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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哈尔滨王岗农场日本人集体自杀之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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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6-3-29 19:49:49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本帖最后由 我是夏雯静 于 2016-3-29 19:51 编辑

[作者:柳暗]



王岗镇位于哈尔滨市西南十几公里处。这里有一个火车站,但没有繁华的街道和旅游景区,故知名度不是很高。上世纪80年代,王岗的名字竟然出现在日本报纸《朝日新闻》上,原因是:1945年王岗有四十多个人谜一样地死去。时隔四十年后,真相终于真相大白。



1932年3月9日,侵华日军侵占我国东北后又炮制了傀儡政权满洲国。日本人为了能在寒冷的北方过上好日子,经过精心策划,在王岗建立了一个“满洲国国立哈尔滨农事试验场”(以下简称农场),专门从事农作物、蔬菜和水果的试验研究,并从日本国内调来一些研究人员。农场里有几名带枪的在乡军人(日本语:预备役军人,平时不在编,可随时应征入伍)和职工的老婆孩子。日本人雇一些当地农民种植试验田,而他们过着有吃有喝的生活。



1944年开始,日本鬼子在太平洋战场和中国战场连连失利,兵源不足,王岗农场很多年青男人都被调往前线,农场里只剩下为数不多的男人和妇女、儿童。1945年8月,日本军国主义终于陷入灭顶之灾,美国在日本投下两颗原子弹,苏联红军以排山倒海之势给盘踞在中国东北的日寇以毁灭性的打击,中国军民对日寇也发起了总攻。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不得不宣布无条件投降。日本战败的电波传到哈尔滨后,哈尔滨的日本鬼子惶惶然如丧家之犬。王岗农场的负责人慌忙去市内请示对策。可当负责人回到农场时,发现四十多个日本人死在一个大厅里,惨不忍睹。经清点,还少了一个人。负责人大惊失色,满腹疑虑。上级并未发出集体自杀的命令,这是谁的主意?死者的丈夫都去应征入伍了,家属死于非命该如何向他们交代?眼下天气正热,尸体即将腐败,苏军马上要入城,不赶快逃跑就没命了。农场负责人匆匆将尸体掩埋。



战后,原王岗农场幸存的日本人听说老婆孩子惨死在王岗,悲痛欲绝,但详情无从了解,写了一本叫《小鸽子的祈祷》(作者译)的小册子,其中有死者的名单。上世纪80年代兴起日本战后遗孤寻亲热,日本电视、报纸几乎每天都有这方面的报道。



我有个中学同学叫王文祥(已离世),他学习优秀,热爱体育,后来被选入国家跳伞队,成为运动健将,还入了党,退役后到省劳动局当领导。有一次,他求我给他翻译一些日文资料,我问他有什么用,他说,他是日本孩子,想去日本与生父见一面。他说以前不知道自己的身世,是1984年6月份才知道的。



原来这年6月,他父亲王殿臣病重。王文祥是个孝子,经常在父亲跟前侍候。有一天,父亲认真地对他说:“我的病这么重,说不定哪天就不行了。有件事我瞒你四十来年了,不告诉你就对不起你,告诉你又怕你受不了……”王文祥对父亲的话并没在意,他劝父亲:“爸爸,别胡思乱想,你从我生下来一把屎一把尿地把我养这么大,家中几个孩子中你最疼我,咱爷俩从来不隔心,你好好养病吧。”可父亲还继续唠叨:“你不是我的亲生儿子,我是从日本死人堆里把你捡回来的。”王文祥认为父亲肯定是大脑出了问题,但他并不介意:“爸爸,你越说越离谱了不是,日本人你都没接触过,你上哪儿能捡来日本孩子?”父亲说:“文祥,爸不唬弄你。光复前,我给日本人干过活……”王殿臣给王文祥讲了四十年前发生的事情。



