昭和怨念都市传说集

我是夏雯静

在71年前的这个日子前后，一场最后的疯狂杀戮在哈尔滨南部的平房区血腥上演：400多名用作人体实验的“马路大”被毒气杀死后焚烧，所有设施被炸成一片废墟。这里就是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队进行惨绝人寰人体实验的魔窟，世界历史上规模最大的细菌武器研究、实验及制造的集中营。

　　以活人为实验材料，这是人类历史上闻所未闻、令人发指的罪恶。这些被称作“马路大”的人体实验材料都有一个共同的标签：特别移送。

　　在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队进行人体实验的岁月里，究竟有多少人被“特别移送”，这是一个除了日本谁也说不清的数字。保守估计，特别移送受害者最少在3000人以上。

　　历经几十年的艰难调查寻访研究，近20年的跨国取证，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队罪证陈列馆搜集的七三一部队原队员证言视频资料达20多个小时。从遗址、档案到证人证言，这些无可辩驳的铁证，揭露了侵华日军泯灭人性的暴行。截至目前，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队罪证陈列馆已确认特别移送受害者1549人。

　　忘记历史就意味着背叛，否认罪责就意味着重犯。

　　数字的背后隐藏着日本侵华时代的血腥屠戮，也见证着良知学者的艰辛考证。近日，《哈尔滨日报》记者走进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队罪证陈列馆，将研究人员的最新研究成果呈现给读者，还原数字背后的罪恶。

　　　最新数字一根1549个确认身份的亡灵





　　







所、带有手印的高墙小窗、阴森狰狞的铁丝网……步入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队罪证陈列馆的“特别移送”展厅，马上令人感受到噬人魔窟的恐怖。

　　一个高大的电子屏矗立在展厅的正中，随着数字的每次变换，屏幕上的被实验者名字一个个地消失。

　　“每个名字的消失都意味着一个鲜活的生命曾被恶魔吞噬。”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队罪证陈列馆馆长金成民说，“截至目前，我们寻访确认的‘特别移送’受害者已达1549人。”

　　前不久，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队罪证陈列馆公布了首次从民间新发现的两份七三一部队“特别移送”档案。档案显示，共有3人被“特别移送”到七三一部队进行人体实验，包括1名前苏联人、2名中国哈尔滨人。至此，七三一部队人体实验受害者人数达到1549人。

　　这两份特别移送人员档案的右上角盖有红色“特移扱”的条形方章，其中一份显示时间是1942年8月8日，被移送人员是一名叫阿列克塞的前苏联人，年仅24岁。另外两名被移送人员分别叫张玉家、郑博然，先后在哈尔滨和漠河被捕，至今还未能找到他们的家属。

　　“特别移送”，一个看起来很普通的名词，但在那个特殊的年代，却是死亡的代名词。

　　特别移送日文写作“特移扱”，是关东宪兵队、警察局、保安局、特务机构和七三一部队内部使用的专有名词，指的是将被捕的抗日人员，不经法庭审判而直接秘密移送到七三一部队。这些被“特别移送”者皆被用作“人体实验材料”残害致死。

　　据金成民介绍，特别移送受害者，也就是七三一部队人体实验受害者，按国籍区分主要有中国人、前苏联人和朝鲜人，按职业划分有中共地下党员、国民党战俘、抗联战士、地下情报员、农民、小商人和普通群众。从目前的调查看，几乎无人生还。

　　七三一部队为关押这些“人体实验材料”专门建有两栋“特设监狱”，同时可以关押400余人。七三一部队第一部部长川岛清少将在伯力受审时供述：“从1940年到1945年至少有3000人被用作人体实验材料。”

　　“3000人只是对特别移送受害者总数的最保守估计。”金成民说，“真实的数字只有作为加害国的日本才能说清楚。在日本当局对七三一部队犯下反人类罪行为的极力掩盖下，作为研究者，我们要做到用事实说话。1549名有据可考的特别移送受害者就是1549个铁证，将日军细菌战犯永远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档案揭秘发现“特移扱”

