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我终于找到萨苏说刘海涛攻打背荫河的出处了 (2014-06-12 22:34:28)

我是夏雯静

作者：史义军
我去年对萨苏的《最漫长的抵抗》一书中关于抗联攻打背荫河曾提出了质疑，但没搞明白萨苏的资料来源，因为萨苏的书从来也不做注释。看到尚金州的《攻入过“731”的抗联名将刘海涛》一文，我找到萨苏的说法原来来自尚金州。抄书而不考证不注释，出了错误怨谁呢？看来还得怨自己了，对于萨苏来说，这也是一个教训。请看我去年的博文：

《北京青年报》连载的萨苏的“最漫长的抵抗”之三十四，文中提到背阴河车站的杀人工厂，这个地方隶属于五常县。萨文中说“位于黑龙江省哈尔滨双城县拉林昌东背阴河河畔……”。“拉林昌”是什么意思？应该是“拉林仓”吧，拉林仓也是隶属于五常县。背阴河镇在拉林镇东南，这里距哈尔滨70多公里，日军在这里设立的是一个细菌试验场。它由日军大尉中马管辖，因此这里被称为“中马城”。其四周筑有高墙、电网、炮楼、护城壕，并有重兵把守，警戒森严，与世隔绝，极端秘密，像一座关押要犯的监狱，所以，人们又叫他“东满大狱”。萨文中说，东北抗日联军曾攻打过这个细菌试验场，是不对的。根据刘海涛的报告来看，东北抗日联军第三军根本就没有攻打过背阴河细菌试验场，也不可能攻打得了这个试验场。
刘海涛在报告中说：“1934年9月，从这个杀人场跑出来的16个人，当时到了我们队上报告的。那么日本人如此严密怎么会逃出来呢？事情是这样的，这些无辜的人感到呆在背阴河这里就是死路一条，因此他们经常在里面讨论如何逃出去的计划。他们先是装病，向日本人要水喝，因此日本人给他们很多盛水的瓶子，他们就用这玻璃瓶子做武器，打死了日本看守。在打死日本看守时，大家一起唱歌，用歌声来掩护打死看守的声音。”根据李云桥《赵一曼传》的记载，这些人逃出来后正好遇到了赵一曼带领自卫队在背阴河一带活动，才把他们解救了并参加了抗联。关于这里的细菌工厂和从细菌工厂跑出来的人的情况，冯仲云在其《东北抗联十四年苦斗简史》中也有详细的描述，题为《背阴河车站的杀人工》，现将此文全文录入于此，供萨苏和博友参考：  
背阴河车站的杀人工厂