王殿臣年轻时在王岗农场给日本人当农工,1945年8月15日晚上他没走,恰好看到四十多个日本人,一起往大厅里聚,其中多半是带着孩子的女人。大厅里的灯很亮,但因王殿臣离他们远,看不清里面在干什么。王殿臣先听到日本男人叽哩哇啦说日本话,过一会儿,里边又吃又喝,又哭又唱。王殿臣以为他们在开联欢会,想到跟前看看热闹。他忽然听到“叭叭”地枪响,吓得他一激灵。王殿臣想,这可真蹊跷。他轻轻走到窗户跟前,往里一瞅,屋里的人横躺竖卧,都死了!两个在乡军人是被枪打死的,地上还有几摊血。这时,王殿臣发现一个孩子在妈身边正爬呢。“我心想,这孩子命大,怪可怜的,我得把他救出来。我去拽门,没拽开,我大着胆子从窗户跳进去,里面血腥味、酒味、药味混在一起,差点把我熏吐了。我抱起你一看,是个男孩,心里挺高兴。刚要走,又看见你妈身边有个黑匣子。我当时想,这玩意将来可能有点用,就把它也带上,急匆匆地回了家。打那以后,我再也没敢去农场,紧接着小鬼子跑了,老毛子(苏联人)来了,哈尔滨解放了,我就到市里学手艺去了。你那时不记事,我对谁也没说过你是日本孩子。”王殿臣说。



王文祥从小是戴红领巾长大的,青年时代加入中国共产党,最恨的是日本鬼子。现在听父亲说自己是日本孩子,角色的转变使他一时难以接受,可又不容不信。他顿觉大脑一片空白,只能用哭声来表达复杂的心理。他拥抱着父亲说:“爸爸,你是我唯一的爸爸,没有你对我的爱,我早就死了,你的恩情我今生今世难以回报。”爸爸流着眼泪说:“爸爸认为你是个孝顺孩子,我想你的日本爹可能还活着,我当年捡的那个黑匣子里有照片有证物,拿着这些东西去找你日本爹准能行,你妈让日本鬼子给害死了,你妈疼你,没给你灌药,意思就是让你找你爹去,咱们有证物在手。”父亲拿出木制黑匣子,里面有王文祥(松下正俊)两岁左右与母亲的合影,还有小座钟、梳子、日本硬币、小衣服等。



王殿臣不幸于1984年去世后,王文祥就把寻亲材料寄到了日本。原王岗农场职工大木来到哈尔滨,见到了王文祥。经过核实,王文祥就是王岗农场集体自杀事件中唯一的幸存者松下正俊,王殿臣是唯一的目击者。



王文祥去日本见到了生父,父亲老泪纵横,可王文祥一点感觉也没有,似乎自己与日本挨不上边。他一句日本话也不会说,对话全靠翻译。他说:“日本军国主义杀害中国人,杀害我的母亲,害了我们全家。是中国人救了我,我热爱中国。我不留在日本,我的事业在中国。我生活得很好,不想继承父亲的财产,我的国籍是中国。”



王文祥从日本回来了,回到他的工作岗位上。在一次同学聚会上,他以洪亮的歌喉为大家唱了一首《我爱你中国》……■

(作者为哈尔滨医科大学离退休处 退休教授)



摘自东北网2011.1 题目是转载者加的,文中略有改动

  
  东宁宪兵队《特种工人状况报告》。档案记载了昭和十八年(1943年)三月二十六日和五月七日,分别从日军华北派遣军接收特种工人2次,共1935人。这些特种工人由于身体极其虚弱,截至报告当时已经死亡163人。先后又发生53人、8起逃走事件,其中逮捕了44人,逃走9人。
  ■本报记者  朱晨
  
  今天是“化学战受害者纪念日”。记者在前两天吉林省档案馆首次披露的一批日军侵华档案中,看到了指证731部队罪行的直接证据:一批当时日军来不及焚毁的“特别移送”档案
  
  对于李基洙、李文刚和王国财来说,他们的人生,究竟遭受了化学武器怎样的摧残,也许将永远是个未解之谜。
  伪满洲国时期,他们被冠以“苏联间谍”的罪名,“特别移送”给了臭名昭著的731部队,从此一去不返。吉林省档案馆最近首次向社会披露的日本侵华档案中,留下了也许是他们在这个世界上的最后痕迹。
  除了唯一的幸运者姜荣泉,在即将被送入魔窟的途中,趁着看守睡着成功逃走之外,档案中,所有其余记载的被“特别移送”者,无一人生还。
  
