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关东军思想宪兵队 (2011-11-17 06:44:34)

我是夏雯静

我在读侵华日军的史料时经常能看到这么一个词“思想对策”，这“思想对策”是不是我们的“思想政治工作”呢？我不懂日语，还请有关方面的专家来解释。思想政治工作，其实就是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简称，亦称思想工作或思想教育。它是一定的阶级和政治集团，为实现一定的政治目标，有目的地对人们施加意识形态的影响，以转变人们的思想和指导人们行动的社会行为。1940年以后，在东北经过日军的大讨伐，东北抗日联军遭受了巨大的损失，大部分已经退入苏联，但是，东北人民的抗日斗争并未被征服，抗联小分队仍然活跃在各地，而且城市的反抗斗争也在发展，在这样的形势下，关东军宪兵队在1940年5月搞了一个《思想对策服务要纲》。其目的是“防范和镇压对日满共同防卫上有害的思想对策，特别是共产思想和反日思想，并注意和侦查影响治安的各种迹象，以期在平时和战时确保满洲国的治安。”为此这个《思想对策服务要纲》将有危害的思想、组织和行为需防范镇压的目标分了四类：
一是共产系统：共产党及党的外围团体；宣传和阴谋策动；可能成为其主义温床迹象。
二是反日系统：反日（满）的团体和结社；反日（战）的团体和结社；反日（军）的民族运动；同上的思想运动。
三是匪贼系统：共产匪、土匪；外围团体（通匪者）；其他可能扰乱治安的暴力（武装）团体。
四是其他：阴谋通敌；满军警的叛乱；军事系统的工人罢工和性质恶劣的策动；性质恶劣的流言蜚语。
对“不致立即造成危害，但在战时或对满洲国防卫上有可能逐渐成重大漏洞的各种思想策动，特别是反日（反军）的动向或扰乱治安的祸根等迹象”，《思想对策服务要纲》也列出了四大项：
一是民族：各民族对日（军）的思想动向；各民族对苏、中的思想动向；各民族对立的动向。
二是机关：满洲国主要机关及特殊公司的动向；满洲国机关工作人员的动向。
三是宗教：宗教；类似宗教。
四是其他：重要施政（特别是改革）的反映；经济界，特别是物资供应方面的动向；有关开拓问题的迹象；工人及工人运动的动向；文艺及著作的动向；流言；自然灾害的反映。
针对以上思想问题，《思想对策服务要纲》采取的对策多达十二项，不过是如何侦查，如何进行情报的搜集，在处理案件时应考虑各民族的特殊性，以免引起民心动摇等等。关于如何逮捕，也罗列九项，特别强调了逮捕尽可能秘密进行，以防民心动摇。
在这个要纲出台的同时，关东军宪兵司令部推出了一个“关于《思想对策服务要纲》说明”，就如何执行要纲进行了全面阐述。
为了贯彻执行《思想对策服务要纲》关东军专门组成了思想警察队伍，也叫思想宪兵队，1940年5月30日关东军颁发了《思想宪兵队编成要领》，要领强调思想宪兵队隶属于关东宪兵对司令官，专掌思想对策业务，并负责有关思想情报、宣传谋略及对此的防卫。要领特别列出活动经费及经费的预算说明，每年工作经费是20万元，工作费用预算是“宪兵实际人数150名，没1名宪兵使用2名工作人员，计300名；宪补、宪兵补约200名，每人使用1名工作员，计200名，以上工作员总计500名，每名月津贴30元，计1.5万元，年计18万元，加上其他预备费，故计划为20万元。”
思想宪兵队的编制和机构配备
本部队长一般是大佐或中佐；副官、企划课、监察课、庶务课、工作课、经理课的级别是中佐或少佐；分队长一般为少佐；分遣队长是尉官。
当时，思想宪兵队除本部外，还有七个分队，分管区域是本部负责新京（长春）关东宪兵队管内全部；第一分队负责新京、延吉队管内；第二分队负责奉天队、通化分队管内；第三分队负责大连队管内；第四分队负责锦州、承德队管内；第五分队负责哈尔滨、北安队管内；第六分队负责牡丹江、东安、东宁、佳木斯队管内；第七分队负责齐齐哈尔、海拉尔队管内。关于分遣队配备和分管区域就不一一列举了。
思想宪兵队根据形势的发展，在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工作目标，每一年度也有不同的工作要点。1942年1月10日关宪高第12号关东宪兵队司令官命令开列出了以下4项重点工作：
1.警防和镇压苏、华及利用敌国对满洲之思想策动；
2.对满人知识分子和学生中的共产抗日组织，重点搜捕和镇压；
3.彻查各民族之思想动向，特别是由于大东亚战争的爆发，满、蒙、鲜民族的反日，亲苏、美、英、蒋的思想动向，并对之加以警防和镇压。
4.警防、镇压随大东亚战争之发生，经济界之转变与扰乱的情况。
关于思想宪兵队在中国犯下的滔天罪行，敌伪档案和战犯的口供中很多，容笔者今后在博文中一一列举。

