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尔滨火车站的百年历史变迁

我是夏雯静

随着日本在明治维新之后国力大增，其在东亚的影响力越来越大。甲午战争之后，内外交困的大清国国力江河日下。1896年，俄国财政大臣维特建议在满洲修筑铁路用以铁路来抵消日本在满洲的影响力，大清为保住龙兴之地随即派出了钦差大臣李鸿章与俄国签订《清俄密约》，大清和沙俄联合成立了东清铁道建设局，大清派许景澄督办出任第一任董事长。按照《中东铁路合同》规定，自合同批准之日起12个月内，铁路工程必须开工。俄国出资金与技术，北从满洲里开始，东从海参崴开始，修建铁路。
而此时的松花江边晒网场上的渔民，正享受着这片土地最后的宁静。
哈尔滨火车站
1897年8月28日，中东铁路公司在中国小绥芬河右岸三岔口附近（黑龙江省东宁县境内），举行了中东铁路开工典礼。在这一年的深秋，东清铁路勘测队的技师扎别特、巴尤金、鲁西叶夫、瓦兹尼等十几个人乘坐火轮船漂流到哈尔滨。
1898年2月11日，沙俄工程师希特洛夫斯基带领25名由各类专家组成的工程局先遣队,、乘30辆马车从海参威出发,途经三岔沟、宁古塔、吉林、榆树、拉林等地到达哈尔滨香坊，在姜家店（红旗大街附近）与俄勘测队会合。随行的还有工程师波茨夫、维索茨基、拉文斯基，气象技师维谢洛佐夫，以及两名厨师、一名医生和20名工人，还有以巴夫列夫斯基大尉为首的半连库班步兵保卫队，分别住在马家沟屯等地。
4月22日，中东铁路工程局局长兼总监工尤格维奇在海参崴发布命令，将东清铁路干线划分为13个工段，南支线划分为8个工段，并分配了各工段的施工任务。工程计划以哈尔滨为中心，分东、西、南三线，由旅顺口、后贝加尔、双城子，与哈尔滨同时相向施工。
6月9日，以副局长兼副总工程师依格纳齐乌斯为首的东清铁路工程局全体工作人员，乘“海兰泡号”汽船，沿乌苏里江、黑龙江、松花江到达哈尔滨码头（今道里江畔九站附近）。东清铁路工程局从海参崴迁至哈尔滨，驻扎在香坊永发源烧锅院内开始正式办公，并在香坊西修建了火车站，命名为“哈尔滨站”，同时宣布中东铁路全线开工。俄国后来把6月9日这一天，视为中东铁路建筑工程正式开始的日子。
1899年3月4日，东清铁路东部线哈尔滨至阿城之间临时通车。同年，在与东清铁路与其南满支线上建设秦家岗站。
1901年11月3日，东清铁路全线临时通车。中东铁路干线从满洲里车站以西的国界起，经哈尔滨到绥芬河车站以东的国界止，全长1500.14公里，中东铁路南支线从哈尔滨车站中心起，至旅顺口车站线路终点为止，全长965.79公里。
1903年7月14日，中东铁路工程局局长尤格维奇通电全路，宣布中东铁路完全建成。中东铁路干线从满洲里车站以西的国界起，经哈尔滨到绥芬河车站以东的国界止，全长1514.30公里；中东铁路南支线从哈尔滨车站中心起，至旅顺口车站线路终点止，全长974.90公里；中东铁路线路总长2489.20公里。中东铁路从1897年动工至1903年通车，历时6年，耗资3.75亿金卢布。同年哈尔滨站正式动工。
车站大街（今天的红军街），远处是刚刚落成的哈尔滨站
1904年，哈尔滨站站房竣工投入使用，秦家岗站更名哈尔滨站，也称总站或中央车站，是全线唯一的一等站。新站舍为新艺术风格，建筑面积2700平方米，中央大厅宽敞明亮，左侧为一、二等候车室和餐厅；右侧为售票室、三等候车室。

伊藤博文遇刺的地点
1909年10月26日清晨，朝鲜人安重根头戴鸭舌帽，身穿灰色呢短大衣，背着一只皮包，脖子上挂着一架照相机，一副记者打扮，前往哈尔滨火车站。而在大衣的左侧内袋里，藏着一支左轮手枪。9时30分，伊藤博文的专列徐徐驶进哈尔滨火车站。军乐队立即高奏迎宾曲，仪仗队持枪立正，准备接受检阅。伊藤博文下车后，在距离伊藤博文5米处，向其及其随从连开6枪，其中3枪击中伊藤博文，日本驻哈尔滨总领事川上俊彦等三人被击伤。
按照报纸的描述，第一发子弹击中伊藤博文时，他似乎未及察觉，仍举步向前。旋即，第二发子弹再次击中，伊藤扑倒。他身边的人赶上前扶掖。第三发子弹紧随而至。场面顿时大乱。俄国宪兵冲了过来，将开枪的人当场扭住。那人抛掉手枪，用俄语高呼三声：“高丽亚乌拉！”(朝鲜万岁)而开枪的人就是朝鲜人安重根。血流不止的伊藤博文，被随行医生抬上了专列。在半个小时后，日本枢密院院长伊藤博文抢救无效死亡。
而正是这次事件，让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城镇在国际上名声大震。
1910年2月16日，哈尔滨站开始发售至俄国、满洲、日本各地的联运客票。而哈尔滨站作为中东铁路总枢纽，站内设南北两个线群：北线群（现站台处线路）有11条线路，供东（哈尔滨至海参崴）、西（哈尔滨至赤塔）、南（哈尔滨至旅顺口）三部线的旅客列车到发用；南线群有9条线路，供货物列车编组和调车用。据《哈尔滨站志》载，哈尔滨站建站之初，客流量并不大，每天开行客车6对，混合列车3对，日均乘降旅客185人。

进入20年代后，哈尔滨进入了黄金时代。凭借着铁路的优势和广袤黑色沃土的丰富物产，哈尔滨成为了世界著迷的商贸城市，各路淘金者和躲避革命浪潮的犹太人与白俄贵族把哈尔滨作为目的地。到了1928年，哈尔滨站开始发售哈尔滨到柏林及欧洲其他大城市的联运客票。
满洲国建国纪念碑
满洲国建国后，来自日本的资本又的刺激了这个城市。1932年2月5日，哈尔滨站进行了第一次扩建，在原基础之上站房向东延伸，并先后修建了一站台至三站台地下人行通道（现北侧老地下通道）。同年，中东铁路改称北满铁路。1934年，满铁建设拉滨铁路与滨北铁路在哈尔滨接轨，哈尔滨站成为5条铁路干线的交汇点。
亚细亚号列车在哈尔滨站
1935年，满洲政府收购中东铁路，哈尔滨站收归满铁管理。同年9月1日，“亚细亚号列车”（创造了130km/h的世界纪录）驶进哈尔滨站，哈尔滨到大连的行程缩短为11个小时。

1945年，苏军进驻哈尔滨，站前广场前的建国纪念碑被拆毁。同年10月24日在车站广场前树立起苏联红军烈士纪念塔。

1960年3月8日哈尔滨老站房开始拆除，因站房建筑坚固破拆费时20余天，遐迩闻名的老站舍变成一片瓦砾，令所有老哈尔滨人唏嘘不已。同年的5月16日，新站舍破土动工，天津大学教授大胆采用北京站的设计方案。

不幸的是兴建哈尔滨火车站期间内，正经历着三年自然灾害，国家经济陷入困难。1961年，火车站两翼配楼建成后，主楼也就停止了建设，为此哈尔滨火车站主楼空缺28年，当年来过哈尔滨的人都戏称：“哈尔滨一大怪，候车室两边盖。