  第一个被“特别移送”的朝鲜人
  
  在日军审讯官的眼中,东北抗日联军的朝鲜族战士李基洙作为“共匪”,“思想上完全没有利用价值”。
  李基洙出生在朝鲜咸镜南道东兴郡,1913年两岁时与父母一起来到与朝鲜接壤的中国东北通化县。15岁那年结婚后,与父母和妻子一起在当地务农为生。
  1935年,东北抗日联军第一路军第二方面军经过通化。二方面军是一支主要由朝鲜族组成的部队,其领导者即是后来大名鼎鼎的金日成。
  在与二方面军参谋长林宇城交流后,当年22岁的李基洙决定加入抗联。当时朝鲜已沦为日本殖民地,不少朝鲜人选择加入东北抗日联军与日寇交战。
  之后的几年里,李基洙随抗联于长白、?江、安图、桦甸、敦化等地作战,直到1940年7月不幸被日军俘虏。
  经历了将近一年的严厉审讯,日军显然没有从李基洙身上得到任何自己想要的东西。延吉宪兵队队长阿部起吉于是给他加上了一个“苏联间谍”的罪名,决定将其“特别移送”处理。
  1941年9月10日,当年只有30岁的李基洙被“特别移送”给哈尔滨宪兵队本部。档案中留下了4张他的照片,唯一能看清的一张照片上,这位勇敢的战士面色平静,丝毫看不出有任何恐惧之色。
  目前吉林省档案馆馆藏中,反映 “特别移送”内容的档案近200件,涉及277人,其中大部分为中国人。李基洙是现有档案中发现的,第一个被“特别移送”的朝鲜人。
  
  被统称“马路大”即“原木”
  
  所谓的“特别移送”,是日军内部使用的专有名词,“移送”的去处只有一个,就是臭名昭著的731部队。
  日本关东军731部队驻地在哈尔滨平房区,是日军于日本以外领土专门从事生物战、细菌战和人体试验相关研究的秘密军事医疗部队的代称。为了能获取人体进行活体试验,731部队与关东军宪兵队相互勾结。日本关东军宪兵队抓捕的谍报人员、抗日战士,不经法庭审判就秘密移交给731部队使用。被“特别移送”的人员被称为“马路大”,这在日语中是“原木”、“原材料”的意思。采取这样极具隐秘性和欺骗性的专门语言,既表示日军很清楚自己干的是怎样的勾当,也表明了其对这些“试验品”的蔑视。
  1938年1月26日,日本关东军宪兵队特别制定了“特别移送”人员的标准。将被判处死刑或无期徒刑的囚犯、怀有亲苏思想的间谍、意志坚定的抗日游击队员,甚至虽然“罪行较轻”可以被释放,但属于吸食鸦片、无家可归的游民,可能“重新犯罪”的,都被列入了“特别移送”的范围。现存的档案中,以“苏联间谍”名义移送又占了绝大多数。
  有日军军官在战后供述,从1940年到1945年8月,每年都会有五六百人被 “特别移送”到731部队。731部队周围常年戒严,为了掩人耳目,被特别移送的人员都穿着日本军服,并由专门的囚车运送。只要被 “特别移送”到731部队,原来的名字就会被一个代号所替代。
  
