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特高酷刑拷打抗日战士的真实记录 (2010-03-10 13:15:16)

我是夏雯静

炼狱寄语：
       本文是从日本侵华宪兵少尉土屋芳雄所写的《我的忏悔》一书中节录下来的一部分，这一部分比较具体完整真实地记述了日本特高对中国抗日战士曾经施行的极其残酷的刑讯拷打的整个过程。本文作者土屋芳雄从1931年应征日本宪兵队到1945年日本投降为止的长达15年期间，在齐齐哈尔宪兵队历任上等兵、伍长、军曹、特高班长、少尉副官等职，对我国人民犯下了严重的罪行，是一名日本侵华战争罪犯。日本投降后，他被苏联红军俘虏。1950年以后关押于抚顺战犯管理所，1956年获得宽大释放回国。后来为中日友好做了大量工作。用他自己的话说：“在侵华战争中，我直接和间接地杀害的中国人有329名，逮捕、严刑拷问后投入监狱的中国人多达1917人。这样的大罪是无法补偿的。本书，是我的遗书。在我坠入地狱之前，我痛切地感到应该把这本遗书留在人间。”
    《我的忏悔——宪兵少尉土屋芳雄的个人史》一书于纪念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四十周年之际，由日本“日中出版社”出版，立即在日本社会产生了巨大反响，也招来了日本右翼势力的强烈抗议。本书的中文版是由金源先生翻译，群众出版社于1987年出版发行。我注意到本书的中文版发行量仅仅7500册，定价仅仅1.20元人民币。但读起来，却令我有心负千斤重压的感受，产生了一种希望让更多的同胞了解这些惨烈史实的愿望。今天，我一字一句地把这段文字转载在这里，寄托了对无数殉难同胞的无限哀思，和对侵略者残暴罪行的无比愤恨！


《我的忏悔——宪兵少尉土屋芳雄的个人史》（节录）

刑讯拷问入门

      我自从1933年9月起，在仓岛班长（曹长）手下，干了一年多的特高内勤。其后就是当配备宪兵。这是“立战功” 的极好机会，我想要趁机大干一场。

      于是，我决定利用工商会所组织的自卫团逐步开展工作。我首先通过小烟翻译官，同自卫团长谈了话，要求他：“镇上如果发现可疑的人，要逐个向我报告。”

      10天后的一天，园长带着一名团员呼哧呼哧地急忙跑过来报告。我和细谷上等兵、小烟翻译一起，跟在他们后面跑去。

      “可疑的男人在浆洗房里！”我们立即冲进浆洗房里，不管有没有人，先掏出手枪，发现一名约30岁的健壮农民，我们捆住带到宪兵队里。说是可疑分子，但没有任何证据，只是他不是当地人而已。但是，不管用什么手法，一定要把他逼成“抗日军”，否则决不能立下什么功绩的。

      我虽然把那个中国男子带到了宪兵队，但在审讯时遇到了困难，不知怎么办好，因为我还没有这方面的经验。正在苦恼之中，遇上了刑讯拷问的老手松泽伍长（海拉尔宪兵队所属的宪兵），他对我说：“好！我来干！你们给我当助手，我教你们。”
       我和细谷二人，恭恭敬敬地等着松泽的差遣。
      “说说姓名和年龄！”
      “张文达，33岁。”
      “来平阳镇干什么？”
      “啊，来买东西的……”
       于是，我们就认定他是抗日军的采购员，至少也是班长以上的家伙，就这样毫无根据地把无辜的中国人定为死囚。
       张十分害怕，以不知所措的表情，苦苦哀求说：“我确实来买东西的，请相信我吧。”
       松泽向军马夫命令道：“拿三根结实的棍子来，这是个不知好歹的家伙！”
       马夫抱来三根木棍。松泽洋洋得意的样子，用下额一指：“喂！土屋，和细谷一块来干吧。”
      “啊！棍棒太粗了。虽然他是支那人，但毕竟也是人呀，怎么能用这么粗的棍棒打呢？用竹刀打还不行吗？”
      “喂！土屋你磨磨蹭蹭地干什么，赶快打吧。”
      “嘣！”“叭！”
       我们也不分肩膀、背部乱打起来，然而没有任何效果。张的脸色变红了，默默地只盯着我们。从他棉衣上飞扬起来的灰尘，把我们的嗓子呛得够呛。
      “停。”松泽小声说道：“喂！把桌子叠放成两排。再在桌子间横放棍棒。”
       我们把张的手脚用麻绳紧紧地捆起来，反剪着吊在棍棒上。一小时，两小时过去了，张的嘴仍紧闭着，只是额上浸出汗来。
       松泽又下了命令：“这个畜生！拿石头来。”
      马夫搬来了约20公斤重的大石头。我们赶紧把石头垂吊在张的脚脖子上。他的两个肩膀“咔嚓”一声，好像关节被折断似的。但是，张除了只发出“啊呀！啊呀！”的惨叫声外，什么也没有说就晕过去了。
     “他妈的，明天一定要让他吐出来。”
      松泽说完，就回到自己的宿舍了。他瘦瘦的身子，两颚瘦削，目光锐利，脸色苍白。性格有点火爆似的。神经质，象不知道干什么才好的狼一样的人。
      我松了一口气，暗暗地想：“姓张的这个家伙，用了这般严刑没吐出一个字来，很可能是抗日军的大干部。”

火刑、水刑

      翌日，松泽伍长笑嘻嘻地走来。猛然一看，见他右手提着块烙铁。
    “喂！用火炉烧红。”
    “烧好啦！”过了一会儿我和细谷答道。

      我们把烧红的烙铁递给松泽。姓张的自不必说，连我们都不知道松泽的意图是什么。
      “把张的上衣脱下来！”
      张的上半身，因棒伤满身青紫。松泽恶狠狠地喊道：“土屋、细谷！使劲按住他。”
      松泽用烙铁烙张的背，随之发出“吱——吱——”的声音。“这样还不说吗！”边喊，边继续烫。
      “宪兵竟干出这样可怕的事！”我很吃惊，胸脯“扑咚”、“扑咚”地跳着。“让我也这样干吗？”我担心地站在那里、哆哆嗦嗦地发抖。
      屋内充满了使人恶心呕吐的人肉烧臭味。每当烙铁烫到身上时，姓张的都要发出“啊呀！啊呀！”的惨叫，随后便说“我说，我说。”松泽放下烙铁，姓张的又闭口不讲。张的后背全部都是烫黑了的伤痕，鲜血从伤痕处往下直流。我暗暗想，“松泽伍长简直不是人，是个魔鬼。”张把头垂下来又晕过去了。就这样，这天刑讯拷问结束了。松泽命令道：
       “捆起来，扔到里边的屋里。”
       两天来，一滴水也没给张喝。