1972年5月，为欢送西哈努克亲王和夫人乘火车离哈，有关部门经昼夜抢建，在主楼空缺处建起一道“遮羞布”，当时正式的称呼叫艺术栅栏。
1986年4月，哈站主楼工程破土动工。
1989年10月1日竣工，竣工后的大楼依旧是一个标准的粗放建筑，此后虽然又经历了多次装修，但是在美学意义上依旧是原地踏步。哈尔滨人将新落成的哈站戏称为“远看像坟墓，近看是仓库”
1992年4月20日，哈尔滨站前广场工程开工，原苏联红军烈士纪念塔被拆除，而留下的只有哈站主楼前半月形的环廊。


现在的哈尔滨火车站
从1992年后，哈站历经了几次小的改造，但每次都被人饱受诟病。或许是老哈尔滨站在美学上取得了的巨大成功，也或许是今天令人不忍的混乱秩序，都让每天来过的哈站的人失望至极。和站前的黑出租、旅店揽客的大姐以及没钱坐车回家的骗子，今天的哈站就如同这座城市的缩影，不好不坏的依旧伫立在这片松花江畔的沃土上。
从老票房子被扒后，希望改造的声音从未消失过。2008年，在媒体信誓旦旦的新闻中，哈站改造的声音又一次迎来新的热潮。每一次新的效果图发布出来，就像过期的西地那非一样，让我们迎来一次又一次的激动，然后是一次又一次的失望。
一百年来，哈尔滨站在某种意义上就是哈尔滨缩影，从当年那座西到柏林东至太平洋的城市，到今天的一座边疆省府，哈尔滨有过不可一世的摩登，也有无处呐喊的落魄。
2015年11月，哈尔滨火车站枢纽改造工程Ⅰ标段正式启动。
文章及图片参考：
王宝滨，《哈尔滨火车站百年来的风云传奇》、《哈尔滨铁路百年史话》
北京日报，《揭秘1909年安重根刺杀伊藤博文》
东北网，《哈尔滨火车站新站效果图市民先睹为快》
渡桥的新浪博客
追忆被“特移”残害的前苏联反法西斯志士
前苏联人是“七三一”人体实验第二大受害群体






　1942年8月8日，哈尔滨市警察局给哈尔滨道外警察署文件，记载了一名前苏联人被“特别移送”，档案左侧有“特移扱”条形章。

　　编者按：

　　今年是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5月9日是俄罗斯卫国战争胜利70周年。据有关资料显示，在“七三一”部队人体实验受害者中，中国人最多，通常以“通苏”（即苏联间谍）罪名被“特别移送”，而前苏联人是“七三一”部队用于人体实验的第二大受害群体。在今年、今天这个特殊日子，让我们穿越时空隧道，一起去追忆那段惨痛的历史，愐怀那些曾经为了和平而奋勇献身的反法西斯志士们！

　　最新调查

　　“七三一”陈列馆民间发现“特移”档案上有前苏联人名字

　　提起惨绝人寰的“特别移送”，人们眼前就会浮现出上世纪40年代，日军“七三一”部队曾在哈尔滨平房区打造细菌制造工厂的场景，当年关东军宪兵队等军警机关将抓捕的抗日爱国人士及其他人员秘密移交到“七三一”部队，他们将“特移”者称为“马路大”，即实验材料，用以进行冻伤、霍乱、鼠疫等人体活体实验，同时用人体制作标本。

　　为完整揭露“七三一”部队曾在中国进行的泯灭人性的人体实验罪行，位于哈市平房区的“七三一”陈列馆的研究人员，在金成民馆长的带领下，十余年来对各地档案馆进行查阅、研究的同时，一直对民间保存的档案进行搜集。

　　2014年，研究人员在收集到的一份“特别移送”档案中发现，1942年8月8日哈尔滨市警察局给道外警察署的文件中，记载着一名前苏联人曾被特别移送至“七三一”部队用于人体实验的史实，该人名字音译为阿列克赛·道劳吾奇，这是最新发现的“七三一”部队人体实验受害者中有关前苏联人的记载。

　　最新数字

　　93名前苏联人被用于活体实验成为中国人之后“七三一”第二大受害群体

　　目前，根据已披露的档案中记载、“七三一”部队原队员证言等内容，可初步认定，在二战时期，被送至“七三一”部队用于人体实验的前苏联人至少有93名，虽然这个数字比目前档案中记载的被“特别移送”的1450名中国受害者少很多，但是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细菌战制造工厂里的第二大受害群体。

　　据了解，这93人中包括当年“七三一”部队原队员回忆和审判供词中涉及的77人，还有“特别移送”档案中记载的16人，其中有名有姓的共计9人。这些人中，有的是诺门罕战争中被俘虏的战俘，有的是在中苏边境负责谍报工作的地下工作者，还有一些是当年生活在哈尔滨的无辜平民，其中甚至包括妇女、儿童。

　　当年，被“特别移送”至“七三一”部队的前苏联人主要来源于“保护院”。“保护院”是日本情报部管辖的一个对“越境入满者”进行审查、管理的特务机关，它主要收容、关押前苏联、蒙古军队战俘。这种“保护院”有两处，一处在哈尔滨市香坊一带，主要关押前苏联战俘；一处在内蒙古王爷庙西北，主要关押蒙古战俘。“保护院”尽管戒备森严，但其集中营里也曾发生过外逃事件。1945年6月，曾有两名前苏联人从中逃出。当时的哈尔滨香坊宪兵分队接到通缉令后，命令宪兵持“逃犯”的照片搜捕，结果最终在滨洲线的列车上逮捕了这两名前苏联人。日军宪兵队不加审讯，就把这两人和另外30多名前苏联人一起移送给“七三一”部队。这是“保护院”集中营向“七三一”部队移送的最后一批“实验材料”。

　　据研究表明，“七三一”部队设立之初就是以对苏作战为主要目标的，当年“七三一”部队选址将中国哈尔滨作为大本营和实验基地，一方面因为东北土地上有可用于人体实验的“材料”，一方面是有利于对苏作战。所以，抓捕前苏联人用于人体实验，从根本上是“七三一”部队一项秘密工作。据“七三一”陈列馆相关负责人介绍，当年被“特别移送”的中国被害者多数被冠以“苏联谍者”的罪名，根本原因可能也归咎于此。但实际他们并不都是前苏联情报员，很多被害者在被捕前以各种方式参加过当地抗日武装或其他抗日活动，多为抗日地下情报人员。

　　最惨回忆

　　以预防接种为名向前苏联红军注射氰化钾

　　“七三一”部队原队员越定男在接受调查取证时回忆：“大约在战败前两个月左右，中山和我去接收了一批‘马路大’，大约40多名，都是俄罗斯人。翻译在车外告诉我，带这些从领事馆领来的‘马路大’去做预防接种，请他们下车。我也以为要给他们进行预防接种，实际上，当时的‘实验材料’已达到饱和状态，不再需要他们，只是注射像铅笔尖那样少量的氰化钾，人高马大的俄罗斯人连声音都来不及出就倒下了，就这样把这四十多个人都杀了。”

　　拿幼童进行毒气实验

　　对分娩后妇女进行活体冻伤实验

　　据“七三一”陈列馆的研究人员介绍，在被“特移”至“七三一”部队的前苏联人中，妇女和儿童占了一定的比例，据不完全统计，约有妇女儿童共十余人。一些“七三一”部队的原队员在回忆中都零零散散地提到过被“特移”的前苏联妇女和儿童，据他们供述，对待妇女，主要在无法抵抗的情况下，首先由部队人员用照相机进行凌辱，然后根据不同情况分别进行梅毒实验、活体解剖和冻伤实验。

　　“1945年7月，当时有苏联母女二人被送到‘七三一’部队。”在事隔50多年后，“七三一”部队运输班班长铃木进回忆这段惨剧时供述：“我亲眼看见过被毒气毒死的苏联女孩。入狱时，小孩非常小，非常可爱，后来被毒死了。这在我脑海中留下了非常深的印象，每天睡觉的时候像幽灵一样浮现在我的脑海中……现在说出来心里好受多了。”

