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德民众日军细菌战受害记忆的文化人类学研究

我是夏雯静

第二，防疫政策与传统的观念及习俗正面冲突，也与群众的切身利益相违背。
       由于前面所谈到的民众持有的传统观念、信仰和习俗，如传统的身体观，医疗观，循回轮转的来世观以及丧葬礼仪等等，与基于西洋医学的防疫工作格格不入，导致了政府的防疫政策受到了极大的阻力，打防疫针、入隔离病院、火葬等重要的防疫措施，无一不遭到群众的强烈抵抗和躲避。而且，不仅患者本人，其家属也都要隔离观察，其间住房被封闭甚至被焚毁，使一些人家失去生活的基础，这也是群众反抗防疫的重要原因。
       对防疫所遇到的困难，容启荣在报告书中也有所涉及(7)。

        就施行预防注射一项而论，许多具有高等教育者尚且拒不接受，则知识水准较低之民众更难期其乐于接受矣。常德自敌机散布鼠疫后，卫生人员不避艰苦不顾危险努力防治工作，以期消灭敌人施用细菌战术之企图。谁知当地民众反视卫生人员如寇，有殴打防疫人员之情形。并且谣言四起，有谓常德鼠疫系所伪造以骗取防治经费，有谓检验尸体实因外籍医师伯力士(卫生署奥地利籍防疫专家，作者注)欲挖眼睛及睾丸以制造汽油，亦有谓得病身死之人系因曾被强迫接受所谓预防注射。凡此种种无稽谣传，其影响于防治工作之推进甚大。

       第三， 战时的，自上而下的防疫体制，不可避免地带有很多局限性。
      首先，军情优先的倾向非常明显，而且以作战的方式进行防疫。为了确保过往军队不
染鼠疫和军粮供应，防止鼠疫扩大和消灭鼠疫是急不可待的。从史料可以看出，无论是国民政府各个部门纷纷派出防疫队之举，还是国民政府防疫部门负责人亲自起程去常德考察，或是当地政府采取强硬态度推行防疫政策，这些都与来自军队的建议和施加的压力有关。比如，可以看到如下的史料(8)。

       第六战区司令陈诚于一九四二年四月在发给常德县防疫处的电文中表示，“常德为产粮区域，因关系本战区军食至巨，目前鼠疫复趋严重，若不即予扑灭，为患堪虞。”陈诚提出了防疫的八项具体措施，而其基本的执行方法就是依靠军队去强制推行。电文中写道，“由集团军总部协助执行一切”,“所有军民均应强制执行鼠疫注射”，“认为有效时拟不顾一切实行焚烧房屋”。
       在这样的背景下，常德县政府防疫部门议事录上，几乎每次都留下动用了多少军队的记录。
       其次，防疫工作浮在上面或停留在表面，没有真正地深入民间，特别是下层社会。比如，防疫宣传是由政府宣传部门及当地报界担当，其方法是召开宣传大会，报纸上登载防疫知识，大街上贴出标语等等，可以说其效果是微乎其微。倒是外籍防疫专家伯力士敏锐地指出，鼠疫是“贫民病”，但贫苦人因忙于生计，根本没有时间参加宣传大会，而且多数人不识字，看不懂报纸，所以大面上搞宣传不如采取挨户走访讲道理的方法(9)。伯力士不是走形式，而是根据具体情况提出办法。这些贴切的指摘不是出于中国防疫官员之口，而是来自外籍专家，这是很另人回味的。
        这种自上而下的防疫体制应对现状的能力很弱。特别是当政策在老百姓那里行不通时，似乎就没有了进一步的方法，显得束手无策。从防疫会议记录看，从四一年十一月起至四三年期间，开会的议题都离不开如何普及防疫注射，讨论来讨论去总是那么一套话，要么强制推行，要么严厉惩罚，再不就是将民众贬斥一番。
       由于以上的种种原因，防疫工作的效果是不佳的。比如，可以看到防疫注射进行了大年半时，城内的注射率才刚刚达到三分之一。据常德调查委员会对城区受害者遗属进行的问卷调查表明，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死者逝去前没有接受过注射，死后家人也没有报告政府，没送隔离医院，更没有火葬。就是说，政府的防疫政策哪一条也没执行。
      另外，自上而下的防疫体制的问题还在于，第一线的工作非常薄弱，漏洞很多。一位当年在石公桥警察所工作的警察<一九二二年生>，谈到了在疫区工作的情况。

       一九四二年，我随新任命的所长一同抵达石公桥时，派出所的警察已跑得所剩无几了。我们招了一些外地人来当警察。我们每天在疫区里巡逻，但是，说句心里话，即使是知道有因鼠疫死亡的，谁又敢上前去了解呢？巡逻只不过是点到为止罢了。我本人就负责带队检查，进疫区怎么办，预防传染所采取的只有土办法，脚穿半统胶鞋，用湿毛巾罩在口鼻上。疫区的划定也很随便，既不敢去实地调查，又无防疫部门的参加，更找不到当地群众核实，仅由警察数人猜估罢了。因此，没有被划为疫区的地区仍有一家一户死绝的现象。

６．结语
       我在书的结束语中，举了两位描写了中日间战争的日本作家的例子，说明日本社会和学界对战争看法的盲点。
      一位是石川达三，他曾随攻打南京的日军一同行军作战，在纪实小说《活着的士兵》当中，“描写了日本兵的残暴，杀害无辜平民，虐杀俘虏，掠夺，强奸，放火”。他说，刻画士兵的残忍，是为了揭露战场的残酷性，战场改变了人。石川的小说，由于被视为反战小说，所以战争期间他受到了警方的起诉，小说被禁卖。但是，即使是这样一位反战作家，他的视线也是有很大局限性的。日本现代文学研究者，我的同事白石喜彦是这样评论石川达三的(10)。

       石川达三的良心充其量是对日本国家的良心，没有超越国境。这本小说的登场人物中，没有哪一个人留意过打仗对手中国军或者中国民众的事。石川追究了战争对每一个日本士兵到底有什么意义的问题，但却从来没有设想过战争给中国民众带来了什么。侵略战争的实态就摆在眼前，石川却避开了日本军队进行的是一场侵略战争的问题实质。看不到侵略，也就看不到被侵略的一方。

        我以为，白石的意见是一语中的，他所分析的石川达三的问题所在，是日本带有普遍性的问题。
       另一位是三岛由纪夫，他在小说《牡丹》中，他描写了一个在南京大屠杀时，对几百名中国女性进行性犯罪后予以杀掉的日本校官。战后，校官建了一个牡丹园，种植了与他杀死的女性同样数字的牡丹花。历史学者笠原十九司分析这部作品时说，“三岛并没有将杀害中国女性视为残暴的性犯罪，而是将其作为一种恶作剧式的欢愉来描写的” (11)。
       尽管程度不同，可以说，这些作品都从自民族中心主义的立场出发去看战争，因此对被侵略的一方视而不见，看不见对方同样是人，没有把刺刀下的人当做人来看。
       居美犹太人、旧金山人权中心馆长Rabbi Abraham Cooper在日本召开的有关历史记忆的国际研讨会上说，加害民族与被害民族和解的关键，在于“知识”即“历史事实”的共有。而“知识”的形成及“历史事实”的掌握，离不开受害者个人的体验和记忆。犹太人中，有许多“记忆的保卫者”，他们将集中营中的事实回忆整理出来公诸于世。对比之下，亚洲受日本侵略的各国各地需要有更多的“记忆的保卫者”(12)。
       的确，民众的记忆中散在着真实的历史事实，长期以来，从记忆中去整理再现历史的工作被忽略了，而且忽略很多。与无视侵略历史的历史修正主义、自民族中心主义对阵，需要用历史事实说话，这方面还有许多工作可做。
        另外，较为具体地立体地去看过去的战争受害，也能看到我们的社会体系和文化习俗的许多特征，在这方面，我们也可以从历史当中学到很多，其中有不少可供我们进一步思考和借鉴的资源。
        东京地方法院于二○○二年、东京高等法院于二○○五年分别作出了判决。虽然两次判决都否定了日本国家对战争受害的赔偿责任，从一点来讲，是败诉了，但是，两次的判决书中，都肯定了细菌战的历史事实以及日本国家的战争犯罪责任，这又可以说，是很大的进展。
       从细菌战战争犯罪史实的揭露，受害赔偿诉讼，以及受害记忆的整理等过程可以看出，反思过去的战争需要民族间、国民间、市民间的携手和合作。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后，这种跨越国界的草根式的携手和合作逐步扩展，这是许多历史事实得到澄清的重要条件。当然，这也是反对今后战争的基本保证。

