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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日军冈9420部队的细菌战 (2012-03-12 20:27: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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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7-1-6 18:26:27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本帖最后由 我是夏雯静 于 2017-1-6 18:54 编辑




作者:煮酒邀月

日机持续对保山城乡进行轰炸,更大的灾难在滇西爆发。
惠通桥一断,日军抢占保山的企图破灭了。日本大本营立即指令南方军,提前实施《昭和十七年“保号”指导计划》。这个计划就是日军罪恶昭著的“731部队”与南方军“冈9420部队”共同实施细菌战的指导。这没灭人性的罪恶《计划》,公然违反国际公约,把保山、昆明列为细菌战第一重点攻击目标。
刚刚遭遇了灭顶之灾的保山人又遭遇了比炸弹更具威胁性的细菌威胁。
数日后,保山城乡爆发霍乱,瘟疫迅速蔓延,死神在保山上空狞笑,刚刚开进保山的宋希濂部也难避此劫。
霍乱一疫使保山县死亡6万多人,这个数是当时全县人口的1/5。瘟疫传遍云南58个县,仅短短2月,云南霍乱病发生人数达12万以上,死亡人数竟9万多。

除了霍乱,鼠疫成为又一个凶恶的杀手。
1942年5月,美丽的芒市等相傣寨被一道1米多高的钢板铁桶般围了起来,鲜花盛开的村庄立即充满恐怖,日军把鼠疫细菌实验室设在这里了。40多户人家不仅失去自由,而且成为日军实验的牺牲品。
开始,日军只是命令芒市老百姓每户每天向鼠疫试验室交1只活鼠,几天后,奇怪的病在村寨蔓延开,寨子不断有人死亡,日军又将病死者拖到实验室,同时未染病的健康人也被赶到实验室。
当时只有10岁的小姑娘叶岩哏也被抓了进来,她恐怖地看到养老鼠的大铁桶,吓得浑身哆嗦,她不敢看,双手紧紧地捂住眼睛,但她听到人们凄惨的尖叫声,那是日军在活生生地剖开寨子人的肚腹,取他们的五脏六腹,放进玻璃瓶。
叶岩哏吓得半死,晕倒在地。一个日本人用手拍打她的头,嘟哝着让人把她扔到实验室外面。她当时正患淋巴结,想不到这病救了小姑娘一命。日军实验室只要健康人,有病的她幸运地逃出了实验室。多年后叶岩哏对实验室的一幕仍历历在目,每一想起就不寒而栗。
1944年,在远征军滇西反攻的炮声中,日军丧心病狂地发动了鼠疫细菌战,芒市成为重灾区,鼠疫在芒市附近30多个寨子流行。在梁河,日军同样令老百姓交活鼠,日军给这些老鼠注射鼠疫病苗后,任其四处乱窜,不久,梁河县鼠疫流行。同样的手段在盈江县重复,盈江全县5563人染上鼠疫,死亡达3018人。在腾冲县,日军不仅在活鼠身上试验,还强行在活人身上注射鼠疫病菌,进行人体活体细菌实验,致使腾冲县鼠疫流行,上万人死亡。
鼠疫在滇西蔓延传播,流行区域达16个县,流行时间自1944年一直延续到1953年,新中国成立后,在人民政府的积极工作下猖狂的鼠疫才得到控制。整个滇西又是近5万人死于鼠疫。

滇西在流血,不屈的滇西人拿起了武器,抗日的烽火燃遍滇西。

日本细菌部队概况

731部队是述日本细菌部队的代称。日本有七大细菌战部队,分别是:
  在日本东京的陆军军医学校细菌武器研究室。
  在哈尔滨的关东军659部队,其设于哈尔滨平房区的本部称731部队
  在长春的关东军100部队
  在北京的北支甲1855部队
  设于南京的荣字1644部队
  在广州的波字8604部队
  在新加坡的冈字9420部队
  日本细菌部队在中国境内有五大部队,63个支队。
陆军军医学校细菌武器研究室

  设立于日本东京陆军军医学校,位于日本东京新宿,对外称防疫研究室。1997年新宿曾出土很多残缺不全的头颅等人骨,相信曾遭受人为切割。
关东军659部队

  本部设于哈尔滨平房区,对外称关东军队防疫给水部,其本部称为731部队。
关东军100部队

  本部设于长春的,对外称关东军兽疫预防部,下设2630部队等。负责人高桥隆笃兽医中将和松有次郎兽医少将。
北支甲1855部队

  本部设在北京的天坛公园西门南侧的神乐署,原国民党中央防疫处所在地,对外称华北派遣军防疫给水部,后称第151兵站医院,也被称为西村部队。
  1855部队部长初为黑江,后为菊池齐。1939年,西村英二继任。下设三个课:
  第1课设于协和医学院,从事细菌(生物)战剂的研究
  第2课设于天坛公园西门南侧,从事细菌生产。
  第3课设于北海旁北京图书馆西原北平静生生物调查所和北平社会调查所,为细菌武器研究所
  此外,在济南、天津、太原、青岛、郑州、开封、郾城派驻支队等。
荣字1644部队

  本部设于南京中山东路原南京陆军中央医院,对外称华东派遣军防疫给水部/中支那防疫给水部,又称“多摩部队”。部队长为桔田武夫中佐,副部队长兼研究课长为小林贤二少佐。下设7个课。荣字1644部队在上海、南京、岳阳、荆门、宜昌等地派驻12个支队。
波字8604部队

  本部设于广州原百子路中山大学医学院内, 对外称华南派遣军防疫给水部。是日军在中国南部的一支重要细菌战部队。部队长先后为田中严大佐、佐佐木高行、佐藤俊二、龟泽鹿郎。下设6个课:
  总务课,课长熊仓少佐
  细菌研究课,课长沟口少佐
  防疫给水课,课长江口少佐
  传染病治疗课,课长小口少佐
  鼠疫培养和病体解剖课,课长渡边少佐
  器材供应课

冈字9420部队

  本部设于新加坡,对外称南方防疫给水部。

关东军防疫给水部

  本部设于哈尔滨平房区,即731部队。

解散和二战的终结

  当地的简介石井想要在太平洋冲突后的1944年5月使用化学武器, 但是他的企图由于计划不周和同盟国的干涉而多次被挫败。当战争局势变得明朗,很快将要结束时,石井下令摧毁那些设备设施,并告诉他的部下“把秘密带进坟墓”。他的日本军队在战争的最后的日子里集合起来销毁他们进行人体试验的证据,包括毒杀400名在押的“马路大”并焚烧;还故意地放出所有感染瘟疫的动物。

  美国相信这些研究数据是具有相当高的价值,因为同盟国从未进行过这种类型的人体试验。同时,美国不希望任何其他国,特别是苏联得到这些数据用于研究生物武器。 因此,美国以获得这些数据作为交换,而不以战争罪起诉731部队的军官。

  1949年12月,伯力城(哈巴罗夫斯克)战犯审判法庭对731部队的战犯进行了审判。

  许多前731部队的成员都加入了日本医疗组织。北野正次博士领导了 日本最大的制药公司:绿十字。 其他成员或领导医学院校,或为日本厚生省工作。

731部队与战后政治

  东京的731部队纪念物日本右翼民族主义历史学家否认731部队的行动,他们认为那是中国宣传机关的编造。同时左翼组织曾经出版731部队的历史,强调美国为了交换731部队的研究数据,刻意掩盖了731部队的史实。731部队的历史和其他涉及731部队的许多二战主题(以及引起的争论)在许多日本历史教科书中被有意掩饰或回避了。 有些人认为这恰恰表明了历史修正主义是现代日本的主流思想的一部分,进而说明日本还没有承担过去所犯下的罪行的全部责任。

  1997年,180名中国人,731部队的受害者或其家属,对日本政府提出诉讼,要求全面披露731部队事实,道歉并予以赔偿。2002年8月,东京地方法院承认731部队的存在以及所进行的生物战的行为,但是裁决所有的赔偿问题已经在1972年9月29日签署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与日本国政府联合声明》中解决。

  2000年,美国国会通过了日本帝国政府解密法案对大部分机密的美国政府关于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犯下的战争罪行和战争犯的档案进行解密。 2003年,这一工作将由纳粹战争罪行和日本帝国政府档案跨部门工作组(IWG)完成。

