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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6-12-21 16:45: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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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劳工最怕 侵华日军使用的最恐怖酷刑
本帖最后由 我是夏雯静 于 2016-12-21 17:33 编辑
日军731部队酷刑图解
78年前,一次军事冲突拉开了日本帝国主义全面侵华的序幕。这次事件爆发后的几年内,东北三省全部被日本关东军占领,因此被中国民众视为国耻,直至今日,九月十八日在许多场合都被称为“国耻日”。在国际上,这起事件经常与纳粹德国的国会纵火案相提并论。
在这场中国人民勇敢抗击侵略者的战争中,日军不仅奉行“杀光烧光抢光”的“三光政策”,残忍的屠杀中国军民,更是“缔造”了一支堪称史上最没人性的部队--日本731细菌战部队。
1981年11月,日本著名作家森村诚一所著《恶魔的饱食--日本731细菌战部队揭秘》一书在日本出版发行。作者倾尽十多年心力,冒着生命危险采访了原731部队人员,还越洋渡海前往美国,费尽周折挖掘出美国、日本等密不外宣的大量档案资料,并赴中国进行现场查证,彻底揭开了关东军满洲731细菌战部队在中国进行活体实验以及细菌战的恐怖的全貌,引起了国际社会的极大震惊。
78年后的今天,当我们翻开由学苑出版社出版的中译本《恶魔的饱食--日本731细菌战部队揭秘》时,一个个被掩盖了多年的真相让人震惊不已。其中,有着多种超出人类现象极限的恐怖酷刑。
“731部队为了彻底控制中国人,推行‘恐怖政治'。这种恐怖政治的执行机关,是设在距731部队北门约半里处的叫‘衙门院'的刑讯所。‘衙门院'是政府机关的意思。我想讲一讲在那里是干什么事的。
“‘衙门院'设在老虎屯村庄。老虎屯(老五屯)是劳务班的意思,原来叫正黄旗五屯。从外表看,是一幢普通的民房:围着土墙,屋顶上长着草,平房。我奉命去修理房子,曾进过一次屋。房子东西长约7米,南北宽6米。共有五间房。有一间是把两间屋打掉隔板合为一间,是劳务班的办公室,其他四间屋都放着许多拷问时用的刑具。
“中国劳工最怕的是‘箱床刑'。这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刑罚呢?
“在‘衙门院'的一间屋里放着一张木床,在床的两边手脚相应的位置上安装有铁环。让犯人仰面躺在木床上,用铁环把手脚固定起来,然后用绳子捆在床上。
“在枕头的位置把人头套在一个木箱里,使整个头固定起来。当犯人的头放入木箱之后,审讯人就用水桶往犯人脸上泼水,木箱中的水越来越多,接近了鼻子和嘴;再往里倒水,水位就越过了鼻子和嘴,想抬头,头部已被木箱口卡住,成了枷锁,手脚和身体也被固定在床上,所以根本无法动弹。
“当水位升至脸的高度时,犯人连水带空气一起吸入,就猛烈地呛起来,一呛水就灌了进去……然后审讯者再往里倒水。这样反复下去,犯人就失去了知觉。这时,让犯人从床上下来,使之苏醒过来。使用这种方法,可以使犯人遭受异常的痛苦,但是不会使犯人的身体受伤(不会妨碍劳动)。其目的不是杀死中国劳工,而是通过恐怖使之顺从。
“凡劳工缺勤三天以上者,不管什么原因,就罚以‘箱床刑'。由于执行这种刑罚的人很多,所以床上的铁环一点铁锈也没有,被磨得闪闪发亮。这种刑罚的效果,很明显,缺勤的人少了。”