注:
(1) G．William Skinner，Marketing and Social Structure in Rural China, ParⅠ,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24-1, 1:pp.3-43.
(2) 费孝通《江村经济中国农民的生活》一八一～一八三页，江苏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六年。
(3) 常德市武陵区档案馆藏民国档案，44?3?183、「常??警察局民国三十年（1941）年九月???状??表」。
(4)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民国档案，372-706，容启荣《防治湘西鼠疫经过报告书》五～六页。
(5) 容启荣前报告书附<常德鼠疫患者经过情形一览表>。
(6) 邢祁、陈大雅编《辛巳劫难一九四一年常德细菌战纪实》一三○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九五年。
(7) 容启荣前报告书，九～一○页。
(8) 常?市武陵区档案??民国档案168?00064、「常??防疫?三十一年度第三次会???」中?民国三十一年四月十四日。
(9) 见松村高夫<湖南常德细菌作战>，松村高夫编《战争与瘟疫??七三一部队的罪行》二二五～二八二页，日本书之友社，一九九七年。
(10)白石喜彦《石川达三的战争小说》一一六～一二○页，日本翰林书房，二○○三年。
(11)笠原十九司<从日本的文学作品看南京大屠杀>，笠原十九司编《记忆的比较文化论》七五～一二○页，日本柏书房，二○○三年。
(12) Rabbi Abraham Cooper，国际研讨会编委会编《寻求<记忆>的共有》六七～六八页，日本树花社，二○○一年。


（感谢王选推荐提供聂莉莉大作原文

谁知这悲惨的情景不到两天又发生了。护送的三人也出现了与朱堂儿类似的病况，很快一命呜呼。而且传染给了他们的妻子儿女。那时，我们全族人心惶惶，泪水成河，把一个一个的尸体掩埋在前山。
        泪水未干之际，病情继续恶化，逐渐扩大传染到全族人。那些日子真是可怕极了。天天都死人，时时有人死。多的一家死六七人，少的也死一两人。活人刚把死者抬上山，回来自己也发病，有的半路上就不能动弹了。前个死人未抬出，后面接着又死去，挖坑都挖不赢了。于是，就在前山挖大坑备用。
        刚开始时，是八个人抬一副轿，之后变成了四个人抬。棺材没有了，就由二人用木板抬，木板也没有了，就由一人挑着两个死人去安葬。对着那些奄奄一息的临死者，活着的人说，“你快点断气吧。等会儿连抬你的人都没有了”。
       在事先挖好的坑洞里，少的葬二三人，多的葬四五人。
       那凄惨的情景，真叫人魂飞魄散。

       鼠疫发生后，朱氏族人一部分迁走一部分外逃，村里只剩下十几人，房屋无人管，耕地无人种。其后，出去的族人大部分没有返回，许多人杳无音信。后来，村里陆续迁进了一些来种地的外村人，但土改时的人口也不过四十余人。而到了半个多世纪后的九十年代末，伍家坪的人口仍不过是九十几人。
       战争受害给亲属集团和地域社会的打击，可以说是毁灭性的，虽然伍家坪村没有被完全毁掉。

        蔡家湾:只留下物证的“记忆”
       鼠疫受害更甚于伍家坪的，是蔡氏宗族聚居的蔡家湾，真正如“灭绝”一词所形容的，整个村整个族被完全地被毁灭了，九十九户三百七十一人的蔡氏，除蔡运成一人外全部死亡。我访问了运成的妻子牟文秀<一九一四年生>。

        一九四二年夏秋之际，蔡氏宗族里发生了鼠疫，因运成在寺庙里当伙夫躲过了这场灾难，全族人都死了。现在，虽然这一带还叫蔡家湾，蔡家山，蔡家榜，连土地公都还是“蔡家土地公”，但姓蔡的只有我们一家了。

       蔡运成也已谢世。他的儿子文龙带我到蔡氏的祖坟地蔡家山，那里还保留着几处蔡氏的祖先坟，依稀可辨出墓碑上刻着葬于嘉庆、光绪年间的字样。

注:
(1) 由如下各章构成的本书于２００６年底由日本东京的明石书店出版了。序章直视民众的战争受害记忆，第一章民众的战争记忆与历史对话，第二章常德的历史、地理与地域社会，第三章民众记忆中的细菌战受害,第四章求生重葬文化的悲哀，第五章民国政府的鼠疫对策与民众社会，第六章鼠疫发生后的家庭与村落，第七章受害记忆的保存，终章民众的战争记忆的力量。
(2) 在日本，最早较为系统地揭露七三一细菌部队罪行的是作家森村诚一，他于一九八○年代初出版了几本书，如《恶魔的饱食》，光文社一九八一年,《续恶魔的饱食》《恶魔的饱食第三部》，均由角川书店一九八三年出版。几乎与之同时，历史学者常石敬一出版了《消逝了的细菌部队:关东军第七三一部队》，海鸣社，一九八一年。后来他又写作了《医学工作者们的组织性犯罪:关东军第七三一部队》，朝日新闻社，一九九四年。在此期间，原七三一部队成员郡司阳子写了两本书，《女队员的证言:七三一部队》和《担任秘密任务的队员们的证言:石井细菌战部队的真象》，均由德间书店一九八二年出版，书中披露了七三一部队的内情。
之后比较有代表性的研究有，吉见义明<日本军队的细菌战:陆军全力以赴的真象>《战争责任研究》第二期,一九九三年，吉见义明、伊香俊哉《七三一部队与天皇、陆军中央》，岩波书店，一九九五年。松村高夫等著《战争与瘟疫》书友社，一九九七年，松村高夫<七三一部队与细菌战∶日本现代史的污点>《三田学会杂志》九一卷二号，一九九八年。森正孝《大白于天下的细菌武器秘密作战》，明石出版社，一九九八年，等。
(3) 吉见义明受原告团以及律师团的邀请作为学者证人为这场诉讼作了证。在东京地方法院的法廷上，吉见详细地阐述了井本熊男的业务日志的有关内容。
东京地方法院的诉讼过程中，共有一八名中国和日本的历史学、细菌学、防疫学、文化人类学的学者以及新闻工作者走上法廷，从各自的角度为日军细菌战的战争犯罪以及所引起的战争受害作了证。这些证词由律师团及支持诉讼的“七三一细菌战诉讼委员会”等日本的市民团体整理成了八集的资料丛书。吉见义明的证词载于第三集。
各集的内容如下。
第一集，<诉状>。
第二集，筱冢良雄(原七三一部队成员)<陈述书><自己的罪行>，松本正一(原七三一部队成员) <陈述书>，上田信(历史学者)<鼠疫与村庄日军造成的鼠疫受害>。
第三集，吉见义明<从日本的史料来看七三一部队和细菌战: 井本熊男的业务日志对使用细菌武器的记载>，中村明子(细菌学者) <中国发生的鼠疫与日本细菌战的因果关系>。
第四集，聂莉莉<文化人类学者的证言:湖南省常德地区的日军细菌战受害>。
第五集，邱明轩(防疫学者)<对浙江省细菌战受害的考证>，黄可泰(防疫学者)<对浙江省细菌战受害的考证>，辛培林（历史学者）<七三一部队在黑龙江省的罪行>
第六集，松村高夫(历史学者)<从日、美、中、苏的史料解析七三一部队和细菌战>，近藤昭二（新闻工作者）<日本国家与细菌战的隐瞒>。
第七集，<细菌战展>的图片及解说词，历次市民集会讲演会的记录，原告团与律师团工作会议的记录。
第八集，东京地方法院一审判决特辑。
(4) 参见刘雅玲、陈玉芳<常德细菌战死人数的七年调查:七六四三人的死亡名单是如何产生的>，《揭开
黑幕:二○○二"中国"常德"细菌战罪行国际学术研讨会》三三三～三四一页，中国文史出版社，
二○○三年。
(5) 见邢祁，陈大雅邢编《辛巳劫难一九四一年常德细菌战纪实》序文，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九五年。
(6) 比如，当年的日本宪兵三尾丰在战后，一直在日本各地进行认罪讲演，讲述他是如何将抓到的中国抗
日人士送往七三一部队接受人体解剖的。他的讲演由支持他的市民团体整理成集，《认罪之旅∶七三
一部队与三尾丰的记录》，新日本出版社，二○○○年。
  七三一部队的少年兵筱冢良雄出版了回忆录，《七三一部队少年队员的自白》，新日本出版社，二
○○○年。
  日本著名的心理分析学者野田正彰采访了一些旧军人，听取了他们有关自己战争罪行的自述，将
他们的口述整理成文，出版了《战争与罪责》一书，岩波书店一九九八年。
(7) 比如，小森阳一《超越民族的历史》，树花舍，一九九九年，高桥哲哉《历史修正主义》，岩波书店，二○○一年，笠原十九司《南京事件与日本人》，柏书房，二○○二年，等等。
(8) 本文中所参考的国民政府战时联合防疫办事处发行的《疫情旬报》《鼠疫疫情紧急报告》等刊物，是湖南文理学院历史学教授陈致远亲赴南京中国第二档案馆查阅后向我提供的，在此表示感谢。
(9) 参考了《常德县志》，常德县志办公室一九九二年，《常德地方志民俗方言志》，满大启编,中国文史
出版社一九九四年，等。
(10) G．William Skinner，Marketing and Social Structure in Rural China, ParⅠ,Ⅱ,Ⅲ，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24-1,2,3，1:pp.3-43，2:pp.195-228，3:pp.363-399，Association for Asian Studies，1964，1965.
(11)费孝通《江村经济中国农民的生活》一八一～一八三页，江苏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六年。
(12)比如，Ulric Neisser, Memory Observed: Remembering in Natural Contexts 的日文译本，《被观察的记忆》，富田达彦译，诚信书房，一九八八年。G．Cohen, Memory in the Real World 的日文译本，《日常记忆的心理学》，科学社，一九九二年。
    Paul Thompson，The Voice of the Past: Oral History Third Editi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0．
(13)我的证言如上所述，载于上述资料丛书第四集。
(14)证言于二○○四年七月提交东京高等法院，题目是<细菌战的受害记忆与受害意识基于对湖南省常德地区的实地考察>。
(15)朱氏族谱中有<灾异志>部分，记载了从明初至现代大约五百多年间的天灾人祸对朱氏一族的重大影响，细菌战受害也被写入。在此将一九九八年续编的族谱中有关记载转载如下。由于当时细菌战受害调查刚刚开始，可以看出朱氏族人对受害状况的掌握还不够准确。
      “民国三十年辛巳（一九四一）年，日军在常德投放鼠疫细菌，常德人民惨遭劫难。十一月四日拂晓，一架日本飞机沿城中心法院街、关庙街、鸡鹅巷，到东门外五铺街、水府庙一线的房顶地面投放大量鼠疫细菌。接着日机又向郝家岗(即伍家坪村)、镇德桥、石公桥、周家店一带继续投放鼠疫细菌。一月后，城区开始鼠疫死人，全城疫死四百多，石公桥死亡一百六十多，周围四乡死亡四十多人，镇德桥死亡三十多人，周家店也死了人。疫情蔓延到桃源县马宗岭乡，死亡十五人。族人居住的郝家岗死亡的人数上百人。常德地区鼠疫死亡达千人。”