  没有人活着走出这座魔窟
  
  与李基洙相比,李文刚和王国财,连一张照片也没有能留下。
  根据残缺的档案记载,他们两人应该是在日军的某部队服役。因为受到另一起所谓的“苏联间谍案”牵连而被发现。为了找出同伙,日军暂时没有对他们采取措施。发现确实没有利用价值后,1941年9月11日,新京(长春)宪兵队向关东宪兵队提出“特别移送”“苏联间谍”李文刚、王国财的申请。
  仅仅两天后,关东宪兵队指令同意“特别移送”处理。到9月19日,新京宪兵队又向关东宪兵队报告,已将李、王二人移送哈尔滨宪兵队。
  “从提出申请到‘特移’完毕,一共只花了9天时间。可见日军是如何草菅人命。”吉林省档案馆研究馆员陶敏介绍,从李文刚和王国财的有关档案中,可以看出“特别移送”的标准程序:即由各地宪兵队向关东宪兵队提出申请,关东宪兵队指令同意,各地宪兵队“特别移送”完毕后再向关东宪兵队进行报告。在“特别移送”档案中,各地宪兵队上报的审讯材料的右上角,都盖有关东军司令部“军司二课”和“特别移送”字样的印章。凡是关东宪兵队下发有关 “特别移送”的指令,也都要抄送给关东军第二课,这都证明了关东军是 “特别移送”的组织者和指挥者,关东宪兵队是实施者。
  没有人可以活着走出这座魔窟,甚至死亡的消息都不会被亲属知道。1945年8月,日本败局已定,731部队接到指令,销毁和转移了所有档案,还将仅存的400余名“马路大”全部用毒气残忍杀害。因此至今尚未找到人体试验受害者的记录。但幸运的是,近10万件关东军档案没有来得及被彻底焚毁,被匆匆埋入地下后,1953年在长春市的建筑施工中被发现。其中涉及“特别移送”的档案,成了指证731部队罪行的直接证据。
  
  唯一逃出魔爪的“幸运者”
  
  与上述3人相比,“幸运者”姜荣泉,只是一名闯关东讨生活的普通山东汉子。
  姜荣泉的家乡在山东省东平县,从小父母双亡,因为家里贫困从没上过学。13岁就开始当苦力,拉人力车为生。30岁那年“闯关东”,在黑河等地的日本企业先后做过放排、采碎石等工作,不仅劳动强度大,生命没有丝毫保障,所得也十分微薄。1941年8月,他一个人渡江进入了前苏联,立刻被逮捕。虽然没有自由行动的权利,但每餐都有面包、汤和肉,待遇比起为日本人做苦力已是好了许多。前苏联军官审问时表示,如果愿意为前苏联调查黑河附近飞机场和军警情况,不但未来生活有保障,还可以帮助成家。生活无着的姜荣泉当即答应了。
  回到东北后,姜荣泉发现日军对“苏联间谍”的处罚相当残酷,恐惧心理让他渐渐打消了再次入苏的念头。可他还是被日本宪兵队盯上了。1943年12月29日,孙吴宪兵队黑河分队的佐佐木伍长,押送戴着手铐的姜荣泉坐上了前往哈尔滨的第302次列车。
  在踏上火车的那一刻,姜荣泉的脑中应该就在计划着怎么逃跑。他很清楚这是一趟有去无回的旅途。
  由于火车的卧铺已经满员,佐佐木与姜荣泉一起坐到了坐席。第二天凌晨4点,列车抵达绥化车站。也许是一夜未睡过于劳累,加上即将抵达哈尔滨,佐佐木放松了警惕,打起了瞌睡。
  一个小时后,佐佐木被列车进入白奎堡车站的报站声惊醒。他惊讶地发现,身边的座位上空空如也。趁着他打盹的间隙,姜荣泉成功逃离了魔掌。
  白奎堡是绥化往南的第四站,已经进入了哈尔滨的郊区。佐佐木马上联络乘警搜查车内,并联系了绥化宪兵分遣队帮忙搜查。拉网式搜索一直持续到31日清晨,结果却是一无所获。
  我们无从知道姜荣泉的日后命运又将如何。但可以确认的是,他是目前所有档案中,唯一一个逃出“特别移送”魔爪的幸运者。
  
  幕后
  “恒温环境,我却冷得浑身发抖”
  
  自接收这批珍贵档案以来,吉林省档案馆立即着手进行修复、翻译和整理。除了语言障碍,翻译人员更多的是要克服心理障碍。
  吉林省档案馆历史档案管理处处长赵玉洁,对第一次看到档案中杀人过程的描写记忆犹新:“我记得那天在库房里,恒温恒湿的环境,我穿着大褂,应该是很热的,我却冷得浑身发抖。”
  由于每天面对这些充斥着暴行的档案,2名主攻731部队档案的翻译人员,很长时间都无法摆脱心理阴影,吃不下饭。还有3名参与整理的工作人员竟一度患上了抑郁症。“我已经工作20多年了,每天看到的档案都是这么血腥的场面,内心有很多的苦楚。”赵玉洁说,整理过程是对自己内心的折磨。
  而那些至今仍然否认侵略历史的日本政客,面对如山铁证,不知作何感想?!
  