       在刑讯时，神官司曹长、铃木军曹两人，时常来刑讯室看看。
      “还没说吗？真是个畜牲！”说完，就出去了。

       第三天，松泽又来了，然而今天没有再拿烙铁。我稍微松了一口气，但还没有放下心来，因为松泽手里还提着一把大水壶，不知道他想干什么？
       松泽的两腮抽动了一下，说一声“来吧”。
       “今天施水刑。先把他的衣服脱光，仰天绑在凳子上。”松泽狂叫着。
       然后把大水壶里的水，不停地灌入张的嘴里鼻子里。还说“让他多多地喝，肚子灌饱了自然就能吐出来的。”
       我和细谷两人，按照松泽的指挥，轮流去灌水。张象鲤鱼一样，“咕噜”、“咕噜”地把水喝（不是喝而是强行灌）了下去，肚子鼓得圆圆的象球一样。我们又骑压张的肚子，把他肚子里的水剂出来。然后又灌水，这样反复几次，张又失去了意识晕过去了。没有任何效果。我想说“算了吧”，但话到嘴边，却没有说出来。因为我怕松泽会骂我“胆小鬼，哪能算宪兵！”于是，没敢把话说下去。

算盘刑

      第四天，刑讯继续进行着。
      这天，松泽伍长又命令制作“新刑具”。
      “拿三根粗圆木来，把它制成三角形木材。”
      马夫急忙作成了三角型木材。
      “好！ 把张的外裤、裤衩全部脱光，让他坐在三角型木材上，把锐利的三角尖朝上一直刺到骨头才行。”
这种刑讯，我们叫做算盘刑。
      “疼！”张哭泣起来。但松泽伍长，始终不放松用刑。
      “怎么，为什么那样手软！你们两人，骑在张的身上，三角尖能够锥进骨节眼里去。”
      我和细谷二人，两腿踏在张的身上，使劲地往下压，张的两腿“咔嚓”一响，顿时“啊！啊！”的惨叫起来。松泽还在狂喊，“再使劲压，继续使劲！”张已被折磨得异常虚弱衰竭，他身上连一滴汗珠也挤不出来了。
    “你们手太软了，再拿两块大石头和一块结实的板子来。”
      我们把板子放进张的两腿之间，把两块大石头放在两边。这就是使他的下肢骨头长时间感到疼痛难忍的措施。结果张的两脚皮肤开裂，桃红色的肌肉露了出来，连骨头都能看见。
      张还是忍着疼痛，两眼直盯着我们，没说一句话。
     “停止吧！”话到了嘴边，由于怕松泽的训斥又把话咽了回去。

张的最后时期

      第五天，松泽伍长更是雄赳赳地一个接着一个地使用了他的新刑讯。但没产生任何效果，我们实在是疲惫不堪。可松泽却不同。
       “找根针来，最好是缝被子的那种大针。”
       小烟翻译，急忙去中国商店买来四、五根大针。
       “扎指甲缝！”
       细谷上等兵按住张的右手，我把针“吱”的一声扎了中指的指甲缝里。张痛苦得皱着眉用尽全身力气摆动着手，大针很不容易扎深。于是，松泽伍长和我们三个使劲按住张轮流地在中指上扎刺，指缝里的血嘀嗒、嘀嗒地嘀落。然而，张还是紧闭着嘴，我们弄得筋疲力尽。

       张已觉查到要被处死了，精于刑讯的松泽伍长也毫无办法，不再刑讯了。把张捆绑起来关押在屋里。
       我现在想来，觉得张文达先生不愧是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子，是一位坚贞不屈的抗日战士。

       针刺刑讯后的第二天，不知怎么回事，驻在平阳镇的满洲国军步兵15团日本军官小曾根中尉前来宪兵队要求。“为试试日本军刀的威风，请把张交给我处决吧。”

      在我们正难以处置满身伤痕、连行走都不可能的张的时候，神宫司班长顺水推舟地答应了小曾根中尉的要求。

      张被推上马车，经镇中心往西送到中国人坟地，我们也跟到现场。据说，小曾根中尉是剑道二段，一刀就把张的头砍了下来。

      杀死张的事情，被作为神宫司班长的第一号功绩呈报到宪兵队长那里，对我来说也是当宪兵后的第一次立功，心里感到十分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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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许，在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甘南县平阳镇从来也没有一座“张文达”的墓碑，但他的名字一定会被永远地刻上无数个后来者的心田；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子，坚贞不屈的抗日战士。     ——炼狱      

我是夏雯静

酷刑让我生不如死

    这是一位在菲律宾的从日本战俘营逃出来的美大兵，后来成为游击队员，没想到却被日军俘虏，这里记录的是他被俘虏的日子，但他在未俘虏之前，亲眼目睹了日军对菲律宾妇女的暴行，日军的作为简直就是禽兽，而他被俘虏之后，更是经历了一连串残忍的酷刑，庆幸的是，最后他活下来了，现在就来看看这位被俘虏的美大兵故事。

