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菌战、化学战、劳工役 血泪凝成桩桩铁证

我是夏雯静

观众观看整齐陈列在展柜中的劳工档案

    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里，最沉重的莫过于日军暴行这一部分展览。405份劳工血泪档案，731部队使用过的细菌培养箱、烧瓶、做人体活体实验的骨锯、细菌炮弹、防毒面具及其修补箱和日本开拓团使用过的武器等等，一件件活生生的器物昭示着过往一桩桩凝结着血与泪的历史事实。

    【首次公展】

    在劳工档案里看到亲人名字 很多家属泣不成声

　　将日本侵华士兵彻底赶出中国，我们用了八年。八年，在历史的长河中只是一瞬间，但对中国人来说，这八年的遭遇就是一个黑洞。尽管这灾难的制造者中总有一些人不愿意直面历史，推脱、狡辩，但证据难以磨灭。

　　在侵华战争期间，日本不仅虐杀中国士兵、妇女儿童，而且还将劳动力强掳到国外。为弥补国内劳动力的严重不足，日本采取了“以战养战”政策。1943年至1945年，日本在中国占领区先后强征了4万余名中国劳工，赴日本135个作业场所从事无偿苦役。日企剥削中国劳工的手段残酷，欺压极其残暴，造成众多中国劳工死伤。据不完全统计，中国劳工在日本死亡人数达6830人。

　　在抗战馆中，专门有一部分是介绍中国劳工赴日的生活状况。这些劳工被抓到日本后，被强制从事军事工程、筑路、开矿、拓荒和大型土建工程等劳役，遭受非人的虐待。现场图片显示，劳工在务工时旁边都有佩戴刺刀的日本士兵监督，很多劳工骨瘦如柴。

　　在展馆中，一批特殊的资料吸引着人们的注意，这是一批记录中国赴日劳工档案，包含被强征赴日劳工的姓名、契约书、死亡诊断书等资料。这批档案极为珍贵，一名爱国华侨保存了半个世纪后，捐赠给了国家。

　　这是一套纸质的劳工档案，被装在牛皮纸袋里，共计120袋，包括日本35家企业的124个作业场的373份报告和日本外务省备忘录、报告书32份，总计405份。

　　日本投降后，国民政府和盟军司令部多次向日方提出通报中国劳工在日情况。直到1946年初，在国民政府一再要求下，日本外务省才确定调查方案。2月，各作业场报告汇总到外务省。3月，外务省委托16名调查员分成4个组，分别赴各作业场开展现场调查，写成了《备忘录》。6月，外务省以这两个材料为依据，写成了《外务省报告书》。

　　当意识到这份资料将成为罪行证据后，日方始终不愿意交出材料，之后日本政府密令外务省烧毁上述原始档案材料，但中途被执行任务的相关人员保留了下来。

　　1950年11月1日，在日华侨在东京浅草的本愿寺举行中国死难劳工第一次慰灵追悼会。日本外务省一名曾参加调查中国劳工的工作人员联系到了当时任东京华侨总会副会长的陈焜旺先生。这名工作人员说，当外务省要求他们烧毁《外务省报告书》及相关材料时，他觉得这些材料非常珍贵，因此悄悄地保留了三套材料。之后他从报上得知东京华侨总会举办活动后，想把材料送给陈先生。

　　陈先生在一个夜晚开车将材料取回，但没有看清这个人的模样。材料取回后，陈先生将其分别放在几个地方精心保存。由于各方面原因，日本右翼知道这个消息后，企图偷走材料，但是没有得逞。目前，剩下的两套已经下落不明，只剩陈先生这一套，所以极为重要。

　　1993年5月17日，东京华侨总会通过日本NHK电视台，向社会公布了各作业场报告和《外务省报告书》等珍贵档案。这些材料的再次出现，成为日本奴役中国劳工最直接的证据，也是对日本右翼最有力的驳斥。此事逼迫日本政府一改以前否认的态度，承认了《外务省报告书》及相关材料的存在，也不得不承认当年强掳中国劳工的历史事实。

　　此档案公布后，也成为中国劳工维权的证据之一。相关律师透露，从1995年开始，每个劳工诉讼案件都会涉及该档案公布的资料，包括名单和死亡报告。很多案件在一审、二审胜诉，律师认为，日本方面在事实认定上是承认这一资料的。

　　在默默保存这份资料半个多世纪后，2013年9月18日，“九一八事变”82周年纪念日，已90岁高龄的旅日爱国华侨、东京华侨总会名誉会长陈焜旺先生将整整7箱资料交给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保存，其中包括记录了日方强掳中国劳工的《外务省报告书》及附属档案。

