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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木富贵子《731——石井四郎细菌战部队揭秘》书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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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6-3-25 19:35:22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飞离纽约肯尼迪机场,客机经过十几个小时的飞行后临近成田机场。机身逐渐下降,绿色覆盖的平缓丘陵映入眼帘,丘陵四周旱田和水田环抱,露出一派恬静景色。
    每当远眺这一风景,我总会沉浸在轻微的感伤之中,也为平安返回日本感到舒心,如释重负。浓绿的原野绵延伸展,仿佛张开双臂,热情地欢迎我归来。9.11事件以后,我所居住的纽约,传闻有人将炸毁曼哈顿大桥和连接纽约与新泽西州的荷兰隧道,利用炭疽菌和鼠疫菌发动攻击或进行自杀式恐怖袭击等。各种警报频发,居民们每次都恐惧不安,深受惊扰。如今,我回到了日本,内心充满了从那种日夜不安中解放出来的安心感。
    然而,往昔每次都能慰籍我的绿色风景,这次看起来也略显不同。如今,这一带是千叶县山武郡芝山町,与成田机场的东南面相毗邻,零星分布着一些高尔夫球场。我回日本后要去造访的是一个小村落,地名叫芝山町大字大里,小字(字是日本町、村中的区划名,有大小之分。——译者)叫“加茂”。它位于芝山千代田车站东南方约2.7公里处,而这条芝山铁路于2002年秋天才开通。
    “加茂”,这个名称几乎遭人遗忘,仿佛被历史的洪流所淹没的那样。然而,却无法抹去这样一个事实:这个小村落是关东军731部队的长官石井四郎的故乡,而此人于二战之前千里迢迢地在中国东北地区北方一个叫平房的偏僻村落里建起了庞大的细菌(生物)战设施,一个名副其实的“黑暗帝国”,加茂也有许多村民被送赴该设施工作。
    石井四郎出生于加茂村最为富裕的大地主家庭,在日本内地招募一些优秀的医师和科学者,来到中国东北从事细菌武器的研制和大量生产。用石井自己的话来说,这个设施规模庞大,有东京丸之内大厦的14.5倍,简直可以称为一个新兴城镇。除了建有大型研究室、机场、农场、马场以外,甚至配备了称之为东乡村的机关宿舍,以及战时国民学校、大浴场、酒家、邮局、医院等。
    为了防止泄密,该部队使用过多种名称,先是叫东乡部队,接下来是加茂部队和石井部队,后又被称为关东军731部队。被送至该部队服役的村民,从15岁的少年到木匠、泥瓦匠、瓷砖工匠、司机、中餐店厨师等,形形色色,应有尽有,可以说是当地劳动力的总动员。毋庸赘述,贫穷佃农的次子和三儿子是最多的。据说人数多达一百几十人,他们领取比日本内地人多二三倍的工资,并把钱款汇到自己老家。
    二战行将结束的那年夏天,苏联红军席卷中国东北大地,在731部队服役的加茂村民们死里逃生,侥幸回到日本内地。自那以后,他们就三缄其口,一直在为石井四郎保守着“黑暗帝国”的秘密。据说,石井四郎曾严命他们摧毁掉平房,“把731部队的秘密带进坟墓里” ,而他们也遵从了石井四郎的命令,自匿其踪,过着隐居般的生活,有的人连养老金也不能领取,生活窘迫潦倒。
    曾是大地主的石井家族与加茂村民紧密相连,盘根错节,而这种特殊的连带关系又产生了深雾紧锁的黑暗。
    现在,尽管去过中国东北的加茂村民大都去了另一个世界,但这个小村庄依然有人把石井四郎尊称为 “老队长”,辩称他是为了国家利益而努力贡献,对外来人员一律拒之村外。
    正因为如此,要了解石井四郎其人其事,就必须从先厘清石井四郎与加茂的特殊关系。所以,我在顺藤摸瓜掌握由石井家蔓生出的各种关系时,有幸于2003年获知原石井家女佣——渡边秋子尚在人间。当时,她已经90岁了,居住在东京的东大井。
    2003年5月,我去采访了渡边秋子。在一家面朝老式大街的书店后面,她儿子新建了一幢住宅,渡边秋子就在她儿子住宅的一间屋子里,神态安详地接待了我。
    渡边秋子早年住在离加茂石井老家不远的地方,由于这层关系才得以在东京市牛込区若松町的石井家当上女佣的。期间,渡边秋子经石井家主人介绍结了婚。此事发生在1937年前往中国东北的时候,石井四郎劝她说:
    “有一个诚实可靠的男人,得过许多勋章,你跟他结婚吧。”
    渡边秋子犹如回忆起一段快乐往事般地笑着说:
    “不过,那只是一个借口而已。其实,他是想让我照顾他日常生活起居。”
    1938年1月,秋子与生于长野县的渡边吉藏结了婚,丈夫也在石井部队服役。石井家原先住在哈尔滨市内俄罗斯人建造的府邸里,无论是哈尔滨的石井家,还是从那里搬迁到平房的机关宿舍,渡边秋子一直在旁照顾着石井队长生活起居。
    渡边秋子的长子名叫周一,也在场就座。他讲述了白发苍苍的石井四郎战后数次来他家做客的经过:
    “我生于1947年,不过,我四五岁时还记得他拎着西瓜来做客的情形。以前,家里有石井队长寄放在这里的笔记本。我曾经翻开瞄过一眼,里面写有筹备啦、安排等。那是大开面的笔记本,记述着大战结束时到结束后不久的一些事情。可是,我不知道放到哪里了……”
    “那是石井四郎亲笔所写的吗?”
    我有点难以置信,反问了周一。

两本大开面的笔记本
    几个月后,我听说之前连是否存在都不得而知的石井四郎亲笔所写《1945年8月16日,终战时日记》(后译为《1945年终战时日记》。——译者)和《终战日记,1946年1月11日》(后译为《终战日记,1946年》。——译者)已经找到,连忙赶回日本。大战结束后不久,石井四郎为将笔记本寄放在自己部下那里,拎着西瓜前往做客。他那时所走过的道路,想必是萧瑟凄凉,大煞风景吧。50多年后,我为去阅读石井四郎所记述的日记,也行走在同一条道路上。一路上,我深感机缘巧合,造化弄人。在渡边秋子家,我从周一手里接过了两本大开面的笔记本。
    那是两本泛黄的A5开笔记本,1946年所记的笔记本封面上有着本人书写的名字“石井四郎”。翻开一看,笔记是用铅笔书写的,是一种旧式汉字的独特草书。里面夹杂着难以解读的文字和数字。正如封面标题日记那样,这是一本记述着当日发生的事情和重要事项的记事本,即所谓的备忘录。细细读来,仿佛感觉到石井四郎的气息从字里行间渐渐析出,我的手颤抖起来。
    他担心美军调查审讯,不想将它们放在自己家里。然而,1952年占领军撤出后,石井本人完全可以取回这两本笔记本的,但石井四郎为什么还要把它寄放在渡边秋子家呢?我情不自禁地觉得石井四郎或许在希望他的日记经过一段岁月后哪一天能发表出来,将他生活的战后历程留传给后世吧。面对着石井四郎留存下的晦涩难懂的日记,我一次又一次地端着放大镜反复阅读,苦思冥索。
    石井部队的战后情况彻底被湮没在不知有多少层的“深雾紧锁的黑暗”中。一个事实曝露于世,就会连带出另一个事实,紧接着又有其他事实展现在人们面前。美军科学家受华盛顿派遣,前来进行调查。其幕后,既有业已统一口径的原日本军队参谋和原731部队成员的暗中活动,也有甚至企图操控华盛顿的占领军参谋二部的深思熟虑,而参谋二部内部也存在着勾心斗角的权力之争。即使在驻日盟军法务部内,主张正义的检察官也遭遇试图掩瞒一切的当权者打压和阻扰。更有甚者,苏联也施加了重重压力,执拗地要绕过美国劫取石井部队的研究成果。总而言之,这种深雾紧锁的黑暗层层叠叠,而被湮没的事实真相又不可能轻易地展现在人们面前。
    石井四郎在这两本笔记本中使用了可称为暗号的代码,以及日本陆军内部的隐语等,记述了当时审讯问答和交易等,而代码和隐语等只有他本人知道。这是一种殊死挣扎,以逃脱美国追究其战争犯罪;也是一种双重斗争,企图以此能摆脱来自苏联的追查。
    破译出深奥的“石井密码”,解读石井的终战日记,如此始能将湮没在“深雾紧锁的黑暗”中的石井四郎战后情况大白于天下。我是二战结束后才出生的,要想解开个中谜团,就得先回溯石井部队所走过的历程。

著者按:现在包括病毒在内,都应该写成“生物战”、“生物武器”,而本书除了特殊场合,仍然沿用石井四郎所在的那个时期使用的“细菌战”、“细菌武器”这类术语。
筱冢良雄,本来姓田村,千叶县旧长生郡东乡村(如今的茂原市)人氏,回国后,因结婚而改姓筱冢本书一律用筱冢来表述。——作者。筱冢良雄带我来八日市场市附近的自己家里,就招呼我进客厅,马上开始讲述他前往中国东北的原由。他说:

“我在实业学校读书时,好像学校里有招募。可是,我到毕业还差些天数……于是,一些学长曾对我有所照顾,他们是毕业生。其中有两个人来告诉我有这样的地方招人。说部队的队长是千叶人,会照顾老乡的,劝我一起去。”

这时是1939年春,筱冢良雄才15岁,小学毕业后在附近的町立本纳实业学校读书,已是两年级了。

“没有毕业也可以吗?”

筱冢反问道。那两个学长说没毕业也没有关系,并劝我说:

“反正要参加考试的,只要合格就可以了。怎么样?一起去吧?”