  2006年1月9日,根据日本TBS电视台报道,前关东军731部队司令官石井四郎的亲笔日记被发现。同时根据对在世的石井家女仆渡边秋和原731部队成员铃木进的采访,再次获得了731部队进行人体细菌试验和其他罪行的有力证据。

文化上的描述和展现

  1981年,日本作者森村诚一出版了《恶魔的盛宴》一书 (悪魔の饱食) ,后于1983年出版了《恶魔的盛宴-结局》。这两本书是第一个揭露731部队黑暗历史的日本语出版物。  中国影片黑太阳731是一部表现日本在中国犯了严重罪行的重要影片。
补充:
526 鲜为人知的生化实验部队
  用细菌杀不掉就关进“死亡之箱” 再次用毒气残害 拿中国人做实验与731成为恶魔兄弟  526 鲜为人知的生化实验部队  我们回顾这段历史的目的不是为了好奇,而是为了纪念,是为了更好地解决历史遗留
给后人的令人痛苦的后遗症。无论是731部队,还是526部队,虽然它们已被永久地埋进历史的废墟里,但它们所造成的痛苦却远不能从这个世界上消失。  两位中国专家的解析  526辅助516 与731成为恶魔兄弟  与臭名昭著的关东军731部队相比,国人对516部队知之甚少,对于526部队则更加陌生。526部队是否存在,它究竟是一支什么部队?张子山提供那块铜牌时曾说,历史上没有526部队的记载。其实他错了。  “中国人对731部队知道的多一些,其实在日本关东军中还有一支以化学战研究、实验为目的专门的化学部队,它与731部队性质相同,并与731部队协作进行人体实验,代号为516部队。526部队是日本关东军516部队的练习队,它主要为516部队的化学实验做辅助工作,因此它在史料上的记载不太多,但也并非空白。”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副所长步平指着《日本侵华战争时期的化学战》上的文字对记者说。这本书里提到了526部队。  步所长说,1937年日本成立了关东军技术部,两年后发展成关东军化学部。516部队和731部队是它建立的两支进行生化武器实验的化学部队。731罪证陈列馆王鹏馆长这样解释两支部队的关系:“516部队以化学武器为主,主要是芥子气、路易氏气等毒气;731部队则以细菌战为主。但两支部队之间也有合作,731部队进行某些实验时516部队会派员参加。”  一个日军士兵的阐述  进入“死亡之箱”  “马路大”被毒气杀害  《日本侵华战争时期的化学战》上记载着作者对一个当年在516部队服役的日本兵高桥先生的访问。“高桥的任务是给731部队运送玻璃器皿,并在那里组装毒气实验装置,就是一种被称为‘死亡之箱’的毒气发生和实验装置。这种装置是专门用来做人体实验的,它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是用铁板围成的正方形,每边长3.6米;另一部分是每边长1.8米的正方形,除上下两面外,其余四面是特殊的防弹玻璃,其中的一面是门,打开门可以把实验载体沿轨道推入。这两部分之间用管道相连,第一部分产生的毒气沿管道进入第二部分,作用于这里的生物不可能活着出来,所以这套装置被称为‘死亡之箱’。  “一对苏联母女被送进去,接通毒气后,母亲用身体压住女儿,但女儿还是受到毒气袭击,表情非常痛苦。很快母女就双双死亡了。  “被关在玻璃罩里的‘马路大’(被称作‘木头’的中国人)瞪着愤怒的双眼,想挣扎着冲出来,但身体被牢牢地绑住而无能为力。516部队的队员们接通电源,打开旋扭……毒气进入玻璃罩时,‘马路大’发出声嘶力竭的叫喊,身体拼命地挣扎蠕动,接着就眼睛向上一翻,口中吐出白沫,四肢僵硬,头忽地垂下去,生命就此结束。设在哈尔滨的731部队大部分‘马路大’是在日军战败时是被516部队的毒气杀害的。”

【一名原526部队士兵的忏悔  在世日子不多了  请让我亲自谢罪】  
金子时二是原526部队的队员。当年的他无论如何不会想到,50余年后他再度踏上这片土地时竟是怀着如此痛苦不安的忏悔之情。步所长向记者讲述了他的故事。  
“金子曾奉命参加了将200多个毒剂埋在地下的行动。1995年,已是70多岁的他执意到中国东北‘谢罪’。我见到他后主动上前和他打招呼,请他坐下,但他很紧张,只一个劲地行鞠躬礼。他认为自己是来谢罪的而不是客人,没有资格坦然坐在沙发上。
  “老人特意请人写了一份悔过书,他说自己不是名人,也不是学者,只是一个普通的老人。当年战争结束时他所在部队为了掩盖使用化学武器对苏联作战的行为,就把200多个毒剂罐埋在部队附近地下。他在世的日子已经不多了,他想用实际行动表示深深的歉意。当时我们给他看了一些受到毒气伤害的人的照片,老人紧张地不停地擦汗。由于过于激动他瘫在沙发上站不起来。我们一行人的心情特别复杂。” 
 在日本,一些有良知的老兵在忏悔自己罪行的同时,更愿意借自己的记忆找出那些埋在土里、倒入河中的毒气弹,以此赎罪。 (部分摘自《日本侵华战争时期的化学战》一书)  资料链接  日军遗弃毒弹有集中泄漏的危险  
根据我国相关部门统计,发现或怀疑有日本遗弃化武的地区包括:安徽、河北、黑龙江、江苏、吉林、辽宁、山西、浙江和内蒙古等十几个省区,其中以东北地区最为集中。毒气弹总数约200万件。毒气弹历时60年,锈蚀严重,不少已变形甚至泄漏,且由于同一时期被掩埋,有集中泄漏、爆炸的危险。  
关键词: 526部队  
当年,日军在广岛县竹原市的大久野岛上的“忠海兵器制造所”制造毒剂后,运到位于齐齐哈尔的516部队进行实验。大多数毒气弹的发射采用迫击炮方式。 
 516部队有严密的分工和流程,其中专门进行发射和运输的人员,最开始组成迫击第二联队,代号为525部队;后来改名为迫击第10大队,代号为526部队。因此526部队实际上是516部队的练习队。

 砍下的头,有的睁着愤怒的眼睛,有的闭着眼,有的头发晃来晃去地在玻璃容器中荡漾着。脸部像石榴那样裂开的人头。被刀剑从头部到耳朵后边切成两半的人头。用锯子锯开,露出脑浆的人头。脸部严重糜烂,无法辨别眼睛、鼻子和嘴巴的人头。皮肤上长着红色、青色和黑色的斑点,张开大口的人头。这些人头神态各异,栩栩如生。


  这些东西叫做马鲁他



  你懂什么叫做马鲁他吗?你懂什么叫做马鲁他吗?马鲁他,请你记住他的名字,他都是你的中国同胞,在你身边,在你们的国家里,生活的土地上,被日本人残害之后的活着的躯体。



  马鲁他”
  马鲁他,也译作“马路大”,又叫“原木”,是日本731部队对被实验的对象的称呼。  
  “马鲁他”是731恐怖实验的受害者,主要来自美国、苏联、朝鲜、蒙古、中国(包括国共两党,以及普通百姓。中国人占了总人数的70%)。  

  “马鲁他”只有编号,没有姓名,官方公布人数达3000以上,但也有不少731老兵回忆说“很可能比这数目更多”。“马鲁他”中的军人基本上是被俘的,但老百姓则有不少是被骗来的,大多数人在20岁至30岁之间,还有一部分未成年,40岁以上的据说没有



  731部队每个班可以“分配”到一定数量的“马鲁他”,并对其享有“所有权”,不容他人“侵权”。平日731部队成员想要拿“马鲁他”来实验时,可到相关部门“挑选”,如果不想亲自去选的话,可事先打电话向有关部队“预约”和“订购”,然后由对方运送过来,就像送外卖一样