  链接
  从“特别移送”到“特种工人”
  
  丁五才决定逃亡。
  丁五才出生在山西朔县,一直在家乡务农。日军的魔爪伸向山西后,1939年,他被驻扎在山西省宁武县的山西骑兵第一大队征集入伍。
  1941年2月20日,在山西中阳县的一次战斗中,他不幸被日军俘虏,被作为“特种工人”送往乌奴耳(今内蒙古呼伦贝尔附近)地区,从事哈拉沟军用道路铺设的工作。
  出于对苏战略进攻和防御的需要,日军决定在中苏边境大量修建军事工程。承担修建任务的,自然不会是日本“皇军”。当时,日军华北派遣军在战场上俘虏的中国士兵,被源源不断送往东北。他们中既有蒋介石的“国军”,也有八路军及其他武装。关东军司令部将他们称为“特种工人”,下令在严格监视警戒下让他们从事军事工程作业。那些身强力壮,或被认为暂时还有利用价值的中国战俘,即使暂时逃脱了“特别移送”,也会被作为“特种工人”,受到奴隶一般的残酷迫害。吉林省档案馆此次披露的14件反映日军奴役劳工档案中,就记载着近900名劳工反抗、逃走的信息。1943年3月26日和5月7日,东宁宪兵队先后接收了日本华北派遣军移交的1935名“特种工人”。可是到了7月5日,他们中已经有163人死亡。
  7月8日中午,丁五才找到工地上的七八名同伴,希望能鼓励他们一起逃离。“来这里前听说,我们这些俘虏被带到满洲国从事特殊工程,工程结束后就会被全部杀死。反正都要被杀,不如一起跑吧,就算死也要死在自己的家乡。”
  这番话被正巧来工地上巡查的日本宪兵听见,立即向上级作了汇报。第二天一早,日本军医就来到工地上,假模假样地对所有工人进行诊断,随即宣布:丁五才患有严重传染病,需要立即隔离。
  被以传染病名义逮捕后,丁五才遭到了严厉审讯。他承认自己不堪忍受工地的奴役,多次煽动同伴一起逃走。日军意识到,丁五才的想法,代表了几乎所有“特种工人”。如果放任不管,势必会造成难以收拾的局面。
  当天晚上,丁五才被押往乌奴耳东北方向3000米的山林,遭到了秘密处决。
  在对上级的汇报中,海拉尔宪兵队队长谷家春雄承认,丁五才的言论在“特种工人”中,正呈现多发的态势。因此,“将来多多宣传宣抚,进行彻底的指导监督和警戒,继续实行彻底的侦谍,确保事件发生之前的警备防范,对有害分子实施临机应变的枪弹镇压,是十分有必要的”。
  即使最严密的监控和镇压,也无法制止“特种工人”的正义反抗。
  1943年9月11日晚,位于东宁县石门子碱厂沟满洲第570部队的特殊工人宿舍,发生了43名“特种工人”的全体暴动。
  那天正好是星期六,监视的哨兵处于轮岗状态。43名工人分为三个班,用作业用的钥匙、尖镐,分别袭击了卫兵所和门口的哨兵。两名日本哨兵被当场击毙,武器也被暴动的工人夺走。
  由于河对面就是前苏联领土,相关日军部队立即动用了全部兵力,封锁国境并进行搜查。到9月14日,有11名工人被逮捕,2人被射杀。其余的“特种工人”成功逃入前苏联。
  在事后的报告中,日军认为:是“特种工人”中的中国共产党员,在事前进行了谋议,决定了袭击、逃跑的计划,在这起事件中起到了“主谋”的作用。
  吉林省档案馆此次披露的22件《邮政检阅月报》,有当年日军所写信件的如下记述:“连接南龙门和黑河的铁道,在极端秘密的情况下投入了一万多人的劳工。作为紧急工程,军队的命令非常森严。逃跑被捉回来的人就挖个洞,用土将他们埋到齐肩处,给他们灌水、殴打,并严厉训斥。”“我昨天在广场上散步的时候,看到许多劳工的尸体堆放得到处都是,其中有的已经变成了白骨,还残留的部分也惨不忍睹。这些尸体被狗当做美食啃咬。这样的情景在日本国内是不可能看到的,但是在这里却已经司空见惯”……
  人间地狱,莫过于是。
 楼主| 发表于 2016-3-29 19:55:18 | 显示全部楼层
以下内容是搜集出来的,请阅读。