　　在1944年冬季，“七三一”部队冻伤班对分娩不久的前苏联妇女进行了残忍的冻伤实验。据“七三一”部队原队员秦正氏供认：“首先让这位苏联妇女将手指浸入水槽中，然后让她拿出来在寒冷的天气里冻着，使之由激痛发展到组织被冻结，这是进行冻伤病态生理学的实验，进而用各种温度的水对此实施‘治疗’，改日重新反复地实施，终于使其手指被冻伤而坏死脱掉。”

　　最勇英烈

　　红军战士德姆琴科悬梁拷打至死不屈

　　在“七三一”陈列馆殉难者长廊中，一个特别的名字“德姆琴科”十分引人注目，研究人员从苏军所缴获的日本宪兵队文件中得知，德姆琴科是当年被“特移”的一名坚强的红军战士。

　　据相关史料记载，当年的前苏联红军战士德姆琴科被捕后，顽强地拒绝提供有关前苏联的任何情报，尽管哈尔滨特务机关把他的手脚捆绑起来，吊在屋梁上严刑拷打。德姆琴科最后被特别移送到“七三一”部队用于人体实验。

　　据研究人员介绍，当年日军宪兵对待“犯人”远比“大纲”所规定的办法残酷得多，他们企图使“犯人”肉体上遭到不可言状的痛苦，时时刻刻都面临死亡的威胁。而“无悔改之意”、“无逆用价值”这些“特移”档案中的词语，就成为他们“特别移送”“实验材料”的依据。

　　1985年8月，有3名澳大利亚籍的前苏联人专程到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队罪证陈列馆参观，他们是哥哥尼古拉、弟弟沙沙及妹妹娜达沙兄妹3人。他们在“特别移送”名单中发现德姆琴科的名字时，悲痛万分。他们回忆说：“德姆琴科是我们的爷爷，他是苏联红军战士，在诺门罕战场上被俘后被押赴哈尔滨香坊‘保护院’集中营，不久就被送到石井部队里杀害了。我们是白俄罗斯人，我们的父辈早在修筑中东铁路时就侨居哈尔滨。听父亲说，爷爷被押到哈尔滨的消息是从苏联情报机关那里听到的，我们的伯父当时在哈尔滨做谍报工作，被日寇逮捕后也牺牲于‘七三一’部队。”

　　无名英雄“魔窟”中带头奋起反抗

　　引发监狱灌毒气惨案

　　1945年，在“七三一”部队本部四方楼特设监狱中，曾发生过一场由前苏联人发起的英勇反抗斗争，“七三一”陈列馆的研究人员在向记者讲诉时称，由于“七三一”部队管理严密、有着“恶魔般”的系列酷刑手段，所以这种情况的出现是极为罕见的。

　　1945年6月上旬的一天，特设监狱7栋的一间单人牢房里传出呼救的声音，被关押的两名前苏联人中，一人佯装身体不舒服躺在地上，另一个人在急促地招呼看守。当时在7栋巡查的特别班班员走到那间牢房后，发现这种场面并没有觉得可疑，因为对于特别班班员来说，这是司空见惯的事情，于是那个班员毫无防备地打开了房门。刹那间，倒在地上的“病人”猛地跳起来向班员扑去，另一个人则上来朝那个班员的印堂狠狠地击打过去，班员在挨了重重一铁锁（手铐的锁）后，失去了防备和反击能力，两人趁班员昏迷之际，抢走了牢房钥匙。眩晕片刻后，那个班员马上清醒过来，跑到走廊和楼梯隔开的铁门那里，钻出铁门，上了门闩。这样一来，第一道关口——牢房门打开了，但第二道关口——连接走廊和楼梯的铁门是通不过的。紧下来，那个班员按了警报器，并跑到特别班办公室报告了刚刚发生的暴动情况。与此同时，试图越狱的两名前苏联人迅速打开各牢房的铁门，催促“囚犯”们逃跑，一些被实验者也从牢房里跑了出来（当时，“七三一”部队为方便随时提取或补充“实验材料”进行细菌实验，为特别班设置了一把能打开所有牢房的万能钥匙）。接到报警后，“七三一”部队立刻派来增援人员，在楼内楼外将特设监狱团团围住。他们当场开枪杀害了领头的前苏联人后，拿出高压瓦斯瓶，接通胶皮管。然后，一名手拿胶皮管喷嘴、戴着防毒面具的队员，从他们竖起的高大的梯子爬到7栋楼房的最高层，接通特设监狱的换气筒，打开瓦斯阀门。随后，毒瓦斯通过换气筒从7栋二楼的各单人牢房的通风孔涌了进去，仅仅几分钟，监禁在7号监狱的人都被熏死了。据上田弥太郎供述：“当时是部队长石井四郎命令使用毒瓦斯的，把7号监狱的人全部毒死。为此，‘七三一’部队还曾受到关东军司令部的责备。”