我是夏雯静

　日俄战争期间，日本宪兵随军队进入东北。日俄战争后，日本攫取了沙俄在中国东北的特权，并在东北成立了关东宪兵队。关东宪兵队成立后，参与了侵略中国、镇压中国人民反抗和在中国刺探情报等一系列活动，犯下了滔天罪行。吉林省档案馆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将关东宪兵队当年没来得及销毁的档案整理并影印出版，为学术界首次公布了这份珍贵的历史资料，对推动日本侵华史和中国抗战史的研究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

　　一、关东宪兵队及其活动

　　1905年9月，日俄两国签订条约，俄国因战败将在辽东半岛的租借权及长春至旅顺口之间的铁路(包括支线和附属权)转让给日本。至此，日本在中国东北夺得了3400余平方公里的土地和1100多公里的铁路及大量的殖民特权。12月，日本强迫中国清政府签订关于中国东北问题的中日“条约”正式接管南满铁路及所属财产和全部特权后，将日本派驻中国东北的宪兵，正式改编成“关东宪兵队”，直属关东总督。队本部设在旅顺口，沿“满铁”在辽阳、奉天、铁岭、安东、长春设分队。关东宪兵队成立后，以“保护侨民，维护日本权益”为名，在附属地内外，明里暗里进行了大量的阴谋活动：大肆搜集东北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情报；参与干涉中国内政；参与武装占领全东北的准备活动；从事对苏阴谋活动；等等。

　　1932年，关东宪兵队划归关东军作战序列，成为关东军的一支别动队，关东宪兵队总部移驻沈阳。伪“满洲国”成立后迁至长春。关东宪兵队司令部下设总务部、警务部等机构，并在伪满各省设宪兵队，在各县和重要街镇设宪兵分队、分遣队，形成了完整的组织系统。在这一阶段，关东宪兵队配合关东军的活动，把一切政治镇压活动都解释为“执行作战要务”，并随着伪满形势的变化，不断强化其权力，使其最终发展成了一支庞大的法西斯政治镇压机构。同时，关东宪兵队还统一了日本在东北的警察机构，取得了统一指挥东北日本警察的特权。

　　“九一八”事变后，中国人民进行了风起云涌的反抗斗争。日本关东军对东北抗日武装组织大肆“讨伐”、“治安肃正”，东北抗日组织遭受严重破坏，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力量在艰苦的环境中也被迫转入地下活动。针对这种情况，关东宪兵队在加强“治安肃正”的同时，还加强“思想对策”，对共产党和反满抗日组织及其活动进行残酷镇压和破坏。宪兵队还利用遍布东北各地的警察网，搜集抗日活动的情报，为日满军警的“讨伐”活动提供根据。对此，宪兵队充实县城和市镇的警察网，对各种情况进行侦察，逮捕潜伏的抗日分子及“通匪者”和思想可疑者。

　　1939年，随着形势的发展，关东宪兵队也在进行着侵苏的秘密准备，例如，参与“诺门坎事件”，研究统治远东占领地的办法及编成“野战宪兵队”，制定“战时有害分子处理计划”，等等。1941年以后，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和中国抗日力量的发展、壮大，日本侵略者加强了在东北的殖民统治。关东宪兵队为了刺探情报、控制民心，利用特务、密探监视民众生活的各个方面；在“防谍”名目下进行跟踪、盯梢、逮捕、镇压、迫害等—系列特务活动，血腥镇压东北人民，强化法西斯残暴统治。