　　这些用日文记载的、已经有些发黄的纸质档案共120袋、405份，包括日本35家企业的124个作业场的373份报告和《外务省报告书》及附属档案，保存长达半个世纪实属不易。报告中写有企业的名称、企业所在地，其中不乏三菱、三井这些我们耳熟能详的知名企业。同时，档案内还记述了企业概要、劳工的契约书和疾病、伤害、死亡等信息统计。

　　在抗战胜利70年之际，这批珍贵的档案在抗战馆首次公展，并且将长期展出。抗战馆为这些资料证据量身打造了独立展柜，按照编号进行整齐展陈，配以适度的照明，既保证了资料的展陈效果，同时尽可能延长纸张的寿命。在展馆里，也首次展出了劳工的个人物品，包括被单残片、饭盒、饭勺，还有劳工证件。在这其中，有一个展品是劳工耿谆遗骨的弹片。耿谆在1944年参加豫中会战时被日军俘虏，并被强掳到日本做劳工。

　　长期以来，抗战馆致力于收集日本奴役中国劳工的档案资料，但收获甚少。劳工的个人物品也非常少。陈焜旺先生捐赠的405份日本奴役中国赴日劳工档案，填补了抗战馆的空白，这也是日本奴役中国劳工的“铁证”。

　　在这份资料刚刚抵达中国时，抗战馆对其进行了小范围的公布，有多名劳工的家属来到抗战馆查找长辈的信息。这批档案主要记录的是来自河北和山东的劳工，过了这么多年这些劳工的孩子也已经是六七十岁。在日文档案里看到亲人的名字时，很多家属泣不成声。有劳工家属说，听长辈讲劳工们一天进行高强度体力劳动达12至16小时，连半饱都吃不到。来自河北藁城北洼村的路存介说，父亲在1944年被征做赴日劳工，当时他只有10岁。一家人失去了顶梁柱，母亲终日以泪洗面，历尽千辛万苦将其兄弟姐妹抚养成人，而父亲再也没有回来。

　　根据日本学者田中宏的研究，日本实际强征的中国劳工人数为41758人，在乘船前死亡2823人，实际到达日本38935人。分配到日本35家公司的135个作业场所，几乎遍布全日本。据统计，中国劳工平均5个人就有一人被夺去了生命。



反细菌战斗士刘宗歆：“疫势未减，很忙短时间不能走开”

　　在日军侵华过程中，日本公然违反国际法，在中国以及日本国内组建大批生化武器，进行细菌战和化学战。据不完全统计，日军使用生化武器多达2000余次，造成中国军民大量伤亡。臭名昭著的731部队，位于哈尔滨附近的平房区，他们一边进行人体活体实验，一边将实验结果转化为武器，用于其他战场。

　　731部队为了制造各种细菌武器，尽快得到实验数据和更直接观察的效果，通过人体实验，残害被俘虏的中国人、苏联人和朝鲜人。在抗战馆里，展出了731部队的一些细菌武器，包括培养细菌的培养箱、烧瓶、做人体活体实验的骨锯、细菌炮弹等。这些展出的物品，也是日军实施细菌战的铁证。

　　细菌战造成大量中国军民死亡，新四军军部后方医院医疗队长刘宗歆成了反细菌战的斗士。刘宗歆，1912年6月出生于浙江上虞县横塘乡，后被在上海一家银行工作的父亲接到身边读中学。父亲希望他今后学习金融专业，刘宗歆却认为中国医学落后于世界，更愿意学医。1933年9月，刘宗歆不顾父亲反对考入同济大学医学院。在抗日战争爆发后，刘宗歆进入红十字会，在后方医院积累了经验，也在伤员中获得了好口碑。工作之余他教妻子陈娟应急护理常识，并让她参加包扎、换药等护理工作，同时积极向妻子介绍新四军抗日救国的政策，准备在时机成熟时和妻子一块加入新四军。

