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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离纽约肯尼迪机场,客机经过十几个小时的飞行后临近成田机场。机身逐渐下降,绿色覆盖的平缓丘陵映入眼帘,丘陵四周旱田和水田环抱,露出一派恬静景色。
每当远眺这一风景,我总会沉浸在轻微的感伤之中,也为平安返回日本感到舒心,如释重负。浓绿的原野绵延伸展,仿佛张开双臂,热情地欢迎我归来。9.11事件以后,我所居住的纽约,传闻有人将炸毁曼哈顿大桥和连接纽约与新泽西州的荷兰隧道,利用炭疽菌和鼠疫菌发动攻击或进行自杀式恐怖袭击等。各种警报频发,居民们每次都恐惧不安,深受惊扰。如今,我回到了日本,内心充满了从那种日夜不安中解放出来的安心感。
然而,往昔每次都能慰籍我的绿色风景,这次看起来也略显不同。如今,这一带是千叶县山武郡芝山町,与成田机场的东南面相毗邻,零星分布着一些高尔夫球场。我回日本后要去造访的是一个小村落,地名叫芝山町大字大里,小字(字是日本町、村中的区划名,有大小之分。——译者)叫“加茂”。它位于芝山千代田车站东南方约2.7公里处,而这条芝山铁路于2002年秋天才开通。
“加茂”,这个名称几乎遭人遗忘,仿佛被历史的洪流所淹没的那样。然而,却无法抹去这样一个事实:这个小村落是关东军731部队的长官石井四郎的故乡,而此人于二战之前千里迢迢地在中国东北地区北方一个叫平房的偏僻村落里建起了庞大的细菌(生物)战设施,一个名副其实的“黑暗帝国”,加茂也有许多村民被送赴该设施工作。
石井四郎出生于加茂村最为富裕的大地主家庭,在日本内地招募一些优秀的医师和科学者,来到中国东北从事细菌武器的研制和大量生产。用石井自己的话来说,这个设施规模庞大,有东京丸之内大厦的14.5倍,简直可以称为一个新兴城镇。除了建有大型研究室、机场、农场、马场以外,甚至配备了称之为东乡村的机关宿舍,以及战时国民学校、大浴场、酒家、邮局、医院等。
为了防止泄密,该部队使用过多种名称,先是叫东乡部队,接下来是加茂部队和石井部队,后又被称为关东军731部队。被送至该部队服役的村民,从15岁的少年到木匠、泥瓦匠、瓷砖工匠、司机、中餐店厨师等,形形色色,应有尽有,可以说是当地劳动力的总动员。毋庸赘述,贫穷佃农的次子和三儿子是最多的。据说人数多达一百几十人,他们领取比日本内地人多二三倍的工资,并把钱款汇到自己老家。
二战行将结束的那年夏天,苏联红军席卷中国东北大地,在731部队服役的加茂村民们死里逃生,侥幸回到日本内地。自那以后,他们就三缄其口,一直在为石井四郎保守着“黑暗帝国”的秘密。据说,石井四郎曾严命他们摧毁掉平房,“把731部队的秘密带进坟墓里” ,而他们也遵从了石井四郎的命令,自匿其踪,过着隐居般的生活,有的人连养老金也不能领取,生活窘迫潦倒。
曾是大地主的石井家族与加茂村民紧密相连,盘根错节,而这种特殊的连带关系又产生了深雾紧锁的黑暗。
现在,尽管去过中国东北的加茂村民大都去了另一个世界,但这个小村庄依然有人把石井四郎尊称为 “老队长”,辩称他是为了国家利益而努力贡献,对外来人员一律拒之村外。
正因为如此,要了解石井四郎其人其事,就必须从先厘清石井四郎与加茂的特殊关系。所以,我在顺藤摸瓜掌握由石井家蔓生出的各种关系时,有幸于2003年获知原石井家女佣——渡边秋子尚在人间。当时,她已经90岁了,居住在东京的东大井。
