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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帖最后由 我是夏雯静 于 2016-3-29 19:51 编辑
[作者:柳暗]
王岗镇位于哈尔滨市西南十几公里处。这里有一个火车站,但没有繁华的街道和旅游景区,故知名度不是很高。上世纪80年代,王岗的名字竟然出现在日本报纸《朝日新闻》上,原因是:1945年王岗有四十多个人谜一样地死去。时隔四十年后,真相终于真相大白。
1932年3月9日,侵华日军侵占我国东北后又炮制了傀儡政权满洲国。日本人为了能在寒冷的北方过上好日子,经过精心策划,在王岗建立了一个“满洲国国立哈尔滨农事试验场”(以下简称农场),专门从事农作物、蔬菜和水果的试验研究,并从日本国内调来一些研究人员。农场里有几名带枪的在乡军人(日本语:预备役军人,平时不在编,可随时应征入伍)和职工的老婆孩子。日本人雇一些当地农民种植试验田,而他们过着有吃有喝的生活。
1944年开始,日本鬼子在太平洋战场和中国战场连连失利,兵源不足,王岗农场很多年青男人都被调往前线,农场里只剩下为数不多的男人和妇女、儿童。1945年8月,日本军国主义终于陷入灭顶之灾,美国在日本投下两颗原子弹,苏联红军以排山倒海之势给盘踞在中国东北的日寇以毁灭性的打击,中国军民对日寇也发起了总攻。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不得不宣布无条件投降。日本战败的电波传到哈尔滨后,哈尔滨的日本鬼子惶惶然如丧家之犬。王岗农场的负责人慌忙去市内请示对策。可当负责人回到农场时,发现四十多个日本人死在一个大厅里,惨不忍睹。经清点,还少了一个人。负责人大惊失色,满腹疑虑。上级并未发出集体自杀的命令,这是谁的主意?死者的丈夫都去应征入伍了,家属死于非命该如何向他们交代?眼下天气正热,尸体即将腐败,苏军马上要入城,不赶快逃跑就没命了。农场负责人匆匆将尸体掩埋。
战后,原王岗农场幸存的日本人听说老婆孩子惨死在王岗,悲痛欲绝,但详情无从了解,写了一本叫《小鸽子的祈祷》(作者译)的小册子,其中有死者的名单。上世纪80年代兴起日本战后遗孤寻亲热,日本电视、报纸几乎每天都有这方面的报道。
我有个中学同学叫王文祥(已离世),他学习优秀,热爱体育,后来被选入国家跳伞队,成为运动健将,还入了党,退役后到省劳动局当领导。有一次,他求我给他翻译一些日文资料,我问他有什么用,他说,他是日本孩子,想去日本与生父见一面。他说以前不知道自己的身世,是1984年6月份才知道的。
原来这年6月,他父亲王殿臣病重。王文祥是个孝子,经常在父亲跟前侍候。有一天,父亲认真地对他说:“我的病这么重,说不定哪天就不行了。有件事我瞒你四十来年了,不告诉你就对不起你,告诉你又怕你受不了……”王文祥对父亲的话并没在意,他劝父亲:“爸爸,别胡思乱想,你从我生下来一把屎一把尿地把我养这么大,家中几个孩子中你最疼我,咱爷俩从来不隔心,你好好养病吧。”可父亲还继续唠叨:“你不是我的亲生儿子,我是从日本死人堆里把你捡回来的。”王文祥认为父亲肯定是大脑出了问题,但他并不介意:“爸爸,你越说越离谱了不是,日本人你都没接触过,你上哪儿能捡来日本孩子?”父亲说:“文祥,爸不唬弄你。光复前,我给日本人干过活……”王殿臣给王文祥讲了四十年前发生的事情。
