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侵华日军暴行总录》--吉林

我是夏雯静

关于拍摄一部电影《伯力审判》的建议
　　
　　 《伯力审判：审判日本细菌战战犯》
　　
　　
　　
　　 电影《东京审判》正在全国各地热映。东京审判揭露了日本法西斯的侵略罪行，惩罚了日本战争罪犯，捍卫了国际法的尊严，因而受到当时世界舆论的普遍欢迎。东京审判的正义性是不可动摇的。但是，东京审判是有着局限性的。美国为了自已的利益，没有追究日本第一号战争罪犯————裕仁天皇的战争罪行，也包庇了许多日本战犯，特别是日本的细菌战战犯，一个也没有被起诉。在美国的包庇下，日本所有的细菌战战犯全都逃脱了审判和惩罚，逍遥法外。
　　
　　 伯力，是俄罗斯远东地区的一个城市，西邻中国边境，位于黑龙江、乌苏里江汇合处的东岸，也叫哈巴罗夫斯克。1949年12月25—30日，苏联政府在伯力城（哈巴罗夫斯克）对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研制并使用细菌武器的12名日本细菌战战犯进行了审判。这就是历史上鲜为人知的伯力审判，也叫哈巴罗夫斯克审判。
　　
　　 伯力审判由苏联滨海军区军事法庭公开审判，法庭审判长为少将法官契尔特科夫，审判员为上校法官伊里尼茨基和中校法官沃罗比耶夫。担任国家公诉人的是三级国家法律顾问斯米尔诺夫。
　　
　　 1949年12月25～30日，苏联滨海军区军事法庭在伯力城（哈巴罗夫斯克）对研制和使用细菌武器的日本战犯前关东军总司令山田乙三、医务处长梶塚隆二、兽医处长高桥隆笃等12名日本细菌战战犯进行了公开审判。 判处原关东军司令官山田乙三等12名战犯以25至2年徒刑。伯力审判是苏联对日本细菌战战犯的严正审判，伯力审判追究了日本的细菌战罪行，弥补了东京审判的明显缺陷，受到国际舆论的广泛支持和赞扬。伯力审判也为遭受细菌战攻击而受害的中国人民伸张了正义！伯力审判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对细菌战罪行的审判。
　　
　　　　1931年日本侵占中国东北后，在中国的哈尔滨和长春建立了两个细菌战部队（即第731部队以及第100部队）。在审判中被告供认:为了准备并实施细菌战,他们培养了大量的鼠疫、霍乱、炭疽等烈性传染病细菌,研制细菌武器。在研制过程中,惨无人道地用中国人、苏联人做细菌实验，惨遭杀害的至少3000人以上。并于1939年在哈拉哈河地区对苏蒙军队作战期间，1940年、1941年在中国宁波、常德等地，使用了细菌武器。上述罪行严重违反了1925年《日内瓦议定书》关于禁止使用细菌武器的国际公约。根据被告犯罪事实，法庭判处山田乙三有期徒刑25年，对其余11名战犯分别判处有期徒刑2～25年。
　　
　　 半个多世纪以来，伯力审判比较鲜为人知。在二战中，中国是唯一遭受细菌武器攻击的受害国家，中国也是遭受细菌武器残害受害最深、最惨烈的国家。苏联的伯力审判为受害的中国人民伸张了正义！伯力审判捍卫了人类的尊严！捍卫了国际法的尊严！为了让饱受日寇细菌武器残害的中国人民知道伯力审判这一正义的审判，知道日本侵略者在中国犯下的细菌战罪行，建议拍摄一部电影《伯力审判》，或者电影起名叫《伯力审判：审判日本细菌战战犯》，使得侵华日寇的细菌战罪行大白于天下。拍摄出一部电影《伯力审判》，可以起到揭露日寇细菌战罪恶、反对战争、反对灭绝人性的细菌战、教育民众、维护世界和平的作用。因此，拍摄出一部电影《伯力审判》，有着非常重要的教育意义和历史意义。
　　
　　 当然，要拍摄电影《伯力审判》，这需要聘请俄罗斯演员，或者与俄罗斯进行合作。
　　
　　 中国和俄罗斯两国是友好的邻邦，中俄两国人民有着传统的友谊。现在，中俄友好关系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今年，中俄两国元首确定互办“国家年”活动。2006年中国主办了“俄罗斯年”，2007年在俄罗斯将主办“中国年”，两国在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交流在日益加强。中俄两国友好有着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意义。因此，中俄两国合作拍摄出一部电影《伯力审判》，可以加强中俄两国人民在文化方面的交流与合作，也为发展两国睦邻友好关系、为增进中俄友谊充实了基础。
　　
　　
　　