最近看了两部谍战电视剧《雪狼》《悬崖》，剧中都提到了“特别移送”这个词，搜集了一些资料，请阅读。
日本关东军第七三一部队，是日本军国主义准备细菌战的特种部队，在战略上占有重要地位。日本军人所谓的"小小的哈尔滨，大大的平房"，在某种意义上正说明了这一点。就其规模来说，实属世界上最大的细菌工厂。就其地位来说，它归属日本陆军省、日军参谋本部和日本关东军司令部双重领导。人事配备是很强的。拥有从事细菌战研究工作人员二千六百余人，其中将级军官五名，校级军官三十余名，尉级军官三百余名。从一九三六年到一九四二年七月由石井四郎中将为部队长，一九四二年八月到一九四五年二月北野政次少将接任部队长，一九四五年三月到同年八月石井四郎又重任部队长。它的直属各个部以及各个支队都配备佐级军官负责，对一些重要部门都配备了少将级军官负责。
731部队与关东军宪兵队相互勾结，由日本关东军宪兵队抓捕用于实验的人员，以供应731部队使用。1938年1月26日，日本关东军宪兵队制定了“特别移送”的通牒，规定了移送人员的标准（1943年3月12日以“关宪高120号”文件重新发布）。为了掩盖罪行，关东军宪兵队将这个行动称为『特移扱い』（即：特别移送处理之意） ， 所以『特移扱い』成了各地宪兵队向731部队秘密输送活人充当实验材料的隐匿称谓。日军将被“特别移送”的人员称为“马路大”，现已发现的档案记载的受害者有中国人、苏联人、蒙古人和朝鲜人等抗日志士。
所谓“特别移送”标准，依据1943年3月12日日本宪兵队以关宪高第120号文件发布内容：
　　1、依其罪行程度，预料到必须判处死刑或无期徒刑，并没有被收买和利用价值者；
　　2、一贯进行间谍或破坏活动分子，至今仍怀有亲苏**思想，并没有收买和利用者；
　　3、虽然预料到该犯提交到法庭审判后将被释放，但属于鸦片吸毒的无家可归的游民，而且顽固地怀着**情绪，并无悔悟表现，甚至有重新犯罪的严重危险者；
　　4、当过抗日游击队员或从事具有同等危险作用活动，无接受感化希望者；
　　5、因参加秘密活动，而其生存极不利于军队与国家者；
　　6、与“特别移送”的犯人同一思想，罪行虽轻，但不宜将其释放者。
　　日本宪兵队把被捕人员划分为“间谍”和“思想犯”，并根据“犯人”类别、罪状规定了移送人员的标准。1943年被“特别移送”人员数量达到高潮，而此时731部队实施人体实验正处于疯狂期，促使被“ 特别移送”人员的数量大量增加。
不仅所有“亲苏**心理”的人都要送去消灭，就是被日本宪兵怀疑与“政府”有敌对行为和情绪的人，也可送去做实验品。除了日本宪兵队把人送往各细菌战部队做实验外，日本关东军情报部(哈尔滨日陆军特务机关)也把人送往第731部队用细菌杀害。关东军情报部负责管理外国人集中营，即“保护院”集中营。这种“保护院”有两处：一处设在内蒙古地区的王爷庙(现内蒙的乌兰浩特)，收容所关押以蒙古人为主的战俘。另一处设在哈尔滨市郊香坊一带(现黑龙江省气象所附近)，这里关押的主要是苏军战俘。“保护院”集中营是特务组织处理和策反被俘人员的基地。他们以策反为目的，进行刑讯，对不顺从者，便视为极端危险分子，“特别移送”到第731部队或第100部队作为细菌研究实验品。
原关东军司令部干部部部长田村，于1945年夏天视察第731部队后，向关东军总司令官山田乙三报告称：“我前往考察，先引我到秘密监狱，里面有许多人，都用镣铐锁住。石井告诉我，这些活人都是由日本宪兵队和作战部队送来的，都是要加以消灭的。”另据曾任“保护院”集中营副主任兼情报调查处处长的山岸研二在伯力军事法庭供认：从“保护院”往第731部队“特别移送”犯人，是从1942年开始的。仅在1945年的8个月中，就有约40名苏联人被“特别移送”到第731部队杀害。
当年日本驻哈尔滨领事馆，也是细菌战部队“实验材料”的转运站。据石井四郎的司机越贞夫说：“当时石井部队每两天去一次哈尔滨市内的日本领事馆地下室，接收几名中国人，这些中国人大都是用列车运到哈尔滨的，他们被换上日军的军服，戴上手铐，关在列车的最后一节车厢里，一下火车，立即被宪兵队关押。石井部队运送中国人使用的载重量为四吨的卡车，叫做‘移送特别车’，都伪装成公共汽车的样子。”据日本宪兵署的文件记载，自从1939年起，就有“特别移送”之事，日本关东军宪兵司令城仓少将于1939年下达过将30名俘虏“特别移送”到石井部队的第224号命令。命令明确规定：“第二批特别移送人员约90名除留下60名送到目的地外，其余的人在哈尔滨站即交付石井部队长。”并要求“须事先将应交付石井部队的人员区别开来，以免在交付时发生延误”。
还要求“哈尔滨宪兵队长须与石井部队长取得密切联系，保证在哈尔滨站及以后途中竭力防止外国侦探，并采取必要监督办法”。 凡是“特别移送”的“犯人”，都被关东军宪兵队用特别囚车或专用汽车押送到各细菌部队。在运送期间，为了保密，沿途戒备森严，关东军宪兵司令部曾颁发特别命令，“特别输送”的“犯人”，都要戴上手铐脚镣。
曾在第731部队动力班当过劳工的人证实：差不多每星期六下午都有一辆囚车开来，把在押人员从南门或东门押进“兵营”(当时中国人称呼四方楼的大院为“兵营”)，只见成年累月地往里抓人，但从来没有一个人能够活着走出来。这些被抓来的人都押在“方型楼”中间的秘密监狱里。
据原第731部队细菌生产部长川岛清在伯力军事法庭上供认：从1940年到1945年8月，每年有五六百人被“特别移送”到第731部队。伪满陆军宪兵队日本顾问立花武夫供称：“我管辖下的宪兵署特务处所审讯的一些人，必须予以消灭”，“在这些人当中，有极端仇视日本的在满洲的游击队员，我们把他们送到第731部队加以消灭”。
石井四郎曾竭力要求增加按“特别移送”手续运往第731部队的人数。因此，每当宪兵队长或特务机关长前往该部时，石井总要亲自带他们视察第731部队的细菌实验室和监狱，使他们相信，凡是被押送到第731部队的人都是真正被消灭了，新到的“犯人”也要作同样的处理。前哈尔滨日本宪兵署副官木村在被审讯时供认：“在一次石井与哈尔滨宪兵署长春日芳谈话时，石井四郎说，相信将来和过去一样，继续得到被捕的人做实验。”在中国东安县当过宪兵队长的上坪铁一中佐，曾随日本“中国归还者联络会(正统)”第五次访华团于1978年7月19日下午来到哈尔滨市平房，他忏悔地说：“1944年经我手批准把22名称为‘间谍’的中国人送到石井部队做了细菌实验，这实际上是我杀害的，我是有罪的。战后30多年来我一直感到不安，今天我有机会到中国平房，终于找到了赔礼谢罪的机会。”
日本投降前夕，关东军宪兵队在撤离前将有关档案大部销毁，但有很少的一部分未来得及销毁而被幸运地保留下来。1999年，黑龙江省档案馆对外公布馆藏“特别移送”档案66件；2001年，吉林省档案馆公布馆藏“特别移送”档案277件。目前，在已发现的“特别移送”档案中证实，当年被移送的人员大多来自中国。此外，还有一部分被移送人员来自前苏联、蒙古、朝鲜等国。

我是夏雯静

中央大街、靖宇街、红旗大街、中山路……生活在这座城市，每个人都能随口说出一串耳熟能详的街路名称。几乎每一条街道都有一段传奇故事，故事中都留下了哈尔滨浓郁历史文化的烙印。老街名是城市文化遗产的一部分，街路名称的变迁也见证了哈尔滨城市发展和进步。记者从我市民政部门获悉，我市目前有街道2000余条，近10年来，随着城市改造和变迁的脚步，100多条老的街路名称已消失，有部分街路名称在历史变革中几度变化。老街路名成了城市一道特殊的文化记忆。

    消亡老街永刻记忆

     道外区曾有条哈尔滨最古老的街道——天一街，旧称“裤裆街”，目前已经消失。200多年前，这一带水泊、沼泽、小河纵横交错，草木茂盛，是哈尔滨渔村的发源地。乾隆年间，开始有人在此捕鱼贡鲜。1870年，村民在此开设当铺、小店，形成“人”字形街，由此得街名。当时“裤裆街”两侧居民多为山东人，他们在此打鱼、跑船、行商、种地，所以街两侧山东文化气息最为浓烈。1933年，因“裤裆”二字不雅，改称天一街。如今，市政府打通太古街，曾是“断头路”的太古街，在旧平原巷小街的基础上，直通承德街。这样一来，具有百年历史的天一街、平原巷、五柳街就不复存在了。

     道外区的街巷中，最有名的要算是“桃花巷”了，虽然这个名字已消失多年，不过有些老人现在还喜欢用这个名字。“桃花巷”的西巷口是景阳街、承德街、中马路三街交会处，交通便利。东巷口与南头道街、南勋街、太古街、延爽街、天一街五街会合，商家林立。“桃花巷”当时是著名的餐饮服务一条街，客栈多、旅馆多，不过很多人记得它还是因为这里的烟馆和妓院。“桃花巷”一带也是老道外胡同最集中的地方，有染布的“染坊胡同”、有小饭馆和小客栈积聚的“新市巷”，北头道街附近的“张包铺胡同”有著名的张包铺。

    一条老街一段故事

     一个地方的街名，往往可以表现一个地方的文明。它所包罗的文化内涵是极为丰富的，而且形成了一种难以磨灭的、历史的集体记忆。

     提起“国境街”，很多人会感到陌生。其实，它就是今天的承德街。1898年中东铁路在哈修建后，将香坊、南岗、道里划为铁路租界，号称“哈尔滨铁路城”。而将傅家店，田家烧锅圈出，成为“哈尔滨铁路城”的城外乡村。当年，俄人与华人以“国境街”为界各设警署，分别治理，“国境街”由此得名。1926年，“国境街”改为承德街。1933年7月1日，滨江市（即傅家甸）正式并入哈市，直到这时，“国境街”的划界“使命”才正式结束。