（感谢王选女士提供聂莉莉教授大作）

常德民众日军细菌战受害记忆的文化人类学研究（下）


发布时间：2007-01-13 　　点击次数：99　　作者：聂莉莉
４．鼠疫的传播与社会生活
       细菌战的受害如此惨烈，这样大规模的鼠疫到底是怎样传播的?
      前面讲过，鼠疫的传播与原有的社会生活结构相关联，这里想具体地分析一下。

城镇乡村的网状市场结构与鼠疫传播
       Skinner在分析革命以前的中国城乡社会结构时，认为对市场的理解是一个关键。他基于对四川和东南一带的调查，把市场分为了三类(1)。
       首先，是位于中心村落或小镇上的“标准市场”，这大致相当于费孝通先生所说的“初级市场”。这里不仅向农民供应日常生活用品，提供农业生产及生活所需的服务，还收购农副产品，在三类市场当中，是农产品向外向上流动的起点，也是日用工业品向下向内流动的终点。农民的社交，通婚，结社等社会生活的范围往往与标准市场圈相重合。
       其次，是位于乡镇以至小县城的“中间市场”，这相当于费先生所说的“中级市场”。这里是标准市场和中心市场的联结点，是各种物资流动的中转站。一个中间市场圈内存在着许多标准市场，也就是说，镇的周围有许多要到这个镇上去赶集卖货买东西的村子。
       最后，是位于县城或中小城市的“中心市场”，这里有许多批发店，地区内各个中间市场收购来的大量农副产品通过这里运往外地，而外地运来的各种产品亦是从这里运往各个乡镇和村落(2)。
       常德地区的市场经济结构与Skinner的分析非常吻合。
       当时常德县城是一个以商业和手工业为主的小城市，大约有六万人口，不仅是区域内的中心市场，而且是联结汉族居多的东南中国和少数民族居住的大西南的交通枢纽，是大区域间流通的商品集散地。当地生产的谷物，棉花，洞庭湖水域的水产品等，经由常德县城销往湖北，四川，贵州等地。而湖北的盐，贵州、江西和湘西的山货、木材也经由这里运往湖南以至东南中国各地。
       常德县下辖三十二个乡镇(3)，各自发挥着中间市场的功能。从距县城的远近以及镇的主要特征看，又可以把这些镇分成三种类型。
       一是靠近县城的城边镇。这些镇，虽然本身也发挥着中间市场的功能，但由于离城近，所以区域内的居民进城频繁，直接到城里去卖货购物办事。
       二是离县城较远的镇，其特点是作为中间市场的作用非常明显，被当地人称为“十大名镇”的十个大镇就是如此。这里面，更有个别的大镇，不仅是周围村落的，甚至是周围镇的中心，发挥着类似中心市场的功能。前面讲到的丁长发家所在的石公桥镇，就是这样的镇。
       这里我想稍微仔细地介绍一下石公桥镇，使读者对这个地区的小城镇有些具体的印象。当年，石公桥镇大约有两千居民，商家店铺二百左右。该镇的黄岳峰和王华璋两位老人，为我仔细地回想了镇里的商家店铺数。仅从其类别和数目，我们就可以想像这个镇的繁华。据他们讲，镇上的铺子一般都从常德进货，虽然偶尔也有去长沙或汉口等大城市进货的。

  南货店  十五～二十     百货店十六～二十    粮鱼山货花纱 二十～二十五
  绸缎庄  八～十         鱼具店一            文具店       四
  中药店  九～十二       酒店   五～六        饮食店       二十五～三十
  茶馆    十～十五       牛行   二～三        猪行         二～三
  屠行肉铺十～十二       豆腐店二～三        理发店       六
  裁缝店八              银器店二            洗染店       二
  铁匠铺四～五          篾器店十三～十五    木器店       十一
  赌场   二              剧院   二            旅店客栈     四～五

       三是地处交通要道上镇。特别是位于常德与外界联结的必经之路的镇，过往商人，军队，逃难民等流动人口很多。
       就这样，城、镇、乡的各级市场形成了一个涵盖整个区域的流通性网络，丰富的农副产品和较为发达的商业及手工业，使得这个流通网络总是处于高度运转当中，也就是说，城乡间的物流频繁，人口往来多。细菌战发生后，这个流通格局很不幸地成为了鼠疫传播的渠道，顺着人流物流，鼠疫迅速地从城镇传向了乡间各地。
       很多人在受害陈述书中讲得很具体，“去了镇上卖鸡蛋”“卖菜”“卖棉花”“卖鱼”“买织布的棉线”“买咸盐”，或者，“去了常德县城进货”“卖货”等等，染上病的。这些证言，生动地证实了鼠疫确实是在人们的社会生活当中传播的。
       这里，简单地介绍几个事例。

       桃源县莫林乡李家湾村离常德县城二十多公里，是个只有十几户人家的小村子。村民李佑生做贩猪生意，一九四二年五月他将收购的猪赶到常德城里去卖，不幸染上鼠疫，回到村里就死了。之后，家人和族人共计死了十六人(李佑生的孙子李宏华<一九三一年生>讲述。李家湾村的鼠疫在国民政府的档案上留有记载)(4)。

        河伏镇合兴村离常德城仅二公里，村民李伯生常年来往于城乡间，行商卖酒。一九四二年九月的一天，李从常德回家途中，突然发高烧晕倒在路旁。被过路人发现，将其抬回家中，已不省人事，喂药不进，高烧不退，浑身抽筋，于翌日下午口吐乌血离开人世，年仅四十八岁。李死后，为他办丧事的亲友几乎全部相继死去，做道场的道公(居家道士)也没能逃此厄运。这个只有五十六人的小村庄，在一个星期之内连续死了十七人(合兴村民胡蓉仙<一九○八年生>讲述)。

       一九四二年十月，韩公渡镇牛牯陂村民高万云去石公桥镇卖棉花回来后，头痛发烧，时冷时热，两天后病情加剧，全身出现紫色斑点，口吐白沫，死去了。随后，万云的父亲，二哥和弟弟妹妹也死去。大约半个月内，帮助高家料理后事的高氏族人及邻居相继有三十多人染病丧生(高万云的孙子高明顺<一九四三年生>讲述。当年，牛牯陂村除由高万云引起的连锁性死亡外，还有其他的传染源, 共计鼠疫死亡二百零三人)。

