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侵华战犯口述实录

我是夏雯静

筑谷章造（我参与逮捕207名哈东特委工作人员）：

我任滨江生警务厅司法科司法股长约6个月，所犯罪行：逮捕哈东特委工作人员。

（一）逮捕的起因：

1937年2月上旬，哈尔滨宪兵队本部特高课命令，将苇河县警务科警察官和伪满洲国军队中的共产党地下工作人员逮捕送来。所以，我在2月7日前后，同一名部下到了苇河县，得到该县警务科的协助，逮捕了由宪兵队提名的3名警察官。经过严刑审讯，了解到其中1名有共产党嫌疑；另2名无嫌疑事实，与同来的哈尔滨宪兵队本部特高课小田村曹长商议后释放。将有共产党嫌疑的1人送交哈尔滨宪兵队本部特高课。同时，伪满宪兵也将被提名的军人逮捕审讯，判明5人有共产党嫌疑，也一同送交哈尔滨宪兵队。

哈尔滨宪兵队本部特高课，接受由宪兵及警察送来的军人及警察官后，经过严厉审讯，判明了哈东特委的组织及有关人员情况，而制定了逮捕计划。

（二）哈尔滨宪兵队的逮捕计划及其准备：

哈东特委是以伪满军人、警察官、公务员、公司职员等组织构成的。对于伪满军人，由伪满宪兵负责逮捕，其余则由伪满警察负责逮捕。宪兵统一指导，在同一时间实行一齐大逮捕。

滨江省地区的逮捕总指挥，由一面坡宪兵分队长中头上尉担任，我和哈尔滨宪兵队本部特高课小田村曹长被命令为辅佐官。3月初，在哈尔滨宪兵队本部特高课，召开关于逮捕的协商会议。出席会议的有，哈尔滨宪兵队本部特高课长、特高课宪兵三名、一面坡宪兵分队长中头上尉及伪满宪兵军官一名和我。

会议由哈尔滨宪兵队本部特高课主持。课长将哈东特委的组织及该组织在滨江省人员的姓名、职业、住址，作了介绍。要求本地区的逮捕在中头上尉的统一指挥下，以期万无一失。接着，中头上尉指示：（1）逮捕日期定为4月15日；（2）要绝对保守秘密，以期从始至终勿走漏一点消息；（3）要努力搜集证据；（4）将逮捕的人员送交哈尔滨警察厅；（5）未能逮捕到的，要迅速通知哈尔滨宪兵队本部特高班。我之所以被召去参加会议，因为我是滨江省警务厅特搜班主任，负责有关抓捕共产党业务。在会议上，命令我逮捕滨江省非军人的嫌疑分子。

（三）警务厅对逮捕计划的实施情况：我及时将有关情况报告警务厅长，同时召集哈尔滨市警察厅、特搜班及有关县、旗警务科班搜班主任会议，传达了在宪兵队会议上中头上尉所作的指示，并宣读了有关嫌疑分子的姓名、职业、住址等，并嘱咐大家记住要求事项，在4月15日早晨一齐动手将他们逮捕。按宪兵队的布置，有关人员都逮捕到了，苇河县最多，其中多数是警察官，也有医生，逮捕总数是207名，全部羁押在哈尔滨警察厅及警察署拘留所。
斋藤美夫（指挥起草《处理共产党有关人员要纲》并督促执行）：

此纲要（《处理共产党有关人员要纲》）原是我以宪兵司令部治安课长的身份，指挥第一课长四方少佐和第二课长宇津木大尉拟稿后，交军司令部第一课参谋武居，以军司令部名义下发的。

此要纲的宗旨是：一、对共产党有关人员，给以最严厉的严重处分。二、在这些有关人员中，包括官吏、公职人员、学生、知识分子等。对知识分子阶层，如果也按危害军事行动处以严重处分，则与尊重法治观念和国际惯例难以吻合，帮为了掩盖事实加以欺骗，不贸然处以严重处分而送法院审理，以示合法。三、一般法院的审理速度极为缓慢，完全适应不了（处于战时情况下）伪满治安的需要。因此，采用军法会的办法速决处理，作为当时的基本方针。也就是说，对共产党有关人员采用消灭生命不允许生存的方针处理，为了掩人耳目，也将一部分人送交法院，用所谓合法的手段处理。这充分暴露了帝国主义阴险毒辣的政策。当时我作为宪兵干部，怀着极端的反共思想，认为共产党是妨碍日本的癌症，所以就采取了彻底消灭的政策，指挥拟定了此要纲。并做了督促执行的工作。这样，使多数的共产党员受到严厉处理而牺牲。我犯下了重大罪行，在此衷心认罪。

附 关东军司令官植田谦直下发《处理共产党有关人员要纲》

关东宪兵队司令官东条英机钧鉴：

对共产党有关人员的处理，希遵照附件一《处理共产党有关人员要纲》执行。

附件一 处理共产党有关人员要纲（摘要）

第一，日满警宪机关，在思想对策中逮捕的共产党有关人员，应依据本要纲处理。

第二，对共产党有关人员处理方针如下：

一、对认定为是共匪或匪贼的共产党有关人员，仍如过去按照军事行动处以严重处分。日满警务机关，经宪兵的批准，可以执行严重处分。

二、对不宜处以严重处分的共产党有关人员，原则上要送交军法会审处理。

第三，关东军宪兵队司令官统辖日满警务机关，根据本要纲执行处理。

附件二 关于《处理共产党有关人员要纲》的说明

目前，日满警务机关根据军的《满洲国治安肃正计划大纲》，在宪兵队司令官的统辖下，正执行着思想对策工作。思想对策工作的目标就是消灭共产党团。因此，随着今后思想对策工作的进展，不难预想将大量地逮捕共产党有关人员。对这些被逮捕的共产党有关人员的处理，是关系到思想对策效果的问题，也必然对满洲国治安肃正产生很大的影响。因此，目前对共产党有关人员的处理采用如下两种方式，即严重处分与司法处分。


鹿毛繁太（我直接指挥在柳河县内逮捕了抗日分子）：

对中共柳河县和游击队以及其他抗日武装力量的破坏，是根据1936年10月山城镇地区警务统制委员会决议进行的，我参加了这次会议。决议以山城县宪兵分队长岛玉次郎军曹为首，有我的部下特务警察参加组织的长岛工作班驻在五道沟的，经常得到我的特别工作班和各警察署的武装配合，执行侦察、搜捕、追击、诱扣中共柳河县委、游击队及抗日军队人员；同时，在我直接指挥下的柳河县警务特别工作班及各警察署，亦分别执行上述任务。

从1936年7月到1937年9月，我直接指挥我的部下在柳河县内逮捕了抗日地下工作人员25名，抗日武装人员60名。

我承认我的原部下司法股长薛庆云检举的事实，在柳河杀害了30名，这些都是由我提出应处死刑的意见，呈报山城镇及奉天地方警务统制委员会委员长批准，交守备队执行的。两次杀害了12名，头一次是在日本守备队院内杀害了6名，第二次在柳河镇西门外杀害了6名，其中有一名是我亲自拿日本刀砍死的。其余50余名送检察厅，其中10名左右被判处死刑，40名左右被判处无期徒刑和有期徒刑。被我的部下拷问致死5名。

对以上逮捕、拷问、残杀抗日地下工作人员及抗日武装人员的罪行，我应负直接指挥、命令和杀害的主谋者罪责。

宪兵长岛工作班在我指挥的警察配合下，从1936年10月至1937年4月，先后逮捕了中共柳河县委、游击队干部和地下工作人员、游击队员约65名，皆转送到山城镇处理。最后一次逮捕是在1937年3月，于三源浦、五道沟、孤山子地区逮捕了27名，其中20名在山城镇地区警务统制委员会上通过了有我的赞同意见的应予严重处分的决议，报请奉天地方警务统治委员会批准，全部杀害在山城镇了。我应负策划的参加者、执行时进行配合的命令者、杀害的参与者等罪责。

宪兵长岛工作班在五道沟、孤山子一带对抗日武装人员进行诱扣亦是根据山城镇警务统制委员会的决议，我的部下在人力、物力和情报上加以协助，诱扣后由警察押送到山城镇，其被诱扣的人数是125名。

我在柳河以首席警务指导官的身份，以书面、口头召开各警察署长会议等方法，指挥命令所属警察，对有害于日本帝国治安的和平居民，以违反所谓刑事法、特别法等罪名共逮捕了和平居民540名，其中160名送检察厅，受了不同的刑事处罚，其余全部释放了。
大野泰治（从她很高的文化程度和激烈的抗日态度来看，我深庆抓到了一个了不起的人物）：

（1935年11月22日）下午5时许，在珠河县公署正厅前，我从讨伐刚回来的首席指导官远间警佐那里接受了坐在车上的两名女人，即一名是赵一曼，另一名姓名不详、较年轻的女子。赵一曼的手腕被子弹打穿，大腿部也被子弹打伤，已濒临死亡状态。我把这二名女人拘禁在审讯室隔壁的小草屋内。通过黄翻译讯问的结果，知道赵一曼是抗日妇女会的领导人；又从她很高的文化程度和激烈的抗日态度来看，我深庆抓到了一个了不起的人物。趁她在态度激昂时，打算只问些要点，用手握和鞭刺她的手腕弹伤，就共产党的组织和联络关系等，进行了近两个小时的拷问。但从她固执的态度来看，我认为绝不容易问出什么的，遂打算先搞清其行动后再行讯问。第二天，又拉出二十来个拘禁中的人来，一个一个地审讯，调查赵一曼的情况。又命令警士对前日审讯过的四人，再进行和前者同样的审讯拷问。我在几个审讯室来回地进行监督，还不时地进行鞭打、脚踢。不久就将赵一曼送往哈尔滨，在警务厅看守所监禁十余天后，又监禁于哈尔滨市立医院。我在赵一曼的审讯报告书中附上，赵一曼是中国共产党珠河县委员会委员，在党的工作上有与赵尚志同等权力，她是北满中国共产党的重要干部，通过对该人的严厉审讯，有可能澄清中共与苏联的关系，并详述了在珠河县审讯的情况，提交山浦特务科长。又以警务厅长澁谷三郎的名义，将此情况向满洲国政府治安部警务司长、哈宾日军特务机关长、宪兵队长、哈尔滨警务厅长、珠河县警备队长等作了通报。这个报告书成了决定处赵一曼死刑的根据。1936年8月，警务厅长将拘禁在哈尔滨滨江省公署警务厅看守所的赵一曼，交由哈尔滨日本宪兵队枪杀于哈尔滨郊外。杀害事实是从警务厅特务科的警尉补森口竹治那里得知的。事实是确实的，但记不清日期。