     大家熟悉的红军街，原名车站街、霍尔瓦特大街，建于1898年。街上靠近火车站左侧最前边那座俄式建筑，现在是哈铁招待所，当年是俄国“官官克路布（俱乐部）”，是寻欢作乐的休闲场所。日俄战争时期，曾作为临时伤兵医院，后一度改为俄国总领事馆。日伪统治时期变成接待军政要员的大和旅馆。再向前几步，一座欧洲古典文艺复兴风韵的小楼，现在挂着“黑龙江省工商联合会”的牌匾，当年是赫赫有名的华俄道胜银行。车站街的右侧，从上往下，头一座是巴洛克式建筑，现在的博物馆当年是莫斯科商场。往下坡，现在的哈铁俱乐部当年是令人毛骨悚然的日本宪兵队驻地。再往下，是日本总领事馆（现哈铁公安局）。1949年，为纪念苏联红军，便有了“红军街”这个街名。

    600余街路曾经易名

     随着历史的变革，我市很多街路的名称几次变迁。修建中东铁路时期，道里、南岗、香坊不少街道用俄国人名命名，如霍尔瓦特大街(现中山路)、马克西莫夫街(现宣化街)、利洛列夫大街(现安国街)等。东北沦陷后，伪哈尔滨市公署以伪帝制年号和伪善的面孔命名了一些街道，如康德路(现康安路)，大同路(现新阳路)、兴满大道(现和兴路)等。这时期，还用日文命名了一些街道，如柳町(现柳树街)等。

     哈市不少街名还曾用国名命名，这些街路多是各国侨民初来哈市时的落脚点和居住比较集中的地区，如日本街(现道里西六道街)、高丽街(现道里西八道街)、比利时街(现比乐街)、罗马尼亚街(现芦家街)等。哈尔滨解放后，一些有奴役色彩的街名都改了名，如协和街改称人和街，康德路改称康安路等。“文革”期间，我市一些街道又改名了，如中央大街被改称防修大街，友谊路改称反修路，地段街改称反帝街，康安路改称红卫兵路等等。粉碎“四人帮”后，一些街道又恢复原名。2003年，南岗区奋斗路恢复了历史上曾经使用的原街名——果戈里大街，突显了俄罗斯风情。

     据悉，我市先后有600多条街道改过名称，如高谊街曾三易其名(哈萨克街、高士街、高谊街)，康安路四易其名(康德路、康庄路、康安路、红卫兵路、康安路)等。

     一段街路记载着一段历史，那些具有历史纪念意义的老街路的消失令人心痛。可喜的是，记者从有关部门获悉，目前市、区地名部门正在对哈市的街路进行整理，并有望恢复一些已消失的老街路名称。



敬兰芝：我是国际抗日组织的情报员

我原名叫敬兰芝，解放后改名叫郭敬兰。我是在1922年农历十二月初三生于望奎县双龙镇。现是哈尔滨市测绘仪器厂退休工人。头几年在香坊区住，去年搬到哈尔滨汽车公司职工家属宿舍动力区哈平六道街10号7栋4门二楼住。
提起日本鬼子我恨得咬牙切齿。他们不仅害了我丈夫朱之盈和我老叔敬恩瑞，而且害了牡丹江国际反帝情报站的张慧忠．吴殿兴．孙朝山等同志．事情整整过了五十年回顾往事，还记忆犹新。
我们家原住望奎县“九．一八＂事变前几年搬到哈尔滨。我长辈哥仨，伯父叫敬恩会，我父亲叫敬恩德，排行老二。我老叔叫敬恩瑞。我们这一大家十一口人一起逃荒来哈尔滨的。我记得父亲用箩筐挑着我和哥哥敬锡成。因我父亲和老叔都在哈尔滨铁路上找到了工作，因此，我们全家都住上了铁路官房。
记得我八岁那年（1931年）家住在哈尔滨市道里区偏脸子那一带叫“莫斯科兵营”的地方――民兴街240号。那是栋俄式平房共住八家，我们是第七家。哈尔滨发大水那年（1932年），我家又搬到工程街。不久，父亲辞去了哈尔滨火车站巡办的职务，到哈尔滨道外的市劳动工会组办的棚贡组合当记帐先生，于是把家又搬到道外南小六道街，后搬到南七道街260号。
我们在道里住那时，就知道我老叔敬恩瑞在哈尔滨火车站当搬道员，改名叫敬金铭。他交了不少朋友，有个叫“老于”的，他外号叫“于小手”，还有个叫“大摩登”的矮个女人龙桂洁。还有在哈尔滨站当工人的王成林，他们都和我老叔经常来往，不知他们在一起都谈论些什么。
老叔对我格外好，我十岁那年都念三年级了，他经常在下班后买些糖块给我吃。我下学后或者是星期天，他常领我去逛公园和江沿。有一次，他领我进了道里公园（现在的兆麟公园）不一会儿，他掏出钱让我去买冰棍，当我回来一看，他和“大摩登”女人在唠喀，先前唠些什么我不知道，当我接近时听他们竟说些家常话。回来的时候，老叔不让我把见到“大摩登”的对别人讲，人家问也不能说。有一天晚饭后，老叔要领我到“大摩登”家去串门。我问她怎么叫“大摩登”？老叔说：她家有钱，穿的阔气，因此大家都这么叫她。
　我家距“大摩登“家不远，我俩到那一看，家里摆设确实很阔气，一色俄式家具，衣架上挂着反毛的裘皮女大衣。龙桂洁把我领到另一间小屋哄我玩，我老叔和龙桂洁的丈夫张慧忠在屋里关着门谈话，没让我听。在那大约二十分钟，我和老叔就回来了。
　  1934年（几月份忘记了），我家搬到道外南七道街260号。这时，我又发现有个姓于的和我老叔接触。大约二年后，那个老于，还有张慧忠，龙桂洁都不见了，后来听说我老叔和他们都去了天津。那时我恍恍惚惚知道他们在做什么秘密工作。真正知道他们做反日地下情报工作，那是以后的事情。
1939年末，我老叔突然从天津回到了哈尔滨，说到牡丹江去找活干，在哈尔滨没怎么停留就带着我老婶和敬秀兰、敬锡林、敬桂兰等他们全家人去了牡丹江市。
不几天，我当老叔来到哈尔滨，当我母亲给我提亲，说牡丹江四站有个叫朱之盈的木工挺般配，母亲看我都十七岁了，也应该找婆家了，于是同意了这门亲事。我跟老叔支特丹江后，就与宋之盈结了婚。
朱之盈是山东人，中等个头，圆脸尖下颚，大眼睛，性情温和，会一手木工手艺，结婚那年二十二岁。我们住在西三条路附近的铁路官房，距老叔家不远。
老叔和在铁路车站上干活的吴殿兴．孙朝山都常来我家，有时张慧忠也来。不管他们谁来，朱之盈就叫我在外边看着点，如果发现有可疑的生人，就给屋里通信。有时，张慧忠晚上来的时倏，朱之盈就让我把房门销上，然后站在院外放哨，三十多分钟以后才让我开门进屋。我知道他们在屋里发报。
因为在这以前，朱之盈领我去哈尔滨取过电台。那是1941年春天，朱之盈说要领我去哈尔滨看望岳父岳母大人。临走时，他拎着事先做好的手提木箱。我们在哈尔滨站下车后，让我跟他去办一点事，然后再到我妈家。我们走到喇嘛台西南那片苏联房时，让我在外边等着，他拎着那个木箱出来了，小声地对我说：箱子里装的是电台，要马上带加牡丹江，因此就没有时间去看望爸爸、妈妈了。在路上，不论遇到什么情况，也不能暴露我们的身份。在这种情况下，我只好同意快点离开哈尔滨。
上了火车，朱之盈把装电台的木箱放到货架上，我们在隔着一排座席上坐着，但稍一抬头就能看到那个箱子。车开动了很长时间，警来检查，只是往那货架上看了一眼，就过去了。我们顺利地回到牡丹江。我们这部电台给了张文善。我去牡丹江不久，就知道张慧忠改名为张文善，我老板也改名为敬子和。有一天，敬子和跟张子善赶着马车给我家送拌子，随后装草料的草袋子扔在那，朱之盈替他们保存着。后来朱之盈告诉我，从哈尔滨取回的那部电台放到咱家用了。张文善在晚上来我家几次后，又在白天他们来车把那个藏电台的草袋子取走。
1941年7月17日晚上，没见上班的朱之盈回家，我就到邻居的职工家去打听，他们说上午还看见了朱之盈，下午就没看风他。我犯了寻思：朱之盈可能犯事了！
大约晚上六，七点钟，闯来了一伙武装宪兵，有二个宪兵氢着门口，其余的宪兵进屋到处搜查，没有翻到什么东西。日本人问我，朱之盈是干什么的？电台藏在什么地方？我回答说：“朱之盈在铁路上班，没见过什么电台。”
日本人看没刘出什么重要的事情，便用吉普车把我押到宪兵队。
在拘押室，我看到了龙桂洁及其二个孩子，还有我老婶都在里面，不知他们是什么原因抓进去的。
龙桂洁说：“早上二点多钟，宪兵队就氢张文善抓来了，还听老婶说老叔已经逃跑了。”
晚上，敌人把我们挨个地提出去审讯，我看到龙桂洁她们回来时，都是遍体鳞伤。

