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关东军要塞幸存劳工忆述:回忆被骗到海拉尔当劳工的经历

我是夏雯静

奄奄一息的劳工

我是河北滦县人，从祖辈起就房无一间，地无一垅，全凭扛大活混口饭吃。我17岁那年就给本村的一家财主放羊，20岁又扛大活，辛辛苦苦卖力气，所得收入不够还债的。万般无奈，我跑到锦州，在一家日本人的煤矿里当了“煤黑子”。旧社会挖煤那活儿，简直不是人干的。吃的是橡子面，睡在阴暗潮湿的工棚里，受监工的打骂更是家常便饭，经常发生倒塌、爆炸事故，不知夺走了多少矿工的生命。我拼死拼活地干了6个月，除去伙食费所剩无几。正在这时，老爹闹病，我回了家。一登家门，老爹就断了气。以后才知道，父亲久病没钱治，加上好几天没揭开锅盖，活活折磨死了。

等我返回煤矿的时候，日本鬼子一脚把我踢了出来。后来，有人说郑家屯招人，我就望风捕影地又赶到了郑家屯。正是数九寒天，我穿着件露着棉花的薄棉袄，冻得浑身打颤。我挨门逐户地打听：“有用人的吗？”遭到的不是白眼就是一顿臭骂。

一天，我正在郑家屯“蹲街头”，忽然听到有人吵吵嚷嚷地喊道：“招工了!招工了!快来报名!”只见好几个穿着日本服的中国人，手里摇着小旗，上写“招工”二字，边摇边喊。我当时那股高兴劲儿简直没法说，三步并两步地跑到摇小旗的人面前，哀求地说：“先生，求求你，给我报个名吧！”那人问：“你叫什么名字？”“我叫张玉甫。”我又追问一句：“先生，到哪去？做什么活儿？多少工钱？”“叫你们到东山里去开荒种地，每天是三顿白面馒头，一天8小时的活儿，工钱是一元五角。”正在这时，只听摇小旗的人又大声喊道：“自愿报名者，先领15元。”说着拿出厚厚的一沓钞票，在我面前用力地晃着。我立刻就报了名。旁边还有不少中国人也是一手接过钞票，一手写上了自己的名字。

事情真是一时一变，刚写上自己的名字，马上就身不由己了。我们这些报了名的人，被几个穿着日本军服的人叫到一旁，编上队，马上就送到有人看守的旅馆里，再也不能随便行动了。

第二天一早，我们一批400名劳工，被押到了车站。招工时说乘客车走，到车站一看，等着我们的是四节“大闷罐”，一帮日本兵连骂带赶把我们拥入黑洞洞的车厢，就听“咔嚓”一声，把车门锁上了。我的心“怦怦”地跳了起来，每个人都不解地互相观望着。谁知道什么样的命运等着我们呢？

两天两夜的旅途，把人们折磨得死去活来，每天只给一顿干粮吃，喝不到一口水。第三天深夜，火车突然停了。车门打开，紧接着就听到：“起来，起来，站着队下车!”人们按照次序下了车，车厢外边一片黑，只有地上的白雪反射出一点微弱的光亮。当我们走下车，抬头一望，一排气势汹汹的日本兵，早已在等待着我们。他们一个个手持大枪，枪上的刺刀寒光耀眼，真叫人胆战心惊。点了名，早已准备好的十几辆军用大卡车又向我们开来。“上车，上车!”领队的中国狗腿子向我们大声喊叫着。日本兵端着枪，横眉竖目地吵嚷着。我们刚上了车，又听到中国狗腿子喊道：“不准说话，不准东张西望！”话音刚落，十几辆大卡车便飞一般地向荒无人烟的山里驶去。

