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特别移送”档案透视日本侵华暴行

我是夏雯静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长达14年。其间，不同类别的档案材料，从不同角度反映了这一战争的情况。而日本侵略者遗留的“特别移送”档案，则从一个特殊角度暴露了日本侵略者的残忍性，印证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正义性和艰巨性，是值得我们充分研究和利用的重要档案材料之一。
一、“特别移送”档案的发现过程
（一）“特别移送”问题简述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七三一部队是日本精心策划、组织和实施细菌战的核心机构，是世界历史上规模最大的细菌武器研制的大本营，也是发动细菌战争的策源地。 1938年6月30日，日本关东军发布了“关于设立平房特别军事区域”的命令，将七三一部队所在的哈尔滨平房地区划定为“特别军事区域”，在区域内专门建立了人体实验核心区域四方楼。根据细菌研究科目区分，在四方楼内部设置了至少50余种细菌和病毒进行惨无人道的人体实验。为了加大人体实验规模，在该命令发布前，同年1月26日，由日军关东宪兵队司令部警务部下发了第58号文件，规定并实行“特别移送”。“特别移送”档案原文为日文，写作“特移”为了加大人体实验规模，中文亦译为“特别输送”、“特殊输送”，是侵华日军关东宪兵队与七三一部队内部使用的专有名词。日本侵华时期，出现“特别移送”的事件并不是偶然的，也不是孤立的，它是日本帝国主义为了扩大侵略战争，实行殖民统治而产生的。1943年3月12日，日本关东宪兵队司令部警务部长又向各宪兵队下发了关于“特别移送”的第120号文件。并在这个文件中通知，把“犯人”划分为“间谍”和“思想犯”，并根据“犯人”的类别、“罪状”等，确定了“特别移送”对象的标准。日军各宪兵队、宪兵分队、宪兵分遣队对被捕的人员进行秘密审讯，然后将审讯报告逐级上报给关东宪兵队司令部，经过批准后，各宪兵队将被捕者秘密押送给七三一部队，进行惨无人道的细菌实验，直至残害致死。
（二）“特别移送”档案的发现
1945年8月8日，苏联出兵中国东北对日作战，日本关东军及宪兵队在败退之际销毁了大量原始档案，部分来不及销毁档案的被缴获，其中就包括“特别移送”档案。1953年，吉林省有关部门发现一批日本关东宪兵队档案，经公安机关初步整理于1982年移交给吉林省档案馆。1969年11月，黑龙江省档案馆接收了原黑龙江省清查敌伪档案办公室的部分档案。
1997年10月，黑龙江电视台和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队罪证陈列馆为拍摄爱国主义教育片到黑龙江省档案馆查阅有关档案资料时，金成民发现了有“特别移送”内容的档案66件。经深入挖掘和认真整理后，确认有52名爱国抗日志士被关东各宪兵队实施了“特别移送”，其中经关东宪兵队司令官签发指令的有42人。之后，吉林省档案馆也发掘出日本关东宪兵队“特别移送”档案80余卷，400多件。“特别移送”档案包括关东宪兵队及各地宪兵分队、分遣队将抓捕的抗日人士送往七三一部队的详细内容，“特别移送”档案真实的记录了277名中国人、俄国人和朝鲜人被关东宪兵队移送七三一部队的史实。
二、“特别移送”案例分析                                                                 
（一）中国人民的抗日斗争
已发现的“特别移送”档案，虽然并不是侦查审讯的全部卷宗，只有审讯情况报告、实施特殊输送的报告、防谍服务成果表和处置指令等文件，文件中只有要点、正文（拘留时间、地点和姓名、原籍住址等）、经历及事件概要、处置和对策意见等项目和内容，但从这些简要的文字中，可以清楚地看到东北抗联战士的英勇战斗和壮烈牺牲。抗联第三军第四师保安连长王明生（王振达）抗击日本侵略者的行动，在“特别移送”档案中有明确的记载。东安宪兵分队，东安宪高第164号《关于扣留审讯苏联谍报员王振达情况的报告》中的经历与事件概要中写有：“……遂举家投匪。”而事实是王明生身份暴露后，密山县委及时通知他们转移到抗联驻地，全家参加了抗联队伍。还有“……率部下三十人，在密、勃县境内活动近七个月左右。此间，袭击了密山县四人班村，绑架人质，掠夺财物等，极为残暴”。在该人的处置中写有：“从前干抗日匪时袭击村落、绑架人质等，极其残暴。”“该人的谍报活动是积极的，对我方实为大害，应该作特殊输送处理。”在这段文字中，日本侵略者把王明生称为“抗日匪”是对他抗联战士身份的最准确定性，而“对我方实为大害”几个字，可以看出当时抗日武装抗击侵略者的行动给日军以沉重打击。
抗日情报活动形成网络。黑龙江档案馆发现的“特别移送”档案中涉及的被害人全部参与了抗日联军和苏联红军的情报活动，他们的活动范围遍及日本关东军的占领区，形成了覆盖面广泛的情报网络。虎林宪兵分队，虎林宪高第306号《关于审讯苏联谍报员盛桂题情况的报告》中写有：“因谍报网已基本查清，且无逆用价值，故认为适合特殊输送。”半截河宪兵分遣队，半截河宪高第125号《关于审讯苏联谍报员赵成忠情况的报告》要点中写有“该谍报网设在国境地区附近，由三四人组成，将来没有逆用价值。”在对防谍上必要对策的意见中写道：“这种苏联谍报网，属于苏联一贯在国境地区设置的单式的谍报网。我们认为，可能已有相当多的潜伏者。”