2003年5月,我去采访了渡边秋子。在一家面朝老式大街的书店后面,她儿子新建了一幢住宅,渡边秋子就在她儿子住宅的一间屋子里,神态安详地接待了我。
渡边秋子早年住在离加茂石井老家不远的地方,由于这层关系才得以在东京市牛込区若松町的石井家当上女佣的。期间,渡边秋子经石井家主人介绍结了婚。此事发生在1937年前往中国东北的时候,石井四郎劝她说:
“有一个诚实可靠的男人,得过许多勋章,你跟他结婚吧。”
渡边秋子犹如回忆起一段快乐往事般地笑着说:
“不过,那只是一个借口而已。其实,他是想让我照顾他日常生活起居。”
1938年1月,秋子与生于长野县的渡边吉藏结了婚,丈夫也在石井部队服役。石井家原先住在哈尔滨市内俄罗斯人建造的府邸里,无论是哈尔滨的石井家,还是从那里搬迁到平房的机关宿舍,渡边秋子一直在旁照顾着石井队长生活起居。
渡边秋子的长子名叫周一,也在场就座。他讲述了白发苍苍的石井四郎战后数次来他家做客的经过:
“我生于1947年,不过,我四五岁时还记得他拎着西瓜来做客的情形。以前,家里有石井队长寄放在这里的笔记本。我曾经翻开瞄过一眼,里面写有筹备啦、安排等。那是大开面的笔记本,记述着大战结束时到结束后不久的一些事情。可是,我不知道放到哪里了……”
“那是石井四郎亲笔所写的吗?”
我有点难以置信,反问了周一。
两本大开面的笔记本
几个月后,我听说之前连是否存在都不得而知的石井四郎亲笔所写《1945年8月16日,终战时日记》(后译为《1945年终战时日记》。——译者)和《终战日记,1946年1月11日》(后译为《终战日记,1946年》。——译者)已经找到,连忙赶回日本。大战结束后不久,石井四郎为将笔记本寄放在自己部下那里,拎着西瓜前往做客。他那时所走过的道路,想必是萧瑟凄凉,大煞风景吧。50多年后,我为去阅读石井四郎所记述的日记,也行走在同一条道路上。一路上,我深感机缘巧合,造化弄人。在渡边秋子家,我从周一手里接过了两本大开面的笔记本。
那是两本泛黄的A5开笔记本,1946年所记的笔记本封面上有着本人书写的名字“石井四郎”。翻开一看,笔记是用铅笔书写的,是一种旧式汉字的独特草书。里面夹杂着难以解读的文字和数字。正如封面标题日记那样,这是一本记述着当日发生的事情和重要事项的记事本,即所谓的备忘录。细细读来,仿佛感觉到石井四郎的气息从字里行间渐渐析出,我的手颤抖起来。
他担心美军调查审讯,不想将它们放在自己家里。然而,1952年占领军撤出后,石井本人完全可以取回这两本笔记本的,但石井四郎为什么还要把它寄放在渡边秋子家呢?我情不自禁地觉得石井四郎或许在希望他的日记经过一段岁月后哪一天能发表出来,将他生活的战后历程留传给后世吧。面对着石井四郎留存下的晦涩难懂的日记,我一次又一次地端着放大镜反复阅读,苦思冥索。
石井部队的战后情况彻底被湮没在不知有多少层的“深雾紧锁的黑暗”中。一个事实曝露于世,就会连带出另一个事实,紧接着又有其他事实展现在人们面前。美军科学家受华盛顿派遣,前来进行调查。其幕后,既有业已统一口径的原日本军队参谋和原731部队成员的暗中活动,也有甚至企图操控华盛顿的占领军参谋二部的深思熟虑,而参谋二部内部也存在着勾心斗角的权力之争。即使在驻日盟军法务部内,主张正义的检察官也遭遇试图掩瞒一切的当权者打压和阻扰。更有甚者,苏联也施加了重重压力,执拗地要绕过美国劫取石井部队的研究成果。总而言之,这种深雾紧锁的黑暗层层叠叠,而被湮没的事实真相又不可能轻易地展现在人们面前。