　　1939年开始，侵华日军对浙江多地实施了细菌战，成千上万军民因疫情而丧命。刘宗歆主动请缨，深入到疫情最严重的地区。1941年6月20日，刘宗歆被聘任为浙江省衢县临时防疫处隔离医院医务主任。当时义乌县城暴发了严重鼠疫。刘宗歆在义乌城乡各个鼠疫灾区来回奔走。当年12月26日，刘宗歆在写给妻子的书信中还提到鼠疫疫情，“十日来信收到，我在义乌诊治鼠疫病人已得五十多人，半死半活（发病后一天内服药者多治愈，二天后服药者多死亡），疫势未减，很忙短时间不能走开。”但短短几天后，12月31日，刘宗歆就感染鼠疫，后因缺少药物，延误救治时机，刘宗歆在义乌去世，以身殉职，时年29岁。这封家信以及刘宗歆曾使用过的钢笔，展示在抗战馆内。


　防毒具补修函：是日军曾使用化学战的有力证据

　　在731部队旁边，是化学战的遗迹，深绿色的防毒面具让人看起来极不舒服。日本在侵华期间大规模使用毒气，几乎遍布中华大地。

　　在展馆内，一件比较罕见的物品是防毒具补修函。一个白色的金属箱，里面装着的修补防毒面具的小工具。防毒面具比较常见，但修补箱却很少见。尽管日本右翼也在否认化学战的存在，但这一修补箱却是一个非常有力的证据。因为如果没有使用防毒面具，就没有修理工具存在的必要，既然存在，就说明日军确实使用了防毒面具。这个工具箱在湖南常德发现，湖南常德正是日军大规模实施化学战的区域。

　　化学战在当时给中国人民带来了巨大伤害，直到现在也还在给中国人民的身体及环境带来威胁。日军投降前夕，为了掩盖罪行，日军将大量化学武器就地掩埋或遗弃。目前，在全国各地都有发现被日军遗弃的化学武器。吉林省哈尔巴岭是中国境内迄今发现的最大日遗化武埋藏点，埋藏化学武器33万枚。就在2003年，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还发生日军遗弃化学武器毒气泄漏事件，造成43人受伤，其中一人死亡。1999年7月，中日两国政府在北京签署了《关于销毁中国境内日本遗弃化学武器的备忘录》，日本政府正式承认在中国遗弃了化学武器。按照《禁止化学武器公约》的要求，日本应该在2007年4月前销毁遗弃在华全部化学武器，延期至今，仍未完成。


　开拓团刺刀：来的都是强盗

　　1936年5月，日本关东军制定了“满洲农业移民百万户移住计划”。大批日本农业贫民源源不断拥入中国东北，成为“日本开拓团”。到1945年，日本组织了共计14批次，总数为7万户、20万人的集团式开拓移民团。

　　尽管日本一直号称开拓团是居民移民组织，但从实际情况来看，开拓团是一个半军事化的组织，经常会组织军事训练。通常的居民移民，比如有中国人到俄罗斯去种菜，因为俄罗斯人不太擅长种菜。移民组织并不会抢占地盘，也不会进行军事化管理。但日本开拓团是一个有很强武装色彩的组织，不是简单的移民团。这一点，展览中展示的开拓团武装器械刺刀就是佐证。

　　开拓团的第一批移民用火烧和殴打的方式驱赶中国农民，抢夺农田。后期以十亩地一元钱的价格强行收购中国人的土地，并且以“治安肃正”为借口，挨家挨户翻箱倒柜，推墙掀地窖，搜寻农民的土地凭证。

　　在开拓团进驻东北后，开拓团也出版自己的刊物，就是《开拓画报》，以向本国人民以及开拓团居民展示开拓成果。这些画报，在抗战馆也有展出。1936年广田内阁发表“二十年百万户移民”方案，此方案被列入日本政府的七大国策之一，方案中计划向中国东北移民100万户共计500万人。

　　(文/本报记者 匡小颖 摄影/本报记者 魏彤)
中日关于销毁中国境内日本遗弃化学武器备忘录
2003年08月11日 07:43

　　中新网8月11日电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日本国政府关于销毁中国境内日本遗弃化学武器的备忘录，全文如下：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日本国政府铭记中日联合声明及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并根据1997年4月29日生效的《关于禁止发展、生产、储存和使用化学武器及销毁此种武器的公约》(以下简称《禁止化学武器公约》)的有关规定，认识到尽快解决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日本遗弃化学武器问题的紧迫性，就这一问题达成如下共识：

　　一、两国政府通过多次联合调查，确认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存在大量的旧日本军遗弃化学武器。对已确认及今后确认属于旧日本军的化学武器的销毁问题，日本国政府将根据《禁止化学武器公约》，诚实履行作为遗弃缔约国承担的义务。