　　总之，为强化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东北的殖民统治，关东宪兵队担负着镇压反满抗日活动，执行治安保卫；搜集政治经济情报，搜捕抗日谍报人员；负责机密保护和监视伪满军政要员等任务。

　　1945年8月15日，日本无条件投降，关东宪兵队亦随之覆灭。

　　二、《日本关东宪兵队报告集》的内容

　　1945年8月，在日本投降前夕，关东宪兵队匆忙销毁该司令部的档案。由于苏联红军迅速攻入东北，关东宪兵队将一些未彻底烧毁的档案埋入地下。解放后，这些埋入地下未能来得及销毁的档案文件被挖出。1982年，这批档案被吉林省档案馆接收进馆。

　　《日本关东宪兵队报告集》是从吉林省档案馆保存的日本关东宪兵队司令部档案中选材汇编而成的档案资料集，所收档案包括关东宪兵队的各种月报、半月报、旬报、日报，如《思想对策月报》、《通信检阅月报》、《无线电监听月报》、《思想战情报月报》、《情报月报》、《谋略月报》、《铁警军情报月报》、《防谍月报》、《苏联调查资料月报》、《东苏苏蒙情报月报》、《苏军军情月报》、《兵要地图调查月报》、《驻满美国领事馆月报材料》、《军纪风纪月报》、《警备月报》、《思想宗教警察月报》、《军事警察月报》、《高等警察月报》、《传染病、火灾月报》、《西南地区肃正月报》、《讨伐旬报》、《国内情势调查月报》、《国际形势月报》、《特别搜查日报》、《治安旬报》、《苏联旬报》等五十余种。现择其要者介绍如下：

　　（一）《思想对策月报》

　　“思想对策”是关东宪兵队实施政治镇压和思想控制的基本手段，其主要目的是消灭反满抗日分子、党团及思想。关东宪兵队各地分队的活动情况，通过报告的形式上报关东宪兵队总部，形成了数量惊人的档案资料。通常情况下，这类报告包括这么几方面内容：一般状况，国共及苏共、日共的策动状况，中共及抗日分子的策动状况，共产主义宣传侦破状况，共产主义宣传防卫状况，共产党及其他组织在东北的活动情况，其他参考事项，所见，附表。不同的报告反映不同时期、不同地域的具体情况。

　　（二）《通信检阅月报》

　　关东宪兵队出于“思想对策”、“防谍”、“治安肃正”等目的，对所有的电报、信件进行严格检查。电报要将全部译文（包括住址、姓名）记录在案，并努力发现其中有暗号、隐语的电报；信件经检查后，将他们认为有问题的信件没收并摘抄记录在案。《通信检阅月报》就是各地宪兵队向总部汇总的当月通信检阅情况的汇报。这类报告一般分三部分：一般状况、邮件检阅和电报检阅，除介绍当月检查邮件、电报的数量以及有问题的邮件、电报外，重点是汇报所谓有问题邮件的检阅情况，包括发现时间及场所、发信人、收信人、信件内容摘要（有问题部分）、处置意见等。关东宪兵队认为有问题的邮件包括：有抗日反满内容的信件，对时局不满的信件，反映日军军纪松弛的信件，暴露日军编成装备、军队行动、军事演习等方面的信件，等等。

　　（三）《防谍月报》、《防谍要报》

　　“防谍”是关东宪兵队的重要任务。“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占领全东北。从国内来说，华北的门户洞开，随时都有被入侵的危险。从国际来看，苏联受到了日本的威胁。因此，国民党的情报人员、苏联的情报人员不断进入东北刺探情报，共产党领导的抗日组织也进行抗日宣传和武装斗争活动。面对这样的形势，关东宪兵队加强“防谍”工作，各地宪兵分队每月向总部汇报“防谍”情况，并以《防谍要报》的形式，介绍“防谍”方法和措施。《防谍月报》一般分四部分：一是对苏联情报机关的活动情况以及捕获该国情报人员情况的汇报；二是对中国共产党在军事、思想宣传、谍报谋略、经济等方面活动情况的汇报；三是对国民政府对伪“满洲国”策动情况的汇报；四是对其他各国情报搜集情况的汇报。从资料反映的情况来看，关东宪兵队对东北的控制是相当严密的。

