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露731死亡工厂真相 180原告期待东京公正判决

我是夏雯静

　2000年10月，美国人谢尔顿H哈里斯著作《死亡工厂——美国掩盖下的日本细菌战犯罪》出版。哈里斯在《中文版谢辞》中写道：“特殊的谢辞献给王选女士。她是一名真正的爱国者，她在用自己的全部为揭露日本占领中国期间的暴行，为受害者伸冤而战斗。王选在许
多方面给予我支持，我和我的妻子对她的才智、人道主义精神和她为中国人民做出的贡献表示赞赏和尊敬。”

　　王选，浙江义乌人，侵华日军细菌战中国受害诉讼团团长。1995年，她成为日军731细菌部队制造的死亡工厂中108名受害者诉讼团原告代表。7年间，她为受害者争取人的尊严，向日本政府讨说法进行着艰难的努力。迄今，日本东京地方法院就侵华日军细菌战中国受害诉讼开庭27次。原告增至180名。

　　目前王选及她所代表的180名原告期待东京地方法院公正的判决！

　　-“我是义乌的女儿”

　　王选相信活在世上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历史使命，她的使命与生俱来。8月6日出生，1945年的这天，日本广岛遭原子弹轰炸。1995年8月3日，使命选择了她——揭开日本731死亡工厂的盖子。7年来，王选对历史选择自己，其态度——不辱使命。

　　1995年8月3日，留学日本的王选看到《时代》周刊上一则消息：黑龙江省召开第一届日本731细菌部队国际研讨会，细菌战受害者要求赔偿。要求赔偿的3个人来自浙江义乌。研讨会上有两个日本人：松井英介、森正孝。义乌人王选辗转找到这两个日本人。11月3日，王选在新干线上与他们见面。在王选迎向他们时，她不可思议：“历史有时是看得见的。”那一刹那，王选凭直觉“死去的冤魂，活着的受害者将把我们绑在一起”。

　　之后，王选放弃了留学美国计划，辞退了英语教师工作。带着松井英介、森正孝一年数趟前往义乌嵩山村调查取证。“我是义乌人，国仇家恨，没有理由可以推托。”1942年，王选13岁的叔叔及族亲8人死于细菌战。嵩山村把希望寄托在有文化、懂日语、具同样受害背景的王选身上——70岁以上的老人拜托她：“你要帮我们跟日本人打官司，要他们赔偿！你是义乌人嘛。”

　　独木难支，王选呼吁有文化有觉悟的义乌老干部、退伍军人、教师与她同行。

　　-“我干的是让世界太平的事，世界不太平，家里也太平不了”

　　王选在日本留学期间学习统计学，该学科在诉讼事业上给予她理论和技术上的帮助。就数字调查，王选说中日文化差异之一，“日本人做事精确细致，中国人粗枝大叶。比如，中国人习惯说‘差不多’、‘大概齐’、‘基本上’、‘大约为’……解放后，嵩山人从没停止诉苦，各诉各的苦，出入很大，甚至把想象说成事实。再如南京大屠杀，30万亡灵昭示天下，日本人却不认同这个数字，质疑种种。“如果我们的证据细致到让质疑者心服口服，质疑就会像冰遇见火。”王选部署诉讼战役起步也是最关键一步“尽最大努力搞清事实真相，越细越好。”诉讼团目的：一、查清历史真相；二、要求日本承认战争责任；三、培养共识。战役步骤：要日方认错第一，与日方对话第二，要日方赔偿第三。

　　1993年退休的王培根成了王选达到三个目的的主要依靠力量之一。担任细菌战诉讼原告团秘书长的王培根串连起每个村子的老年协会，委任调查员，“发动老头子调查。”王培根老伴有怨言，“他退休比上班还忙，家里成了会议室，日子过得不太平。搭钞票、时间、精力……”王培根反驳：“我干的是让世界太平的事，世界不太平，家里也太平不了。”

　　　王选为王培根制定了调查表——死难人姓名、性别、年龄、死亡时间。见证人与申报人关系、姓名、性别、年龄、住址。

　　据见证人、申报人陈述书——

　　1942年农历腊月二十四至次年正月初八，三个月，我家死了八个亲人。祖父楼贻永(1942年1月)、祖母吴金玉(1942年1月)……邻居被传染致死者四人。吴兰凤(1941年12月)、楼贻起(1941年1月)、陈珠莲(1942年1月27)。楼绣玲看望女儿陈珠莲后，1942年1月29日感染致死。

　　——楼谋渭1999年5月8日

　　1942年4月上旬，我母亲在家打扫房间时碰到一只死老鼠，两天后，她面红耳赤，烦躁不安。颈部、腋下、腹股沟淋巴肿大，第四天死亡。出嫁堂姐赵瑞云回家奔丧，两天后死亡。

　　——赵汝良1999年5月8日

　　1941年秋，日军在衢县投下鼠疫病菌，我三伯母家房客、义乌火车站售票员俪光明9月5日从衢县开会回家，把腺鼠疫菌带到义乌，6日暴卒。我年仅7岁的妹妹楼银芳也被鼠疫夺去生命，当时，义乌防疫大队队长也染病殉职。