  。平均每周要“消费”一个“马鲁他”。这些在731部队的眼中都是的。  


  “马鲁他”在731部队的眼中不是人——这种意识是根深蒂固、自然流露的,


  因此当一个苏联士兵带领数十名“马鲁他”起来反抗时,731部队的成员大感震惊,他们震惊的并非是“这群人反抗了”,而是“这群东西反抗了”。当时负责镇压“马鲁他”反抗的那个日本老兵回忆,为首的那个苏联士兵手无寸铁,只是一味地咆哮,讲着俄语,他一点也听不懂,而参与镇压的士兵们个个全副武装,但却深深地感到恐惧,直到那时,他们才开始意识到马鲁他“竟然是人”。他们为了不让自己的恐惧感继续下去,开枪打死了那个苏联士兵,然后施放毒气杀害了剩下的“马鲁他”。

  一个日本军官哀叹道:“唉,这样可就失去一批有价值的实验材料了。”不过,他不用太难过,因为“材料”很快就会得到“补充”的。回忆此事的老兵说当时自己并没有任何胜利感,他开始反思自己过去的思想是否正确,并慢慢地对那个苏联战士产生了敬意。战后,“马鲁他”们反抗的情景一直在这个日本老兵的脑海里缠绕着。


  你还看什么恐怖小说,恐怖电影吗?八年的日本侵华期间,中华大地,每一天都是恐怖至极的镜头!!
死亡工厂——不会让女人走开(在这里我想当然认为这些女马鲁他都是日系车主的老婆和女儿)


  女性永远是战争的主要受害者之一,有时她们遭受的耻辱,未必亚于失去生命的男性军人。  

  731实验室里有一个年仅20多岁、已经怀了孕的美丽女子,她是一个
  军官(据说是宋哲元)的情人,在实验台上,她苦苦地哀求着:“请救救我这可爱的孩子,求求你们,我自己怎样都不要紧!”可是,她和胎儿被一起解剖了。因为,孕妇不是731同情的对象,相反,是“珍贵的”、“罕见的”、“有特殊价值的”的“实验材料”!  

  女“马鲁他”很多时候是被拿来进行传染梅毒的实验,然而她们在像男“马鲁他”一样被进行活体实验的同时,还得承受被辱虐的灾难。她们在被进行实验之前,常常会被扒个精光,全身一丝不挂让日本军官们“欣赏”上一阵,有些军官还喜欢拿着照相机拍摄这些女性的下半身,然后拿给同伙“一饱眼福”,最后将其珍藏起来。  

  有一个三十岁左右的女性,她的身体早已被残酷的实验所冻伤、破坏,她的一只脚的脚趾头全被冻没了,皮肉发紫,骨头露在外头,可禽兽不如的日本军官却认为她是个“不倒翁”,和她“做”的话可以更“方便”,军官扒光了她的衣服,却发现她的下半身已经因实验变得又肿又烂,脓水还在不断地流着,已经失去了性交的价值,于是恶狠狠地往她的腰上踢了一脚,然后扬长而去。   

  这就是战争中的女性,南京大屠杀是这样,黑太阳731也是这样。

介绍几个黑太阳731部队残害中国人的镜头:

  1,“冻伤实验”:在哈尔滨郊外零下二十几度的低温下,(被迫)接受实验的中国妇女被捆绑着,双手裸露在空气中,几个倭国兵不停地用瓢舀起冰水,浇在该妇女手上。十几小时后,这双手冻得硬硬的,上面盖了一层冰。回到室内后,倭国人命该妇女把手浸泡在温水中,直到双手软软地垂了下来。忽然,一个倭国人使劲一捋,把此妇女双手的皮肉象脱手套一样地脱了下来,整个肘部以上的双手顿时变成了只残留极少数肉丝的森森白骨。该妇女(因还是婴儿的孩子已成为实验的牺牲品,她早已半疯半痴了)把双手(如果还称得上是手)的白骨举成戳向半空的姿势,呆呆地看着,忽然撕心裂肺地惨叫起来。当时电影院中观众们发出的尖叫和惊呼令人一辈子也难以忘怀。  

  2,“活体解剖”:一个中国小乞丐和倭国小孩因玩皮球成了好朋友,倭国人授意让倭国小孩带中国小乞丐进731大院,以食物诱骗等手段让中国小乞丐接受“身体检查”。中国小乞丐在脱光衣服时还露出了童稚的羞涩笑容。上了手术台,麻醉完毕后,倭国人熟练地将中国小乞丐开膛破腹,把心脏、肝脏等器官逐一取出,浸入早已准备好的生理盐水。那离开身体的心脏捧在倭国人沾满鲜血的手上时还在跳动。“手术完毕,倭国小孩把中国小乞丐的残骸断肢推去焚化。


  3,“低温实验”:倭国人让中国受害者把手伸入超低温冰箱(也许零下几十度甚至零下一百多度),进行速冻。完成后,中国受害者取出双手,看起来呈灰白色,上面结了一层霜,完全不象是人类的肢体了。一个倭国人用短棍敲打,就象打断冰柱一样,把中国受害者的手指一根一根地打落,发出清脆的声音。中国受害者发出了绝望而恐怖的号叫。旁观的倭国实习生有的吓得闭上了眼睛,旋即被喝令不许闭眼。


  4,“高压实验”:中国受害者被赶入高压舱,随着加压,露出极度痛苦的表情,想叫却叫不出声,直至最终眼珠弹出眼眶、肠子等内脏挤破腹腔,流得满地都是。


  其实这些场面已经称得上“令人发指、难以置信”了,但后来随着年龄的增长,从图书馆和网络接触到大量史料,才知道电影不仅没丝毫夸张,而且限于表现手段,有很多更令人发指的事无法表现。比如说倭国人仅仅为了取乐,用手术摘除中国受害者的胃和小肠,把食道和大肠直接连接,让该中国受害者不断地吃东西也只能眼睁睁地饿死;也是仅仅为了取乐,砍下中国受害者的手和脚,然后用手术把手接在小腿上,把脚接在手臂上,还用“高明的医术”把它们接活;不进行任何麻醉,只是把中国受害者绑在手术台上就活体解剖,中国受害者越是痛苦地挣扎越是引起哄堂大笑;把中国受害者的血液全部抽干,然后向他身躯里注入马的血液,史料称由此引起的剧烈的抽搐和痉挛“连几个壮汉也压制不住”也许这样的描述已经让人受不了了,觉得读这篇文章已经是一种极大的折磨了,可是如果进一步呢?假设看到《黑太阳731》那部电影,看到那真实的地狱般的场景,不是更令人痛苦吗?如果再进一步呢?假设不是从电影银幕上看到这样的场面,而是象那些倭国实习生那样,直接在现场看这样的恐怖画面,不是要让人发疯吗?如果再进一步呢?假设我就是那个被倭国人残害的中国受害者呢?实在不敢再想下去了。 我再次重申:上述的一切完全不是虚构的,都是真实的。 (有一句经典的“妙语”:说倭国人是禽兽是在侮辱禽兽。当然如此,禽兽怎么会有倭国人这种行为?只能形容他们为“魔鬼”。)


王选的八年抗战>
  第8节:731在行动
  作者: 南香红

  八年的时间,每次出庭的中国原告都有所不同,只有一个人从来没有错过任何一次出庭,41次法庭对峙,她的面孔次次出现,她就是王选。

  有很多很多次,中国的原告们没有力量从中国赶来开庭,她来了,只有她一个中国人,站在法庭上,面对着满庭的日本人。8年的诉讼41次出庭,她独自一人的有18次。

  十八次,整个法庭上只有王选一个中国人。"王选心里肯定不好受,太孤单了。中国人都不来,就你来煽风点火。"中国细菌战诉讼原告团秘书长王培根说。律师是日本的律师,法庭是日本的法庭,总是只有一个人,王选怕法官看不起原告团,她总是希望下面坐满了中国人,她知道,这样法官的态度就会有所不同,她在日本尽量地说服在日的留学生去旁听,有时候她也会抱怨:"中国人好像只有我王选一个爱国似的……那么大的中国,让我一个女的去和日本人斗,中国男人都干什么去了!"