　　在执行下一个任务之前，我们到目标村落的时间稍早了一点。大家开始慢慢向那个小村靠拢，在村外，我们远远地听到了步枪开火的声音，还有妇女惊恐的尖叫。我们飞快地在一道可以俯视整个村庄山嵴上隐蔽了起来。我被眼前的一幕吓呆了：村子里，每个小屋的支撑柱上都绑着一个菲律宾妇女，她们的衣服被撕成一条一条的，所剩无几，不难想像，在不久前这些妇女遭受了怎样的凌辱。更恐怖的事情发生了，日本兵把什么东西塞进了妇女的阴道里。妇女们哭泣着，尖叫着，祈求有人来阻止这群禽兽的暴行，但那些日本兵只是放肆地大笑，而且笑的越来越厉害了。我想，他们一定从这场残酷恐怖的游戏中得到了莫大的快感。
　　根据中新网报导，一些日本兵开始玩弄那些妇女的乳房，另一些则拿着灌满沙子和砾石的竹竿抽打着这些可怜的妇女。如果一个人在挥舞这种武器的时候用了足够大的力气，他就可以毫不费力地撕开人身体的任何部位。竹竿很快被抽裂了，破碎的竹竿轻而易举地撕开了妇女的皮肤，鲜血从妇女们身上像喷泉一样喷溅出来。日本兵的哄笑和妇女们的惨叫，混合成了世界上最恐怖的音响。
　　这种针对无辜受害者的野蛮残忍的暴行已经超出了我的承受能力。我正要转过脸去，更恐怖的事情发生了。一些日本兵点着了从那些妇女阴道里伸出来的导火索。不到20秒，我听到了爆炸声。上帝，这是多么可怕的景象啊!炸弹把那些妇女炸得四分五裂，把棚屋炸成了一堆瓦砾。在烟雾中，孩子们一边尖叫，一边对着他们的母亲大哭。另外五六十个村民被日本人逼着『欣赏』了这次行刑。刚从隐蔽处跑出来的日本兵却在一边欣赏着这种兽行，一边不停的哄笑。
　　我很怀疑眼前发生的事情是不是真的，不停的颤抖和呕吐。我对这种暴行感到无比的愤怒，但又没有办法去阻止它;这种心理真的很难描述出来。我感到热血冲向脑门，我打开冲锋枪的保险，想和这群畜牲拼了。就在我即将跃出的一剎那，瑞利一把拖住我，说道：『你疯啦!我们只有5个人，下面少说也有40个鬼子，别去送死!你没看到下面还有那么多老百姓，他们怎么办?』瑞利说得对，贸然行动无异自寻死路，虽然我们的冲锋枪在近战中有有优势，但是小日本枪法不赖，很可能我们还没有冲到村里，就在路上当了活靶子。
　　这时，耳边传来日本翻译凶神恶煞的声音，音调很高：『这就是对你们不回答问题的惩罚，只是一个小小的教训。如果你们下次再拒不交代游击在你们村子附近的活动情况，我们就一个不留地杀光你们。』接着，日本兵跳上卡车扬长而去。
　　在确信日本人已经离开村子很远后，我们进村，照料那些刚刚经历过大屠杀，惊魂未定的村民。日本人摧毁了村里一半的房屋，街道上落满了瓦砾和碎片。我们帮受伤的村民处理伤口，把活着的村民聚在一起，安抚他们。我们试图把断肢残骸清除干净。太可怕了!小村的街道简直就是地狱，到处都是喷溅状的血迹，大大小小的 人体碎块，残缺不全的胳膊、腿和躯干、内脏四处可见。
　　那些还能自己走路的人，走起来显得非常的艰难。他们大都身上有伤，我们给他们的伤口做了缝合手术，只要有需要，我们就给他们绑上应急止血带。我们在村里找出一辆卡车，幸好司机没有受伤，我们把受伤最重的人抬到卡车的后车厢里，让司机赶快送他们去附近城镇，找医院和医生治疗。我们手忙脚乱地完成了这些缝合手术，开始指挥还可以参加劳动的青壮年男性清理废墟，他们计划重建那些被毁掉的木屋。不久，天已经黑了，村里的人很感谢我们，坚持让我们留在这儿吃晚饭和过夜。我们很少在晚上行军，所以就接受了他们的好意。
　　我们决定留下来过夜，很大程度上是希望这里的人们不会因为日本人的暴行而怨恨我们。但不幸地是，我们错了，大多数人的确是理解我们的，但那天下午被炸死的一个妇女的儿子则不同。他不停地对我们大吼，说是我们害死了他的母亲，要我们为他母亲的死负责。我们没有介意，因为他还不到10岁。
　　瑞利给我们制订一条规章：如果决定在当地村庄宿营，队伍就一定要分散开。队伍中的每一个成员最好睡在不同住户的屋子里。这种分开住的目的是：万一碰上敌 人，不至于全军覆没。那天晚上，他们安排我住到了这个小村周边的一个木屋里。那个时候，我们都不需要毯子、枕头，大家都和衣而眠，这样便于转移和行动。那天晚上，我没有像惯常那样很快的入睡，而是很清醒的躺在那儿，辗转反侧，难以入梦，白天目睹的那可怕的一幕老是浮现在我眼前。我猜自己大约一点的时候才迷迷煳煳地睡着。
　　五点半的时候，大腿上传来的剧痛弄醒了我。事实上，在半梦半醒之间，我还摸了一下那伤口，发现那儿有一股温热的液体流了出来。于是我彻底醒了，睁开眼睛， 随即看到一个日本兵站在我身边，他正要把刺刀从我的腿里拔出来。那就是我刚刚感受到的，也是带给我最初的疼痛感的塬因。他对我大叫，我以为他的意思是叫我 站起来，我挣扎着想站起来，又发现自己完全错了，他使劲地踹我的胸部和我腿上的伤口，我倒下了。他的叫声打破了小村的宁静，我故意大声惨叫希望能惊醒其他睡着的伙伴，让他们能够逃脱。
　　他突然不叫了，转过身面对着其他日本兵，给他们看沾满血的刺刀，那上面是我的血。然后他们都开始哈哈大笑，笑得很难听，听起来就像野驴在叫春。我再度尝试着站起来，这是在巴丹死亡行军和奥唐奈集中营里获得的教训，日本人喜欢欺负看起来虚弱的美国兵。那个日本兵又对我的胸部勐踢了几脚，我又倒下了。村子很小，其他同伴应该听到我的叫声，只要日本人没有把整个村子包围，他们还是能从容走脱的，于是我不再叫喊。
　　我再次试着想爬起来，这时，我意识到，想依靠自己站起来，已经是一件非常痛苦的事情了。菲律宾房主是个好心人，他不顾危险跑过来，把我扶起来，他在我耳边低语：『是那个男孩告的密，日本人给了他1袋米。』我知道那男孩儿是谁，但我也不会怪他。我知道，他在情绪上已经崩溃了。他眼睁睁地看着日本人折磨、殴打、侮辱，最后杀害了他的母亲，这对大部分成年人来说已经是难以承受的了，何况他只是一个小孩子呢。当时，我没有再往深处去想自己被俘的塬因，而是集中精力，开始琢磨怎样才能最好的应付现在的局面，因为这才是眼下最紧要的。
　　那个日本兵又开始踢我腿上的伤口，这种疼痛是十分可怕的，但我咬住了嘴唇，不让他们从我可能发出的呻吟、哭泣或是惨叫中得到满足。这次我没有倒下，靠着自己的双腿坚定地站着，尽可能笔直地站着，忍着痛毕恭毕敬地向这支日本搜捕队敬了军礼。