天亮了，这时才知道我们已被拉到海拉尔的北山上了。山上布满了长排的工棚，再就是蛛网般的铁丝网和星罗棋布的岗楼，别的啥也看不到了。

我们这400人一直在山上等到天亮，一个个冻得像猫咬一样难受。又等了一会儿，一个非常胖的中国狗腿子开始给我们训话，除讲了些要我们好好干、干好早些回家之类的话以外，说：“你们手里的钱和物品可以交给我们保存，等你们挣够了钱回家时，统统还给你们。”在郑家屯他们预发的15块钱，又原封不动地给了他们。

苦难的劳役开始了。在山上干活儿的劳工少说也有两三千人。我们所干的活儿，说起来只有一种，就是修筑军事地洞。劳动的强度简直就无法想象。无论是打洋灰、挖洞子、挑沟，没有一样是轻松的活。3米多深的壕沟，一锹锹把土扔到上边，干上一天，两肩就别想再抬起来。可是在皮鞭和棍棒的威逼下，劳工们不得不咬牙拼命干，偷不得半点懒。饥饿、劳累、疾病、事故以及日本鬼子、监工们的洋刀和皮鞭，随时都会夺去劳工们的生命。

是真的每天只干8小时的活吗？那是骗人的鬼话。什么叫时间？什么叫休息？根本谈不到，每天不见太阳出工，太阳不落不收工，走回工棚常常是摸黑吃饭。

有这样一件事，我永远不会忘记。那是一天下午，天气十分炎热，简直叫人喘不过气来。一个年轻的“苦力”，已经连续打了好几天的洋灰(这活儿最累)，这时他直起腰来，用手擦了把汗，喘了口气，正想再干，不料被监工发现了。他气冲冲地走过来，一把夺过他的铁锹，当头就砍，这个可怜的不知姓名的“苦力”晃了几下身子，再也没有爬起来。接着这个杀人不眨眼的监工冲着我们说：“谁要磨洋工，谁就跟他一样。来人!把他拖走。”不大工夫儿，这个监工在另一地方用洋镐把又打死了一个“苦力”。面对这些血淋淋的事实，虽然我们当时敢怒不敢言，可是都看在眼里，记在心里，偷偷抹掉眼里的泪水。可是，那些野兽般的日本鬼子，每当杀害了中国人都会洋洋得意地说：“中国人大大的有，死了几个没关系！”

他们干起活儿来把我们这些“苦力”当牛马，而在生活上，却连牛马也不如。早晚吃的都是高粱米稀粥，午饭是又酸又硬的混合面馒头，不管饱不饱，一律给4个。每天三顿咸盐豆，喝的是生水，许多人都闹肚子，连拉两天就不像人样了。可是还得坚持出工，要不打入到“病号房”就倒霉了。

提起住的简直没法说。一排席棚子足有半里长，对面二层铺，躺下就不能翻身。工棚阴暗、潮湿，得疥疮、寒腿的人不计其数。一个工棚住着400多人，为了看守方便和不易逃跑，只在中间留一个小门，晚上有人大小便时，非等凑够4个人，拿着4个牌子，一起出去，再一起回来，若逃跑了1个那3个人负责。有时不够4个人，就得等，把人憋得满棚乱走。我记得有一次，白天劳累了一天，收工后躺在铺上就睡了，疲乏得竟连小便都没知觉了，尿在凉席上，又漏在下铺。这事被看守知道了，一下子从铺上把我拖下来，随手拾起洋镐把，劈头盖脸就是好几下，打得我鼻口冒血，至今胳膊上还有一个伤疤。这样的事，几乎每天夜里都会发生。

我到北山后没发给一件衣服。比我来得早的“苦力”说，冬天只给他一套麻袋一样的更生衣，这怎么能抵住零下40多度的严寒？无奈，只好把洋灰袋用绳子绑在身上、腿上，那种可怜的模样，简直连“要饭花子”都不如。每年冬天冻死的人，就没法计算了。

打死、病死、饿死的人越来越多，日本鬼子一天比一天看管得更紧了。事情越来越清楚，我们这些“苦力”的命运，不管迟早最后只有一条道：死!但每个人的心里都有一个念头：跑!有机会就跑出这个吃人的阎王殿，跑出这个杀人不眨眼的魔窟。