        前面提到的周士乡公所民事干事肖宋成的妻子和女儿也死于鼠疫。他家离石公桥有七公里,一九四二年十月，肖的妻子去石公桥镇卖棉线，回到家后发病，翌日死亡，只有半岁的女儿也死去了(肖宋成<一九一○年生>讲述)。
城乡间的人口流动与鼠疫传播
      城乡之间的人口流动，不仅是商业活动，其他还有许多事由。比如，走亲戚，看戏，到庙里上香，看病等。另外，有许多农村人长期滞留在城镇里做工，利用农闲短期进城做工的也很多。
       这些做工的农民，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个类型。
       第一是体力劳动者。这有几种工作，一是“挑河水的”，当时常德城里没有上水道，吃水靠绕城的沅江，挑河水挨家出售是一项容纳大批劳动力的工作。二是“挑水的”，这是作坊和商家雇用的专用挑水工。三是“搬运工”，当时水上运输发达，货物基本上都走水运，有不少人在码头上当挑夫。
       第二是手工作坊和商家的“帮工”。在常德城内及一些大镇，除了商家餐馆酒店旅店外，还有不少小手工作坊，生产诸如米粉、酒、酱油、木器家具、袜子、鞋子等产品。这些作坊一般采取“前店后场”的方式，后面的作坊生产前面的店铺出售。这些小本经营的作坊，多雇用农村来的临时工。
       三是小商小贩，卖烟酒糖果等。有沿街叫卖的，也有搭个小棚定点卖的。
      四是久居城里，有了较为固定职业的人。比如，在店铺里当经理会计，在富人家当管家，或者挣到了自己的店铺和作坊等。
       无论是做什么的，人们都会频繁地往来于城乡之间。除清明、中元、春节等节日要返乡之外，遇到本人或亲属的婚丧嫁娶，生小孩子等事情，也是要回乡下老家的。并且按照习惯，生病了，尤其是临终前，是一定要回到家乡去的。
       鼠疫发生后，有不少在城镇里染了病的人被护送回了家乡。这样一来，就引发了乡村的鼠疫大流行。上期讲的伍家坪村的鼠疫,就是由在常德挑河水的朱堂儿引起的。这样的事例当然不止伍家坪一村，其他还有许多。
       这里再介绍两例。

       东郊乡易家湾村离县城不到一公里，村民们以种水稻为主，兼种些棉花。因离城区近，所以大部分劳力农闲时去城里做工，主要是挑河水和在码头当搬运工。当有人家办丧事时，会被临时雇用做殡葬。一九四二年八月下旬，城北丹阳楼饭馆主人的母亲突然死亡，死时全身乌黑，人称“乌鸦症”。村民易孝荣等八人被雇用帮助打点丧事。八月三十日，孝荣首先发病被送回村，翌日死亡。之后，其他人也陆续病倒回村，在村内死亡。这引起了他们的家人亲属的相继死亡，这个十二户四十六人的小村子，一个星期之内死去了十二人(易孝信<一九三三年生>讲述)。

        离县城大约十公里左右的聂家桥乡先锋村民戴加宽在城内行商卖杂货，他的父亲道南在香烟作坊当帮工。一九四二年五月底，加宽突然病倒死亡。之后，道南也得了同样的病，他怕死在外边被火化，急忙带病回家。道南的妹夫等亲戚三人来看望，三人都病倒病死于戴家。之后，戴家的亲人和邻居以同样的病状死去十一人。一九四四年，在常德布店里当帮工的道南三弟道理又突然死去，而且，家里剩下的唯一男人四弟道远也染上同样的病。家里人为了抢救道远,八方寻药，经九个月的中草药治疗才使之死里逃生。为了安葬死者以及道远的治疗，戴家耗尽了全部财产，卖掉了三栋房子二十多亩地。
       而这期间，先锋村大量死人，老人们说前后大约死了二百多人。但《死亡者名册》上仅登录到七十几人，因许多人家都死成了绝户，准确死亡人数已无法计算 (戴道远的孙子戴慧辐<一九四八年生>讲述)。

文化习俗与鼠疫传播
       从以上的事例当中，细心的读者可能已经看出，鼠疫的传播与这个地区的一些文化习俗亦有很大关系。
      第一， 同族聚居以及浓密的亲属交往，成为了鼠疫传播的温床。
      如蔡家湾、易家湾等村名所显示的，这一带的村庄多是同姓村，村落是由一个宗族或其分枝形成的。同居一处的父系血缘亲属之间，生活上相帮危难时相助，一户出了重病人，不仅是家里人，族人也会来帮助护理，举办丧事时也是举族参加。所以，一人一户染上了鼠疫，往往一村一族都会被波及。另外，姻亲间的相互来往，使得鼠疫跨越村落在更大的空间范围内横行肆虐。
       鼠疫使亲属间的纽带变成了死亡的传送带, 这不能不另人感到悲哀。
       第二，有关死的文化习俗客观上助长了鼠疫的传播。
       死是人类社会延续的天敌，是人产生痛苦与恐惧等感情的最深层根源，所以每个民族或社会集团都在长期的生活实践中产生出一套化解死，理解死，升华死的文化和信仰。
       常德人也约定俗成地形成了一套关于死的观念和应对死的惯习。
       比如，前面讲的临终前回到家乡，死在故里的习惯。另外，重葬的习俗，族人亲朋聚集一堂，为死者顺利通过阴间转生阳世而盛大地举行葬礼及超度亡魂的道场。还有，土葬的观念，以入土为安。这些习俗，从后果上来说都为鼠疫的传播提供了环境。
       第三，传统的身体观念和医疗观念与防疫对策相抵触。
       阅读陈述书时，我对常德城里人努力“保全尸”和“躲防疫针”的行动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保全尸”，就是遗属们千方百计地保护遗体使之不被解剖。当时人们相信，只要被送进隔离医院，死了之后身体肯定要被解剖。被解剖了的身体就不完整了，没有办法转世再生。受这种传统的身体观和生命观的影响，人们千方百计要躲开政府规定的有关家里出现患者要报告、送隔离医院等一系列防疫措施，为此，不仅要避开保甲长和警察的监视，甚至死了人连邻居也不让知道。各种各样的办法都用了，有的半夜雇小船将死者运往墓地，有的把死去的孩子装扮成睡着的样子放在筐里趁躲日本飞机轰炸的人群挑出城外，还有的是把死去的老人放在货物下面偷运出去。
       对打防疫针，人们的抵触情绪也很大，当时有许多传言。比如，说打了防疫针男人就没了男人气，女人不再会生孩子，小孩子长不大，等等。前面提到的桃源县的李佑生，就是为了躲避防疫针而特意绕开城门口的防疫站从城墙的破洞进城的。
       这里，我决不想简单地批评我们的传统文化是不科学或者落后，事情不是这么简单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环境的综合性产物，是适宜于民众的生活而发生的。文化不能以科学的或其他的什么外来的标准，简单地加以衡量和取舍。我想强调的是，战争破坏的连锁性，战争具有的外在破坏力与原有的文化之间发生相互作用时，就可以造成战争暴力的新的连锁，使破坏进一步扩大，带来许多间接性破坏后果。

５．没有准确记录的受害"没有成为社会记忆的受害记忆

       细菌战的受害状况如此惨烈，但这个受害史实并没有留下准确的文字记载，受害记忆长期以来也没有成为公众性的社会记忆，甚至在当地也有许多居民不知曾有其事。
       这些现象值得引起深思。这背后是有着许多原因的。

        长期以来许多农村受害区域不知灾难发生的真正原因
       “日军细菌战受害”这一词汇，在常德也是近几年才广为人知。许多人在陈述书中，还是习惯性地将那场灾难称为“人瘟”“瘟疫”或“ 黑死病”“乌鸦症”，后两种称呼多半是由鼠疫患者临死前身体肿胀变乌紫发黑而来的。我了解到，在许多受害地区，尤其是农村，直到诉讼被广为人知，人们才知道那场灾难是由日军的细菌战引起的。
        关于这一点，在当年的亲身经历者们当中，有几种情况。
       一是当时就知道所发生的大规模死人是由鼠疫引起，也知道鼠疫是日本军队投放的。这在我所接触的范围内，可以说是少数，其多为城内的居民。
       二是到诉讼为止，只听说大规模死人是由鼠疫引起，但并不知鼠疫的根源从何而来。这在一部分发生了鼠疫的小镇较为多见。
       三是连发生的是鼠疫都不知道，就更不要说知其缘由了。这一般是在农村。
在这些地区，面对着大量死亡的景象，人们惊愕、悲痛、肝肠寸断，却不知怎样去解释和应付眼前的现实，于是就动用了传统的民间信仰和民俗知识，作出的反应是各式各样的。
       比如，很多人家最先的反应是利用传统的医治方法，如“烧灯火”，就是将治病的符烧掉后，把纸灰给病人冲服；或者“吸脚后跟”，用针在患者的脚后跟处扎眼，家人亲属对其用嘴吸出“体内淤血”；还有的用青蛙、鲫鱼、蛇等“凉性生物”放在患者腹部，为其解热；也有给病人服用艾蒿、蓼辣子、雄黄、甚至生石灰等，为之解毒。
        有的人家以为，患了“人瘟”，是因为死鬼恶灵附了体，就把“香姑”(巫婆)道公请到家中驱鬼逐灵。有的村里村民们认为死了这么多人是庙里神灵不再显灵的过，怨恨的人们甚至砸了神龛。有的宗族以为是祖宗风水不好而引起的，于是砍倒了祖坟前的风水树。
       很普遍的现象是染了鼠疫的人家和村落往往遭到周围的歧视，乡亲邻里们说他们是“犯了煞”，前世恶行修的果，对其躲而避之，有女儿也不愿许嫁给他们。
        因此，遭受了鼠疫之害的村落在其后几十年也很难重新兴旺起来。在这方面，伍家坪村就是个很典型的事例。这种由不知情而带来的歧视，可以说，是许多受害家庭和遗属不愿在人面前重提那段悲伤往事而将其藏于内心的原因之一。