　　 2006年9月30日 细菌战史实宣传志愿者 韩广文
　　乡籍：山东省济宁市泗水县 原单位：山东省东营市胜利油田
　　怀德县长赵泽民等人被杀案
　　
　　　　赵泽民原籍黑龙江省双城县人，生于1903年，北京政法大学毕业，l931年5月就任怀德县长。“九·一八”事变第二天，侵占怀德县公主岭、范家屯两站满铁附属地的日本军队，强制接收两地华界的民国政府、团体和军队。赵泽民闻讯后来往两站面见日军，要求停止接收。赵县长返回县城后，与县公安局长汲义方一起商议，一面派人去辽宁省府联系，一面整备警、团，下令戒严，准备抵抗。10月22日，赵县长与汲义方局长用空城计击溃了日军和汉奸队伍，战斗中公安局巡官马守身及警士二人殉国，击毙日军、土匪八人。战斗结束后，又召开了大会，赵县长慷慨激昂，训勉部属，汲局长带领宣誓：“要做中国人，不做亡国奴！”11月9日，侵占长春的日军司令官森连师团长派清水中佐、春田大尉、堤中尉等率日军500人，以及侵占公主岭的日军、收编的土匪“全胜”部共约800人，分两路进犯怀德县城。赵泽民县长和汲义方局长率爱国警、团与敌激战。因寡不敌众，爱国警民撤出城外。行出10公里，集结清点人数，查明随队冲出的警团有177人，其余220人，多数阵亡，少数被俘。11月10日，赵县长等率人撤到怀德县杨大城子，受暗降日军的王永清诱骗被捕。汉奸们将赵县长、汲局长及县看守所所长郎英山三人押往怀德“永衡达”烧锅（即制酒作坊），分押三室，各以日军三人看守。当晚，汲局长乘日军睡觉之机，弄掉缚绳，拿起炉钩，向日军猛击，三名日军起身将汲局长打倒。一个日军夺去炉钩又将汲局长右目击塌，致使汲局长昏迷过去。次日晨，日军用刀剁去汲局长脚趾，用铁钉将汲局长双手分别钉在车棚木帮上。赵县长、汲局长、郎看守所长三人被押往公主岭日军军部。11月13日午后，到达公主岭后，又被严刑拷打，赵县长仍怒骂不止。于是，日军将赵县长、汲局长、郎看守所长三人用绞轮绞死并将尸体火焚。(吴卫东)
　　
　　
　　
　　
　　
　　延吉海兰江大血案
　　
　　　　1931年10月至1933年2月，日本军警及伪自卫团对延吉县海兰区花莲里一带，进行大小94次“讨伐”，制造了屠杀朝鲜族革命者和无辜村民1700余人的血腥惨案。花莲里距延吉市东35里，位于海兰江下游20余里狭谷，北端即为布尔哈通河合流处。有12个自然村和200多户朝鲜族人家。1931年l0月初成立的中共海兰区委，把区委机关设在花莲里柳亭村，同时组建游击队，打击日本侵略者及其走狗，开辟了海兰抗日游击区。花莲里成了日本侵略者的“心腹之患”，日军叫嚷：“杀死一百个朝鲜人，就定有一两个共产党。”龙井日本总领事头目纠集大批日本军警和伪自卫团，向以花莲里为中心的海兰游击区发动了疯狂“讨伐”。同年10月30日，盘踞河东、小营子、五岩洞的伪自卫团配合龙井日本总领事馆警察和保安队，突然侵袭花莲里。残暴的敌人用刺刀刺死7岁的儿童金石松，用火烧死怀孕的金学善之妻和她的三个小姑和小叔，杀害了金明浩、金学善、朴得男等共27名抗日干部和无辜村民。日本总领事馆为表彰伪自卫团的“功荣”，赏给l0余支步枪。1932年5月3日，日本守备队50多人，突袭南花莲里、中村、学校村和柳亭村，烧杀掠夺，无恶不作。南花莲里的金龙洙、中村的金道济、柳亭村的李东根、学校村的金某，以及通往石建坪的路上行人，共18人被残杀。1932年9月6日，中共海兰区委负责人和抗日游击队干部多人在柳亭村李三达家开会。会后，60余名干部和游击队员分住李三达等三户人家过夜。不料，敌人接到叛变投敌的原延吉县委组织部长白昌宪告密，即派侵占小盘岭的日军守备队、河南站守备队和河东、小营子伪自卫团共70多人，7日凌晨3时侵袭了只有九户人家的柳亭村，用三挺机枪和一门迫击炮突然开火，发动了袭击。当人们被猛烈的枪炮声惊醒时，已有不少人中弹身亡。区委干部和游击队员们虽奋力抵抗，然寡不敌众，不少人未能突围。敌人闯进村里，见房就烧，见人就杀。牺牲者有海兰区委书记李相根、组织委员张相淳、宣传委员金正奎、海兰区游击小队队长金麻子、开区游击队队长柳基龙、游击队员28名及村民20名，共53人，仅李三达一家就有11人遇难。这就是震惊东满地区的“八·七惨案”。11月16日，日军守备队和河东、小营子伪自卫团再次侵袭花莲里。在山冈上放哨的金尚益，被日伪军围住。他掏出手榴弹，拉响导火索，冲进敌群，与敌同归于尽。正患伤寒病的金某等三位革命者，躲进地洞里不幸被捕，残忍的敌人将他们三人放在柴禾堆上活活烧死。是年12月12日，侵占延吉的日军守备队、伪警察和伪自卫团组成混合“讨伐队”，又进犯花莲里。正在这里进行革命活动的金贵松、朴元石、俞一男、金雇农、金奎植等人，不幸被捕。敌人将金贵松用刺刀刺死后，扔进火堆里；将朴元石割下四肢扔进沸腾的开水锅里；将金奎植剜去眼睛后乱棒打死；将金雇农绑在磨盘上用刀刺脖子慢慢折磨死；将俞一男的脖子上捅一刀后，又把他搁在磨盘上碾死。他的弟弟被砍死，4岁的儿子被刺死，妻子被扒光衣服，受尽凌辱后，拖到山沟里杀害。接着，敌人活埋了几十名抗日干部和村民。(金仁哲)
