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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有光,生于1906年1月13日,现年108岁,中国著名的语言学家、文字学家、经济学家,通晓汉、英、法、日四种语言。周有光青年和中年时期主要从事经济、金融工作,担任过复旦大学经济学教授。1955年,开始专职从事语言文字研究。最新出版作品:《静思录》。
[转载]【周有光:一位108岁老人的长寿秘诀】(图)
周有光:写在108岁生日之前
再过几天,我就一百零八岁了。这个岁数上,我每天时间用得最多的事情,还是读书。
我是八十五岁以后离开办公室的。从那时候起,就停止了专门研究,不大读专业书了。
这二十多年里,主要读历史、文化,关心的是国家、世界。
我看的书很多,很杂,既看新书,也看古书。古人思想很高明,书也写得好,了不起。比如,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这就了不起!现在往往强迫大家去相信一种理论,不知也要装着知道,这不科学。外来教条本来不合国情,却强行灌输,只能激起人们反感。一种思想,一种理论,如果科学,如果先进,自然能得人心,还用去强迫吗?过去我们熟悉的所谓社会发展理论,把人类历史发展过程和形态分出五个阶段,根据阶段论预言社会发展结果。那是历史决定论,认为人类社会一定会按照那样预言的样子发展。但是现在实践证明,那样的预言失败了。苏联撑了七十年,最后垮台了。事实摆着,能说明很多问题。
我们不是很熟悉那样的预言吗——社会生产越发展,工人阶级就会越壮大,还会联合起来,直到夺取全世界。没有想到,第三次工业革命一来,整个世界变了。现代产业一大特点,是自动化生产线,不需要很多工人了。全自动生产线上,连一个人都不需要了。工人阶级也就随着生产方式的变化而慢慢发生变化。敲敲电脑键盘,就把钢铁炼出来了。产业的概念都变了,以工人阶级为基础的革命等等,也就没有了。
这是我亲眼见证的一段历史,而且见证的基本是全过程。这段历史本身就是无字大书,很真实地发生,很值得读。当然书里也有历史,但是有些书里面的历史不真实。
德国有个《明镜》周刊,大家都知道。它连载的文章,公开了东德、西德时期的一些档案,说明俄国历史完全是另一个样子。我们不知道真相,俄国人知道。在今天的俄罗斯教材里,过去说的“十月革命”已经改成了“十月政变”。革命是进步的,因为它追求实现民主。政变是反动的,因为它要恢复专制、独裁。
俄罗斯已经出了一部书,叫《二十世纪俄国史》,把历史真相说了出来。但是还没有翻译出来,据说连英文译本都还没有,所以一般读者还看不到。里面说到俄国革命是被德国皇帝操纵的,有史料证明。德国特务机构写报告给德国皇帝说,那里发生的被称作“十月革命”之类的事情,都是按照您的意思做的。作者用档案来证明发生过这些事情,与过去的说法构成一百八十度大转弯,是要恢复历史真相。中国读者有一天知道这些,会觉得震惊,是因为过去长期被假历史蒙蔽。
让人们知道真实历史,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是文化积累和传承的基础。对苏联,我们曾经“一边倒”,受它影响很厉害,损失也很大,很重,我也经历了。比如,它的集权、专制、暴政也影响到了我们国家。它搞冷战,我们也参加进去,形成长期的冷战思维,到现在都还有表现。这种影响,表面是政治上的,实质上深入到了文化深层,伤到骨子里。十年动乱时期,我们的传统文化统统不要了,现代文化也不要,所以出现了文化荒原的情况。一个文明古国搞到这个样子,到现在反思得也很不够。以史为鉴,可知兴替。苏联历史是当代知识分子的必修课,对中国知识分子更是重要,不能不读。我读过的苏联历史著作已经有十多种,还作了札记,就是在思考怎样以苏联为借鉴,避免重蹈覆辙。
资中筠来看我,我们聊天。她说她很悲观,因为问题很多,很严重,却看不到前途。她的悲观我当然理解,但我倒是乐观的。中国是世界的一部分。世界在变,中国会跟着变,即便慢一点,但是不能不变,不变就该被淘汰了。这是一层意思。另一层,我是中国公民,也是世界公民。在世界潮流里面,中国如果一直跟不上,最后被淘汰,我还有世界可以寄托希望。有学者研究过,满清政府都搞了三百年,现在执政党也可能再搞上三百年。不是说初级阶段最少一百年吗,加上中级阶段一百年,高级阶段再一百年,正好三百年。但是如果你不顺应世界潮流,不尊重规律,即便繁荣一时,最终还是有衰败的危险。
现在讲的忧患意识,应该就是这个意思。清朝康雍乾时代强不强?盛世嘛!怎么强盛的?靠改革、改良嘛。可是最后顽固守旧,故步自封,那就等着被淘汰了。不想被淘汰,就要进步。在现代社会讲进步,就是要向民主方向过渡。和平过渡如果不行,那就是暴力革命。总之是要变。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世界就是这么过来的。不这么变,哪有我们在这里说话聊天?