为了适应抗日情报活动的需要，情报人员的潜伏方式多种多样。如被“特别移送”的刘恩，“在东安经营伪装的商店，做固定谍报员。”情报员矫吉明“接受了调查日满军情及国内情况等指令，1939年3月30日入满，在虎头村干零活，或在驻虎日军部队挑水，或在砖厂做烧砖工等至今。”抗联战士王春明“于1940年9月下旬被抗联强行拉入苏联……经过约三十天的培训后，接受其指令，以兴山煤矿工人身份掩护潜入，调查资源及军情，并领取经费三十元。此次入满，正是去兴山潜伏途中。”情报人员原美臻和李万春在开展情报活动中，“被密山特务机关发现，与李万春一起自首。后二人以作国内密探为条件而被释放。”后利用逆用谍报员的身份掩护，继续“收集虎林情报，向李提供情报十余次，获苏方酬金一百元，李万春给报酬一百五十元。虎林宪兵分队，虎林宪高第368号《关于审讯苏联谍报员田立顺情况的报告》中写有：“1934年，被湸子警察署录用为警士。1937年，调到通化警察队。1941年1月下旬，调到独木河警察队至今。”
东安宪兵分队，东安宪高第72号《关于扣留审讯苏联谍报员朱云岫情况的报告》中写有：“该人性情狡猾，胆大妄为，在密山县辖各地诈称为特务机关和宪兵队之密侦，干尽坏事，无悔改之意，无逆用价值。”虎头宪兵分遣队，虎头宪高第258号《关于扣留审讯苏联谍报员国恩章情况的报告》写有：“该人常年从事谍报工作，对日满军的危害极大。因此，特殊输送最为妥当。”虎林宪兵分队，虎林宪高第423号《关于审讯苏联谍报员原美臻情况的报告》写有：“要严密监视逆用谍报人员的动向，同时要严加检查与其交往密切者的关系。”虎林宪高第368号报告中，对防谍必要对策的意见写道：“要严加注视满系警察的动向，同时加强教育使之彻底树立建国精神的观念。”佳宪高第413号报告称：“要严加注意这些以工人身份为掩护的谍报人员，潜入重要设施、资源、军事工程等地区，同时，鉴于时局的关系，更加有必要强化侦查工作。”“特别移送”档案中的这些内容，从反面印证了当年抗联战士的英勇战斗和广泛开展的抗日情报活动，和在这些行动中表现出来的大智大勇，给予日本侵略者以沉重打击。
（二）侵略者的残酷屠杀
“特别移送”自1938年1月26日起实行，到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被执行“特别移送”而遭杀害的达3000多人。这一数字是在“特别移送”档案发现之前，根据七三一前队员的证言进行综合分析得出的。而根据1941年9月22日936号指令，可以推断出这一年“特别移送”的人数已达到936人。又根据“特别移送”有时一个指令两人甚至多人的情况推断，每年应在千人左右，这样在“特别移送”实行七年半的时间里，被七三一部队用于活体实验杀害的人数保守估计达到7000人，足见当年关东军对中国人民压迫之深重和中国人民牺牲之惨烈。
虎头宪兵分遣队，虎头宪高第228号《给予扣留审讯苏联谍报员董殿全情况的报告》该人的处置中写道：“因年老且无逆用价值，故认为适合特殊输送。”佳木斯宪兵队，佳宪高第433号《关于扣留审讯苏联谍报员任殿曾情况的报告》该人处置中写道：“在审讯时，虽然该人基本上直率地供述了事实，并有悔改之意，但鉴于这种谍报活动的危害及时局的关系，拟作特殊输送处理，请指示。”佳木斯宪兵队，佳宪高第413号《关于扣留审讯苏联谍报员王春明情况的报告》该人处置中写道：“王春明入满后即被扣留，虽没有实际的危害，但确有执行苏联指令的意图，鉴于时局发展的情况，拟给予特殊输送，请予批准。”
通过以上案例，我们可以看出，日军把“特别移送”作为残酷屠杀镇压中国人民的秘密手段，在 “特别移送”执行中，连“年老”、“有悔改之意”和“没有实际的危害”的人也呈报“特别移送”，这种随意性充分体现了日本法西斯惨无人道的特点。
三、“特别移送”档案的价值和意义
七三一部队用活体实验进行细菌武器研究的罪恶，是人类文明发展进程中最为黑暗、最为丑恶、最为野蛮的历史记录之一，是违背人类文明发展、泯灭人性和伦理的法西斯主义的国家罪恶。“特别移送”档案就是侵华日军残杀中国人民罪恶的不可动摇的铁证。这些档案是关东宪兵队、分队、分遣队保存和记录的原始文件，全部使用日语书写，是说明其同七三一部队相互勾结、共同犯罪、准备和实施人体实验的直接证据。“特别移送”档案也真实地反映出关东军、关东宪兵队和七三一部队在执行“特别移送”中，组织严密、戒备森严、程序严格、手段残酷的特点。
由于战后冷战格局逐渐形成，美国为了在日本推行自己所希望的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以获得七三一部队人体实验和细菌战等数据资料为条件，主导东京审判，使石井四郎等全体细菌战战犯逃脱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审判。这些逍遥法外的战犯，是日本军国主义复活的社会基础的组成部分，是日本社会右翼势力的组成部分，也是日本篡改历史、美化侵略、拒不承认和反省错误、拒不向中国人民道歉的现实存在的历史根源和文化基础之一。这些遗落许久的“特别移送”档案，以客观的历史事实从根本上驳斥了日本右翼势力的反动历史观，为在世界范围内广泛揭露日本侵华罪行和战争责任，促使日本正确认识历史问题、承认历史错误具有特殊意义。
大字烧（原名七三一档案）
温宏声