　　
　　
　　
　　
　　
　　怀德县怀德镇惨案
　　
　　　　1931年12月日本侵略军侵占怀德镇。进城后他们大肆杀害无辜。1月5日，日本指导官大冢带爪牙在城内逮捕了18名老百姓，把他们圈在怀德街公所院子里，强令这些被绑的百姓一字排开。之后，大冢抽出战刀，朝他们的脖子挥刀就砍，有的竟一刀削掉两颗人头。不一会儿，18个中国人都惨死在日军的屠刀下！随后，大冢指令警察沿街摆一大溜板凳，将人头放在上面示众。1934年，怀德镇又来了个小野田指导官。10月20日，小野田指挥警察一次就抓了19名所谓不轨村民，押在警察署后院。一天，小野田把警察署院的后门打开，放出被押的人，令其逃跑。这些人一跑，警察的枪一齐扫射，以此练枪法。l9名无辜群众无一幸免。(宋梅英)
　　
　　
　　
　　
　　
　　日军在辑安、临江的大屠杀
　　
　　　　l932年6月至12月，为配合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东北，以驻朝鲜国境守备队队长吉江协一中佐为首率日军第七七联队士兵1250名，与驻朝鲜国境守备队配属宪兵长吉房虎雄为首的13名宪兵，同时分兵入侵辑安(今集安市)及浑江市的临江两地，残酷镇压抗日军民、杀害无辜百姓。6月8日夜12时，吉江协一、吉房虎雄率宪兵八名，日军700名，由朝鲜满浦渡过鸭绿江，6月9日晨2时，日军从鸭绿江对岸玻璃山上炮击辑安城，炸死居民约l0人，炸毁房屋约20余间。入侵日军在辑安城东门外、西门外、北面山地向抗日义勇军进攻。战斗中义勇军战士150人壮烈牺牲。日军还杀害和平居民125人，逮捕刑讯百姓50人。四天之后，义勇军反击，在辑安城东面二公里的村庄发生战斗，又有义勇军战士约350人牺牲。日军以通抗日军为罪名，先后逮捕无辜百姓约40名，在辑安城西门外江边残杀。6月中旬，在辑安北面山上及城东、城西等处，又有义勇军约200余人在激战中殉国，日军以通抗日军为罪名逮捕20名居民，刑讯后在辑安西门外江边杀害。6月17日，七八名正在铲地的农民被日军射杀，一名被击伤。6月下旬、7月上旬、8月，日军在辑安城乡多次围剿义勇军、残杀无辜百姓。1932年6月8日半夜，日军开始向浑江的临江炮击，9日晨，550名日军和五名日本宪兵侵入城内，占领南围子后，便各处放火。连续三天烧了民房700多间。在6月23日前后，一度攻入临江城内的抗日义勇军200多人在战斗中殉国。侵占南围子的日本宪兵下渡于6月23日左右，将日道沟抓来的村文书黄某、徐伯生等四人拉到江边杀害。8月初，日本宪兵在临江公安分局门前，将一名中国人砍杀。8月15日，又有攻入城内的抗日义勇军滕营长等70多人阵亡。此次入侵辑安、临江的日军在半年多的时间内，共烧毁民房800余间，作战13次，被害抗日义勇军达1790余人，杀害无辜平民155人，先后被逮捕、刑讯的中国人约350余人。此外，以通抗日军为罪名而遭日军残杀者约170余人，砍杀俘虏三人。其间(9月下旬)，日拆越大尉、吉房虎雄率领一个日军中队及二名宪兵去通化途中，在距通化约45公里处，又枪杀平民10人。(于海鹰)
　　
　　
　　
　　
　　
　　磐石县烟筒山惨案
　　
　　　　1932年12月初，统率800余人的抗日武装首领“三江好”罗明星，以烟筒山北约l0公里的三家子为据点，在敌伪围剿下，一时难以脱身。日本关东军司令部小越步兵大尉便派出已经投降的原抗日武装殿臣手下的头目刘东坡、林贵一，劝降“三江好”。“三江好”决定先诈降，然后伺机再举抗日义旗。于是，12月l7日在烟筒山与日伪达成协议，定于12月22日在烟筒山车站北广场集结，接受检阅，举行受降式。而日本侵占吉林的宪兵队与特务机关长、步兵第三旅团长研究决定：在22日要逮捕“三江好”等首领，押回吉林市，并将其部队全部缴械。“三江好”部并未按正午集合于车站北侧广场的协议准时到达。午后2时才以骑兵为先导，到达烟筒山城内便停止前进，只有少数首领进入刘东坡的兵营，与小越交涉，指出既然是来接受检阅，没有必要一定集结在小越指定的位置。小越见对方有所警觉，但考虑到日军准备就绪，“三江好”的部队已进入重兵设防的埋伏之中，便强硬地回答：“那你们现在就可以逃走嘛!”“三江好”部只好到指定位置集合。