  王选有资格这样抱怨。的确中国之大,只有一个王选。

  731在行动

  1940年6月日本陆军本部正式讨论了细菌武器的使用问题,并发布了开始细菌作战的命令。命令是以"天皇大陆指第690号"命令发出的。所谓"大陆指"就是根据"大陆命"这一天皇命令,参谋部长提出的有关作战的具体指标。

  6月5号,日本陆军参谋本部作战课的荒尾兴功、支那派遣军参谋井本熊男、南京1644部队长代理增田知贞在一起进行了关于细菌战实施的协商。协商的结果是,决定以浙江省的主要城市为攻击目标。

  作战方法是用飞机散布菌液和空投感染鼠疫的跳蚤。

  7月25日,日本关东军发布了"关作令[关东军作战命令]丙第659号"。

  8月6日,一列重兵押送的火车从731部队的平房出发,开往杭州。火车上装着"空投炸弹700发、汽车20辆,70公斤伤寒菌、50公斤霍乱菌和5公斤鼠疫跳蚤"。

  这是一支轻装前行的特别行动队。由石井四郞只带了100个队员,前往杭州和南京1644细菌部队的20名队员汇合。石井四郞是行动的总负责人。

  日军的战略目的非常明确。其中,宁波是中国东南部重要的港口城市,是蒋介石的家乡,1940年宁波有26万人口,水陆交通发达。抗日战争期间,宁波港承担着外援物资进口任务,战略地位极其重要。衢州和金华县是从浙江通往江西的浙赣铁路上的要地。1935年,国民政府在衢州东建成衢州机场,后又经两次扩建,衢州机场成为中国东南各省中最大的军用机场。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航空委员会在衢州设立空军第十三总站,下辖三个机场。衢州城内也是重要的驻兵之地。日军在此实施细菌战的目的,就是要切断中国从宁波港口进来的国外战争物资援助,切断中国的铁路运输动脉。

  9月18日攻击开始,浙江省的宁波、金华、温州、台州、玉山、衢州等六个城市遭到了细菌攻击。攻击直到11月25日才结束。日军陆军参谋总长杉山元对支那派遣军和关东军发布了"大陆指第781号"命令,下达了于11月末结束作战的指令。

  在长达三个多月的细菌攻击中,宁波等六地受到了反复的多种形式的细菌攻击,这正是石井和他的研究人员反复实验过的方法,这一次在实战攻击中都用到了。在衢州,特别行动队采取的是投撒带菌的麦子和谷粒;在宁波,采取的是在宁波城内或周围撒播带菌的谷物和棉絮;在金华,731部队的飞机在县城扔下炸弹,炸弹撞击地面爆炸后施放出一股淡黄色的烟;在玉山,石井实施了在普通居民中施放细菌的计划,他们把病原体投入居民的水池、水井里,甚至将几百个做成米糕的甜点心、水果等放在居民的门口、树旁,做出一副日军匆匆离去遗忘了的样子,骗取当地缺少粮食的居民食用,而这些"食品"里都注入了大量的伤寒和副伤寒菌。而石井的研究者也得出结论:"这种方法对于副伤寒是最有效的"。

  就目前已知的情况,日军从1940年开始直到1945年战败,一直都在进行着对中国的细菌战攻击。

  1941年9月,日军陆军参谋总长再次发布"大陆指",对洞庭湖附近的湖南常德进行细菌战。常德是中国的重要交通枢纽和商业中心,这一次命令要求以造成常德居民间鼠疫流行的方式阻断中国军队的交通。这次参战的还是731部队和1644部队。参加作战人员的总数约100名。

  11月4日晨5点30分,731部队航空班的增田美保驾驶九七式轻型轰炸机从江西南昌机场起飞,6点50分到达常德。但是这一天常德"大雾",于是增田美保只好降低高度。飞机的两个机翼下面,携带着两个盒子,里面装的是鼠疫跳蚤。

  事情没有预想的顺利,飞机一侧盒子未完全打开,掉在了洞庭湖里,飞机另一侧的盒子则完全打开,"谷子36公斤"撒在了常德。"谷子"是鼠疫跳蚤的秘密代号。

  后来发现的《井本日记》清楚地显示了这次攻击的结果:"11月6日,常德附近出现中毒流行。11月20日前后,出现来势凶猛的'鼠疫'流行"。

  日军根据收集的情报认为攻击获得极大的成功,中国派遣高级参谋宫野下年大佐提供的报告是:"以常德为中心的'鼠疫'极为猖獗"。于是部队士气高涨,对"圆木"(用于细菌实验的中国人)极有信心,主要的细菌武器也首选鼠疫,并希望获得30万只老鼠,以增加鼠疫的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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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rupsni 时间:2012-08-27 14:19: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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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9节:"黑死病"袭击
  作者: 南香红

  1942年4月18日,从太平洋航空母舰上起飞的美军轰炸机首次空袭了日本本土,这是第一次有人将炸弹扔在日本的本土上,这给日军的信心以致命的打击。因为美军飞机在攻击日本本土后预定在中国浙江省的城市着陆,于是日军便向中国进行反扑。这一次使用的还是细菌战。

  关东军司令部命令,派了一个约100人的远征队,带着细菌前往华东的浙赣战区。而在731部队,石井命令生产部制备了约130公斤副伤寒菌和炭疽热菌,供该远征队使用。另外还带上了大量的霍乱菌和鼠疫菌,其他的所需数量则在南京1644部队就地培养。

  这一次细菌战与以往不同的是主要由地面撒布。日军完成了预期的机场破坏任务,然后开始撤退,边撤边撒细菌,以便使日军撤退后回来的中国老百姓和军队感染疫病。

  在江西省上饶和玉山,日军投放了大量的注射了鼠疫菌的野生鼠类,然后让这些老鼠和当地的鼠类杂交繁殖,将鼠疫传播到更广泛的区域。

  "黑死病"袭击浙江

  恶疫就这样突然降临在饱受战争创伤的中国的城市和乡村。在此之前中国的这些地区历史上从来没有鼠疫发生,根本没有防治的经验和准备,加上战争期间国力羸弱,鼠疫就这样加倍、恣意地在城市和乡村窜行。

  鼠疫被称为黑死病,由鼠类之间传播到人类之间传播。在19世纪之前,人类几乎没有对付这种恶疫的办法,人一旦感染此疫几乎没有活下来的可能,并且,死状悲惨,死时整个人都变成黑的。

  不仅如此,一个地区一旦感染鼠疫会随着人类和鼠类的流动而向四处扩散,并且疫病经年不散反复感染。因此鼠疫在人类社会中被称为第一恶疫。14世纪欧洲鼠疫大流行,造成4000万人死亡,是当时欧洲人口的40%。此后的17世纪鼠疫又在英国法国流行,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亚洲流行。人类直到1894年才找到鼠疫的病原体,但是对这种恶疫,人类始终没有更好的办法从根本上消除。

  急电:有鱼子般颗粒落下

  "上月28日,敌(日)机空袭金华,两架散布白烟,并有鱼子般颗粒落下,经人民收集送检,由省卫生处处长、军政部第二防疫大队长等五员严密检验,辨明系鼠疫杆菌……。"

  这是1940年12月5日,在云和的浙江省政府主席黄绍竑,向重庆行政院院长发的急电。

  第二天,时在江西上饶的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也发出了同样的电文:"查敌(日)机近在浙江省境内散布毒物,业经检查断为鼠疫杆菌,传染堪虑,敬请转饬卫生署所属中央防疫处生物研究所,赶制大量鼠疫菌苗及血清,以应急需。"(见云和县《文史资料》。原件存南京国家第二历史档案馆。)

  衢州街上大白天出现老鼠

  浙江衢州。1940年10月4日凌晨。

  这个清晨太阳照样升起,但这个清晨是一个灾难的开始。一架日机飞临衢州城上空,旋转一周以后开始向下俯冲,到了200-300米的低空后,即沿衢州城的西安门,向上营街、水亭街、柴家巷、罗汉井、县西街一带的居民区飞,一边飞一边撒下了大量的麦粒、粟粒、破布、纸包和传单等物。来回往返两次后飞离衢州上空。