    一个来自太平洋彼岸的电话，把高桥一郎这个坐着轮椅的长者一下子从尧玲的记忆中浮现开来。这个当年日本关东军第七三一部队队员的名字，曾在七三一档案中以及祖父、父亲的研究资料中无数次地出现过，尧玲对这个日本老人再熟悉不过了。惠子在电话里说，要护送爷爷到哈尔滨来治病，请她在医院给安排一张病床。虽然惠子一遍遍地拜托个没完，可尧玲还是觉得有些蹊跷。尧铃所在的哈尔滨医院与福岛医科大学是友好合作医院，每年都互派研修生。尧玲去年在福岛医科大学做研习生时，正赶上大地震，也正是那时认识了惠子和正在住院的高桥一郎。那里的医疗水平应该不比哈尔滨差，他们完全没有必要冒着风险来哈尔滨住院。那他们此行的目的究竟是什么呢？
    去年（2011年）的3月11日，日本爆发了9.0级强烈地震，震前几分钟，尧玲正在福岛医院的医务室里整理病历，突然传来紧急的警报声，“津波！津波！尼给咯！尼给咯！”的惊叫，让她心头一耸，她听懂了惊叫的意思是海啸，快跑，于是她夺门而出，随着人流冲出大楼向附近的避难所狂奔。那骇人的海啸的咆哮至今让她心有余悸。
　　山崩地裂的海啸静了下来，天上一会是小雨，像喘息的相扑手洒落的汗珠，一会又是小雪，像飘在空中的生命碎片。避难所里也静了下来，有人为了死去的亲人在默默地流泪，有人为了失踪的亲人在虔诚地祈祷，青壮年开始到被洪水淹没的街上去救援。雨水敲在窗户上上，犹如止也止不住的悲伤的眼泪。这时一个女孩推着轮椅从容地进了避难所，直奔尧玲而来。尧玲认识那个女孩，朝女孩浅笑一下，用日语说惠子好。惠子微微鞠躬，指着轮椅上的老人说，这是我爷爷，他非要来看看你。打扰你了。轮椅上的高桥一郎一直在打量尧玲，他用华语说，姑娘，听说你是从哈尔滨来的？听见了乡音，一种异乡遇故知的感觉让尧玲觉着亲切，她冲长者含笑点头。高桥一郎眼睛一亮，真的吗？快告诉我，平房区怎么样了？
　　是糖尿病并发症使高桥一郎的双腿尤为乏力，行走困难。正是病魔的日渐加深，使高桥一郎心里有一种力量催他觉醒，于是，只要知道有中国友人来日本，他总是让惠子推着他前去拜访。他记不清拜访了多少中国人，遗憾的是每一次他都是怀着期待而去，怏怏而归。这一次，尽管警报还没有解除，但他顾不了太多，宁可冒着风险也不能错过机会。许是冥冥之中的上帝为这个觉醒了的长者创造的机会。刚才尧玲朝避难所狂奔的身影居然被惠子发现了，惠子正推着爷爷也往避难所疾走。惠子是福岛医院的一名护士，听说那个挺文静的尧玲是从哈尔滨来的研习生。这不，刚刚她发现了尧玲的身影，待躲进了安全之地就告诉了祖父。这得来全不费工夫的机缘，祖孙俩怎么能错过。
　　尧玲一怔，随之显出了惊喜，我家就在平房区呀。
　　七三一。高桥一郎脱口而出。
　　尧玲愣住了，惊喜僵在了脸上。
　　尧玲的祖父、父亲都是研究七三一的专家。许多研究成果都陈列在七三一档案馆里，如《日本七三一部队罪恶史》、《白衣恶魔》、《日军七三一部队罪行见证》、《日本军细菌战》、《跨国取证》等。档案馆里也有日本著名作家森村诚一的《恶魔的饱食》、《魔鬼的乐园》，还有《太阳旗下的罪恶》、《侵华日军细菌战纪实》、《战争与恶疫——七三一部队罪行考》、《三千人的活人实验》、《死亡工厂》等陈列其中。
　　尧玲的情绪让惠子有些窘， 她敏感地意识到，“七三一”隐隐地触碰了尧玲心里的隐衷。她歉意地说，对不起……
　　尧玲立刻打断了她，别，你误会了。
　　尧玲跟惠子之间并没有什么深厚的友谊，相互见面仅仅是点点头问声好而已。
高桥一郎一脸严肃，你们看，海啸多像那场战争啊，它发起疯来没有人能够阻止，只有等它自己耗尽了能量才会停下来。
    尧玲不知怎样回答，只能听老人说下去。
    我深知七三一欠下了罪行。我叫高桥一郎。我的生命不多了。我设法……
　　下面的话虽然咽下去了，但尧玲已经明白了其中的意思，也揣摸出高桥一郎与七三一的关系。悄悄地，她对这个失去健康的长者心生敬意。
　　在日本教科书上，虽然把日本发动的侵华战争改写了性质，还是有一些有良知的亲历过侵华战争的老兵勇于站出来为罪行做证。但是，在七三一服役的老兵还没有谁自觉地做历史的见证人。尧玲的祖父就先后两次到日本举办七三一罪证展览。参展者络绎不绝，遗憾的是依然没有觉醒的当事人现身说法。干脆就有所挑选地登门取证，唤醒当事人的良知。可是，一一吃了闭门羹。祖父心有不甘，历史的责任感让他的肩头更加沉重。七旬开外的他告诫自己，只要活着，对七三一的研究就绝不放弃。
　　与尧玲分手后，高桥一郎沉默寡言，偎在轮椅里闭目不动。惠子端来一杯茶，轻轻说，爷爷，喝杯茶吧。高桥一郎没接茬儿，有泪水缓缓流出眼眶。墙上挂着两张遗像，一张是惠子的祖母，一张是惠子的姑妈。惠子默默站了一会儿，轻轻说，爷爷，别这样，人都没了……高桥一郎缓缓摇头，你不懂我的心。你忙去吧。我静一会儿。
　　惠子在电话中告诉尧玲，她将陪护爷爷专程去哈尔滨。今天启程。尧玲深感意外，再问那边已挂了电话。
　　放下电话后尧玲兴奋得直搓手，直感告诉她，祖孙俩此行的目的一定跟七三一有关。不然他千里迢迢干吗来呢？疗病？探亲？不可能啊！回国之后，尧玲就把与高桥一郎一见的情景告诉了祖父。祖父很冷静，嗯了一下，说当年我找他求证，他也不肯见我。尧玲说，爷爷别灰心，我觉得有门儿。为了让自己从兴奋中冷静下来，尧玲喝了两杯水，这才打电话。第一个电话打给七三一研究所所长，汇报情况。七三一研究所是日本侵华老兵捐款建成的一幢面积不大、格调不俗的楼房。所长办公室在三楼。所长也预感这将是七三一具有历史意义的一天，不仅要把这个重大信息立即上报外，还要联系相关的新闻媒体。一时间他兴奋得有点受宠若惊的样子。
　　第二个电话才打给正在安达鞠家窑屯考察的爸爸尧民，他正陪着爷爷考察。电话畅通了，里面满是风的呼啸。父亲背着风，蹲在地上，捂着耳朵，终于听清了女儿高声大叫的内容。他呼地站起来，几步跨到尧韦身边，兴奋地说，爸，你孙女来电话了，说高桥要来。
　　尧韦从土坑中站起来，儿子的话让他一时缓不过神来。尧民就把嘴凑近父亲耳朵，大声道，高桥要到平房来。
　　老人家浑身一震，扶了扶眼镜，说话声音都颤抖了，他真的要来？
　　尧民用力点头。
　　老人举起双手，仰天长啸，高桥啊，你终于要开口了！沧桑之音高过了风声。不料他猛然向前一扑，栽倒在地。