在白的证词中讲到的“箱床刑”是在江户时代以前,日本曾使用过“泡水刑”的发展。“泡水刑”是把囚犯捆绑在梯子上,然后连梯子带人慢慢地往深水池里放。开始时,囚犯闭着嘴忍受,但每呼吸一次,就得喝一口水,一会儿,肚子就胀起来,然后把梯子提上来倒挂,让囚犯往外吐水。
731部队的“箱床刑”用少量的水给犯人极大的痛苦,可以说,这比“泡水刑”更“科学”。本书前面提到的扔到粪池里,也是日本早期使用过的“粪刑”的一种。
“无论是刑具床还是木箱,都由日本人设计,由中国木匠去做。被拷问的中国人或看过这种刑具的中国人都憎恨731部队人员,除此之外,还有许多中国人遭到731部队人员的暴行。
“有一位姓邢的年岁较大的中国劳工,由于口吃,在卫兵所被责问时未能流畅地做出回答,被毒打得不省人事了,还被穿着带铁钉的长靴摧残。
“有位叫孙继功的人,为了寻找丢失的猪来到老虎屯,那里有不少猪圈。当他正在寻找自己的猪时,被731部队的工藤发现了,工藤硬说孙继功来偷猪,举枪顶着他的头部,勾扳机做出要射击的姿势。孙虽免于一死,但由于惊吓过度,精神失常,不久死亡。
“三屯还有一位叫姜风明,他因迷路走进731部队的‘禁区'而被捕。他遭受了‘箱床刑',得了神经病,一辈子也没有治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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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book001.com/Resource/BookReader.aspx?id=146
http://www.731yz.com/
石井四郎(1892年6月25日-1959年10月9日),日本陆军中将,医学博士,关东军防疫给水部长(731部队)。关东军防疫给水部队的创办者。以进行了许多人体实验,研制了细菌武器而知名。在当时属于满洲国的哈尔滨等地对进行活人细菌感染、解剖生化实验,致使不完全统计约有3000余名中国人、朝鲜人、苏联人、美国人、英国人在活着的情况下被进行人体实验。日本战败后,他用731部队几年来在中国进行研究获得的细菌资料,私下同美国进行交易,逃过了战争法庭的审判。
基本信息
其他信息
中文名称:石井四郎外文名称:いしい しろう出生地:日本千叶县山武郡千代田村毕业院校:京都帝国大学医学部信 仰:基督教逝世日期:1959年10月9日民 族:大和族国 籍:日本知名事件:细菌武器研制 活人体解剖职 业:旧日本陆军军人,医学博士
石井四郎并不满足于仅在日本本土上研究细菌战,于是他亲自执笔撰写报告,请陆军省军医总监西汉行藏中将转交陆军大臣荒木贞夫。报告中提出请求:“现在,我们感到,对细菌武器的研究,是必须加以实验的时候了,我们要求军部,把我们全体调到满洲,使我们用来维护皇军的细菌武器得以高度的发展。”日本大本营批准了他的报告。
1932年8月31日,石井四郎和他从小长大的朋友增田知贞以及4名助手、5名雇员随行,到中国东北花费了一个多月的时间,跑遍了整个东北。目的是要在中国东北选择建立细菌研究基地的地址,之所以选择东北,要是考虑在中国东北容易得到细菌研究的“材料”——活人;另外,中国东北靠近苏联,气候也与其相似,一旦与苏军交战,可以直接地实施细菌攻击。但在具体地点的选择上发生争执,关东军的石原莞尔主张设在牡丹江,而石井四郎却执意要建在“北满”的最大城市哈尔滨。最后,石井四郎的主张得到了日本大本营的支持。同时,石井四郎的细菌战计划,也得到了关东军的大力支持。关东军高层认为细菌战能起着击败苏军的重要作用,细菌战将成为抵消日军在对苏作战中兵力上的劣势。