王殿臣年轻时在王岗农场给日本人当农工,1945年8月15日晚上他没走,恰好看到四十多个日本人,一起往大厅里聚,其中多半是带着孩子的女人。大厅里的灯很亮,但因王殿臣离他们远,看不清里面在干什么。王殿臣先听到日本男人叽哩哇啦说日本话,过一会儿,里边又吃又喝,又哭又唱。王殿臣以为他们在开联欢会,想到跟前看看热闹。他忽然听到“叭叭”地枪响,吓得他一激灵。王殿臣想,这可真蹊跷。他轻轻走到窗户跟前,往里一瞅,屋里的人横躺竖卧,都死了!两个在乡军人是被枪打死的,地上还有几摊血。这时,王殿臣发现一个孩子在妈身边正爬呢。“我心想,这孩子命大,怪可怜的,我得把他救出来。我去拽门,没拽开,我大着胆子从窗户跳进去,里面血腥味、酒味、药味混在一起,差点把我熏吐了。我抱起你一看,是个男孩,心里挺高兴。刚要走,又看见你妈身边有个黑匣子。我当时想,这玩意将来可能有点用,就把它也带上,急匆匆地回了家。打那以后,我再也没敢去农场,紧接着小鬼子跑了,老毛子(苏联人)来了,哈尔滨解放了,我就到市里学手艺去了。你那时不记事,我对谁也没说过你是日本孩子。”王殿臣说。
王文祥从小是戴红领巾长大的,青年时代加入中国共产党,最恨的是日本鬼子。现在听父亲说自己是日本孩子,角色的转变使他一时难以接受,可又不容不信。他顿觉大脑一片空白,只能用哭声来表达复杂的心理。他拥抱着父亲说:“爸爸,你是我唯一的爸爸,没有你对我的爱,我早就死了,你的恩情我今生今世难以回报。”爸爸流着眼泪说:“爸爸认为你是个孝顺孩子,我想你的日本爹可能还活着,我当年捡的那个黑匣子里有照片有证物,拿着这些东西去找你日本爹准能行,你妈让日本鬼子给害死了,你妈疼你,没给你灌药,意思就是让你找你爹去,咱们有证物在手。”父亲拿出木制黑匣子,里面有王文祥(松下正俊)两岁左右与母亲的合影,还有小座钟、梳子、日本硬币、小衣服等。
王殿臣不幸于1984年去世后,王文祥就把寻亲材料寄到了日本。原王岗农场职工大木来到哈尔滨,见到了王文祥。经过核实,王文祥就是王岗农场集体自杀事件中唯一的幸存者松下正俊,王殿臣是唯一的目击者。
王文祥去日本见到了生父,父亲老泪纵横,可王文祥一点感觉也没有,似乎自己与日本挨不上边。他一句日本话也不会说,对话全靠翻译。他说:“日本军国主义杀害中国人,杀害我的母亲,害了我们全家。是中国人救了我,我热爱中国。我不留在日本,我的事业在中国。我生活得很好,不想继承父亲的财产,我的国籍是中国。”
王文祥从日本回来了,回到他的工作岗位上。在一次同学聚会上,他以洪亮的歌喉为大家唱了一首《我爱你中国》……■
(作者为哈尔滨医科大学离退休处 退休教授)
摘自东北网2011.1 题目是转载者加的,文中略有改动
东宁宪兵队《特种工人状况报告》。档案记载了昭和十八年(1943年)三月二十六日和五月七日,分别从日军华北派遣军接收特种工人2次,共1935人。这些特种工人由于身体极其虚弱,截至报告当时已经死亡163人。先后又发生53人、8起逃走事件,其中逮捕了44人,逃走9人。
■本报记者 朱晨
今天是“化学战受害者纪念日”。记者在前两天吉林省档案馆首次披露的一批日军侵华档案中,看到了指证731部队罪行的直接证据:一批当时日军来不及焚毁的“特别移送”档案
对于李基洙、李文刚和王国财来说,他们的人生,究竟遭受了化学武器怎样的摧残,也许将永远是个未解之谜。
伪满洲国时期,他们被冠以“苏联间谍”的罪名,“特别移送”给了臭名昭著的731部队,从此一去不返。吉林省档案馆最近首次向社会披露的日本侵华档案中,留下了也许是他们在这个世界上的最后痕迹。
除了唯一的幸运者姜荣泉,在即将被送入魔窟的途中,趁着看守睡着成功逃走之外,档案中,所有其余记载的被“特别移送”者,无一人生还。
第一个被“特别移送”的朝鲜人
在日军审讯官的眼中,东北抗日联军的朝鲜族战士李基洙作为“共匪”,“思想上完全没有利用价值”。