　　我拼命回忆瑞利跟我讲过的应急措施，还有战友们叮嘱过的简单要领。假如被俘，要表现出对对方军队的尊敬，说出自己的名字，军阶和入伍编号，告诉他们自己因为丢了装备，或者队伍被日军打散，躲进丛林已经好几个月了，因为没有吃的，所以跑出丛林找些吃的。日本人有可能相信，因为这种情况很多，温赖特将军在5月份才下令菲律宾全境美军投降，更增加了可信度。日本人有可能相信，我们只是和自己的单位失散了。
　　日本人肯定会逼问游击队的事情，就假装对游击队一无所知。简单地讲，就是坚决不承认自己是游击队员，不承认与游击队有任何瓜葛，不留下任何破绽。因为日本 人哪怕发现一点破绽，都会穷究到底，把我的嘴撬开，获得游击队的资讯。从奥唐奈集中营中获得的经验告诉我，即使承认，也难逃一死。
　　我很快意识到，绝对不能说『哈依』这个词。奥唐奈集中营中，日本兵殴打我们，我们会学着日本兵被军官教训的时候本能地说『哈依』，对于任何军阶的美国战俘来说，这是一个可以让日本兵获得满足、停止殴打的好词。在以后的战俘生涯中，我说了无数次的『哈依』。但是这个时候，我必须克制自己的本能，因为一旦这个词从嘴里蹦出来，日本兵很快会意识到，我曾经在日本战俘营里待过，我是从战俘营里逃出来的，等待我的将是死亡。
　　很快，我用到了所有以前学到的东西。这时小屋里进来了一个日本军官，我转向他，以军姿刻板的站着，直接对视着那个日本军官的眼睛，大声说道：『长官，我的编号是20-600-429，我是……』没等我说完，他的刀鞘就落在我右脸颊上，划开了一道5英寸长的伤口。我疼得说不出话来。另一个日本兵冲上来，用枪托把我砸倒在地。
　　接着，他揪着我的头髮，把我拖到那个日本军官前面，把我的头紧紧地按在地上。这帮傢伙非常高兴，很容易猜到，他们为逮到我这个『游击队员』而感到非常兴奋。在挨了几脚之后，我被拽了起来。日本人开始搜我的身，他们试图找到一些武器，幸好我把冲锋枪交给了瑞利保管，他安排我睡在村口，其实也是让我承担哨兵的角色，我这个哨兵，有事只能喊叫，不能开枪，开枪大家都没命，日本人肯定以为碰到游击队，那么同伴们逃跑的几率就会很低很低。
　　他们拿走了我口袋中所有的东西：一把菲律宾小刀，很少的几张比索(菲律宾货币单位)，和我的那本『微型诗集』口袋书。随后，他们带我来到了一辆卡车旁边。 他们把我的个人物品放到了一个小盒子里，丢到卡车的前座上。接着我被我扔进卡车后车厢，四五个日本兵看着我。我的脸和腿都在流血，他们没有给我止血，就发动汽车，离开了那个村庄。车厢里除了我，没有其他同伴，谢天谢地，他们总算成功脱险了。
　　上了卡车，躺下之后，我就把衬衫撕成了条，用这些布条对受伤的腿进行了包扎。这样做止住了血，也使我感觉舒服了一些。接着我开始用手按住脸上那道长长的伤 口，试着把血止住，我不知道这些日本兵要带我去哪，也不知道，到了以后，他们会对我做些什么。但是在路上，我想，我还活着，活得挺好的。我下定决心，不管日本人如何拷打，我绝不松口，一定要让日本人相信我只是一个失散的普通士兵。
　　我的脑子快速运转，我必须迅速计划好该怎样应付马上就要面对的讯问。我希望卡车不要那么快地停下来，路上的时间对于我编织一个天衣无缝的谎言极其宝贵。我开始回想过去这几个月的一些经历。我凝望着路边的稻田，突然灵光一现。我们在林加延湾作战的时候，莫林中尉的车组在战斗中失踪。他们车组有4个人，我有绝对地把握让日本人相信，我是坦克的4个乘员之一。
　　据兄弟部队说，他的那辆坦克后来在当地的小山脚下找到，经过激烈战斗的坦克已经报废了，不过车上只有两个人的尸体，另外两个人不见了。因为林加延很快陷落，所以我们也没有见到逃离的 两个人，他们很可能被俘了，也可能进入了丛林。不管怎么说，我相信日本人的战果统计绝对不会细到确认坦克上的两名美国士兵的身份。
　　我就说自己是两个没有被俘的坦克乘员之一，与队伍失散后，回不了部队，只得不断躲避在菲律宾的村庄和村庄附近的丛林里。不过我得编出一大长串辗转躲避的菲律宾地名。这难不倒我，我清楚地记得很多战前观光过的村庄名称;我们坦克部队一路打一路撤，加上经常充当战场救火队，我能清楚地记得在哪些地方我们取得了 重大的胜利，在哪些地方我们遭遇重大损失，尤其是在哪些地方，我们的战友离开了我们。我相信只要我不说『哈依』，日本人绝对不会发现我是游击队员。
　　我们沿着那条被大雨严重损坏的公路走了差不多两个小时。路况相当差，路上布满了弹坑和碎石，卡车颠簸得厉害，我估计时速只有15英里/小时。有一次卡车停 了下来，塬来大风将路边的一颗大树的一个大枝吹断，拦在路上。日本兵不得不下车，把这个大枝杈移走。到了上午10点钟，卡车在一个乡村学校前面停了下来。 我意识到，这肯定是这一个地区的日本人的侦缉部队的据点。审问即将到来。
　　卡车停了下来，日本人把我赶进主楼，来到了一个很长的大厅里，很显然日军指挥官的办公室就在大厅附近。刚一进来，他们就要求我立正。接着，一个日本兵对我进行怒斥，那个时候我还听不懂日语，估计是要我『乖乖地听话』、『坦白从宽，抗拒从严』。除了感觉到他的粗暴蛮横，我一句话也没听进去，只是低头思考接下来该如何应付。
　　不一会，一个年轻的日本军官走了进来。他的制服干净的出奇，鞋也擦的呈亮。身上带着一把装饰华丽的武士刀，一看就知道这只是一种身份的象徵， 不是实战用的。我猜他很可能是日本皇族成员，只见他趾高气昂地向我走来，右手紧紧地握着刀把，他似乎很为这把刀感到自豪。他在我面前立住，用流利的英语对我说：『我负责为指挥官翻译。我警告你，最好诚实一点，如实回答指挥官问你的问题，如果你胆敢耍半点花招，有你好果子吃。』他一定受过良好的教育，很可能出生高贵。他说话的语气不像一般的日本军官那样声嘶力竭，声音不是很大，但是语调中分明透着一股威严。我非常清楚这些话的分量，在死亡行军路途当中和奥唐奈集中营里，我多次领教了日本人对付战俘的手段。不管我说不说，日本人都不会对我客气。
　　不一会，日本兵把我推进了指挥官的办公室。与我想像的指挥官的形象差不多，我的面前站着一个矮冬瓜，这个满脸横肉的傢伙至多只有5英尺10英寸那么高，却至少有250磅重。他微笑着看着我，精心修剪过的仁丹鬍子一动一动的。他尽量表现得和蔼可亲，和声细语地对着翻译官，叽叽咕咕说了一通。翻译官告诉我： 『长官问你，那些和你待在一起的傢伙，现在躲在哪里?』他问得很平实，没有尖叫，也没有手舞足蹈。