　　（四）其他报告

　　关东宪兵队的活动是非常广泛的。在东北地区，它统一指挥伪“满洲国”的警察机关，各地的警察事务都要向总部报告，《铁警军情报月报》、《警备月报》、《思想宗教警察月报》、《军事警察月报》、《高等警察月报》即属此类。宪兵队还配合关东军在东北实行“讨伐”、“肃正”以及维护“治安”等活动，从而形成了《西南地区肃正月报》、《讨伐旬报》、《治安旬报》等报告。日本有向北入侵苏联的计划，因此关东宪兵队特别注意搜集苏联的情报。珍珠港事件后，关东宪兵队还加强了对美国情报的搜集。这方面的报告有《苏联调查资料月报》、《东苏苏蒙情报月报》、《苏军军情月报》、《驻满美国领事馆月报材料》、《苏联旬报》等。

　　三、“关东宪兵队报告”的价值

　　关东宪兵队的报告一般由各地方宪兵队形成，上报给关东宪兵队司令部，经汇总后，再上报给关东军司令部。关东宪兵队的各种报告或是该机构活动情况的汇报，或是该机构所搜集的情报的原件，材料真实、可靠。关东宪兵队在各地搜集到的抗日标语、口号，都一一照录在报告里，如有一条标语是“日本鬼子是大王八”，并用乌龟形状框上，报告也原样照录。又如，《通信检阅月报》所摘抄信件的内容，都是当事人的所见所闻所为以及所思所想，再加上信件的私密性，所以能够真实地反映当时的历史实态，是十分可靠的史料。

　　关东宪兵队的报告涉及的内容广泛，对多角度、多层面地研究抗战时期的中国历史具有重要的价值。

　　第一，“关东宪兵队报告”是研究日本侵华史的重要资料。日本从日俄战争开始，就对中国进行不断的侵略。关东宪兵队在东北搜集各种情报，目的就是为日本侵华服务的。关东宪兵队对东北抗日组织实行残酷的镇压，对东北人民实行野蛮的法西斯统治。《日本关东宪兵队报告集》有不少这样的材料。例如，在《防谍要报》中，宪兵队曾提出“麻醉剂应用临床讯问要领”，并举了用麻醉剂注射被捕者进行讯问的实例。在《讨伐月报》中，大量的资料表明，宪兵队对抗日组织进行残酷的镇压。还有一些记载可以与其他材料相互印证，如佳木斯宪兵队1940年6月份《思想对策月报》记载：6月10日，日本飞机在重庆投下四万余枚炸弹，重要设施及美国领事馆遭破坏。

　　第二，“关东宪兵队报告”是研究中国抗战史的重要资料。日本对东北的侵略和占领，引起了东北人民的反抗。在《日本关东宪兵队报告集》中，有关于抗日群众袭击日军、破坏铁路、焚烧军用机场等的记载。东北抗日联军是抗战时期东北最重要的抗日组织，在《思想对策月报》中，较多地记载了该组织的活动情况，不仅有关于东北抗联各个根据地发展变化情况的详细记载，而且有抗联各部人员、装备以及活动规律等的记载。此外，《日本关东宪兵队报告集》对八路军进入东北发动群众，组织和领导抗日武装的情况也有记载。

　　第三，“关东宪兵队报告”还是研究中国近代社会的珍贵史料。抗战后期，沦陷区经济形势恶化，物品短缺，物价飞涨，老百姓生活陷入悲惨境地。日本统治者为了摆脱危机，在沦陷区实行经济统制政策，但并没有扭转局势。不少人无法生活下去，纷纷逃离沦陷区。关东宪兵队为了保证沦陷区的稳定，控制民心，加强对各种情报的搜集。这些情报资料留下了大量的近代社会史的材料。例如，抗战时期，国统区的物价资料比较丰富，而沦陷区的物价相对来说就比较缺乏。在《通信检阅月报》中，保留了大量的沦陷区各地的物价资料，将各月的资料综合起来考察，就可以发现沦陷区物价变动的情况。