敬兰芝：我是国际抗日组织的情报员

半夜以后，轮到我受审了，在一个小屋里，敌人扒光我的衣服，一边用鞭子抽打一边审问：
朱之盈是干什么的？他都做些什么活动？
我说：他是车站的木工，除了上班工作，没见他干些什么。
日本人说：你是反日的情报员，难到不知道他干些什么？
我说：我是家庭妇女，确实什么也不知道。
第二天，日本鬼子把我带到二楼审讯室，我看见丈夫朱之盈在那里跪着，他衣服被撕破了，满脸是血，看样子是刚上过刑。
敌人当朱之盈的面，一边打一边审讯，打得我死去活来。
朱之盈气愤地说：不要打她了，她确实什么也不知道，事情都是我自己干的，有什么话和我说好了。
敌人又没问出什么，于是把我俩分别押回拘押室。”
一周以后，敌人看问不出什么，于是决定把我和龙桂洁释放。临走时，敌人哄骗我俩说，如果能找到敬子和，就可释放张文善和朱这盈。
我们没有上敌人的当，回家以后，哪也不去，过了几天色和龙桂洁一起去探监，但没有见到人，宪兵队说，他们全押送到哈尔滨宪兵队去了。
我和龙桂洁又到哈尔滨去找，连门都摸不到，于是我回到牡丹江收拾一下东西，就回到了哈尔滨娘家。龙桂洁把家俱处理后，带着两人孩子了回锦州了。
我不知这些事，庄克仁是怎么知道的，可是庄克仁始终在帮助寻找我们的亲人。记得1950年以后，庄克仁来信说，我丈夫朱之盈、孙朝山、吴殿东都被日军731部队给杀害了。只是张文善和1942年被捕的敬子和下落不明，但肯定是说，他们是被日本人害死了。
1988年韩晓同志在北京会见庄克仁回来后，在香坊找到了我，他有根据地对我说，敬子和也是死在731部队。张文善是“牡丹江事件”的主犯，并和其他三人一起被押往哈尔滨，因此死在731部队的可能性很大。我把这个消息告诉了肇源的敬锡林。




当年抗日组织女情报员状告日本政府

18岁参加反日情报组织
敬兰芝1922年1月出生于黑龙江省望奎县。1926年秋随父亲、叔叔逃荒到哈尔滨。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占哈尔滨。当时敬兰芝才9岁。敬兰芝的三叔敬恩瑞是1934年加入国际反帝情报组织的情报员，他十分喜欢聪颖、漂亮的侄女，经常带小兰芝看电影、逛公园。小兰芝渐渐发现：三叔和一些朋友间有许多秘密。小兰芝清楚地记得，常找三叔敬恩瑞的有王成林、张慧忠、庄克仁、龙桂洁，这些人都是反日情报人员。
1939年初，上级组织派张慧忠和敬恩瑞到黑龙江省牡丹江市。春天，敬恩瑞回家，和敬兰芝父母说：“我给兰芝找个婆家，是牡丹江的一个木匠，人老实。”
就这样，在父母同意、三叔敬恩瑞的撮合下，17敬兰芝来到牡丹江同朱之盈结了婚。
结婚后，夫妻二人非常恩爱。不久，改名为张文善的张慧忠来到了牡丹江。从此，敬兰芝在敬恩瑞、朱之盈的带领下,也逐渐成为一名坚强的反日情报人员。

宪兵队里的七天噩梦
1941年7月17日早晨，朱之盈去上班。下午5点多钟了还没有回家。敬兰芝急忙找丈夫的同事打听。同事告诉他：下午就没见到朱之盈，不知到哪里去了。
晚上7点左右，一伙日本宪兵闯进敬兰芝家中问：
“这是朱之盈家吗?”
敬兰芝答：“是。”
一个宪兵上前不由分说，把敬兰芝推到墙边，猛踢两脚；宪兵、翻译在屋中翻箱倒柜，到处翻找，见没有找到“目标”，就把敬兰芝用枪逼上吉普车。

敬兰芝被推搡进宪兵队的一间屋里，宪兵队小头目问敬兰芝：
“你丈夫是干什么的?”
“牡丹江车站木匠。”敬兰芝答。
“他背地里干什么?”宪兵队小头目睁着血红的眼睛喝问。
敬兰芝的一连串的“不认识”、“不知道”，惹火了宪兵们。皮带雨点般打在她的身上，敬兰芝昏死过去。
第二天，两名宪兵又把敬兰芝抓去审讯。敬兰芝一走进屋子，就看见戴着手铐、脚镣，衣服破烂不堪，脸上血迹斑斑的丈夫。宪兵当着朱之盈的面对敬兰芝拳打脚踢，用鞭子抽……敬兰芝被宪兵折磨得一声声惨叫，昏了过去。
第四天晚上，宪兵又把敬兰芝从黑屋拉出提审。宪兵反复问：
“敬恩瑞是你叔叔，他上哪里去了?”
敬兰芝回答的依然是那三个字：“不知道。”
皮带、皮鞭雨点般落下……
敬兰芝再一次苏醒过来时，突然听到不远处传来的惨叫声。敬兰芝摇摇晃晃想站起来，却站不稳。屋里的两个宪兵把敬兰芝拖到另一间屋中。这是敬兰芝与朱之盈狱中最后一次见面。只见朱之盈被吊在一个木架上，头低垂；衣服撕开了，皮开肉绽，血肉模糊。
第7天早晨，宪兵又把敬兰芝拉出来，告诉她：“把敬恩瑞找到就放朱之盈。找不来就打死他，让你永远也见不到你丈夫。”边说边连推带打把敬兰芝推出房去。
拖着遍体鳞伤的身体，敬兰芝迷迷糊糊回到了家里。