午后4时集结完毕，小越与17名日军头目一起进入车站，气氛顿时紧张起来。横山军曹立刻下令绑人，但“三江好”部不甘束手就擒，双方展开格斗。车站广场北侧的“三江好”部队听到车站内的枪声，立刻利用附近房屋与日军交战。原来在装甲列车中待命的第二十九联队佐伯少佐指挥的两个中队，也开始向“三江好”部队开火，“三江好”部队腹背受敌，伤亡惨重，顽强抵抗两个半小时。“三江好”本人骑马率残部突围，当他们冲出火车站通过烟筒山镇小车街时，又遭到铁杆汉奸刘东坡部埋伏在那里的两挺机枪的伏击，死伤较重。“三江好”后转战桦甸、抚松、辉南等地，1938年被日伪杀害。此次烟筒山惨案中被日军屠杀的“三江好”部将士达350余人。(于海鹰)
　　
　　
　　
　　
　　
　　延吉三道崴惨案
　　
　　1933年10月，日军第十师团第三十三旅团步兵第十联队第一大队翻译中村正名带领第一大队进犯三道崴追剿抗日游击队，但没能找到游击队，三道崴居民也都已逃离村子。中村便利用宣抚班将老百姓骗回来，不分男女老幼集中起来，全部用手榴弹和刺刀杀死。日军还在三道崴烧毁民舍约16所、张子营烧毁民舍七八所、屯田营烧毁民舍十七八所，共杀害无辜百姓63人以上。（于海鹰）
　　
　　
　　
　　
　　
　　海龙县小西沟惨案
　　
　　　　1932年8月6日，日军侵占海龙县(今梅河口市)山城镇的守备队听说小西沟地主张振魁家举行婚礼，便立即派了50多名日军连夜出发进行围剿。8月7日清晨，日军来到小西沟的西岗上，架起机枪和“六O”炮。这时屯里唢呐高奏，人声喧闹，附近的亲朋好友，来“道喜”的农民都来到了张家大院。开早席的时候，一个姓刘的小伙子正端着方盘上菜，突然听到一声枪响，他应声栽倒在地。接着枪炮声响成一片，又有几个人倒在血泊中。于是，人群四处奔跑，乱作一团。有的顺山沟朝北跑，有的往东岗跑，有的朝南坡逃。日军在岗顶朝人群扫射，人们一个接一个地中弹身亡。顺山沟跑的村民目标最明显，有数十人被打死在小河边。无法逃的村民只好藏身在小桥下和柳树丛中。日军用“六O”炮猛轰张家大院，一个姓孟的十二三岁小姑娘被炸得尸体都找不全了；还有一个姓胡的媳妇，抱着吃奶的孩子也被炸死在磨旁。炮轰过后，日军端着上了刺刀的枪，开始搜索树丛。有的人不敢动，日军走到跟前就用刺刀挑了，跑的就用枪打。当时藏在小桥底下的10来个人，被日军发现，一个也没跑出来，全被日军用机枪射杀。闯进张家大院的日军更狠，见人就用刺刀挑。张文学藏在柴堆后面，被日军看见了，一刺刀就刺进了肋骨，被活活地挑死；杨小年吓得趴在炕沿底下，也没有幸免，他被日军拖到了院中，用刺刀扎死；日军在屋里抓住一个叫辛洪的农民，硬说他是张振魁，任凭他怎样哀求也不行，还是被日军用刺刀活活地刺死了。日军搜索一阵后，又把没来得及跑掉的村民约30多人赶到场院，逼着他们跪在地上，扒掉上衣，挨个拷问。张纸坊的掌柜张庆山，在村上管点事，日军就把他拉到前面，拷问他这些人谁是土匪，他说：“谁也不是。”问他知不知道土匪在哪，他说：“不知道。”日军就用木棒打他，把木棒都打折了。接着又拷问别人，一直到下午才撤回山城镇。这次惨案，日军给小西沟留下了118具尸体，造成100多户村民家破人亡。整整三天，人们才把被日军残酷杀害的亲人安葬完毕，其悲惨状况目不忍睹。(关 波)
　　
　　
　　
　　
　　
　　延吉县老头沟惨案
　　
　　　　从l932年夏季开始，日伪军警和自卫团对东满地区进行了残酷的扫荡，老头沟一带则是受害最惨重的地区。1933年3月前后，日军对老头沟进行了所谓的师团讨伐。被惨害的群众人数，今天已难以统计了，但从日军第十师团步兵第十联队队长人见顺士大佐对其部下布置任务的讲话，也可了解到日军杀人如麻的残暴。人见顺士大佐命令部下：“在这次作战中，就是妇女、儿童、老人，只要发现，就全部打死！”第十联队第六中队第一小队的本行武夫搜索一小村庄时，从豆秸里搜出一名11岁左右的朝鲜族小孩，交给原野军曹，由他砍杀在房前30米处的洼地里。同一天11时，本行武夫等20余名日军在第一小队长市川沼郎少尉指挥下，行进到距老头沟一公里的山中，发现并逮捕了一名30岁左右的妇女，一等兵安藤将叉子刺入其阴部，用步枪打死后，将尸体由岩上踢落到林丛中。当天14时，中队长山本茂雄大尉指挥第六中队行进到距老头沟北四公里的某村附近，市川沼郎少尉及本行武夫等，抓住四名年约18岁的青年妇女，奉中队长之命，上等兵山崎用轻机枪将她们全都杀害。以上仅是本行武夫1954年笔供的一部分，由此可以想象老头沟惨案被害者不在少数。（于海鹰）
　　
　　
　　
　　
　　
　　辽源太平庄惨案
　　