日寇侵占了北满以后，就赶着修筑拉滨铁路线。背阴车站在拉滨线上离哈尔滨不远，东南方的一个小火车站。还是在一九三三年，日寇在背阴河车站附近，修筑了一座建筑物，周围阴森的耸立着围墙，围墙顶上外侧边架电网。两扇黑色的大门，白天经常是紧紧闭着。围墙四角是石砌的垒堡。日本岗兵立在门旁，抢上的刺刀闪着冷光，围墙内高耸着烟突，成日夜冒出黑烟突，烟里带来了使人恐怖，骇怕的死人气息。每到夜间，背阴河车站上，火车汽笛呜咽叫喊之后，接着便可以隐约地听到人们的喧吵，喊叫，哀号哭声。有时也来往汽车队，汽车都用棚掩盖着，人们谁也不知道汽车上装的是什么？但是一到白天，两扇黑色的大门永远是紧紧关闭着。远处的村落中的人们，对这个神秘的建筑物，散布着各种可怕的传说，有的说是监狱，有的说是工厂。好奇的王老二曾经下了决心，晚间偷看一下，但是去了就再没有回来。第二天人们在背阴河车站附近，发现了王老二的被子弹穿透胸膛的尸体，从此以后，谁也不敢再去冒险。黑夜里漂来人们的哀号声，扰乱了人们睡觉，老年人叹息起来，老太太也起来烧香求佛，女人们呜咽地哭泣，小孩们做着噩梦。这是在一九三四年秋，正是雨季，赵尚志率领着抗日联军第三军的一部分部队，计划突破五常，榆树一带的平原，开展平原游击战争，队伍营宿在牤牛河北岸二道河子宋二先生家一带。阴霾的天气，不时下着倾盆的大雨，道路是非常泥泞，牤牛河水位一天比一天增高，接着泛滥起来，南沿河水出了漕，汪洋一片。 牤牛河南宋五阎王和吴宝董的大排的枪声时常响着，牤牛河一半天是渡不过去的，队伍不得不驻在原处。背阴河围墙的消息，传遍了民间，传到了部队。赵尚志一再派人去侦察，侦察员的回报，终是得不到围墙内的情况，所知道的只是敌人戒备狠严，附近敌人不少。这是八月中秋后的第三天，老年的农民送来了十二个人，他们走不远就歇一歇，陆陆续续走来。他们共同的特征是头发很长蓬乱，面色发青和惨白，没有一点血色，骨瘦如柴，衣服已经破烂得一丝一丝的，并且浑身是泥，说是背阴河监狱里逃跑出来的犯人。赵尚志和我们立即就接见了他们，他们一见到我们就悲惨的哭，失声的哭！在他们惨白的面上，落满了泪珠！ “现在我们看见了我们中国人的队伍，我们活命了”说得我也洒了几点同情的眼泪。接着往下就述他们说的经过。我们都是老百姓，有的是被日寇当罪犯逮捕来的，有的是被日寇“圈街”圈来的，九一八事变日寇经常在各处城镇街道，把人们赶到一个院子内检查，稍有不明的人，即被逮捕监禁，我们都是无辜的良民，日寇逮捕了我们后，就不分青红皂白的把我们毒打，我们都曾经受过各种各样毒辣的刑罚，如皮鞭，辣椒水，过电，杠子，大架......我们都曾经受过，要屈打成招，当然有的是挺刑不过招了的，有的根本就没有招供的，都把我们押在哈尔滨监狱里。大约在半个月以前，有一天晚间，日本人，只有日本人，一个走狗也没有，把我们一百多人从监狱中提了出来，送到香坊的火车站上，装在瓦罐里送到背阴河，从此我们就进了这个杀人的工厂，成了这工厂要吞噬的原料。在这个工厂里，那时候有五六百人，在半个月内从各地陆续送来“原料”增多到一千多人。在这个工厂中生活到不坏，比起哈尔滨监狱里每天吃拳头大的高粱米饭坨要好些，日本人每天给我们吃大米，白面，还有肉。甚至有时还有酒喝。只是每天要从我们身上抽一管血。” “每天穿着白色衣裳的日本医生，来时就是来抽血”另外一个人抢着说了一句。旁边听着的战士都瞪起眼睛听着，血，东北人民所流洒的血是染红了塞外原野的芳草，松花江中的流水，白山黑水已经变成了血山血水。对于日寇法西斯军阀，是只有血债用血来还！ “谁能够吃得下去大米白面？谁能够吃得下去肉喝得下去酒？工厂中是充满悲惨，暗淡，凄切和绝望”。血是每天都得抽，有时人们实在受不了，也停止几天，接着再抽。抽到实在支持不下去时，就把他从监房中拖到院子里，然后在凄惨的叫声中，用斧子把他头壳打破。作工厂中的“原料”，谁也脱不过这一斧子。以后经过了医生的解剖制炼，把残余的骨肉送到炉里炼了，那高丛的烟突中就冒着死人的气息！ “我们是怎样逃出来的呢”？继续说着：我们一共十多个人，住在一个狭长形的监房中，中间有铁栅。日本人常来在铁栅外送饭，我们眼看着自己悲惨之前途，我们觉得不能就这样死了。人生终是一个死，我们无论怎样也得挣扎。我们在李XX王子阳领导下，决意要反抗，决意要逃。不逃也是死，逃不出去也是死，都是一样的死，但是逃终是有一些光明的生路。这是八月中秋节，晚上送饭的日本人，给我们送来了些吃物和酒。我们大家吃了些东西又少少喝了些酒，李和王把手伸到铁栅外，用酒瓶当头把送饭的日本人打死了，从他的身上拿出了钥匙，打开了铁栅门，我们一共逃出来二十多个人，另外还有十来个人，因为他们比我们早些日子，抽血得时间多些，已经躺在炕上不能起来。没有能逃出来。我们落泪，我们安慰他们，我们和他接了最后的吻，终于和他们死别了。当我们逃出监房到院子里，微雨蒙蒙，寂然无声，日本人大概都在过他们的团圆的中秋节吧！当我们到达围墙时，围墙是那样高，爬不上去，于是我们不得不一个架着一个上去，我们真运气，那夜电网没有电，李是最后一个，组最后一个没有人架。我们在围墙上想尽各种办法，竭尽各种力量也是枉然。我们在围墙上听到院内人声嘈杂，李最后说道：“你们逃吧！你们逃吧！如果你们活命，如果有一天光复了，不要忘记了我就行了！” 院内的人更嘈杂，沸腾起来，我们哭了，我们哭着逃了，李终究没有出来！当我们钻出围墙外的铁丝网。逃出不到一百米，院内凄惨的枪声就响了一下，不久就如鞭炮一样响起了。我们二十多个人逃出来了，可是逃散了。雨是不住的下着，我们十六个人逃在一起，我们往前逃着，往前逃着，往何方去？我们不知道要逃往何方？我们只是往前逃着，我们不敢进屯，见到人就避到苞米地高粱地去，其中四个人，本来身体已经虚弱到极点，逃出来后，大雨淋漓不绝，都冻死在途中，只有我们十二个人，遇到这位慈心的老爷子，他告诉我们，赵司令的抗日军在牤牛河北，你仍只有逃到赵司令那儿去，他们会收容你们，他们会把你们看做自己的同胞一样，他们是中国的军队，到他们那儿去，你们就可以活命。同时这位老爷子还告诉说：我们其余的十多个人被宋五阎王吴保荤抓住了，又送给背阴河的日本子了。他们说完了后，他们都哭了，旁边听着的老头子在叹息着，老太太在祈谢苍天，小孩子们提瞪着大眼睛。战士们都流着眼泪，切着牙齿！大雨还是滂沱，没有停止，牤牛河水仍是不断的增长，队伍终于没有能渡过牤牛河。从出了这次越狱事件后，背阴河的杀人工厂就搬家了，不知道哪儿去了。我们把他们十二个人送到反日根据地，养了两个多月，才恢复了他的健康，后来他们加入了队伍，他们在队内作战都是不要命的勇敢。经过二年光景，他们都光荣的战死了。其中王子阳同志曾经担任过抗联三军的一师的一个师长，是一九三七年，在木兰光荣战死了的。  

