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殊生命课：特级教师在女儿自杀后的反思

我是夏雯静

孩子，妈妈把你背回来了

文/孙磊； 原文刊载于《读者》杂志

　　2011年7月2日上午，南京市第一中学初中部的电化教室里，坐满了学生和家长[微博]。

　　这一天是周六，此时中考[微博]已结束近20天，成绩即将揭晓，还有什么重要的课程引来这么多学生和家长？

　　9点钟，伴随着歌曲《别哭，我最爱的人》忧伤的旋律，讲台的大屏幕上开始播放一段视频。

　　一张张照片缓缓闪现，记录了一个女孩成长的历程，从可爱的婴儿到青涩的幼女，再到花样少女。然而就在女孩最美好的花季时光，一切都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具冰冷的灵柩……

　　8分44秒的视频放完后，现场欷歔不已。

　　这是一堂特殊的生命课，主讲人是南京一中的老师黄侃，照片中的那个女孩就是她的女儿远远(化名)。远远在荷兰留学[微博]时用一种极端的方式结束了自己年轻的生命。

　　瞬间凋谢

　　2009年2月8日，农历正月十四，元宵节的前一天。

　　下课后，黄侃发现手机上有一个未接来电，是女儿远远同窗6年的闺中密友从西安打来的。

　　黄侃打过去询问缘由，对方说远远出事了。

　　远远2008年9月赴荷兰留学，在阿姆斯特丹大学读经济学。

　　中午，黄侃给中国驻荷兰大使馆打电话，但无人接听。

　　整个下午，黄侃始终心绪不宁。

　　远远从小喜爱体育、唱歌，还喜欢吹长笛、玩打击乐，成绩优异，中学时就出访过新加坡、韩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

　　从小到大，女儿都没让黄侃操过太多心，学习成绩优秀，兴趣广泛，生活自理能力也强。

　　“你不知道我这个女儿有多能干，情商高，朋友也多，性格开朗，处理事情冷静。”一说起女儿，黄侃的神情充满了自豪，“留学的事情也是她自己决定的，自己找的学校，还申请到奖学金，自己办签证，买机票。”

　　对于女儿去留学，黄侃也有自己的想法。

　　“她当时在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微博]念大一，我本来想让她在国内念完大学再出国的，但她坚持，我也只好尊重她的决定。”

　　到荷兰后，远远曾写信说很喜欢就读的学校，生活很愉快，还在教美国同学学中文。

　　在短短不到半年的学习中，远远在学业上已表现得异常优秀，成为学校的优等生。

　　“她的个人博客上也全是生活得不错、和朋友相处得很好之类的话。她从小就这样，总是报喜不报忧。”黄侃说。

　　2月9日凌晨，中国驻荷兰大使馆确认了远远出事的消息，并让黄侃尽快办理出国手续，赶往荷兰处理丧事。

　　2月14日，情人节，黄侃与远远的父亲乘飞机前往荷兰。11个小时的航程中，除了眼泪还是眼泪。

　　“请不要救我”

　　一下飞机，黄侃就问前来接机的大使馆工作人员女儿在哪。

　　当得知女儿被放置在阿姆斯特丹医学院的解剖室时，黄侃几乎晕倒过去。

　　“她一个人躺在那里，该多孤单呀。”回忆那一刻，黄侃泪流满面。

　　黄侃甚至已经不记得自己是如何走进解剖室的。

　　“看到女儿的遗体时，我已经瘫倒在地。”黄侃哽咽着说。

　　“女儿躺在白色的床单上，我突然想起当年我生下她时的情景。她呱呱落地时的哭声还在耳边，如今她却已变得冰冷。”

　　后来得知，2月8日，远远在写下3封分别给爸爸、妈妈和亲朋好友的遗书后，在宿舍内自尽。

　　在警局，黄侃看到了女儿的遗书。

　　“亲爱的妈妈：我知道我没有资格鼓励你要坚强，不要为我哭泣……我真的太太太累了，8年来一次次平定崩塌的心灵，而当它再一次崩塌时我又无能为力，只有咬牙忍受，再寻找调整的机会，而现实的事务又被耽搁着，现实的美好被破坏着，我真的厌倦了……”

　　在遗书中，远远坦言自己受强迫症之扰已长达8年，痛苦不堪。

　　据专家介绍，强迫症属于精神障碍性疾病，近年来在青少年中发病率极高，如不及时治疗，会导致精神抑郁甚至自杀。

　　黄侃无论如何也想不到，外表活泼开朗的女儿竟背负着如此大的痛苦，而她作为母亲竟没有丝毫察觉。

　　“现在回想起来，她上初中后一度变得沉默寡言，我还以为她变文静了，没想到是患上了心理疾病。孩子最后的时光，也是在异乡孤独地度过的……”黄侃痛苦地回忆着。

　　黄侃认为女儿太要强，事事要求完美。“在我们面前从来没有表露过失败的一面，展现给我们的只有微笑。”