　　金成民至今对1997年那个寒冷的初冬记忆犹新。

　　从秋天到冬天，金成民在黑龙江档案馆里一泡就是三个多月。面对40多万份馆藏资料，这注定是一场大海捞针般的辛苦查找。

　　12月的一天，金成民打开一本发黄的档案，在档案的左上角，一枚“特移扱”长方形印章赫然在目。这就是“特别移送”档案。

　　“我当时抑制不住心中的激动，一头趴在桌子上，面包和咸菜都掉在了地上。”金成民说。此刻，窗外风雪漫天。

　　“之所以下这一番苦功夫，因为我坚信，特别移送档案是一定存在的。”金成民说，特别移送是日本关东宪兵队的重要军事行动，范围广、战线长、时间跨度大、参与实施的部队多，不可能没有实施计划和具体执行的规则。找到特别移送档案，就意味着找到了七三一部队用活人做细菌实验最为有力的、最直接的证据。

　　金成民的这次发现，是“七三一”研究历史上最重要的一次发现，共发现特别移送档案66件，经整理确认有52名爱国抗日志士被关东各宪兵队实施了“特别移送”，其中经关东宪兵队司令官签发指令的有42人。

　　特别移送档案的发现，让大多数“七三一”人体实验受害者成为有据可考的历史事实。

　　据金成民介绍，“七三一”受害者的确认主要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根据日本关东宪兵队“特别移送”原始档案及细菌战犯笔供挖掘考证；一部分根据战后七三一部队原队员、日本宪兵口述史料整理。

　　在黑龙江省档案馆、吉林省档案馆馆藏“特别移送”原始档案、伯力审判以及中央档案馆馆藏细菌战犯笔供中，目前能够确认的“七三一”受害者包括：有姓有名者329人，有姓无名者13人，有名无姓者5人，有事件关联记载而无姓无名者1112人，共计1459人。

　　2014年，七三一罪证陈列馆在民间新发现5份特别移送档案，其中记载了8名特别移送受害者。至此，通过档案记载能够确定的“七三一”受害者人数上升为1467人。

　　此外，“七三一”人体实验受害者还有另一条重要的确认途径，就是通过战后日本宪兵、原队员口述以及中国情报人员幸存者口述回忆来确认。目前可以确认被特殊移送的人数为82人。综上所述，通过掌握原始档案分析以及知情人口述、审判笔供等材料目前已确认“七三一”受害者为1549人。

　　　真相还原一张迟到70年的烈士证书

　　抗战胜利后，苏联红军曾派一名上校向中国军方虎林县驻军打听一个叫原美臻的人，说苏联元帅、总参谋长华西列夫斯基要亲自接见他。

　　当听说“原美臻在1941年被关东宪兵队抓走再无音讯，很可能已经牺牲了。”的消息后，这名上校说，太遗憾了，原美臻先生的情报能顶5个师的兵力。

　　原美臻是抗联第七军司令部的参谋处处长。抗战期间，他在虎林头道街开了一家名叫原家馆子的饭店，以饭店为掩护为抗联送情报，在抗联第七军虎林办事处主任、独立团政委毕于民的指挥下开展情报工作。

　　原美臻自学了简单俄语，多次来往于中苏秘密交通线上传递情报。1941年8月17日，由于叛徒出卖，原美臻在虎林县虎林街的安乐区被日本宪兵队秘密逮捕，从此不知去向。

　　直到金成民发现“特别移送”档案，原美臻终于从历史的迷雾中走了出来，他的名字在“特别移送”档案中赫然在目。1941年9月13日，他被“特别移送”至七三一部队做人体实验而牺牲。

　　2011年4月，原美臻的孙子原明从鸡西市民政局领取了黑龙江省人民政府颁发的《革命烈士证明书》。据金成民介绍，这也是近二十年来，国家为被侵华日军做人体细菌实验而牺牲的抗联烈士颁发的第一份“烈士证书”。此时，距原美臻牺牲已经过去了70年。