石井四郎在这两本笔记本中使用了可称为暗号的代码,以及日本陆军内部的隐语等,记述了当时审讯问答和交易等,而代码和隐语等只有他本人知道。这是一种殊死挣扎,以逃脱美国追究其战争犯罪;也是一种双重斗争,企图以此能摆脱来自苏联的追查。
破译出深奥的“石井密码”,解读石井的终战日记,如此始能将湮没在“深雾紧锁的黑暗”中的石井四郎战后情况大白于天下。我是二战结束后才出生的,要想解开个中谜团,就得先回溯石井部队所走过的历程。
著者按:现在包括病毒在内,都应该写成“生物战”、“生物武器”,而本书除了特殊场合,仍然沿用石井四郎所在的那个时期使用的“细菌战”、“细菌武器”这类术语。
筱冢良雄,本来姓田村,千叶县旧长生郡东乡村(如今的茂原市)人氏,回国后,因结婚而改姓筱冢本书一律用筱冢来表述。——作者。筱冢良雄带我来八日市场市附近的自己家里,就招呼我进客厅,马上开始讲述他前往中国东北的原由。他说:
“我在实业学校读书时,好像学校里有招募。可是,我到毕业还差些天数……于是,一些学长曾对我有所照顾,他们是毕业生。其中有两个人来告诉我有这样的地方招人。说部队的队长是千叶人,会照顾老乡的,劝我一起去。”
这时是1939年春,筱冢良雄才15岁,小学毕业后在附近的町立本纳实业学校读书,已是两年级了。
“没有毕业也可以吗?”
筱冢反问道。那两个学长说没毕业也没有关系,并劝我说:
“反正要参加考试的,只要合格就可以了。怎么样?一起去吧?”
虽说是进了实业学校读书,筱冢还是打算继续从事农业。因为是长子,父母也一直认为理应如此。不过,只听说是中国东北的一支陆军部队,筱冢根本没有预先想一想那是一支什么样的部队。他想,只是考试,就考一下试试吧。其理由,筱冢是这样说的:
“当时,日本是清一色军国主义了,学校里与其说在上课,尽都是一些欢送出征将士、迎接遗骸返回故土、刺枪术训练,等等。各个学校都配属了部队军官,拿着竹刀或木枪走来走去。即便是在学校,也有挨军官殴打之类的情况。所以,大家都觉得索性参军反而更好一些。因此,听说有招募,也无暇琢磨一下是什么工作就报名了。听说部队长是千叶人,会照顾同乡,所以就认为足够好了。”
于是少年的筱冢参军考试合格,收到了入伍通知,要他于4月1日前往东京市牛込区户山町的陆军军医学校防疫研究室报到。筱冢父母对军队来招兵、长子去应考一无所知,此时顿时慌了神。可是,入伍通知都收到了,已经不可能叫儿子不去,更不可能要求退回入伍申请了。把一个还是15岁的少年送去遥远的中国东北,父母踌躇不决。
在那个称之为昭和恐慌因世界经济大萧条,以及日本滨口内阁解除黄金出口禁令,1930年(即昭和5年)日本爆发了经济大恐慌。——译者的经济不景气的年代,对于一个找不到像样工作糊口的日本青年来说,对中国大陆的东北地区则有着特殊的感觉:它充满美好的希望,极富冒险性。中国大陆是“约束之地”,见《旧约全书·创世记》第12章。约束之地,也称作应许之地,最初是指耶和华应许给犹太人的“流奶与蜜之地”——迦南。——译者能提供由于经济不景气和军国主义几乎快要窒息的日本国内所没有的新机遇。