李基洙出生在朝鲜咸镜南道东兴郡,1913年两岁时与父母一起来到与朝鲜接壤的中国东北通化县。15岁那年结婚后,与父母和妻子一起在当地务农为生。
1935年,东北抗日联军第一路军第二方面军经过通化。二方面军是一支主要由朝鲜族组成的部队,其领导者即是后来大名鼎鼎的金日成。
在与二方面军参谋长林宇城交流后,当年22岁的李基洙决定加入抗联。当时朝鲜已沦为日本殖民地,不少朝鲜人选择加入东北抗日联军与日寇交战。
之后的几年里,李基洙随抗联于长白、?江、安图、桦甸、敦化等地作战,直到1940年7月不幸被日军俘虏。
经历了将近一年的严厉审讯,日军显然没有从李基洙身上得到任何自己想要的东西。延吉宪兵队队长阿部起吉于是给他加上了一个“苏联间谍”的罪名,决定将其“特别移送”处理。
1941年9月10日,当年只有30岁的李基洙被“特别移送”给哈尔滨宪兵队本部。档案中留下了4张他的照片,唯一能看清的一张照片上,这位勇敢的战士面色平静,丝毫看不出有任何恐惧之色。
目前吉林省档案馆馆藏中,反映 “特别移送”内容的档案近200件,涉及277人,其中大部分为中国人。李基洙是现有档案中发现的,第一个被“特别移送”的朝鲜人。
被统称“马路大”即“原木”
所谓的“特别移送”,是日军内部使用的专有名词,“移送”的去处只有一个,就是臭名昭著的731部队。
日本关东军731部队驻地在哈尔滨平房区,是日军于日本以外领土专门从事生物战、细菌战和人体试验相关研究的秘密军事医疗部队的代称。为了能获取人体进行活体试验,731部队与关东军宪兵队相互勾结。日本关东军宪兵队抓捕的谍报人员、抗日战士,不经法庭审判就秘密移交给731部队使用。被“特别移送”的人员被称为“马路大”,这在日语中是“原木”、“原材料”的意思。采取这样极具隐秘性和欺骗性的专门语言,既表示日军很清楚自己干的是怎样的勾当,也表明了其对这些“试验品”的蔑视。
1938年1月26日,日本关东军宪兵队特别制定了“特别移送”人员的标准。将被判处死刑或无期徒刑的囚犯、怀有亲苏思想的间谍、意志坚定的抗日游击队员,甚至虽然“罪行较轻”可以被释放,但属于吸食鸦片、无家可归的游民,可能“重新犯罪”的,都被列入了“特别移送”的范围。现存的档案中,以“苏联间谍”名义移送又占了绝大多数。
有日军军官在战后供述,从1940年到1945年8月,每年都会有五六百人被 “特别移送”到731部队。731部队周围常年戒严,为了掩人耳目,被特别移送的人员都穿着日本军服,并由专门的囚车运送。只要被 “特别移送”到731部队,原来的名字就会被一个代号所替代。
没有人活着走出这座魔窟
与李基洙相比,李文刚和王国财,连一张照片也没有能留下。
根据残缺的档案记载,他们两人应该是在日军的某部队服役。因为受到另一起所谓的“苏联间谍案”牵连而被发现。为了找出同伙,日军暂时没有对他们采取措施。发现确实没有利用价值后,1941年9月11日,新京(长春)宪兵队向关东宪兵队提出“特别移送”“苏联间谍”李文刚、王国财的申请。
仅仅两天后,关东宪兵队指令同意“特别移送”处理。到9月19日,新京宪兵队又向关东宪兵队报告,已将李、王二人移送哈尔滨宪兵队。
“从提出申请到‘特移’完毕,一共只花了9天时间。可见日军是如何草菅人命。”吉林省档案馆研究馆员陶敏介绍,从李文刚和王国财的有关档案中,可以看出“特别移送”的标准程序:即由各地宪兵队向关东宪兵队提出申请,关东宪兵队指令同意,各地宪兵队“特别移送”完毕后再向关东宪兵队进行报告。在“特别移送”档案中,各地宪兵队上报的审讯材料的右上角,都盖有关东军司令部“军司二课”和“特别移送”字样的印章。凡是关东宪兵队下发有关 “特别移送”的指令,也都要抄送给关东军第二课,这都证明了关东军是 “特别移送”的组织者和指挥者,关东宪兵队是实施者。