（摘自《日本帝国主义侵华资料档案选编》卷八《东北历次大惨案》第60-61页）

古海忠之、城野宏等（日本军在同阎锡山的历史性勾结基础上，企图在山西保存实力，等待卷土重来）：

1945年8月14日，日本天皇正式宣布无条件投降。然而，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却违背投降命令，勾结国民党反动派，企图继续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为敌，在中国战场上的全部日本军拒绝向中国人民解放军投降。“支那派遣军总司令官”冈村宁次命令所属全军，“必须向国民政府投降，一切武器、物资和设施交国民政府军，不许交给八路军”；同时，还暗中命令，“如果将武器交八路军，将依法惩处。八路军若强行收缴，可以用武力抗抵”。

一、“八一五”以前日本军和阎锡山的关系

1940年第一军参谋长田中隆吉根据诱使阎锡山投降日本帝国主义、共同消灭八路军的阴谋，通过大矢正春等人联系，同阎锡山建立关系，开始进行交涉。他们推测，基于七七事变前日本帝国主义同阎锡山间的关系，这一计划很有可能实现。

阎锡山一向主张实行“山西门罗主义”，实际上他将山西置于蒋介石国民政府的统治之外，极力奠定山西省的军事和经济基础，以便使山西省实现自给自足，从而自立。为此，阎锡山从日、法、德等国引进设备和技术，在省内开办了从钢铁厂到纺织厂以及其他轻工业等一系列工厂，特别是引进以大仓矿业为中心的日本技术人员和机械，同日本垄断资本之间关系极深。七七事变爆发后，阎锡山派出部下苏体仁、靳瑞宣等人代表自己到天津，同驻屯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进行交涉，企图以山西保持中立为条件，不让日本军攻入山西。然而，在中国人民中燃起的抗日烽火粉碎了阎锡山的阴谋。另一方面，日本帝国主义对于山西的富源也早已垂涎三尺，企图全部据为己有，于是侵略军便攻占了山西。

后来，田中隆吉调任日本陆军省兵务局长，但仍来太原，指导上述交涉。华北方面军司令部的谍报谋略机关茂川公馆也设在太原，第一军又另设晋中公馆，作为这一交涉的联络机关，甚至陆军大臣东条英机也曾前来太原指导交涉。因阎锡山又名伯〔百〕川，便将这一诱降活动称之为“对伯工作”。阎锡山环顾周围形势，很难下定决心公开投降，但又企图从同日本军的交涉中获益，便派部下曲宪南为代表潜入太原，负责同日本军联系；同时，他又迎来日军代表林龟喜，待若上宾，同日军保持联系。林龟喜是大仓矿业会社的社员，自七七事变前即同阎锡山有密切交往。通过上述交涉，1941年第一军司令岩松义雄在汾阳会见了阎锡山的代表、第七集团军总司令赵承绶和骑兵第一师师长赵瑞；1942年又在汾阳县遥罗村[据河本大作1953年7月28日笔供为孝义县安平村]会见了阎锡山本人，并签署协定，其内容包括日阎两军停止交战；对八路军采取共同行动；双方不越过现有的占领区界线。于是，阎锡山派其妹夫梁綖武赴太原驻在，负责同日本军联系。根据上述协定，第一军所属的三十七师团和四十一师团也都分别同其正面的山西军签署现地协定；划定界线，并在设有师团司令部的运城和临汾分别设联络处。

　一疯狂镇压反满抗日运动“九一八”事变后，面对日本法西斯的侵略，中国各民族、各阶层人民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日本法西斯则动用军警宪特等镇压机构，以残酷的手段镇压反满抗日运动。关东宪兵队除配合关东军进行大规模的军事围剿之外，在平时指挥其他镇压机构，成为实行白色恐怖的主导力量。

　　在日本统治东北的14年中，以宪兵队为首的日伪当局进行了较大规模的逮捕与镇压。

　　1?“六一三”事件

　　1936年6月，日本关东宪兵队下达命令，对北满共产党地下组织进行了一次有预谋，有计划的大规模逮捕和镇压。

　　1936年初，中共在东北建立了东满、南满、北满、吉东4个省委和哈尔滨特委，领导东北抗联和人民坚持抗日斗争，对日伪统治给予了沉重打击。因此，日伪当局始终把中共作为镇压的主要对象。是年春，齐齐哈尔宪兵队侦知当地新闻、教育界有反满抗日活动。经调查判明，在满洲里、齐齐哈尔、牡丹江等北满地区，有大量的共产党人秘密活动，于是关东宪兵队决定在北满实行大逮捕。为此，由时任关东宪兵队司令部“思想对策”主任兼警务部第3课长的宇津木孟雄起草制定了侦察计划和命令方案，并向各个宪兵队进行了传达。

　　6月初，关东宪兵队向关东军司令部报告了侦察结果，得到实行大逮捕的批准。原定于6月底某日实施，由于6月6日海拉尔军队抓捕的北满特委任福路等人于押送途中逃跑，关东宪兵队司令部提前于6月10日下达了逮捕命令。并召开紧急会议，制定了《以哈尔滨为中心的一齐检举共产党计划一览表》进行了周密部署。《档案资料选编》（8），第42页。

　　从6月13日开始，日伪警宪特在齐齐哈尔、哈尔滨、海拉尔、牡丹江等地，一齐出动实行大逮捕。仅第一批抓捕人数就达149人，其中哈尔滨52人，齐齐哈尔38人，海拉尔11人、牡丹江48人。此后继续在各地抓捕，总人数达213人，其中教育工作者87名《黑龙江文史资料》（28），第14页。，大多是教育界、报界的爱国人士。如黑龙江《民报》社长王甄海，《大北新报》画刊社编辑金剑啸，伪龙江省教育厅长王宪章（国民党黑龙江省党部常委），教育厅体育股长姜赓年，龙江省立日语专修学校教师麻秉钧，省立第一师范教师王柱华等人。

　　日伪当局对抓捕的爱国抗日人士进行残酷刑讯，据时任齐齐哈尔宪兵分队上等兵的土屋芳雄交代：曾采用灌凉水、上大挂、棒打等酷刑残害被捕者，有的被当场迫害致死。在日本宪兵队审讯王宪章时，他高声怒斥敌人：“士可杀不可辱，头可断不可侮”，并挥拳与敌搏斗，当即被宪兵枪杀。《黑龙江文史资料》（2），第14页。日本宪兵队对被捕者进行刑讯折磨后，分别做出了死刑和不同刑期的判决。1936年8月，日伪将在齐齐哈尔被捕者王甄海、金剑啸、麻秉钧、王柱华、阎达生等5人判处死刑，26人被判徒刑；8月15日，王甄海等5人于齐齐哈尔北郊英勇就义。10月，日伪对丁立足等52名在哈尔滨被捕者，判处死刑15名，无期徒刑5名，有期徒刑25名，其他缓刑。《档案资料选编》（8），第31～50页。

　　这一事件是日伪镇压共产党及反满抗日的第一次大规模的行动。

　　2?“四一五”事件

　　1937年4月15日，日伪宪警特对北满以哈尔滨为中心，以及南满奉天、抚顺等地的中共地下组织又一次进行了大规模的逮捕和镇压，并残害了一大批无辜群众。

　　1937年3月，哈尔滨日本宪兵队从叛徒的供词中，获得了中共哈尔滨特委的组织机构及有关人员的活动情况，于是召开警宪特务镇压机构会议，制定了大逮捕计划，确定在日本宪兵队的统一指挥下行动。从4月15日晨开始，日伪当局在苇河县等哈东特委活动地区，逮捕中共抗日人员及无辜群众207名，其中中共苇河县委书记杨树森、地下党员伪苇河县警务科警长张霭如等均被逮捕，使哈东特委地下组织遭到严重破坏。

　　同时，在哈尔滨逮捕哈特委书记韩守魁等110人，在安达、双城、阿城等地也抓捕了数十人。《档案资料选编》（8），第117页。接着又将逮捕扩大到奉天、大连等地，至11月，共有中共党员、团员及爱国群众745人被捕入狱，其中198人被杀害。《东北沦陷十四年大事编年》第228页。中共哈东特委、哈尔滨市委、奉天市委、大连市委，以及海伦、呼兰、抚顺等县委、特支等遭到严重破坏。

　　在“四一五”逮捕中，日伪还制造了“法政大学事件”和“口琴社事件”。据时任中共哈尔滨市委书记张瑞麟的回忆，市委宣传部长冯策安与交通员艾风林根据市委决定，假扮夫妻建立临时家庭，以掩护地下活动。其行动被伪哈尔滨警务厅特务科密侦郎树勋探知。在“四；一五”大逮捕时，冯策安被捕后在敌严刑下出卖了原法政大学毕业生、中共党员于维范和刘芳声。敌在逮捕2人时，从其家中搜出法政大学同学名录和结义金兰谱，认为是中共地下组织名单，于是敌人按名单抓捕了赵魁（中共党员）关文明等12人。

　　口琴社是成立于1935年的进步群众文艺团体，地下党员姜椿芳、金剑啸等参加其活动。该团体曾演奏进步抗日乐曲，在群众中有很大影响。在“四；一五”日伪抓捕冯策安时，将同院的口琴社职员唐嘉伟捕去，唐在敌严刑拷打下，供出口琴社活动及其成员。于是日伪从4月18日抓捕了侯小古、王湘等原口琴社成员10余人，并将这一事件当成共产党案件上报伪中央警务司。