　　　唯一逃脱魔爪的“幸运者”

　　一份昭和十八年(1943年)十一月十八日孙吴宪兵队上报关东宪兵队司令部的《关于逮捕“苏联间谍”姜荣泉的报告》，记录下迄今为止有档案记载逃出七三一部队魔爪的唯一幸存者——姜荣泉。

　　姜荣泉的家乡在山东省东平县，从小父母双亡，30岁那年“闯关东”，在黑河等地的日本企业先后做过放排、采碎石等工作。

　　1941年8月，他一个人渡江进入了前苏联，立刻被逮捕。前苏联军官审问时表示，如果愿意为前苏联调查黑河附近飞机场和军警情况，不但未来生活有保障，还可以帮助其成家。生活无着的姜荣泉当即答应了。

　　回到东北后，姜荣泉被日本宪兵队盯上了。1943年12月29日，孙吴宪兵队黑河分队的佐佐木伍长，押送戴着手铐的姜荣泉坐上了前往哈尔滨的第302次列车。

　　由于火车的卧铺已经满员，佐佐木与姜荣泉一起坐到了坐席。第二天凌晨，打盹的佐佐木被列车进入白奎堡车站的报站声惊醒。他惊讶地发现，身边的座位上空空如也，姜荣泉跑了。佐佐木马上联络乘警搜查车内，并联系了绥化宪兵分遣队帮忙搜查。拉网式搜索一直持续到31日清晨，结果却是一无所获。

　　“我们无从知道姜荣泉的日后命运如何。但可以确认的是，他是目前所有档案中，唯一一个逃出‘特别移送’魔爪的幸运者。”金成民说。

　　　前苏联人是第二大受害群体

　　目前，根据已披露的档案中记载及七三一部队原队员证言，可初步认定，在二战时期被送至七三一部队用于人体实验的前苏联人至少有93名，虽然这个数字比中国受害者少很多，但已是七三一人体实验的第二大受害群体。

　　据了解，这93人中包括当年七三一部队原队员回忆和审判供词中涉及的77人，还有“特别移送”档案中记载的16人，其中有名有姓的共计9人。这些人中，有的是诺门罕战争中的战俘，有的是在中苏边境负责谍报工作的地下工作者，还有一些是当年生活在哈尔滨的无辜侨民，其中甚至包括妇女、儿童。

　　七三一部队原队员越定男在接受调查取证时回忆：“大约在战败前两个月左右，我去接收了一批‘马路大’，大约40多人，都是俄罗斯人。翻译在车外告诉我，带这些从领事馆领来的‘马路大’去做预防接种，请他们下车。我也以为要给他们进行预防接种，实际上，当时的‘实验材料’已达到饱和状态，不再需要他们，只是注射像铅笔尖那样少量的氰化钾，人高马大的俄罗斯人连声音都来不及发出就倒下了，就这样把这四十多个人都杀了。”

　　在1944年冬季，七三一部队冻伤班对分娩不久的前苏联妇女进行了残忍的冻伤实验。据七三一部队原队员秦正氏供认：“首先让这位苏联妇女将手指浸入水槽中，然后让她拿出来在寒冷的天气里冻着，使之由激痛发展到组织被冻结，这是进行冻伤病态生理学的实验，进而用各种温度的水对此实施‘治疗’，改日重新反复地实施，终于使其手指被冻伤而坏死脱掉。”

　　在七三一陈列馆殉难者长廊中，一个特别的名字“德姆琴科”十分引人注目。据相关史料记载，当年的前苏联红军战士德姆琴科被捕后，顽强地拒绝提供有关前苏联的任何情报，特务机关把他的手脚捆绑起来，吊在屋梁上严刑拷打。德姆琴科最后被特别移送到七三一部队用于人体实验。