几个月的折磨，我已经瘦得不成样子了，不久就病倒了。最初是从眼睛开始的，左眼突然发红，渐渐就模糊不清了。想治，可上哪儿去找医生？上哪里去弄药？几天以后左眼就瞎了。日本鬼子一看我瞎了眼，身上又害了病，知道离死不远了，于是发了“善心”，把我打发到病号房去了。

提起病号房真叫人伤心透顶。一个席棚子住着500多病号，痛苦的喊叫和呻吟声，听了真叫人心酸。这些病号都是卧床不起、米汤不入的，只要还能拿动铁锹，谁也不愿到这里来等死。世间竟有这样惨无人道的事情：得了病不但不给治，反倒每天只给一顿高粱米稀汤喝，据说这是日本鬼子怕劳工们泡病号采取的办法。天天都有新病号送进来。每天早晨，看守都要到病号房里去检查一遍，逐个用脚踢几下，发现僵硬的尸体，便命令拖出去，每天至少三四个，多至七八个。把这些病死的人都堆到一个大席棚里，三四天就用卡车拉一次，扔到伊敏河边。每当河水上涨，伊敏河上到处漂浮着这些“苦力”的尸体。我在病号房里除了“养病”以外，还有一个特别的差使：每天往外拖死尸。

我在病号房住了些日子，趁机逃跑的念头就更强了。因为病号棚离工棚较远，看守得也比较松。虽然总想跑，可是心里有点害怕，万一跑不成被抓回来那可怎么办？那还是我到病号房以前的事。一个不知姓名的“苦力”半夜跑了出来，没等他越过铁丝网，日本鬼子便带条狼狗把他抓了回来。第二天我们站队去上工，发现在道旁的电线杆上，五花大绑高吊着一个血肉模糊的“苦力”，身上被剥得光光的，鲜血从身上流到地下。这个有骨气的中国同胞，虽然身遭毒鞭，但一声不吭。我们再也不忍心看下去了，可是恶毒的鬼子，为了杀一儆百，非叫我们看着打不可，并大声地向我们说：“谁要逃跑就和他一个样子……”这个中国人一直被吊打了两三天，晚上蚊子、小咬糊遍了他的全身。一想到这些我心里着实有些胆怯，可是又一想，不跑也没活路，万一跑出去也许还能有条生路。跑!主意就这样打定了。

1936年7月的一天夜里，是我永生难忘的日子。这天深夜，天黑得伸手不见掌。病号们的呻吟声渐渐低了下来。门口的看守在用口琴吹着日本小曲。突然，口琴声停止了。不多时，门口又传来轻微的鼾睡声。“看守睡着了？”我心里猛地一亮，就轻轻地光脚下了地。走近门口一看，看守果然坐在那里抱着枪睡着了。“好机会!”我顾不得多想，小心地拉开门，从看守面前走了过去，随后我就使出全身力气撒腿跑了起来。

我分不清东南西北，也不知道该往哪个方向跑对，只是往黑暗的地方跑。可是刚跑了不远，一道铁丝网就横在我的面前。我过去只听说这里有高压电网，现在遇到的是不是呢？当时真是吓糊涂了，用手一摸没电，于是我就用手扒个空子，用力钻了过去。衣裳被撕破了，手上流着鲜血，我还是一个劲儿地往前跑。又跑了几十米，又是一道铁丝网，接连一口气爬过了7道铁丝网，最后还有一道深沟。这时，我全身没有一点好地方了。我漫山遍野地跑着，遇到山坡就滚下去，遇到深沟就爬过去。也不知道跑了多远，一直跑到天亮，才知道我已经跑到西山松树林里了。

在西山松树林里，我整整躲藏了两天两夜。白天我不敢露面，藏在草棵子里，晚上出来采点野菜充饥。两天两夜真比两年还难熬啊!第三天早上，我已经饿得昏昏沉沉了，想找点野菜吃也爬不动了，我心里暗说：“张玉甫呀!虎口狼窝你都闯过来了，难道今天就活活饿死在荒山上吗？”我不禁落下了眼泪。