　　有媒体曾对尧韦做过报道。
报道如下——

    初中毕业成专家，文博战线获金牌
    近日，在北京召开的全国文博工作会议上，哈尔滨市平房区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队罪证陈列馆研究员尧韦，被文化部授予全国文博战线先进工作者，荣获金牌。尧韦同志初中文化，当工人时就是厂报业余通讯员，后来成为宣传干事、新闻站长、办公室主任、宣传部长。他多年致力于七三一研究，为了研究七三一历尽磨难。曾因提出保护日军侵华物证而被打成右派，举家下放农村。文革动乱时期，他冒着风险，把收集到的一百多件物证藏在自家菜窖里，为七三一研究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改革开放以后，他与来访的日本著名作家森村诚一，共同考察和研讨七三一遗址的保护、开发、研究等命题，引起了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高度重视，随之拉开了七三一研究的序幕。他长年走访调查，寻找当年的幸存者，为此而积劳成疾。他的研究成果在国内外引起强烈反响，曾应邀赴香港中文大学参加百年中日关系史国际研讨会，三次赴日本访问，举办展览、发表演讲、调查取证，受到爱好和平的日本民众欢迎。
　　
　　尧老突然发病的消息牵动了七三一研究所同仁们的心。所长焦灼地盯着桌上那部电话机。终于，电话铃声响了，他立刻拿起电话，听见尧民说，飞机已经从大庆起飞了。我爸的病没大碍，含了两粒救心丸，缓过来了。
　　所长深深地舒口气，太好了，可算让我松口气了。尧民说，请放心。保证没事了。所长又说，刚才尧玲来电话了，说高桥换乘的飞机已从首都机场起飞了。
　　傍晚时分，省电视台一辆新闻采访车穿过平房开发区进入新疆大街，在七三一本部大楼前停下，从车里下来几名记者，长枪短炮地拉开了准备拍摄的场子。
　　高桥一郎已经候在了这里，坐在轮椅上，表情严肃。当一辆面包车轻捷地由远而近，尧韦率先从车里下来时，高桥毅然从轮椅上下来，由惠子搀扶着，稳稳地面对尧韦站定。全场肃穆。屏住呼吸期待着。这一刻，尧韦和高桥，默默相对，一动不动，宛若雕塑。风中的五星红旗竟然奇迹般地不再飘扬，再看看手表，连时针也停止了走动。后来著名作家阿成说，这可能是上帝要记住这个瞬间。这诡异的情景恐怖了好一会儿才被高桥把僵滞的时间重新拨动。他突然甩开搀扶他的双臂，展开手中一幅白纸，迈着坚定的脚步朝尧韦走来，到了跟前，停下，脚跟并拢，深鞠躬，这才郑重地说，对不起尧韦君，我来晚了。高桥直起身时尧韦看清那幅白纸上有四个用汉字写成的大字：反省罪责。
　　尧韦接过标语，眼眶湿润了，点点头，说，来了就好！
　　高桥再鞠躬，说，我过去杀害过中国人，后来又伤害了您，把您拒之门外，我的罪责一天比一天深重。我已经年过八旬了，再不谢罪，我死后灵魂都没有安息的地方。
　　于七三一的会客室里，高桥像小学生交作业一样交给尧韦一个档案袋，说这是我的作证。尧韦戴上花镜，从纸袋中拿出一叠竖格的宣纸，上面用毛笔写着工工整整的小楷，标题：我的作证。他开始细细地阅读，会客室里没有一点声音，所有人都屏住呼吸盯着那几张纸，每翻一页都会发出沙沙的响声。