　　1985年8月，有3名澳大利亚籍的前苏联人专程到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队罪证陈列馆参观。他们是德姆琴科的孙辈，见到爷爷的名字悲痛万分：“我们是白俄罗斯人，祖辈在修筑中东铁路时就侨居哈尔滨。爷爷被押到‘七三一’的消息是父亲从苏联情报机关那里听到的，能在哈尔滨寻访到历史真相让我们非常感动。”

　　　二十年取证路加害者证言成无可辩驳铁证

　　“1549人的名单是经过研究人员多年的研究和走访调查才得来的，但现在，那段历史的证人已纷纷离世，在世的也年事已高。”金成民忧心忡忡地说,“七三一部队历史罪行的取证和发掘工作已经到了最后时刻，再晚就来不及了。”

　　从1996年开始，金成民20多次前往日本，在长达20年的时间里，不断寻找七三一部队的老兵，挖掘历史真相。只因他坚守一个信念： “来自加害者的证言，更令人信服。”

　　1998年，金成民在日本见到了在大连当过宪兵的三尾丰。三尾丰曾把4名抗日志士“特别移送”到七三一部队杀害。为此，他忏悔一生，多次向死难者家属谢罪。本来金成民与三尾丰相约下次深入交谈，没想到两个月后，三尾丰去世了。

　　这件事让金成民意识到跨国取证的迫切性。2000年，由七三一研究所、哈尔滨日报等组成的跨国取证小组在日本友好团体的帮助下，联系到42名原七三一部队队员，其中11人表示愿意陈述当年往事。

　　“我一共杀害了14名中国人，这个罪我是承认的。但现在回想起来，是战争把人变得可怕，变成了魔鬼。”曾进行活体解剖的刽子手汤浅谦忏悔说，“日本军的罪行是不能容忍的，不承认这一点是危险的。”

　　对许多七三一部队老兵来说，能够把毁掉他们一生的“七三一的秘密”说出来，也是一种解脱。七三一部队老兵铃木进曾对金成民说：“我亲眼看见过被毒气毒死的苏联女孩，这在我脑海中留下了非常深的印象，每天睡觉的时候像幽灵一样浮现，现在说出来心里好受多了。”

　　近20年的取证积累，金成民保留了200多个小时的视频资料，成为这些老兵对七三一部队最后的控诉。而这样的影像资料随着七三一部队老兵的去世，已不可能再复制。

　　截至目前，金成民共接触了50多名七三一部队老兵，最后完成取证的近30人。在金成民取证的对象当中，有七三一部队的核心成员军医，也有司机、宪兵、少年队员等。

　　“跨国取证的目的就是证明，七三一部队绝不是‘几个医学狂人的个人行为’这种毫无历史根据的说法。”金成民说，这是自上而下的有组织、有预谋、有规模、成体系的集团犯罪，是日本政府主导的国家犯罪。

　　今年的“8·15”是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队罪证陈列馆新馆落成一周年的日子。去年开馆第一天，新馆共接待海内外观众12000余人，是建馆之前日常平均接待量的10倍。一年来累计接待国内外观众超过95万人次，其中，国外观众约占10%，数量依次为韩国、日本、俄罗斯及欧美国家。