正在这时，忽然听到马车的声响，我赶忙又藏起来，心想这回可算完了。走近一看，原来是几个中国人，谈论着打羊草的事儿，我这才放了心。我壮了胆子向他们走过去。他们见了我吓了一跳，因为我当时是三分像人七分像鬼呀!这几个中国人给了我几张大饼吃，救了我一条命，又指给我到街里的安全去路。我谢了他们，一直向海拉尔街里走去。
92岁高龄的宋祖怡老人对那段屈辱的历史记忆深刻。张媛、夏湘鹏、谢鑫/摄

    株洲晚报8月18日讯（记者 刘伟）株洲晚报晚报征集抗战劳工线索的报道发出后，得到了不少热心读者的回应。15日，现年92岁的宋祖怡老人的邻居打来了电话。抗战期间，宋祖怡曾被日本人掳去当劳工。因为他识字又“听话”，很快得到了日本人的“信任”。一周后，他看准机会，带领18个受自己“看管”的劳工逃了出来。事情已过去了70年，老人说“我现在还很痛恨日本人”。

    经历：孩子快出生了，他却被抓去当劳工

    1944年6月，日军入侵株洲。为了维持战争，日军开始在株洲强征民夫。一天，家住明照乡的宋祖怡挑着一担粮食去集市，在白石港一带遇到一队日本兵。他试图躲到路边的菜地里，但还是被日本人发现。

    22岁，身材高大的他，被日本人视为理想的挑夫。和他一同被抓的，还有10多个人。他们被迫挑着日本人抢来的物资，一直走到了渌口。由于小时候读过些书，认字，宋祖怡便顺其自然地成了日本人的“翻译”。

    “那时候识字的人不多，日本人会写汉字，要他们（指劳工）干什么，就写给我，我再告诉他们。”宋祖怡说，日本人很凶残，看到人不听话就打，他只好表示顺从，不论是打是骂，当着日本人，他始终保持笑容。就这样，有点文化又听话的他，得到了一个日军长官的欢心，不仅有吃的，还负责看管10多个劳工。

    “没办法，我当着日本人面时笑，转过脸就偷偷流泪。”宋祖怡回忆，到渌口后，他每天主要负责把日本人搜刮来的粮食和鸡、鸭做好，等日本人来吃。尽管暂时没有生命危险，但一想到家中即将生产的妻子和年迈的父母，他就心急如焚，“家里人这时候还不知我是死是活”。

    被抓后四五天，日本人转移驻地，只留下一小队人在营地。宋祖怡意识到机会难得，等日本人吃饭休息时，他跑到劳工们身边说：“你们走不走，机会来了。”得到大家响应后，他随即领着18个劳工跑过河，溜进了一座很高的山岭中，成功逃脱。

    “那时候不知哪里来的劲，大家都跑得很快。”宋祖怡说，他回家时，已经离家一个礼拜，家人都以为他死了，看到他平安回家，欢喜得不得了。母亲抱出一天前才出世的孩子给他看，还点燃一大炷香，连连朝天作揖。

    讲述：目击日本人鞭打中国人、强奸妇女的罪行

    株洲沦陷的那段日子，一直是宋祖怡的噩梦。日本人一到老百姓家，就翻箱倒柜，到处乱砸。“他们看到吃的就抢，见到劳力就抓。”宋祖怡说，逃回来后，我们只好挑着粮食被褥躲在山上，不敢回家。

    “他们根本没把中国人当人看。”宋祖怡说，那时候，马路上、田野里、河面上，随处都可以看到尸体。有一次，一个日本人当着很多人的面，让一个中年妇女趴在长凳上，挥动刺刀，朝她的脖子砍去。虽然最后没有杀人，但那妇人却被吓得浑身发抖，神志不清。

    株洲沦陷的几年里，虽然没有亲眼见过中国人被杀，但他却见证了日本人鞭打中国人、强奸妇女的残暴罪行。说起日本人带来的伤害时，92岁的宋祖怡连连摇头，目光呆滞地盯着前方，沉默了很久……