    以上文章中也没有提到抗联部队攻打背阴河细菌试验场。并不是因为抗联攻打了背阴河导致该试验场搬迁的，而是被实验的中国人暴动逃跑，秘密泄露而导致搬迁的。这应该是历史事实，对历史的还原不能靠臆测和想象，应该重证据，重考证，更不能猎奇而误导读者。

我是夏雯静

书接前文，我说日本关东军在“柳条湖事变”之后占领了中国东北的领土，石井四郎也开始蠢蠢欲动的瞄上了辽阔的“满洲”，那么他要干什么呢？731又是怎么一回事呢？诸君听我细细道来。
我要特别说明的是，石井四郎的细菌战计划是得到了日本的最高领袖——昭和天皇支持的，所以说，日本天皇与这件罪恶勾当是分不开关系的。那个唯唯诺诺并且有些阳痿的天皇罪不容诛！
石井四郎之所以要到中国东北的展开自己的细菌战研究，一个原因是因为东北地域广大，可以建一座较大的研究基地，但更为重要的原因是他可以在中国东北轻易的取得他要需要的“实验材料”，这个材料是什么呢？我在后面将会提到。
东北有一座非常非常美丽的城市名字叫哈尔滨，她现在是我故乡黑龙江省的省会，笔者的老家就在哈尔滨的北部，距离非常近，所以，经常有机会去哈尔滨一睹这座夏都冰城的曼妙身姿。哈尔滨的辖区比较大，在全国来看也是名列前茅，差不多黑龙江省南部的地区都直属于哈尔滨市管辖。民国年间，哈尔滨是我国北方大量外国居民侨居的地区，所以造成了哈尔滨中西合壁的独特艺术人文气息。
在哈尔滨的东南部，距离市区很远有一个地区，叫做背荫河，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今天背荫河应该属于五常市管辖，而五常是哈尔滨下属的一个县级市。民国二十二年（公元1933年），石井四郎带着他的细菌战团队千里迢迢的从东京来到了背荫河，在这里建立了一支秘密部队开始研发细菌武器，石井的这支部队由于是在东北，所以隶属于日本关东军的编制，是日本关东军最为机密的特战部队。整个部队中，所有的人员一律用化名，石井也不例外，由于他崇拜前日本海军元帅东乡平八郎，所以他化名为“东乡”，所以他这支部队被称作“东乡部队”。还因为石井四郎出生于千叶县加茂村，所以，“东乡部队”还称“加茂部队”。东乡部队驻扎的基地称为“中马城”，但由于中马城的保密性和其地理位置并不是十分的优越，加之东北抗日联军赵尚志所部还曾袭击过此地，所以致使石井四郎放弃了经营中马城而另挪老巢的想法。于是，选来选去，他看中了哈尔滨以南的平房地区。于是在民国二十八年的时候，石井四郎正式将他的细菌部队从背荫河搬到了平房，也就是今天的哈尔滨市平房区新疆大街的那个位置。
搬迁至平房以后，石井四郎建造了更大规模的基地，为了保秘，石井部队对外称为“日本关东军防疫给水部”，并且在今天的黑龙江省的安达县还建立了安达实验场，此外还设有海拉尔支队、孙吴支队、牡丹江支队以及林口支队。民国三十年（公元1941年），关东军防疫给水部的正式番号改为“大日本关东军满洲第731部队”，这就是本文题目中“731”的由来！不过我要说明的是，在731部队的一些文件，大都是落款为“关东军659部队”，那么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是659部队是整个石井部队的统称，而659部队的本部的番号叫做“第731部队”。后人也就用731部队来称呼石井四郎的这支恶魔部队了。
731部队所在的地点当年被划分为了“特别军事区”，这个“特别军事区”在具体有多大而在什么位置呢？根据当年的一张告示，我们便得到了答案，告示内容如下：
“以平房站为中心，东至哈达屯，南至腰二道沟，西至正黄旗三屯，北至杨马架子屯之区域，为平房特别军事区域，未经批准不得入内，违者按《满洲帝国治安保护法》处之。”告示的落款为：“哈尔滨市香坊区警察署平房驻在所”日期为：“康德（溥仪的年号）五年六月三十日”。
如今要找也好办，在哈尔滨坐车至平房区新疆大街25号，下车便是“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队遗址”。现在那里成了一个陈列馆，专门展示七三一部队的罪行的！
731是一个让人听了毛骨悚然的名字，因为该部队为了研发细菌武器需要大量的实验材料，那么这个实验材料是什么呢？答案就是——活人。石井四郎认为为取得最好的实验效果，只有用活人进行人体试验，才能得到最准确结果。而且哈尔滨外国侨民很多，除了使用中国人为实验材料，还可以抓到很多俄罗斯人、犹太人甚至欧美人等等。活人试验是石井四郎在日本无法完成的，那么只有中国，用中国人和其他民族的人类当做实验材料才可以做到。
当年的731部队的基地大概是个什么样子的呢？日本作家森村诚一先生所著《恶魔的饱食》一书有所记载，下面的内容就摘自该书：
部队的设施大体上可划分为以下六个区：
(一）从其形状看，叫“口”字楼是集中设置第一部、第四部的各部门的主要大楼；
(二）同“口”字楼相毗邻的是总务部、器材部等所在的建筑，其中设有总务部和医疗部的大楼，叫“1号楼”；