　　总之，《日本关东宪兵队报告集》比较全面地反映了中国东北抗日军民的活动，伪满洲国的政治、经济状况、民心动向，日本关东军以及宪兵队制定的各种指令、规定，以及调查收集的各种情报等，尤其是报告中有大量的关于日本殖民者残酷镇压抗日组织和群众、在东北实行法西斯统治的史料，是国内外仅存的关东宪兵队遗留下来的资料，对揭露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日本对中国东北的殖民统治的罪行，对研究日本侵华史以及中国抗战史均具有重要的价值。

我是夏雯静

日本关东军第七三一部队，是日本军国主义准备细菌战的特种部队，在战略上占有重要地位。日本军人所谓的"小小的哈尔滨，大大的平房"，在某种意义上正说明了这一点。就其规模来说，实属世界上最大的细菌工厂。就其地位来说，它归属日本陆军省、日军参谋本部和日本关东军司令部双重领导。人事配备是很强的。拥有从事细菌战研究工作人员二千六百余人，其中将级军官五名，校级军官三十余名，尉级军官三百余名。从一九三六年到一九四二年七月由石井四郎中将为部队长，一九四二年八月到一九四五年二月北野政次少将接任部队长，一九四五年三月到同年八月石井四郎又重任部队长。它的直属各个部以及各个支队都配备佐级军官负责，对一些重要部门都配备了少将级军官负责。
731部队与关东军宪兵队相互勾结，由日本关东军宪兵队抓捕用于实验的人员，以供应731部队使用。1938年1月26日，日本关东军宪兵队制定了“特别移送”的通牒，规定了移送人员的标准（1943年3月12日以“关宪高120号”文件重新发布）。为了掩盖罪行，关东军宪兵队将这个行动称为『特移扱い』（即：特别移送处理之意） ， 所以『特移扱い』成了各地宪兵队向731部队秘密输送活人充当实验材料的隐匿称谓。日军将被“特别移送”的人员称为“马路大”，现已发现的档案记载的受害者有中国人、苏联人、蒙古人和朝鲜人等抗日志士。
所谓“特别移送”标准，依据1943年3月12日日本宪兵队以关宪高第120号文件发布内容：
　　1、依其罪行程度，预料到必须判处死刑或无期徒刑，并没有被收买和利用价值者；
　　2、一贯进行间谍或破坏活动分子，至今仍怀有亲苏**思想，并没有收买和利用者；
　　3、虽然预料到该犯提交到法庭审判后将被释放，但属于鸦片吸毒的无家可归的游民，而且顽固地怀着**情绪，并无悔悟表现，甚至有重新犯罪的严重危险者；
　　4、当过抗日游击队员或从事具有同等危险作用活动，无接受感化希望者；
　　5、因参加秘密活动，而其生存极不利于军队与国家者；
　　6、与“特别移送”的犯人同一思想，罪行虽轻，但不宜将其释放者。
　　日本宪兵队把被捕人员划分为“间谍”和“思想犯”，并根据“犯人”类别、罪状规定了移送人员的标准。1943年被“特别移送”人员数量达到高潮，而此时731部队实施人体实验正处于疯狂期，促使被“ 特别移送”人员的数量大量增加。
不仅所有“亲苏**心理”的人都要送去消灭，就是被日本宪兵怀疑与“政府”有敌对行为和情绪的人，也可送去做实验品。除了日本宪兵队把人送往各细菌战部队做实验外，日本关东军情报部(哈尔滨日陆军特务机关)也把人送往第731部队用细菌杀害。关东军情报部负责管理外国人集中营，即“保护院”集中营。这种“保护院”有两处：一处设在内蒙古地区的王爷庙(现内蒙的乌兰浩特)，收容所关押以蒙古人为主的战俘。另一处设在哈尔滨市郊香坊一带(现黑龙江省气象所附近)，这里关押的主要是苏军战俘。“保护院”集中营是特务组织处理和策反被俘人员的基地。他们以策反为目的，进行刑讯，对不顺从者，便视为极端危险分子，“特别移送”到第731部队或第100部队作为细菌研究实验品。