    【相关故事】

    “父亲和叔父都被抓去做劳工，他们最终都被日本人害死”

    打来电话的市民中，有的是当事人的亲人，有的是同乡，有的是邻居，他们告诉记者，抗战时期，这些劳工有的被抓到前线当挑夫，有的被派到外地修路，很多人都九死一生，至今仍健在者更是寥寥无几。

    家住石峰区的73岁老人黄文斌昨日打来电话说，抗战期间，他的父亲和叔父都曾被抓到日本做劳工。父亲黄凯元，家住马家河镇浅塘村，1908年出生，1944年冬被日本人用枪托打伤，回来没几天就死了，去世时才36岁。叔父黄福初，1918年出生，1942年被日本人抓去后，一直没有消息，后来才得知他的死讯。

    “父亲去世时我才3岁，很多事情都是后来母亲告诉我的。”黄文斌说，看到劳工的报道后，他特意查了族谱，知道了父亲和叔父的具体生卒年，“他们都是被日本人害死的，这段历史应该被人记住。”

    【征集】

    抗日战争期间，株洲有上万人被日本军队强征充当劳工，这是不能抹去的一段黑色历史。因为极少有文字记载，晚报决定征集相关资料。如您有任何关于被强征劳工的线索和资料，请拨打18107333798（刘记者）。为检查细菌武器的效能，石井四郎发明了利用活人进行细菌实验。他说：“鼠疫流行在自然条件下是容易发生的，但要用人工办法来造成流行病就不那么容易了……这就是本部队的秘密中的秘密。”据川岛清供认：“为尽量完备研讨细菌对人的传染作用，及尽量迅速研究出制造细菌武器以供战时使用的方法起见，第731部队内广泛进行过用活人作对象来检查一切致命细菌效能的实验，每年都有五六百犯人被送到第731部队里去。”川岛清承认他亲自参加过在活人身上实验细菌武器的效能。“四方楼”的监狱里，从各地源源不断地将“马路大”押进来，而后提供给各个实验室。在实验室里进行过各种试验之后，有的被送进解剖室，被解剖过的尸体大部分送进焚尸炉焚化，少数被肢解的尸体被放进陈列馆。在731部队里每年被押进监狱里用做实验材料的有400—600人。《跨国取证731》一书中说：“用作活体实验的绝大多数是中国人，也有部分朝鲜人、蒙古人、苏联人。”根据新近发现的“特别移送”原始档案分析判断，在731部队长达13年的时间里至少有5000人被以活人做实验的手段杀害。731部队采用多种方法在活人身上进行各种试验，他们在一个人身上或使用一种方法，或兼用几种方法，其手段残忍，直至致死人命，肢解尸体，焚化灭迹。
（1）细菌注射
日本军医把带菌溶液或注入“马路大”的血管里，或皮下注射，而后观察被细菌感染者的病情变化。有时对幸存的“受实验者”注射抗菌素，予以治疗，其实这也是一种实验。“受实验者”侥幸康复后，又被作为另一种实验，直至其没有利用价值后，解剖分尸。石井部队早在背荫河时期就利用活人进行实验。该部队从中苏边境鼠疫流行区域抓来40只疫鼠，从这些疫鼠身上抓了200来只带疫的跳蚤，再提取疫蚤毒液，给3名抗日工作者注射。结果这3个人都患上了鼠疫，在19天后先后发烧达39—40摄氏度，他们在昏迷状态中被解剖了。
（2）口服染菌食品