　　我假装着迷惑不解的样子摇摇头。翻译官又问我：『我们从飞机上投下来很多劝降书，你见到过没有?只要你把它交出来，就可以获得自由?』我明白他说的是什么东西，这玩意就是那些印着放荡的女人的小纸片，在奥唐奈集中营有很多兄弟就因为身上带着这些小纸片，被日本人枪毙了。塬因很简单，日本人认为，他们没有珍惜投降的机会。我当时身上也有一张，好在自己反应快，偷偷放在嘴里，嚼烂了吞下去，要不然我也不会活到现在。我告诉他们：『报告长官，我没有见过劝降书。我在林加延作战期间，与部队走散了。如果我见到了劝降 书，我一定会慎重考虑，认真使用它的。』
　　事实上，日本人从低飞的飞机上投下了五六种不同的劝降书。第一种说：『麦克阿瑟已经离你们而去，……他再也不会回来了。现在就投降吧，你们会获得优待。』另一种说：『士兵们，不要等待死亡的降临!要向前看，这样你们才能活到明天。』还有一种劝降书上面印着暴露的美国女人的画像。配合着这样的文字『在炸弹掉落之前，让我牵着你的手，亲吻你高贵的脸颊，细语呢喃……，在灾难降临到你的头上之前，让我陪着你在花园里徜徉，在花香中与你共眠……，现在还有时间，请抓住最后的机会，你可以享受暖玉温香，在我的酥胸上得到慰藉……，回家吧，我在家里等着你，愿你和我在梦中相逢。』传单上的英语不太纯正，但是那个女人的画 像的确非常性感。还有一种类似的传单，上面的画像是性感的日本女人。
　　日本人的心理战术运用得非常充分，他们还专门做了针对菲律宾军队的劝降书，想分化美菲联军。我记得有一种传单上写着这样的文字：『日本人和菲律宾人是兄弟姐妹……我们共同的敌人是美国人，让我们团结起来，把美国人赶回老家去。……。拿着它， 你就能获得自由。』
　　指挥官继续提问，游击队的活动成为了关注的焦点。他们急切地想要知道，游击队的活动区域和隐藏地点。我当真不知道队伍里的其他人在什么地方，因为我们的活动区域非常大，哪里有便宜捞就去哪里。我们经常偷偷地从日本人扫荡『铁耙』的齿间的缝隙通过，偷袭日军后方的运输线。就算我知道，也不会告诉他们。于是我告诉他们：『自从队伍被打散之后，我一直在四处转移，只是路过那个村庄，找个地方睡觉，顺便弄点食物，填饱肚子。我没有参加游击队，也没有碰到过游击队。』我从他们的神情当中看出，他们根本不相信我说的话。
　　指挥官表现得越来越爆炸，声音也越来越大，很快凶相毕露。我知道，他们很快就要对我用刑了。我下定决心，就是对我用刑，我也不会吐露一个字。霎那间，时间似乎凝固了，我只是静静地站在那儿，等着挨打。最终，指挥官手一挥，给了翻译官一个心照不宣的指令，翻译官走了出去。几分钟后，一个日本兵走到我旁边，举起步枪，在空中划了一个弧形，枪托就结结实实地照我的脸上打了下来。我感觉到鼻子失去了知觉，鲜血一下子就从鼻腔中喷涌而出;脸颊也被枪托打破，牙齿被打掉好几颗。鲜血喷溅到我的衬衫和裤子上，把衬衫和裤子打湿了一大片;还有鲜血顺着鼻腔流入我的喉部，喉咙本能地吞咽着。
　　等麻木的感觉过去之后，剧烈的疼痛开始发作，痛得我全身肌肉抽搐，不自觉地耸动双肩。这种感觉很痛苦，如同堕入地狱。看来这个日本兵，是干这个活的一把好手。所有在场的日本人全都哈哈大笑，他们见到我鲜血淋漓的样子似乎很满足，很过瘾。毫无疑问，我这个孱弱的美国军人，成为了他们取笑的对象。我坚持着没有倒下去，经验告诉我，日本人喜欢欺负倒下去和看起来软弱的美国人。
　　我挣扎着挺直身子。日本人见我没有倒下，又一个日本兵跑过来，拿着一根灌满沙土和砾石的竹竿抽打我的后背。在承受了多次重击以后，我终于承受不住，跪倒在地。但是我随即用尽全身的力气，双手撑着地面，站了起来。就在这时，日本指挥官和翻译、士兵好像有什么事，跑了出去。我保持着直立的姿势，在指挥官的办公室里大约站了一个小时，直到叁个日本兵冲了进来，把我拖到外面的练兵场上，这里曾经是这个学校的操场。
　　刚出门，我就看见一个美国人四肢张开呈『大』字型，被五花大绑在一块大木板上。一个日本兵捏着他的鼻子，让他的头昂起来，另一个日本兵端着一个茶壶，不断地往他的嘴里灌水。那位兄弟不停地咳嗽，不断地呕出水来。日本人想让他体会溺水的感觉，因为这么灌水，很多水会进入肺部。每隔几秒钟，当他呕吐得厉害的时候，一个日本军官就会靠近他，问他问题。如果他没有立即回答，这个军官就命令那两个士兵继续灌水。
　　这种中世纪的酷刑我只是在历史书上看过，想不到日本人竟用这种非人道的刑罚折磨战俘，现在已经是20世纪。我的上帝!我的确被吓唬住了，这就是我很快要承受的吗?我的身体不由自主地开始冒出冷汗，寒毛都竖了起来。我感觉到我的内心在颤抖，身体里所有的器官都在本能地拒绝这种酷刑。我的脸开始发烫，眼睛也越睁越大，我不断地问自己：『我该怎么办?』
　　日本人没让我等太长时间，他们让我坐在地上，一开始两叁个日本兵走到我身边，不断地在叽里哌啦地问我问题。他们故意地，这些凶神的作用是震慑我的心理。不久，那个翻译官走了过来，俯身在我耳边，用英语重复着那些问题：『你是游击队的负责人吗?其他美国人都藏在哪儿?是谁给你们提供枪支弹药?谁给你们提供食物?告诉我。告诉我，你就能活下来。』
　　我真的被吓坏了，我不知道这些问题的答案，也不知道他们给我准备了什么样的酷刑。自从在巴丹死亡行军途中和奥唐奈集中营里见识了日本人的手段之后，我的想像力就开始像野草一样疯长。日本人无所不用其极，为达目的不择手段，我曾经见识过的那些酷刑不断地在我眼前重现。我不断地在想，他们会把我怎么样，像处决喝牛洗澡的水塘里水的兄弟一样，枪毙我;或者像处决在路边排洩粪便的兄弟那样，用军刀砍掉我的脑袋;或者像他们在南京大屠杀中对放下武器的中国军人干的那样，把他们绑在树桩上，当作练习刺杀的活靶子。要是这样，反而好，落得个痛快，省得皮肉受苦。
　　我紧张万分，脱口而出：『按照《日内瓦公约》的规定，我只有给你们提供姓名，军阶和入伍编号的义务，先生。』突然，那个翻译官大笑起来，所有的日本人都大笑起来。翻译官告诉我，日本没有在《日内瓦公约》上签字，因此，他们没有必要遵守公约上那些优待战俘的条例。
　　当时我还没有意识到，这种回答救了我的命。因为，奥唐奈集中营的日军指挥官也对我们宣称，日本没有必要遵守《日内瓦公约》关于优待俘虏的规定。日本人听我如此回答，确定我没有被日军俘虏过，要不然也不会在巨大的精神压力下，说出如此让日本人感觉是『小儿科』的话。我的回答出自本能，他们没有理由不相信。看来日军上下普遍没有优待俘虏的观念，也根本不顾及国际战争法的约束力。那些日本人因为我说的这些话，又笑了几分钟。就在这个时候，那个正在受着酷刑的美国人求饶了：『求求你们，停下来吧。我说，我说!停下来吧，停下来。』那个翻译跪在他面前，记下了他说的话。接着，他毫不犹疑地掏出左轮手枪对着那个美国人的头部就是一枪。