　　二、日本国政府将根据《禁止化学武器公约》，销毁旧日本军遗弃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化学武器。在进行上述销毁时，日本国政府将遵照《禁止化学武器公约》核查附件第四(B)部分第15款规定，为销毁遗弃化学武器提供一切必要的资金、技术、专家、设施及其它资源。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将对销毁提供适当合作。

　　三、日本国政府确认，在进行上述有关销毁作业时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律，最优先确保不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生态环境造成污染及人员安全。在此基础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同意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进行销毁。

　　关于具体销毁地点、销毁设施的建设等问题，将由两国政府协商确定。关于进行销毁作业时所遵守的有关环境标准，两国政府商定，原则上采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双方将进行环境影响评价及环境监测。关于销毁对象、销毁规章及销毁期限，两国政府将根据《禁止化学武器公约》规定协商确定。

　　四、两国政府商定，将选定在销毁效果、安全及环境方面充分可靠、成熟的销毁技术，具体销毁技术的种类将在中日联合工作组双方专家充分研究、论证后，以确保透明性和公正性的方法最终加以确定。

　　五、销毁过程中万一发生事故，两国政府将尽快就此进行协商，在此基础上，日方将为给予必要补偿采取双方满意的措施。中方将对日方的措施给予适当合作。

　　六、两国政府确认，有关今后销毁工作的计划、实施、运营等问题，将通过中日联合工作组等渠道协商解决。

　　七、两国政府确认，将继续就销毁工作中存有分歧的问题进行磋商。

　　八、销毁中国境内日本遗弃化学武器的工作自本备忘录签署之日起实施。如对本备忘录内容需要修改或补充，可在双方同意之下进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部长助理王毅(签字)

　　日本国驻中华人民共和国特命全权大使谷野作太郎(签字)

　　1999年7月30日于北京

我是夏雯静

　 一座历史文化遗存道观险被拆迁
　 在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即将到来之际，记者前往哈尔滨市香坊区寻找日伪时期的香坊监狱旧址。途经延福街，在一片废墟中瞥见一座青砖庙宇式建筑。莫非这里就是以往在增福街寻访不得的哈尔滨城区最早的道教慈云观？停车敲开近旁一座尚未拆除的小屋的门，主人岳好德证实了记者的猜测：“这里是慈云观的后殿，前两天已经有记者来过了。”经他指点，记者从六角窗看殿内，大梁上的彩绘清晰可辨。岳好德又带领记者去增福街看了道观现存的大仙堂。
　 据史志记载：慈云观又称正善宫。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3月1日，在现香坊区增福街59号兴建而成，属全真派。慈云观的修建，标志着道教开始传入哈尔滨市内。慈云观先后建造了大殿、东西配殿、山门、钟鼓二楼和大仙堂。1947年，哈尔滨市进行社会团体登记时，有道士4人，工友2人，年龄均在60岁以下。后来，这里成为哈尔滨冶金机械配件厂的厂房。现只存后殿和大仙堂。
　 如此说来，慈云观比坐落在道外区北二十道街景兴胡同的龙王庙的历史还早了6年。由于这是中华民族的本土宗教建筑，在哈尔滨洋教堂遍地的特殊人文环境中，更凸显其异常珍贵的历史文化价值。
　 但是，这座宝贵的建筑已在被拆迁范围之内，它的命运又将如何？
　 于是，记者分别向省市文物管理部门咨询。省文化厅文物保护处处长孙长庆介绍，自从4月下旬发现这处宝贵的历史文化遗产，已通知哈尔滨市文物管理站调查处理，力争保护。哈市文管站副站长邢晓莹介绍，文管站的工作人员已去现场踏查，认为这是一处非常珍贵的历史文化遗存，并与有关部门沟通，已通知拆迁部门停止拆除。现正在形成正式报告。现有三种方案：一，市文管站提出的原址保护；二，市城市规划局提出的易地迁建；三，在实在保护不了的情况下，也要把所有的砖瓦、梁柱构架保留下来。
　 “老哈尔滨”身影斑驳 香坊监狱只剩一堵墙
　 据张福山、周淑珍所著《哈尔滨革命旧址史话》记载，香坊监狱是日本侵略者于1937年～1941年修建，又称哈尔滨第一模范监狱。当时在押犯人2000多人，其中20%%是政治犯，即共产党员、共青团员、抗日志士、爱国群众。共产党员刘忠民、王德福、周维斌等在狱中成立了秘密组织“反帝市狱会”，领导犯人进行反迫害斗争。1945年光复以后，政治犯出狱后自发成立了中共北满临时省委，开展接收伪政权的工作。
　 如今这里是国家储备局仓库。原来所有监舍早已拆除，只剩一堵围墙及依然阴森的岗楼。