　　——楼秋星1999年10月

　　吴小奶，18岁，因患鼠疫被日军拖进林山寺，隔壁是童金兰。日军拖吴小奶时，小奶哀求：“先生我会好的，会好的……”后来据收尸的王焕本说：“小奶的心、肝、淋巴结等内脏装在药水瓶里被日军拿走了。童金兰想法逃出了林山寺，回家后在发炎的淋巴上用针刺，流出紫黑的血。童金兰常来我家磨豆腐，多次对我说起这事。”

　　——许朝棋1995年10月18日

　　鼠疫流行期间，在北门口太祖庙，湖东亭太保殿设立了隔离所。隔离所收容38人，仅4人活着出来。我在隔离所服药半个月脱离该所。嵩山村日军设立过活体解剖场，诱骗嵩山村妇女注射预防针，开膛剖肚、锯腿、掏出五脏做标本试验。

　　——朱菊花

　　掺有霍乱菌的食物，有的直接递到村民手中，也有的盛在菜篮子里，放在树下或家门口。我的一个外甥两个外甥女都死于霍乱。

　　——薛培泽

　　1941年9月，我祖母感染鼠疫，却不敢声张，偷偷请医生，医生也不敢来。祖母在床上抓头发、捶胸。得了这种病，口渴厉害，有人渴极了就喝小便、脏沟里的水。许多人家的灶台上有死老鼠(注：灶台上有盛水器皿)。祖母刚死，母亲也重复着祖母的症状悲惨死去。临终，她对我们兄弟姐妹喊：“逃！逃！逃！……”母亲死后，8岁的妹妹也死了。

　　——金祖池

　　王培根将陈述书张榜公布，出入处，村民集体核实校对。王培根统计：嵩山村死难同胞共1155人。鼠疫菌殃及47个自然村，其中26户人家死绝。据受害亲属回忆，当时，村民说死去的人是“发瘟病”，因为得罪了神灵。神灵让他72小时之内必须死掉。起初，人们将死人埋葬堆坟，而日本兵看见新坟就挖，掏出他们需要的内脏做试验。后来，再死人，亲属白日不敢哭，夜间下葬且不堆坟，上覆青草树叶掩护。

　　王培根回忆1942年11月18日：“那天日军火烧了嵩山村。86连队的100多日本兵包围了村子，墙上架着机关枪。他们叫大家都去山背后集中，说皇军给大家消毒，消了毒就不死人了。他们共点了9个火头，顷刻间，村子一片火海。有人回家抢东西，日军就开枪。王荣森、王荣祺身上都挨了枪子。宋凤珠丈夫、孩子染病床上，被活活烧死。大火烧了一天，420多间房子没了，1300多人无家可归……”火烧嵩山原因，王培根分析：“日本人到义乌开银矿，细菌已蔓延到南山矿区，都死了，谁开矿？”

　　-731老兵松本正一对这场战争的认识是：“日本人干了一件大蠢事”

　　王选阅读了关于731细菌战的170多本中日文书籍——

　　1940年下半年，我奉长官铃木的命令，准备了70公斤伤寒菌、50公斤霍乱菌。同时，我从第二部人员方面听到，第二部为石井将军培养了5公斤染有鼠疫的跳蚤。9月，野崎少佐拿中国报纸给我看——宁波一带发生了鼠疫，肇事者是日本人。

　　——《伯力审判》柄泽十三夫口供

　　第一次细菌攻击行动是1940年五六月间决定的，攻击目标浙赣沿线城镇，指挥石井四郎。9月10日攻击鄞县和衢州，9月18日攻击玉山、温州、台州、丽水等地，10月27日攻击宁波，11月27日攻击金华。攻击衢州是10月4日，飞机在衢州低空盘旋，大量鼠疫跳蚤随麦粒、玉米、棉花从天空撒下，前后细菌攻击6次。细菌种类有鼠疫、霍乱、伤寒、炭疽等。

　　——见水野明《日军731部队在华所犯战争罪行》

　　森正孝认为第二、第三次攻击导致嵩山村鼠疫流行。传染源在衢州。

　　王选估计：“原731部队10000多名官兵中现有活证数百人左右，提出证言者到目前仅30人左右。”日军撤退前，石井四郎规定731部队官兵：一、不准说；二、不准担任任何公职；三、不准互相联系。为此王选焦虑：“调查取证十分急迫，731老兵每天都在消亡中。”多少老兵拒绝王选：“别为难我好吗，不好说啊！”为让更多背负历史包袱的老兵开口，王选亲自带律师上门做工作。松本正一，原731部队航空班飞行员，他承认在石井四郎的监督下，在湖南常德上空撒了36公斤跳蚤。事隔半个世纪，他对这场战争的认识是：“日本人干了一件大蠢事。”