  黄运兴住在罗汉井巷3号。这天早晨他听到了凄厉的空袭警报,一家人赶紧躲进自家院里的防空洞里。当他们从防空洞里出来后,立即发现了这次空袭与平常的不同。

  黄运兴看到院子里,天井中,屋顶的瓦片上,到处都是麦粒、破布、小纸包,地上有很多很多的死跳蚤。打开门,门口和整个街巷里都是。

  "那是很怪的死跳蚤,个头特别大,比平常看到的跳蚤大到一倍。"黄运兴说。黄运兴的父亲是一个有文化的人,两个姐姐是学医的,他们猜测敌机没有进行轰炸、空袭的时间也很短的原因,想到了可能是放毒。于是父亲让家人将所有的东西全部扫起来烧掉,还用来苏水洒了院子。

  黄运兴家的隔壁邻居是黄权一家,这一天黄权有事出门,家里有黄权的大、小两个妻子和七个房客。当他们看到麦粒的时候,也心存怀疑,这时有人提议:扫起来喂鸡,看看鸡死不死。结果是黄权的两个妻子和七名房客在几天之内全部死光。

  10月10日之后,也就是在衢州受日机空投跳蚤之后,奇怪的现象开始在衢州出现,衢州的街上大白天出现老鼠,它们并不怕人,摇摇晃晃地走着走着突然倒地而死。居民家里的角角落落死老鼠成堆,不知是什么时候死的。居民们将死老鼠用簸箕扫出来,有时候,一所房子能扫出很多。

  11月12日,家住柴家巷3号的吴家十二岁的女孩吴士英突然高烧、呕吐。后来大腿的淋巴结肿大,大喊大叫要水喝。"当时我只比我姐姐小一岁,全家人眼睁睁地看着姐姐在床上抓挠,第二天早晨姐姐就死了。"现年七十六岁的吴士福说。(《罪证--侵华日军衢州细菌战史实》,1999年11月中国三秦出版社出版)

  不止是衢州,这次受到日军细菌攻击的还有宁波、金华、温州、台州、玉山。

  宁波变成了一座死城

  1940年10月,黑死病被空投到无辜的宁波居民头上。现年74岁的何祺绥清楚地记得当年宁波遭到鼠疫细菌攻击的情景。1940年10月27日,他亲眼看到一架日本飞机在宁波商业最繁华的开明街上空盘旋然后撒下了大量麦粒、面粉和黄色雾状的东西。当时他的父亲在宁波中山东路266号经营着元泰酒店。麦子和黄色粉状的东西纷纷扬扬地落下,有的人很惊慌,而何褀绥二十四岁的叔叔却走出来捡起了麦子,放在嘴里咬了一下,向旁边的店员说:"没什么呀,是麦子!"叔叔是店里账户会计,初中文化毕业,刚结婚,年轻力壮。当天夜里就头昏脑胀,不能料理账务了。店员用躺椅把他抬去看病,医生只认为是一般头痛脑热,开了点儿药回来,但是"病"越来越重,11月1日暴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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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节:一座死城
  作者: 南香红

  实际上10月29日就出现了最初的患者,开明街入口处的滋泉豆汁店、紧邻的王顺兴大饼店、胡元兴骨牌店、宝昌祥西服店,还有东后街一带,死者陆续出现。

  最初死者仅限于日本军用飞机空投了跳蚤的地区的居民。污染区内有商店43家,住家69户,僧院一处,共计113户,人口591名。

  11月2日,华美医院的丁立成院长给患者王仁林(男,四十七岁,当日死亡)的淋巴腺做了穿刺,用染色液制做了标本,根据显微镜检查发现了鼠疫杆菌。11月3日又抽了患者俞元德(男,16岁,11月6号死亡)的血液和淋巴腺穿刺液,并用土拨鼠作了动物实验。从第二天死掉的土拨鼠的血液和淋巴腺穿刺液里也发现了鼠疫菌状的杆菌,并进行了细菌培养,得到阳性结果。后来又把培养物送到省卫生处,吴昌丰技师检查了培养的杆菌,进行了血清凝聚反应,得到的也是阳性结果。

  所有患者的临床症状都是淋巴腺肿、高烧、昏睡、头疼。

  在确定鼠疫的当天,市政府立即封锁了传染区。6日设立了临时防疫处,但是死人依然不减。8日开始在传染区修建高3.7米的围墙。

  "戴防毒面具的人用石灰对街道消毒。那天夜里出动了消防车,把围墙内的建筑物全部烧毁。我亲眼见到火从我家酒店的窗户中烧出来,后来又烧上了屋顶,最后房子倒塌。由于被火烤,我的脸红了一个多月。四百多人流离失所,无家可归。"何褀绥摸着脸说,当年的情景直到现在依然让他惶恐不安。

  恐慌弥漫了整个宁波城,学校停课、公共场所及旅馆、饭店纷纷停业,宁波变成了一座死城。疫势蔓延迅猛,发病暴死者接连不断,沿街走的是穿丧服啼哭的人,地上撒着消毒的石灰,四周阴森森的,恐怖万状。疫区天天死人,最多一天死了二十多人,死亡者很多是孩子。甚至有十二户人家全家死绝。

  高将近4米的围墙挡不住疫病的漫延,也挡不住人们纷纷逃离城区,何褀绥的父亲也扔下酒店逃走了。外逃的结果是引发宁波周围的奉化、慈溪、象山等县的鼠疫大流行。

  11月6日,疫区死亡人数已达五十五人,疫区居民怕被隔离,外逃日甚,疫情随之扩大。防疫处采取强制手段将剩余的四十多人全部隔离,布告全县举报外逃者,并派出搜索队日夜搜索外逃者。对死者的尸体也不再允许自家掩埋,而是要统一深埋于西南郊区的老龙湾。10日,省卫生处处长陈万里和卫生署防疫队第17队携带疫苗直奔宁波。

  但是种种手段仍不能减轻宁波市民的恐慌。强制隔离和死者不能自己掩埋更使人们坚定了逃离的决心。何褀绥的父亲给店员们发了路费让他们赶紧逃走,但18个店员仍然死了14个。学徒钱贵法被拉入隔离病院,钱是少有的进了隔离院又得以生还的,他回忆道:"隔离院的情景就像是地狱,到处是垂死的人,面色发紫,手抓胸口,痛苦得嚎叫,在地上翻滚挣扎,真是惨不忍睹。"

  11月30日晚,防疫处痛下决心,一举烧毁了开明街传染区所有的房屋。烧房从晚上7点开始,在11个点上同时点火,烧毁开明街上的113户住宅、店铺。宁波最繁华的一条商业街化为灰烬。

  12月初,疫情得到控制。当年防疫机构的统计是,从疫情发生到最后一例病人死在医院,共35天的时间,死亡109人。这并不包括逃出宁波而死在其他地方的人。

  宁波是国民政府控制疫情最好的典型。1940年鼠疫在宁波得到控制后,没有再度爆发。而衢州、常德却在以后的数年内多次爆发鼠疫,经年不绝,并且波及周围许多城市和乡村。

  湖南常德市在1941年遭到鼠疫攻击之后,直到1945年11月,市区多次暴发的鼠疫至少造成6491人死亡,周边乡村的死亡人数超过万人。

  而在鼠疫攻击之前,这些地方历史上从来没有发生过鼠疫。

  1941年10月2日,浙江省义乌县城北门稠城镇十字街口一带,发现了胀着肚子的死老鼠。接着附近两居民暴病死亡。据义乌档案资料记载:"9日,发现六人继发鼠疫,病家及其邻近发现死鼠数十只。10日,居民六人暴卒,患区楼敬德家中发现死鼠五只。13日,隔离病院中,两名病人死亡。5日至15日累计发现死鼠一百余只。鼠疫迅速蔓延全城。"

  得病的老鼠口渴难忍,到处找沟渠喝水,城内的水沟成为最快的传染路线。义乌城北门灵塘的水来自城东门的金山,老鼠们沿水沟而上找水喝,鼠疫迅速沿水沟窜行到东门,使这一带成为鼠疫的第二高发区。义乌是江南水乡,到处都有水,老鼠沿沟找水,鼠疫沿水传播,一时间,义乌城郊的下麻车、盐埠头、石古金、山口、下傅、陈村、义驾山、桥东、桥西、孝子祠、宗宅、三里塘、塘里赵、岭头、岭下等村落都成疫区。