　　日伪对“四一五”事件的被捕者施尽吊刑、电刑、上大挂等种种惨不忍睹的酷刑，使被捕者轻者失去健康，留下终身伤痕和残疾。如对艾风林刑讯时，日本宪兵泉屋扯开她的外衣，赤裸出她的胸部，用木棍拨打她的乳房，狂笑不止。对法政大学学生赵魁审讯时，残忍地往生殖器上狠踢，当场被活活踢死。仅法政大学被捕的12人中就有7人因刑讯致死。《日军暴行录：黑龙江分卷》第178页。

　　3?“三一五”事件

　　“七七”事变后，抗联和党领导的抗日救国会在三江地区十分活跃，给日伪以沉重打击。于是日伪将“思想对策”的重点由滨江地区转向以佳木斯、汤原、依兰为中心的三江地区。对中共北满临时省委和吉东省委领导下的反日组织及抗日救国会，进行了一次大检举、大逮捕。

　　1937年7月，佳木斯日本宪兵队组成的“特务工作班”和伪满警特别搜查班，在汤原县侦察、逮捕了中共汤原县委宣传部长尹洪明，了解到中共北满临时省委及其领导的反日救国会组织的情况。接着在汤原日本宪兵分队队长藤原广之进的指挥下，日伪宪警逮捕了汤原、勃利等县的中共干部，并将这一情况上报给佳木斯日本宪兵队。于是日伪决定对三江地区的中共及抗日组织进行大逮捕。

　　1938年3月，在佳木斯日本宪兵队本部召开了日伪宪警各有关人员的联席会议，研究制定了实施大逮捕的计划。据佳木斯宪兵队《关于“三一五”大逮捕的报告》中说，“对于本管区内的（中共）北满省委和吉东省委的领导机关、党员及其外围团体，预定以3月15日为期，进行全面逮捕”。《黑龙江党史资料》（9），第155页。

　　3月15日凌晨，以佳木斯宪兵队所属各宪兵分队为主，并纠集军警特等千余人，采用各种手段实施大逮捕。或对重点地区和目标包围搜查，或利用叛徒辨认逮捕，或伺机密捕。仅三天时间就逮捕中共地下组织和抗日救国会成员315人。至7月上旬又逮捕了下江特委组织部长赵明九等13人，以及中共佳木斯市委书记董海云（董仙桥）等党员和抗日群众60余人。日伪在这次行动中，共逮捕了党员、干部、群众387人，其中中共地下组织和抗日救国会成员330多人，抗联人员50多人。伪满史料丛书《日伪暴行》，第346页。

　　这次大逮捕，中共北满临时省委和吉东省委所属的汤原、依兰、桦川、勃利、富锦、佳木斯五县一市的中共地下组织和爱国群众组织均遭破坏。汤原县委因县委书记高雨春、组织部长周兴武、宣传部长尹洪明的被捕，致使其他干部全部被捕、下属各区委及抗日救国会分会均遭破坏。依兰县委书记刘洪泰、桦川县委书记赵明九、富锦县委书记刘善一等被捕，其所属基层组织受到严重破坏。

　　日伪统治者对被捕的中共党员和爱国群众，进行了极其残酷的精神上和肉体上的折磨。被害人葛延宗控诉：“殴打是最普遍的，另外还有灌凉水、老虎（凳）、跪砖头、举大棍、过电等等。”日伪对中共佳木斯市委书记董仙桥实行“疲倦轰炸”，昼夜不停审讯3天，不给水喝、不让睡觉，并施以酷刑，使其几次昏厥，又用冷水喷醒，继续审讯。对于年仅18岁的桦川中学生李树昌，敌人采取诱供不灵之后，便采用灌辣椒水、上大挂、坐电椅……最后用烧红的烙铁烫在他的脊背上《日军暴行录：黑龙江卷》第183页。，但是敌人灭绝人性的兽行并没使共产党人屈服。

　　在进行酷刑审讯之后，对抓捕的300多人中的112名中共党员和爱国群众，进行了所谓审判，将高雨春等18人判处死刑，其中2人在刑讯中被折磨致死，其余分别被判处无期或有期徒刑。

　　“三一五”大逮捕，堪称是日本关东宪兵队有史以来对中共实行镇压的规模最大和最凶残的一次，据宪兵队的一份报告，“中共东北党（匪）于游击区之抗日共产运动，以昭和13年（1938）‘三一五大逮捕’时处于顶点。由于实施思想对策，其下属地方组织大都被逮捕消灭”。《东北抗日运动概况》，第77页。

我是夏雯静

　4?“安东事件”惨案

　　1936年11月至1937年1月，日伪统治者以“肃清东边道”一带的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为借口，在这一地区疯狂抓捕爱国知识分子，制造了震惊全国的“安东教育大惨案”。

　　“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各界民众纷纷组成抗日组织，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是其中之一。该会详情参见王驹、邵宇春《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救国会是由各阶级各党派爱国人士自发组织的有爱国统一战线性质的抗日救亡团体。1932年救国会成员，原安东林科中学校长李献庭，曾秘密潜返安东开展救国会活动。

　　1935年12月，伪安东省教育厅在安东召开教育工作会议。借此机会由伪安东省教育厅长孙斗南（孙文琢）召集参加会议者中主张抗日救国的各县代表李云霖、左秀海等13人，“名义上是研讨教育工作，实际上是秘密组织抗日救国会”。会议一致同意以安东省教育会为主，成立安东救国会。孙斗南、秦有德（林科学校校长）分别担任正副会长。之后，在伪安东省庄河、凤城、桓仁、岫岩、宽甸等县，成立了救国会分会。各救国会成立后，积极开展抗日救亡工作，并影响到工商界及民众之中，这种情况引起了日伪当局的恐惧和注意，派出特务密探，寻找线索，罗织罪名。

　　1936年由于汉奸的出卖，桓仁救国会的活动被敌查知，实行了两次大逮捕，抓捕了工商界和教育界等百余人，进而又查出救国会与安东教育局有关系。于是大逮捕从桓仁波及到安东。11月12日夜，安东日伪当局出动宪兵、警察几十人，在安东市和安东县大肆抓捕抗日爱国者，先后抓捕了伪安东县教育局长邓士仁，教育局学务股长刘国安、礼教股长宋安东，以及各学校长及骨干张镇藩、于学礼、秦有德、李庆善等三四十人，伪安东省教育厅长孙斗南、伪安东总商会会长孙荣明也遭到逮捕。不久，大逮捕从教育界株连到工商界，“荣庆常”经理雪志山，“合兴义”经理焦馨一等20多人被逮捕，至12月，在安东省城就有近百人被逮捕。

　　与此同时，日伪当局在安东各县，出动大批宪兵、警察，大肆抓捕各县爱国人士。在岫岩，敌抓捕了县教育局长江敦友，教育会长关桂生，农务会长于瑞庭，内务局长夏治生等14人。在凤城，日伪抓捕了县教育局长何泮林，中学校长李云霖，职业中学校长左秀海，凤城女中教务主任袁中怡，以及小学校长、教务主任关子荣、姜振昌、赵际清、马庆贵、李绍岩等19人。在宽甸，日本宪兵队在汉奸的指引下，逮捕了万字会长王冠五，亚新医院院长王锡忱，伪宽甸县教育会长、县师中学校长丛树春、职业中学教师李秀等。后又抓捕了县财务局长栾继先、职业中学校长吴凤宸，县女中校长邹绍南、县内务局长杨春华，农务会长吕武臣，商务会长李铭三等21人。

　　此外，在通化、庄河、辑安等又相继抓捕了很多爱国知识分子。据伪中央警务统制委员会编的《在安东省内破获秘密结社组织反满抗日救国会的情况》统计，这一事件被捕者达311人，其中安东97人，桓仁115人，通化26人，宽甸21人、凤城19人、岫岩14人、庄河14人、辑安3人，临江、长白各1人。《日军暴行录：辽宁分卷》第88～89页。

　　日伪当局将被捕的爱国者，当作“思想犯”和“国事犯”，分批押到安东宪兵队，进行“突击审讯”或采用“劝诱”方式，或严刑逼供，或残酷折磨爱国者。在敌人的淫威面前，绝大多数爱国志士和救国会成员表现出了“身受囹圄苦，救国志不移”的爱国精神。日伪在审讯伪安东县教育局长邓士仁时，威逼他说出“同党”，不成便用皮鞭打、灌凉水、灌煤油。邓士仁被折磨得遍体鳞伤，几次昏死过去，但仍没有一句口供。敌气急败后，竟将邓空吊起来，致使其当场死亡。然后敌残忍地将邓士仁尸体送到连山喂狼狗了。《铁岭文史资料》（4），第120页。

　　伪安东总商会会长孙荣明，在敌审讯中英勇不屈，对任何事情均不承认，只承认为函馆震灾募捐一事。并怒斥敌人：“函馆地震只是几万人受灾，是小灾；东北失陷是三千万人受了大灾，难到不应当救吗？”伪岫岩县农务会长于瑞庭被审讯时，怒骂日本侵略者：“口唱王道，实是霸道”，被活活打死。女中校长关英华在敌严刑拷打时，乘敌不备，抓起案上的刀砍向敌人，当场壮烈牺牲。敌在审讯桓仁教育界人士王贡生时，见其拒不招供，便想出花招，在他孩子面前对其用刑，孩子不忍父亲受摧残，便劝其父招认，王则厉声说道：“大丈夫生而何欢，死而何惧？”大义凛然，视死如归，被敌人活活打死。宽甸县万字会会长王冠五备受酷刑，仍意志坚定，一字不吐，被敌折磨致死，扔进狗圈喂了狗。此外，左秀海，丛树春等爱国志士都表现出了舍生救国，以身殉难的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在敌人酷刑审讯中，有7人被折磨致死。《日军暴行录：辽宁分卷》，第89～91页。