1933年8月的一天,石井四郎命令日军在哈尔滨市南岗区宣化街与文庙街交叉口一带,撵走了当地的商店主、职员和居民,秘密设立了细菌研究所(石井部队),密称“加茂部队”,取名“加茂”,是源自石井的家乡名称。此外,这支臭名昭著的细菌部队还常冠名为“东乡部队”,这是因为石井四郎十分崇拜在日俄战争中的东乡平八郎元帅,而且石井本人采用的别名也为“东乡大尉”,细菌部队基地里的宿舍区称“东乡村”,神社称“东乡神社”。
尽管石井四郎采取了极为严格的各种保密措施,但是,如果在像哈尔滨这样的大城市里实施大规模的人体细菌实验,显然有诸多不方便。石井四郎对此早有考虑,他选中了距哈尔滨市70公里以外的五常县背荫河。在石井四郎看来,此地不但交通方便而且又较为隐蔽,是作为大规模进行人体细菌实验场所的理想地址。1933年秋,“加茂部队”派黑田大尉在黑龙江省五常县背荫河圈定了500多平方千米的地盘,在附近村屯强征近千名劳工和几百辆马车,日夜不停地修筑“兵营”。不到一年时间,便建成了约100栋的砖瓦房。“营区不仅有营舍,还有到背荫河火车站的专用线和飞机场。
1933年12月8日,关东军参谋远藤三郎视察这里时,说:“初具规模达600平方米的大兵营,令人产生一种好似要塞的印象。这虽然是他们努力的结果,20几万元的经费开支看来还是值得的。”而石井四郎本人也成为了有可他直接指挥的三百多人的细菌部队部队长。背荫河细菌实验场不仅中国人不许靠近,就连火车经过背荫河车站时,也要放下车窗帘,严禁旅客向车外探望。细菌实验场的日本人员很少外出,并都使用假名。即使与国内家属通信,也经过关东军的审查。背荫河细菌实验场完全成为了与世隔绝的军事要塞。背荫河细菌实验场因派了一个名叫中马的大尉管理“兵营”,不知底细的当地老百姓都称这座神秘的“大兵营”为“中马城”。
在“中马城”营区中央是监狱和人体实验的综合设施。监狱是按关押1000人的规模建造,通常关押着500——600人。牢房很小,“犯人”几乎总是戴着手铐和脚镣。每个被囚禁的人平均3天——5天内采血500cc左右,采血从未停止过。等囚徒衰弱不再具有“研究价值”便注射毒液或枪杀,然后进行解剖,最后送到焚尸炉焚烧灭迹,焚尸炉由化名细谷的石井四郎的二哥石井刚男负责。
石井四郎在背荫河进行的细菌人体实验重点,放在炭疽、鼻疽、鼠疫和霍乱三四种的接触传染病病菌上;此外,还利用人体进行毒气瓦斯、毒液实验;同时以人体为“材料”来进行冻伤实验。时任关东军参谋长的冈村宁次曾到背荫河视察,对冻伤实验尤为关注,因为关东军在中国东北镇压抗日武装及日后与苏军作战时,面临的严重问题便是严寒下冻伤威胁。视察后,冈村宁次给上司的报告书中写道:“冻伤最好的治疗方法是在37摄氏度的水中浸泡”,这一发现是“根据使用人体用各种方法经过反复的试验所获得的宝贵的数据而得出”。
“中马城”从1933年下半年复合设施还没完成,石井四郎便迫不及待地开始启动使用,1934年秋天,在中秋节因看守的日本兵警戒松懈,有30余名囚徒越狱,其中王子扬等12人侥幸逃脱。由于这次越狱事件,使石井四郎感到将背荫河选择在抗联第三军的游击区域,是选错了地址。但为了减轻和推卸责任,石井四郎还是采取了暂时维持,看看情况再定的办法。但此后,抗联第三军赵尚志部曾几次袭击“中马城”及附近日军驻地,甚至发生了攻城未克事件。迫使石井不得不下定决心重新选择“基地”了。