日本政府也大量散发宣传手册,宣传“中国东北是移民的乐土”,鼓励大批移民前往那里。希望能成为开拓民以耕种自己的土地的农家老二、干劲十足的年轻人、失业工人等,他们都以开拓民身份渡海前往中国东北。
筱冢良雄的出生地——旧长生郡东乡村,位于从旧千代田村的加茂沿房总半岛南下约30公里的地方。虽然不是邻村,筱冢的父母也知道加茂的大地主石井家族,也听说过有关平步青云的石井四郎的传闻。虽说如此,他们却一点儿也不知道自己长子良雄前往防疫研究室报到的6年前,即1933年,加茂和邻村多古已有20名左右的男子第一次被悄悄派往中国东北地区的背阴河。
1938年,第二次招募,又有20名男子被派往中国东北地区。筱冢良雄他们连这些情况都不了解,更不可能听到那是“秘密工作”的传闻了。
筱冢前往中国东北地区的那年即1939年,传说又招募了一批成年男子。到1940年为止,已招募到了大批成年男子。实际上,在此前一年约有35人已经被派送该地。他们被称为“少年队”第一届前期,而筱冢他们则被称为“少年队”第一届后期。
1939年4月1日,筱冢走进牛込区户山町陆军军医学校的便门,穿过济生会医院、陆军医院和军医学校等建筑物,找到了写有“防疫研究室“的两层楼钢筋混凝土建筑物。让面前的警卫室确认姓名后,他进入建筑物内部,发现里面已集中同龄少年人30名。千叶人,而且是近邻的很多,看到不少熟人面孔混杂其中,筱冢放下心来。
大约过了一个星期,部队队长石井四郎才第一次出现在少年队面前。那时,筱冢他们30名少年队员暂时居住在附近的清源寺厨房里,对在防疫研究室接受教育习以为常了。
事到如今,筱冢依然清晰地记得首次听到的石井四郎的第一句话。他走进教室,就环视各个少年,命令副官说:
“这些人中,有的脸色不好,对他们再做一次体检,别忘记做寄生虫检查。”
接下来,石井转过身来面对少年队员,摆正姿势,大声讲话:
“你们是石井部队的少年队员,如果努力学习,我也可以送你们进大学。哈尔滨是个好地方,行期以后再告诉你们。总之,你们先在东京逛一下,可以尝尝好东西。”
当时,石井四郎还是军医大佐,46岁。蓄着两端往上翘的髭须,身躯肥胖,穿着军服。腰挎军刀,难说很体统。至于长靴,则是皱巴巴的,让人总觉得有点不修边幅。军人,应该穿着整齐合体的军装和长靴,而石井在筱冢眼里却是一个奇怪的军人。
防疫研究室的课堂上,少年队员观摩了队长发明的石井式滤水机检测和试验,参观研究室所从事的普通琼胶细菌培养基的制造,还要学习汉语。石井让人给每个少年队员缝制了新制服,叫作文职官员制服。新制服与陆军军服颜色相同,略带蓝色的土黄色。这种颜色的西装配上同色的领带,面料是上等羊毛面料,与军官服装质量一样。石井甚至还给每个人发了长统皮靴、里子是兔毛的防寒服、防寒面罩和防寒手套。这样,30名少年心田里已憧憬着对遥远的“五族共和”之地的梦想。
萩原英夫的供词
1938年,该研究设施的工程接近竣工。一些副教授和讲师等年轻研究者,以文职技师的身份由京都帝国大学医学部派来此地。如石井四郎在“守灵夜追思座谈会”那篇讲话中所提到的那样,这些人都是经由清野教授等人推荐而决定采用的学弟和研究者。除了石川太刀雄丸(病理)、冈本耕造(解剖)、田部井和(伤寒)、凑正男(霍乱)、吉村寿人(冻伤)等人之外,还有第二年第二批派来的笠原四郎(病毒)、贵宝院秋雄(天花)、二木秀雄(结核)等人。他们都在第一部担任研究班班长,各自从事自己的研究。