日本关东军第七三一部队,是日本军国主义准备细菌战的特种部队,在战略上占有重要地位。日本军人所谓的"小小的哈尔滨,大大的平房",在某种意义上正说明了这一点。就其规模来说,实属世界上最大的细菌工厂。就其地位来说,它归属日本陆军省、日军参谋本部和日本关东军司令部双重领导。人事配备是很强的。拥有从事细菌战研究工作人员二千六百余人,其中将级军官五名,校级军官三十余名,尉级军官三百余名。从一九三六年到一九四二年七月由石井四郎中将为部队长,一九四二年八月到一九四五年二月北野政次少将接任部队长,一九四五年三月到同年八月石井四郎又重任部队长。它的直属各个部以及各个支队都配备佐级军官负责,对一些重要部门都配备了少将级军官负责。
731部队与关东军宪兵队相互勾结,由日本关东军宪兵队抓捕用于实验的人员,以供应731部队使用。1938年1月26日,日本关东军宪兵队制定了“特别移送”的通牒,规定了移送人员的标准(1943年3月12日以“关宪高120号”文件重新发布)。为了掩盖罪行,关东军宪兵队将这个行动称为『特移扱い』(即:特别移送处理之意) , 所以『特移扱い』成了各地宪兵队向731部队秘密输送活人充当实验材料的隐匿称谓。日军将被“特别移送”的人员称为“马路大”,现已发现的档案记载的受害者有中国人、苏联人、蒙古人和朝鲜人等**志士。