  据义乌县政府防疫机构统计:义乌城区鼠疫自1941年10月8日开始,当月死亡36人,11月1日至24日死亡57人。到12月,鼠疫蔓延到城内40多个居民点,其中以原发地北门一带最为严重。

  崇山村医生全家死亡

  崇山村,王选的家乡。1942年的崇山村是义乌县的一个乡,离县城义乌不过十几里地。

  1942年11月15日,崇山所属的佛堂区区长周树萱向县政府报告说:"本年9月29日,即农历八月二十日起,崇山村发生鼠疫……"


第11节:医生全家死亡
  作者: 南香红

  1942年10月13日,崇山村农民王焕章清早起床去买了两把竹梢和一根毛竹,背着回来,在塘里洗了澡。到家,全身发烫,腿根肿痛,舌根发硬,病势危急。

  于是家人立即请村中有名的中医王道生来给他诊治,家人急忙抓来王道生所开的药,喂他吃下,但是药毫不管用,晚上王焕章就死了。

  王焕章一去世,伺候他的儿媳即发病,病势凶猛,次日也惨死了。王焕章独子王继法眼看着父丧妻死,一下就病倒了,随即高烧不止,22日挣扎了一天,也死去。接着四岁的孙女也死亡。十一岁的孙子由娘舅收养给人家看牛,被毒蛇咬死。就这样,王焕章一家五口人死绝了。

  给王焕章看病的王道生也没有逃过死神的追击。回家后不久,作为医生的王道生就发烧,口渴难忍,虽然家人不离左右用心照顾。但只三天时间,王道生就痛苦地死去。王道生行医为善,在地方上是有名望的人物,又有八个儿子,因此丧葬隆重。

  家里请来了和尚做了三天三夜的道场。乡里邻居包括其它乡里的亲戚都来奔丧,人员进进出出,很热闹。

  但是道场未结束,恐怖的事就接二连三地发生了。第二个儿子王旌善的妻子吴菊兰病了,和王道生的病状一模一样,挣扎几天就死了。女儿王海妹、女婿鲍小牛带儿子鲍弟来崇山为父亲送丧,回义亭鲍宅后不几天三人全部死亡。吴菊兰死后,他的丈夫王旌善还没来得及埋葬妻子,自己也暴死了。

  王道生十六岁的幼子逃到碑塘水口殿,病时四肢弯曲,如同"奎星踢斗",死得更惨。儿子王旌堂逃到梅林村亲戚家里,由于八岁的孙女王妹带去的鼠疫病菌,引起亲戚全家五人染疫死亡。

  王道生一家十人(王道生夫妻俩,四个儿子,两个儿媳,一个孙子,一个孙女)全部死亡。只有儿子王旌昌当时不在家,活到八十多岁,成为家族唯一幸存者。

  1942年崇山的所有医疗就靠中医王道生,现在医生都死了,崇山人没有了任何医疗防预体系。人们只知道这是一场连医生都医不好的病,但是什么病,怎么传染的,没有人知道,更不知道是日本人施放的细菌。自王焕章和王道生去世后,崇山村每天死亡五至八人,最多的一天死了二十多人,不到三个月,就死亡403人(包括染病外逃死于外地的)。染疫不分男女老少,患病的死亡率高达95%,连年轻力壮、体格强健的也十病九死。

  崇山人接二连三死亡,全村陷入极度恐怖。太阳没有下山,家家户户关了门,躲在家里。有病的人怕染上家人,只得出门逃避,亲戚朋友家里不敢去,就躲到无人管的庙宇里或者躲避到塘埂田里去等死。住在后山背的王焕海全家逃到野外,留老母亲看家,不料老母亲得了鼠疫,发高烧口渴难受,爬出门去沿街讨茶水喝,但没人敢给。最后连她自己的独生儿子见了都不敢靠近,眼巴巴看着母亲死去。

  崇山鼠疫暴发几个月后,崇山人才知道这场瘟疫的名字叫做"鼠疫",是"日本佬"投放的。

  崇山乡长求救电

  在鼠疫暴发的几天之后,义乌县政府召集各机关主管及城区中小学校长,成立了县防疫委员会,拿出的第一笔钱是"抗日应变经费",暂作防治费用,并电请专员公署和省政府派力量防治,同时发动群众开展灭鼠灭蚤活动。

  1941年10月13日,义乌县防疫委员会电请浙赣铁路局客车在义乌站暂不停靠,并关闭义乌城农历三、六、九日的集市。禁止疫区码头装载货物搭载乘客,禁止集会拜佛。

  崇山一个乡(现在为村)1236口人,死亡403人,达三分之一。逃走150人。整个乡完全成了鼠疫的世界、死亡的世界。崇山的山依然是青山,水依然是绿水,但却村村萧索鬼影绰绰。一个有上千年历史的乡村遭到致命的打击,了无生机。

  1942年11月16日,崇山乡乡长王文格、江湾镇镇长王芝生以"快邮代电"的形式给流亡永康大平的县政府章松年县长发了求救电报,电报行文如哀号哭告,读之令人心痛:

  "义乌县县长章钧:职区于本年农历八月二十日起发生疫病甚剧,每日死亡约在五人以上,总计死亡不下三百人......际此天灾兵燹,人力物力两感困难,虽经罗掘筹募,为数无几,恐无济于事。素仰钧长爱民如子,实不忍职区鼠疫扩大,迫不得已,敢请钧长鉴核,迅于呈报省政府派委治疗,并予拨款救济,以拯民命。临电不胜迫切待命之至。(铣电)"

  鼠疫"崇山株"

  就在崇山人为疫病哀告求救之际,更大的灾难降临到这个村子。

  11月11日,日军南京1644部队二十人突然来到崇山村,七八十个日本兵荷枪实弹包围了山村,将村民全部赶到后山集合,强迫脱去衣裤接受检查。同时对鼠疫感染者涂药水,或撒药粉,或打针。将发现淋巴结异常的7个人,强行拖到后山背的碾米屋里,加锁隔离,并且不准送食物给他们吃。

  但是没有人知道日军突然进村实行隔离打针并要烧毁村庄的真正目的。直到战争结束半个世纪后,前日军细菌战部队成员田甚太郎在临终前说出了真相:

  为了检验细菌战实施的效果,日军南京1644细菌部队下属的金华支队义乌分遣队队长高山中尉及两名下属,特来收集细菌武器鼠疫的实施结果,检察细菌武器的杀伤力。

第12节:令人难以置信
  作者: 南香红

  因为担心鼠疫会危及驻义乌的日军,日军给兵士们进行了预防接种和定期检查。义乌的防疫委员会怕日军烧房也积极配合日军的"检查",并主动提出"男女分开检查",村外的林山寺辟为隔离所收容鼠疫患者。但是日军还是一把火烧了村子。

  崇山村的王丽君记得日本兵烧村子那天的情景,那是她们家最悲惨的一天,是她记忆里最不堪回首的日子。放火的时候,王丽君和母亲一起被日本人赶着去了后山背。村民们都被集中在初冬寒风四起的广场上,大火起来的时候,人们看着自己经营一生的房屋被烧时,凄惨地哭叫着往日本人的包围圈外冲,可明晃晃的刺刀又把人群逼了回来。

  那一天,王丽君的哥哥刚刚得鼠疫死了,两个姐姐也发病了。父亲守在房子里不肯走,心里抱着最后一线希望:只要人在屋里,总不至于连人一同烧。可是火还是窜到她家里来了,屋子已经冒烟了,父亲急忙让姐姐往外逃,可是两个姐姐病得走不动。火冒到屋顶上来了,到处都是燃烧的噼叭的响声,皮肤感觉到了炙热,烟已经呛得人不能呼吸。父亲先把一个姐姐背出来,又冲进火海背出了另一个姐姐。

  父亲很怕两个姐姐被日本人带到林山寺去隔离,就把两个姐姐藏在了甘蔗地里。因为崇山村有传染病,所有的亲戚家都不留宿。

  父亲这时候才发现,除了人之外,家里什么都没有带出来,连一口锅一只碗都没有,两个姐姐在田地的泥土里痛苦地挣扎,让人目不忍睹。父亲乘夜黑又回到烧毁的家里,挖开废墟找了一口锅几只碗,找了张门板给姐姐搭了张床。然后又乘着天黑将大姐背到山里,藏在看山人用的小屋里。等父亲转回地里再看二姐的时候,二姐已经死了。王丽君和父母在野地里过了整整一个冬天。大姐因为在山上的小屋,不是那么的冷,竟然熬了过来。