虽说是进了实业学校读书,筱冢还是打算继续从事农业。因为是长子,父母也一直认为理应如此。不过,只听说是中国东北的一支陆军部队,筱冢根本没有预先想一想那是一支什么样的部队。他想,只是考试,就考一下试试吧。其理由,筱冢是这样说的:

“当时,日本是清一色军国主义了,学校里与其说在上课,尽都是一些欢送出征将士、迎接遗骸返回故土、刺枪术训练,等等。各个学校都配属了部队军官,拿着竹刀或木枪走来走去。即便是在学校,也有挨军官殴打之类的情况。所以,大家都觉得索性参军反而更好一些。因此,听说有招募,也无暇琢磨一下是什么工作就报名了。听说部队长是千叶人,会照顾同乡,所以就认为足够好了。”

于是少年的筱冢参军考试合格,收到了入伍通知,要他于4月1日前往东京市牛込区户山町的陆军军医学校防疫研究室报到。筱冢父母对军队来招兵、长子去应考一无所知,此时顿时慌了神。可是,入伍通知都收到了,已经不可能叫儿子不去,更不可能要求退回入伍申请了。把一个还是15岁的少年送去遥远的中国东北,父母踌躇不决。

在那个称之为昭和恐慌因世界经济大萧条,以及日本滨口内阁解除黄金出口禁令,1930年(即昭和5年)日本爆发了经济大恐慌。——译者的经济不景气的年代,对于一个找不到像样工作糊口的日本青年来说,对中国大陆的东北地区则有着特殊的感觉:它充满美好的希望,极富冒险性。中国大陆是“约束之地”,见《旧约全书·创世记》第12章。约束之地,也称作应许之地,最初是指耶和华应许给犹太人的“流奶与蜜之地”——迦南。——译者能提供由于经济不景气和军国主义几乎快要窒息的日本国内所没有的新机遇。

日本政府也大量散发宣传手册,宣传“中国东北是移民的乐土”,鼓励大批移民前往那里。希望能成为开拓民以耕种自己的土地的农家老二、干劲十足的年轻人、失业工人等,他们都以开拓民身份渡海前往中国东北。



筱冢良雄的出生地——旧长生郡东乡村,位于从旧千代田村的加茂沿房总半岛南下约30公里的地方。虽然不是邻村,筱冢的父母也知道加茂的大地主石井家族,也听说过有关平步青云的石井四郎的传闻。虽说如此,他们却一点儿也不知道自己长子良雄前往防疫研究室报到的6年前,即1933年,加茂和邻村多古已有20名左右的男子第一次被悄悄派往中国东北地区的背阴河。

1938年,第二次招募,又有20名男子被派往中国东北地区。筱冢良雄他们连这些情况都不了解,更不可能听到那是“秘密工作”的传闻了。

筱冢前往中国东北地区的那年即1939年,传说又招募了一批成年男子。到1940年为止,已招募到了大批成年男子。实际上,在此前一年约有35人已经被派送该地。他们被称为“少年队”第一届前期,而筱冢他们则被称为“少年队”第一届后期。

1939年4月1日,筱冢走进牛込区户山町陆军军医学校的便门,穿过济生会医院、陆军医院和军医学校等建筑物,找到了写有“防疫研究室“的两层楼钢筋混凝土建筑物。让面前的警卫室确认姓名后,他进入建筑物内部,发现里面已集中同龄少年人30名。千叶人,而且是近邻的很多,看到不少熟人面孔混杂其中,筱冢放下心来。

大约过了一个星期,部队队长石井四郎才第一次出现在少年队面前。那时,筱冢他们30名少年队员暂时居住在附近的清源寺厨房里,对在防疫研究室接受教育习以为常了。

事到如今,筱冢依然清晰地记得首次听到的石井四郎的第一句话。他走进教室,就环视各个少年,命令副官说:

“这些人中,有的脸色不好,对他们再做一次体检,别忘记做寄生虫检查。”

接下来,石井转过身来面对少年队员,摆正姿势,大声讲话:

“你们是石井部队的少年队员,如果努力学习,我也可以送你们进大学。哈尔滨是个好地方,行期以后再告诉你们。总之,你们先在东京逛一下,可以尝尝好东西。”

当时,石井四郎还是军医大佐,46岁。蓄着两端往上翘的髭须,身躯肥胖,穿着军服。腰挎军刀,难说很体统。至于长靴,则是皱巴巴的,让人总觉得有点不修边幅。军人,应该穿着整齐合体的军装和长靴,而石井在筱冢眼里却是一个奇怪的军人。

防疫研究室的课堂上,少年队员观摩了队长发明的石井式滤水机检测和试验,参观研究室所从事的普通琼胶细菌培养基的制造,还要学习汉语。石井让人给每个少年队员缝制了新制服,叫作文职官员制服。新制服与陆军军服颜色相同,略带蓝色的土黄色。这种颜色的西装配上同色的领带,面料是上等羊毛面料,与军官服装质量一样。石井甚至还给每个人发了长统皮靴、里子是兔毛的防寒服、防寒面罩和防寒手套。这样,30名少年心田里已憧憬着对遥远的“五族共和”之地的梦想。



萩原英夫的供词

1938年,该研究设施的工程接近竣工。一些副教授和讲师等年轻研究者,以文职技师的身份由京都帝国大学医学部派来此地。如石井四郎在“守灵夜追思座谈会”那篇讲话中所提到的那样,这些人都是经由清野教授等人推荐而决定采用的学弟和研究者。除了石川太刀雄丸(病理)、冈本耕造(解剖)、田部井和(伤寒)、凑正男(霍乱)、吉村寿人(冻伤)等人之外,还有第二年第二批派来的笠原四郎(病毒)、贵宝院秋雄(天花)、二木秀雄(结核)等人。他们都在第一部担任研究班班长,各自从事自己的研究。

比如说,凑正男成为凑班班长,研究霍乱;田部井和当上田部班班长,从事伤寒研究;吉村寿人作为吉村班班长进行冻伤实验。研究冻伤的实验室建筑物现在仍然存在,已按照原型修复。

吉村班不仅在冬季零下30度将人放在屋外实验,而且室内也有保持低温继续研究的设施。现存的冻伤研究室里有一个高屋顶的大实验室,据说室内实验就在该屋里进行。

1939年(昭和14)5月,筱冢他们这批少年队第一届后期的29人到达平房,而此时7号楼、8号楼的内部工程已竣工。建造研究所等大型建筑和飞机场的这些重大工程由大林组承包,雇佣当地中国人完成。不过,7号楼、8号楼的内部工程和研究器材运入和安装需要保密,这些工作就不让大林组和当地中国人来做,只交给加茂来的工人进行。工程是在极其保密的情况下进行的,长期以来没有人了解其详细情况。

我在中国的中央档案馆里发现了一份萩原英夫的供词,里面记述了他自己、弟弟和亲戚共7人的履历,以及他们从1938年1月至第二年1月为止参加7号楼、8号楼建设工程的经过。

这份供词中引人注意的是,萩原英夫的亲弟弟是第一届少年队前期成员,而且在1933年和1934年即“满洲国”初期,萩原的叔父3人、伯父1人、堂兄1人,共计5人已经来到了中国东北。

说起1933年,石井四郎就是在那年使用东乡大佐这一假名,率手下数人来到日本驻哈尔滨的铁道联队,要求将物资运到滨江省1934年12月1日,伪满洲国于哈尔滨设置滨江省。抗战胜利后,该建制自然解体。——译者五常县五常附近的背阴河的一家酒店里。

“我们听从了石井四郎的劝说,来到了中国东北,以石井部队的文职技师身份从事了各种业务,获得了相当数额的报酬。”

该供词中如此写道,并记录了20人左右的姓名,包括萩原的叔父石井正雄、青柳雄、瓜生荣二、堂兄萩原武史、伯父萩原薰等人。

供词里还记述了石井四郎请来自家亲戚——做日工的木匠铃木茂,叫他做各种建筑业务,“让他获得了巨额收入”。铃木扩大自己的事业,成立土木承包公司“铃木组”,自任组长,一手承担整个工程。

萩原的5名亲戚在五常研究所(萩原不说背阴河,而记述为五常研究所)工作大约一年后就返回了故里。萩原叔父石井正雄担任锅炉工,青柳雄当炊事员。至于叔父瓜生荣二,萩原记述说“实验对象逃跑之际,头部负伤”,颇令人费解。毋庸置疑,这是指背阴河曾发生过俘虏脱逃事件。

该供词说,1934年9月,16名中国关押者成功逃跑,其中12名向东北抗日联军第三军寻求保护。

在背阴河,瓜生荣二或许是负责监视俘虏,在这次俘虏逃跑事件中负了伤。显然,瓜生荣二返回故里后又来到了中国东北,在平房安下身来后,就成了监视口号楼俘虏的“特别班”一个成员。我注意到这一段记述:“自五常返乡时,荣获勋八等旭日勋章,而且在亲戚中获一次性退休金最多。”



在东乡部队工作的加茂村民,返乡后被授予勋八等旭日勋章。关于授勋,前面提及的浅见淳军医的录音里留有一段重要的证词:

“……此后,由于是处于战争期间,有勋章什么的。所谓的勋章,就是编制功绩名册,然后申报:在某某战斗中立下某某功绩,故颁发特殊勋章甲或乙。然而,731部队成员的情况却不一样,是一张空白的纸。虽说是空白的纸,上面还得写上*******。因为731部队是保密部门,所以不能填写清楚。在当时,这样做是通行的方式。”

对于在东乡部队服过役的人,石井四郎都颁发空白的功绩名册,授予勋八等旭日勋章,还支付一次性退休金。至于在俘虏逃跑事件中负伤的瓜生荣二,对他就比其他亲戚多发放了一次性退休金。这一切都是石井四郎为了保密而采取的照顾政策。这个小插曲说明了石井及其部队在陆军这个组织中是多么特殊。萩原英夫的供词继续说:

“第二次招募石井部队文职技师志愿者时,叔父青柳、石井、堂兄萩原武史等人率先应聘。我在叔父青柳和石井的劝说下,并征得父母同意后也参加了应聘。因为我是佃农的长子,总想多少富裕一些,可能的话,就在我这一代成为自耕农。”

萩原在东京的军医学校考试合格后,1938年1月,和一行20人一起前往中国东北。当时,石井队长来到东京车站,欢送他们一行去下关。21岁的青年萩原第一次看到石井四郎,印象是:

“彪形大汉,身高近6尺,下巴蓄有胡须。”

那时,他戴着中佐的肩章,双手插入军官外套口袋里,大步流星地跑上站台。萩原觉得石井较厚的嘴唇和脸形有点像明治天皇,有点疑问:“这人面相吓人,怎么会是军医?”叔父青柳是负责人,他向石井作了启程汇报。

石井面朝着20人猛不丁地喊道:

“这是紧急任务,都给我打起精神!”