　　尽管“特别移送”已是一个历史名词，但在“七三一”展馆，这个恐怖的名词永远代表着人类文明史上的黑暗一幕，时刻提醒着人们勿忘伤痛，铭记历史，守望良知，捍卫和平。
记者在哈市道外区大水晶街原保障小学校园内找到一幢旧二楼，这是哈尔滨市第二批文物保护单位。该楼为中国式普通建筑，建筑年代不详，砖木结构，地上二层，地下一层。这里曾是上世纪初我国第一个卫生防疫机构———东三省防疫处的办公楼。
　 1910年，哈尔滨暴发了大规模的鼠疫，伍连德受命来哈控制了鼠疫的蔓延。
　 在1910年鼠疫大暴发的36年后，一次人为的鼠疫也暴发于哈尔滨。
　 “黑死病”暴发
　 1910年冬，位于中俄边境的铁路枢纽小镇满洲里暴发鼠疫。第一病例出现于10月8日，一月后传染到哈尔滨，两月内蔓延至东北全境。当时清政府东北地方大员给军机处的报告是这样描绘的：“府厅州县地方蔓延所及者，六十六处，死亡人口达四万二千以上。腊尾春初，疫势最为炽盛。哈尔滨一隅及其附近之双城、呼兰、长春，每日疫毙百数人，岌岌不可终日，哈埠人口不及二万，死亡至六千以上……”
　 而根据统计，至1911年，哈尔滨因鼠疫死亡的人数达到43300人，而全国因鼠疫死亡的人数则达到了近百万人。
　 当时的俄国和日本在东北的殖民势力很大，他们以中国政府无力处理为由，准备出面控制我国的防疫工作。清廷唯恐俄、日再次窃据国土，在万般无奈之中，接受外务部施肇基的推荐，委派时任天津陆军军医学堂副监督（副校长）的伍连德博士为全权总医官，赴东北领导防疫工作。
　 “医学进士”
　 伍连德到哈尔滨的前后，已有多名医生死于鼠疫传染。伍连德深知被
　 欧洲人称为“死神”、“黑死病”的鼠疫的危险性，但他不顾危险，深入疫区进行调查。
　 伍连德调查发现，首例病人于1910年10月24日发生于黑龙江省满洲里的某个村镇，循此查明各地首例病例的发病时间，从而证实鼠疫蔓延的走向是从满洲里开始，然后经齐齐哈尔、哈尔滨、吉林、长春、沈阳、锦州、天津、北京、秦皇岛、济南。疫情是沿着铁路向南蔓延。传播鼠疫的传染源是旱獭。原来世界毛皮市场对旱獭的需求量陡增，从而吸引了一批来自非自然疫区（主要是山东省）的新猎手。当地有经验的老猎手能识别旱獭是否染疫，而新猎手由于缺乏辨别经验，为了多挣钱，无论旱獭有病与否，一概作为猎取对象。猎获后，将其携回地窨子旅店，剥皮食肉。因而首先在这些拥挤不堪、空气污浊的地窨子中暴发了鼠疫。
　 伍连德博士已能制造被当时传媒称为“疫浆”的疫苗，但绝大多数在社会底层的中国老百姓居住拥挤的土屋、土炕，极利于老鼠和跳蚤的繁殖与活动，鼠间鼠疫和人间鼠疫相互感染；东北严寒的冬季，人们不得不门窗紧闭，拥挤矮小的房屋，空气中病人喷出的带菌飞沫有很高的浓度；人口密集的城市空间，健康与疾病、人群与动物、跳蚤与寄生虫、死尸与粪便拥挤在一小片土地上，更加重了鼠疫的肆虐。这些社会因素使当时中国政府管辖下的傅家甸成为哈尔滨鼠疫传播的重灾区。
　 伍连德采用了划分疫区和非疫区、隔离疫区、控制交通、阻隔瘟疾继续传染、消毒、焚烧死尸、建立医院收容病人等传统的防疫措施。并逐日为疫区百姓发放柴米，派巡警查看各房及院落有无隐藏尸体。终于在1911年4月扑灭鼠疫。为此当年5月他获得了清政府颁发的二级双龙勋章，还得到“医学进士”的功名。
　 “万国鼠疫研究会”
　 1910年底，伍连德邀请各国学者和医生来华考察鼠疫并研讨防治方法。3月起，各国学者陆续到达，而东北疫情已趋平息。4月3日，“万国鼠疫研究会”在沈阳开幕。到会130余人，其中来自英、美、俄、德、法、奥、意、荷、日、印等10国的代表34人。