　　松本博，曾在中国某地任看守，时年17岁。他回忆：“六个中国人为一组，在每人身上注射不同种类的细菌，然后把他们关在一米见方的木笼子里。食物和粪便都从笼子下面的洞塞入排出。一个多月后，将他们拖出来，检查身体，化验细菌，最后残忍地杀死。残忍的意思是：把皮管子接到大腿动脉上，再把含有细菌的血液排到木桶里，让这个人失血而死。“要利用到最后一滴血”是当时长官的命令。原731部队少年队队员筱冢良雄回忆：“1942年11月开始做实验。把鼠疫菌注入人体，然后把得病将死的人活活解剖。尸体被特别班运到焚尸炉烧毁(特别班班长是石井四郎他哥)。当我活活解剖了3个中国人后，班长对我说：“你终于成为一个有用的人了。”

　　森风宽介，曾在731部队负责运送脏器。他说：“亲眼看见他们中的一个军医把一个中国人从脖子到肚子用刀剖开了。”

　　1999年11月23日，日本静冈县，“中国细菌战受害者民间代表”庄启俭在控诉日军于丽水机场播撒鼠疫菌后，83岁的笠原当场向庄启俭脱鞋跪地谢罪：“做了不该做的事情。”但也有老兵态度相反。曾在中国看守牢房的某宪兵冲前来调查的王选吼“我是为天皇做事”。王选发现他的书桌上放着佛经，便判断他内心有矛盾冲突，“他口气强硬的外表下实际上脆弱得很。”于是王选暂避731，话题从佛教开始……终于他坦白“几十年睡不好觉，老做噩梦”、“是良心的负担”、“不想带到坟墓里去”……

　　沟俊美对王选表态“这场战争我们只是服从者。人体解剖是对医学和人类的贡献。”他为731自豪，并骂向中国人忏悔的人是懦夫、是混蛋。迄今，王选接触的证人都是原731部队士兵，她还未接触过军官。

　　诉讼团自1998年2月16日第1次开庭至2001年12月26日止，共开庭27次。

　　-“诉讼对整个人类是个道德提醒，以防止历史悲剧重演！”

　　二战至今，日本就细菌战存在两种声音：一、承认史实，承担责任；二、否认史实，开脱责任。1983年，家永三郎在高等学校教科书《新日本史》中写有731部队内容。日本文部省审定教材时责令删除该内容，称：“学术界正处于收集史料阶段，尚未发表专门学术研究成果。写入教科书为时尚早。”对此，王选说日本人在铁证面前，迄今缺乏诚意和勇气。这是日本民族如何选择自己前途的事情。

　　7年调查，王选承认，“由于战前战后，日本销毁了大量战争罪行致使调查异常艰难。民间力量本来就松散脆弱，艰难是削弱乃至消亡民间力量的力量。”7年来，王培根及其他老人凭着良知和责任默默承担着调查的重任，后期工作是他们的体力能力不能胜任的，所以细菌战调查急需知识分子介入，使这个组织科学化、年轻化、知识化。

　　义乌人丁晓强，浙江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教授介入了。他说：“这桩涉及民族大义的历史悬案，研究历史的有责任做下去，不是用各种理由能搪塞的。我们最主要的任务是将事实搞清楚，给研究者提供一个基本准确的事实。”

　　民间索赔现已成为世界反法西斯斗争潮流。对眼下官司，王选认为输赢不是主要的，重要的是打开了死亡工厂的盖子，让公众了解事实真相。“即使败诉”，她说，“对整个人类是个道德提醒——细菌战违反国际法、非人道，以防历史悲剧重演！”再就是只有在共识的基础上才能谈中日友好。没有对战争的正确认识，就没有真正的友好。多少年来，部分嵩山人抵制日货，王培根家里没日货，他说：“我是不买的。”2001年“九一八”，王培根在小商品市场展览细菌战图片，组织签名。

　　为诉讼，王选放弃了做生意、做母亲。她母亲最初常劝女儿：“中国的事情你管不了。”王选执着前行。7年步履匆匆，她说是受一辈子丧失劳动能力的快走到生命尽头的受害者向她伸出的一双双烂脚(炭疽菌所致)的催促。“停止、沉默是对活着的、死去的大不敬。”

　　2001年秋，王选应山西之邀介绍民间索赔经验。星星之火现在浙江、湖南、山西点燃。王选志将全国受害者联合起来。“不管干什么，要依靠组织”，这是王选从事法律工作的先父生前对她的经验之谈。一审判决后，无论输赢，王选重点抓诉讼团的组织建设。明确目标，集中抢救中日活证、保护历史。

　　诉讼团每年一个主题：1998年“团结就是力量”、“没有正确的历史认识，就没有真正的中日友好”；1999年“抢救历史，教育后人”；2000年“国际一盘棋”；2001年“为了全人类”。

　　王选直言：“日本政府态度坏就是我的动力，越坏越要斗到底！”对王选的直言笃行，多少人笑她“头脑简单”，质疑诉讼“怎么可能赢”？对此，王选以电影《不可能完成的任务》(MISSION IMPOSSIBLE)作比诉讼经历，“正因为‘头脑简单’使我将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进行到了尾声。”

　　8月27日，任务是否继续，王选和她的180名原告将视尾声结果而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