“寻亲”漫漫长路
敬兰芝回了家，怕牵连别人，更怕宪兵们抓到敬恩瑞，她除了到一家私人小医院治被打断的手腕，哪儿也不去。
正当敬兰芝日盼夜想挂念狱中的丈夫时，突然有个姓张的商人来找她，说自己因一起“经济案件”被抓进宪兵队，曾同朱之盈押在同一间牢房。放出前，朱之盈把家里住址告诉他，让他来看看敬兰芝，并嘱咐妻子给自己送几件衣服，然后回哈尔滨娘家去住。
“他怎么样了?”敬兰芝颤声相问。
“老朱放出来的可能性不大了。”张掌柜低下头，长长地叹了口气说。
1945年“8·15光复”，日本鬼子战败了。敬兰芝盼啊盼，丈夫还是没回来。
195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已半年多了。一封北京来信终于证实了：叔叔敬恩瑞和丈夫朱之盈已被日军“731部队”杀害了。这则消息是从1950年前苏联军队所缴获的日本宪兵文件中获取的。
这一噩耗对于敬兰芝来讲，不啻五雷轰顶。世界和平了，祖国光复了，但日夜思念的亲人却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四赴东瀛据理力争
1991年，日本东京沙林地区在施工中挖出了大量用于实验的人骨。经验定：“挖掘出的头骨为原日军“731部队”所为。日本政府欲草草火化了事，但遭到中国、日本人民及友好社会团体和人士的强烈抵制。
1993年8月4日—16日，已从哈尔滨市测绘仪器厂退休多年的敬兰芝老人，作为“731部队”受害者遗属，应日本“亚洲殉难者铭心会”邀请，首次赴日本，参加“731部队展”。
1995年11月26日，敬兰芝在女儿郭曼丽等人的陪同下，二渡扶桑。当时74岁的敬兰芝老人在女儿郭曼丽的搀扶下走出舷梯。早已在停机坪上等候的一大群记者蜂拥而上，争先恐后地把镜头对准母女二人。
敬兰芝面对前来迎接自己的日本律师调查团团长尾山宏先生、律师渡边春已先生、日“731”实行委员事务局长渡边登先生、“二战受害者”支持会岛山润子先生等各界代表和100多位各大媒体新闻记者及友好人士，发出了自己的心声：
“我叫敬兰芝，今年74岁，中国籍……这是我第二次来日本。此刻的心情和我第一次踏上这块国土时同样的沉痛牎我想告诉大家，当你们听完我的遭遇，了解了我的不幸，我的祖国和人民及我们共同经历过的那个时代的不幸，你们的心情想来也同样不会平静……”
1995年11月29日下午2时。日本东京地方法院，“中日民间受害者赔偿案第一案”进行第一次口头辩论。在法庭上，敬兰芝的控拆使听众席上许许多多的日本人泪流不止，特别是女翻译泽芳女士。原来泽芳女士和敬兰芝约定：在敬兰芝讲话过程中，为防止“失态”，泽芳女士以碰敬兰芝胳膊为暗号进行“停顿”。想不到的是老人的血泪控拆，使台上台下一片哭泣，哭得最厉害的是泽芳女士。她不时的抽泣触动了敬兰芝，她不得不停顿一下……
“在50多年前的那场战争中，就是你们的同胞、你们的先辈，凶残无比的‘731部队’，夺走了我叔叔敬恩瑞、丈夫朱之盈的生命，并以极其残忍的手段害得我终身致残。失去亲人的痛苦伴我度过青春岁月，国恨家仇伴我走过人生的大部分旅程。如今，泪水和悲愤仍然煎熬着我晚年的生活。”
“我此行日本的目的有两个。一是通过东京地方法院民事诉讼程序，要求日本国政府对于二战期间，日本‘731部队’以非人道主义手段杀害我的叔叔敬恩瑞、丈夫朱之盈以及对我个人身体造成的伤害给予应有的赔偿；二是强烈要求日本政府无条件归还现存日本国内的‘731部队’中国受害者遗骨……”
法庭经过长时间的辩论后，法官宣布休庭。敬兰芝的律师们高兴地对她说：“这次开庭，法官站在中间立场上稍有倾向于我们。您的陈述打动了审判长，打动了被告的律师。”
在日本的17天里，敬兰芝和女儿郭曼丽先后在东京、京都、仙台、高知等20多个大中城市参加集会和讲演。原“731部队”部队长石井四郎的专车司机，今年84岁的日本老人越定南，拉着敬兰芝的手，泣不成声：“我要向中国人民赔罪，向您和受害者赔罪。我愿意为您出庭作证。”并把三本自己最近在日本公开出版的专著《一个“731”队员的告白》赠送给敬兰芝老人，深深鞠躬表示谢罪。
1999年9月17日，东京地方法院第三次开庭审理“中日民间受害者赔偿第一案”，敬兰芝第四次踏上日本国土。9月22日，东京地方法院做出判决，在承认“原告所说的旧日本军人进行了非人道的迫害是事实”的同时，驳回了敬兰芝等人的诉讼要求。只是说“我国（日本）应该真诚地向中国人民谢罪。”原告及律师团均表示不服，并准备继续申诉到日本东京高等法院。
从1993年8月4日至今，已是79岁高龄的敬兰芝四赴东瀛，状告日本政府，进行民间索赔。她不顾日本右翼势力阻挠，作控诉当年日军暴行的专场报告400余场次，震动日本朝野，被誉为“中日民间友好大使”、“和平老人”。
　　今年春天，当敬兰芝从电视、报纸上听说歪曲史实，欲招日本军国主义之魂的“教科书事件”再次出笼时，激愤异常。她决心今年9月，五赴东京，向日本政府“讨还公道”，继续她长达7年之久的艰难诉讼。