比如说,凑正男成为凑班班长,研究霍乱;田部井和当上田部班班长,从事伤寒研究;吉村寿人作为吉村班班长进行冻伤实验。研究冻伤的实验室建筑物现在仍然存在,已按照原型修复。
吉村班不仅在冬季零下30度将人放在屋外实验,而且室内也有保持低温继续研究的设施。现存的冻伤研究室里有一个高屋顶的大实验室,据说室内实验就在该屋里进行。
1939年(昭和14)5月,筱冢他们这批少年队第一届后期的29人到达平房,而此时7号楼、8号楼的内部工程已竣工。建造研究所等大型建筑和飞机场的这些重大工程由大林组承包,雇佣当地中国人完成。不过,7号楼、8号楼的内部工程和研究器材运入和安装需要保密,这些工作就不让大林组和当地中国人来做,只交给加茂来的工人进行。工程是在极其保密的情况下进行的,长期以来没有人了解其详细情况。
我在中国的中央档案馆里发现了一份萩原英夫的供词,里面记述了他自己、弟弟和亲戚共7人的履历,以及他们从1938年1月至第二年1月为止参加7号楼、8号楼建设工程的经过。
这份供词中引人注意的是,萩原英夫的亲弟弟是第一届少年队前期成员,而且在1933年和1934年即“满洲国”初期,萩原的叔父3人、伯父1人、堂兄1人,共计5人已经来到了中国东北。
说起1933年,石井四郎就是在那年使用东乡大佐这一假名,率手下数人来到日本驻哈尔滨的铁道联队,要求将物资运到滨江省1934年12月1日,伪满洲国于哈尔滨设置滨江省。抗战胜利后,该建制自然解体。——译者五常县五常附近的背阴河的一家酒店里。
“我们听从了石井四郎的劝说,来到了中国东北,以石井部队的文职技师身份从事了各种业务,获得了相当数额的报酬。”
该供词中如此写道,并记录了20人左右的姓名,包括萩原的叔父石井正雄、青柳雄、瓜生荣二、堂兄萩原武史、伯父萩原薰等人。
供词里还记述了石井四郎请来自家亲戚——做日工的木匠铃木茂,叫他做各种建筑业务,“让他获得了巨额收入”。铃木扩大自己的事业,成立土木承包公司“铃木组”,自任组长,一手承担整个工程。
萩原的5名亲戚在五常研究所(萩原不说背阴河,而记述为五常研究所)工作大约一年后就返回了故里。萩原叔父石井正雄担任锅炉工,青柳雄当炊事员。至于叔父瓜生荣二,萩原记述说“实验对象逃跑之际,头部负伤”,颇令人费解。毋庸置疑,这是指背阴河曾发生过俘虏脱逃事件。
该供词说,1934年9月,16名中国关押者成功逃跑,其中12名向东北抗日联军第三军寻求保护。
在背阴河,瓜生荣二或许是负责监视俘虏,在这次俘虏逃跑事件中负了伤。显然,瓜生荣二返回故里后又来到了中国东北,在平房安下身来后,就成了监视口号楼俘虏的“特别班”一个成员。我注意到这一段记述:“自五常返乡时,荣获勋八等旭日勋章,而且在亲戚中获一次性退休金最多。”
在东乡部队工作的加茂村民,返乡后被授予勋八等旭日勋章。关于授勋,前面提及的浅见淳军医的录音里留有一段重要的证词:
“……此后,由于是处于战争期间,有勋章什么的。所谓的勋章,就是编制功绩名册,然后申报:在某某战斗中立下某某功绩,故颁发特殊勋章甲或乙。然而,731部队成员的情况却不一样,是一张空白的纸。虽说是空白的纸,上面还得写上*******。因为731部队是保密部门,所以不能填写清楚。在当时,这样做是通行的方式。”
对于在东乡部队服过役的人,石井四郎都颁发空白的功绩名册,授予勋八等旭日勋章,还支付一次性退休金。至于在俘虏逃跑事件中负伤的瓜生荣二,对他就比其他亲戚多发放了一次性退休金。这一切都是石井四郎为了保密而采取的照顾政策。这个小插曲说明了石井及其部队在陆军这个组织中是多么特殊。萩原英夫的供词继续说:
“第二次招募石井部队文职技师志愿者时,叔父青柳、石井、堂兄萩原武史等人率先应聘。我在叔父青柳和石井的劝说下,并征得父母同意后也参加了应聘。因为我是佃农的长子,总想多少富裕一些,可能的话,就在我这一代成为自耕农。”
萩原在东京的军医学校考试合格后,1938年1月,和一行20人一起前往中国东北。当时,石井队长来到东京车站,欢送他们一行去下关。21岁的青年萩原第一次看到石井四郎,印象是:
“彪形大汉,身高近6尺,下巴蓄有胡须。”
那时,他戴着中佐的肩章,双手插入军官外套口袋里,大步流星地跑上站台。萩原觉得石井较厚的嘴唇和脸形有点像明治天皇,有点疑问:“这人面相吓人,怎么会是军医?”叔父青柳是负责人,他向石井作了启程汇报。
石井面朝着20人猛不丁地喊道:
“这是紧急任务,都给我打起精神!”
到达哈尔滨后,所有人都交给了铃木组,被当作石井部队的临时工。当时,21岁的萩原日薪为2.〖=F〗8日元。由于木匠、泥水匠为3.〖=F〗5日元至4.〖=F〗5日元,勤杂工为2.〖=F〗8日元至3.〖=F〗2日元,萩原日薪在勤杂工中是最低的。可是,在就业难、经济不景气的日本国内,见习木匠日薪只有70分,所以在平房能够赚到日本国内的4倍工资。萩原对他自己所做的工作内容作了如下供述:
“当时,部队外廊建筑已大致完工,灭菌器和其他研究器材在火车站台上堆积如山,快要进行内部设备安装了。……我们主要工作场所是人体实验所的7号楼和8号楼。我们到达这里时,建筑物内部只是在入口处和里面做了一些分隔,中央部分简直就像大礼堂,没有作分隔。7号楼和8号楼被3、4、5、6号楼围住,从外面完全看不到。而且,入口处还有一扇沉重的铁门。在3、4、5、6号楼的3层楼各个角落,面向7、8号楼都安装上了照明灯。环绕7号楼和8号楼而建的3、4、5、6号楼(砖瓦砌成)以及通往3号和5号楼的走廊(4层楼,砖瓦砌成)下方约4米是水泥抹墙。3号楼屋顶上设有最高的**(字迹无法分辨)。
“我们来到现场,建筑班技术员工藤传达了石井队长的命令:‘本年内(1938年)结束7号楼和8号楼的内部工程。有关业务,纵然是内部人员也绝不可说。说了,将处以严罚。’”
萩原他们开始是搬运堆积在专用铁路站台上的黄沙、砖瓦、木材,而后被安排为7号楼和8号楼内部建造分隔墙。进出7号楼和8号楼的人员,在出入时必须向保密队出示身份证明,接受搜身检查。木匠和泥水匠的负责人在当日工作结束时,必须把内部设计图交还保密队。萩原的叔父青柳身为20名少年队员的负责人,有义务向保密队报告当日的工作人员,以及工作种类和场所。
“千叶班”是由20人组成的一个班的名称。招聘时,“千叶班”20人签订的是石井部队文职技师的合同,却交由铃木组安排,被当作“部队临时雇工”,只能领取固定工资。班里成员怨声不断,士气不振,工程就拖拖拉拉的,进展不快。所以后来又从家乡招募来约40人投入工程。4月前后,增加的40人到达后,“千叶班”就扩大成了60人的大家庭,而萩原的叔父青柳雄则担任了“千叶班”的班长。
新成员到达后,对原先的固定工资制作了变动,实行承包制。所以,萩原的工资也急速飙升。有时,日薪能拿到10日元至20日元,甚至有些时候一天能领到30日元至40日元的高薪。刚来时,萩原每月只能向家里汇款50日元至60日元,手头拮据。现在,他每月也能汇回100日元,并给自己购置了西装,星期天还能上哈尔滨去风月场所逛逛,去日本酒馆小酌。据萩原说,他给家里汇款总额竟达1000日元左右。