　　　　1934年辽源太平庄盖矿务局大楼，日本监管横田把工人两个月工资都私吞了，包工头曹某向他要，横田不给，还去守备队诬告。几天后的一个早晨，天还没亮，日军守备队包围了矿务局大楼，进楼就把包工头父子三人及另外三人抓走，把他们押到一台铁路巡道车上。车到太平庄南边停下，接着把他们从车上拽下来，押到火车道西边高粱地里，挖了一个大圆坑，把这六个人都活埋了。(宋梅英)
　　
　　
　　
　　
　　
　　四道河子惨案
　　
　　　　四道河子地处东宁、珲春、宁安县交界的罗子沟以西约七公里的偏僻山区，只有28户朝、汉族居民。由于有人告密说，四道河子是共产党的根据地，1935年农历正月十五晨，日军一个瘸子团长带领100多人马对四道河子进行侵袭。到了拂晓时分，大屠杀从村东头开始。吴禹俊、金群三等几家人首先遇害；双目失明的丛家老太太，腹部被日军用刺刀挑出肠子，在临死前还紧紧抓住已死的两个孙女的手，她的19岁的儿子和赶车的老邹头儿，被捆在一起，头部各中了三发子弹，鲜血淋漓，脑浆迸流，惨死在屯中央的水井边；单身汉老殷头正在煮饺子，被日军刺倒在锅台边死去。残暴的日军又把村民赶到麦秸垛旁，用机枪扫射，进行了集体屠杀。珲春县地下工作者李英实和她的女儿，以及三道河子吴明学老人也在这次惨遭杀害。仅一个小时的血洗，村中的房屋都化作灰烬。日军撤走后，三道河子的乡亲们赶到四道河子，从麦秸垛旁救出八个幸存的朝鲜族婴儿。这场大屠杀，日军共杀害了57名无辜村民，其中16人是被刺刀挑死的。(关 波)
　　
　　
　　
　　
　　
　　梨树县张酒局子屯惨案
　　
　　　　l935年4月中旬，侵占吉林四平的日本守备队，由一中尉带领在野外行军，到梨树县八区智球村张酒局子屯时，正值一支抗日队伍在这屯中田家大院吃饭。放哨的人暗伏在炮台上，看见来了日军，一枪就把领队的日本中尉击毙落马，接着又击伤一名翻译。日本守备队深恐己方人少，还击不久，即行溃退，这支抗日武装随后开走。第二天，从四平开来日本守备队和保安队共150多人，开着汽车带着小炮，气势汹汹直奔张酒局子屯。日本守备队用武器逼着全屯男女老少，全都到屯南大坑开会，连吃奶的孩子也得抱着，有一个串亲戚的外屯人也在其中。敌人在南大坑四周早布置了岗哨，村民集中之后，日军马上用机枪扫射起来，全屯48人，全部被屠杀在大坑里，房子也倒上汽油放火烧了。事前，田家有个小孩到树趟子里去玩，这时正往家走，先听到枪声，又看见房子着了火，再看有日本兵，就扭头跑了，全屯也只剩下这个小孩幸免于难。(李少伯)
　　
　　
　　
　　
　　
　　满洲炭矿株式会社西安矿业所的暴行
　　
　　　　1934年5月78，满洲炭矿株式会社以日满合办法人正式成立，河本大作任理事长，兼任西安炭矿职务。西安矿业所(后改西安炭矿株式会社)设立警察队、炭矿警备队、劳务系等许多特务组织，对矿工实行法西斯式的殖民统治，矿工遭受各种刑罚的折磨。据老工人回忆，矿业所刑法有无数种，如跪砖头、上大挂、棍棒打、过电刑、冻冰人、灌辣水、烙铁烙、老虎凳、狼狗圈、挖人心、埋活人等等。1941年有两名矿工，因忍受不了折磨逃跑被抓回，被特务用“镐把炖肉”刑罚毒打，其中一人两腿的皮肉全被打飞了，血流满地死去。1942年7月一个星期天晚间，工人曹广太、牛汉元等12人逃跑被抓回，也被打得皮开肉绽，死去活来。1940年的一天早晨，富国采炭所里一份图纸丢失，日本所长下令将30余名中国工作人员绑到县公署监狱。其中16岁的谭喜林，被按在电椅子上过电刑，最后把他折磨得舌尖被牙齿咬掉，虽幸免一死，却留下终身不治之症。有一矿工姓高，家里人有病，他上街买药，被狗腿子看见，说他要逃跑，把他抓住。从街里一直把他打回坑口，又送到警备班过了20分钟的电，然后又拖到水泡子往身上浇冷水。当家里人背他回去时，已被折磨得不成人样，不几天就死去了。l943年腊月，富国二坑一青年矿工，因把头扣发窝窝头进行说理斗争被抓进劳务系，扒光衣服绑在院当心，用一桶桶凉水浇在他那赤裸裸的身上。这个青年矿工最后被冻成冰人死去。1942年10月“方家柜”一刘姓矿工因泻肚请一天假，也被按在烧红的铁锹上，小伙子屁股被烙得露出了骨头，最后这个20多岁的青年人被活活烙死了。1939年富国四坑一褚姓工人，被日兵以莫须有罪名抓走，在他身上披张狗皮，扔进狼狗圈，被狼狗撕开胸腹，把心肝五脏吃掉，剩下一堆血淋淋的残尸碎骨。工人韩志林说了几句不满日伪统治的话，也被扔进狼狗圈，撕得四分五裂，脑浆和五脏拖得满圈都是，惨不忍睹。西安矿业所警备系主任竹内善太郎，专吃人心。据史料记载，他杀害中国人，剖胸破腹，挖心扒肝，达三四十人之多。从1934-1935年，仅日本人蓬田(矿山病院事务长)一人就先后四次找吴金锋(矿山病院满人病栋外科负责人)挖了六个工人的心脏，两个人的肝脏，送给竹内食用。1934年日本军警无端逮捕建筑“西安矿业所”办公楼六名带头要求开工资的工人，无中生有说他们是“红胡子”，由警备队押到太平庄附近的高粱地给活埋了。日本军警还唯恐其不死，临走时又用刺刀，一刀挨一刀地往坑里乱捅。日伪统治时期的西安煤矿，阴森恐怖，四周荒山深谷，白骨成堆，有堆满矿工尸骨的六个“万人坑”。(宋梅英)