我是夏雯静

[关键词]七三一部队；上田弥太郎；细菌战；中央档案馆
　　一、引言
　　自1931年“9・18”事变起，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战火，在中国大地上整整燃烧了14年。中国人民遭到了空前的灾难，付出了巨大的牺牲。经过长期的浴血奋战和各种形式的艰苦斗争，终于同世界反法西斯人民一道，取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1954年9月3日，日军第七三一部队成员上田弥太郎接受讯问，同年12月5日，段殿卿将其日文供词译成中文，并经上田弥太郎本人确认后无误。并于1956年6月21日，上田弥太郎国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张鼎丞宣布上田弥太郎等在押日本战犯第一批335名从宽处理，免予起诉，即行释放。该供述档案现存于中央档案馆，是十分宝贵的第一手档案资料。
　　二、上田弥太郎生平
　　上田弥太郎，1971年生于香川县。从1941年到1943年任第七三一部队第四部（细菌生产部）三谷班实验助手。1944年任军医。日本战败投降后混入中国东北民主联军充当军医，1953年9月被武汉公安局逮捕，同年来到太原，后释放回日本。
　　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东北后，于1936年由中将军医石井四郎组织了细菌工厂，到了1940年又扩建，在天皇裕仁直接指挥下挂着“关东军防疫给水部”的幌子。上田弥太郎曾为关东军防疫给水部石井部队，即第七三一部队川岛队三谷班队员、研究员，在供述中表明其从1941年到1943年在七三一部队工作。石井四郎为了使上田弥太郎更好的服务，他就说：“将来的战争是科学战。细菌战的前途是非常大的。”他又说：“科学是没有国籍的。但科学者有祖国，为了祖国应该努力研究。”他公开煽动细菌战和民族仇视，又把上田弥太郎们的宿舍称为“东乡村”，给上田弥太郎们灌输军国主义思想。上田弥太郎在这种思想支配下从1943年4月到5月之间，和小林信、江田武一一同在第七三一部队秘密监狱第七栋房中，在10名中国人民身上注射细菌，杀害了其中的4人。
　　一九四三年四月上田弥太郎在满洲国滨江省哈尔滨市外平房任日军满洲第七三一部队第四部第三班（关东军防疫给水部石井部队川岛队三谷班）研究室任雇员工作时，在曹长江田武一的指示下，以作为活体实验之助手，进行对在七栋房内的中国人（禁闭的中国人）活体实验进行了观察，事后上田弥太郎根据指示，每日将被检者五名之血液，进行了检查，以及血液培养，体温测定等工作，使用于被检查者之细菌是鼠疫菌，但对使用量及使用方法方面上田弥太郎是不了解的，并在这观察期间之一周内曾有一名死亡，但对死亡者之特微以及死后的处理方面田弥太郎是不了解的，根据推测是运到解剖室，进行解剖后，放到锅炉中烧毁了。
　　三、上田弥太郎与日本关东军第七三一部队
　　一九四三年五月，上田弥太郎在满洲国滨江省哈尔滨市任日军满洲第七三一部队第四部第三班（关东军防疫给水部石井部队川岛队三谷班）研究室雇员工作时，在小林技工之指示下，进行了活体实验的观察助手，上田弥太郎受到小林信技工之指示，在七三一部队内的被检者监禁所之七栋房内，对五名被检者进行了血液检查，血液培养、 测定等工作，并向小林信进行了报告，在此次试验时使用之细菌是鼠疫菌至于使用方法上田弥太郎推测是注射的，其根据是在该日之早晨在小林技工之桌上有注射器和菌液等，另外在被检者之肘部有注射时所刺之痕迹，根据事情之经过很快所以才推测的，在上田弥太郎进行观察之第二日时，有两名死亡，又在翌日早晨测定体温时又知道被检者内又有一名死亡，一面向小林信报告，一面叫该处警备员将尸体由监房内拉出，上田弥太郎看着放在平车上后，共同到解剖室去了，尸体拉入解剖室后，不费事地进行了解剖，事后将尸体投入锅炉中烧毁，此尸体之特征是年纪有五十来岁该人手指特别细，看来好像一个不甚劳动的人之外，没有别的特征，又在同日下午死亡一名，至于死后之处理上田弥太郎是没有参加，翌日又死亡一名，该人之特征记不清了，死后之处理上田弥太郎亦没有参加，但上田弥太郎推测一定将尸体解剖后，投入锅炉中烧毁了，此试验之目的，是将在研究室内试验之细菌，确定实际对人体之作用以发生的效力，更进一步地为了用强烈毒力来做研究细菌资料而施行的。
　　一九四二年二月至一九四三年七月止，上田弥太郎在满洲国滨江省哈尔滨市外平房任日军满洲第七三一部队第四部第三班（雇员）统计事务室兼研究室工作时，作为小林信技工之助手，参加了对细菌热之影响试验（对细菌溶媒之影响），此目的是为了防止在细菌弹爆炸时所发生之热量，以致将细菌死灭等，以及加入溶媒物之研究，上田弥太郎担任了小林技工的将菌株放入溶媒物内，并把经过热量所发生之作用的细菌进行了培养，并证明是否能生存等工作，又在此期间内以小林信之助手参加了传单之研究，并将细菌混入墨汁中用纸写成字后，让其在自然环境中发生作用，作为小林技工之助手约在三个月内，进行实施了细菌之生存数的试验，目的是为了细菌谋略的一种，即为了研究细菌传单，另外上田弥太郎在这期间内，以太田正夫技工之助手，参加了约八个月之对细菌干燥之影响试验，目的是为了以干燥来决定细菌之死灭状况，和干燥后以时间性来试验死灭之状况，此是上田弥太郎以太田正夫之助手来从事此任务的。
　　一九四二年二月至同年四月止，上田弥太郎任三谷班（雇员）统计事务室兼研究室工作时，在小林信之指挥下，于培养系工作时，共制成约四十一万六千西西之培基，此是为了三谷班内之三技工在研究室研究时需使用而制的，上田弥太郎在满洲国滨江省哈尔滨市外平房任关东军防疫给水部石井部队川岛队三谷班（雇员）统计事务室兼研究室工作中，共生产了干燥细菌七公斤担任过对十名活体实验的助手，（其中死亡四名）制作过四十一万六千西西之培基，参加过试验化学兵器效力，另外还以各种细菌研究之助手进行过工作。 　　上田弥太郎在供述中提到，进入了实行滔天罪恶的杀人工厂，并又进行了一部之细菌生产，在参加七三一部队后逐渐地骄傲起来，上田弥太郎就完全地成了帝国主义之下的走狗了，在当时上田弥太郎对参加七三一部队之事不但不后悔，反而认为是光荣的，并又想到只有老实工作，才能升级以致才有“出路”等，受到上级之表扬时，自己却认为是“光荣”所以只向“技工”之目标方向而努力了，再加上上田弥太郎当时的工作“诚实”因此是被上级所信任的，在当时上田弥太郎是信石井四郎之宣传（如，科学是无国境，但从事研究者必须为祖国而研究）以及“大东亚共荣圈”“八统一宇”“日满一德一心”等，甚而认为上田弥太郎所作所为，都是为了亚洲之人民的真正和平，上田弥太郎还考虑到如有万一受到细菌之感染而死亡时，以“殉职”能进入“靖国神社”亦是光荣的，由于在这样的思想支配下，于一九四一年五月至一九四三年八月止，共两年二个月，对中国人民施行了滔天罪恶，在细菌战犯石井四郎之下，进行支援了该细菌战，上田弥太郎现在落到了与家族分别，成为战犯，被禁闭之地步，虽然这是天皇裕仁和石井四郎之责任，但上田弥太郎本身亦有一定之重责，日帝为了扩大在中国之殖民地而不择手段，使用了瓦斯细菌，特别是在积极准备细菌战之时期，上田弥太郎便参加了七三一部队四部三班工作了，上田弥太郎参加了七三一部队后之行动，是完全破坏了人民之和平生活的，亦就是对中国人民准备进行大量的杀害，并又完全考虑了如何能杀的人员，及如何能破坏更多的和平居民之生活，由于上田弥太郎采取了这样行动，不仅是给天皇裕仁和一部分统治者增加了利益，反而是使中国人民受到了未曾有之灾难，在上田弥太郎本身是未得到任何利益，反而成为犯罪者，最后必须受到中国人民制裁的地步，上田弥太郎现在考虑到上田弥太郎犯之罪行是如何地严重，根据上田弥太郎以助手参加活体实验时，所被使用的人是由何处带来等问题时，这都是为了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之侵略，和为了祖国之解放而奋斗之爱国者，上田弥太郎推定是该日帝官宪以疯狂暴力之手段，进行逮捕后，交给七三一部队的，将这些爱国者杀害进行研究细菌，再以此细菌武器，来直接对中国人进行杀害使用，亦就是杀害中国人的研究，再进行杀害中国人民，上田弥太郎对这样非人道之罪行认为是光荣的，甚而感到感染殉职时，送到靖国神社内亦是光荣的，由于上田弥太郎在这种思想的支配下，便制成了干燥细菌七公斤，并将此细菌直接使用在南京玉山地区屠杀中国人民，上田弥太郎感到一定使多数的中国人民死亡了，因上田弥太郎所制之细菌是给南京市玉山地区的人民带来了重大灾难。
　　四、总结
　　基于日本关东军第七三一部队成员上田弥太郎的供述，上田弥太郎自己认识到其过去参加及所担之任务，完全是违反国际法之细菌罪恶，以此破坏人类之和平与非人道大规模之原子武器是一样的，由残酷性来看，绝不是劣于原子武器之东西，企图以少数细菌来破坏多数的不可计算的人民之和平生活，并又大量地加以杀害，以天皇裕仁为首之帝国主义者在其殖民地满洲国滨江省哈尔滨市外平房，使用当地广大之地区，而秘密建立了大规模之生产细菌工厂，将无辜之中国人，朝鲜人，苏联人，蒙古人等给以禁闭，并进行活体实验，大量地屠杀中国人民，迅速地将侵略面扩大，更进一步地准备了对苏之作战，违反国际法之细菌工厂，是在天皇裕仁之直接指挥下，又由战犯石井四郎指挥，从表面来看挂着“防疫给水部”之牌子，实际在内部是经常执行骇人听闻之杀人事件，进一步证实了日本关东军第七三一部队进行细菌人体实验的史实，而且其发展壮大，是得到当时日本上层对于研制细菌武器的政策支持和经费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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