到达哈尔滨后,所有人都交给了铃木组,被当作石井部队的临时工。当时,21岁的萩原日薪为2.〖=F〗8日元。由于木匠、泥水匠为3.〖=F〗5日元至4.〖=F〗5日元,勤杂工为2.〖=F〗8日元至3.〖=F〗2日元,萩原日薪在勤杂工中是最低的。可是,在就业难、经济不景气的日本国内,见习木匠日薪只有70分,所以在平房能够赚到日本国内的4倍工资。萩原对他自己所做的工作内容作了如下供述:

“当时,部队外廊建筑已大致完工,灭菌器和其他研究器材在火车站台上堆积如山,快要进行内部设备安装了。……我们主要工作场所是人体实验所的7号楼和8号楼。我们到达这里时,建筑物内部只是在入口处和里面做了一些分隔,中央部分简直就像大礼堂,没有作分隔。7号楼和8号楼被3、4、5、6号楼围住,从外面完全看不到。而且,入口处还有一扇沉重的铁门。在3、4、5、6号楼的3层楼各个角落,面向7、8号楼都安装上了照明灯。环绕7号楼和8号楼而建的3、4、5、6号楼(砖瓦砌成)以及通往3号和5号楼的走廊(4层楼,砖瓦砌成)下方约4米是水泥抹墙。3号楼屋顶上设有最高的**(字迹无法分辨)。

“我们来到现场,建筑班技术员工藤传达了石井队长的命令:‘本年内(1938年)结束7号楼和8号楼的内部工程。有关业务,纵然是内部人员也绝不可说。说了,将处以严罚。’”

萩原他们开始是搬运堆积在专用铁路站台上的黄沙、砖瓦、木材,而后被安排为7号楼和8号楼内部建造分隔墙。进出7号楼和8号楼的人员,在出入时必须向保密队出示身份证明,接受搜身检查。木匠和泥水匠的负责人在当日工作结束时,必须把内部设计图交还保密队。萩原的叔父青柳身为20名少年队员的负责人,有义务向保密队报告当日的工作人员,以及工作种类和场所。

“千叶班”是由20人组成的一个班的名称。招聘时,“千叶班”20人签订的是石井部队文职技师的合同,却交由铃木组安排,被当作“部队临时雇工”,只能领取固定工资。班里成员怨声不断,士气不振,工程就拖拖拉拉的,进展不快。所以后来又从家乡招募来约40人投入工程。4月前后,增加的40人到达后,“千叶班”就扩大成了60人的大家庭,而萩原的叔父青柳雄则担任了“千叶班”的班长。

新成员到达后,对原先的固定工资制作了变动,实行承包制。所以,萩原的工资也急速飙升。有时,日薪能拿到10日元至20日元,甚至有些时候一天能领到30日元至40日元的高薪。刚来时,萩原每月只能向家里汇款50日元至60日元,手头拮据。现在,他每月也能汇回100日元,并给自己购置了西装,星期天还能上哈尔滨去风月场所逛逛,去日本酒馆小酌。据萩原说,他给家里汇款总额竟达1000日元左右。

人数增加了,由于实行承包制,薪水也涨了,“千叶班”的工程进展很快。萩原在供词中继续写道:

“7号楼和8号楼的一二层楼入口处,以及里面的28个房间粉刷结束后,我们就着手对中央部分进行分隔,并浇筑混凝土等。在我们进行这项工程之前,那些在五常为石井部队工作的人们似乎都不知道7号楼和8号楼将派什么用场。在该项工作做了二三个月后,我才听青柳那里说,这里是监狱,收监被押送来作实验的犯人的。每间牢房门口都安装了铁门,上下和四周都用混凝土浇筑而成,面宽约2.〖=F〗5米,进深约3米。牢房与牢房相连,里面有厕所,地面是混凝土上面铺木板。仅一楼,牢房就有20间。1939年1月,我返乡时,7号楼和8号楼的一楼已有40间牢房完工,正着手二楼的工程(如果二楼也和一楼一样,那就有80间牢房)。”

接着,该供词写道:

“我返乡时,7号楼和8号楼尚未完工,所以没有收监被押送来作实验的犯人。”

就在萩原英夫返乡4个月后,筱冢良雄等29名少年队员来到平房。此时,7号楼和8号楼里的80间牢房应该已经完工,开始搬运“丸太”了吧。

在同一时期,萩原英夫的亲弟弟,即少年队第一届前期成员萩原三雄属于北川班,从事鼠疫结核菌研究的辅助工作。不过,少年队的筱冢与另一个少年——萩原没有见过面,也没有与第一届少年队前期的任何人打过照面。

筱冢回忆说:

“我们进入部队时,相当于学长的前期少年队员中已有很多人感染上伤寒,住院治疗。他们居住在1号楼的一侧,而我们居住在另一侧,所以没有接触。”

“后来,我听说这里出现了许多伤寒患者,大都住院治疗了。我想,大概也有隔离的意思吧。”

八九月前后,同乡萩原三雄没有患上伤寒,而是得了肺结核入院治疗。此后,他被送返老家。战争结束时,他还在自己家里休养,并于1946年不到25岁就亡故了。萩原三雄也是石井部队的牺牲者。

萩原英夫在其供词里这样写道:

“石井部队的牺牲者非常多。”

哈尔滨有一个叫南岗的地方,那里有一所陆军医院。萩原听说,当时在南岗的陆军医院收治的患者中有很多是在石井部队工作的人。

“石井四郎在五常从事研究业务,他在自己的家乡以千代田村加茂为中心招募了20名人员,把他们带到五常服役。其中,有两人死亡(说是战死)。在平房,千叶班约有60人,他们并非直接从事研究业务,而是从事建筑工程。其中,谷正男得了肠伤寒死亡,萩原隆患肺结核。在我所知的范围内,在千叶县招募的4名少年队员中,今井、土屋因患伤寒而死,石井、萩原患肺结核。这4名少年队员都是在研究班做勤务的。……监督我们工作的建筑班文职技师有五六人。1939年1月我返乡时,小山技师就因患上肠伤寒而住进了哈尔滨南岗的陆军医院。在工作期间,我曾受到小山的特别照顾。出于这层关系,我去向他道别,顺便看望一下。他所住的病房里有十五六人,都在石井部队工作,全是肠伤寒患者。”

在筱冢等第一届后期少年队员到达平房之前,萩原已经回国了。所以,萩原英夫的供词中提到的4个少年队牺牲者,很显然均是少年队员第一届前期的。


 楼主| 发表于 2016-3-25 19:36:22 | 显示全部楼层
少年队的一天

有时,石井四郎军医大佐会格外照顾少年队。据筱冢良雄说,自从在东京的军医学校初次见面后,以及他们到达平房后,石井四郎一有什么事,马上就把少年队队员叫去。

“叫我们去,说是帮他清扫或其他什么的……其实并没有什么清扫,叫去只是谈东说西……尽是一些家常话。他常说自己后脑勺有个头发旋,并沾沾自喜:

“‘我和别人就是不同,你们仔细看看我这里!’

“他说着,就让我们观看自己后脑上的头发旋。他非常擅长笼络队员人心。后来,关东军司令官等人来视察,我们少年队被安排在3号楼特别班的入口处整列待命,石井队长当然会介绍我们说:‘他们是少年队。’他还说,将来会让我们当部队的下士官什么的。不过,司令官对我们看也没看,戴着口罩就进了特别班。”

少年队的每天是从起床号响起开始的。早晨6点被唤起,不洗脸就参加军事训练。回来后吃早饭。整个上午有各学科的授课。初来的第一天是讲授防疫给水部的任务、人体构造,而后是各研究室的班长讲授血清学、细菌学、病理学等。上痢疾课的是江岛班的江岛真平,上伤寒课的是田部班的田部井和,霍乱课是凑班的凑正男等。直到今日,筱冢还能准确地记住各班的班长姓名。

“大学医学部来的人都是技术专业人员、高等官高等官,为日本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官职名,有亲任官、敕任官和奏任官:亲任官是最高等级的官员,由天皇亲笔书写委任状任命;敕任官仅次于亲任官,由内阁总理大臣亲自任命;再其次是奏任官,由内阁总理大臣经天皇御准后任命。——译者,他们的下面有判任官判任官,为日本旧制官职中级别较低的官职,位于高等官之下,由各省大臣任命。——译者这一级别的技术员。技术员和兽医,人员众多。兽医也精通细菌,是实际锻炼出来的技术人员。他们来给我们讲授技术问题。”

筱冢接着说,教科书大都是传染病研究所编写的书。那些教科书上标有号码,上课一结束全部收回。上课时绝对不允许记笔记,所有内容都要死记硬背。

上毒物课时,给兔子注射硝酸士的宁、氰化钾、砒霜等,接受看着兔子痉挛死的训练。如果有人闭眼,就要被鞭挞。

下午便进行实习。借实习之名,少年们被分派到3号楼和5号楼二三层楼的研究室,被迫洗涤试管,制作检查细菌用的培养基等。或者,也实习细菌生产,学习处理过活菌的器具使用法。他们的理由是,如果处理死菌,学员的注意力就会下降。

当然,到达平房后,大家立即被注射了伤寒、副伤寒乃至鼠疫、霍乱等各种预防针。筱冢还记得:

“在军队里,注射预防针是打在胸部。因为注射在胳膊上,胳膊会肿,就无法抬起手工作了。要是注射了预防针,就有一天休假。我们不知道被注射了什么,但能休息一天,给好东西吃,还能够休闲放松,所以大家很乐意打预防针。”

两个月过后的7月,平房部队内开始慌张忙碌起来。部队内到处都能看到头戴钢盔、腰插军刀的士兵。在筱冢等少年队员到达平房的前几天,日本军队已准备出兵诺门坎作战了。

诺门坎位于中国东北地区的西面国境线上,是一个沙丘地带,遍地长满了低矮小草。具有绝对优势火力的苏联军队发动了猛烈攻击,日军惨遭败绩。第23师团遭到苏联军队坦克的猛烈打击,全军覆没。此后,根据关东军作战命令,日本军队组建了3支“防疫给水队”。据说,在那里可作为水源使用的,只有哈拉哈河和其支流胡鲁斯台河。军医少佐村上隆率领3支防疫给水队,在敌军对净水厂的狂轰滥炸中,开始给殊死决战的前线供水。石井式滤水机每天提供27万至30万立升的净水,收效立竿见影。不仅满足了前线士兵用水的需求,而且战场上必然会发生的痢疾等消化器官系统传染病没有发生。

“我的力量帮助了两个师团,那些全军覆没的家伙。”

据说,在诺门坎负责供水的石井如此向参谋本部汇报,从而保证能得到两个师团供水量的预算。石井部队成员在诺门坎战役中获得金鵄勋章,并以该功绩为契机进一步提升了该部队在陆军内部的地位。

屡遭惨败的关东军新组建了第6军,投入了诺门坎战役。就在这个时期,平房开始大量生产细菌,少年队也被动员起来。筱冢也被要求去各班帮忙作业,如准备好用来培育细菌和刮离细菌的工具等。有时,他还被命令去搬运用来培养细菌的菌株。筱冢说道:

“诺门坎战役期间,我们生产了什么细菌,生产了多少细菌,就不得而知了。不过,当时菌株是放在试管里培育,每个金属丝筐里放60支试管。因此,从取菌株的场所和搬运的试管数量上来计算,我想生产的细菌有伤寒菌、副伤寒菌、痢疾菌,每日生产3公斤多。”

后来,筱冢回忆说是天气稍稍凉爽了一些、将近7月底的时候,少年队员被要求跟着全副武装的下士官搬运细菌。这时,筱冢第一次看到生产出来的细菌。

筱冢亲眼目睹了技师在玻璃的无菌室里用培养基溶解细菌,然后把溶解物装入石油罐大小的蛋白胨储藏罐里。储藏罐被焊锡过,与干冰一同装入木箱,用草垫子包裹起来。所谓的草垫子就是用稻草编织而成的草席。然后,再用草绳捆扎,让少年队搬运。筱冢记忆中,一个木箱里放两个罐,所以相当沉重。他说:

“先是装上部队汽车运到哈尔滨火车站,然后再把这些木箱搬运到中国人也乘坐的普通客车放到地板上,而我们就坐在上面。下士官经常来巡视。火车上乘有不少下士官呢。如今想来,这可以是最安全的运送方法。于是,我们乘坐夜间火车出发,早晨到达海拉尔,再从海拉尔转乘配备机关枪的卡车,前往诺门坎前线阵地——将军庙。到了将军庙,我们的工作才告结束。这是我们做的最初工作。”

少年队里,有两名少年队员会开汽车。筱冢后来听这两人说,细菌战的实施部队会把细菌投入哈拉哈河上流的胡鲁斯台河。实际上,日本军队已经组建了以碇常重少佐为队长的敢死队,有包括军官在内的20人,他们实施投放细菌污染哈拉哈河的作战行动。据说,敢死队员的名单上,20名队员在碇常重少佐的命令下各自用自己的鲜血签了名。

在那个大量生产细菌的期间,29人的少年队队员中有两人由于感染伤寒而死亡。队员死亡了,就垒起一堆木柴,将尸体摆放在上面火化。而后,部队再集中几个人,举办军葬。

“汝之英灵忠诚于天。啊,光辉而神圣……”

石井队长的悼辞必定是以这样的语句开始的。

他那独特的措辞以及低吟般的话语声,据说大家都会被深深吸引住,筱冢终生难忘。他在我好几次采访中,都曾念叨过。

周六下午和周日停课,平房设施里的警备并不严格。当时,宿舍尚未竣工,几乎所有的队员都是从哈尔滨来上班的。休息天,只有常住这里的当日值班的军官和值日人员。正值淘气年龄的少年们去航空班转动飞机的螺旋桨,或到动物班骑马。有时,将正在验血的马匹误以为是匹温顺老实的马。

另一方面,少年们一直对严禁入内的7号楼和8号楼非常感兴趣。其中,不乏有勇敢的少年,他会在深更半夜召集几个同伴进入特别班的入口探险。入口处一直有警卫看守,牢固的铁制格子门窗紧紧关闭。里面到处都堆放着面粉、猪肉、蔬菜等各种食物。由于搬运人员也不能进入格子门窗之内,只好将食物往里扔。里面用这些煮饭做菜,给“丸太”提供保持身体健康的营养饭菜。

那时,筱冢也已经获知,高耸的烟囱冒出烟雾,那是在焚烧在实验中死亡的“丸太”。

“部队成员全都受到感染了,但也都是低级别的成员。上面的人不会去做那些危险的工作,所以就教少年队成员学习去做,以便我们从十四五岁起就能掌握细菌处置的方法……真的懂得细菌的厉害,也就会感到害怕而不敢去处理细菌了。由于我们这些少年队成员不懂,也就可以去做处理细菌的活了。因此,很多人被感染了。那以后,经过几年,人们知道了预防的方法,也可以预先进行免疫了,所以经常打针预防接种。即便如此,只要身在该部队里,随时都会丧命。因为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会被感染。”

两名少年因感染上伤寒而死亡,他们的骨灰由同伴送回了千叶县老家。那时,加茂一带常有头颈吊着白色盒子的遗属在村内悄然走过。可是,至于死者怎么死的,一律都说是“战死”,而没有人会来解释真正的死因。

筱冢压低声音说:

“我们第一届前后期合计近60人,能够生还的不到一半……或被感染,或被派赴南方战死……随时都可能送命。”

劝说筱冢去应征的两个学长,一年之后就申请当一名现役军人而离开了平房。要离开731部队,除了申请当现役军人以外,别无他法。可是,不足18岁是不能申请当现役军人的。至于还没有达到可申请当现役军人的筱冢,那是没有办法能离开该部队的。


从少年队到“柄泽班”

1941年12月8日,筱冢良雄清楚地记得广播电台播放的下面这条新闻。他在3号楼的入口处,墙上装有扬声器,一直播放日本国内新闻或石井队长的训示。

播音员稍带兴奋的语调播送日本军队偷袭夏威夷瓦胡岛珍珠港的消息,并继续说道:

“大本营陆海军部早晨6点宣布:帝国陆海军本月8日黎明,在西太平洋与美英部队进入战斗状态……”

筱冢良雄说:

“我记得,自己在3号楼入口处停下了脚步,聆听广播。我感觉不到惊讶,也不是因为周边聚集了许多人。部队成员并没有动员起来听广播,没能听到欢呼声和兴奋声。……7月在举行关东军特种演习时刻,部队已经在谈论北上还是南下的话题。所以,我没有感觉到这件事突如其来。”

正如筱冢所说的那样,那一年,日本关东军从中国东北出动,占领了南京、上海和徐州,继续南下,直至占领了法属印度支那(即越南)北部。如果再继续南下,那势力将伸展到法属印度支那南部、泰国、荷兰属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美属)等地了。美国对日本军队动向保持着警惕,于是便开始了对日谈判。可是,到了7月,日本军队还在继续向南方扩展,御前会议也作出了“不惜与英美一战”的决定。同时,日本军队借举行关东军特种演习之名在中国东北进行总动员,以准备对苏联发动战争。

关东军特种演习开始时,筱冢正患盲肠炎住院治疗。据说,石井部队似乎也发生了变动,但筱冢正在住院治疗,所以没有涉及到他。8月,筱冢从哈尔滨的陆军医院返回平房,就被告知:“少年队已经解散了。”

筱冢被分配到了第四部第一课柄泽班,月工资45日元。他接到命令“处理化学武器”,而生化武器士兵可领津贴25日元,再加上海外津贴。

“我在少年队时,也领过工钱,不过记不清了。大概是因为提供食物,薪水就领不到许多了。自从分配到了柄泽班后,包括津贴在内,收入不菲。可是,能领工资了,伙食费就得自己支付。实际到手的只是工资部分,并不感到怎么多。而且,说是为了回到日本时再用,被迫全部存了起来。”

萩原英夫在供词中说,少年队解散时,体力较强而学习成绩不佳者被分配到以体力劳动为主的班里,学习成绩优秀者则大都分配到研究班。由此可以断定,筱冢良雄是学习成绩优秀者。在731部队,第一部是研究部,第二部是实验部,第三部是防疫给水部,第四部是制造部。筱冢良雄被分配到制造部第一课。第四部部长是来自千叶县的川岛清少佐,而该部专门生产细菌,柄泽班负责实际的细菌生产。

班长柄泽十三夫个高纤弱,消瘦微黑,显得比实际年龄老一些。想来,这是因为他是个出身贫寒的穷苦学生。柄泽被分配到平房时28岁,妻子和年幼的长女,还有她母亲也随他从日本国内来到这里就职。在被称为东乡村的机关宿舍完工之前,柄泽一直从哈尔滨来上班。

1911年7月,柄泽出生于长野县小县郡一个名叫丰里村的小村落里,是小学教员的第二个儿子。十三夫这个名字恰似人们背后讥讽的那样人穷孩子多,象征着他家当时多么贫穷。柄泽家也就是因为孩子太多,经济十分窘迫。长子早逝,他家希望生个传宗接代之人。可是,接二连三生下的都是女孩,终于到了第十三个,才生下了第二个儿子,就取名为“十三夫”。作为柄泽家的传宗接代之人,十三夫集全家希望于一身,从而备受呵护。