　　
　　
　　
　　
　　
　　磐石县教育界惨案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略者占领了东三省，磐石县当时是中国共产党满洲省委和磐石中心县委所在地，一些抗日组织曾和日军拼搏过，因此，日伪认为磐石县是个隐患，教育界更有“反满抗日思想”，必须进行镇压。于是，1935年1月初的一天，侵占吉林之日本宪兵队的一伙宪兵带着翻译骚扰磐石县城，这些人在几个伪警察和伪团丁的带领下，有目的地对一些学校和一些教员家进行了大搜查、大逮捕。磐石县教育局教育股长丛树春、视学李文芳、大成小学校长于治舟、县初级中学训育主任王德本、福安小学校长邸省三、烟筒山小学教务主任王文富、吉林师范学校学生李渔放、吉林毓文中学学生葛汝非等15人落入魔掌。上午9点多钟，这些被捕者被押往火车站，下午两点多火车到达吉林车站。这时站里站外岗哨林立，戒备森严，行人断绝。这些人被押进吉林警察厅。第二天早晨8点多钟，开始了对被捕“犯人”的刑讯，棒子打、上大挂、灌辣椒水、俯卧压杠子、用战刀背砍，被捕者个个被打得死去活来。王文富被打得实在挺不住了，把筷子削出尖来要寻死，被看守发现后，换来的是更加惨无人道的折磨，审讯持续到5月间，被捕的15个人除被认为有特重罪的李渔放、葛汝非外，其他人都被放了出去。可是出狱不久，李文芳和邸省三便因刑伤过重而死去，丛树春、王德本、于治舟被打致残。(刘海瑛)
　　
　　
　　
　　
　　
　　舒兰县杨家屯惨案
　　
　　　　1935年春耕前，日军三十八联队之一部进犯舒兰县平安村杨家屯，强行侵占了屯西两个土墙大院驻防。此后，他们四处讨伐，烧杀抢掠。到牛心顶屯讨伐时，在一个孙姓孤老头家搜到一支破手枪，当即将孙老头抓到杨家屯严刑拷打，逼其承认“通匪”之罪，最后将孙老头绑到树上用刺刀挑死。这年秋季的一天，这些日军又以“通匪”罪名将两方三屯姓孙和姓马的两位屯长抓来并施以酷刑，然后将平安村村长、自卫团长调到杨家屯，要他们惩治“通匪”的两名屯长。日军将其押到屯西河边挖好的土坑旁，又把手枪塞给自卫团长，让他动手枪杀这两个人。自卫团长尚未泯尽良心，迟迟不肯下手杀害两名无辜的同胞，但日军百般威逼，最后两位屯长惨死枪下。(刘海瑛)
　　
　　
　　
　　
　　
　　舒兰县老黑沟惨案
　　
　　　　日本侵略者在1935年开始吉林省春季“大讨伐”，将盘踞齐齐哈尔的日本满洲派遣军第十六师团三十八联队(亦称奈良联队，联队长为田路大佐)调到吉林省参加“讨伐”，企图消灭活动在舒兰县一带的宋德林、周太平两支抗日武装。进犯蛟河的三十八联队第三大队大队长车少佐、翻译朱子岐得到密探陈生报告：老黑沟没好人，都是胡子。5月29日带领日军600余人及抓来背给养的夫役600余名，由陈生带路从退抟出发，分三路侵袭老黑沟。除其中一路因迷路未能到达老黑沟外，其它两路分别从呼兰岭和石门子进入有300户居民的老黑沟。日军一侵入老黑沟便开始抓人、杀人，远者枪打，近者刀挑。从5月29日至6月5日，日军进行了为期八天的血腥大屠杀。屠杀方式主要是集中起来用机枪扫射、排队用刀挑或活埋等，日军多以小队或小组反复搜捕杀戮。共烧毁房屋达千余间，杀害无辜百姓约1017人。现查明有七处较大的杀人场：(一)5月29日，日军在桦曲柳顶子村多是把村民堵在屋里杀死。村民李显廷听到外面有动静，出门看情况，被日军杀死。日兵闯进李家后，先把李妻子杀死在炕上，又用刺刀从二三岁的孩子背部刺进去，挑起玩耍，看着孩子在刀尖上挣扎乱动。日军还把抓到的村民们驱赶到村外林边，先让被埋者挖坑，再把人推进坑里，土埋到身体大半截时，用刺刀向胸部、脖子刺进，顿时鲜血飞溅，黑土染成了红色。仅此处就有七个坑，每坑埋10人左右，李奎江家11口被杀了9口，埋在一个坑内。(二)柳树河村的胡家店，店房是一个大筒子屋，也成了日军的杀人场。5月31日上午，日军把抓到的72名村民上绑，命令他们脸朝南跪下。日头偏西时，将他们一个个牵到胡家客店，每进屋一名村民，便从屋内传出“哎呀”一声惨叫。日军杀完人就把房子烧着，废墟上看到的奇形怪状的尸体，面貌全非，根本无法辨认。(三)青顶子村外的月牙泡是血洗老黑沟时最大的杀人场。5月31日到6月2日，日军就在这里屠杀了300余人，每天都有百人左右在这里丧生。日军让被抓来的村民脸朝月牙泡成排跪下，用机枪扫射后，再将尸体推到泡子里，鲜血把水都染红了。6月1日下午，又把一部分抓来的村民押到距月牙泡100米的东山树林中，一棵树绑上一个人，解开上衣露出胸膛，一个日军刺杀一名村民。而在月牙泡南200米处，日军将村民们的手背过去，用铁丝拧紧，从两臂之间穿一根水曲柳木杆，每杆穿20人左右，排成两排，每排三根杆，然后用机枪扫射。杀人场还有榆树沟北小屯大泡子、榆树沟东山头、柳树河屯西、山东会坟等处。