　　塬来日本人在说谎，这就是『坦白从宽』的下场，不管承认不承认自己是游击队员，都要死。我的上帝!日本人为什么要逼着我看这可怕的一幕。这是怎样的 一种死法啊!受尽摧残，却难逃一死，日本人丝毫不把战俘当人看。我立即做出决定，决定以命相搏，就是不说。我觉得不说，还有一线生机，日本人刚才对我已 经多少打消了一点疑虑。我会坚定地维护自己作为军人的荣誉，坚决不出卖自己的弟兄。
　　我将再次提醒日军官兵，他们应该遵守《日内瓦公约》。我会告诉他们，根据《日内瓦公约》，我只有提供我的姓名、军阶和编号的义务。他们还要逼问，我就说，『我什么也不知道，我只是机械地执行上级的命令。每一个优秀的士兵都应该绝对服从上级的命令。』我以为刚才的回答，已经让他们对我失去了兴趣。我还是错了，日本人刚才是想杀鸡儆猴。他们又连续逼问了我两个小时。我对于任何问题的回答是，『我什么都不知道，我只是一名普通的士兵，只懂得执行上级的命令。』我深知我要活下来，首先要让他们觉得在我身上榨不出什么油水，让他们觉得我不能向他们提供任何有价值的资讯。
　　指挥官非常光火，他抽出宽大的军用皮带，抓住皮质的末端在空中大力地挥舞着，狠狠地抽在我的右脸上，锋利的金属皮带头又将我的右脸划出一道口子，鲜血又淌 了下来。他抽打我，就像抽打一匹烈马。皮带扣让我勐醒，过关只是黄粱一梦。不等我反应过来，脸上就又挨了一枪托的重击。就在我倒下去的剎那，我发现两个离我不远的日本兵在空地上搭起了一个『单槓』，与单槓的区别在于横桿是可以上下移动的。后来我才知道，日本人管这种刑具叫『伸展架』。
　　他们要吊死我吗?我是不是再也见不到亲爱的劳拉了?我吓得尿了裤子。我不知道这个刑具有什么用途，日本人要对我干什么，日本人只是想和我『玩玩游戏』，还是要把我吊死呢?不!我还没有死，我也不能死。我没有时间考虑日本人的意图，得想想办法让自己能够活下去。我的信念和以前一样坚定，我要活着回到美国，活着见我的家人，活着见我可爱的劳拉。活着回家是我唯一的宗旨。我曾经告诉过自己，以后做什么事情，都要围绕这个宗旨，都要为这个宗旨服务。我确定的信条就 是：做一切事情，都要以实现回家的目的为衡量标准，但是不可以丧失自尊，违背诚实和良知。正是这种信念，让我撑过了这一天，并且让我能够熬过今后叁年半的战俘生涯。
　　没容我多想，那些在空地上忙活了半天的日本兵对着指挥官喊了一句什么。指挥官就命令日本兵将我拖到那个临时搭起来的『伸展架』那里(当时我不 知道怎么称唿它。)他们让我保持站立的姿势，两手的手指交叉起来。指挥官亲自动手，用一根只有宽鞋带那么粗细的竹条把我的两个大拇指绑在一起。接着他把一根有我手腕粗的竹竿从我两手之间穿过，日本兵把粗竹竿的两端放到左右两个支撑木桿的顶部。这样以来，我的整个身子被抬了起来，脚趾刚刚可以接触到地面。我的脚趾很快就累了，承受不住身体的重量，要往下沉，但是刚想脚尖着地，两个拇指却传来剧痛，于是我又拼命踮起脚尖。
　　10分钟过后，我已经处于一种迷离的状态，我只听见日本兵在我耳边大吼，翻译官在我耳边用英语说些什么，我根本听不进去。日本人也许根本没有意识到在我的内心深处有着不是他们能够想象的坚强意志，我不会容许自己说出任何秘密。我想即使在自己失去知觉的时候，也不会胡言乱语。日本人折磨我的方式太过于残忍， 他们忘记了疼痛只会使懦夫屈服，却能使强者清醒。虽然我听不见他们说些什么，眼前所见也渐渐模煳，甚至对周边发生的一切都没有感应，但是我的潜意识却在与疼痛进行坚决的斗争，只要我能挺过10分钟，适应这种剧痛的感觉，日本人的这种酷刑就拿我没有办法。我可能会晕过去，晕过去更好，就感觉不到疼痛了。果然，日本人的声音越来越小。
　　我在『伸展架』上被挂了一天半才被放下来，其间的痛苦，是难以用语言形容的。痛苦的暂时缓解，只不过是一种新的痛苦的开始，人生就是充满了苦难。他们接着扒光了我的衣服，把一根被拧成麻花的湿竹竿，兜过我的裤裆，绑在横着的粗竹竿上，再把我挂起来。阳光变的越来越强，竹竿开始变干，收缩，锋利的竹片和尖利的竹刺，像千万把尖刀一样剐着我的睾丸，刺进睾丸。时间长了，我的睾丸被生生挤进腹部。当时感觉就好像是有人不打麻药就阉割了我一样。我现在才知道，不应该鄙视那位对日本兵招供的兄弟，因为他可能也受到了这种非人的折磨，甚至比我受得更多。不过也说不定，也许他的耐受能力比较差，挨不住日本人的酷刑就屈服 了，我希望他是前者。
　　日本人又把我吊了一个下午，才把我放下来。因为没达到目的，日本人很愤怒，他们先是把几截干竹籤刺进了我的指甲里，钻心的疼，血从伤口中涌了出来。我仍然不说。日本人点燃了竹籤，火烧到了我的手指，我甚至闻到了肉在燃烧的味道。这种剧痛过于强烈，我感觉手指已经不属于我了。日本兵抓着我的手，按到了一桶冷水里，灼痛立刻得到了缓解，但是不一会一种更加强烈的痛苦从手指涌上心头，插着竹籤的手指顶到桶底，竹籤刺得更深了。桶里的冷水侵蚀我的血肉，让我的每个细胞都感到剧痛。在我即将失去知觉，意志变得极其脆弱的几分钟里，翻译官仍然在用这些问题来『轰击』我。对每个问题，我的回答都一样：『我什么都不知道， 我只是一个普通的士兵，只懂执行命令。我知道会告诉你们的。』
　　竹籤扎手的过程中，我感觉我的意识正在逐渐地丧失。疼痛主宰了我的大脑，我想自己当时肯定不能区分上下左右，甚至不知道自己是生还是死。在那个十指连心痛的时刻，生存还是死亡对我来说已经没有任何的意义。我想哈姆雷特王子，经受如此酷刑，一定没有心思概括出『生存，还是毁灭?』这个经典的论题。我所经历的是纯粹的疼痛，除此以外别无感觉，心中空空如也，甚至连摆脱疼痛这种本能想法都没有。我只能说，这是『置之死地而后生』，也许我的命硬，上帝不要我，我最终还是活了过来。
　　两叁天的时间，好像浓缩了我的一辈子的痛苦，我从鬼门关走了好几个来回。我醒来的时候，是日本兵把我从『伸展架』上放下来的时候。看来日本人在竹籤扎手之 后，又把我放到了伸展架上。当中还有没有换点其他花样来折磨我，我真的已经记不清楚了。我颓然倒地，他们允许我瘫倒在地上，给我拿来了一小碗劣质米饭和一 杯热茶。我挣扎着把这些东西吃下去。就在这时，翻译官走过来跟我说，他们将会把我从这里送走，苦难总算告一段落。