中国人要紧的是要跟得上变化。看来一代人不行,要好几代才行。好几代这样的人从哪里来?教育。可是我们现在的教育实在成问题。按道理说,教育应该帮助人们培养思考能力,我们很多做法反而是压制和破坏他本来有的思考能力,尤其是独立思考能力。我们的教师已经没有了正当的思想能力,会教出来什么样的人?这是很可怕的事情。
世界上本来有个社会主义阵营,最多时候有四十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现在剩下了三个:朝鲜、古巴和中国。古巴和朝鲜都穷得不得了,贫困,落后。从四十多个减少到三个,事实证明,这条路很难走通。
以我的经历说,我经历过清末、北洋时期、民国、毛泽东时代、邓小平时代。五个历史时期里,文化上看,最好的是民国时期。国家有民气,民众有文化,学界有国际一流学术成果,社会有言论自由,教师能教出好人才。现在说大师,都是那时候出来的。你可以一个一个查查,都是。这是事实,清楚得很,不用辩论。国家走哪条路,世界范围内试验,结果也出来了。也是清楚得很,用不着辩论。我们中国(现在的路)最终能不能走通,需要历史实践来检验,让实践说话。苏联垮台前搞社会主义的历史,比我们建国以来到现在的时间还长些,最后还是不行,走不通。道理其实很简单,违背规律了。
美国朋友问我:连我们都为你们着急,你们自己为什么不着急?我说:文化上的病,不是一天形成,也不是一天能治好。现在虽然很多人没有了是非之心,但是还有些知识分子知道是非,只是不敢说出来,敢怒不敢言。中国经济已经发生很大改变,下一步,政治也要随着改变,适应文化发展要求。何方是张闻天的首席秘书,曾经真诚信仰马克思主义、信仰社会主义。转了一个大圈子,碰了不少钉子,后来发现不是当年想象的那样。现在他头脑很清楚,知道这一套需要改革。他在努力把自己的反省和思想传出去。党内有这样的人,还是有希望。碰了钉子,就会引发思考。
自然规律是进化的,人类也是自然的一部分,不进化,就淘汰。世界各国都在发展,就像一个大运动会,有的跑在前边,有的落后,很正常。我们也曾长期领先,只是现在落后了。知耻近乎勇。只要是往前跑,方向对,早晚能跑到地方。中国会进步的,慢点罢了。只是心里要明白,复兴华夏文化,不是文化复古,是要文化更新。(2013-05-08)
中新网北京1月13日电(上官云)周有光,中国著名语言学家,于13日迎来了自己112岁生日(虚岁)。这位知识渊博的学者,曾被连襟、大作家沈从文称为“周百科”,其严谨治学、乐观豁达的为人也一直为自己“涨粉”。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教授张森根在接受中新网(微信公众号:cns2012)记者采访时表示,周有光先生是一位不慕名利的学者,“近期见到他的人,看到他的表情和仪态竟是如此超然物外,都从心底里崇敬他”。
从经济学家到语言学家
周家祖籍宜兴。十岁时,周有光随全家迁居苏州,进入当时初始兴办的新式学堂读书。中学毕业后,周有光考上了上海圣约翰大学,后来又改入光华大学继续学习。大学毕业后,他与夫人张允和同往日本留学。1935年,周有光放弃日本的学业返回上海,任教光华大学,并在上海银行兼职。
50岁之前,周有光是金融学家和经济学家,50岁之后,他从上海移居北京,从事语言文字研究:1955年,他去北京参与文字改革会议,结束后就决定留在北京,改行语文。也正是由于参加制订汉语拼音方案、参与设计、推广汉语拼音体系,周有光被不少人尊称为“汉语拼音之父”。
不过,他本人却一直觉得被这样称呼不好。他多次对张森根说:“读过我书的人,决不会把那顶桂冠随便加在我头顶上”。他的外甥女毛晓园在接受中新网记者采访时曾提到,“舅舅觉得,汉语拼音很早就出现苗头,有一个发展过程,不要把功劳都归在一个人身上。他不希望这样。舅舅有很多机会可以有名有利,但他从来不追求这个”。
1991年,周有光将关注的目光从研究拼音、文字等转移到对文化学、时代变化等问题的探索上,阅读、思考与研究的范围越来越大,写作的领域也越来越广。据张森根介绍,周有光迄今为止出版的40多本著作中,约有一大半是在退休之后完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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