　 伍连德以中国外交部特派医官的身份被一致推举为大会会长。会议分微生物学和理化学两组开展学术讨论，前者由鼠疫病原菌的发现者、日本著名细菌学家北里柴三郎任组长；后者由英国学者皮特里和克里负责。会后用英文发表了长达500页的《1911年国际鼠疫会议报告》：
　 一、基本确认旱獭是这次鼠疫的传染源，鼠类身上的跳蚤是传播媒介。
　 二、肯定传播途径主要是铁路及轮船航路，当时正是春节前，铁路禁运后逾万工人步行回乡也是传染原因。有一份记录出现第一个病例的时间和地点的资料弥足珍贵（见表格）：
　 三、患者的血和痰都带有菌，粪便中带有大量致病菌。
　 四、鼠疫病菌经日光照晒即死，衣物、皮毛、黄豆等只要见阳光，就不会传播鼠疫。
　 五、腺鼠疫和肺鼠疫的致病菌毒性是相同的，只是对人体的感染部位不同。
　 九月初六（公历1910年10月8日）十月初七（公历11月8日）十一月初四（公历12月5日）十一月十四（公历12月15日）十二月初二（公历1911年1月2日）十二月初五（公历1月5日）十二月十四（公历1月14日）十二月十五（公历1月15日）十二月十六（公历1月16日）十二月二十（公历1月20日）十二月二十一（公历1月21日）宣统三年正月十七日（公历2月15日）
　 满洲里哈尔滨齐齐哈尔呼兰、宽城子（今长春）奉天（今沈阳）双城新民、锦州永平、天津吉林北京烟台济南
　 日本侵略者制造鼠疫暴发
　 1945年8月9日，侵华日军731部队石井四郎除做部队的“善后”，即消灭一切罪证外，别无他法可想。临逃窜时，他们把一部分带有鼠疫菌的老鼠放出。在以731部队为中心，方圆8公里的所谓“特别地区”内立时发生了鼠疫。
　 1946年7月这场突如其来的瘟疫袭击了哈尔滨市平房区后二道沟屯，疫情很快扩散到村子的每一个角落。一位幸存的历史见证人靖福和向我们讲述了当年的情景：“我老叔，我老婶还有他那两个孩子，这四口人不到五天全部死亡了，在这期间，我家被传染的人太多了，我们家的包米架子如果偷偷地接近，往里去看，都看不到粮食，一层老鼠都糊到粮食顶上去了。”在那之后的几天，靖福和全家19口人中，有12口离开了人世。全村200多人只有几十人死里逃生。当时的医护人员通过调查得知，这次大面积死亡正是由鼠疫引起的，而它的始作俑者正是离村子仅仅1000米远的侵华日军731部队。
　 从种种迹象上推论是731部队带来的遗害。”知情的原731部队成员田村良雄也证实说：“如果没有731部队放出染疫动物的情况，这地方也逃不脱鼠疫灾难，因为731部队在撤离前曾派出人员往这些村屯里投撒了鼠疫干燥菌。”
　 平房区鼠疫、霍乱暴发后，由东省特别区哈尔滨特别市医院院长贾连元组成医疗队前往疫区，成功地控制了疫情。
　 正是731部队仓皇逃离之时，把他们生产的各种传染病菌投撒出去，给中国人民造成了难以根治的遗害。事实证明，凡是有日军细菌部队侵驻的地方，在其逃离之后都曾发生过瘟疫。经过医学专家进行的病体检查和病源调查认定，731部队逃跑前有意放出大量鼠类和跳蚤。更为严重的是，这次鼠疫之后，鼠疫疫源固着下来，形成了哈尔滨疫区。自1946年至1954年，哈尔滨疫区发生6次鼠疫。
　 另据原东北人民政府卫生防疫队长张杰范说：“由于日本细菌战犯大量撒放带菌的鼠蚤，1946年至1947年的两年内，在哈尔滨、长春、通辽、乾安、扶余、热河各地区，猖獗的鼠疫同时并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