溃败前夕集体屠杀中国劳工的目的有两个，一是掩盖他们奴役中国人民、残害生命的罪行，消灭证据。二是防止劳工在战斗中集体暴动，在后面袭击他们。

　　祭奠与警示

　　在东宁要塞附近，几乎到处都可以找到劳工的白骨头。一个个白天与黑夜，记者的感情和理智都被这段历史所烧灼，听说王宪玉老汉在老城子沟祭坟，我们驱车赶到了那里。

　　在要塞不远处的老城子沟村西北山坡上，劳工幸存者王宪玉老人每年都来“劳工坟”祭坟。老汉说：“我这可不是搞封建迷信活动，我知道过去的那段历史，这些死在地下的人冤枉呀！”

　　王宪玉老人非常虔诚地将带来的祭品整齐地摆放在坟前，把黄纸一张张铺在地上，口中念念有词，最后他把一杯白酒洒在坟周围。在这古朴的祭悼仪式结束后，老人下了山。

　　望着老汉离去的背影，程鹏汉研究员心情十分沉重地说：“他用中国最传统的方式祭奠着冤死的亡灵，而我们又何尝不是用另一种方式在挖掘着这些逝者逝去的意义？”

　　近二十年来，年届花甲的程鹏汉一直致力于侵华日军罪行的研究。东宁要塞就是他和韩茂才两人最先徒步考察的。钱不多挣，汗没少流，只是为了将这段中华民族的屈辱史告诉更多的人。而他也不无遗憾：由于一些中国人的健忘、考察经费的严重缺乏，都使他太多的心愿没有完成。

　　程鹏汉对记者说：“我的家人劝我说：‘历史都是过去的事情了，人嘛，谁愿意提过去被欺负的事儿，你最后就是个费力不讨好！’我儿子在互联网上看到我的名字被日本右翼势力列上了‘黑名单’，担心我的安全。可我不在乎，如果作为一个中国人，不知道或者故意忘记那段历史，那他就是一个没有骨气的中国人。”

　　东宁要塞的“劳工坟”等遗址，目前已经被黑龙江省列为保护对象，建成了爱国主义教育的基地，其发掘和考察工作还在继续，考察团的部分成员仍在深山里寻找。这些专家学者的名字是应该记住的：程鹏汉、韩茂才、陈学泉、宋吉庆、杨玉杰、张凤鸣、王敬荣、张昭敬、王颜彬、刘孝臣、杨德建、郭宝刚、毕玉芬。（新华社供本报专稿）

在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南市郊二机械家属区大坡上,一直有一个坚固的水泥建筑,因为之前上面涂了一层沥青,所以叫"大黑包"。"大黑包"是粮屯型的水泥建筑，人们习惯地称之为“大黑包”，这个大黑包有两个入口，其中一个入口是一眼深不见底的水井，“大黑包”风雨剥蚀后，裸露的钢筋纵横交错，这样一个皮糙肉厚的东西是干什么用的呢？其实，这一切并不足为奇，这只不过是现已探明的日军侵华时在齐齐哈尔地下工事群中其中的几个“点”。 一般人多以为只是地名，其实那里有一个日伪时期日军修建的军事设施，现实物仍在。“大黑包”钢筋混凝土结构，外有通风孔和射击孔，内分三层，并有独立水源。目前已将其确定为一级保护建筑，作为日军侵华的铁证和以后爱国主义教育的实物。
    齐齐哈尔市地处松嫩平原，地面上几乎没有可以作为战略防御和物资储备的地理条件，作为日军侵华抵御前苏军的重要战略基地，其军事设施一定隐蔽在地下。齐齐哈尔市西南郊是整个市区的制高点，方圆几平方公里。据当地的老人讲，早年这里的地势低洼，小汛即可通船，并与嫩江的主航道相连。当地人称“河套子”。自从1931年10月齐齐哈尔沦陷，日本关东军开始在这里修筑地下工事。每天，都有大量的土方由此用“咕噜码子”（轨道车）运入，逐步形成现在的地势。在其顶部，现有一处保存完好的日军工事建筑，由于外观原来呈黑色状，因此，人们习惯地称为“大黑包”。这是一个大约直径 30米的圆锥体，钢筋混凝土壁厚约1.75米。根据地理位置和外观的设计，有专家认为这是一处庞大的通信设施。估计是监听苏联远东通讯情报特务机构的无线电天线装置。大黑包的内部与外形以一样呈圆形桶状，分上下三层，每层房间分布均匀。日本投降刚撤走时，当地居民从大黑包里拉出不少粮食和生活用品，并在很长时间使用过这口水井。“大黑包”底层的中部是一口水井，从外观上看和一般水井没什么不同。地道的入口就开在井壁中间，进入后向两侧延伸。解放初期，工兵曾进入洞内，前进约800米后返回。地道的最低处距地面约30米深，其中一侧通往文化宫（原忠灵塔）；另一侧通往江北的富拉尔基区。
    针对这种情况，当地驻军派出工兵随同对“大黑包”进行了探测。在前进几百米后，因探测仪器显示出人工制造的芥子等毒气源，众人撤出。根据刘义权的回忆，现玻璃厂原为日本关东军516部队（化学兵器研制所）的旧址，并有通道直通火车站的地下工程的说法。从这点来说，齐齐哈尔做为日军侵华时最大的毒气工厂，其存有大量的毒气在“大黑包”也就必然了。据刘老回忆，1948年7月，他随时任东北民主联军副司令员的周保中将军从哈尔滨到齐齐哈尔，周保中在黄克诚、洪学智等人在一个排的士兵的护送下自忠灵塔（现工人文化宫）地下入口进入地道。当时是一个叫满昌盛的老人做向导。
　 满昌盛当年在这修建这个地下工事时是给日本人做饭的劳工。他说这个工事修建于是1931年至1936年共修了5年。满说修筑该工事的人有一半是朝鲜民工，一半是中国人和蒙古人。他当时是在日军尸体火化厂打死一个看守的“小日本儿”后逃出来的。
　 刘老说：“满昌盛边说边走边哭，沿着地道介绍情况，还嘱咐我们不要碰洞内的开关。
　 “我们走到第17个门时已有800余米，黄克诚将军怕有危险出现就不让继续前进了，于是我们按原路撤回。”
　 刘义权说：“那时我清楚地记得地道里有一尺多宽的排水沟，水流哗哗作响，墙体上有电缆线。”
　刘老根据满昌盛的叙述和自己的记忆画了一张示意图，图中标出了地下工事的五个出入口。分别是：忠灵塔、宪兵队、大黑包、火车站、日军火化厂。
　 刘义权说，周保中一行从地道出来后当天回到哈尔滨，用电报向东北局报告，请示东北局下令把日军地下工事调查清楚，但不知什么原因，东北局没有回复。
　  刘义权说，地下工事在地面上当时只有两个建筑：一个是忠灵塔，是日本人专为存放日军死亡人员骨灰建造的；另一个是大黑包。
　  据资料记载，1939年诺门罕战役致日军第二联队2000余人全军履没，日军修建了忠灵塔存放战亡者骨灰。
　 1956年端午节，在齐齐哈尔步兵学校练习营学习的刘义权接到上级炸毁忠灵塔的命令。刘义权带领一个中队的战士用了3天的时间将2000多罐骨灰（日军骨灰装于罐中用红、黄、白三种绸缎区分级别）清除后将其炸毁。1958年苏联专家在原址上设计建造了如今的工人文化宫。
　 现在的工人文化宫仍然使用当时的台阶。台阶两侧各有两个地下入口通往地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