没有人可以活着走出这座魔窟,甚至死亡的消息都不会被亲属知道。1945年8月,日本败局已定,731部队接到指令,销毁和转移了所有档案,还将仅存的400余名“马路大”全部用毒气残忍杀害。因此至今尚未找到人体试验受害者的记录。但幸运的是,近10万件关东军档案没有来得及被彻底焚毁,被匆匆埋入地下后,1953年在长春市的建筑施工中被发现。其中涉及“特别移送”的档案,成了指证731部队罪行的直接证据。
唯一逃出魔爪的“幸运者”
与上述3人相比,“幸运者”姜荣泉,只是一名闯关东讨生活的普通山东汉子。
姜荣泉的家乡在山东省东平县,从小父母双亡,因为家里贫困从没上过学。13岁就开始当苦力,拉人力车为生。30岁那年“闯关东”,在黑河等地的日本企业先后做过放排、采碎石等工作,不仅劳动强度大,生命没有丝毫保障,所得也十分微薄。1941年8月,他一个人渡江进入了前苏联,立刻被逮捕。虽然没有自由行动的权利,但每餐都有面包、汤和肉,待遇比起为日本人做苦力已是好了许多。前苏联军官审问时表示,如果愿意为前苏联调查黑河附近飞机场和军警情况,不但未来生活有保障,还可以帮助成家。生活无着的姜荣泉当即答应了。
回到东北后,姜荣泉发现日军对“苏联间谍”的处罚相当残酷,恐惧心理让他渐渐打消了再次入苏的念头。可他还是被日本宪兵队盯上了。1943年12月29日,孙吴宪兵队黑河分队的佐佐木伍长,押送戴着手铐的姜荣泉坐上了前往哈尔滨的第302次列车。
在踏上火车的那一刻,姜荣泉的脑中应该就在计划着怎么逃跑。他很清楚这是一趟有去无回的旅途。
由于火车的卧铺已经满员,佐佐木与姜荣泉一起坐到了坐席。第二天凌晨4点,列车抵达绥化车站。也许是一夜未睡过于劳累,加上即将抵达哈尔滨,佐佐木放松了警惕,打起了瞌睡。
一个小时后,佐佐木被列车进入白奎堡车站的报站声惊醒。他惊讶地发现,身边的座位上空空如也。趁着他打盹的间隙,姜荣泉成功逃离了魔掌。
白奎堡是绥化往南的第四站,已经进入了哈尔滨的郊区。佐佐木马上联络乘警搜查车内,并联系了绥化宪兵分遣队帮忙搜查。拉网式搜索一直持续到31日清晨,结果却是一无所获。
我们无从知道姜荣泉的日后命运又将如何。但可以确认的是,他是目前所有档案中,唯一一个逃出“特别移送”魔爪的幸运者。
幕后
“恒温环境,我却冷得浑身发抖”
自接收这批珍贵档案以来,吉林省档案馆立即着手进行修复、翻译和整理。除了语言障碍,翻译人员更多的是要克服心理障碍。
吉林省档案馆历史档案管理处处长赵玉洁,对第一次看到档案中杀人过程的描写记忆犹新:“我记得那天在库房里,恒温恒湿的环境,我穿着大褂,应该是很热的,我却冷得浑身发抖。”
由于每天面对这些充斥着暴行的档案,2名主攻731部队档案的翻译人员,很长时间都无法摆脱心理阴影,吃不下饭。还有3名参与整理的工作人员竟一度患上了抑郁症。“我已经工作20多年了,每天看到的档案都是这么血腥的场面,内心有很多的苦楚。”赵玉洁说,整理过程是对自己内心的折磨。
而那些至今仍然否认侵略历史的日本政客,面对如山铁证,不知作何感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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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特别移送”到“特种工人”
丁五才决定逃亡。
丁五才出生在山西朔县,一直在家乡务农。日军的魔爪伸向山西后,1939年,他被驻扎在山西省宁武县的山西骑兵第一大队征集入伍。