(三）设有食堂和放映厅的大礼堂；
(四）负责进行少年兵和从全中国各地、日本各部队集中来的卫生兵等人员训练的教育部大楼
(五）部队人员及其家属居住的宿舍区，叫“东乡村”，其中包括单身宿舍和部队修建的东乡神社；
(六）在哈尔滨市滨江车站附近，还有一座第三部和诊疗所的大楼（通常叫“南楼”）。
在上述设施中，前两区是由布满高压电铁丝网的土墙围起来的，这两栋楼通常叫“总部”。
大家看中间的那座四方型的建筑，我国的史料称之为“四方楼”。四方楼中间有两个天井，里面有分别设有7号楼和8号楼，这两个楼就是当年关押被实验的活人的监狱。在这里面被关押的人不被日本人称作“人”，而是被称为“马路大”，“马路大”在日语里的意思为圆木，也就是说不管此人以前是哪国人，是做什么的职业的，拥有什么样的地位，只要被关进731部队，就只被日本人当成一块木头来使用，统统的当做试验材料来用，彻底的被剥夺了人格，从关进731的那天起，这些人就不再有名字，只被编上了一个3位数的编号，他们没了名字，只被称为第xxx号马路大。
森村诚一的《恶魔的饱食》一书记载了关于“马路大”的情况，内容如下：
所谓“马鲁太”就是指关东军宪兵队和特务机关以及它所管辖下的“哈尔滨保护院”里关押的苏联人、中国人和蒙古人俘虏（也包括朝鲜人）。
关东军宪兵和特务机关逮捕了潜入中国各地的苏联红军情报军官、在作战中成为俘虏的中国红军（八路军）干部及战士、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而参加抗日运动的中国记者以及学者、工人、学生乃至他们的家属等许多人。
关东军把捕获的俘虏叫“马魯太”，一律以特种转移的方式由各地送往731部队“口”字楼内的特设监狱之中。
被关东军逮捕的爱国者们，遭受非人的待遇，仅仅是被当做一块圆木头来使用的“马鲁太”。
由于是“马鲁太”，也就无须有人的姓名。凡是送往731部队的“马魯太”，每个人都编上一个三位数字的号码。然后按编号分给前面谈到的各个班，归各班所有。根据研究目的的需要，他们把“马鲁太”当做进行活体实验的“材料”来使用。对部队的各个班来说，“马鲁太”的经历、人格自不待言，就连年龄也是毫无意义了。在被送往部队之前，无论宪兵的审问是多么地残酷，“马魯太”仍然是会开口说话的人。但是，自从他们作为“马鲁太”被关进部队之日起，全部都变成了无法生还的实验材料。也有一些女的“马鲁太”，她们是以反日分子的嫌疑而被逮捕的俄国女人和中国的女学生。女的“马鲁太”主要用来作为性病的实验材料使用。
在部队“口”字楼的中间，有一幢混凝土的二层建筑，周围是用长廊围起来的。这里有许多单间牢房，每间牢房都有一个小窗户。这幢混凝土建筑同各研究班直接相联接，叫“马鲁太小屋”（即731部队特设监狱）。
特别班管辖的“马鲁太小屋”，左右分为两个部分，通常称做“7号楼”和“8号楼”。从移驻平房初期起，各建筑物就从1号起按顺序以编号称呼。原则上“7号楼”是关押男的“马鲁太”，“8号楼”是关押女的“马鲁太”，由于女的“马鲁太”少，有时“8号楼”也关押男的“马鲁太”。
据被告人川岛在哈巴罗夫斯克军事法庭上所作的证词，731部队经常关押着二三百名“马鲁太”。实际数字没有记录。
根据各班的实验研究的不同目的，“马鲁太”被转移到单间，或以三至十人为单位被转移到杂居房。
在送入731部队监狱之前，他（她）们一直受到关东军宪兵队夜以继日的拷问，但是，一旦被送进了731部队，就停止进行任何拷问和虐待，也不强制他（她)们服苦役。
不仅如此，他们供应“马鲁太”最好的伙食，给予充分的睡眠，甚至还发给他们维他命药剂，以便早日恢复已经衰弱了的体力，恢复为健康的肉体——这就是赋予被关押的“马鲁太”的任务。
由于获得了充分的营养，除了做完冻伤实验后的人以外，其他“马鲁太”都很胖，每天什么事情也不做。到接近供做实验时，肯定是死，或者说等待他们的是地狱般的痛苦，但是直到走上实验台的前一天，他们每天的生活是无所事事，表面上是十分无聊的。
作为“马鲁太”而关押的中国女教师做纸捻，并以它作材料编制小的中国鞋或其他工艺品。这就是“马鲁太”的日常生活。
但是，营养丰富的日常生活是短暂的。“马鲁太”的新旧更替是十分频繁的，大致是按照两天三个人的比例被当做实验材料来用掉。
据后来川岛被告在哈巴罗夫斯克举行的远东军事法庭上的供述，在1940年至1945年期间，731部队“消耗”掉的“马鲁太”达3000人以上，但是原部队人员一致做出的证词是“恐怕比这个数字还要多”。
关东军十分重视731部队秘密领受的特殊任务，为他们更加容易进行这种研究实验提供了各种方便。
“方便”之一就是源源不断地供应“马鲁太”。
他们按照实验的程序来使用“马鲁太”，给他们注射鼠疫、霍乱、梅毒、螺旋体等菌苗，或者在他们的饮料或馒头等食物中渗入或人工“移植”这些菌苗。有的也被用来进行冻伤实验、枪杀实验或瓦斯坏疽实验。