我的作证
      一、 我的罪责
      我家住在日本广岛，广岛湾是个美丽的地方。一九四三年参军，当时是二等兵，到了哈尔滨先在南栋关东军防疫给水部接受了三个月的训练，主要是军事和卫生防疫的课程，然后就调到驻扎在平房特别军事区的七三一部队，在卫生教育部继续接受卫生方面的训练。
　　两年以后，我接到命令做活体解剖实验。到了规定的时间，我就去了解剖室，卫生教育部的部长也来了，还有一个军医，两个护士，其中有一个女护士非常漂亮。这时，士兵带进来两个赤裸的女子，我很吃惊。年长的这个女子有三十多岁，我无法形容她的美丽，只觉得她很高贵。她手拉着一个小女孩，估计不到十岁，一看就是她的女儿，因为跟她长得很像，同样美丽。妈妈显然知道死亡就要来临。小女孩问，妈妈，他们要干什么？她慌乱了，连乳房都在颤抖。不过她真是一个了不起的女人，她蹲下身摸摸孩子的脸蛋说，他们要给我们检查身体。解剖室里有两张手术台，妈妈把女儿抱上去放平了，想再亲亲她的脸，这时部长说，别耽误时间了。护士上去把她拉开，按在另一张手术台上。为了试验一种新型的麻醉剂的功能，一边注射一边观察。所有参加试验的人都很轻松，漂亮的女护士在给小女孩打针时笑嘻嘻地说，睡吧，一会儿睡着了就没事了。当小女孩喊疼时，她又说，一会儿就不疼了。
　　我是第二个上的手术台，这时妈妈的身体从喉咙到阴部已经全部切开了，再也看不出她的美丽，只能看到心脏在血淋淋地跳动。我先做切除盲肠的手术，一次没有找到，两次没有找到，结果割了三次才把盲肠取出来。接着做胸部重伤手术练习，目的是学会把胸部的“子弹”取出来。然后又是截肢，把一只胳膊切下来，再进行缝合、包扎，还有气管切开术等。
　　实验进行了一个半小时，结束后尸体就拉到焚尸炉火化了。我们收拾完器械来到院子里的时候，天边已是一片晚霞。田野里青草的味道飘过来很好闻，还有女护士咯咯的笑声。这一天我永远也不能忘记，因为这一天是昭和十九年的盂兰盆节。晚上石井四郎特许可以在本部广场燃起大字烧，为七三一部队所有成员的亲人祈福。那天晚上，我为远在日本的妈妈祈福，也为姐姐祈福。
    二、补充的话
　　我的证言太晚了，按我的记忆没有遗漏。我亲手杀死中国母女那一天是盂兰盆节，在大字烧的火光照耀下，我虔诚地祈求佛祖保佑我的妈妈和姐姐，绝没有去想我刚刚杀死的那个妈妈和她的女儿。从实验室里出来的时候，漂亮的女护士悄悄告诉我，这个妈妈是共产国际的情报人员，在哈尔滨被捕后就按秘密移送的规定送到这来成了“马路大”。女护士跟我说这些话的时候声音甜甜的，就像说今天的晚霞多好看一样。记得妈妈在送我出征的时候，天上也有灿烂的晚霞，她把我紧紧拥在怀里说，我的好孩子，如果在战场上你打了败仗不要投降，你就剖腹自杀，为天皇而死，这是咱们全家的光荣。这就是战争，它可以彻底地灭绝人性，我的妈妈、姐姐和那个女护士，她们和被我杀死的那个妈妈和女儿都是女性，又都是那么美丽。在杀死那个中国女人的时候，我唯一感到恐怖的就是那美丽的裸体，还有她美丽的平静，这恐怖一直伴随着我，一年比一年加剧，我不敢独自一个人睡觉，一闭上眼睛那个美丽的女人就会平静地向我走来，我就会听到一个甜甜的声音，睡吧，睡着了就没事了。在我杀死中国妈妈和她的女儿的第二年，美国在日本投下了原子弹，日本战败了。我并没有像妈妈希望的那样剖腹自杀，而是逃回了日本。每当我为妈妈祝寿、给姐姐过生日的时候，我就会偷偷流泪，在心底里为我杀死的那对母女忏悔。妈妈、姐姐都已过世了，在为她们祭奠的时候，我就会心虚，我真的担心妈妈和姐姐的亡灵会因为我的罪恶而遭受倒悬之苦。我再也无法忍受这无尽的恐怖的折磨。
　　还有，我心里一直有个谜，石井四郎这个恶魔为什么会在那个夏天，让队员过盂兰盆节呢？这是他当部队长的十二年里唯一的一次。我猜想，那个时候他兴许知道了战况，兴许知道了日本战败国的末日已经不远了。