把实验用的细菌掺入饭食、饮料、水里或注入黄瓜、蔬菜里，对受实验者强迫灌服或让人误食，以观察各类细菌的效能。石井部队用霍乱菌、赤痢菌、伤寒菌、鼠疫菌进行过实验。该部队把蔬菜、水果、鱼肉类等食物都掺入细菌进行比较实验，结果最容易感染细菌的是蔬菜，特别是叶子多的蔬菜，如白菜类，块茎表面光滑，较少使用。把细菌注射到水果类的食物里效果更大。据石井说，撒布传染病最适当的媒介物是蔬菜，其次是鱼类，最后是肉类。731部队卫生兵古都供称：“大约在1943年初，我奉第731部队长官田部井的命令，初次参加对该部队监狱内犯人做传染伤寒病的实验。我预先准备了一公斤投有伤寒菌的甜水，然后把这一公斤的甜水用普通水冲淡，就分给约50名中国犯人喝了，据我记得的，他们都是战俘，其中有几个被实验受过预防伤寒菌的注射”
（3）比较试验
日本军医在受实验者身上交叉使用多种方法进行细菌实验。他们把这些“实验材料”分成若干组，或在每组人的身上使用的细菌菌液剂量不同，注射的次数不同；或分别使用注射、灌服、埋入等方法，以观察其结果，写出比较表。
（4）人体解剖
731部队进行人体实验，要经过临床观察、解剖观察、病理观察3个阶段。人体解剖观察一般是人感染细菌患病死亡后解剖尸体。石井部队也进行人体活杀解剖，把人当作动物来宰杀实验，而且不打麻药。活人解剖最早只在731部队进行，后来扩展到日本在华所有的医院。1942年1月，关东军宪兵队司令部第三课长吉房虎雄陪同关东军司令官原守少将视察731部队，见到血淋淋的解剖现场。他回忆：“我们沿着走廊向前约走3米向左一拐，就到了解剖室。在那里有3个日本军医挤在一块在俯视着什么，一看石井部队长来了，都立即站起，立正举手敬礼，直到石井发出‘照常进行’的话后，他们才敢恢复正常的活动。那屋里的地中间放置一个大的解剖台，上边有一具躯体，血还滴落着，一根根肋骨清晰可见。头盖骨被打开，露出脑浆的脑袋滚落在躯体的左侧，被切得七零八碎的手和脚散扔在房间的右角，血腥味扑鼻而来，连戴口罩的我们都觉得恶心。石井四郎冷笑着说：‘在这里工作得有胆量呀’！可是有的军医却成了疯子！”
（5）残酷的毒气实验
毒气实验是731部队以活人为材料的实验中最残酷的一种。石井四郎的司机越贞夫亲眼看到731部队的实验人员每天三次将被关押的中国人推进密封的玻璃柜内，分别进行一度、二度、三度的毒气实验，直至将他们毒死为止。1942年2月，由于被实验者的反抗，打乱了技师伊藤的注射试验的计划。于是他们气急败坏使用毒气将7号牢房的人全部毒死。这个日本刽子手竟毫无人性的说：“正好要搞一次毒气实验，那就让他们先享受享受吧！”同年4月，又有计划地进行一次对活人的毒气实验。那天第四部第三班正准备研制鼠疫干燥菌，要到第一班去取生菌。当上田弥太郎路过中心走廊时，突然闻到从7、8号牢房散发出来的浓厚瓦斯味，并被熏得睁不开眼睛，流着泪。
（6）冻伤实验
731部队第一部专设了一个冻伤研究班，班长叫吉村寿人，因此对外称“吉村班”。它研究的内容有：人在什么样的温度下能冻伤，不同程度的冻伤会带来什么后果，怎样治愈冻伤。1943年4月，上田弥太郎奉命到7、8栋特设监狱里给被实验者测量体温，突然传来一阵拼命的叫喊声，他看见2名警备队队员和3名冻伤研究班的人把1名中国人往一个玻璃屋里推。这个玻璃屋就是吉村班的冻伤实验室。只见穿着棉服的警备队员，强行将这个人的手浸在结冰的水盆里，不一会又给拽出来，旁边开着电扇，那个人在痛苦中倒下去，造成了冻伤。至此，残忍的室内冻伤实验告一段落。不久，上田弥太郎在7栋监狱里看见了这个被实验者，他的手指已被切去，只剩下光秃的手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