原关东军司令部干部部部长田村，于1945年夏天视察第731部队后，向关东军总司令官山田乙三报告称：“我前往考察，先引我到秘密监狱，里面有许多人，都用镣铐锁住。石井告诉我，这些活人都是由日本宪兵队和作战部队送来的，都是要加以消灭的。”另据曾任“保护院”集中营副主任兼情报调查处处长的山岸研二在伯力军事法庭供认：从“保护院”往第731部队“特别移送”犯人，是从1942年开始的。仅在1945年的8个月中，就有约40名苏联人被“特别移送”到第731部队杀害。
当年日本驻哈尔滨领事馆，也是细菌战部队“实验材料”的转运站。据石井四郎的司机越贞夫说：“当时石井部队每两天去一次哈尔滨市内的日本领事馆地下室，接收几名中国人，这些中国人大都是用列车运到哈尔滨的，他们被换上日军的军服，戴上手铐，关在列车的最后一节车厢里，一下火车，立即被宪兵队关押。石井部队运送中国人使用的载重量为四吨的卡车，叫做‘移送特别车’，都伪装成公共汽车的样子。”据日本宪兵署的文件记载，自从1939年起，就有“特别移送”之事，日本关东军宪兵司令城仓少将于1939年下达过将30名俘虏“特别移送”到石井部队的第224号命令。命令明确规定：“第二批特别移送人员约90名除留下60名送到目的地外，其余的人在哈尔滨站即交付石井部队长。”并要求“须事先将应交付石井部队的人员区别开来，以免在交付时发生延误”。
还要求“哈尔滨宪兵队长须与石井部队长取得密切联系，保证在哈尔滨站及以后途中竭力防止外国侦探，并采取必要监督办法”。 凡是“特别移送”的“犯人”，都被关东军宪兵队用特别囚车或专用汽车押送到各细菌部队。在运送期间，为了保密，沿途戒备森严，关东军宪兵司令部曾颁发特别命令，“特别输送”的“犯人”，都要戴上手铐脚镣。
曾在第731部队动力班当过劳工的人证实：差不多每星期六下午都有一辆囚车开来，把在押人员从南门或东门押进“兵营”(当时中国人称呼四方楼的大院为“兵营”)，只见成年累月地往里抓人，但从来没有一个人能够活着走出来。这些被抓来的人都押在“方型楼”中间的秘密监狱里。
据原第731部队细菌生产部长川岛清在伯力军事法庭上供认：从1940年到1945年8月，每年有五六百人被“特别移送”到第731部队。伪满陆军宪兵队日本顾问立花武夫供称：“我管辖下的宪兵署特务处所审讯的一些人，必须予以消灭”，“在这些人当中，有极端仇视日本的在满洲的游击队员，我们把他们送到第731部队加以消灭”。
石井四郎曾竭力要求增加按“特别移送”手续运往第731部队的人数。因此，每当宪兵队长或特务机关长前往该部时，石井总要亲自带他们视察第731部队的细菌实验室和监狱，使他们相信，凡是被押送到第731部队的人都是真正被消灭了，新到的“犯人”也要作同样的处理。前哈尔滨日本宪兵署副官木村在被审讯时供认：“在一次石井与哈尔滨宪兵署长春日芳谈话时，石井四郎说，相信将来和过去一样，继续得到被捕的人做实验。”在中国东安县当过宪兵队长的上坪铁一中佐，曾随日本“中国归还者联络会(正统)”第五次访华团于1978年7月19日下午来到哈尔滨市平房，他忏悔地说：“1944年经我手批准把22名称为‘间谍’的中国人送到石井部队做了细菌实验，这实际上是我杀害的，我是有罪的。战后30多年来我一直感到不安，今天我有机会到中国平房，终于找到了赔礼谢罪的机会。”
日本投降前夕，关东军宪兵队在撤离前将有关档案大部销毁，但有很少的一部分未来得及销毁而被幸运地保留下来。1999年，黑龙江省档案馆对外公布馆藏“特别移送”档案66件；2001年，吉林省档案馆公布馆藏“特别移送”档案277件。目前，在已发现的“特别移送”档案中证实，当年被移送的人员大多来自中国。此外，还有一部分被移送人员来自前苏联、蒙古、朝鲜等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