1941年2月20日,在山西中阳县的一次战斗中,他不幸被日军俘虏,被作为“特种工人”送往乌奴耳(今内蒙古呼伦贝尔附近)地区,从事哈拉沟军用道路铺设的工作。
出于对苏战略进攻和防御的需要,日军决定在中苏边境大量修建军事工程。承担修建任务的,自然不会是日本“皇军”。当时,日军华北派遣军在战场上俘虏的中国士兵,被源源不断送往东北。他们中既有蒋介石的“国军”,也有八路军及其他武装。关东军司令部将他们称为“特种工人”,下令在严格监视警戒下让他们从事军事工程作业。那些身强力壮,或被认为暂时还有利用价值的中国战俘,即使暂时逃脱了“特别移送”,也会被作为“特种工人”,受到奴隶一般的残酷迫害。吉林省档案馆此次披露的14件反映日军奴役劳工档案中,就记载着近900名劳工反抗、逃走的信息。1943年3月26日和5月7日,东宁宪兵队先后接收了日本华北派遣军移交的1935名“特种工人”。可是到了7月5日,他们中已经有163人死亡。
7月8日中午,丁五才找到工地上的七八名同伴,希望能鼓励他们一起逃离。“来这里前听说,我们这些俘虏被带到满洲国从事特殊工程,工程结束后就会被全部杀死。反正都要被杀,不如一起跑吧,就算死也要死在自己的家乡。”
这番话被正巧来工地上巡查的日本宪兵听见,立即向上级作了汇报。第二天一早,日本军医就来到工地上,假模假样地对所有工人进行诊断,随即宣布:丁五才患有严重传染病,需要立即隔离。
被以传染病名义逮捕后,丁五才遭到了严厉审讯。他承认自己不堪忍受工地的奴役,多次煽动同伴一起逃走。日军意识到,丁五才的想法,代表了几乎所有“特种工人”。如果放任不管,势必会造成难以收拾的局面。
当天晚上,丁五才被押往乌奴耳东北方向3000米的山林,遭到了秘密处决。
在对上级的汇报中,海拉尔宪兵队队长谷家春雄承认,丁五才的言论在“特种工人”中,正呈现多发的态势。因此,“将来多多宣传宣抚,进行彻底的指导监督和警戒,继续实行彻底的侦谍,确保事件发生之前的警备防范,对有害分子实施临机应变的枪弹镇压,是十分有必要的”。
即使最严密的监控和镇压,也无法制止“特种工人”的正义反抗。
1943年9月11日晚,位于东宁县石门子碱厂沟满洲第570部队的特殊工人宿舍,发生了43名“特种工人”的全体暴动。
那天正好是星期六,监视的哨兵处于轮岗状态。43名工人分为三个班,用作业用的钥匙、尖镐,分别袭击了卫兵所和门口的哨兵。两名日本哨兵被当场击毙,武器也被暴动的工人夺走。
由于河对面就是前苏联领土,相关日军部队立即动用了全部兵力,封锁国境并进行搜查。到9月14日,有11名工人被逮捕,2人被射杀。其余的“特种工人”成功逃入前苏联。
在事后的报告中,日军认为:是“特种工人”中的中国共产党员,在事前进行了谋议,决定了袭击、逃跑的计划,在这起事件中起到了“主谋”的作用。
吉林省档案馆此次披露的22件《邮政检阅月报》,有当年日军所写信件的如下记述:“连接南龙门和黑河的铁道,在极端秘密的情况下投入了一万多人的劳工。作为紧急工程,军队的命令非常森严。逃跑被捉回来的人就挖个洞,用土将他们埋到齐肩处,给他们灌水、殴打,并严厉训斥。”“我昨天在广场上散步的时候,看到许多劳工的尸体堆放得到处都是,其中有的已经变成了白骨,还残留的部分也惨不忍睹。这些尸体被狗当做美食啃咬。这样的情景在日本国内是不可能看到的,但是在这里却已经司空见惯”……
人间地狱,莫过于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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