  林山寺的罪恶已渐渐为村民所知,他们知道那是一个有去无回的地方。赵六妹的三个女儿抬着母亲的尸体准备埋葬,被守候在后山背的日本兵发现,赶走抬棺材的人后,林山寺里几个穿防毒服装的日本"军医"打开棺材盖,剖开死者肚皮,挖出心脏及一些淋巴核,又砍去一只手臂和一条腿,剩余部分丢弃野外。

  张连菊是当年从林山寺隔离所逃出来的幸存者之一,她向世人讲述了她亲眼所见的活体解剖。

  这天下午她看见几个穿白大褂的日本人(1644细菌部队的细菌学家)将崇山村王关富的未婚妻--十八岁的吴小奶捆在凳子上,全身蒙上白被单。吴小奶在被单底下拼命地哀求"先生。我的病会好的……"一面大叫"妈妈救命……"。突然,吴小奶的叫声变了调,撕心裂肺般,好像不是人发出的声音。张连菊看到吴小奶的胸膛被活生生地剖开了,血涌了出来,染红了被单,日本人在剜割她的内脏。张连菊惊恐得晕厥过去,醒来之后连忙从粪坑孔逃出,向江湾方向爬行。

  在崇山村的鼠疫患者或病死者身上提取出的鼠疫菌被命名为"松(崇)山株"。1644细菌部队1科的近食秀夫--当年崇山村活体解剖和病死者的尸体的肢解者,在他的鼠疫实验室里,用"松山株"在印度老鼠身上进行感染实验并用来培养跳蚤,他甚至将他的"研究"以论文的形式在科学杂志上发表。

  1943年3月鼠疫传染在崇山止住,义乌县卫生院院长杨尧震去崇山调查,看到的是崇山附近土阜上,坟墓累累。由于埋葬时害怕被日军发现后拖尸肢解,众多坟墓都是草草挖个坑,施放尸体后,盖上几畚泥土,就匆忙离开,没有墓碑也没有标记。而经历一冬的风雨,坟墓大半塌陷,尸体被野狗拖出,满山狼籍。杨尧震将此情景报告县政府,要求拨款掩埋,以避免病原扩散。但是崇山村因死难者众,活着的人又处于啼饥号寒的境地,根本无力去掩埋亲人的遗骨,县政府只好命令乡公所发动乡内其他村里的人去捡拾尸骸,加盖坟土。(见翁本忠编著《细菌战受害与赔偿诉讼》)
第14节:惊泄秘密
  作者: 南香红

  731部队的所有人--五十余名医生用部队轰炸机首先运回日本国内。队员包括下士官兵、护士,不留一人,全部乘火车撤退;10日,三十三辆列车使用部队的专用线,从第一批开始撤退,直到14日下午7时最后列车开出,1700名人员家属和物资迅速地回到了日本。

  12日傍晚,石井四郞因要求提交731部队已被破坏的照片证据,故从上空拍摄了破坏的残迹,然后将底片送往大连冲洗。

  伯力审判:惊泄秘密

  1949年12月25日至30日,在苏联伯力城,前日本关东军总司令陆军大将山田乙三等12名战犯接受审判,这就是著名的伯力审判。在12名战犯慢吞吞的,记不清楚的,故意省略的叙述当中,军事法庭的审判长们发现了惊人的秘密:

  他们用活人进行细菌实验;

  他们繁殖鼠疫菌用来做武器;

  他们向馒头、饼干、巧克力里注入细菌;

  他们的焚尸炉日夜运转......

  他们从1931年开始直到1945年战败的十四年间,在中国恣意地用活人进行着细菌武器的实验和生产,并将其投入对中国和亚洲的战争。

  这12名战犯是:

  (1)山田乙三陆军大将1912年陆军大学毕业1903年起在日本军队中服务最后任日本关东军总司令

  (2)梶塚隆二医生兼细菌学家军医中尉1914年在东京医科大学毕业最后作关东军医务队长

  (3)高桥隆笃化学兼生物学家兽医中将1928年帝国大学农业系毕业最后任关东军兽医处长

  (4)川岛清医生兼细菌学家军医少将毕业于东京医科大学曾任关东军731生产总长最后任日本关东军第一战线司令部军医处长

  (5)西俊英医生兼细菌学家军医中佐毕业于东京医科大学最后是731部队训练总长并兼任驻孙吴支队长

  (6)柄泽十三夫医生兼细菌学家军医少佐毕业于东京医科大学曾任731部队生产部分部长最后的职务是日本关东军第二军团军医处工作员

  (7)尾上正男医生兼细菌学家军医少佐东京医科大学毕业最后的职务是731部队第643支队长

  (8)佐藤俊二医生兼细菌学家军医少将1923年东京医科大学毕业最后的职务是第五军团军医处长

  (9)平樱全作兽医中尉东京医科大学毕业最后的职务是日本关东军第100细菌部队工作员

  (10)三友一男军曹农业学校毕业最后的职务是日本关东军第100细菌部队工作员

  (11)菊地则光上等兵农业学校毕业最后的职务是731部队第643支队卫生兵

  (12)久留岛祐司没有受过专门教育最后的职务是731部队第162支队卫生兵

  从这些人简单的经历中不难发现,他们中的大多数是日本高等学府学医出身,他们中的大多数都是医生兼细菌学家。

  "是我准许用活人进行实验的。"关东军司令山田乙三在审判中承认。作为关东军的最高司令长官,山田不仅准许活人实验,而且直接领导并多次到731部队和100部队进行视察。他明白这些细菌武器的用途。

  事实上至今也没有人知道有多少人被用作了实验材料,有多少人活活地在731部队人体解剖台被解剖了。

  被告川岛清供认:"根据我因在该部队内职务关系上的知道的材料,我可以说,第731部队内每年因受烈性传染病实验而死去的囚犯,大约不下600人。"

  如果按这个数字推算,1931年到1945年的十四年间所杀的人近万。这还仅仅是731一个细菌部队。在中国还有100细菌部队、设在北京的1855部队,设在南京的1644部队和设在广州的8604部队,这些部队统统用人体作实验,其数额之庞大和手段之残酷真是无法估计。

  圆木

  被用来作实验的人统统取消了名字,代之以"圆木"的称呼。关东军源源不断地将活人"特别输送"到731部队。他们来的时候两个一组,一上一下相对地捆在草席中,用一根、两根来计算。他们大多数都是抗日的中国爱国分子。没有一个人能够活着出去,至死也没有人会记得他们的名字,他们的亲人永远都不会知道他们是怎么死的。

  在"圆木"中的伤寒实验是这样进行的:预先准备了一公升投有伤寒病菌的甜水,然后把这一公升甜水用普通水冲淡,分给约50名中国人喝了,他们都是战俘,其中只有几个人事先受过预防伤寒病的注射。结果是所有的人都染上了伤寒病。

  还有一次,为了检验细菌的效力,首先给50人注射了防病的药,50个人被分作5组,一部分人注射两次,一部分人注射一次,并且注射的多寡不一,另一部分人不注射,然后观察伤寒在这些人身上的反应。"这些人大部分都染上了伤寒症,其中有12人或者13人因病死掉了。

  就是感染了细菌不死的人,也要接二连三地进行实验,直到因传染病死去时为止。为了研究各种治疗法,对已受传染的人也曾加以治疗,也给他们吃正常的饭食,等到他们身体完全恢复后,就把他们拿来做另外一种实验,用另一种细菌传染他们。无论如何,从来没有一个人能活着走出这个杀人工厂的......