　　远远的意外身亡让她的许多朋友吃惊不已。

　　据了解，几乎所有跟远远有过接触的人，一致评价她平常开朗活泼，没有任何患强迫症或是抑郁症的迹象。

　　“积极向上，有理想，倔强，不服输。也许正是她这种对生命中完美的执著追求，让她把自己的一切永远留在了风车的故乡。”一位好友在纪念远远的文章中写道。

　　远远的一位好友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她们在遇到问题的时候，都会咨询远远的意见，而现在回想起来，远远甚少与她们分享自己的感受。

　　而在远远结束自己生命之前，她曾跟好友同游西班牙、葡萄牙，她开始有一些迹象，表现为不爱拍照，谨小慎微。

　　在遗书中，远远说曾想通过留学生活来减轻自己的症状，但留学生活“没有成为救赎的灵药”。

　　她还请求父母对强迫症人群进行研究，并且帮助其他的受害者。

　　一向心思细密的远远甚至在一张给警察的纸条上面用英文写着：请不要救我。

　　“妈妈把你背回来了”

　　2009年2月18日，远远的遗体在阿姆斯特丹火化。

　　在处理完一些后事后，黄侃于2月24日乘飞机回国。

　　“我是用远远的书包将她的骨灰背回来的。上飞机的时候，我就对她说，远远呀，小时候我就是这样背着你上学，现在，妈妈又把你背回来了，我们一起回家吧。”

　　刚回国那段时间，黄侃根本不敢回家，一看到女儿的房间，就止不住地流泪。她在学校住了3个月。

　　5月4日是远远的生日，黄侃买了女儿最喜欢的食物和鲜花去了墓地。

　　“在公交车上，眼泪就像断了线的珠子一样往下滴，怎么忍都忍不住。旁边的乘客一直在安慰我，我就一路哭到了墓地。”

　　那段时间，黄侃无时无刻不在思念女儿。

　　“梦里全是她小时候的样子，穿着小棉袄，在床上翻来翻去，调皮起来不愿意穿袜子，甚至有时候我都能闻到她身上的奶香味。”

　　但是黄侃坚强地走了出来。

　　“不能改变的事情我必须接受，我只能改变自己能改变的。”黄侃把全部的精力投入教学工作中，2010年她被评为特级教师。

　　为了满足女儿的遗愿，黄侃还拿出10万元设立了“健心奖”，奖励那些从事心理工作的老师。

　　与此同时，作为一名教育工作者，黄侃开始反思。

　　女儿上幼儿园时。由于黄侃夫妻俩工作较忙，只能将女儿送到寄宿学校。

　　“如今来看，当时对她太残忍了——那么小，正是在父母身边撒娇淘气的年龄，她却一个人孤单地住在学校。”黄侃后悔地说。

　　“另外，我对女儿的关心过于物质化，而在精神上交流得太少，我对她的精神世界缺少了解，这也是大多数中国父母的问题所在。”黄侃说，女儿也曾经和她交流过感情上的问题，“但我是个粗线条的人，有时候大大咧咧，对这种事不太敏感”。

　　黄侃坦言，在学习上，女儿也承受着一定的压力。

　　“她学习成绩一直不错，我对她没有太高的要求，但是她一旦考试没考好，我就会旁敲侧击地鞭策一卜她。”现在回想，黄侃发现女儿心理上的问题早已隐约显现，“只要碰上大考，她就出不了好成绩，这就是心理压力过大造成的”。

　　女儿的离世让黄侃的教育理念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我要尝试让学生们更加快乐幸福，他们学业繁重，本来就很辛苦，我会和他们一起发泄苦闷。对家长来说，我想让他们知道，对孩子的评价不要太纠结于分数。”

　　正是基于这一点，黄侃特意选择在中考分数揭晓的前一天，上了这堂特殊的生命课。

　　“我希望孩子和家长对人生能有新的认识：考试成绩不是判断一个学生成功与否的唯一标准，人生还有很多的风景。”最后一堂课“上这样一堂课，对我来说是一个艰难的选择，甚至直到上课前一天，我还想打退堂鼓。”7月4日，黄侃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

　　当黄侃开始筹备这堂生命课时，翻开女儿的一张张照片，她心痛不已。

　　“视频中用的歌是郑智化的《别哭，我最爱的人》，那是女儿电脑中最后留下的唯一一首歌，我想我能明白她的心。”