  民族工业遗址天兴福第二制粉厂主体完好
　 在哈尔滨市第四批保护建筑普查工作中负责香坊区的哈尔滨工业大学建筑学院邹广天教授介绍，他在哈尔滨轴承厂院内发现了天兴福第二制粉厂旧址，并已初步列入第四批保护建筑。据史志记载，哈尔滨轴承厂就建在天兴福第二制粉厂原址。
　 新中国成立前，哈尔滨的工业主要支柱产业即是粮油加工，天兴福和双合盛是两家最大的工厂。
　 原天兴福第二制粉厂经理刘佩芝在生前回忆，天兴福第二制粉厂由民族资本家邵乾一、邵慎亭兄弟于1920年投资建厂，并铺设专用铁路线。1921年10月1日正式开机出粉，日产面粉6500袋，销往全国。老哈尔滨人都知道天兴福的“天官牌”面粉，与双合盛的“红雄鸡牌面粉”齐名。1953年，天兴福第二制粉厂实行了公私合营。
　 在轴承厂院内很容易就找到这座高大巍峨的老厂房，“1920”的字样依然清晰可辨，铁道线也还在使用。
　 哈尔滨犹太人历史遗存华英油坊首次发现 基本完好
　 一直以为犹太人卡巴尔金经营的华英油坊原址已不存在，但此次在增福街南侧油坊街一个小院向居民们询问，却有了意外的收获。出生在这一带的岳好德非常热心地带我前去寻访。居民介绍说，这里曾是日伪时期的酱油厂。据史志记载，1944年伪政府将香坊永聚恒酱园和道外三户酱园合并成立永聚恒合记酱菜园，建厂址于香坊增福街65号院内。岳好德说，旁边的轧钢厂和哈尔滨机械厂建厂时，地下曾挖出大规模的大酱池。在哈尔滨轻工化学总厂院里，一眼望见老式的烟囱，心里已是十分激动，一个老工人指着烟囱方向的高大厂房以及一直延伸到厂门口的长排车间，说那里就是华英油坊旧址。这和华英油坊的老照片完全吻合。高大的厂房曾做过锅炉房，如今已是亚油酸车间。第二天再次前来拍片，并到厂部办公楼印证了院内一座二层小楼也是老华英的旧址。
　 据史志记载，英国人开设的华英油坊建于1914年，隶属英国华英东方商务公司。地址在油坊街15号，1915年投产。
　 建国后先后改称东建、油脂化学厂、化工实验厂、化工三厂。1957年之前一直以生产豆油、豆饼、清油为主。1958年改产化工产品。1963年改生产肥皂等产品，1985年改为哈尔滨轻工化学总厂。
　 消失在瓦砾中的历史
　 记者以往曾多次来香坊寻访历史文化遗存，拿着老地图、老照片在香坊公园、香坊火车站前与老人们交谈，在能够确定地址的位置，得知坐落在司徒街（原名司令街）建于1898年的哈尔滨第一座气象台、坐落在香顺街（原名军官街、军政街、香政街）建于1898年的第一座教堂圣尼古拉教堂、坐落在卫生街的第一所中东铁路小学均已无存。
　 如今在延福街慈云观东侧，终于找到1932年法国传教士达系筹款建造的上号天主堂的所在地，然而已在不久前拆除，只剩一大片空地，和天主堂西侧的一座小楼残留的一角，按其位置应是史志上记载的要理学房。
　 据史志记载，上号天主堂（香坊天主堂）于1966年8月关闭，后改为哈尔滨立新制钉厂。天主堂对面原有很大的青砖房，为修女居住，也拆除了。一位姓李的居民捡回了房上的数块砖雕。
　 再往北，一座青砖房十分显眼地抢入眼帘，这本是坐落在安埠街42号的一座大青砖房，如今只拆剩中间部分，但残存部分依然完好，屋檐上残存的寿字纹滴水比起滨江关道衙门的滴水要精致一些。坐在断壁残垣之间的老居民说，原来这里有很大的院子，很有气派，院里有假山，这一带的居民都叫它“假山大院”。但不知它的渊源，只听老人讲日伪时期住过日本兵。再向岳好德咨询，他竟然在此院居住过。画了门簪的图形向他询问，他说大门上有四个。在明清建筑中，小户人家院门多为两枚门簪，大宅门则为四枚。这是中国官员、富商宅邸，还是办事机构？不得而知。1900年著名的聚源烧锅在安埠街开业，同时在埠头区 道里 顾乡屯开一分号，称源聚烧锅（在庚子国难中，与田家烧锅同为著名的清军和义和团的抗俄战地）。据说，称东香坊为“老上号”即缘由于此，顾乡源聚烧锅那一片便称“下号”。假山大院是否与聚源烧锅有关，亦不得而知。