历史的文字记录与历史事实之间
        鼠疫发生期间，国民政府的卫生署、红十字总会、军队等各部门，前后分别向当地派出了二十几支防疫队，常德县政府在防疫以及扑灭鼠疫方面也做了很多的工作。但是，政府并没有能够全面地掌握鼠疫发生的范围、规模以至受害的程度。
        在现在可以查阅到的国民政府的防疫官员，比如战时防疫联合办事处长容启荣写给中央政府的报告书中，城区仅留下三十七名死者的记录(5)，而半个多世纪过后，除记录的三十七名之外，调查委员会到目前为止登录的受害者人数是二百九十七名。再如，石公桥镇的死者记录是三十余名，而《受害者名册》中的登录为一千零一十八名。
       是什么原因，造成了如此巨大的差距？这是一个很值得进一步探究的问题。虽然这里并不排除有关史料已经散失的可能性，但起码从防疫负责人的报告中可以看出，政府对疫情的掌握是挂一漏万的。
        仅就我所接触到的一些事实看，这大概有如下一些原因。
       第一，国民政府的乡镇公所等基层政权原本薄弱，在战乱以及大规模瘟疫发生时，这套行政体系无法应付眼前的突发性事件，下上沟通的渠道不畅通，只能靠各乡镇公所各自为战。我想以周士乡为例来加以说明。
       周士乡距离县城大约二十公里。四十年代该乡的人口总和约为一万八千余人，其中定居人口一万五千，割苇人、难民和打鱼人等流动人口三千。尽管人口这么多，乡公所包括乡长在内，只有四名专职人员和十几名临时雇用的乡丁。
        周士乡登录于《受害者名册》的死者是一千六百八十三人。对于这样大规模的鼠疫受害，几乎没有留下任何的文字记录，我查阅了各种史料也无收获，后在常德市党史办编写的《辛巳劫难??一九四一年常德细菌战纪实》一书中，看到了转载的战时防疫联合办事处编的《疫情旬报》里的寥寥数语，“常德境内之周家店发现鼠疫患者三例。至该地传染情况如何，以湘北战事复起，未获续报”(6) 。
        乡公所民事干事肖宋成谈到，他的妻子女儿染上鼠疫后, 懂点医术的唐炳煌乡长亲自来家里诊治，用的是手头上仅有的一点治疟疾的药。以此看出，疫区的乡长也没有任何防治鼠疫的药物。另外，遇难者的后事处理也没有得到上面政府的任何援助。下面是肖宋成谈的鼠疫死者后事处理的情况。

       我周士乡水域宽广，到处是芦苇丛生，波光荡漾，是渔民出没的好地方，每年光银鱼就产数万斤。民国三十一至三十二年，由于鼠疫流行，不少渔民死亡。我任民事干事，负责处理了无人认领和无力处理的尸首数百个。雇请零工掩埋，每埋一具尸体，工钱是三斗谷。当时向各商家大户募捐，向家榨坊派捐一百担谷，高家绸缎庄光洋二百块，唐乡长自捐光洋一百块，我自捐光洋八十块。还有一些有名望的人十担八担三二十块光洋不等。总共捐资光洋五百七十块，谷三百八十担，均用于掩埋尸体。虽尽力处理，但地域宽广，加上敌机临空，警报频繁，人心惶惶，大部分死人难以顾及。当时流传着一句话，“夜闻死尸臭，目睹无人舟”。有不少住在湖中小岛上的渔民阖家死亡，曾一时集市上鲜鱼断绝。解放后，在治理水域修堤垸开垦荒洲时，常见尸骨累累。

我是夏雯静

发布时间：2007-01-13 　　点击次数：93　　作者：聂莉莉


        从一九九八年起, 我开始在湖南省常德地区进行关于日军细菌战受害记忆的研究。几年来的研究成果最近整理成文，去年底在日本出版了。在这本题为《中国民众的战争记忆——日军细菌战的伤痕》的书中，主要是通过介绍和整理受害者及遗属们的受害记忆，重构了细菌战对个人、家庭、地域社会的破坏，并着重探讨了战争暴力作用于一定的社会文化环境时所形成的连锁性的破坏机制，以及战争受害记忆的保存等问题(1)。

1、起步

日军细菌战受害国家赔偿诉讼
        开始从事这一研究的起因是很偶然的，作为一个文化人类学者，我的研究虽然也涉及到历史，但过去没有刻意地去研究过具体的历史事件，而且，当时我并不清楚全国有那么多的细菌战受害地，也不知道常德是受害地之一。是日军细菌战受害国家赔偿诉讼律师团邀请我参加赴受害地的调查，从而促使我开展这一研究的。
        一九九七年夏，由来自浙江省衢州市、宁波市、义乌市、江门市、东阳市、崇山村、塔下洲村, 和湖南省常德市等地的一百八十名受害者及遗属组成的原告团，以及由二百三十四名日本律师组成的律师团，以二战期间使用了违反国际法的细菌武器，战后长期隐瞒事实真象，和赔偿立法的懈怠等理由，把日本政府告上了东京地方法院。
        至诉讼提起为止，有关日军的细菌战，日本、美国和中国国内已经有了不少研究，中日学者之间还开展了共同研究。各国的历史学者们基于中、日、美和旧苏联等国保存的各类史料，以及日本的包括作家、新闻工作者在内的细菌战研究者们对原日军细菌部队的研究人员和队员进行的访谈，从各种角度重构了细菌战的过程。这些研究涉及到日军细菌部队的建制和人员构成，生产基地的分布和规模，细菌生产的品种及数量，作战计划的制定和实施等等。而且，战后美日之间进行的，以日本向美国提供细菌战技术为条件而对日军细菌部队有关人员免去战犯之责的交易，以及参与细菌研究的大量医学研究者战后在日本的踪迹等等，也渐渐地水落石出了(2)。
        其中，关于日军对常德的细菌战的研究，九十年代以后也有了很大的进展。特别是一九九三年历史学者吉见义明教授在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保存的战史资料中，发现了原参谋本部作战科参谋井本熊男的业务日志后，使常德细菌战得到了完全的证实。在一九四一年底至一九四四年期间，常德市内以及周围的农村地区此起彼伏地发生鼠疫，引起当地，甚至邻近的湖北、四川、贵州等省数千以至上万民众的死亡。井本日志中留下了有关对常德细菌作战的详细记录。比如，是谁，驾驶着什么飞机，于什么时间，在什么样的气候条件下，在常德市区上空投放了多少数量的夹杂着染有鼠疫的跳蚤的谷物棉絮等杂物。这些记录与当时的常德县政府有关防疫的历史档案以及当地的民间记忆相吻合，而且，在四一年十一月四日投放鼠疫菌的七～八天之后开始出现鼠疫患者的事实，也与防疫学对鼠疫潜伏期及发病规律的解释互不相悖。当年常德的鼠疫起因于日军的细菌作战，是确定无疑的了(3)。

常德细菌战受害调查委员会
        诉讼开始后，为了配合诉讼，也为了理清这段细菌战受害的历史，更是为了恢复受害者的人的尊严，常德地区的部分细菌战受害幸存者、遗属和志愿者，大多是一些六○岁以上的老人家，组成了细菌战受害调查委员会，其成员们在寻找受害者和遗属，了解受害状况及范围等方面，做了大量的艰苦细致的调查工作。尤其是刚起步时，在活动经费没有固定后援的情况下，他们经常是自带干粮骑着自行车奔跑于城乡间,所到之处向故老们请教，去受害者家庭走访，逐户地逐个人地收集来了受害幸存者以及遗属们的陈述书。
         一九九八年七月调查委员会编出了第一本《受害者名册》，共收录了二千四百二十五名遇难者以及二十三名幸存者的名字。之后，随着调查工作的逐步进行，尤其是当地媒体报导了诉讼的消息后，受害者和遗属们主动找上门来，二○○○年和二○○二年他们又陆续编出了第二、第三本名册，受害者登录增至七千八百五十三人，分布于十三个县的七十个乡镇、四百八十六个村落。
       但是，即使是这么大的数字和范围，也还没有能够完全反映受害的规模。调查委员会规定了严格的登录标准，只有有姓有名、遗属健在、并有邻居朋友作证的受害者才可以被收录其中。至于那些死于街头或破庙的逃难民，来荒沼水域割芦苇的流动人口，洞庭湖上的打鱼人，以及全家疫死的“绝户”，或除一名幸存者外其余三百多人全部遭难了的近乎“灭门”的宗族，集体染病而死的国民党军驻军的三千官兵，等等，虽然老人们可以清楚地回忆出，但并没有被列入其中(4)。事实上，至今为止，调查委员会已搜集保存了受害者及遗属的陈述书一万五千份左右，其中很大一部分还有待确认，名册的整理工作还未结束。