   本文转自《今日新闻网》，原文标题《美国大兵回忆被日军俘虏的日子:酷刑让我生不如死》

我是夏雯静

  日伪统治时期，哈尔滨日本宪兵队犯下累累罪行。剧中的日本宪兵残忍毒辣，如狼似虎，这是真实的历史写照。

   

     据《哈尔滨市志 军事》载，1932年6哈尔滨日本宪兵队日伪统治时期，哈尔滨日本宪兵队犯下累累罪行。剧中的日本宪兵残忍毒辣，如狼似虎，这是真实的历史写照。

    日本关东军司令部设立哈尔滨宪兵队，本部设在南岗邮政街。下设傅家甸（道外区）、新市街（南岗区）、绥芬河、宁安、依兰、海林6个宪兵分队，统辖伪满洲国三江省、滨江省和牡丹江省军、警部门，镇压东北人民的抗日运动，侦察搜集外侨和外国领事馆情报。

     1934年至1935年，东北人民抗日斗争范围不断扩大，哈尔滨日本宪兵队根据日本关东军司令部的命令，又先后在埠头区（道里区）和五常、穆棱、珠河（今尚志）等地设立宪兵分遣队，在一面坡设宪兵分队。

     1936年，日本关东军司令部在牡丹江成立日本宪兵队司令部，哈尔滨日本宪兵司令部管辖范围相对缩小，管辖傅家甸、新市街、一面坡三个宪兵分队和埠头区、五常、珠河、绥芬河4个宪兵分遣队，其余宪兵分队移交牡丹江日本宪兵队司令部管辖。

     1937年冬，平房火车站一带设有大型日本仓库和七三一部队，哈尔滨日本宪兵司令部增设平房宪兵分遣队。同时增设阿城宪兵分队。

     日伪统治期间，哈尔滨日本宪兵队抓捕“反满抗日分子”或“思想嫌疑犯”，“特殊输送”给七三一部队做杀人细菌实验。转运由承德、奉天（沈阳）、锦州、新京（长春）等地日本宪兵队送来的战俘，供七三一部队做杀人细菌实验。七三一部队用于细菌实验杀害3000多人。1940年，哈尔滨日本宪兵队还参与镇压伪满第三飞行队的武装起义，搜捕、刑讯被俘起义士兵，并将起义士兵领导人移交伪第四军管区审判杀害。

     1945年8月苏联红军进入哈尔滨时，哈尔滨日本宪兵队被摧毁，昔日疯狂的日本宪兵被俘。

伪滨江省地方保安局

   

    剧中伪保安局与伪警察署之间狼狈为奸，伪保安局科长陈景瑜（实为国民党特工）狡猾而奸诈。历史上的伪滨江省地方保安局是什么货色？

   

     据《哈尔滨伪满警察罪恶》一书载：伪保安局是伪满警察系统内的一支庞大的秘密特务伪滨江省地方保安局剧中伪保安局与伪警察署之间狼狈为奸，伪保安局科长陈景瑜(实为国民党特工)狡猾而奸诈。历史上的伪滨江省地方保安局是什么货色？

    警察队伍。对满洲国内，以清剿抗联和中国地下组织为目标；对外的目标是苏联。主要担负边境警备、监视伪警察、防范间谍、对外谍报等任务。

     伪满中央保安局虽为伪警务司的“分室”，但实际上直接受日本关东军参谋本部的指挥，即使是关东军各部队的高级军官，未经关东军参谋长的允许，也不准过问和干涉保安局的事。

     伪满各地的保安局局长由各省伪警务厅长兼任，地方保安局理事则由各省伪警务厅特务科长兼任，各地保安局对外均以某某社会、团体、教育机关等名义掩盖其真面目。保安局大小官员，包括普通工作人员，一律以特高课的日本人警察担任，或由日本特务学校毕业生充任。只有极少数的中国人充当密侦。

     伪滨江省地方保安局成立于1938年，初设“邮检班”和“防电班”两个班。1942年后，又增设“特谍班”。“邮检班”秘密检查电报原稿、窃听电话、拆阅信件，从中窃取各类情报。“邮检班”对外称“冈田洋行”，位于南岗辽阳街，外表伪装成一家商务机构。“邮检班”全部由日籍特务组成，配备有专门启封信件及翻拍、复制设备。

     所谓“防电班”又称奇异电波搜查队，由日本宪兵队提出探查区域，捕捉可疑电波，探测无线电台位置，侦察各党派无线电谍报者的地下活动。

     时至1944年，伪滨江省地方保安局有“特谍班”11个，约50余人，活动地点分布在道里中央大街伊伯利亚饭店等处。班长由日本人担任，每班5名成员由不同民族的人组成。另在道里森林街、南岗松花江街、道外十六道街等处设有10余处秘密监视据点。

     伪滨江省地方保安局有独立的“秘密收容所”。其“秘密收容所”设在哈尔滨道里监狱内，设单人囚室8个，容5至6人牢房7间。另有4刑讯室，刑具齐全，并配备电刑用的电椅。许多抗日志士在此惨遭杀害。

如用钢笔尖、大号钢针、铁锥子扎入手指甲缝内；将电线接在受刑者手脚或头部（对妇女有时接在乳头上）通电，实施电刑；用日本战刀背部砍打受刑者颈部，往往砍断颈部脊椎，严重者致残、致死；凡以木质刑具对人体实行体罚，称之“木刑”。如令受刑者屈膝跪于地上，刽子手架其双臂，在屈膝的内侧放一根木杠，刽子手站在木杠两端，用力下压，受刑者痛苦之状难以描述；使用与水有关的刑具，对人体实施刑罚谓之“水刑”。最常用的是往受刑者口鼻内灌凉水，有时掺辣椒水或汽油、煤油。“火刑”则是用烧红的铁条、烙铁，烫烧受刑者裸露的身体各部位，受刑者痛苦不堪；凡刑罚手段与土有关者皆称之为“土刑”。如迫使受刑者脱去外裤，裸露双膝，跪在破碎的碗碴或玻璃碎片上。或令受刑者立于坑内，埋土至受刑者的颈部，仅留头部在外面，窒息而亡。