　　日伪经过刑讯逼供和初审后，将主犯解往奉天（今沈阳）陆军监狱，进行所谓复审，给爱国者扣上了“反满抗日”、“叛国犯”、“国事犯”等莫须有的罪名，强行进行了非法判决，除在刑讯中被折磨致死者外，共有38人被判处死刑，140人被判处无期徒刑。《日军暴行录：辽宁分卷》，第91～92页表。

　　被判极刑的爱国人士，在法庭上表现出了视死如归的英勇气概，左秀海在给其妻镜青的遗书中说：“……所恨者，未能杀敌首万千，以消我胸中豪愤耳。”他在赴刑场的刑车上高呼：“中华民族万岁！”“抗日救国万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这一壮举使日伪宪警十分惊恐，忙将刑车开回监狱，用棉花将左秀海嘴堵上，用黑布蒙住其双眼，又押赴刑场。其他爱国人士也都高呼：“抗日救国万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等口号，慷慨就义。《丹东文史资料》（3），第27页。

　　这次惨案主要集中在安东教育界和抗日救国会，但株连甚广，达300～400人，很多是无辜群众。此案在时间上延续达三、四年之久，在地区上除安东地区外，还波及到奉天、海城、铁岭等地。这次惨案是日本法西斯在统治东北14年中对教育界爱国知识分子进行的最大规模的镇压和极为残酷的血腥大屠杀。

　　5?大连“放火团”事件

　　所谓大连“放火团”事件，系指1937～1942年期间，日本帝国主义对大连地区陆续发生的放火破坏事件进行侦察，对大连国际反帝情报组织和抗日志士及无辜群众进行迫害、屠杀的事件。

　　日本占领东北后，中国人民展开了各种形式的反抗斗争。在大连地区，1934～1940年，建立起由爱国进步青年（包括一部分中共党员）组成的国际情报组（又称大连国际反帝情报组）。该组织接受苏联红军参谋部军事情报组领导，以破坏日军占领区的军事设施为主要目标，主要活动于大连地区。1933年底，该组织主要负责人纪守先、赵国文、黄振林等，经在苏联进行秘密训练之后，回到中国，在大连、上海、青岛等地开展工作。至1937年，该组织在大连的工人中间发展组织，队伍扩大到几十人，多次成功地进行了放火、破坏铁路等抗日活动。据不完全统计，该组织从1935年开始第1次实施放火爆破，到1940年5月约有57次放火行动。《日军暴行录：辽宁分卷》第192页。其中较大的行动有：1938年4月，由秋世显领导，对甘井子石油会社第15、16号仓库实施放火，将日军储存的6万桶石蜡、石油烧掉，其损失最低估计约在70万日元以上。1938年6月，在秋世显、邹立升领导下，放火焚烧了码头4个仓库，大量布匹、糖、纸张、罐头、水银、机器等物资全部被烧毁。其后又两次焚烧了伪满石油会社工厂、关东军被服仓库、大连火车工厂、大连市内东泽木材工厂、特许品制造工厂各一次。1939年夏，大连台山屯满洲油漆株式会社起火。1940年2月，大连日清、三泰两油坊起火。

　　这些接连不断的放火，给日本帝国主义以沉重打击，日军遭受毁坏和损失的军需物资达2300万日元左右，并扰乱了日本在关东州的统治秩序，使得日本统治者谈“火”色变，加紧对放火者的侦察和调查。由于大连国际情报组成员，在放火过程中表现得机智勇敢，技术高超，最初日本统治者一直以为是自然火灾，后来因从现场发现了化学药品引爆的痕迹，才开始注意追查起火原因，相应建立起一套防谍机构，大规模搜捕放火者。其机构主要有：①特殊警察队。1938年4月，关东州警察部组成一个专门对付抗日放火人员的特殊警察队。由警察部长任队长，各警察署长为班长，设有特别班，负责化学药品的检验，以及采用科学办法（如无线电搜索）侦破。②防谍委员会。1938年6月，为加强对重点设施、工厂的防备，在各警察署及各重要工厂均成立了防谍委员会，除加强警备设施、防火设备等建设外，还对工厂和重要地点实行严密监视。③水上警察署。1938年关东州警察部设水上警察署，加强对水上通道的船舶和旅客管理，搜捕抗日分子，断绝大连与华北、华中等抗日力量的联系。④关东州劳务协会，成立于1938年10月，“关东州”厅长官亲任会长。其目的在于强化对劳工的管理和控制，如实行工人登记制度等，以此来侦察工人中的抗日动向。⑤外事警察课，由镇压抗日“有功”的警察和特务组成，其任务是检举、取缔“侵害日本帝国利益”者，特别是外国人间谍及政治犯。此外，日本侵略者还在工厂、码头等重要场所，利用汉奸作为耳目，采取广布密探的白色恐怖手段，企图破获放火事件。

　　1940年6月，福昌华工株式会社的汉奸工头得知大连国际情报组的活动，报告给了关东州警察部外事课，于是日本统治者开始了大逮捕。至8月，相继在大连、沈阳、上海等地逮捕了国际情报组成员纪守先、赵国文、黄振林、秋世显等13人，以及受牵连群众100余人。

　　日寇对被捕者实施了残酷的刑讯。在审讯黄振林和赵国文时，警察将黄的手拷在桌腿上毒打，并用竹棍毒打赵国文，以至棍子都打断了。在残酷的毒打下轻者全身浮肿、出血，重则被打成残疾，甚至惨死。灌凉水是又一种折磨人的手段，日寇将受刑者衣服扒光，绑在长凳上强行将自来水灌入腹中，日寇称之为“请喝啤酒”，受刑者大都因此得了胃肠病和肺病。还有一种吊刑，即将受刑人反绑架吊起来悬在半空，然后进行毒打审问。还有一种称之为“皮衣”的刑具，给受刑者穿上勒紧，可以将人活活憋死。此外还有火刑等等。《日军暴行录：辽宁分卷》，第196页。

　　日本侵略者对国际情报组成员秋世显，进行毒打和灌凉水之后，又用烟火烧炙，使其面孔被烧烂，还用刑夹断了十指。邹立升也遭到了同样的刑罚，手皮都被剥掉了，痛得死去活来。在日寇的酷刑折磨下，秋世显、吴成江、马永佐等人被折磨致死。

　　国际情报组的成员虽然受到残酷的精神上和肉体的折磨，但他们大多数都坚贞不屈，视死如归。在法庭上义正辞严，痛斥敌人。当法官问纪守先“你们为什么放火？”纪守先严正反问道：“你们为何侵略中国？为什么侵略我们东北？为什么杀害我们同胞？”驳得敌人哑口无言。《日军暴行录：辽宁分卷》，第197页。

　　最后经过长达5个半月的审讯之后，日寇于1942年3月判处纪守先、黄振林、赵国文、秋世显、邹立升等12人死刑，李泽民、周文礼、丁兰盛等17人被判处7～10年徒刑。纪守先等人面对死亡，仍然继续斗争，写下了气壮山河的诗篇：“国破家亡民族恨，不共戴天……身入狱志愈坚，头可断志不转……”1942年12月，日本侵略者在旅顺监狱绞杀了大连国际情报组成员纪守先等9人（其余秋世显等3人已被折磨死于狱中）。

　　在破坏国际情报组之前，日寇就以“放火犯”的罪名，大肆抓捕平民百姓，并进行残酷迫害。1937～1940年间，日本宪兵警察就进行过几十次大搜捕，迫害百姓达千人以上。例如，1938年4月，甘井子石油会社着火，日寇便将工人集中起来，调查放火者，抓捕嫌疑者100多人，将工人李境、吴学金等人以放火罪名各判处徒刑15年，工友卢某在刑讯时被活活打死。由于日寇滥捕过多，以至于拘留所内过于拥挤，造成伤寒等传染病流行，许多人因得不到治疗，被迫害致死。

　　大连放火团事件是日本侵略者屠杀中国人民的又一个血证。

　6?“一二三”事件

　　1941年12月，日伪当局出动大批宪兵、特务、警察，在奉天、新京、哈尔滨等东北各地，对各阶层的爱国抗日人士和组织进行了有计划的大逮捕和疯狂镇压。先后抓捕355人，170人被判刑，10多人死亡。《日军暴行录：吉林分卷》，第135页。

　　伪满政权建立后，日本法西斯为巩固其统治，在思想上奴役中国人民，在伪都新京等地建立了许多大学，如建国大学、法政大学、大同学院等。在这些学校里，一部分具有爱国精神的进步学生，受“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深深感到做亡国奴的痛苦，自发地组织起来，开展反满抗日活动。1936年6月，陈树满、王国贤、李逢春等一批进步青年，在新京财务职员养成所成立了“读书会”，启发学生的爱国民族意识，培养反满抗日的爱国精神。这些学员毕业后被分配到东北各地，仍继续保持联系，发展扩大力量。至1940年底，该组织建立了齐齐哈尔核心小组，并在伪新京军官学校等伪满机构和学校中发展了成员，遍布东北各主要城市，人员达200多人。还与中共和抗联等取得了联系，形成了较大规模的秘密抗日组织。1941年8月，读书会更名为“铁血同盟”，明确了“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推翻伪满傀儡政权”的宗旨。以助乐读书为形式，传播抗日救国思想，激发青年的爱国热情，并开展搜集情报、张贴反满抗日传单等抗日活动。

　　1940年5月，由伪新京陆军军官学校学员吕殿元、崔立福（崔黎夫）、孙景庚等人发起，召集志同道合的同学，成立了反满抗日组织“恢复会”，其意为恢复失地。该组织发展很快，到1941年11月，已发展会员36人，占军校第1期中国学员的五分之一《日军暴行录：辽宁分卷》，第138页。，该会秘密传阅进步书刊，编演话剧、歌曲等，积极开展反日活动，并寻求与中共的合作。很多人还以个人名义参加了读书会。成为在伪满军事部门中的一个重要抗日组织。“青年读书会”是由《大同报》编辑李季风发起组织的以左翼文艺工作者为主体的秘密反满抗日组织。于1940年6月成立，该组织成员利用编辑等有利条件，以笔作刀枪，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抨击时政，其作品对青年影响很大。