我是夏雯静

抗日战争日本在中国杀了多少人（转贴）作者：东郭颂
国统区军民伤亡数字。1947年2月，国民政府行政院《关于抗战损失和日本赔偿问题报告》中全国军民人口伤亡统计：军人作战伤亡3227926人(其中死亡1328501人，负伤1769299人，失踪130126人)，军人因病死亡422479人，平民伤亡9134569人(其中死亡4397504人，负伤4739065人)。全国军民人口伤亡总计12784974人。此数字不包括台湾省、东北地区和解放区军民的伤亡数字。

解放区晋察冀等7个抗日根据地民众伤亡数字。1946年4月，《中国解放区抗战8年中人口损失初步统计表》统计：“据初步统计：晋察冀、晋绥、晋冀鲁豫、冀热辽、山东、苏皖、中原7个解放区在抗战期间共计被敌伪杀死或被虐待而伤病致死者3176123人，被捕壮丁2760227人，鳏寡孤独及肢体伤残者2963582人。”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伤亡数字。《抗日战争8年敌我兵力损失统计》载：“中共军队负伤29万人，阵亡16万人，被俘4．6万人，失踪8．7万人，合计58．3万人。”

全国军民伤亡总数。约为2200万人，剔除国统区军队因病死亡的40多万人的数字，为2100多万人。此统计数字未包括台湾省、香港、澳门、东北地区和没列入统计的其他解放区军民的伤亡数字。

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之际的调查统计数字

1987年在北京“七七”事变50周年大会上，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胡绳提出：“中国在8年抗日战争中牺牲的人数有2000万人。”随后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长刘大年在《近代史研究》第5期也提出：“抗战8年，中国人民生命牺牲多达2000万。”

日本为了解决国内劳动力枯竭的问题，强掳中国平民和战俘押往日本国内从事繁重劳役。据日本官方统计，侵华日军在中国共强掳青壮年人41758名，押解上船之前死亡2823人，乘船以后以及在各企业单位共死亡6830人，占乘船总数38935人的17．5％。

关于细菌战伤亡。据1989年出版的《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8：细菌战与毒气战》所收资料统计，日军曾在我国20个省进行过细菌战，有27万多名军民死于细菌战。这仅是当时当地的不完全统计数字，不包括在当地继续蔓延和向周围地区传播后的死亡人数，也不包括农业细菌战造成各地饥荒的死亡数字。近年来，经过调查，又收集到大量的日军细菌战的罪证。例如，从1940年10月至1945年8月，日军多次在浙江衢州各地撒放鼠疫、霍乱、伤寒、副伤寒、痢疾、炭疽等细菌，造成当地疫病大流行，至1948年末，累计发病30余万人，死亡5万余人，1940～1942年日军在浙东作战和湖南常德作战中进行细菌战，使1万多名中国民众受到伤害，在山东鲁西北，日军“围剿”抗日根据地，施放霍乱菌，造成中国民众20多万人罹难；日军对云南保山地区实施细菌战，造成20多万名民众受到细菌伤害。日本战败后，遗弃大批细菌，致使当地不断发生传染病。例如731部队所在的平房地区连年爆发鼠疫，1947年的鼠疫就夺走3万多人的生命，在内蒙古东部的王爷庙(今内蒙古自治区乌兰浩特市)等地区也因鼠疫流行死亡4万多人，等等。

关于活体实验伤亡。侵华日军731部队在哈尔滨平房本部的实验室里进行了大量的各种细菌感染实验、冻伤实验、压力实验、毒气实验等活体实验。1949年苏联在伯力审判日本战俘时，从1941年到战争结束一直在731部队任职的川岛清少将供认：731部队每年用于活体实验的人数为400～600。据此推算，有3000人死于731部队活体实验。这一数字没有包括1941年以前被该部队杀害的人数。在日本侵略中国期间，有5000～6000人被害于由石井四郎直接控制的(北京、南京、广州)细菌战死亡工厂里，这还不包括1945年8月731部队败逃时屠杀的准备用于活体实验的人。
侵华日军为了医学教学实习，也大量进行活体解剖实验。据日军山西潞安陆军医院军医汤浅谦供认：根据华北方面军的命令，各师团为进行军医教学，一年做两次手术演习。汤浅谦共参与了7次人体活体解剖，每次1～4人。仅日本华北方面军就有30万人，有20多个陆军医院、军医数千人，其活体解剖杀害的数字是很大的。

关于化学战伤亡。据统计，日军曾在中国的14个省(市)77个县(区)使用毒气2091次之多，其中对华北游击部队使用423次，造成3．3万余人伤亡，对中国正规军使用1668次，使中国官兵死亡6000 余人，受伤4．1万余人；还在中国居民区施放毒气，并在水井和河水中投毒；日军化学战对中国军民的伤害人数在10万以上。另据统计，日本在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共生产746万发化学炮弹，大多用于或存于中国战场。近年来，中国的东北、华北等地发现日本遗弃的毒气弹约200万发，已经使2000多人受到伤害。

关于强暴妇女造成的伤害。据估算，侵华日军在中国用抢夺、俘虏、诱骗、强征、抓捕等手段强迫中国妇女充当“慰安妇”，总人数在20万以上。至于侵华日军在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到1945年投降的14年间，对占领地区中国妇女的伤害，尤其是在抗日游击区和抗日根据地进行“三光”作战时强奸杀害的中国妇女的数字非常大。据历史学家吴天威推算：“日军先后在华作战的官兵在500万人以上，其所强奸的妇女至少有100万人。”