人数增加了,由于实行承包制,薪水也涨了,“千叶班”的工程进展很快。萩原在供词中继续写道:
“7号楼和8号楼的一二层楼入口处,以及里面的28个房间粉刷结束后,我们就着手对中央部分进行分隔,并浇筑混凝土等。在我们进行这项工程之前,那些在五常为石井部队工作的人们似乎都不知道7号楼和8号楼将派什么用场。在该项工作做了二三个月后,我才听青柳那里说,这里是监狱,收监被押送来作实验的犯人的。每间牢房门口都安装了铁门,上下和四周都用混凝土浇筑而成,面宽约2.〖=F〗5米,进深约3米。牢房与牢房相连,里面有厕所,地面是混凝土上面铺木板。仅一楼,牢房就有20间。1939年1月,我返乡时,7号楼和8号楼的一楼已有40间牢房完工,正着手二楼的工程(如果二楼也和一楼一样,那就有80间牢房)。”
接着,该供词写道:
“我返乡时,7号楼和8号楼尚未完工,所以没有收监被押送来作实验的犯人。”
就在萩原英夫返乡4个月后,筱冢良雄等29名少年队员来到平房。此时,7号楼和8号楼里的80间牢房应该已经完工,开始搬运“丸太”了吧。
在同一时期,萩原英夫的亲弟弟,即少年队第一届前期成员萩原三雄属于北川班,从事鼠疫结核菌研究的辅助工作。不过,少年队的筱冢与另一个少年——萩原没有见过面,也没有与第一届少年队前期的任何人打过照面。
筱冢回忆说:
“我们进入部队时,相当于学长的前期少年队员中已有很多人感染上伤寒,住院治疗。他们居住在1号楼的一侧,而我们居住在另一侧,所以没有接触。”
“后来,我听说这里出现了许多伤寒患者,大都住院治疗了。我想,大概也有隔离的意思吧。”
八九月前后,同乡萩原三雄没有患上伤寒,而是得了肺结核入院治疗。此后,他被送返老家。战争结束时,他还在自己家里休养,并于1946年不到25岁就亡故了。萩原三雄也是石井部队的牺牲者。
萩原英夫在其供词里这样写道:
“石井部队的牺牲者非常多。”
哈尔滨有一个叫南岗的地方,那里有一所陆军医院。萩原听说,当时在南岗的陆军医院收治的患者中有很多是在石井部队工作的人。
“石井四郎在五常从事研究业务,他在自己的家乡以千代田村加茂为中心招募了20名人员,把他们带到五常服役。其中,有两人死亡(说是战死)。在平房,千叶班约有60人,他们并非直接从事研究业务,而是从事建筑工程。其中,谷正男得了肠伤寒死亡,萩原隆患肺结核。在我所知的范围内,在千叶县招募的4名少年队员中,今井、土屋因患伤寒而死,石井、萩原患肺结核。这4名少年队员都是在研究班做勤务的。……监督我们工作的建筑班文职技师有五六人。1939年1月我返乡时,小山技师就因患上肠伤寒而住进了哈尔滨南岗的陆军医院。在工作期间,我曾受到小山的特别照顾。出于这层关系,我去向他道别,顺便看望一下。他所住的病房里有十五六人,都在石井部队工作,全是肠伤寒患者。”
在筱冢等第一届后期少年队员到达平房之前,萩原已经回国了。所以,萩原英夫的供词中提到的4个少年队牺牲者,很显然均是少年队员第一届前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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