　　在伪建国大学内，由大学生柴纯然、杨增志等发起组织了“建大干部会”，并与国民党地下组织“东北抗战机构”建立了联系，积极开展抗日宣传、鼓动工作。此外还有一些爱国青年自发地开展反满抗日活动。上述以“读书会”为突出代表的抗日组织及其活动，使日伪当局极为恐慌，加紧对其进行侦查和镇压。

　　1941年7月，“读书会”成员王国贤以“贪污”罪被捕《日军暴行录：辽宁分卷》第222页……敌人通过这一线索、掌握了一些读书会的情况，遂派遣特务和叛徒伪装成中共负责人，打入读书会，进一步了解到读书会的活动十分广泛，有青年知识分子，军校学生，感到读书会等对日伪统治有极大的破坏作用。决定采取集中检举的方式，将读书会等组织一网打尽。

　　12月30日，特务朱冠军等人，假称由“中共中央代表”作报告，将“读书会”主要成员从各地骗来开会，全部逮捕。以此为开端，日伪当局在东北进行了空前的大逮捕和大镇压，在哈尔滨抓捕了“读书会”主要成员马成龙、常吉、崔立福、徐连汉等人，在伪都新京逮捕了“读书会”的绝大部分成员，“恢复会”的领导人和《大同报》副刊主编李季风，以及建国大学学生柴纯然等。还在奉天和锦州等地进行了大肆抓捕。

　　日寇对被逮捕者实行残酷刑讯，灌凉水、上大挂、电刑、跪铁索、夹手指等，可谓五刑俱全。最惨无人道的是烧女人乳头、阴户、将男性生殖器拴住牵行。受刑者之一周化贞控诉说：“特务对我实行严刑拷问，最初是打嘴巴，以后将我所有衣服完全脱掉，周身用火烧，用火烧阴毛，用竹签刺阴户……给我过电，烧得遍体鳞伤，衣服与皮肉黏在一起……”《日军暴行录：吉林分卷》第140页。

　　除酷刑摧残外，日寇还采取“非人囚笼”、“思想禁锢”、敲诈勒索等手段，对被捕者进行肉体上、精神上的残酷折磨。马成龙被关在“非人囚笼”中，折磨得身心失调、双目失明、惨死在狱中，孙海峰被打得血肉模糊、面目全非，但他仍宁死不屈，愤然从三楼跳下，血溅街头。《日军暴行录：辽宁分卷》第223页。崔立福有时被连续两昼夜不停刑讯，多次昏死过去。在敌人的严刑拷打下，“读书会”成员有五人死于酷刑。

　　其他被判刑的“政治犯”在监狱中受到非人虐待，每顿吃的高粮米粥，也被克扣得尽是些稀米汤，菜有时是烂白菜等。有病根本得不到医治，伪建大学生柴纯然得了伤寒，不给医治，很快就死了。《日军暴行录：吉林分卷》第144页。张辅三、王觉等人都因生活受虐待，病死于狱中。日本看守还动辄行凶毒打，从1942年到1945年光复，仅长春监狱就有10多人被日寇残害致死。

　　7?“巴木东”事件

　　“巴木东”系指伪滨江省巴彦、木兰、东兴等县，这一地区是抗联第3路军的主要活动地区，并带动群众和抗日救国团体的活动也十分活跃，对日伪统治给予了极大打击。为镇压抗日斗争，关东军在伪滨江省设立了“治安工作委员会”，并组织特别搜查班，监视和侦察抗联及反日团体活动。还利用叛徒打入抗日救国团体内，诱捕抗日人员。1932年8月，抗联第三路军参谋长许亨植不幸在一次战斗中牺牲，敌人从他身上找到了一份“巴木东”和齐齐哈尔地区中共及抗日会的地下组织名单。《日军暴行录：黑龙江分卷》第220～221页。根据这一线索及此前后的侦察，敌人掌握了“巴木东”地区抗联和抗日救国会大量情报。从1942年底开始，日寇连接召开会议，决定对“巴木东”地区的抗日活动进行镇压，并相应设立了行动组织，从抓捕到看守，每县都设有5个班。至1943年春，一场有计划的大逮捕行动准备就绪。

　　3月15日，在伪滨江省警务厅特务科长的指挥下，日伪当局调集哈尔滨宪兵队，以及巴木东地区附近各市县伪警察和特务，计500余人，出动汽车几十辆，组成“巴木东肃正工作指挥本部”，一起实行大逮捕。第一次就抓捕抗联人员和反日群众540余名。5月又进行了第二次大逮捕，抓捕150余人。共计逮捕抗联和抗日秘密组织人员以及爱国群众近千人，使“巴木东”三县14个抗日救国会、13支青年义务队和农民武装受到破坏。

　　日寇对被捕者实施酷刑审讯，逼迫承认与抗联有联系或同情抗日活动。火刑，电刑，灌凉水，把人装在麻袋里摔打。酷刑之下，每天都有死者。据原哈尔滨宪兵队本部保安局派遣宪兵高见忠夫战后供认，因酷刑和虐杀，死者就达60多人。《档案资料选编》（8），第576页。据幸存者赵清林回忆：与他同监的毕文祥由于上大桂，坐老虎凳等酷刑，被活活打死在狱中；李树文被敌人用火刑，吊刑等折磨，也惨死在狱中。《黑龙江文史资料》（9），第243页。

　　经过酷刑审讯之后，日寇将550余名被捕者上送伪哈尔滨高等检察厅，对其中403人进行了起诉。后将阎继哲等66人，判处死刑。被判无期徒刑者60名，被判有期徒刑5～15年的227名。《档案资料选编》（8），第571～595页。这一事件主要集中在“巴木东”三县，但敌抓捕的行动规模相当大，被捕受害者数量也是很大的。这在东北沦陷期间，是一次十分重大的惨案。

　　8?“三省党部”事件

　　中国抗日战争是全民族的抗战，无论何党派何阶层，只要是爱国者都会奋起抗击日本侵略者及其傀儡。这其中，国民党也在东北建立了地下组织，开展秘密反日活动。“九一八”事变之后，国民党在东北设立的秘密组织主要有东北协会，东北党务办事处和东北党务专员三个系统。但在1941年底至1942年春，遭到日伪的严重破坏，被捕人数达700多人，20多人被判死刑。《苦难与斗争》（下），第53页。于是国民党中央决定更改组织系统，分设三省党部，派李光忱、石坚、肖达三分任辽吉黑三省党部主任委员，重新开展地下反日工作。

　　1944年2月，国民党驻哈尔滨市联络站负责人王友忱，由于疏忽，其活动被伪哈尔滨警察厅特务查知，王即被捕。之后，日伪利用这一线索，开始大规模镇压国民党在东北的地下组织。为此，伪满各省专门成立了特别工作班，称这项工作为“桃园工作”。3月12日，日伪实行集中抓捕。国民党在东北的主要成员均被逮捕。在伪滨江省，由特务科的山寺任工作班长，在特高科股长那须高义等的指挥下，逮捕了黑龙江省党部主任委员肖达三，党部委员兼蒙旗党务特派员书记李宗周等100余人。在伪新京地区，由伪首都警察厅副总监三田正夫等指挥，出动宪警特60余人，逮捕了吉林省党部主任委员石坚等国民党员10多人及普通百姓。在伪奉天省，由伪地方保安局长三宅秀也指挥，逮捕了辽宁省党部主任委员李光忱等350多人。《日军暴行录：辽宁分卷》第234～238页。国民党在东北的地下组织遭到严重破坏。不久，大逮捕又扩大到京津地区，又有10多人被逮捕。至10月，国民党东北三省党部主要负责人除罗大愚、关大成等少数逃脱外，其余全部被捕。

　　日寇对被捕者进行了严刑审讯。国民党延寿县党部书记长李芳春被捕后，日寇用烧红的铁钩子烙其腿部，李当即昏死。有的被浇上凉水冻成冰砣。被捕的无辜群众也惨遭迫害。据李芳春回忆，黑龙江省党部委员柳国栋回哈尔滨时被敌跟踪，他便躲到绥化的表弟关铁峰家，敌人未追捕到柳国栋，便将关家父子逮捕入狱，并严刑拷问。关海明在酷刑之下得了重病，日寇不给治疗，不几天就死去了。《日军暴行录：黑龙江分卷》第229页。

　　被捕者经过在拘留所的审讯之后，日寇将所谓“重要者”送交伪省高等检察厅起诉，继之由伪法院判决。辽宁省党部主任委员李光忱，委员王育文、督导员侯天民等3人被判处死刑，督导员崔荣，李继武等分别被判处无期徒刑和7～20年有期徒刑。干事傅乃新未及审判即病死狱中。吉林省党部主任委员石坚，以及张滔等人被伪新京特别法厅分别判处死刑、无期徒刑和有期徒刑。黑龙江省党部主作委员萧达三在哈尔滨被判处死刑。

　　日伪当局在对被捕者进行司法处理的同时，又策划了新的逮捕行动。即所谓“晓工作”。1945年5月22日，日伪在伪都新京召开会议，阴谋策划了大逮捕计划。5月27日再次对国民党地下组织及其有关系者实行大逮捕。在伪奉天省，仅据敌伪档案记载，抓捕人数就达322人。《档案资料选编》（8），第657页。日本战犯沟口嘉夫也供述，在伪滨江省预定逮捕的约有60名。此次大逮捕，国民党东北党务专员罗大愚、党部负责人张宝慈等均遭逮捕。《日军暴行录：黑龙江分卷》第230页。