日军强暴杀害中国妇女的数字也非常大。仅1941年日军“扫荡”晋察冀边区北岳区曲阳郑家庄，“用汽车抢走我妇女同胞427人，运往东北去当娼妓做牛马”。在冀南地区，“在长达15年的战争中，这两三千个据点里被暗中杀掉、埋掉的中国妇女恐怕不下几万人，乃至几十万人。”在慰安所里的中国“慰安妇”更是幸存者寥寥无几。“据统计，当年数千名被逼为侵琼日军‘慰安妇’的海南妇女幸存下来而至今尚健在的仅几十人。”

关于制贩毒品造成的伤害。日本侵华8年期间在整个中国贩毒总额，约略估算如下：

东北(伪满洲国)的年平均鸦片生产额为2200万两，以每两批发价7元计，每年所获的售毒款额即为1.54亿元。

华北每年售毒获利额为1．65亿元，其每年售毒总额约为5．5亿元。

华中每年售毒总额10亿元。

华南(广州、厦门为重点)的售毒总额估计为华中的1／3，即应为3．33亿元。4者合计，日本占领当局在全中国占领区的毒品贩售总额每年约为20．37亿元(日元)。这个数字与美国人乌马克对1939年所估计的日本在华贩毒总额3亿美元(即日币12亿元)之数相比较，虽然相差8亿元(日元)而偏高，但却是一个相当合理的推论数字。

关于战争灾害造成的伤亡。日本侵华战争造成的灾害，大体分为4类。

侵华日军出于军事目的而制造的灾害。例如，1942年5月日军对冀中平原实施“三光”作战，利用冀中、冀西河湖水暴涨之机，决堤128处，致使当地6752个村庄受灾，淹没良田153．82万亩，冲毁房屋168904间，灾民达200万人。1943年秋日军在山东鲁西北进行“三光”作战，掘开卫河3处堤坝，并且实施霍乱细菌作战，造成100多万人流离失所、近6万人死亡。

侵华日军对抗日根据地的封锁和掠夺，造成当地的灾害。例如，“据初步统计：晋察冀、晋绥、晋冀鲁豫、冀热辽、山东、苏皖、中原7个解放区，日本侵华战争造成了严重灾难，以致有难民2600万人处于饥饿状态，其中约有1000万人颠沛流离在死亡线上”。

侵华日军对占领区的残暴统治而造成的灾害。例如，据河南省统计，自1938年起至1945年秋季，全省110县中几无一县未受敌寇侵扰，尤以1938年之黄泛与1942年之旱灾为最，全省被淹毙饿死者几达300万人。据湖北省统计，自1938年至1943年被灾区域达63县，其中27县遭受日寇灾害最烈，牺牲最巨，遭受水灾者27县，估计被灾面积1．22亿亩，灾民凡5524190人1944年鄂北各县受灾县份共21县，待赈人数达130万人。日军占领广东中山县三灶岛8年，致使3500多人饿死。侵华日军于1939年8月占领广东潮阳县海门镇，致使1943年4、5月间发生饥荒，全镇饿死17000余人，另有1．5万余人流落外地。

侵华日军战火逼迫民众逃亡而造成的灾害。战后，国民政府《全国人民生命损失及人民劳力损失统计表》统计，全国难民战时流亡数95448771人，几近1亿人。难民的死亡数肯定较和平时期高出很多。

残酷的经济掠夺及其给中国造成的损失

日本在对东北14年的统治中，仅1932～1944年，就从东北掠夺了2．23多亿吨煤、1100多万吨生铁、580多万吨钢。1942～1944年的3年间，征收的粮食970万吨被直接运往日本。据统计，1944年末，日本开拓移民占地共达152．1万公顷，占东北全部耕地的1／10。

日军侵占以上海为中心的华中地区以后，决定以军用手票支付不包括华北在内的侵华日军军费。此票不编号，发行量全由日本临时军事会计来确定，要发行多少就发行多少。1937年末，发行额为137万日元；一年后猛增到3680万日元，1942年12月，发行额已达5亿日元；到1943年4月，军票才停止发行。

日军凭暴力强制规定军票与法币的比价，不断使军票升值。1939年8月规定法币与军票等价，1940年5月成为100：77,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军票价值扶摇直上，1942年5月法币与军票的比价降为100：8。日本侵占香港后也发行了大量的军票。

日本为了支付其巨额军费开支，在中国沦陷区发行了大量公债，仅以日元计值的就有大东亚战争国库债券、大东亚特别国库债券、大东亚割引国库债券、中国事变国库债券、战时报国债券、日本国库债券、日本债券等45种之多，计为当时的日币26亿日元，加上以伪满币、中储券、中联券、旧台币计值的，按当时的外汇兑换比值计算，日本战后残留在中国的公债约为471亿日元，这还不包括日本在抗日根据地周边和伪蒙疆地区发行的公债、日伪发行的变相公债、在台湾发行的邮政储蓄券等。
日本对关内沦陷区经济的掠夺，仅据全国金银币、金银条、船舶、工矿、道路、交通、港口、农村水利、住房私产、资源减损、军费损失等各项公私财产直接损失的不完全统计，即达559．43844亿美元。例如湖南全省78县市，被敌沦陷者44县市，被敌侵扰者11县，被轰炸者9县。总计全省人口伤亡262．2383万人，财产损失达当时国币12．19221027万亿元(以1945年9月物价为准)，损失之巨冠于各省。