十三夫刻苦学习,为人一丝不苟,立志要当一名医生。当时,日本陆军部有一种委培生的制度,如果考进医科大学,在学期间可接受陆军部资助,但毕业后必须在陆军服役。柄泽在东京医学专科学校(即后来的东京医科大学)就读,1936年毕业后考进陆军军医学校。1939年12月,他被分配到平房服役,恰好是参加诺门坎战役的部队返回驻地的时候。

筱冢谈到当时的柄泽时这样说道:

“731部队的军医几乎全是大学医学部的毕业生,而像柄泽这样的医专(医学专科学校)生,同时还是委培生的很少见,级别是低了一些。因此,从这方面似乎可以说柄泽是一个中规中矩的人,或者是一个严格执行命令的人。”

筱冢回想起柄泽当时的身影:按身份,他可以在高等官食堂用餐,但他总是带米来,用军官饭盒自己煮饭,默默地独自一人吃饭。因为高等官食堂的餐费奇高,而柄泽是要节俭一些。而且,身为军官,可军服还得自己配置。当时,日本军服已经是领章式的,而柄泽身穿旧军服将就对付,只要不是特别情况就不穿新军服。

不仅简朴,而且中规中矩也是他的可取之处。更由于柄泽性格古板拘谨,每次轮到当值日官,必定会检查部队全体人员的身份证明。如果是其他军官当值日官,则会应名点卯,适可而止,而柄泽绝不会通融。筱冢回忆说,因此也有一些人对柄泽没有好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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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6-3-25 19:36:39 | 显示全部楼层
接着,筱冢说道:

“用军官饭盒煮饭,理由还有一个:自己烧饭吃,就不会被人投毒加害。”

这个小插曲让人切实感受到,柄泽自己非常清楚有人对他自己不怀好意。同时,这也说明在部队成员之间,人际关系时常险恶紧张。

柄泽班的研究室位于5号楼的1楼和2楼,班组成员约有10人。筱冢的工作任务就是给兽医技术员宇野诚当助手。每天早晨起床后,他就去研究室,按照宇野的指令做各种工作。最多的事情是计算细菌数量,用动物来测试出部队生产的活菌数有多少,活菌率有多少。筱冢专门进行鼠疫的毒力实验,即用老鼠来做测试。

“是用吸液管来做。做好了鼠疫活菌计算后,为了方便稀释细菌……吸液管上有一个带刻度的玻璃吸管,刻度相当细微。那是用嘴来吸取细菌的。”

我听到筱冢这么一说,忍不住问道,是用嘴吸吗?

“是的。用滴液吸移管吸精确度不够。”

如果吸过头了,鼠疫菌不就进入口腔了吗。我不由自主地脱口而出。

筱冢语调轻缓地回答说:

“因此,一旦失败,就会吸入嘴里。”

“……有没有人因此而死亡吗?”

我连忙问道。筱冢对着我说:

“有啊,曾经发生过……刮取细菌时很多人都感染上了。”

所谓的刮取细菌工作,要在无菌室里进行,就是一个人用“刮取棒”刮下已经培育出的细菌,放在广口的蛋白胨空瓶上,另一人则用“刮刀”将细菌刮入空瓶里。

大量生产细菌时,将细菌植入石井四郎研制的石井式培养罐里,用链式传输机运到孵卵室,大约花20个小时进行细菌培养。然后,通过细菌刮取工作来收集培养出的细菌。

筱冢记得,在使用了链式传输机的作业流程中,要是让部队的设备全速运转起来,就能操作1000罐石井式培养罐。包括培养时间在内,整个流程约需30个小时,可生产数量10公斤的大量细菌。

研究班是“按作命操作”开始大量生产细菌,而“作命”则是作战命令之略。“关作命(即关东军作战命令)第×号”一旦下达,柄泽班就会从其他研究班调人员来帮忙工作。

仅就筱冢的记忆而言,大量生产的细菌有鼠疫菌、伤寒菌、副伤寒菌、痢疾菌、霍乱菌和炭疽菌等。

“由培养基生产出的细菌,感觉上几乎都是透明的,显得很漂亮。搅拌纳豆,一拉就会拉出很多丝,而鼠疫菌与之完全一样,也能拉出丝来。如果触到那种丝,那就会受到感染。”

根据筱冢的说法,痢疾菌气味像黄瓜;霍乱菌刮取时,有一种沙沙的感觉;炭疽菌有些混浊。鼠疫菌和炭疽菌是通过口腔感染的,工作时要戴口罩,穿白大褂和长统胶靴。听说,还有一种叫作防菌服的橡胶工作服,但穿上它无法工作,就没有人穿它。工作结束后,要经过消毒液喷雾,还得洗甲酚浴。即便是如此,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感染上。因此,部队成员要定期接种部队开发的疫苗。据说,鼠疫弱毒菌副作用很大。

大量生产细菌后,班长柄泽指示说“少许杂菌要刮掉”。筱冢也知道混入杂菌的细菌不能用来生产预防用疫苗。大量生产的细菌派什么用途,运往何处,班长柄泽直至最后也没有给出说明。虽说如此,但筱冢等低级别队员听说,大量生产的细菌,除了部分供三谷班作为干燥细菌使用外,其余的都将运到南京等地。

1940年夏季,筱冢还在少年队,对远征部队由平房的铁路专用线出发的情形记忆犹新。火车装载着高压灭菌机、干热灭菌机、蒸汽锅、培养皿和长颈烧瓶等各种器材以及药品,向南京方向驶去。两个月后,新京发生了鼠疫。筱冢随出动的石井部队一起来到新京,奉命去抓老鼠,调查捕获的老鼠有没有感染上鼠疫。此外,部队还在位于安达的野外实验场进行过实验,以检测装有细菌的炸弹所造成的损害情况。那个实验场孤零零地设在一处平原中央,从平房出发越过哈尔滨,再往北行进200公里不到。那里,筱冢只去过一次。

石井队长的解任
    筱冢自从被分配到柄泽班以来,也要轮流值夜班。第四部的夜班室在3号楼。由于各层楼都有人值夜,夜深人静时,值夜班的人会聚在一起,聊天消磨时间。有时,也会说及内部机密。深夜时分,夜班室成了信息交换的场所。
    来到平房后没多久,筱冢也渐渐了解到“丸太”的含义,以及“口号楼”是干什么用的。上7号楼和8号楼的屋顶是被禁止的,但在做操时,筱冢也曾奉命登上“口号楼”屋顶。他一边做操,一边俯视中庭,也曾看见戴着脚镣的中国人。由于“不许看、不许听、不许说”等铁的纪律,部队成员的活动一直处于保密中,尤其是“口号楼”内部情况迄今还被笼罩在面纱里。
    筱冢也是在执勤时听说到“特别移送处理”这个陌生词语的。据说,凡是被宪兵逮捕的,无论是有间谍嫌疑的,抑或是罪犯,还是无罪市民,一旦被打上“特别移送处理”的烙印,那就注定要成为“丸太”了。
    他们被集中到哈尔滨市内某些特定场所,如位于火车站附近的哈尔滨特务机关、宪兵队分部、宪兵队总部,以及那幢用石头围墙围起来的漂亮西式建筑物的地下室。那幢建筑物是奶黄色两层楼房。越定男曾在731部队第三部运输班工作过,他在其著作《太阳旗上的红泪》中写道,那漂亮西式建筑物的地下室就是日本领事馆的地下室。
    运送“丸太”的特殊车辆定期到上述场所接货。被看作是防疫实验材料的“丸太”则以1根、2根来计数,戴上手铐,腰上再拴两道绳索,5人或10人排成一串,被强行拉走。驾驶员说了句“领到丸太10根”,就把人强行带到平房。
    曾经有个时候,筱冢听其他值夜班人说,被送到安达野外实验场的“数根丸太”被绑在木桩上,当作实验材料。他们之间还曾议论到当天的活体解剖。
    筱冢记得,他于1942年10月前后,曾接到命令进行人体实验和活体解剖。第一次实验是对5名中国俘虏进行验血,其中4人被注射了4种鼠疫预防液。一周后,又对他们进行同样的注射。1个月后,给全体人员注射0.〖=F〗05毫克的鼠疫菌液1CC进行观察。结果,5名俘虏全部感染鼠疫,3天后3人死亡。这3人在第一部笠原班被解剖后,送到特别班的火葬场焚化了。另外两人作为鼠疫重症患者,被转送到诊疗部作活体实验。
    筱冢说,那时活体解剖,他不在场。可是,进入11月后,他奉命担任柄泽班的活体解剖助手。那以后,他接到三四次同样的命令。
    “下面的部队成员可能会感染上鼠疫。说到鼠疫,那可不是日本人容易患的疾病。要是感染上这种疾病,是不能送到哈尔滨的陆军医院治疗的。那么,患者能送到哪里呢?只能送到特别班。大概是把患者监禁在那里,权当是治疗。不过,一旦得知无法治愈,同样也送去进行活体解剖。”
    我对筱冢的这番话大吃一惊,便问他有没有看到对同伴的解剖。
    “我只有一次在场……这也是为了天皇陛下,为了国家……解剖的。因为在细菌学领域,必定要进行活体解剖,否则就没有效果。之所以这么说,人一旦咽气死亡,杂菌就会进入尸体内。所以,要在濒死前,趁杂菌尚未进入体内时进行解剖,取出必要的器官。”
    我问筱冢,是为了取出什么器官而进行解剖的。他继续回答说:
    “当时有一种说法,病原体通过动物体后,毒性会增强。我想,实施活体实验、活体解剖,其中一个目的大概就是要获得一种菌株,以便下一次大量生产所需要的细菌。因为他们说,病原体通过人体内后,毒性就会增强……在靠近新京的农安那个地方曾经发生过鼠疫。可以肯定,那是在1940年前后,因为我也加入了防疫团,带回平房的是菌株。”
    从医学角度来看,病原体通过动物体后,毒性是否会增强?我带着这个问题去请教了某位微生物学名誉教授。他告诉我说:
    “就一般医学常识而言,可以说病原体通过动物体后,毒性会增强。但是,要是说证据(即医学证据),那就很难回答了。”
    我拜托预防医学讲座的教授,去询问另一位微生物学家,结果答案相同。
    “说临床菌株比实验室菌株毒性强,这是现代医学的常识。可以认为,菌株通过动物体后,与临床菌株相同,是攻克了活体的防御功能并经过筛选后幸存下来的,因而可以说毒性很强。通过动物体分离出强毒株,人们经常这么做。”
    据筱冢所知,活体解剖时执手术刀的多为技师。技师当中,京都帝国大学派送来的医师居多。筱冢曾清晰地看到,一些技师在军医学校多少受过教育,被派送到这里来工作半年,就会判若两人。
    “有一个毕业于京都帝国大学、名叫宫崎的人。我现在还记得,他来时,曾给我讲过人类幸福什么的。他说,你知道人的幸福吗?如果你认为自己是幸福的,那就是幸福。你认为不幸福,那就是不幸福了……就是这样的人,过了半年,就再也不说幸福不幸福了。只要进入731部队,人就变了。”