　　更多的是许多无辜百姓被逮捕，受尽酷刑折磨，惨遭迫害。营口的被捕者万枝荣控诉：“在被关押的70多天当中，曾受到警察们用灌凉水、上大挂、皮鞭抽打、压杠子、夹钉板、拳打脚踢等刑罚，惨无人道地对我进行拷打，打得遍体是伤，昏迷不醒……”《档案资料选编》（8），第671页。日本战犯时任伪辽阳市警察局特务主任的木村正二也供认，为调查辽阳市康德新闻社记者任某（县党部干部），将其妻（21岁）逮捕，当时拷问的方法是让其光脚跪在削尖锋利的三角木上，尖木刺进小腿，使人剧痛。《档案资料选编》（8），第660～661页。许多被捕者在刑讯中被活活打死，有的被折磨得身体虚弱，出狱后不久即死去了。有的被打成残废，有的受刑过重导致各种疾病，有的被判了死刑。辽阳的赵宗林、李福舜等人被判死刑，已经吃了长休饭，正准备行刑期间，日本法西斯战败投降，他们才免于一死。《日军暴行录，辽宁分卷》第245页。

我是夏雯静

二制造屠杀血案日本关东军侵占东北后，在疯狂镇压抗日武装斗争和反满抗日活动的过程中，还对平民百姓进行了血腥的屠杀，犯下了不可饶恕的杀人罪。下面仅列举较大规模的案件，揭露关东军的罪行。

　　1?平顶山惨案

　　平顶山位于辽宁省抚顺市南郊，距离市区约4公里，此地原有一座小土山，由于抚顺西露天煤矿的开采，许多矿工移居此地，挖沙取土，将小山削平，故取名平顶山。“九一八”事变时，村子里住有400多户人家，3000多口人，多为矿工和小商贩。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中国人民展开了英勇的抗日斗争，辽宁民众抗日自卫军是众多抗日义勇军的一支队伍。1932年9月15日（农历中秋节）夜，该义勇军分三路攻打抚顺，担任主攻的中路自卫军1200余人，在梁锡福的指挥下，从抚顺东南的千金寨，经平顶山向市中心进攻，沿途在杨柏堡杀死采矿所长日本人渡边宽一，捣毁了煤矿的机械厂、变电所和老虎台事务所、汽车库等，打死了敌自卫团长平岛善作等日本人，给日本侵略者以沉重打击，引起日伪当局极大震动。加上前几天伪抚顺县公安大队一部哗变，日伪当局认为在守备森严的矿区居然被袭击，“治安”问题十分严重，遂决定实施一次大屠杀，以杀一儆百，镇压抗日斗争。

　　以驻抚顺日军守备队队长川上精一，宪兵分遣队队长小川一郎等人为首，开始策划实施大屠杀。9月16日晨，关东军驻抚顺的几个头目在小川办公室召开紧急会议，据参加会议的伪县公署外事秘书兼县长翻译于庆级回忆，日军认为，“昨夜大刀匪的进攻，是由栗家沟分所报告的，平顶山周围那几个屯的老百姓是知道的，但他们未向分所报告，所以肯定他们是通匪的”。会议所要解决的就是如何处理那几个村的问题。川上断然地说：“只有把他们全部烧光、杀光。”其他人均表示同意。并初步商定了实施办法。《不能忘记的历史》，第89页。两个小时后，又在抚顺煤矿会议室召开了所谓“机关首脑”会议，除川上、小川等人外，参加会议的还有警察署长前田信二，参事官山下满男，以及伪政权方面的伪县长夏宜、抚顺警务局长佟世勋等日伪首脑人物。会议在川上的主持下，决定对平顶山周围村屯实行“严惩”。屠杀任务由守备队和宪兵队负责，屠杀地点定在平顶山东山坡，同时将全村烧毁。会后敌宪警伪各自分头准备。为保证顺利实施屠杀，汉奸王长春等人提出了以照相为由集合百姓的鬼花招，被小川采纳，守备队出动了大部分兵力6个小队（共8个小队）约190人，宪兵队派出七、八人，川上和小川亲自驱车前往平顶山附近指挥。

　　16日中午12时左右，日本守备队和宪兵队200多人乘车开进平顶山，分兵把住路口，同时按原先计划好的哄骗办法，便衣特务进村挨户叫人出来，到指定地点“照相”。但这一办法收效甚微，许多群众并不愿意出来“照相”。于是日本兵便全副武装进村，用刺刀逼，枪托打，强行把全村人赶向东山坡。途中突然有人喊道：“日本鬼子烧房子啦！”人们回头望去，浓烟弥漫，大火冲天。然而手无寸铁的人们，面对全副武装的强盗又有什么办法呢？据夏廷泽等人回忆说：“当时以为房子已被烧掉，就算是坏到头了吧，哪成想全村都被送上了屠场！”《辽宁文史资料》第4辑。

　　人们拥挤着被赶到了东山坡洼地，这里西面是断崖陡壁，高约二、三丈，北面是养牛场的铁丝网，只有东、南两面可以出入。早在日寇策划屠杀阴谋时，川上已派人察看了地形，决定把这块既便于把守，又便于屠杀的坡地作为屠场。

　　这时，人们南面站着手持上着刺刀步枪的日本兵，东面山坡上放着几个用红布盖着带支架的东西，许多人都误以为是照相机，其中有的机警的群众发现有些不对头，欲逃离现场，这时蒙着布的东西被揭开了，忽然有人一声尖叫：“不好了，是机关枪，快跑哇！”这时一个日本军官一摆手，机关枪和步枪雨点般射向群众，刹那间，人如墙倒，血肉横飞，尚活着的人们高喊着：“冲出去，快逃命啊！”拼命往外冲。可是东、西、北三面是绝路，只有南面一个缺口，而在日军的封锁下，冲出去的幸存者甚少。大屠杀持续了一个多小时，当刽子手停止射击准备撤走时，突然发现尸体中有呻吟声和人体蠕动，于是又重新开进屠场，挨个用刺刀扎一遍，有的鬼子竟用刺刀将婴儿挑起抛向空中，真是惨无人道，令人发指。这场屠杀直到当日傍晚，历时3个多小时，夺去近3000名无辜居民的生命。

　　日军为掩盖屠杀暴行，于次日派人用钩子将尸体拖到山崖下堆积起来，当时尚有受重伤不能行动者，也同尸体堆在一起，浇上汽油焚烧，然后用炸药把山崖崩塌，掩埋尸体，销毁罪证痕迹，后来又在烧毁的废墟上制作假房，拍成照片，企图掩人耳目。《档案资料选编》（8），第10页。

　　从此，往日热闹的自然村屯变成了人骨堆积的荒山，一个由人群流动形成的自然居民地被日本侵略者残暴地消灭掉了。后来人们悲痛地编出一首歌谣：当年平顶山人烟茂，一场血洗遍地生野草。

　　拣起一块石头，拾起一根人骨，日寇杀死我们的父母同胞，血海深仇永难消！《辽宁文史资料》第4辑。

　　日寇在平顶山施以大屠杀之后，又对其周围的村屯进行了屠杀和烧劫，这也构成了平顶山惨案的一部分。

　　栗家沟、千金寨（堡）是抗日义勇军经常打击日本侵略者的地方。9月15日辽宁自卫军攻打抚顺时也经过了这两个地方。因此，日军在平顶山进行大屠杀之后，又血洗了栗家沟和千金寨。这些地区的居民得知平顶山屠杀事件后有所警惕，听说日军要来扫荡，纷纷出逃。于是日军便直接采取野蛮屠杀的方法，一进村逢人就开枪，这样栗家沟有130多人，千金寨有40多人惨遭杀害。千金寨1000多栋房屋全部被烧光。《日军暴行录：辽宁分卷》第36页。曾经“日出千金”的繁华村庄，剩下一片瓦砾。此外，日军还计划烧平抚顺周围10公里以内的村屯，这个计划已部分实施，如抚顺南部的前孤家子村已被烧劫。有的村汽油已经运到，只待点火，后来日寇顾及到煤矿开采，才停止野蛮行动。

　　平顶山惨案是日本帝国主义在东北制造的无数惨案中较有代表性的一件。战后在平顶山挖出了累累白骨，抚顺市政府保存原样建起了纪念馆，用以揭露日本侵略者的残暴罪行。

　　2?海兰江惨案

　　在吉林省延吉市以东35里，有个地方叫花莲里，海兰江和布尔哈通河在此汇合，是通龙井、走图们的必经之地和水陆要冲，战略地位十分重要。20世纪30年代初，这里有12个自然屯，200多户人家。

　　“九一八”事变后，中共成立了海兰区委，发动群众斗争恶霸地主，开展减租减息运动，对日本侵略者及其走狗进行了英勇的斗争。花莲里成了日本侵略者的“心腹之患”，敌人叫嚷：“剥花莲里的天，覆花莲里的地”。为扑灭抗日烽火和革命斗争，自1931年10月至1933年2月，日伪军警及自卫团（敌伪地方武装），对以花莲里为中心的延吉县海兰区进行了大小94次讨伐，屠杀中共党员和爱国群众1700多人《日军暴行录：吉林分卷》，第1页。，制造了骇人听闻的海兰江大惨案。

　　1931年10月30日，驻龙井日本领事馆警察和保安队，在自卫团的配合下，突然袭击了花莲里各村落。凶残的敌人用刺刀刺死了7岁儿童金石松，用火烧死了金学善怀孕的妻子和他的3个兄妹，杀害了金明浩等27名抗日干部和无辜群众。

　　面对凶残的敌人，抗日群众并没有被吓倒。1932年春，在中共东满特委的领导下，花莲里人民发动“春荒斗争”，揪地主，斗恶霸，掀起了新的反日高潮。于是敌人开始了新的镇压。5月3日，延吉日本守备队50人突袭花莲里，杀人放火，无恶不作，南花莲里的金龙珠、中村的大夫金道济，以及过往行人共18人惨遭杀害。伪满史料丛书《日伪暴行》，第112页。