日本侵华战争期间，巧取豪夺和劫掠子中国大量文物。查明有据统计有书籍、字画、碑帖、古物、仪器、标本、地图、艺术品、杂件等共3607074件，另1870箱，又被劫古迹741处。

日本侵华战争和亚洲、太平洋战争期间对海外华侨大肆掠夺，造成重大损失。据不完全统计，南洋华侨所受财产损失6亿多美元。菲律宾受损失的达1．2万家，新加坡7300余家。

纪念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前夕，中国军队和地方研究机构与政府调查统计部门共同就日本侵华战争给中国造成的损害进行分析研究，得出如下结论：“据近年调查研究的不完全统计，在抗日战争中，中国财产损失600余亿美元(按1937年美元计算)，战争消耗400多亿美元，间接经济损失达5000亿美元。”至于日本侵华战争造成中国工业化迟滞所产生的损失更是数额巨大。

我是夏雯静

哈尔滨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文化名城，即使是一条街道，也会有着它传奇的故事。而在这每一个街路的故事里，都留下了哈尔滨历史的痕迹，街路名字的演变历程则标志着哈尔滨的进步。  
                龙脊龙背—大直街  
    哈尔滨的的道里和道外，原是松花江水故道，南岗则是南岸的一级阶地，是兴城建都理想之地， 1898年，俄国人登岸哈尔滨，看中它临江背岗“风水”。1899年，首先对南岗按照莫斯科的模式进行了重点街道规划，其范围是北至铁路街，南到马家沟河，大直街贯南岗街区的中心，笔直而宽阔，被称作“大直街”。      
    大直街两侧的主要建筑，一类是铁路管理机关、教堂、学校、商场的高层建筑，另一类是住宅。大直街宛如“子午线”、将这座“东方小巴黎”一分为二。1966年“文化大革命后”受“左”的影响，大直街改称“东方红大街”，1976年又恢复“大直街”原名。   
                青史照长街—兆麟街  
    1946年3月8日，时任松江省副省长、哈尔滨中苏友好协会会长共产党员李兆麟将军，在哈尔滨庆祝“三八”妇女节大会上，被市长秘书孙格龄骗至哈尔滨市北道街(现兆麟街) 9号一房间内，遭到国民党军统特务杀害。这位抗日民族英雄牺牲时年仅36岁。      
    哈尔滨市民们为了纪念李兆麟将军，将北道街改为兆麟街，把道里公园改为兆麟公园，还有兆麟电影院和兆麟小学校，以此永远怀念抗日民族英雄李兆麟将军。  
                烧酒飘香—安埠大街  
    香坊区最古老的街道，当属1895年形成的安埠大街。相传大约在1805年左右，山东黄县的田保辉兄弟六人在其祖父和父亲的带领下，辗转来到哈尔滨，开设了第一家烧锅，逐使田家烧锅远拉闻名！   
    在田家烧锅正门口，买酒的人多，自然走出了一条“酒路”。据实地测量，田家烧锅位于安埠大街中部北侧，东西410米，南北为182米，接近8垧地，高墙深院，并有角楼。1898年6月9日，中东铁路工程局进驻因土匪骚扰停业田家烧锅，致使门前这条街更加热闹起来。 1901年，在安埠大街的旧 址重修聚源烧锅。由于义和团被平定后，此街成集贸中心，故取名“安埠”即有“安定”之意。最初，这条街是泥土路，1948年拓宽，改铺柏油路，西起红旗大街，东止通天街，全长5000米，宽15米，成为香坊区一条主要商业街道。   
                历史在这里聚焦—红军街  
    从火车站走到省博物馆广场可再现近百年历史风云。丁字形的中东铁路的交叉点就在站前广场，1899年10月，在现在的哈尔滨火车站行李房处（分岔）设立车站，这就是现在的哈尔滨火车站。  
    1909年10月26日清晨，韩国义士安重根在火车站将日本帝国元老大臣伊藤博文击毙。在靠近车站左侧最前边一座反映欧洲新艺术思湖的俄式建筑，当年是俄国“军官克路布”俱乐部，老百姓称其为“戈比旦乐园”是寻欢作乐的休闲场所。日俄战争又临时 辟为伤兵医院变成了痛苦呻吟地，后一度改为俄总领事馆。日伪 时期变成接待军政要员的大和旅馆。其不同寻常之处是，沙俄财政与交通大臣维特．伯爵，以及日本关东军参谋长小矾国昭，宪 兵司令东条英机，伪产业部次长岸信介部都下榻于此。      
    现在“黑龙江省工商联”的牌子，当年却是赫赫有名的的华俄道胜银行，省教委大楼旁的英国领事馆，南岗体育场，日伪时是日本神社 。车站大街的左侧，从上往下，头一座是巴洛克式建筑，现在的博物馆，当年是莫斯科商场，往下坡，现在的哈铁俱乐部，当年是令人毛骨悚然的日本宪兵队，再往下是日本总领事馆，（现哈铁公安局），最坡下的一座楼，便是俄国税捐局，1945年苏联红军来了，为了纪念便留下了“红军街”这个名。   
                泾渭分明—国境街  
    今道外承德街的旧称国境街。1898年由于中东铁路在哈尔滨修建，将香坊，南岗，道里划为铁路租界，所谓“哈尔滨铁路城”及其美誉“东方莫斯科”“东方小巴黎”仅限于此区，而将傅家店，田家烧锅圈出，是“哈尔滨铁路城”的城外乡村。      
  