    不变的,大概只有队长一人了。石井四郎依然没变,还是一个夜猫子。夜深人静时,他埋头做研究,而白日睡觉。有时,他待在自己的研究室里,数日不出门。有时,本以为他又要闭门不出了,却发现他在第二天乘坐药剂师增田美保驾驶的飞机返回东京了。
    “我因预算的事情去去就回来。”
    他总是对照顾自己日常起居的渡边秋丢下这么一句话就走了。
    要说石井四郎有什么变化,那就是他于1941年3月晋升为军医少将后,剃掉髭须,开始注意服饰打扮了,而部队成员开始称呼晋升少将的石井为“阁下”。
    1942年7月底,石井少将身穿合体军服,将部队成员召集到大礼堂。队长宣布了突如其来的决定:从8月1日起,他将“离开731部队”。部队成员一片哑然,呆住了。石井四郎站在讲台上,叩击着桌子提高嗓音说:
    “日本被迫陷入ABCD的包围圈里。我们必须突破,非突破不可!”
    石井四郎向来只要登上讲台,总是拿着话筒来回走动,高谈阔论,讲个没完。可是,他这时仿佛丧失了语言表达能力,只是一个劲地高呼:“必须突破,非突破不可!”
    这是筱冢良雄最后一次看到石井四郎。
    此前3个月前,美军的B25轰炸机组成编队突然出现在日本上空,空袭了东京、神奈川、名古屋和神户。日本军队万万没想到日本国内这么早就遭受美军空袭,颜面尽失,狼狈不堪。日本军队获知是杜立特中校率领16架轰炸机从太平洋美军航母上起飞,冒险空袭了日本本土,随接采取了作战行动,对美军轰炸机编队飞越日本海可能预定降落的中国内地机场展开了攻击,以防美军继续使用这些机场。该作战行动就被称为“浙赣作战”。日本军队决定彻底破坏该区域内的各个机场,并大面积地对地面撒播细菌。目的就是要在日本军队撤退后,使机场所在地区变成“传染病流行区域”,以阻止机场修复和重新使用。

一决胜负的大激战
    从1940年开始,石井部队针对中国东部和中部城市展开了便于细菌攻击的各种“实验”。关于这些“实验”,中国方面的受害报告以及《哈巴罗夫斯克审判实录》里的日本战犯供词都有记述。而且,战后所进行的美军审问调查,以及后来于1993年在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图书馆里找到的《井本日志》也有详细描述。显而易见,日本陆军在那里与其是在进行“实验”,不如说全力展开“作战”。
    据《井本日志》所述,1940年6月5日,参谋本部作战课荒尾兴功中佐、中国派遣军参谋井本熊男少佐、华中防疫给水部部长代理增田知贞中佐等人精心策划了细菌战实施计划。虽然实施细菌战的部队是由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直接指挥,但直接负责人却是石井四郎。为了作战,日本军队临时编组了一支“奈良部队”。
    具体的作战方案,大体上是从4000米以上的高空,趁天空降雨而撒播菌液,以及撒播感染鼠疫的“鼠疫跳蚤”。不过,据确认实际受害地区的证词说,鼠疫跳蚤是从相当低的空中撒播的。
    从9月18日至10月7日,日本军队对浙江的宁波、金华、玉山等城市实施了6次细菌战攻击,而且还使用阴谋手段,派出特务在攻击目标区域撒布霍乱菌和伤寒菌的菌液。
    然而,由于霍乱菌和伤寒菌没有取得预期效果,日本军队就着重使用鼠疫菌,并在10月下旬将感染鼠疫菌的跳蚤投放到宁波,11月投放到金华。石井四郎对使用鼠疫跳蚤所达到的作战成果非常满意,并制作了纪录片在军队内部大肆宣传了一番。同时,他选定鼠疫菌作为今后大规模细菌作战的武器,并大力提高鼠疫跳蚤生产能力。
    对于第二年即1941年11月发生的常德作战,《井本日志》也有详细记述。8月,井本熊男中佐前往南京,根据大本营陆军部的杉山参谋的指示,命令发动战役。石井部队的大田澄指挥了这场战役。11月4日,36公斤的鼠疫跳蚤从常德上空不到1000米空中投下。其结果被夸大地写入报告,称为“‘鼠疫’迅猛大爆发”。
    在第二年即1942年的“浙赣作战”中,日本军队也曾尝试在地面上撒播细菌。川岛清在哈巴罗夫斯克审判中遭到起诉,他在回答审问时作了如下供述:
    “1942年6月,731部队队长石井中将,召集部队干部开会。他告诉我们说,近期将组建华中派遣队,它理应负责研究细菌武器最佳使用方法。该派遣队是根据日本军队参谋本部的命令组建,并由其派遣。其主要目的就是研究地面污染方法,即地面传播细菌方法。关东军司令官的命令随即颁布,命令派遣特别部队前往中国中部。”(《哈巴罗夫斯克审判实录》)
    同样在《哈巴罗夫斯克审判实录》里,证人古都义雄作证说:
    “1942年7月,120名官兵和文职技师组成的731部队特别班乘火车从哈尔滨市出发。”
    有人问,他们是在南京与由南京“荣”1644部队派出的一组军人汇合的吗?对于这个问题,古都义雄回答说“是的”,并接着说,731部队的派遣队由石井少将指挥。
    “我所加入的派遣军任务(略)是使用伤寒菌和副伤寒菌污染蓄水池、河流、水井和建筑物,通过这种方式实施细菌攻击。”
    然而,据《井本日志》记述,由于驻扎在当地的中国派遣军担心己方会因为地面撒播细菌而受到伤害,更由于老鼠数量不够,细菌战攻击延期到8月中旬实施了。
    正如驻扎在当地的中国派遣军所担忧的那样,人们证明说有一万人因这次作战而遭殃。据说,痢疾和鼠疫患者人数众多,而主要是霍乱患者,约有1700多人死亡。有人说死亡的多数是日本军人,更令人啼笑皆非,也说明这次作战是一次多么严重的失败。可是,石井却告诉其部队成员说,这次作战“是成功的”。川岛继续供述说:
    “我虽知道细菌作战全面按计划实施,并大获成功,但有关这次作战成果的详情却不甚了了。作战成功,我是根据石井中将的讲话获知的。”
    8月1日,石井四郎调到南京任山西省第一军军医部部长,而奉命接任队长一职的是奉天(现在的沈阳)满洲医科大学教授北野政次。他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医学部,后进入军医学校学习,与石井四郎是同期学生,他同样也是在不断地晋升,是石井四郎的竞争对手。
    北野政次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医学部,拥有博士学位。他内心对毕业于京都帝国大学的石井四郎或许多少怀有一些优越感。事实也是如此,北野政次作为一名学者曾发表过许多论文。然而,他不具备石井四郎那样的政治能力和设想,更重要的是他没有石井四郎那样的雄辩口才,能夸夸其谈,唬弄并说服上级。
    筱冢说:
    “怎么说北野也是一名学者,与石井类型不同。他身为现役军医可以讲授微生物学,而要作为一个大型组织的领导者,却是才能不足。说来,他不就是替石井四郎看看家吗。”
    针对石井四郎职务调动的缘故,筱冢说道:
    “外界盛传,说到底是因为石井四郎盗用资金暴露,所以才发生人事调动。据说是总务部长中留金藏发现后上报的。不过,我们却认为事情不会是那样的。因为他在平房已经不能指挥整个大局了,防疫给水部当时已扩展到了新加坡。如果是在初创时期,那还能管理。可是,要实施广泛的细菌战,在哈尔滨是无法指挥的。而且,如果是因为金钱问题,一般都是转为预备役,或上军事法庭,不可能后来晋升为中将。”
    虽说石井四郎已调到南京任山西省第一军军医部部长,但当时在第十三军服役的三品孝行作证说是石井四郎指挥了浙赣作战,该证词收录在《哈巴罗夫斯克审判实录》里。8月24日或25日,石井到达当地,召集秘密会议。随行的二三名军医留在当地,在战线上撒播鼠疫菌,而石井四郎开完会议后,就乘飞机前往南京赴任。
    不过,石井在南京任职时间不长,一年后返回东京,归入军医学校编制。
    石井四郎是在1943年8月返回东京的军医学校,浅见淳军医也在此时返回军医学校,并在防疫研究室任职。关于此后的石井四郎,浅见淳军医在录音磁带中是这样叙述的:
    “我返回(防疫研究室)后主要工作,就是研究可否利用细菌攻击和毒化塞班岛、关岛和天宁岛上的基地。我想,石井四郎可能已为此事而先对参谋们说‘可以的’。于是,我算出塞班岛或关岛等地的面积,并被迫一一计算出需要投放多少只有毒跳蚤,以及多少只豢养跳蚤的老鼠。可是,计算下来一看,数目大得惊人,绝对不是日本所能办得到的。经过一系列交涉和权衡,1945年7月才下令停止该行动。”
    进入1943年后,日本军队从平房调出部队的成员增多。日本军队经过惨烈战斗丢失了瓜达尔卡纳尔岛,全面转入防守,因为驻扎在中国东北的关东军精锐部队已经调往太平洋战线。关东军防疫给水部也接到了“转赴南方”的命令,被派往太平洋岛屿的部队成员人数逐渐增多。
    部队成员有很多人在南方的岛屿丧命,而部队散布在如此广阔的范围,迟早有人会被俘。其中,某个人泄露了731部队的秘密,也不足为奇。
    另一方面,筱冢良雄也在哈尔滨被征去当兵,1943年3月暂时回到了日本。他15岁时就被送到平房,在那里度过了将近4年的光阴,已有19岁了。然而,他后来又被送回中国东北,1945年6月分配到第125师团军医部。
    同是在1945年3月,石井四郎约时隔3年,又回到平房的731部队担任队长,是在停止对塞班岛和关岛发动毒化作战的命令下达前四个月。石井四郎到部队上任后,针对731部队将被赋予的重大任务滔滔不绝地发表讲话。收录在《哈巴罗夫斯克审判实录》里的被告西俊英供述说:
    “石井预计,1945年6月至9月将要进行一决胜负的大激战。他说,到那时估计美军将在日本本土登陆作战。他还说,我们必须做好周密的准备,以应对与美国以及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战争。”
    接着,石井放言:
    “战况将不断恶化。(中略)如希望春末或夏季日本形势好转,大概不得不使用包括细菌武器在内的最后手段了。”
    证人堀田说过如下一段话:
    “他(即石井四郎)到部队上任后,一再向我们提及有关731部队所被赋予的重大任务。他说,1945年6月至9月,将有一场与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战争,而该战争——据他说——必须加紧作决战的准备。而且,我也知道(部队)加班加点地繁殖啮齿类动物。”
    只要想一想石井四郎当时“一决胜负的大激战”等讲话,就能看出他已经预见了将会爆发与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战争。由此想来,731部队是在奉命大量繁殖跳蚤以便使用“最后的手段”的过程中迎来8月9日的。