　　
　　　　在大屠杀的日子里，日军空陆军配合，天上有飞机撒传单、送给养，地上陆军使用各种轻重武器残杀无辜。屠杀路线基本是从沟上部往下进行，但从石门子侵入老黑沟的日军，经过榆树沟时，见村民们闻讯大都躲逃山林中，就对没跑的老人、孩子施以“安抚”，说什么：“苦力的大大的好，杀的没有。”诱骗跑上山的人回家。不少人便从山上下来回到家中。而这部分日军在第二天早晨又突然从桂家街往回杀。日军连孕妇也不放过，榆树沟屯曹邦的二儿媳怀孕将要临产，日军将她衣服扒掉，用刺刀将腹部剖开，把胎儿剥出以此取乐。血洗后的老黑沟从此长期无人敢居往，变得沉寂、恐怖。无人掩埋的尸体腐烂，又造成瘟疫在舒兰一带流行，吞噬了许多人的生命。(姚一鸣)
　　
　　
　　
　　
　　
　　东边道特别搜查班的罪恶
　　
　　　　l935年日本侵略者在磐石县拼凑了一个特务组织——“东边道特别搜查班”，特务头子是日本人野崎指导员，有特务20多个，下边还有一个汉奸队。这个特务机关，将抓来的人随便杀掉；他们叫做“拉大脖子”。那个日本人野崎，兽性大发时战刀一挥就人头落地，然后挂在辉发河南沿大树上，有时挂在南卡子门上，故意让过路人观看。隔不上三四天，就要挂出几个人头来。由于这个特务机关随便杀人，那些小特务就大发横财，敲诈勒索，无恶不作。动不动就扣个“反满抗日”、“通匪”的罪名，对百姓加以迫害，有钱的可免死，没钱的就杀头。据统计，搜查班从成立到撤销仅两年零七个月时间，就杀了l00多人，打伤致残的就不计其数了。搜查班刑法很多，如坐老虎凳、灌辣椒水、上大挂、“抽烟卷”、“坐火车”等。数九隆冬，刑法又添许多种，早晨，天刚亮，让捕去的人脱光衣服在院里集合，特务们用雪把每个人培起来，只露个脑袋，几分钟后，一喊口令都站起来，在院里转圈跑，特务在后边用鞭子、大棒赶着，谁若慢了，就挨鞭子抽，棒子打。特务们称这种刑法为“打坐”。有时把被捕的人赶到辉发河中心冰上，就让这些人都跳进冰窟窿里“洗个澡”，出来后北风一吹，成个冰人，特务们管这叫“粘糖葫芦”。数以百计的无辜百姓和抗日战士被他们折磨致死致残。(宋梅英)
　　
　　
　　
　　
　　
　　舒兰县十五方屯惨案
　　
　　　　1935年深秋的一天，一队日本骑兵从平安车站进犯十五方屯一带“剿匪”。当时，各村屯的百姓为防匪防盗自发组成了武装组织——大牌会，所用武器均是打猎用的土药枪。这队日军到十五方屯后，便通知各屯大牌会都到西南岗集合。大牌会以为“皇军”要训话，或有什么活动，所以约有20左右名大牌会成员挎着土枪陆续赶到西南岗排好了队，这时日军的机枪早已架好，这些人还没弄明白怎么回事，便随着一阵机枪声倒下，刹那间，尸横血淌，脑迸肠流，其状惨不忍睹。这次屠杀，除一名叫李云汉的村民藏在尸体下幸免遇难外，其余20余人全部被害。(刘海瑛)
　　
　　
　　
　　
　　
　　浑江二道阳岔惨案
　　
　　　　1936年农历三月下旬的一天，早晨八九点钟，日伪山林警察队队长曲学文带领20多名警察闯进浑江错草顶子沟二道阳岔屯。他们进屯后见房就烧，见鸡、猪就抓，见好吃的就抢。当他们烧到郑方禄家时，郑方禄的大哥不在家。大嫂正做月子。这些警察把房子点着时，郑的大嫂和两个出生刚12天的孩子都在屋里，郑方禄一看急了，搬来梯子窜上房救火。曲学文回头一看，举枪瞄准郑方禄就开了枪，击中胸部，22岁的郑方禄从房顶上滚了下来，当场丧生。日伪当局的“归屯并户”政策，使二道阳岔屯30余间房屋全部被焚，九户居民全被赶走。郑方禄全家被迫逃往山林中，住进一个地窝棚，地窝棚里又小、又暗、又湿、又冷，两三天后，两个刚出生的孩子便相继死去，产妇也得了重病，瘦得皮包骨头，吃了一个月的汤药，才勉强保住性命。
　　
　　　　当年秋天，日伪讨伐队又来到二道阳岔屯，将全屯人辛辛苦苦再盖起来的房子又全部烧光，然后武力胁迫搬迁。(刘海瑛)
　　
　　
　　
　　
　　
　　通化小庙沟小街惨案
　　