所谓“特别移送”标准,依据1943年3月12日日本宪兵队以关宪高第120号文件发布内容:
  1、依其罪行程度,预料到必须判处死刑或无期徒刑,并没有被收买和利用价值者;
  2、一贯进行间谍或破坏活动分子,至今仍怀有亲苏**思想,并没有收买和利用者;
  3、虽然预料到该犯提交到法庭审判后将被释放,但属于鸦片吸毒的无家可归的游民,而且顽固地怀着**情绪,并无悔悟表现,甚至有重新犯罪的严重危险者;
  4、当过抗日游击队员或从事具有同等危险作用活动,无接受感化希望者;
  5、因参加秘密活动,而其生存极不利于军队与国家者;
  6、与“特别移送”的犯人同一思想,罪行虽轻,但不宜将其释放者。
  日本宪兵队把被捕人员划分为“间谍”和“思想犯”,并根据“犯人”类别、罪状规定了移送人员的标准。1943年被“特别移送”人员数量达到高潮,而此时731部队实施人体实验正处于疯狂期,促使被“ 特别移送”人员的数量大量增加。
不仅所有“亲苏**心理”的人都要送去消灭,就是被日本宪兵怀疑与“政府”有敌对行为和情绪的人,也可送去做实验品。除了日本宪兵队把人送往各细菌战部队做实验外,日本关东军情报部(哈尔滨日陆军特务机关)也把人送往第731部队用细菌杀害。关东军情报部负责管理外国人集中营,即“保护院”集中营。这种“保护院”有两处:一处设在内蒙古地区的王爷庙(现内蒙的乌兰浩特),收容所关押以蒙古人为主的战俘。另一处设在哈尔滨市郊香坊一带(现黑龙江省气象所附近),这里关押的主要是苏军战俘。“保护院”集中营是特务组织处理和策反被俘人员的基地。他们以策反为目的,进行刑讯,对不顺从者,便视为极端危险分子,“特别移送”到第731部队或第100部队作为细菌研究实验品。
原关东军司令部干部部部长田村,于1945年夏天视察第731部队后,向关东军总司令官山田乙三报告称:“我前往考察,先引我到秘密监狱,里面有许多人,都用镣铐锁住。石井告诉我,这些活人都是由日本宪兵队和作战部队送来的,都是要加以消灭的。”另据曾任“保护院”集中营副主任兼情报调查处处长的山岸研二在伯力军事法庭供认:从“保护院”往第731部队“特别移送”犯人,是从1942年开始的。仅在1945年的8个月中,就有约40名苏联人被“特别移送”到第731部队杀害。
当年日本驻哈尔滨领事馆,也是细菌战部队“实验材料”的转运站。据石井四郎的司机越贞夫说:“当时石井部队每两天去一次哈尔滨市内的日本领事馆地下室,接收几名中国人,这些中国人大都是用列车运到哈尔滨的,他们被换上日军的军服,戴上手铐,关在列车的最后一节车厢里,一下火车,立即被宪兵队关押。石井部队运送中国人使用的载重量为四吨的卡车,叫做‘移送特别车’,都伪装成公共汽车的样子。”据日本宪兵署的文件记载,自从1939年起,就有“特别移送”之事,日本关东军宪兵司令城仓少将于1939年下达过将30名俘虏“特别移送”到石井部队的第224号命令。命令明确规定:“第二批特别移送人员约90名除留下60名送到目的地外,其余的人在哈尔滨站即交付石井部队长。”并要求“须事先将应交付石井部队的人员区别开来,以免在交付时发生延误”。
还要求“哈尔滨宪兵队长须与石井部队长取得密切联系,保证在哈尔滨站及以后途中竭力防止外国侦探,并采取必要监督办法”。 凡是“特别移送”的“犯人”,都被关东军宪兵队用特别囚车或专用汽车押送到各细菌部队。在运送期间,为了保密,沿途戒备森严,关东军宪兵司令部曾颁发特别命令,“特别输送”的“犯人”,都要戴上手铐脚镣。
曾在第731部队动力班当过劳工的人证实:差不多每星期六下午都有一辆囚车开来,把在押人员从南门或东门押进“兵营”(当时中国人称呼四方楼的大院为“兵营”),只见成年累月地往里抓人,但从来没有一个人能够活着走出来。这些被抓来的人都押在“方型楼”中间的秘密监狱里。
据原第731部队细菌生产部长川岛清在伯力军事法庭上供认:从1940年到1945年8月,每年有五六百人被“特别移送”到第731部队。伪满陆军宪兵队日本顾问立花武夫供称:“我管辖下的宪兵署特务处所审讯的一些人,必须予以消灭”,“在这些人当中,有极端仇视日本的在满洲的游击队员,我们把他们送到第731部队加以消灭”。
石井四郎曾竭力要求增加按“特别移送”手续运往第731部队的人数。因此,每当宪兵队长或特务机关长前往该部时,石井总要亲自带他们视察第731部队的细菌实验室和监狱,使他们相信,凡是被押送到第731部队的人都是真正被消灭了,新到的“犯人”也要作同样的处理。前哈尔滨日本宪兵署副官木村在被审讯时供认:“在一次石井与哈尔滨宪兵署长春日芳谈话时,石井四郎说,相信将来和过去一样,继续得到被捕的人做实验。”在中国东安县当过宪兵队长的上坪铁一中佐,曾随日本“中国归还者联络会(正统)”第五次访华团于1978年7月19日下午来到哈尔滨市平房,他忏悔地说:“1944年经我手批准把22名称为‘间谍’的中国人送到石井部队做了细菌实验,这实际上是我杀害的,我是有罪的。战后30多年来我一直感到不安,今天我有机会到中国平房,终于找到了赔礼谢罪的机会。”
日本投降前夕,关东军宪兵队在撤离前将有关档案大部销毁,但有很少的一部分未来得及销毁而被幸运地保留下来。1999年,黑龙江省档案馆对外公布馆藏“特别移送”档案66件;2001年,吉林省档案馆公布馆藏“特别移送”档案277件。目前,在已发现的“特别移送”档案中证实,当年被移送的人员大多来自中国。此外,还有一部分被移送人员来自前苏联、蒙古、朝鲜等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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