　　撤退前，石井四郎不但炸毁了七三一部队，他还下了一道死令，所有队员要把七三一的秘密带进坟墓，谁要是泄露了秘密，我石井就是追到天涯海角也要把他揪出来。回到日本后，石井还多次派人告诫我不能道出秘密。尧韦君是一个热爱和平的学者，他们家一代一代地接力，研究七三一部队的罪证，让人敬佩。我曾几次拒绝他们到日本跨国取证，我在此向他道歉。战争像可怕的恶魔跟人类如影随形，它伴随着杀戮、毁灭、破坏和伤亡。更为可怕的是，在硝烟散尽之后，战争带来的痛苦并不会立即消失，而是长久地困扰人类，给人的身体、心灵造成巨大的伤害。我这次到中国是谢罪来了！向被我杀死的母女谢罪！向战争中死去的所有中国人谢罪！
　　最后，我至诚地祈福和平！愿中日两国永不再战！
　　原七三一部队队员高桥一郎，二○一一年七月十五日于中国哈尔滨平房，七三一陈列馆。
      落款处有一个鲜红的指印，看上去像用残忍和恐怖调成的鲜血一样醒目。
　　这时惠子告诉大家，爷爷要在七三一本部大楼前，用大字烧向亡灵谢罪，为中日两国人民祈福，为和平祈福。在众人起身去广场时，尧民向记者介绍盂兰盆节的来历。七月十五日是盂兰盆节，盂兰这个名称是梵文倒悬的音译，是形容苦厄的状态，盆是盛供品的器皿。佛教认为，供此器皿可解救已去世父母和亡亲的倒悬之苦。盂兰盆节起源于中国，后传入日本。现在这个节日在中国已很少有人知道了，但在日本除了元旦之外，盂兰盆节成了第二大节日。大字烧即是在山坡上用树枝燃起一个大字，也叫迎魂火，是祭奠亲人的一种仪式。
　　人们刚走到广场上，阴云随风而来遮住光亮，像天上一把扯过一幅巨大的帷幕，已是傍晚，但东北人从没见过这样早来的夏夜。惠子弯腰奔跑着用六十七只蜡烛，在广场上摆出一个大字，然后再弯腰奔跑着把蜡烛一只一只点燃，这寓意十分明显，象征着六十七年后的谢罪。
    大字烧的火光越发明亮起来，高桥一郎面对火光长跪不起，他深信，在盂兰盆节这天，大字烧可以让死去的灵魂和他一起在火光中相聚，祈求灵魂救赎。
　　火焰中响起了一首歌，没有人抬头，没有人伴奏，没有人打节拍。歌声低沉苍凉：
　　哈尔滨郊外二十公里，
　　空旷原野围出的平房，
　　六平方公里人间地狱，
　　七三一部队里发生了什么？
　　日本人啊，今天应该扪心自问了！
　　是我杀死了那母女啊，
　　忏悔的泪水已流不回那个瞬间。
　　日本人啊，今天应该扪心自问了！
　　……
　　尧玲很快就想起来，在七三一档案里见过这个节目单，是混声合唱《恶魔の饱食》，词作者为著名作家森村诚一。这个节目在日本的许多剧场上演过，在哈尔滨北方剧场也上演过。
　　尧玲随着歌曲默念着歌词：
　　哈尔滨郊外二十公里，
　　空旷原野围出的平房，
　　六平方公里人间地狱，
　　七三一部队里发生了什么？
　　日本人啊，今天应该扪心自问了！
　　是我杀死了那母女啊，
　　忏悔的泪水已流不回那个瞬间。
　　日本人啊，今天应该扪心自问了！
　　……
　　不知怎么，风雨中燃烧的六十七支蜡烛，没有一支熄灭，它们随风抖动，摇摆不定，火苗渐渐弱了，小了，忽又灿亮起来，昂扬起来……
　　这一刻，尧韦倏地跪倒在地，感慨疾呼：妈妈！姐姐！杀害你们的高桥一郎终于作证了！你们的在天之灵可以安息了！
　　雨继续下着。
　　                 在中国人民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之际，日本通过了美化侵略，严重歪曲历史事实的《新历史教科书》，为日本军国主义开脱罪责。当年日本发动妄图灭亡中国的侵华战争，以惨绝人寰的卑鄙手段屠戮中国人民的暴行罄竹难书，铁证如山，历历在目，岂是日本少数右翼份子能够随意篡改的。我们必须重温历史，揭露侵华日军残害我人民的暴行，缅怀英烈，教育后人。