２．细菌战受害研究
研究的意义
       直到接到律师团的电话为止，我对细菌战国家赔偿诉讼还一无所知。面对眼前范围大人数多持续久的受害事实，律师团希望我能够以人文社会科学的方法，帮助他们从整体上把握，理清其中的头绪，并作为学者证人走上法廷为细菌战受害作证。事务局长一濑敬一郎律师寄来了常德市党史办编写的《辛巳劫难??一九四一年常德细菌战纪实》一书，书中提供了部分常德地方历史档案和当地史志工作者自一九九三年以来做的调查工作，使我对常德细菌战的受害状况有了初步的了解。该书序言里讲到，促使他们“克服重重困难，在浩如烟海的文库中大海捞针”般地搜集有关资料，将常德的这一屈辱的历史昭示于天下的，来自一些“偶然的因素”，其中一条是一九九三年八月新华社东京支社向国内发回了《朝日新闻》报导吉见义明教授发现井本日志的消息(5)。
        对相关情况有了一些了解之后，我感到，如果说细菌战是一个过程的话，那么与对细菌战的策划者、研究者、生产者、投放者的研究已经有了相当进展的状况相比，对这个过程的最终结果，即对细菌武器的受害者以及施放之后的社会受害状态的研究，还显得非常薄弱。而这方面的研究，对眼前的诉讼是重要的。只有将细菌战的后果，所引起的极大破坏具体地而且是体系性地展现出来，才能更清楚地认识日军使用细菌武器是违反人道的。
        研究的意义还不仅如此。在我看来, 中日两国之间出现的，包括两国的民间在内的对过去的战争所持看法的严重对立和龃龉，在我看来，除了历史的政治的原因之外，还有一些社会的原因。于日本来说，其社会基础在于国民比较普遍地缺少反省的姿态，而其中很重要的在于，日本的国民包括学界都并不太了解在那场侵略战争中，日本军队在所到之处到底做了些什么。由此他们的视野里更缺少了一种目光，即投向日本军队刺刀下的被侵略被蹂辚的民众的目光。当然，反过来也可以说，由于缺少这种目光，所以即使有一些老兵秉着反省的良知写出了当年的真实，也没有多少人注意到他们的声音(6)。在这种情况下，尽管日本也有不少具有独立批评精神的知识分子，对日本社会缺乏战争反省的社会土壤及精神结构作出了很深刻的批评(7)，但是，对刺刀下的事实的近乎无知和不关心，使这些深刻的认识很难在社会中得以被广泛地接受。鉴于此，我觉得作为生活在日本的中国学者，把中国民众战争受害的具体情景，尤其是受害者们的声音传达给日本社会，是自己应该做的一件事。
        我以为，细菌战受害研究的意义还不止于中日之间。冷战结束并进入了二十一世纪的今天，二十世纪所发生的多次战争已经广泛地成为了学问、政治、以及国际市民社会反思和理性批评的对象时，对战争受害的实证性把握和思考就成为反对和反省现代战争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毕竟，战争的最终受害者，是人本身和由人所构成的社会。但是，可以说这方面的研究并不多见，方法论也不甚成熟。仅就中国的战争受害研究而言，比如，关于抗日战争时期中国民众的战争受害，直到九十年代中期以后，受害者们的口述史才逐步地被比较广泛地整理出来，这比之过去的只有关于受害的数字统计和一般性文字表述，而不见受害者的身影和社会场景的状况，应该说已经是有了很大的改变。但是，基于这些个人人记忆的比较系统的研究亦还不多见。

实地调查受到的触动
        我决定去常德看看。一九九八年夏，我随日本律师团以及支持诉讼的市民团体第一次去常德时，所到之处，总是聚集着许多的受害者和遗属，等着和我们交谈，每一个人都有着一段让人不流眼泪就听不完的悲惨故事。那时，诉讼还刚刚开始，细菌战受害的调查也还未全面铺开，所以，不少人是第一次在外人面前讲述自己和家里人的辛酸经历。事实上，有许多人长期以来一直将受害体验深藏于内心，甚至连自己的妻子、丈夫都没有告诉过。当这些藏于心底的伤疤终于被重新揭开时，连他们本人也被震撼了。有的白发老者在我这个晚辈面前会泣不成声，有的老人告诉我，给我讲述了受害体验之后的几天他们都会睡不好觉吃不下饭。当然，受害者及遗属的表述方式不会都是一样，也有显得很“平静”的。比如有一位老人用简单得不能再简单的语言告诉我，“我有五个儿，那年死了，都死了”，就再也不和我讲第二句话了。还有一位老人，经历了家里人近乎死绝的打击，人们说她的精神状态其后一直都很忧郁，我去访问她时，她用茫然的目光盯着我，只重复地讲一句话，“忘了，都忘了”。
        无论是什么样的表述方式，受害者们的经历都给了我很深的触动。这些长期以来出于各种原因被深深地藏于持有者们心底的受害记忆，在我面前活生生地展现了使用了生物武器的战争受害惨景，使我不得不全身心地面对这些受害事实而不能将视线移开，并感到有责任在理清事实方面尽自己的所能。同时，也使我由衷地肃然“面对”那些死于鼠疫的受害者们。虽然他们早已消逝在半个多世纪前的时空里了，但是他们的亲人对他们死时惨景的描述，对失去他们之后的生活困境的述说，和对他们的无以解脱的思念的吐露，都让我真切地感受到他们在这个世界上的存在，领会到人与人、生命与生命之间的根深蒂固的纽带。战争破坏带来的，不仅仅是人的生命的消失，而且是对人与人、生命与生命之间的纽带的暴力切断。
        我逐步意识到，在研究战争受害时，受害者的个人记忆是不容忽略，不能将其舍象掉的。它不应当被埋没在战争受害者的统计数字中，也不能被诸如“尸骨成山”“血流成河”之类的一般化的文字表述所代替。因为，这些记忆是一个个无可替代的生命个体的记录，是残忍地践踏生命的战争暴力的逼真的证言。而且重要的是，失掉了这些具体性，也就意味这缺少了对战争死难者们作为人的关注。