第四章哈尔滨之旅
    2004年夏天,黑龙江省会哈尔滨,到处都有大型起重机仰望天空,高速度的建设热潮持续不断。条条道路都交通拥堵,一片混乱。街道上,轰赶步行者的汽车鸣笛此起彼伏。城市人口已达570万的哈尔滨,在该国初次出现的泡沫经济的巨涛骇浪中左右奔突。
    我们乘出租车穿过拥挤不堪的市区,沿着一条名叫学府路的国道往南行驶了大约24公里。这一带原本是看不见树木的名副其实的平原,如今旧貌换新颜,变成了正在开发中的卫星城。国道沿线,汽车销售商店等与延伸到天际的田地混杂在一起。出租车行驶了约半个小时,向左拐进一条田间小路,沿着林荫道笔直往前,进入了平房。原野上原先有一条军用道路,是为731部队开拓的。如今,这条军用道路与通往平房的普通道路已然无法分辨了。
    7月,我临时回国,从成田机场去东京,而后乘坐新干线来到新潟,再从金泽飞往哈尔滨。本来,我可以从成田机场直飞北京,再转机到哈尔滨。可是,我想尝试乘坐中国民营航空公司的直飞航班,由新潟飞越日本海两个多小时,直达哈尔滨。
    我乘坐的是中国南方航空公司客机MD150,空中之旅快捷舒适。客机虽不是崭新的,座位也比较狭窄,但年轻空姐服务亲切。待到机上提供的中餐用完时,飞机已飞抵哈尔滨机场了。当晚,我住宿在松花江畔的松花江凯莱商务酒店,翌晨就去了平房。在平房,旧时的民居与公寓房之间混杂着各种商店,我在泥泞的道路右侧,看到了依稀记得的两层楼建筑。
    现在的地址是哈尔滨市平房区新疆大街21号,警卫室一样的小屋之侧,从格子门往里约50米的地方,有一幢建筑物孤零零地矗立在那里。走进一步,发现宽敞的院落悄然无声,死一般的寂静。这片空间与大街上的喧嚣绝然相隔,红瓦屋顶和砖砌墙面的建筑物已然修复如旧。这一切仿佛完全游离于现实世界,将来访的客人带回到60多年前的往昔。
    我对该建筑物留有印象,因为731部队的纪念照可以说必定是以这幢建筑物为背景拍摄的。我见过“满洲第731部队高等官团(于昭和18年6月25日第8届创立纪念日)”的照片,它以该建筑物正面大门为背景,将排成4排的98名高等官摄入照片。
    该建筑物被称为1号楼,曾是731部队的总务部和诊疗部。筱冢良雄作为少年队的一员,来到平房后,曾在该建筑物边端的一个房间居住过一段时间。它是一幢狭长的两层楼房,中央部位有一个三角形房顶。
    4年前,该楼房一直被用作当地的中学校舍。从2001年9月起,它作为“侵华日军731部队罪证陈列馆”对外开放。现在,该建筑物的西侧仍然是中学在使用。
    面对着该建筑物的正门以及整个建筑物,我百感交集。我记不清看过多少张731部队的照片,而如今终于来到731部队总部遗址,虽急欲进楼看看,但同时又感到一阵恐惧。建筑物右侧有一块黑色的花岗岩,上方刻字“总部大楼”,下方用英语写着“731部队主楼”。
    据说,1号楼右侧2楼边端有一间房间是石井四郎使用的。1号楼再往里面去的地方,有一座建筑物仰视着天空,犹如混凝土制成的天然艺术品,与蓝天交相辉映。它就是残留下的锅炉房,以及两根烟囱,没有遭到彻底破坏,成为人们随时都能联想起731部队的象征。
    我查看过根据1940年8月航拍照片绘制的731部队研究设施全景图,这时想起1号楼右前方有一个锅炉房,感觉上终于将1号楼建筑物与锅炉房这两个映像联结成一张画面了。同时,在观看全景图时觉得两个建筑物近在咫尺,现在的实际感受是两者之间还是有着很大的距离。

失去叔父的王选
    一位名叫王选的中国女性从上海赶来,为我这次旅行担任翻译和向导。中国浙江省衢州市(当时的衢县)、宁波市、义乌市崇山村、湖南省常德等6个地区细菌战受害者以日本政府为被告,要求对细菌战进行审判,现在还处在法律诉讼中,而王选就是原告代表。
    “我在孩提时,就听父亲说过鼠疫事情,说由于日本军队向我父亲的故乡——崇山村撒播鼠疫菌,许多人因此而死亡,我叔父也是受害人之一。当时,我父亲在上海当检察官,接到来信说母亲得病后,就赶回了崇山村。那时是1941年……”
    王选用一口流利的日语开始讲述她参与法律诉讼的相关经过。
    王选父亲王容海从上海赶回故乡,沿着浙赣铁路步行,到衢州要走360公里。当时,日本军队占领了杭州,所以到崇山村必须全程步行,还要绕过杭州。据她说,她父亲王容海好歹总算赶到家里,母亲已经去世了。家里,失去父母的年幼的弟妹正等待着兄长归来。王容海牵着幸存下来的弟妹正要返回上海,恰逢日本军队发动了偷袭珍珠港战争。王容海无法返回上海了,又要抚养弟妹,就在金华法院找了一份工作。第2年即1942年,日本军队开始实施浙赣作战,王容海曾被日本军队逮捕,受到了严刑拷打。
    “父亲从日本军队那里逃了出来。那时,村里正流行一种疾病,人称‘运病’。起初,人们了解到这种疾病起因于老鼠死亡,是老鼠引发起的疫病,是一种传染病,但不知道是鼠疫,因为崇山村从未发生过鼠疫。进入11月,在一个下雪的夜晚,叔父竟然也发起了高热,父亲正出门在外。后听姑妈说,叔父的身体烫得几乎不能用手摸。父亲回来时,已是姑妈把叔父埋葬之后了,她当时才13岁。村子里,鼠疫猖獗,严重时一天要参加20场葬礼。父亲用开水给姑妈身体消毒,让她穿上新衣服后立即带她去了别的村庄,才得以逃脱这场灾难。”
    战后,王选父亲重新回到了上海,在法律界谋得一个职位后结婚了,1952年生下王选这个长女。王选作为上海高等法院办公室主任的女儿长大成人,文化大革命期间被送到乡下,被迫在崇山村过着农村生活。后来,她从杭州大学外语系英语专业毕业,1987年结婚后就和在三重大学留学的丈夫待在一起,定居日本。她努力学习日语,考进了筑波大学研究生院,获得了教育学硕士学位。两年后,她读到了《日本时报》刊载的一篇有关细菌战的报道,在这篇哈尔滨召开的有关日本细菌战的国际研讨会的报道里,写有崇山村这个让她怀念的村名。
    此后,王选丢下自己的工作,开始为受害者而奔走。日本律师和市民组织对崇山村受害者展开了调查,王选在日方人员与崇山村居民交流中起着不可或缺的桥梁作用,因为她不仅能讲日语和英语,而且还会说崇山村方言。在汉语中,崇山村方言因土音很重,其他地区的中国人要与崇山村人交流也需要翻译。
    1997年8月,180名原告以日本政府为被告向东京地方法院起诉,要求每人赔偿1000万日元,但到判决下达时竟花了5年时间。2002年8月27日一审判决中,原告的赔偿要求被驳回,但也承认了日军使用细菌武器实施攻击并由此而出现了受害者这一事实,意义重大。
    审判长岩田好二在审判词中承认事实,并明确表示:
    “本庭认定旧日本军731部队等根据陆军中央的指令,在实战中对衢州、宁波、常德、江山使用了细菌武器,居民因此而感染上鼠疫、霍乱等,多人死亡。各位原告陈述书所述内容,即原告本人或亲属罹患上述细菌战引起的疫病,造成死亡等,具有可充分理解的说服力。”
    而且,判决的核心内容认定:
    “上述细菌武器的实战使用,违反了以日内瓦《关于禁用毒气或类似毒品及细菌方法作战的议定书》为内容的国际惯例法,根据以海牙陆战公约第三条为内容的国际习惯法,被告应承担国家责任。”
    现在,日本政府虽然也承认731部队及其支部等作为防疫给水部队而存在,但尚未承认研制并实战使用细菌武器。正因为如此,东京地方法院的认定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此案还在上诉中,将被提交给最高法院,则毋庸置疑。
    我每次返回东京,都会去旁听审判,并在审判中结识了王选,遂决定与她一同赴哈尔滨旅行。