2 哈尔滨街路轶事   
     当时，哈尔滨铁路城与城外傅家甸的分界线为现在道外承德街东 侧市场，位于道外区中南部，南起南岗区陡岸，北至景阳街中段。全 长1.7公里，车行道宽15米，此街北端开阔，称承德广场。 用现在的话说，国境街以西是“特区”是“国中之国”。1903年中东铁路管理局组织“城市公共事业管理委员会”1907年中东铁路管理局将道里，南岗大部分划为市区，成立“哈尔滨自治市”。中东铁路管理局无权在“国境街”以东的傅家店街行使权力。  
    正因为如此，在本世纪一二十年代俄人与华人以“国境街”为界 各设警署，分别治理，得有“国境街”的由来。1926年，中国地 方当局收回“哈尔滨自治市”的管理权，改“国境街”为承德街。      
                沧桑巨变—中山路  
    今日中山路，横绔南岗、动力、香坊三区。在100年前，中山路原是田家烧锅通向南岗的乡间无名小路，大约于1890年左右形成，那时道路两侧多为荒草野地，两端近村处种着高梁，玉米，间有罂粟，一派草莽初辟的景象，路上偶有行人，也是腰扎草绳头盘长辫的乡野农夫 。      
    1898年6月9日，洋人在路的尽头田家烧锅安设了修筑铁路的大本营，为尽快沟通香坊与南岗的交通，中东铁路工程局首先拓宽铺垫了这条路，中国人习惯称通道大街，俄文原称：“老哈尔滨公路”（香坊公路）。  
    1921年4月5日，市公议会推举中东铁路第一任局长霍尔瓦特为哈尔滨“荣誉公民”。同时，便将这路大街命名为“霍尔瓦特”大街，1925年改为陆军街，1931年日军入侵改为“土肥园路”（日本人名）1946年5月28日，哈尔滨人民政府成立后，为纪念孙中山先生，将这街改为“中山路”。   
                石头马路—地段街  
    1898年由于中东铁路的修建，工程局总部设在香坊的田家烧锅，而大批铁路建筑器材却堆在道里区九站一带，为了沟通道里与南岗，香坊之间的交通，工程首先在松花江边与南岗之间修筑一条石头马路，于1899年建成，当时本无路亦无名。只有铁路工程局第九施工段驻扎在此，故俄人称之为“地段街”。      
    1915年5月，俄国贵族出身的铁路工程师，中东铁路管理副局长希尔科夫升任俄国黑海铁路公司总办，在离任前夕“哈尔滨市董事会”授予希乐科夫哈尔滨“荣誉公民”称号，并因此人曾是第九段的段长，故把“地段街”改称为“希尔科夫王爵街” 俗称“王希街”。      
    1926年后，中国地方政府收回哈尔滨市政管理权，取消了“王希街”仍称地段街。在这条街上曾先后设有黑龙江省铁路交涉局华俄学塾（今市 大法厅斜对过）俄国红十字医院（今市儿童医院）日本横滨正金 银行分行（今省美术馆）以及日本金城商会等十几家工商企业，解放后地段街进行了多次修建，并在石头路面上铺成了柏油马路，始今早已成为道里区一条繁华的商业街。   
                百年老街—裤裆街  
    在哈尔滨市道外区，有一条哈尔滨最古老的街道——天一街。天一街旧称裤裆街，这里是哈尔滨城市的发源地，早在200多年以前，这一带水泊，沼泽，小河纵横交错，草木繁盛，禽兽麋集，是一块沉睡的宝地，自乾隆年间以来，这里始有人开设网场，捕鱼贡鲜，据档案记载，1870年有哈尔滨村民许成漠在此开设当铺。由此推之，裤裆街在1870年左右形成，但这一名称正式出现于何时，还没有确切的记载，但最迟不超过1898年。  
    裤裆街顾名思义，这条街呈“人”字形，一些当铺，小店就在“人”字形两撇的交叉点上，这条街由太古街到裤裆街开始分道，一条通往道外江边的渡口，一条通往道里的兆麟公园，九站，这便是裤裆街的由来。1933年因“裤裆”二字不雅，改称天一街。  
                昔日沼泽—新阳路  
    最初人们把新阳路叫“偏脸子”，是一片沼泽地，芦苇丛生，野鸭成群，狐獾出没，蚊蝇滋生。      
    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爆发后，哈尔滨俄人自治会在这里建立了收容所。1918年俄人着手开发这一地区，建立了“哈罗夫卡村”，所以也有人说这里偏僻荒冷，故称“偏脸子”。纳哈罗夫卡村，一些房屋杂乱地建在高地上，根本无路可走，人们借栈桥通行，由于大量倾倒垃圾和残土，才渐渐形成了街道的轮廊。这些街道大多以俄国城市及人名命名，如安心街（塞瓦斯托伯尔斯卡亚）。安化街（特维乐斯雅），安平街（华沙街），安固街（科洛列夫斯卡亚）等。      
    1933年开工，为实现日本帝国主义长期霸占东三省的美梦，便以溥仪的年号命名这条路——大同路。最初的大同路，是由两条用方石铺成马路组成的。它东起自现在的新阳广场，西到现在的康安路，每条马路面宽约4米，两条马路中间是宽阔平坦的土台，两边种着杨树，人行道是方形水 泥板铺成的，靠近路边种着杨树。         
    解放后，大同路去掉屈辱的名字，改为新阳路，经过不断的改造，如今已面貌一新，成为哈尔滨同三肇，黑河，大庆，同江等北部边联接纽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