  被告三友一男讲述了他的杀人经历:

  答:用活人来作实验,是在1944年8、9两月间进行的。进行这种实验的办法是用一种使受实验者觉察不到的方式发给他们一剂催眠药或毒药去吃。受实验的都是俄国人和中国内地人,共计七八名。实验时所用的药品有朝鲜"朝颜",海乐英及蓖麻青。这类毒品都是渗进到食物内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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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7-1-6 19:03:49 | 显示全部楼层
第15节:天皇的杀人工厂
  作者: 南香红

  在两个星期内,曾把这种渗上毒品的食物给每一个受实验的人吃上五六次。菜汤里面主要渗的是朝鲜"朝颜",米饭里面大概渗的是海乐英,烟里面渗的是海乐英和"巴克塔尔"。受实验的人,在吃了朝鲜"朝颜"的菜汤后经过30分钟或1小时,就一连睡眠5个小时之久。

  所有受实验的人们接受实验后经过两个星期,就软弱得再不能使用了。

  问:那里又怎样处置他们呢?

  答:为了保守秘密,所有这些受实验的活人都被害死了。

  问:用什么办法害死的呢?

  答:有一个俄国人是由我们遵照科学工作员松井命令用注射氰化钾的办法害死的。

  问:究竟是谁把他害死的呢?

  答:氰化钾是我给他注射的。

  问:你把这具被你害死的俄国人的尸体怎样处置了呢?

  答:我在本部队牲畜掩埋所那里把这具尸体剖开了。

  问:你把尸体剖开后又怎么处置了呢?

  答:我把这尸体埋下去了。

  问:在什么地方掘的坑子呢?

  答:在部队后面的牲畜掩埋所那里。

  问:即是在掩埋死牲畜的地方吗?

  答:是在同一地方,不过是埋在另外一个坑子里(旁听席上显现惊动,发出愤慨声)。

  问:请你说说,你究竟是用什么方法把这人杀死的,你是怎样把他杀死的呢?

  答:为了要给这个受实验者注射氰化钾,我曾遵照松井指示设法使他泻起肚来,而这就成了注射氰化钾的借口。

  问:可见,你原是欺骗了这个人了。你口里对他说是要给他打药针来给他治病,实际上却给他注射了氰化钾,对不对?

  答:对的。

  天皇的杀人工厂

  "但丁的《神曲》中把地狱分成9层,在平房,石井四郞把他造的地狱分成8个部门。"石井四郞的8层地狱,有的是有编号的,有的根本就没有,那些没有用数字表示的,是最黑暗最隐秘的部分。

  石井四郞只是这座人间地狱的大管家,天皇是它的主人。

  1936年,哈尔滨近郊的农民接到平房警察驻所限全体村民在一个月内迁出的命令,而在迁出时,警察则将部分房屋点火焚烧。拥有110余年历史的村庄至此消失,死亡工厂就此开始建造。被赶出家园的农民或在731部队建筑工地上服役,或被迫流落他乡,此外,731本部的西、北、东三面,相距2至5公里的三个村庄全体村民也被命令一律迁出,沦为无人区,上述四个村庄被强占土地610公顷,被迫迁出的农民共546户,丢掉房屋1638间。

  这就是石井四郞的杀人工厂。"731部队是奉日本天皇裕仁1936年敕令建立的。……这道敕令曾印成多份分发到日军各部队,以便使全体军官知悉。我个人读过这敕命以及关于该部队人员表的附件,读后我就盖上了私人圆章,以示签署。"(摘自梶塚隆二受审记录摘录)

  1936年8月,"关东军防疫部"根据天皇的命令成为正规军,开始建造外表上是为军队提供"防疫"、"供水"(预防传染病和供给净水),实际上是开发细菌武器的秘密机关。

  "日本必须开发细菌武器。"梶塚隆二说,"有一次,1941年夏季,石井将军在自己办公室内同本部队负责工作人员谈话时,说明过日本军事当局为什么要成立像731部队这样一种研究机关的原因。当时他说,日本没有充分的五金矿藏及他种制造武器所必需的原料,所以日本务必寻求新式武器,而细菌武器便是其中之一种。此外,石井还指出说,所有各个强国都在这方面进行着相当的工作,因而日本在这个问题上也不应当落后。"

  杀人医生

  在日本,大批医学校的学生、医学工作者奔赴中国东北。对医生来说,能用活人进行人体实验,是具有魅力的,首先是京都帝国大学,随后是东京帝国大学的青年医生或骨干医生奔赴平房,平房的日本人,包括家属,1942年多达3000人左右。后来因调往南方战线的人不断增加,1945年战败时减至1700人。

  他们有优于一般军官的待遇。他们常常乘坐飞机到哈尔滨的平房或者南京的1644细菌部

  队,进行他们所需要的人体实验,将"圆木"提出来,在解剖室、野外的实验场进行人体实验,然后把人杀掉。在完成工作,得到他们所需要的数据后,乘坐飞机再飞回日本。

  在这里,你必须学会杀人。无论做什么事,只要是"为了国家"、或"为了公司",大多可以去做。没有了心理上的障碍,没有道德上的负疚感,于是那些以科学名誉、声称为人类造福的杀人者们,想要人的哪个部位,都可以得到。种种杀人的方法是无法想象的。当人们知道了这些罪恶的时候,甚至感到无力将它们描述出来,就是描述出来也难以让人相信。因为这种恶已经超过了人类历史上所制造出来的所有的恶。因为你无法相信,人类中的恶会达到如此的程度,它超过了人类文明描述的范畴。在通常的社会中,这些人绝不会去杀人。他们是那种即使是因交通事故伤害他人都会感到痛苦的人。人体实验明明是件坏事,但是正是这些有思想、有辨别能力的医生们在干。

  杀人者并不忌讳他们的杀人课目。这些所谓的科学工作者在中国细菌部队活动的全盛期和战后发表了一百多篇论文。只不过在公布活人体实验的数据的时候,稍加掩饰,由"满洲猴""长尾猴"来代替。这些杀人工厂里经过重要训练的人,战后大多数运用在细菌工厂获得的专门知识,成为日本生物科学领域的杰出领袖人物。
 各位律师详细列举了日军对衢州、宁波、常德、江山等地直接实施细菌战导致鼠疫、霍乱流行,以及由于对衢州实施的细菌战引起了义乌、东阳、崇山村、塔下洲的鼠疫流行,造成大量平民死亡,并给原告造成损害的事实。而且用事实证明,侵华日军731部队、1644部队等根据天皇"大陆命(大本营陆军作战命令)"和陆军参谋总长的"大陆指(大本营陆军部作战指令)",在1940年到1942年间多次在中国实施了细菌战,实际受害地区比本案原告所在地广泛得多。

  在辩护律师陈述之后,来自浙江宁波的胡贤忠讲述他家在细菌战中的受害遭遇。

  "我叫胡贤忠,今年六十六岁,中国浙江宁波人。我清楚地记得,1940年10月下旬,涂着太阳旗的日本飞机在宁波开明街上空盘旋,洒下一片淡黄色云雾。11月初,我姐姐突然头痛、发烧、脸越变越红、意识朦胧,同时大腿淋巴结肿大,没有食欲,最后连水都喝不下去。家人想尽了办法,姐姐还是死了。姐姐死后不到10天,弟弟、父亲相继染上鼠疫。我弟弟刚死,父亲又病重。这时当地全副武装的防疫人员来到我家,把我父亲送进了隔离医院,从此我再也没见到父亲。没几天我母亲也染上鼠疫,被送进同一家隔离医院,最终死在那里。从八岁起我成了孤儿,备尝人间凄苦。我从内心里憎恨细菌战,不能饶恕731部队!"?

  第二个作受害陈述的是来自崇山村的王丽君,她说:"我的家乡崇山村是一个山青水秀的好地方,村民们勤劳善良,安居乐业。我和父母及两个哥哥两个姐姐住在崇山村松树厅附近。最开始是哥哥王焕光和姐姐王福妹感染上鼠疫,然后是姐姐王佛菊和母亲也病了。日本兵烧村子那天,哥哥死了,两个姐姐病得不能动,父亲花了好大力气才把她们从着了火的房子里背出来。父母和我逃到了田里。父亲用席子给二姐做了张床,因为她还发着烧,其他人睡在地上。可是到了晚上,二姐还是死了。亲人死了,家中的财产也都被烧光,无吃无穿,无处居住。正是寒冷的冬天,没有人敢收留我们,幸亏母亲娘家的人有时给我们送点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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