1939年5月,日军与苏、蒙军发生冲突,石井四郎视为进行细菌战试验的最好机会,他制定了具体实施方针政策案。6月份石井四郎在海拉尔储备了2000多枚载有疽、伤寒、霍乱菌的炮弹,准备发射到苏军阵地。到了7月份,关东军司令官植田谦吉为挽回日军的败局,终于答应了石井四郎所求。欣喜望外的石井四郎将731细菌部队当时仅有的400余名各种从事细菌战人员抽调一半,以“关东军防疫班”名义参战。并将22. 5公斤沙门菌和伤寒菌投入哈拉哈河中。在7、8月份,石井四郎又将早在6月份储存在海拉尔的细菌弹运至前线,发射到苏军的阵地上。1939年10月1日,731细菌部队作为卫生部队在日军军史上首次获得的战功奖状。由第6军司令官荻州立兵中将亲自颁发,石井的正面半身照片附着报纸选择性的报道了。石井个人功四级金鵄勋章。
731部队用中国百姓做细菌实验[1]731细菌部队的特设监狱可关押四五百人,该部队的细菌部队长川岛清供认:“每年有600名左右的‘特移处理’者被送到这里”。保守推测从1939年8月到1945年8月,大约超过3000人当作“实验材料”遇害。而这个数字不包括1939年8月以前被害者,及在安达、海拉尔等地被731细菌部队支队杀害者,还没计算在中国内地投撒细菌而被害的人数,战败前后释放带菌动物所造成的人员死亡数。1940年7月,石井细菌部队组织了第一批远征队,在石井四郎亲自带领下,在浙江宁波上空投撒伤寒、霍乱、鼠疫菌;10月4日在衢州、22日在宁波飞撒细菌;11月和12月又在金华、上虞、汤溪等地投撒细菌。1941年春,石井细菌部队按照关东军司令部下达的的命令,派出第二批远征队,由第二部队长太田澄大佐带领,开始时为60人,后增加到100余人,其中有30名细菌学专家。远征队在常德一带撒布染有鼠疫菌的跳蚤,引发该地区鼠疫流行,死于鼠疫达400多人。4月21日又在新登县上空投下细菌,11月4日在常德市区投撒鼠疫菌,12月l9日,日机在诸暨上空散布鼠疫菌。
1941年夏,为掩护日本的细菌战罪恶活动,日本细菌部队启用“满洲第731部队”的番号。用铁制的弹壳装细菌或跳蚤,常会因爆炸时发生高温而杀死细菌或跳蚤;低空投放,飞机又易被击落,石井四郎一直为此头痛。1942年春天一个深夜,石井四郎突然召集731部队高级军官开会,当众宣布想出了用陶土制造弹壳的方法,这种陶土制的弹壳,被称之为“石井式瓷制细菌弹”。
1942年8月1日,石井四郎因贪污实验经费被撤职降级,调到南京任第一军的军医部长。然而,石井四郎后来对此解释为:如果他继续从事研究,他的仕途也就走到头了,陆军军医最高军衔只能为了获得更高的官衔,他需要有实战的经历。
1942年5月,中日展开了淅赣会战,到8月战斗结束。日军在作战中俘虏了数千名中国军人,俘虏收容所分别设在玉山等两处,每处关押1500余名。8月下旬,石井四郎从南京飞抵衢县,他首先想到是要利用这3000余名的俘虏,来传播剧烈的传染病。于是在给俘虏的3000多个馒头中注入肠伤寒菌、副伤寒菌,在饼干上也涂上了这些细菌。然后将这些馒头、饼干给又累又饿的俘虏食用,最后释放了这3000余名俘虏。数日后,在日军迅速撤离后的该地区,传染病迅猛地蔓延起来。在第731部队的基地发表了成果报告,其中记载:“派遣队在现地调查的结果,传染病突发并流行中最有效果的是副伤寒菌。”
石井四郎731部队残害中国百姓1942年9月,石井四郎到山西,大肆布置细菌战,山西的日军曾多次使用细菌武器。1944年夏,石井四郎奉命离开山西回国。1945年3月,石井四郎奉命重返731细菌部队,再次被任命为部队长。石井四郎马上利用职权,把曾调查自己贪污案件的、曾任731部队总务部长的中留金藏中佐,调到太平洋战场,使其不到一个月就丧了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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