        1937年冬日本侵略军对山东大举进犯，齐鲁大地烽烟滚滚，哀鸿遍野。1938年1月3日隆冬腊月，天寒地冻而人心更凉。国民党守军奉军阀韩复榘之令撤守兖州，将自古以战略要地著称的历史名城拱手让给日寇。第二天日军兵不血刃占领兖州城，20万兖州人民一夜之间沦为亡国奴。日军对我人民任意驱使、烧杀奸淫为所欲为，当天就制造了“翟村惨案”刺死村民，强奸妇女多人，抢掠财物，烧毁民房制造了骇人听闻的“故县惨案”。以及烧死村民多人的“红庙村惨案”等等。

        日本侵略者为了进一步镇压人民的反抗，占领兖州城当月就成立了日本宪兵队，兖州日本宪兵队建在原新东门路南城墙外至护城河之间（今兖州九州大厦院内）。

        1940年日军推行第二次强化治安运动，又在宪兵队内扩建营房、牢房，扩大机构充实人员，疯狂地镇压我抗日军民和爱国师生。

         兖州日本宪兵队原属军法机关，后变为特务组织。宪兵队内设特高课、经济系、警务系、庶务系及审讯室、拘留所、牢房。豢养日伪特务500余人，它的主要任务是以兖州为中心，在我鲁西南地区进行情报刺探、行动破坏、武装袭击、囚禁残害我抗日志士和经济封锁等活动。曾给我党我军和无辜百姓以极大危害。

        1940年5月27日午夜，兖州日本宪兵队特务系长班航和日军小分队长小田村率日伪特务60多人，抓捕了曲阜师范学校进步师生35人，关押在宪兵队牢房施以酷刑摧残，后来6人被杀害，6人冤死狱中，5人被判刑其余人也倍受酷刑。1942年秋驻城隍庙街的日军马草料仓库失火，敌人怀疑是周围居民放火，宪兵队特务沿邻近街巷抓捕无辜群众十几人，关进宪兵队牢房施行惨无人道的刑罚。灌汽油、凉水、辣椒水，狼狗咬等酷刑用遍，其中梁广文死于酷刑下；张德明觉得酷刑难忍，出狱无望自杀身亡；程登科受刑后杳无音信，活不见人死不见尸。连城隍庙道土也不放过，关进宪兵队的十几个人除了死在里边的，侥幸放出来的也因受刑过重不久便病死家中，这几家被害得家破人亡。

        作为鲁西南日军特务机关的大本营，每逢日伪军到周围各县抗日根据地扫荡，兖州日本宪兵队特务都提前行动，刺探情报，抓捕我抗日军民。1942年1月日本宪兵队在邹西、兖南进行大逮捕，共捕我干群300多人关进兖州宪兵队牢房以酷刑摧残。

        1943年大年三十，日军宪兵队抓捕兖州教育界人士刘瑞等8人拘留酷刑折磨。

        1944年6月侵占兖州日军为了挽救其即将灭亡的命运，加强镇压我抗日武装，又组织了一支“1480”武装特务部队，其中日本特务200多名，汉奸特务170多名。配合日本宪兵队，向我抗日根据地扫荡、偷袭破坏。这两个特务组织先后袭击我曲阜、泗水、邹县等解放区和我铁道游击队十多次。如1944年7月至12月三次到我泗水解放区戈山厂等村，尼山独立营等部队驻地进行偷袭。残杀我抗日军民90多人，其中有17户全家被害，轻重伤者240多人，烧毁房屋2400多间。凡是被抓进宪兵队里的群众，一概遭受种种酷刑。人们一提起宪兵队都畏之如虎，恨之入骨，称其为“阎王殿”，只要被抓进去，死不了也得扒几层皮。每天不管白天还是深夜，人们都能听到日本宪兵队里遭受酷刑者的哀号，那一阵阵撕心裂肺的惨叫，人们听了毛骨悚然，大白天都不敢靠近走过。

        日寇兖州宪兵队特务、汉奸对抓捕的我抗日军民和群众摧残的酷刑无所不用其极。死于酷刑之下的数不胜数，不知有多少人无法忍受酷刑而自杀。由于条件极其恶劣，加之肢体和精神折磨，各种恶性疾病流行，几乎每天都有人被残害致死。

        1985年兖州镇志办公室三位老同志通过公安机关调查了原来在宪兵队当过汉奸的张某，和在宪兵队受刑侥幸生还的王朝楹老先生。详细真实地记录以下兖州日本宪兵队残害我抗日军民和无辜群众的12种酷刑。刊登在1986年出版的兖州县志资料中。

        一、被狗咬。把人的衣服扒光，绑在树上，唤狼狗浑身乱咬。刹时，受害人全身鲜血淋漓。

        二、灌凉水。有两种用刑方法，一种是把人绑在长凳上，用布蒙上头，用自来水管急冲，几分钟后，人即晕厥。另一种是把人绑在长凳上，头朝下竖起来，用大桶凉水往头上浇，有的被窒息。有的被呛坏肺，喷出血条。