     对女受刑者的刑罚、残害灭绝人性，令人难以启齿。在1937年“4·15”大逮捕中被捕的艾凤林（女），遭到日本特务泉屋、神户等人的严刑拷打和侮辱。他们撕开她的外衣，泉屋拿木棍拨弄她的乳房，狂笑不止。还剥去她的裤子，并把她吊起来，残害她的下身……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略者的铁蹄践踏哈尔滨，在那一段长长的蒙尘岁月，侵略者在这片土地上实行了一整套军警宪特的法西斯高压统治。在哈尔滨市党史研究室研究员张福山的协助下，我们踏访那些日军侵略哈尔滨的历史遗迹和罪证。
　 记者感言
　 那些日军侵略哈尔滨的历史遗迹和罪证，有些至今保存完好，有些则仅存于保留的老照片之中。
　 平时，我们常常从那几幢老建筑前快乐而悠闲地走过，携着同伴、挽着爱人、带着孩子。
　 当有人提醒，60多年前，那里是阴森可怖的杀人魔窟，尽管在阳光下，我们的脊背会感到一阵寒意，我们似闻到了血腥的气息。
　 我们盯视着锈刀残镣，是害怕失落一段历史；我们重温那段血色记忆，是感佩我们这个民族的骨气和勇气；我们收藏战争罪证，是为了人类永远和平。
　 哈尔滨日本宪兵队
　 关东军宪兵队是关东军军事镇压机关的中枢，关东军还在伪满洲国军中设立宪兵队。1935年，他们在长春、沈阳、吉林、哈尔滨、齐齐哈尔、承德设立宪兵队司令部，1937年起，独立宪兵队本部设在哈尔滨。
　 张福山介绍，哈尔滨南岗日本宪兵队分部，位于邮政街的原省文化厅宿舍（现已拆除）。一曼街哈三中教学楼，一度被强占为伪第四军管区司令部，楼内也有哈尔滨宪兵队的部分机构，后南岗宪兵队与哈尔滨宪兵队合并，迁驻于邮政街，成为哈尔滨宪兵总部，是镇压抗日志士的大本营。
　 从1934年到1941年，哈尔滨及东北各地因反满抗日而被叛死刑的就达67000多人，至于未经判刑而死于敌人酷刑的不计其数。当年，道外极乐寺后的一个墓地和太平圈河（现道外二十道街直到太平铁道线）平民义地，是刽子手杀害抗日志士和进步青年的刑场。
　 伪哈尔滨警察厅
　 哈尔滨市一曼街241号的东北烈士纪念馆，建成于1931年。当时曾拟作东省特别行政区图书馆，未及启用即于1933年7月被伪满哈尔滨警察厅占用，是日军残酷镇压中国人民的罪恶场所。赵一曼等革命志士在这座阴森恐怖的杀人魔窟里，被关押、刑讯或惨遭杀害。
　 1932年日寇占领哈尔滨后，便直接操纵伪哈尔滨警察厅，东北烈士纪念馆地下一层，约1500余平方米，包括拘留室、审讯室、刑讯室、鉴定室、武器库等十余个房间,如今，正在修复成原貌，当年对刑讯逼供赵一曼的房间将复原后对外开放。
　 日本驻哈总领事馆
　 当年日本驻哈尔滨总领事馆，不仅拥有领事裁判权，还拥有设警权。总领事馆1907年2月5日设立，地点哈尔滨南岗医院街（现颐园街，已拆）。1924年以后迁至南岗义州街27号（现花园街，原花园小学校，2001年4月拆除）。由张福山引路，我们来到哈尔滨南岗花园街，他说，哈尔滨总领事馆均设有警察署特高系，豢养了一批特务和外事警察，设立了能容纳百余人的地下室拘留所。在已拆除的花园旅社的地下室，设有刑讯室和烧烙具的小屋，拆除前人们还能看到保留下来的两个滑轮座，是当年用于刑讯吊人毒打。
　 张福山介绍，这里有各种惨无人道的酷刑：悬吊、电刑、蜡烧、灌辣椒水、滚钉笼、坐老虎凳、烙铁条、坐钉板、往指甲里钉竹签等。
　 1936年，日本驻哈尔滨总领事馆迁入南岗车站街（现红军街108号），记者随张福山来到这座保留完好的老建筑前，如今这里是哈尔滨铁路局对外经济技术合作公司。张福山指着临街的婚纱店说，“原来这里是关押抗日志士的牢房。”红军街和花园街上的这两个总领事馆，都先后成为侵华日军731细菌部队输送“马路大”的供应地和中转站。张福山说，这儿距火车站近，一些中国爱国志士、反满抗日地下工作者和平民，被运到哈尔滨，下了火车，在地下室关押中转，再运到平房细菌基地做活人实验。

我是夏雯静

　　央视网消息(焦点访谈)：一起来看一批秘密档案。1953年11月，也就是61年前，人们从原侵华日军关东宪兵司令部的地下，发掘出一批秘密档案，主要是日本宪兵队内部的文件往来。这些档案显然是要被销毁的，因为有很明显的火烧痕迹，而且因为在地下埋藏多年，损毁非常严重。这批档案后来被转交给吉林省档案馆做进一步整理和研究。今年1月，这批秘密档案被公诸于众，内容涉及南京大屠杀、731部队、日军性奴制、奴役劳工等多方面内容。
　　“档案编号37，根据9月4日官线高882号将上者特别移送处置，以于9月10号将其移送到哈尔滨宪兵队本部特此报告，并通牒。”
　　“特移扱”是这批档案中处置所谓“苏联间谍”时经常出现的一个专用词，日语直译成汉语就是“特别移送处置”。这种“特别移送处置”究竟移送到哪？又“特别”在哪？
　　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长步平介绍：“这是当时关东军宪兵一个整体命令，大部分部队接到这个命令后，把这些人移送到哈尔滨宪兵队，宪兵队会把他送到731细菌部队。”最新的整理结果表明，在吉林省档案馆所有“苏联间谍”档案中明确写有“特别移送处置”的共有283人。
　　步平表示，当时日军管这些实验用的人叫“原木”，迄今为止没有被送到731部队的所谓“原木”有幸存者留下来。
　　一份名叫孙祥的档案记录显示，他1942年被捕，1944年3月关东宪兵队指令将他“特别移送”。孙祥所涉案件为所谓的“刚献春苏联间谍案”，卷宗相对完整。当年日本宪兵队从村里带走多名村民去审讯，被捕的近十人都来自黑龙江省的萝北县的三马架屯，其中孙祥等4人被特别移送处置。　档案记录孙祥有三个儿子，他们的后人是否了解自己的父辈和祖辈的最终下落呢？几经周折，记者在鹤岗市见到了孙祥的两个孙子孙海和孙刚。他们表示，一直想知道爷爷是怎么死的。
　　孙海、孙刚两兄弟第一次从侥幸留存的档案里知道了自己的爷爷为什么失踪以及最终去了哪里。孙祥离开了整整70年，除了档案上冰冷的文字，没有任何物品能证明他曾经存在过，他的后人只能用古老的风俗砌起一座空坟供家人缅怀。
　　涉及731部队的档案只是10万册日本关东宪兵队司令部遗留档案中的一小部分。由于日本关东宪兵队是日本关东军下辖的一个军事警察机构，它的秘密档案对于揭露日军在中国东北的侵略与殖民活动具有不可替代的史料价值。
　　这次吉林省档案馆公开的档案中，有一部分反映的是日军烧杀暴行。如日军宪兵队在对侵华日军写给日本国内的信件审查中截获禁止的内容。
　　在一份信件档案中，发件人为华北派遣队长野部队辎重部队古泉正一，内容如下：“在此前的讨伐中杀了一个中国人，心情不是很好，这些杀人的情景让内地的女子看到了一定会害怕。刺刀刺人，就像切豆腐一样，刺一两下，手就开始发抖。”
　　在另一份档案中，发信人山西榆次城外榆次青年宿舍铃木义雄写到：“之前抓到偷煤的一男一女，晚上让他们赤身裸体，然后在屁股中插入木棍，真的特别有趣。”
　　邮政检阅档案在吉林省档案馆有200多卷，接近20000多页。根据日军宪兵队自己的汇总统计，最多时一个月要检查日军上百万封信件，这种信件审查的范围涉及日军所到之处。从日本宪兵对军队实行的邮政检阅制度可以看出，日军一方面施暴，一方面在千方百计掩盖。
　　否认侵略历史、篡改教科书、参拜靖国神社等等，近年来，日本右翼分子屡屡制造事端，试图美化侵略、掩盖历史，以实现他们的政治企图。这批新公布的秘密档案，无疑是对那些公然否定历史的日本右翼分子的有力回击。它再一次证明：无论是发动侵略的人，还是美化侵略的人，都将以失败告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