个人的体验性记忆与历史认知
        个人的体验性记忆的理论意义还不仅仅限在个人的范围里，如后面我要谈到的，一个个的故事中常常含有一般性的社会现象，使我们可以从其中提炼出一些带有普遍性的问题。比如，从一个人在什么时候为了什么样的理由而染上鼠疫的具体陈述中，可以分析当时的社会生活环境与战争受害的关系，从当年政府的防疫政策硬是在老百姓那里行不通的事实中，领会到民俗文化与战争破坏的相互作用，以及，不同社会阶层的战争受害，家庭成员的遇难与家庭以及亲属集团的维系，个人受害记忆的保存与心理外伤，还有，研究过程中怎样去理解口述史的模胡性和误差，等等。这些问题是我在细菌战受害研究中经常思考的，我想，这些是否也可以理解为是从口述史角度研究战争受害的一些基本问题。
        基于自己的研究体验，我感到，民众的个人体验性记忆可以也是应当成为历史研究的资源的。导入了这种记忆的历史研究，是多元地多种声音地重构历史，多少可以避免一些只有一个角度一种声音时的偏颇和缺漏。而且，导入了个人的具体经验，在作为现代与过去的对话的历史认知过程中，没有经历过过去的后来人，也容易对过去抱有一种现实感，对那些逝去的受害者们产生一种人与人之间的连带感，较为容易展开对历史的想像力。
        这里所讲的，是通过个人、局部社会的研究去理解和逐步地构筑整体的研究视点。这种方法论，被认为是人类学的基本方法论。文化人类学的英文是，Cultural Anthropology，是希腊语意味着“人”的anthropos，和意味着“知识学问”的logos的合成。所以，人类学者常常解释说，人类学是研究人的。加上文化这一层含意，可以说，人类学是通过考察在一定社会文化环境下生活的人和人的群体，来研究社会和文化的。作为文化人类学者去研究战争受害，首先要做的理所当然的是面对受害者个人。不过，我以为还不主要是学问的力量，而是以上所讲的受害者们的受害体验和记忆给我的触动，以及这些记忆长期以来被仅仅封存于个人内心而没有被导入历史认识的现状，促使我在之后的几年一直置身于受害者记忆的研究当中了。
        人类学在研究时注重实地调查，并注意从整体上把握问题，就是说，将所研究的问题放在其社会文化的背景之下进行综合性地考察，搞清其机制。大体来说，我是参照人类学的方法论和视角去研究细菌战受害问题的，不过，人类学里面也是并没有现成的理论框架，可以用来套在战争记忆的具体分析上的。这方面，还只能是“摸着石头过河”。
        从一九九八年至二○○四年的几年间，我多次去常德调查，得到了受害调查委员会和当地政府的大力协助。在此期间，除了大量阅读了受害陈述书，访问了近百名受害幸存者和遗属外，还多方面地访问了当年参加防疫的有关人员。比如，在当时的疫区周士乡(现名周家店)，我访问了当时在乡公所任民事干事的肖宋成老人，虽然肖老已年近九旬，但十分清晰地向我讲述了鼠疫流行时的情景和乡公所进行的死者善后工作。在常德市内，访问了当年发现第一位鼠疫患者的常德广德医院副院长谭学华和检验员汪正宇的亲属(因他们本人都已过世)，从亲属那里得到了他们在后来陆续写下的回忆录手镐等珍贵资料。
        在听取口述的同时，还尽可能地搜集当地的文史资料。比如，省市区档案馆所藏的当时常德县政府防疫会议的记录，国民政府战时联合防疫办事处发行的《疫情简报》等多种刊物(8)，以及地方志的有关记载(9)，等等。
        在受害地点实地考察时，那些熟知当地民俗风情以及过去历史的老人们，教给了我许多的知识，这对我理解当时的社会生活，有很大的帮助。在阅读受害陈述时，我注意到很多人都写明了去哪、做什么的时候被传染上鼠疫的。也就是说，鼠疫是在常规的社会生活中传播的，细菌战发生后，平日里的生活格局，很不幸就顺理成章地成为了鼠疫传播的渠道。所以，把握鼠疫得以大规模传播的机制很重要的一点，就是理解当时的社会生活结构。在这方面，一些人类学家的先行研究对我很有启发。比如，美国人类学者Skinner关于“市场圈”与社会生活的分析(10)，我的老师费孝通先生将农村的贸易区域分为“初级市场”和“中级市场”以及它们各自在社会生活中的意义的分析(11)。参照这些提示，去整理人们所讲述的活动内容及范围，就渐渐地掌握了城乡间的相互关联和社会生活中的区域划分，随之也就逐步地看清了鼠疫传播的一些规律。而且，在有了一些印象和想法之后，就自己的理解再去和老人们商榷，进一步讨教，使自己的认识得到了纠正和补充。另外，与鼠疫的传播及防疫密切相关的一些民俗文化，如婚丧嫁娶的习俗，疾病的土俗疗法，传统的身体观，生命观等等，也是我向老人们请教的重点。
        无论是阅读受害陈述书还是聆听人们的口述，都能够感到这积攒了半个世纪以上的记忆的浑厚的份量和其中莫以言状的痛苦。如何去面对这些记忆，如何去理解受害者们的心理创伤以至精神外伤等有关心理的问题，也是我在研究中经常伴随的问题。为此，我亦学习和参考了心理学、口述史研究的一些视角和方法(12)。

细菌战受害记忆研究的视点
        在边调查边思考边学习的过程中，我渐渐地形成了自己战争受害研究的视点。
第一，国际政治、国际关系以及历史学的，往往以国家为单位，从宏观的角度去把握战争的视角,我则更关注受害者个人，仔细探讨他们的受害经历，从微观起步去思考战争受害，在不舍象具体性的同时去注意把握整体性的规律。
       第二，对比起前者更多地是利用官方的或者是正式组织的文字资料进行研究的方法，战争受害研究更依据的是民间的、还没有形成文字的口述，可以说受害者们的个人经验和记忆是战争受害研究的最基础的部分。当然，也参考历史档案资料，相互参照。
       第三，在对战争受害做实地考察时, 不仅搜集有关发生了什么的客观事实，还要了解所发生事件对受害者的心理和内心世界所发生的影响等主观体验，战争受害所留给人内心世界的伤痕，还有，如果说前者更多的是注重战争的直接破坏后果的话，那么后者将间接性的战争破坏，即是将战争暴力与既有的社会文化等因素的相互作用而引起的连锁性破坏也导入视野，对暴力的连续性机制加以分析。
        二○○○年底，我将自己到那时为止的研究成果整理成了一份十万字左右的证言，并走上东京地方法院为常德细菌战受害作了证(13)。二○○四年向东京高等法院上诉时，应原告团和律师团的请求，我又向东京高等法院交上了第二份证言(14)。即将出版的这本书，是在这两份证词的基础上进一步补充加工而成的。
以下，我想就细菌战受害记忆以及研究的具体内容作一些介绍。

３．细菌战的受害记忆

        常德人在讲述细菌战受害时，反复引用的俗语是，“人生有三大不幸，少年丧父, 中年丧偶,老年丧子”，常用的形容词是“悲惨”“恐怖”等。这些话语，可以说是受害者们的亲身经历和共同的内心感受。
        另一方面，因受害当时的年龄、死去亲人的人数、本人的受教育程度、以及家庭生活状况、所属社会阶层等的区别，人们的受害体验和记忆保存的方式也是各式各样，各有特征的。
        在此我想简要地介绍几位受害者的记忆，这里面，有染上鼠疫的幸存者的回忆，有失去了亲人的遗属们的回忆,也有关于村落和宗族受害的记忆。借助这些记忆，我们可以尝试着顺着受害者们的目光，同他们一道去凝视战争受害的景况，一道去追忆他们逝去的亲人，一道去感受战争受害在人内心烙上的伤痕。

杨志惠:“刻在记忆深处的恐怖”
        一九四一年底，居住在常德城里的杨志惠染上了鼠疫，被送往隔离病院，那时她十九岁。这段经历她终身难忘。细菌战诉讼刚刚开始时，人们找到她希望她出来做原告，她拒绝了。其中一个理由是她不愿触及那深深掩埋于心底的伤痕。可以说，细菌战受害的经历给她留下了很深的精神外伤。
        下文是她在陈述书中写下的一段回忆。

       日寇投放谷子高粱破布的几天之后，我和弟弟开始发高烧，茶饭不进呕吐不止。听到街坊邻居说，“不得了啦，常德发生瘟疫啦！”我母亲简直吓傻了眼。保甲长凶神恶煞般地勒令我们住进了隔离医院。
        隔离医院像是一个死人坑，又像是一个焚尸炉。它是在东郊的徐家大屋仓促搭起来的，仅是在地上竖起一排排木桩，盖上茅草遮风避雨，室内地上铺遮稻草作病床。母亲请人用木板将我送到这里时，我看见患者们裹着破衣烂衫痛苦的蜷缩一团，发出一阵阵撕心裂肺的哭喊声。一盏盏幽灵似的马灯，映照着一张张憔悴恐怖的面孔，使人感到凄惨阴森，更感到死神正一步步地逼近。
        进隔离医院的头天，我的神志还有点清醒。时不时地看到有人被抬了进来。这里面有七八岁的小孩，也有四五十岁的中年人，还有六七十岁的老人。有男的，也有女的。耳边经常听到哪个哪个被芦席裹着抬到郊外烧掉了。死者的亲人在地上哭得打滚。
       其中有一个惨状至今我仍记忆犹新。那是我到隔离医院的第二天，我拖着沉重的病体葡匐着去找医生，只见前面一堆人正痛哭欲绝地讲着什么。我抬头一看，大门外有几个用竹床做成的担架抬了进来，人群中发出阵阵惊叹声和喘息声，担架越抬越近，一眼望去，只见黑糊糊的一堆，不知是什么，待到了眼前，我顿时吓得脸发白心乱跳。原来，这些担架上的死者已经完全烧成了焦炭，形体扭曲，呈各种很难形容的怪异姿态，只剩下了类似人体的轮廓。站在我旁边的一个胖女人惊叫了一声，用双手掩住面孔，双肩剧烈抽搐着无声地哭泣起来。听人群中说，这些烧成了焦炭的人，是被他们的亲人们从郊外焚尸堆中抢出来，准备回家掩埋的。我忽然想呕吐，一阵头痛，就昏迷过去了。

         关于隔离病院几乎没有留下什么文字资料，杨志惠的回忆对我们了解隔离病院里面的情况是很珍贵的。我几次访问了杨志惠女士，她每次谈及隔离病院时都会显出按捺不住的激动，这段受害经历对她来讲是刻骨铭心的。

        丁旭章:“你多好，你家里人都在”，李丽枝∶“灵堂三拜成了我们的结婚仪式”
        丁旭章是常德“十大名镇”之首石公桥镇的最大商家“丁长发鱼行花纱行”的长子。一九四二年十一月石公桥镇发生鼠疫，丁家除在常德城里读书的旭章以外，连同两个帮工在内十一口人全都死去了。
         旭章接到讣告后，连夜赶到未婚妻李丽枝家，会同丽枝一道奔赴石公桥。下面是丽枝讲述的回到石公桥的情景。