　　“有朋友得知我要上这堂课，劝我不要上。但这是我的一个心愿，我要让女儿的死变得有价值。”

　　对黄侃来说，这堂课的确难上，因为她要撕开那已经渐渐愈合的伤口，直面自己的痛苦。

　　在讲述自己的心路历程时，黄侃一度痛苦得不能自己，最后由一名学生代她读完自己写给女儿的信。

　　但是，痛苦显然并不是生命课的主题，黄侃希望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向学生和家长传递自己的教育理念。


　　对学生，黄侃说：“我希望孩子们能够学会面对生命中的痛苦、挫折、不幸，无论遇到什么事情，都要珍惜生命，因为生命只有一次，只要活着，就有希望。”

　　对家长，黄侃说：“请学会欣赏子女，看到他们的独特之处，给孩子充分的信任和鼓励，尽可能地陪伴孩子成长的每一步。”

　　谈及自己的教育感受，黄侃说，如果女儿在世，她一定会让她按自己的兴趣生活，绝不给她压力。

　　“只要她能自食其力，做一个对社会没有危害的人，我就满足了。只可惜，生命不能从头再来。”

　　生命课的反响让黄侃欣慰。

　　南京一中初三(2)班的一位学生家长在给她发来的短信中写道：“您是学生们的恩师，更是他们的母亲。当姹紫嫣红的时候，这满园的桃李都不会忘记向您致敬。”

　　但黄侃说，这堂生命课，她只能上一次。

　　“这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

本文选自盆栽奶昔的博客

校园安全引起社会重视已经多年了，然而并未杜绝校园事故的发生。9月26日下午，昆明市北京路明通小学又发生一起踩踏事故，已造成6人死亡，26人受伤。

　　如此惨痛事故发生之后所需要的恰恰是理性，而非激动。历次事故发生后由于只有激动而缺乏理性，在没有充分调查之前就做处罚决定，使得一系列事件发生后都缺乏充分调查、专业分析、有效对策、持续稳定的防护措施，才又衍生出新的事故和悲剧。

　　这次昆明的事故发生以后，各方追究责任速度之快令人吃惊，7名责任人受处罚，这种操作方式显然带有较强的“维稳”特征。尽管现在所处理的人中确实有必须对此次事件负责任的人，但这样处理的实证依据是不充分的，究竟导致这一事故发生的真实责任链是怎样断掉的，尚无明确的调查结论。如在没有充分实证基础上就主观联想下结论，以后这一事故的原因就可能永远是一本糊涂账，又无法为避免今后此类事故的发生提供有效的警示。

　　这样的事故处理模式，导致每次事故的教训都未能得到充分汲取，尽管行政指令一道道往下发，封闭完整的校园安全责任链却一直未能建立，校园安全事故也就不可避免。

　　从庆阳校车时间后，就有人对这种事故处理模式提出改进意见，然而多年来，这样一种事故处理模式依然难以改变，分析其深层原因，还是对校园安全的定位存在偏差，现有的定位是维护稳定而不是维护生命价值。这种事故处理模式事实上是将校园安全作为紧箍咒，套在各级行政部门、学校领导和教师身上，而人的天性决定着他们会想法设法逃避紧箍咒，所以尽管这道咒反复念，一发生事故便念一次，一个地方发生事故全国都跟着念一次，但总有一些人心有旁骛，或心口不一，念过以后也未必生效，于是事故依然会发生。


　　因此，当下最急迫的是改变对校园安全事故认识和防控的定位，不能对每次事故仅作肤浅的处置，打扫完悲剧现场，处理几个似乎相关的责任人就算了事。把安全作为教育工作的前提，凡是不安全的地方、没有有效的安全措施就不能开展教育。因为生命的价值是高于任何一种学习与教育，高于学生的学业成绩。

　　有了这种定位，首先需要政府真正担起责任，敞开胸怀接受社会各方对学校安全状况的监督，尤其是要给专业的第三方安全评估和监督组织存在的空间，让专业的校园安全监督成为校园安全的第一道防护栏；其次，学校内部要明确特定时段和特定空间的安全责任人，建立全员全方位的安全责任体系；还有，对学生的安全教育要到位。

　　与改变安全定位相关的是要建立起安全成本和投资意识，不少地方强调安全而又没有安全投入，安全教育也缺乏系统性、专业性、可操作性，或仅有讲课、背书，缺乏实操，使得相关措施跟不少口号。名校发生踩踏事故便是这样一个典型案例。

　　真正的校园安全是包括师生在内的每个人内心的责任。

　　(作者系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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