石井四郎的房间
    由正面大门而进,只见1号楼的入口处一片黑暗。这是为什么呢,有必要搞得如此黑暗吗?我怀着诧异的心情,一步一步地踏上面前的阶梯,走完了14级台阶,去舞厅还得再走4级台阶。来到二楼走廊上,这里也是一片昏暗。我们被带进眼前的相当于正门楼上的房间。
    承蒙王选预先联系好了,陈列馆副馆长程立卒等数人在等我到来。说是副馆长,她也只是30来岁的一名女性。
    “馆长明天要出差,现在来不了,等一会他会来打招呼的。”
    我们在一间放有椭圆形大桌子的房间里开始交谈,副馆长丝毫不带感情色彩地介绍说:
    “这里原来是太平间。”
    我们来到走廊上,两侧都是一间间房间。建筑物坚固,天花板很高,让人觉得身处医院。这些房间是主持各研究班工作的研究员所住的,如今成了展示室,展示一些迄今所发现的731部队的所有工具和器材。展品的说明是用汉语和英语两种语言。里面有一些我看不明白的展品,一位青年即在黑龙江大学学习日语的马天龙讲解给我听:
    “这些是特设监狱里使用的钥匙。”
    马天龙介绍了拷问用的木箱、火器、标有“特别军事区域”高度约50厘米的石柱、全手工制作的防毒面具等。顺着昏暗的走廊,我们进入建筑物右侧的“第6展示室”,里面陈列着曾长期使用过的铝罐,即“铝制石井式培养罐”,高30厘米,宽50厘米;还有“宇治型炸弹”模型以及“滤水用水瓶”。房间的一角还放有木制橱柜和椅子,侧面清晰地刻有“石井部队”几个字。
    “这里就是石井四郎的房间。”
    马天龙这么解说道。果然,该房间处于狭长的1号楼东面顶端,可以肯定是石井四郎的房间。我本以为石井四郎使用过的房间会原封不动地保留下来。可是,这个经过人为加工、用作展示室的房间,在我看来,总觉得有点异样。
    何况,这个庞大的设施60年前曾遭到破坏,而后又长期用作中学校舍。据20年前来访的客人说,战后曾对该建筑物的一部分墙和地板以及窗户等进行了修补加固,其余的全都保持原样。如果石井四郎的房间按照原状保留至今,它或许会告诉我们:石井在这个房间里思考些什么,谋划着什么。
    楼下展示室里的实验机器以及工具进一步传递出石井部队的实际状况,充分显现了一种“现实感”。“第9展示室”里陈列着注射器、实验中使用的湿度计,以及摆放在英语解说词“731部队实验室所用细菌培养用瓶”之上的年代久远的细长四方玻璃瓶。这些都是在挖掘位于731部队设施正面的7号楼时发现的。旁边摆放的玻璃瓶也很陈旧,呈圆形。展品中还有解剖剪刀和镊子、锯子、茶色帽子、手套等,其中一个形状怪异的器具吸引了我的眼球,旁边附有英文解说:
    “731部队活体解剖时悬挂人体内脏的挂钩。”
    这个器具与我们吊挂衣服的小型衣架完全一样,五个钩状物用来吊挂内脏。我曾读到过这样的描述:活体解剖时,内脏是要一个个地摘除。难道摘除的内脏就悬挂在这种挂钩上吗?
    石井四郎房间对面是“第3展示室”,里面陈列着一个模型,是用黏土制成的精巧人偶再现石井部队的情形。有身穿白大褂的医师模样人偶,正在进行冻伤实验。接下来的模型是“活体实验”,裸体人偶仰卧在实验台上等待解剖。再有就是“把‘丸太’放入火中”的模型,再现了几个医师把裸体人偶扔入焚化炉。
    一楼摆放着一个更大的模型,再现了诺门坎的野外训练,村民们因患鼠疫痛苦不堪。我情不自禁地询问马天龙,陈列馆的模型到底是根据什么再现原状的呢?马天龙用平稳的口吻回答说:
    “这是以幸存者的记忆为根据制作而成的。”
    我真想走出这个建筑物,呼吸一下外面的空气。

挖掘出来的特设监狱旧址
    王选在出口处看到我的脸色说:
    “在这个建筑物里呆久了,会感觉不舒服的。”
    我们眼前,挖掘出来的地面以及为了加固而铺设的混凝土裸露在外,混凝土空隙中杂草乱生。
    上面竖有一块中文说明的牌子:
    “四方楼即“口号楼”。——译者细菌实验中心旧址”
    读了英文说明,我才知道这里是特设监狱的7号楼旧址。原先在1号楼后面,围着7号楼和8号楼建造了3、4、5、6号楼。从上空俯视,恰似一个口字,所以称之为“口号楼”。这幢“口号楼”被彻底破坏,没有留下原型,只有特设监狱的7号楼旧址被挖掘出来。
    马天龙解释说:“3年前,这块地皮上建有民宅。政府收购了民宅,并进行了挖掘复原工作。”
    据说,展现在眼前的只有7号楼,8号楼尚未挖掘出来。所以,单单是7号楼,占地面积就很宽阔。在加固工程的水泥件中间,有一细窄的楼梯。沿着楼梯下去,就到达7号楼的地面。地面上,砖砌隔墙残骸几乎全都保留下来,狭长房间的遗迹一间连着一间。
    我亲自在7号楼特设监狱的一间间牢房里站一站,走一走,发现萩原英夫在供词中所述每间牢房宽2.〖=F〗5米、深3米是非常准确的。
    被挖掘出来的7号楼旧址正对面,建有一排排粉红色的六层楼工房,显然是建造在主楼(口号楼)边端之上。据说,它是后面木材厂的工人新村。
    穿越7号楼旧址,我们走近没有遭到彻底毁灭的锅炉房和两根烟囱残骸,看到它旁边铺设着一条铁路专用线。据说,这条铁路专用线如今还在使用,是用来运输前面的木材厂资材的。从这条铁路出发,经过粉红色工房旁侧,穿过铁制的边门,就能看到那里还保留着冻伤实验室旧址。再往北走,可看见达乌尔黄鼠的饲养棚,已经复原如旧,而达乌尔黄鼠是黄鼠的一个品种。从总部正面大门走去,到那里大概要花10分钟吧。
    总部正面南侧的大礼堂,以及被称为东乡村的文职技师的住房,都与外面的住宅混杂在一起,已无法辨别了。从残留下的1号楼延伸到7号楼旧址,即便是仅仅环顾一下7号楼旧址、锅炉房、冻伤实验室旧址和黄鼠饲养棚,也能想象出这个设施规模有多大。我脑里不由地浮现出这样一幅景象:一个名叫筱冢的少年,从千叶县被送来中国东北,看到原野大地上矗立着一群白色簇新的建筑物,充满了惊奇。

    第二天,王选和我乘坐巴士前往长春。这个城市位于哈尔滨以南240公里处,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曾是“满洲国”首府。所以,许多日本人建造的建筑物大都完整地保存了下来。以前的关东军司令部,现在是中国共产党吉林省委员会;曾是“满洲国”最高行政机构的国务院,如今则由吉林大学在使用。溥仪这个“末代皇帝”的皇宫,它的西院现在作为陈列馆对外开放。我坐在面包车里,一边观望着窗外的建筑,一路颠簸着前往“100部队”旧址。我在本书第二章中提及,“100部队”旧址的正式名称为“关东军军马防疫厂”,是根据1936年的军令设置的731部队的姊妹部队。表面上,它是兽医们研究和治疗军马等动物疾病的防疫设施,其实这里也进行以动植物为主的细菌战研究。
    根据谢尔顿·哈里斯所著《死亡工厂——美国掩盖的日本细菌战犯罪》记载,“100部队”驻扎地的建筑物配置,在许多方面与平房极为相似。营区独占面积,东西1.〖=F〗5公里,南北2.〖=F〗5公里。这一带,除了驻扎地受雇工人以及少数受邀请的中国人专家以外,中国人一律禁止入内。
    大雨如注,面包车从宾馆往西行驶了约10公里,来到孟家屯,在“长春汽车”一家工厂大门前停下。该工厂厂长从里面打开大门,带领我们入内。走进大门,便是广场,上面矗立着一匹白马雕像。毋庸赘述,该雕像是“100部队”留下的。
    在该汽车厂的宽广的厂区里,“100部队”仅残留下两样:两栋动物房,以及开水供给台的底座。开水供给台的底座里积满了雨水,它的旁边有一台锈迹斑斑的机械,看上去像是训练器械。
    厂长笑着说:
    “这里原来有一个‘100部队’的体育馆。”
    “100部队”设施,现在被汽车厂使用,其本身就非常庞大。但是,该设施原先是否与平房设施十分相似,我们就无法判断了。
    似乎很少有人为了寻访“100部队”而来这家工厂参观,而《东亚经贺新闻》原文如此,疑为《东亚经贸新闻》之误。——译者的记者来了。在王选接受采访时,我悄悄地来到工厂正面,等待大雨停歇。第二天,我将独自一人回哈尔滨,搭乘飞往新澙的南方航空的客机返回日本。不过,我想在飞回日本之前,再去平房看看那里的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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