         我和旭章跨进门槛，见到了人间罕见的惨状。过去交易货物的热闹大厅，横躺着亲人们的尸体，两位雇请的师傅也已是奄奄一息了。我的心已碎了，想哭又不敢哭，唯恐防疫队前来取死者的内脏化验。旭章呆若木鸡，脸上胀得发紫。我生怕他晕倒地上，或者无法抑制地扑向父亲的遗体，那是最危险的。
        前来帮丁家安葬死者的几个街坊小伙子，劝慰我俩，“人死不能复生，有你们在丁家就有希望。要是你们也垮了,丁老板九泉之下也不会安心。你们没打预防针，还是早些离开吧。我们会替你们把亲人安葬好的”。
       旭章拉着我的手，向公公的遗体拜了三拜，然后一步一回头地离开了非常留恋而又不敢逗留的家。
       这灵堂三拜，就成了我和旭章结婚的仪式。这天是农历九月二十四日(十一月十二日)，正是我俩的预定婚期。

        两年之后，旭章和丽枝又回到了石公桥，重新开了一个小商店。后来，旭章参加了工作，在供销社。旭章的同事、同是石公桥出身的黄岳峰老人对我说，遭受了这场巨大的打击之后，旭章的性格变得很内向忧郁。有一次他忍不住地对黄岳峰说，“你多好，你家里人都在，而我家谁都不在了”。
       一九六○年代初，郁郁寡欢精神有些不正常的旭章自杀了。虽然旭章是死于鼠疫发生近二十年之后，但不能说他的死与细菌战受害没有关系。
       直到今日，石公桥人讲起那场鼠疫，还总会提到丁家和丁旭章的名字。

       王吉大:“父母死后生活中最难的是……”
       我在阅读陈述书时，注意到德山乡茶叶岗村王吉大家的受害状况。王吉大的父母和弟妹一九四二年农历七月死于鼠疫。当时，王吉大十岁，他还有一个五岁的妹妹。
        我很想知道他们兄妹后来是如何生活的，于是，我访问了王吉大。
对我提出的“后来怎么生活”的问题，他很平静地回答，“家里有点田，请叔叔代种，秋后叔叔给我一些粮食。另外，我替人家放牛”。
      “那么，你们兄妹都还是孩子，生活中没有什么困难吗？” 对这一问题，王吉大依然回答得很平静，他告诉我，的确有些事让他很为难。

         父母死后，晚上睡觉时妹妹总是哭着喊着找母亲，哄她睡觉是我最为难的事。过了两年，终于好些了，但是半夜里她还是经常哭醒。
        其次为难的是，没有鞋子和衣服穿。母亲做的鞋子渐渐地小了，衣服也穿破了。我们兄妹一年到头都穿得破破烂烂的。
         还有，让我为难的是，妹妹要去上学。家里没有钱，我没有送她去。我好歹父母在世时还上了三年小学，而妹妹一天也没有上过。她到现在还在埋怨我。我也觉得对不起她。

         王吉大的话，让我的眼泪止不住地流出来了。睡觉、穿衣、上学，对这富庶地带的自耕农家庭来说，本来是些平常的事情。可是由于细菌战的受害，突然失去了父母之后，这些就都成为了战争孤儿的难事。王吉大的为难是那么的合情合理，让我们这些没有经历过战争受害的人也可以感悟，不禁为之打动，产生与受害者个人之间的共鸣(empathy)。这种触动，对我们展开面向历史特别是残酷的战争历史的想像力，也许是不可或缺的。
        我感到，王吉大失去父母后的生活回想也是一种战争受害记忆。这种记忆，虽然不直接对重构细菌战受害情景有所帮助，当时还是孩子的王吉大，对父母死时的细节已经记不大清楚了。但是，这种可以称之为是“生活经验型”的记忆，是我们在理解战争受害时不应忽略的。因为，它对我们理解战争受害的真实意义，理解战争对家庭、对孩子们带来的灾难是有说服力的。

       高超群:“我用几十年的时间酝酿了一首诗”……
       在韩公渡镇，一位叫高超群(一九三一年生)的老人向我介绍了鼠疫夺走他母亲的情景。谈话时，他的话语逐渐变得简捷压韵，我不禁问他，“这难道不是一首诗吗？” “是诗，是我用几十年的时间酝酿出来的一首诗”，他答道。于是，请他复诵，我记录了下来。

         哭一声我的妈死得最苦， 死了三天无人问， 亲戚路眷不敢进门。路断人稀无人走， 家家户户关紧门。 我爹爹去外三呼请不进，家家户户回硬信。 我爹爹叫得没得法， 拖把锄头堂屋挖。一挖一哭好伤心， 当时昏倒地下沉， 我儿大哭爹爹是否又感症。
我全家五口一路行， 一无兄来二无弟, 三无姐姐又无妹妹，我的爹爹死了我又靠谁人。 二伯伯听了没有法， 邀了两个青年把坑挖。先挖眼后埋人， 丢了匣子就转身。 匣子未盖就转身，我儿没法要是不掩住， 狗会来衔灵。 把妈妈的匣子掩住我儿就转身，哭哭啼啼回家门。
          回家之后爹未醒， 连喊三声爹爹不答应, 我儿哭得天昏地也沉。昏昏沉沉泪珠滚， 沉到地下见阎君。
          天是我的屋， 地是我的铺。 枕我的手膀子， 盖我的肋巴骨。
          我爹爹惊醒， 我的乖乖儿呀， 无娘儿天保佑， 我生了儿子就留下一独根。无娘儿天保佑， 神仙扶养一养成人。

          关于记忆，心理学有一概念叫做“闪光灯式记忆”(flash bulb)，是说那一时刻的场景如照相机的影像印在了脑海里一般，挥之不去。可以说在高超群的脑海里，对母亲去世时的景况就留下了类似的记忆。这个记忆始终萦绕在他的意识里，沉淀了几十年终于以诗的形式表达了出来。这首诗，真是用心血吟出的。高超群不会写字，是他的儿子帮他把诗记录下来的。
        高超群的父亲后来结了两次婚，都离异了。理由是继母对超群的态度不好。可以说，逝去的母亲不仅在高超群的记忆里，而且是伴随着他的一生的。

        程启秀:攸关性命的“记忆”
        程启秀的家在常德城内鸡鹅巷，正是日军飞机投放鼠疫菌的地点。当年这条巷子死于鼠疫的人很多。启秀的母亲张桂英也死了，享年二十一岁，届时启秀刚满八个月。
         启秀的祖父程新吾是常德城内有名的中医，外祖父是商人，经营着一家不小的南货店。张家对女儿的突然死亡，觉得非常蹊跷，从临死前脸色乌紫口吐血沫的样子判断，怀疑有毒杀的可能，于是将程家告上了法廷。经法院审理并解剖尸体后确认是疫死。但之后，张家又向程家提出，要将八个月的启秀随母桂英陪葬。启秀的父亲跪在地上再三求情，张家方才撤回了请求。但程张两家从此结怨，互不来往。
        之后，张家举家迁往台湾。直到九十年代末，桂英的妹妹，也就是启秀的二姨重返常德，找到启秀，两家才算是和解了。
        程启秀告诉我，她的父亲生前（一九五九年去世），经常向她讲起她的母亲，差点随母亲一起离开人世的陪葬一事也是父亲告诉她的。对于母亲，她虽然没有任何记忆，但在她心里母亲是最亲的人。作为细菌战诉讼的原告，她自费赴日本，在法廷上陈述了母亲的受害。她说，“作为母亲的女儿，我有责任将母亲蒙难的事实昭示于天下”。
        细菌战受害不仅夺走了年轻母亲的生命，而且还威胁着活着的孩子的性命。可以看出，一个人的死，不仅仅是一个人的问题，它是一个事件，为活着的亲人和相关的家庭之间，留下了拂不掉的阴影，打了一个半个世纪都没能解开的结。

        伍家坪村朱方正:“死人往村外抬都抬不赢了”
        芦荻山乡伍家坪村是遭受鼠疫之害之后，从此一蹶不振的村子。
       我访问了这个竹林环绕水田相接的小村庄。村民朱方正(一九二一年生)老人告诉我，“朱氏的祖先于明洪武五年(一三七二)迁徙至此，繁衍生息，成了当地的望族。鼠疫发生前，伍家坪朱氏有近六百人口，家族地盘五万多平方米，村内的住房整齐有序，四门八巷，就象一个小城堡。一九四二年五月中旬发生瘟病后，族内死去二百零一人”(15)。
       下面是朱方正在陈述书中详细讲述的鼠疫发生时的惨景。

        族人朱堂儿在常德染上了瘟病，由另三名族人护送回来了。当晚，朱堂儿发高烧，抽筋，口吐带乌血的白沫，手在胸前乱抓乱打，身上起了乌黑斑点，就这样不到几个小时就含恨离开了人间。全家老小哭得死去活来，族人悲痛万分，帮助料理后事。把死者葬在前山(朱氏的祖坟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