　　　　1936年农历五月十一上午，日本关东军侵占通化的守备队200余人，乘坐六辆大汽车进犯小街。他们见人就抓，见房就烧，见反抗者就杀。有位姓郑的老人不肯离开自己的房子，结果连同房屋一块化为灰烬。日军从上车道岭一路烧杀到下车道岭，所到之处，火焰熊熊，尸横街头。一个过路赶驮子的人连同他的骡子一块被打死。日军还登上老道洞，将陈道士等五人抓住，因为有二人反抗被打死，陈道士悲痛欲绝，后来也被杀死。守备队把抓到的老百姓绑起来，十几个人拴成一串送往宪兵队，过江时，有几个年轻人跳水逃命，结果一个叫贺大嘴的被日本兵开枪杀死在江中。到了宪兵队，被捕的村民逐一受审。敌人拿来个人头放在桌子上，让被审者辨认，如果说认识，就以同党罪杀掉；如果说不认识就说是撒谎，也要遭一顿毒打。有个叫赵殿福的因说错了话，也被杀死。这一次死伤很多人，幸存者都被归并到上围子里居住。(刘海瑛)
　　
　　
　　
　　
　　
　　通化白家堡子惨案
　　
　　　　吉林省通化县白家堡子（大荒沟），南距通化市140多里，位于通化县兴华乡境内，它是杨靖宇将军领导的抗日联军经常活动的地区。日军对这个村庄的人民恨之入骨，曾多次进行讨伐。1936年7月8日，盘踞辉南县朝阳镇的日本独立守备队第五大队第一中队中队长中山八郎大尉，命其部下八岛曹长带领一个小队(11人)日军侵袭白家堡子附近的雷家沟时，被埋伏在左右两侧高地的抗联战士一举歼灭。日军守备队朝阳镇中队本部得知这一消息后，从三源浦、山城镇和朝阳镇调集100多名日军和一个营的伪军，由中山八郎亲自带领乘18辆汽车到达大荒沟。一连几日也没有发现抗联踪迹，便以“送给养”为名，于7月14日把30多名强壮村民骗到大荒沟警察署，施以重刑逼问口供。最后，把他们扒去上衣绑在警察署院门前的大树上，由守备队士兵用刺刀刺死或用狼狗咬死。7月15日，天还没亮，日军开始在大荒沟四周的各沟各岔逐户搜人。人们发现时已来不及逃跑，冲出房门的人全被日军抓住。日军对这些人能走的带走，不能走的老人、病人就一刀刺死。在李忠昌家，一个日本兵抓住他不容分说绑起来就往外推，李忠昌的姐姐和小外甥等l0多人都被绑在一条绳子上。就连从外地到此探亲的沈贵山和从东丰往临江搬家路过这里的陈家大小七口人，也被赶进人群。30多岁的嫂领着5岁的抱着刚2岁的孩子走得慢了一点，日军就一刺刀将5岁的孩子刺死。嫂一见孩子死了，便哭喊着朝日军扑去。那个日兵夺下嫂怀里的小孩摔在地下，另一个日兵端起刺刀对着嫂的肚子连刺几刀，嫂的肠子淌了出来。这两个日兵将她抬起来扔进河里，回头又把已被刺死和正在哭叫的两个小孩，都扔进了河水里。住在小蛟子沟门的杨家六人被绑走了四人，剩下一个刚生了孩子的产妇躺在炕上，被日兵用刺刀刺死，鲜血溅了婴儿一脸，日兵回身又将啼哭的婴儿刺死。在陶玉春家，陶的妻子常年有病躺在炕上。一个日兵闯进来，用枪比划着叫她起来，陶妻爬了几爬没起来，日兵端起刺刀劈头盖脸地乱刺一阵，陶妻惨叫几声后丧生。那个日兵出门又把房子点着了。就这样，日军一路上连杀带烧。他们怕农民反抗，把男子用绳子捆起来联成一串，用刺刀逼着抓来的男女老少往大荒沟走。中午，日军把大荒沟附近各个沟岔居住的400多农民全部赶到了大荒沟伪警察署大院。房顶上日军架起机枪，院内日军端着刺刀，严密地将被抓来的村民围困在中间。日军从上屋右门架进去十几名身强力壮的农民，用尽毒刑，没有得到半点抗联的情况，不一会儿，从左门就拖出十几具血肉模糊的尸体。当审问到王万山、大老徐和老胡的时候，日本翻译李大个子问道：“抗联在哪?”王万山愤恨地说：“抗联到处都是，你们是抓不尽杀不绝的！”中山八郎听后，嚎叫道：“统统地杀了。”一群日本兵冲上来，把三人吊到马桩上，活活地勒死了。一个日兵又闯进人群，拉出结婚不到一个月的黄家媳妇，威胁着问抗联的情况。黄家媳妇刚说：“不知道”，就被中山八郎一脚踢倒，朝心窝就是一刀。只听她一声惨叫，一颗血淋淋的人心就被中山挖了出来。中山八郎将人心挑在空中恶狠狠地说：“中国人的心大大地坏了!”伪警察署院内不断传出惨叫声，使大荒沟人心惶惶。为救出亲友，大荒沟的居民以被抓村民中有伪警察及伪自卫团的亲属为由，营救出20多人。太阳落山时，日军用刺刀逼着人们从角门出来，往大荒沟外的东山根走。这时22岁的赵文华挣脱绳子向树林里跑去，跑出20多步，便被日军开枪杀害。怀着身孕的陈德华媳妇挣脱绳子和日军拼起来。一个日兵猛地把她刺倒，又连刺一刀挑破孕妇的肚子，把没出世的胎儿挑在刺刀尖上。日军把老百姓赶到东山脚下，便开始了血腥的屠杀。前边一排被刺倒后，机关枪就吐出了火舌。瞬息之间，无辜百姓倒卧在血泊中。屠杀之后，日军为了毁灭罪证，抓民夫挖了九个大坑掩埋尸体。经清点，除李忠昌、郭汉臣、惠连芳三人死里逃生外，其余368人全部被杀害。(岳宗宝 关 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