　　敌人越凶残，抗日火焰越高涨。1932年7月，海兰区农民响应中共的号召，建立了海兰区游击队（又称花莲里游击队）经常袭扰敌人，给日伪统治造成了极大威胁，敌人更加气急败坏，叫嚷要铲平花莲里，并鼓动自卫团悬赏屠杀共产党员和抗日干部。

　　9月6日（农历八月初六），中共海兰区委负责人和游击队干部在柳亭村李三达家开会，商议奇取敌铁路护路队武器的计划，不料，这次会议被叛徒原县委宣传委员白昌宪密告给敌人。于是，敌人调集日本守备队、河东自卫团等70多人，组成讨伐队，于八月初六夜包围了柳亭村，占据制高点，架起了机枪和迫击炮，初七凌晨敌人开始攻击，我游击队虽然被困在屋内，但奋力抵抗，一直坚持到上午9时，终因力量悬殊，遭受重大损失。区委书记李相根，组织委员张相淳，宣传委员金正奎，以及游击队员28人，村民20人光荣牺牲，仅李三达一家就有11人殉难，只有张时雨等30多名游击队员和一些老人突围出去。敌人闯进村后，挨家挨户搜查，放火，无论男女老幼一个都不放过，柳亭村顿时变为一片废墟。日本侵略者的这次讨伐，共屠杀了53人，烧毁了柳亭村，这就是震惊东满的“八七”惨案。

　　此后，敌人的讨伐不断升级，从1932年9月到1933年2月，对花莲里地区的讨伐多达几十次。1933年1月7日（农历腊月十二），日本守备队，警察和自卫团再次讨伐花莲里，用残忍手段屠杀了百余名革命者和群众。有5名养病的革命者被敌抓住后，放在柴垛上活活烧死。朴元石被割下四肢扔进沸腾的开水锅里；金奎植被挖出双眼后乱棒打死；俞一男被刺刀刺死，他的妻子被扒光衣服，受尽凌辱后，拖到山沟里弄死。《日军暴行录：吉林分卷》，第4页。接着日寇又活埋了几十名抗日干部和群众。

　　这一笔笔血债，人民不会忘记。抗战胜利后，人们揪出了18名主犯，崔南顺等7名首恶分子当即被处决，其他判处有期徒刑，清算了一部分历史血债。


3?老黑沟惨案

　　老黑沟地处吉林省舒兰县东部，在呼兰河上游，又称呼兰川，现为舒兰县榆树沟乡。沟谷成东南西北走向，全长约40公里，两侧山峦起伏，树密林高，地势险要。30年代这里散居着300余户农民，“九一八”事变后，在舒兰、五常一带山区活跃着一支抗日武装，就是以宋德林为首的反日山林队。老黑沟是这支队伍的根据地之一。宋德林部队利用这里的有利地理条件，养兵藏身，不时袭击日寇，开展抗日武装斗争。

　　1932年3月，宋德林部第3支队，在队长邢文奎的率领下，混入敌营，将保护修筑铁路的日军58人击毙，拔掉了牛头山炮楼，缴获大批武器和弹药、筑路资材和粮食物品。同年农历五月初十，义勇军1支队在上营东干沟埋伏，击毙日军12名，炸掉了碉堡。抗日义勇军神出鬼没，使日军惶惶不可终日，于是日军调动兵力，一面加强防守，一面加紧围剿。但义勇军依靠人民群众，利用有利地形，与日寇展开游击战争。时而突然出击，然后无影无踪，打得敌人晕头转向。1934年，有48名日军讨伐队，到碾子沟扫荡，遇到一个老农，要其带路。老农将敌引进沟谷，然后以找水为由，不知去向。这时枪声大作，日军被围沟里，乱作一团，除1人逃走外，47名日军全部被歼灭。

　　日本侵略者屡次讨伐，屡次失败，对抗日义勇军恨得咬牙切齿，又无可奈何。甚至贴出布告，以高额悬赏捉拿义勇军头领。同时派出奸细，深入山里，刺探我军情况。根据密探报告：“老黑沟没有好人，都是胡子。”于是日军决定对老黑沟进行疯狂围剿。1935年春，关东军从齐齐哈尔调第38联队（第38联队又称奈良联队）第3大队进驻舒兰和蛟河，专门执行讨伐任务。日军第3大队进驻蛟河之后，根据守备队提供的情报，制订了讨伐计划，进行了强抓苦力，招聘翻译，“安抚”百姓等讨伐准备。经过周密的讨伐准备之后，第3大队于1935年5月15日从蛟河出发，向老黑沟进犯，开始了春季大讨伐。5月29日，第3大队到达额勒赫，然后分兵三路进入老黑沟。至6月7日撤出老黑沟。在10天之内，日军对平民百姓进行了血腥屠杀，并放火烧毁了大部分民房，使老黑沟成了人间地狱。据《老黑沟案件》约略统计，死难者合计1017人。《日军暴行录：吉林分卷》，第40页。主要屠杀场所有桦曲柳顶子，柳树河子，榆树沟，青顶子等处。

　　在桦曲柳顶子（现为长安）日寇屠杀我平民百姓200多人，其手段，一是将百姓堵在屋里杀死，然后烧房焚尸；二是将老百姓驱赶到桦树林边，挖坑活埋，待人埋到半截时，用刺刀乱刺，把人杀死。据调查，这里有7个坑，每坑埋10人左右，其中村西北角一个大坑就发现人头骨30多个。《日军暴行录：吉林分卷》，第28页。

　　柳树河子胡家店是一个大筒屋客店，这里成了日军的又一杀人场所。5月31日，日军将抓来的老百姓72人，先在西院老孙家“过堂”，然后一个一个带到胡家店进行枪杀，又把客店烧毁。尸体被烧得扭曲萎缩，无法辨认。

　　青顶子屯坐落在呼兰河北岸，南岸有一个月牙形的水泡子，人们称为月牙泡。这里成为日军血洗老黑沟时最大的屠杀场。在5月31 至6月2日三天时间里，日军在这里残酷屠杀百姓300多人。在月牙泡岸边，日军让抓来的百姓面向月牙泡跪下，用机枪扫射杀死，然后将尸体推入月牙泡，清净的泡子水立刻变成了红色。据一位日本留学生的调查采访，至20世纪80年代末，人们在打鱼时，网上还不时挂上人骨。在月牙泡西边的树林中，日军将百姓每人捆在一棵树上，然后端着刺刀猛刺，日军野兽般的狂叫和被害者的惨叫声交织在一起，回荡在寂静的山林，惨不忍睹。在月牙泡南200米处，日军采取了另外一种屠杀形式，将老百姓双手背过去，用铁丝拧住，从两臂间穿一根水曲柳杆子，每根杆子穿20人左右，排成排跪下，然后日军用机枪扫射，木杆压在死者的背上。日军就是用这样残暴的手段屠杀我百姓。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那些当年手持屠刀的刽子手，至今对于这一血案竟缄口不言，不肯认罪。据日本朝日新闻披露，一位有良心的日本人藤森研，曾对此事做过调查采访。通过《随军史录》、《奈良联队战记》等史料，以及采访当时服兵役者的谈话，已经明确第38联队曾于1935年5月在老黑沟进行过讨伐。但对于是否进行过屠杀一事，除史料中有片断记载之外，被采访“证人”，或是遮掩搪塞，或是矢口否认，藤森最后感叹到：“当时的中国”，“当时的日本”，随着“现在的中国”准确地将“老黑沟”暴露于光亮之处时，只有“现在的日本”将记忆拼命地推向黯淡而在挣扎着。日本《朝日新闻》1988年2月12日。这从一个侧面表现出日本对战争的态度。

　　4?土龙山大惨案

　　土龙山原为吉林省依兰县东南部的一个行政区（现在黑龙江省桦南县），地处依兰、桦南、勃利三县交界。这里土地肥沃，宜于农耕，因此，被日本侵略者视为移民的首选地区。1933年初，以关东军武力威胁做后盾，日伪当局在依兰、桦川等地强行“征用”土地，一律按每垧一元价格征购，这实际等于无偿剥夺。同时，日伪当局还以“治安肃正”为名，强行收缴民间枪支，闯进农户打砸抢，逼得农民走投无路。于是不堪忍受的土龙山农民，于1934年3月上旬发动了反日武装暴动，组成了东北民众自卫军，攻占了伪警察署，伏击了赶来镇压的关东军第63联队一部，击毙了联队长饭朝吾。土龙山农民暴动震动了中外，引起了日伪当局极大恐慌和仇恨。关东军参谋长西尾闻讯后大吼着：“一旦拔出了日本刀，不消灭敌人是不会收起的。”岸信介：《啊，满洲》第147页。于是，日伪当局调动大批军队，动用了飞机，对土龙山地区进行了疯狂的讨伐，对这一地区的百姓进行了报复性屠杀，制造了土龙山大惨案。下面截取一段史料《日军暴行录：黑龙江卷》第113～119页。，揭露日本侵略者罪恶暴行。

　　（1）血洗北半截河子。

　　1934年3月12日的早晨，一支日本骑兵队和弥荣开拓团守备队，以满载日本兵的3辆汽车开路，马队紧随其后，带着机关枪、迫击炮向北半截河子杀来。日军先到了后居园屯，一进屯就开始烧杀。屯里有二十几户人家，在家的人，都被日军用刺刀、机枪杀害了，所有房屋都用火点着。吴和当时只有12岁，家住前居园屯，在院子里望见后居园浓烟滚滚，火海一片，就和屯子里的人逃到了前面小门傅家去了。后来他回忆道：“日军在后居园屯烧杀后，接着血洗马青山、崔和、秦奎武、韩国文、王德花（现在的团结村）、蓝四先生（现在的曙光农场一分场）等村屯，把村子里人杀光，把房屋等烧光。尤其是血洗韩国文院套时，把附近村屯逃难到他院里的200多乡亲们，全部用机枪扫射打死。”