　 捡一块青砖捧在手里，抬眼望去是一片大面积的瓦砾。不知有多少珍贵的历史文化遗存和多少没有来得及捋清的城市历史已经消失在瓦砾之中。
　 一场艰难的长久较量
　 近年来，在城市现代化浪潮的席卷下，建设国际化大都市与旧城保护之间的矛盾一直是摆在城市建设者面前的一道亟待破解的难题。
　 历史文化有其惟一性，破坏后再建的做法本身就是一场悲剧。我们就看到了一面在无所顾忌地拆毁真正有价值的古建筑的同时，一面又在耗巨资重修城墙，重修某些号称“古迹”的亭台楼阁，或者重修某个名人故居的闹剧。再建对于保存民族传统文化没有任何意义和价值，它惟一的作用还是服务于旅游和经济。说到底，还是经济利益的驱动。在城市建设与呼吁保护文化遗迹的夹缝中，这注定将是一场保护文化历史和追求经济利益的长久较量。
　 新闻链接1
　 香坊的哈尔滨“第一”
　 ●1805年（嘉庆10年），山东黄县人田保辉兄弟一家来东香坊开荒种地，开办烧锅。田家烧锅成为当时哈尔滨地区和北满地区第一家大型私营手工业作坊。原址毁于庚子国难。
　 ●1900年3月，哈尔滨城区第一座道观慈云观在香坊增福街兴建。现只存一座后殿和大仙堂。
　 ●1898年5月8日，俄国人维谢洛费佐罗夫在香坊建立哈尔滨的第一座气象站。已拆除。
　 ●1898年7月，哈尔滨第一座中外合资银行华俄道胜银行哈尔滨分行在香坊开办。已拆除。
　 ●1898年8月，哈尔滨第一座东正教教堂圣尼古拉教堂在西香坊军官街（现香顺街）兴建。已拆除。
　 ●1898年俄国人在军队街（现古香街）建立铁路印刷厂（石印室），是哈尔滨第一家印刷企业。原址无存。
　 ●1898年8月12日，第一家俄商商店鲁西阿尔化妆品商店在香坊安埠街建立。原址无存。
　 ●1898年10月，中东铁路局在卫生街开办了第一所俄侨小学校，已拆除。
　 新闻链接2
　 香坊：哈尔滨的城市雏形
　 香坊被称为“老哈尔滨”，是从1903年中东铁路的管理中心自香坊迁到南岗之后的事儿。而对于哈尔滨市最早形成的一个现代城区，我们不能忽略香坊区的历史遗存以及它的历史地位和价值。
　 香坊区自从1805年（清嘉庆10年）形成田家烧锅、香坊两个村镇，已有200年历史。
　 现在的香坊城区的范围内，
　 1895年时，就有了1000多户居民，约4000人口，陆续出现了“哈尔滨屯”、“小北屯”、“小南屯”（保府大院）、“魏家窝堡”、“菅草岭”等村屯。是哈尔滨地区农业发达、工商业繁荣的一大重镇。
　 1898年，俄国人在田家烧锅一带开始建筑铁路和进行市政建设，并将城区中各村屯联片规划，建立了工兵路（现公滨路）、草料街、陆军街等30多条街路。此时的西香坊已具备市街规模，称“哈尔滨”，总面积为7．9平方公里，是当时哈尔滨的交通枢纽，政治、经济中心。
　 1903年，中东铁路管理中心移至新市街（即今天的南岗）。曾经一度繁荣的“哈尔滨”（现香坊）则渐被冷落，遂称为“老哈尔滨区”。
　 1925年，香坊又有了较大的发展。1932年，香坊区内有粮油加工业13户，占全市的25％。电灯公司、道德会、天主教堂和清真寺逐渐来到这里建设。城区面积扩大到8．5平方公里，人口发展到1．9万人。随着工商业的发展，香坊区形成了5个区域，即军事区域———草料街（香坊大街）；工业区域———油坊街；商业区域———安埠大街；俄国人（外侨）居住区域———六顺街；文化农业区域———通天街。
（黑龙江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