         三、用热水闷，用汽油桶装上很热的水将人放入，然后盖上小于铁桶的木盖，匪兵站在木盖上蹲、跳直至把人憋闷气绝才停止。

         四、灌辣椒水。把人绑在长凳上，头朝下倒竖起来，往口鼻里灌辣椒水。一般人用过此刑便无生还。此刑主要用于逼供。

         五、摔刑。日本特务把人背起用力往远处、高处甩，人摔在地上几分钟爬不起来，连摔几次，受刑人则摔的半死不活、奄奄一息。

         六、老虎凳。让人坐在长凳上两膝并起，紧捆在凳子上，往脚根处塞整砖，加二块砖，人即疼的死过去，再加砖直到将腿骨勒断。

         七、烧、烙刑。用点燃的蜡烛烧人腋下。用烧红的铁器遍身烙烫。烙得人全身皮肉焦烂、身肉模糊。

         八、开水烫。让受刑人脱光衣服，用开水往身上泼，烫得全身血泡隆起。

         九、用劈开的竹棒抽打。此刑打到人身上夹住皮肉，每打一下就带下血肉条。

        十、抛进臭水沟淹。日本宪兵将受害人抛进两米深的护城河臭水沟里淹个半死，拖上来再抛进去。

        十一、洗冷水澡。在隆冬严寒季节，强迫受害人到泗河洗澡，冻得人东倒西歪。

        十二、软刑。当敌人施用以上刑罚，达不到目的，而他们自己也累得精疲力竭时，采用一种软刑让受害人四肢着地，腰背弓起，不能动弹。另一种是两手高举椅子，不能摇晃的两种软刑。敌人在一旁吸烟、喝茶、谈笑开心，一旦受刑人支撑不住，再用棍棒毒打。

        日寇对抓捕到宪兵队的我抗日军民，人格污辱，拳打脚踢是常用的刑罚。坐监人的生活也是苦不堪言，牢房像猪羊圈，阴森潮湿，男女混杂。牢房的门是个约半米高的洞口，人出进必须爬行。内设一粪坑，男女难友在一处大小便。日本宪兵队没有放风的规定。一天到晚都憋在臭气熏人的牢房里，只有受审时才能见到阳光。只能容七八个人的牢房往往硬塞进20多人。还要受饥饿的折磨，每顿饭只给一小罐头盒豆饼水；有时给一块不到二两的很牙碜的黑面卷子；也有时给一勺带着谷糠的小米稀饭。往往饿得人头晕眼花，瘫倒在地。

        日寇认为性质严重的“要犯”要住小号单间。牢房里房檩上系两根细绳，把“犯人”的两个大拇指系紧拉到房檩上吊起来，直到人停止呼吸才松下来。

       被关押在宪兵队牢房的人们，满身的伤口任凭感染、化脓、流血、蚊咬虫叮、饥饿冻病交加，人们每天都与死神搏斗着。只要进过宪兵队的人，不死也都是骨断肤裂，面容枯槁，骨瘦如柴，难以辨认。那是世间罕见的虐待呀！那惨无人道的酷刑是目不忍睹、令人发指的。面对着野蛮、恐怖的折磨，人们不知何时才能从这残酷的魔掌中挣脱出来。

       日本侵略军在占据兖州的八年之中，对我人民进行了血腥的大屠杀。日军在兖州不仅是犯下战争罪，虐杀平民罪，还犯下了不可饶恕的反人道罪。直到1945年8月兖州人民才迎来日本鬼子投降，举国欢庆抗日战争胜利的这一天的到来。

       八年之中兖州日本宪兵队、1480特务部队的牢房、行刑处有多大规模？到底关押、残害我多少抗日军民和无辜百姓？有什么人受酷刑致死、自杀、病死、冻饿而死，已无从查考。一种可能是日寇投降时销毁档案，另一种可能是国民党接受日军投降后带走或销毁档案。据有关部门不完全统计日军宪兵队共残害我抗日军民百余人，无辜百姓千余人。本文资料取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兖州县志、镇志资料，和采访老年人的口述，肯定与历史事实还有不完整之处。现有本人于2009年6月在曲阜民间采访时拍摄的有人收藏的1945年滋阳县政府接受日军投降时，日军兖州宪兵队建筑和物质档案和一幅当年手绘的兖州宪兵队地图，作为日军宪兵队在兖州的证据。为了人类永久的和平，为了一个屡遭欺凌的民族尊严，为慰藉不屈抗争者的灵魂，让我们永远铭记周恩来总理“前事不忘后事之师”的诲，决不允许那旷世的悲剧重演。面对日本右翼份子的挑衅，我们一定要坚决抵制反对。要用真实的历史教育青少年学生，勿忘国耻，牢记落后就要挨打这个真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全国人民要团结一致，为一个稳定和谐、繁荣富强的中华民的伟大复兴而奋斗！

       本文参考书目：

       兖州市档案馆馆藏全宗档案第K3—296号《兖州市志》K3第163号《兖州县志资料》、《兖州县镇志》以及根据王朝楹、姚树声等老人的口述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