　　韩国文是当时依兰县土龙山区六保六甲甲长，其家有一个很大的院套，院套四角有4个炮台。

　　许多逃难的人纷纷躲进大院。3月12日刚过晌午，满载日本兵的3辆汽车，后面是马队，在屠杀完别的村屯后，又杀气腾腾地向韩家大院开来。手无寸铁的逃难的人们惊慌失措，乱成一团，有的忙着套车逃跑。韩国文看此情形对慌乱的人群喊：“大家不要慌，我这院套的4个炮台里，有快枪、洋炮、母猪炮等10多根，鬼子来到跟前还能抵挡一阵子，一时半会儿是进不来的。”说着就拿起大枪上了东南炮台。马龙江是这次洗劫的幸存者，他回忆道：那时我在东北炮台里，眼见日军的汽车越来越近，只离里把地时，炮台里的小伙子们沉不住气了，洋炮、抬杆子呼通！呼通！一齐向日本人开了火。怎奈离得太远，没有打中，但日本人也不敢再往前进。他们停下汽车，从车上抬下机关枪，对着逃难的大车扫射起来。这时，几十辆大小不等的马车，长蛇似的从韩国文门前大道向西奔逃，跑到前头的不知是谁家的马车的辕马“打压子”，道路堵住了，所有车辆都堵在横垄地。这一来，日本人的机关机更得把了，哒哒爆豆似的响着，马被击中倒下了，车上的人在一声声惨叫声中都倒了下去。

　　韩国文从炮台里撤出来往西北跑去。这时，我看到有两个便衣特务领着两个日本人指着韩国文说些什么，只见一个日本兵跪在地上端枪瞄准，一声枪响，韩国文才跑一里多地，就一头栽倒在高粱椽上。住在院外的老左家3口人，除一个小子逃出去了，其余被日本兵用刺刀捅死。这时，日军从望远镜里看见王乃花屯方向来了大排队，才匆匆撤走。

　　日军对韩国文院套洗劫不到半小时，从韩国文门前到西沟子，这6里地的大道上，死尸横躺竖卧，遍地是血。有的老太太和儿媳妇死在一起；有不懂事的小孩，还趴在死去妈妈的怀里找奶吃；有的还剩一口气，呻吟着。日军在此次血洗韩家院套中，各村屯来逃难的村民，惨遭杀害的有60余户的216人。

　　日军这次不到10个小时的烧杀，血洗了北半截河子一带的8个村屯。杀害无辜百姓440余人，烧毁大小房屋200余间，烧毁粮食20余万斤，牲畜约180头。

　　（2）烧杀五保地区。

　　徐万福、尚春岐、阚运章是亲眼看到日军对个地区的烧杀的。有的亲人在这场日军的暴行中丧生。他们分别口述了日军的野蛮行为。

　　徐万福说：日本人派往白家沟收敛饭等人尸体的河野部队，于1934年3月15日在徐爽屯（现在四合村东二华里）附近，遭到了民众抗日救国军冯丙辰部的阻击。冯部撤走后，日本兵兽性大发，向屯子里猛烈射击。孟大骡子屯（现在的小四合村）的张人贵，正走在路上，被一枪打死。我的父亲徐振明在屋里坐着，也被机枪打死。日本兵一进屯就烧房子，点柴垛。赵延禄的3间房和王学忠的两间房全给烧了。屯子里火光冲天，哭声一片。后来一连下了好几天雪，足有4尺多深。被打死的十几口人，四、五天以后，才抬出去埋了。

　　尚春岐说：日军烧完徐爽屯，汽车绕道来到我们四合屯，一进屯个个拿着火把烧房子。李义、鲁学贤、宣洋、王子杨、孔宪礼、老钱家和我家的房子，全给点着了。整个屯子浓烟滚滚，一片火海。全屯共烧掉70多间房屋，大人孩子都吓跑了。衣服、家具、粮食全烧光了。

　　阚运章说：日本兵烧了四合屯，往西直奔白家沟。路过梁喜春院套时，遭到抗日救国军20余人的阻击，打了不到一小时，救国军撤走后，日本兵就砸开院门，进院就开枪把梁振东等3位老人打死，然后放火烧了15间房屋和院内的一切东西。

　　（3）血洗九里六。

　　当时九里六，分上九里六和下九里六。上九里六是现在桦南县八浪乡九里六屯，下九里六是现桦南县阎家乡老街基南2里多的地方。下九里六东西长3华里、南北宽2华里，有好几条大街。正街两旁有油坊、粉坊、杂货铺、成衣铺、饭店、皮铺、大车店、磨房、铁匠炉等工商业门市，当时也是一个热闹的集市。日军血洗九里六后，这里成了一片废墟。当时的惨景使许多当地老户记忆犹新。

　　梁文秀老人当年只是个三、四岁的孩子，其父当年是土龙山地区三保五甲甲长。他在世的时候经常对孩子们及其他人讲日军血洗九里六的罪行。

　　1934年3月10日，九里六的老乡听说日军在北半截河子一带一天就血洗了8个村屯，还要对土龙山全区进行血洗，人们都提心吊胆。后来，一连下了几天大雪，积雪一米多深，道路堵塞，车马难行，人们的心才稍稍放下。可是刚通车的3月19日早8时许，有3辆日军军车从阎家方面开来。看样子是日军的侦察车。当时屯里有驻守的抗日武装，他们把日军停在屯里的两辆汽车打坏了。屯边的那辆车跑回湖南营报信去了。当日下午2时许，日军又开来四、五十辆汽车，对九里六进行了大反扑。抗日民众救国军带领部分老百姓撤出九里六。日军见屯里枪声不响了，乘半夜冲进屯子，他们手拿汽油火把，见房就点，连下屋、猪圈、狗窝、柴草垛都不放过。整个屯子火光冲天，日本兵借着火光，见人就杀，没死的就补捅一刺刀，钻进炕洞的人都被揪出来，用刺刀捅死，躲在草垛里的人被活活烧死。

　　大半夜的血洗，九里六的房子全部烧毁，尸横遍地、惨不忍睹。

　　许庆老人说：我今年67岁，日军血洗九里六时，我13岁，住在下九里六南2里多地的山坡上的姑姑家。3月19日上午天还挺晴，过午就下起雪来了。大约两点多我听到汽车声，爬上土墙一看，日军来了48辆汽车，车上架着机关枪、大炮，大约有千把人，不大一会儿，双方就接火了，战斗打得十分激烈，从下午一直打到半夜。后来抗日军撤走了，日军闯进屯子开始烧房子，当时大人哭、小孩叫、猪叫狗咬，牛马在圈里烧得乱叫乱撞，真是令人心惊、惨不忍睹。

　　天刚放亮时，日军开始了大搜查、大追捕，对逃难的群众尾追不放。他们追上逃到东南山根下的28名群众，用草绳子把人一个个捆起来，叫并排跪在地上，然后用机枪都给打死了。接着日本兵又把东山坡的老王家围了起来，老王家是3间大草房，80来名群众躲在里面，危急时刻，一个老头走出屋，想向日军为大家说情，没等开口，就被日军开枪打死了。屋里人谁也不敢再出来，日军就把门窗封严，用机枪往屋里扫射，然后放火烧了这所房子。事后，房框里只见一大堆烧焦的人骨露着白碴，横躺竖卧，好不凄惨。

　　李福申老人说：我今年已76岁，下九里六经过那次大难的人只剩下我一个了。那年我25岁，家住在下九里六屯东头山根底下，日本兵是从西头进来的，听到炮响， 我们全家就从东头跑到上九里六，幸未遭杀害。北山根下的老麻家，听到炮响，大人小孩都往外跑，日本兵发现后，用枪把他们都打死了。事后我到现场，看见他家十几岁的小女孩死后手还捂着眼睛，可见，是在恐惧状态中被日军枪杀的。老人被挑死在炕上，女人抱着孩子被挑死在炕下，男人挑死在门前，一家12口横躺竖卧在血泊之中。康希久一家7口人，躲进猪圈，也未能逃脱敌人的魔掌，全部被枪杀。梁俊峰一家12口人，也被日军用刀都挑死在屋里，两个20来岁的大姑娘，被他们祸害后也被枪杀。余永录一家躲在萝卜窖里，敌人发现后，用机枪都给突突（扫射）死了。其余人家，除了不在家的没遭到杀害外，没有一个幸免。

　　日军撤走的第二天，我们回去收尸，当时看到遍地是死尸，到处是血腥味，尸首能认出来的就单埋了，认不出的一起埋掉。那时人死得太多了，究竟谁死了，谁伤了是说不清的。但能在敌人屠刀下活过来的人，据我知道只有4个，一个是老徐头，嘴巴被子弹从左边穿到右边，算是幸存者；另一个是王贞，他的大腿被打个眼子，当时昏死在血泊中，日军走后，他醒过来逃到河地高家街；再就是老金家娘俩，在炮轰时，她们躲在一条土墙下，尘土把娘俩身上盖了一层，没被日军发现，算是拣了两条性命。

　　日军在九里六的暴行，据桦南县政协文史办根据当地老户提供的情况和县志记载统计，被日军杀害的群众有600多人，全家灭绝的近一半。烧毁房屋700多间，死伤牲畜100多头（匹），毁掉粮食20多万斤。

　　土龙山农民暴动是日本侵略者野蛮推行移民政策促成的。在镇压这场暴动中，关东军出动的飞机使“土龙山附近十七个村庄被炸平，五千多农民被炸死”。从3月12日起，日军的疯狂报复和野蛮屠杀就开始了。据桦南县政协文史办的调查材料，土龙山惨案中，日军先后血洗村屯12个，烧毁70余万斤粮食，死伤牲畜290余头。日军用机枪扫射、刺刀捅、战刀砍头，以及火烧、水溺、严刑拷打等多种手段杀害我同胞。那一幕幕的惨景使幸存者不能忘怀。这次大惨案的幸存者和见闻者的回忆，使我们仿佛又看见了当年日军的残暴，土龙山无辜百姓的惨死，历史怎能忘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