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宁波到底有多少人死于侵华日军细菌战？热心读者纷纷提供相关线索

我是夏雯静

　本报讯 （记者 吴海霞）
昨天本报一则关于新发现鼠疫资料引发民间人士对于当年侵华日军细菌战真相进行新一轮调查的消息，引起了不少热心读者关注。调查发起人胡鼎阳和本报热线已接到一些读者打来的电话，他们中有死于鼠疫者的家属，也有关注此事的热心人士，在提供相关信息之余，一致表示希望能将调查深入下去，让一段可能被岁月掩盖了的历史真相水落石出。
热心读者纷纷提供线索
　　昨天早上，第一个打来电话的是横街镇溪下村村民柴伟光，他说村里一些年长者说起过，大约在日军占领宁波前后，有不少村民死于瘟疫，而这场瘟疫很可能就是鼠疫。
　　本报在报道中提到的几个胡鼎阳先生想要寻找的知情人之一“五乡的傅先生”——傅其安也打来电话，他说他的爷爷当年就是去了一趟宁波城里，回来就染上了鼠疫，没几天就过世了。
　　北仑梅山乡梅山村的朱长生打来电话说，那个年代，在北仑也有感染鼠疫而死的，他推荐一个叫陈梅棠（音似）的人，可能了解更多的情况，但他无法提供陈梅棠的联络方式。
　　此外，姜山镇山西村徐后才和胡家坟村的胡先生也打来电话，说他们家有人死于鼠疫。徐后才的家里先是哥哥在结婚前到未婚妻家里去了一趟，就染上了鼠疫，然后又传染给了徐后才的姐姐。当他的哥哥、姐姐相继染上鼠疫而死时，来帮忙办理丧事的一名五十几岁的大妈，在丧事后也染病而死。
　　胡先生家里则是母亲死于鼠疫，除此以外，他没提供更多详细情况。
又找到一些相关线索
　　除了热心读者打来的电话，胡鼎阳也通过多种途径展开了调查。得知区党史办几年前曾就侵华日军对鄞州地区造成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等相关情况进行过一次全面的调查统计，上周五，他前往查阅了部分资料。
　　“我查了3大本案卷，复印了14份相关资料，看到钟公庙、下应、潘火等地有疫病的记录，特别是潘火地区相关的资料，我推断一下，很可能和我们的调查有关。”
　　此外，胡鼎阳不久前还听说，鄞江当年也曾有人感染过鼠疫。同时，他还在一篇不知道作者是谁的回忆文章中看到，有人在开明街鼠疫发生后逃到乡下，结果在高桥传染开来，当时有60多人死于鼠疫。
在重重迷雾中继续寻找
　　从这些热心读者打来的电话看，日军侵华期间，在宁波城区之外，确实还有不少人死于鼠疫或其他瘟疫。因为年代太久远，目前这些提供消息的人也都是从老一辈人那里听来的传闻，无法断定这些患者具体的年代，甚至无法百分百肯定就是鼠疫，更无法和确知的1940年10月开明街细菌战爆发的鼠疫与新材料提供的1941年的鼠疫完全联系起来。
　　而从胡鼎阳查到的相关资料看，有些地方写明了不少人死于鼠疫，但写得很笼统，究竟怎样传染来的，也无从知晓，而且在时间上也有出入。如在那篇找不到作者的文章中写到的高桥60多人死于鼠疫是在开明街鼠疫之后，并肯定地说是侵华日军细菌战引发的，时间却是1943年。而在1983年编写的姜山镇志中有提到数百人死于鼠疫，时间却是1942年。
　　“死于细菌战引起鼠疫的应该不止当时的民国政府统计的100余人。”胡鼎阳根据目前掌握的一些资料推测道。
　　当年，开明街鼠疫爆发时，为防止鼠疫蔓延，忍痛焚毁了疫区内115户居民的137间房屋及财物。一个月内死亡者，有名有姓的就有100余人。
　　“还有一些人可能没留下姓名，或者感染后到了乡下，在那里蔓延开来。”胡鼎阳说，在那个时期，除了宁波城外，其他各地也有关于鼠疫死亡的记载和传闻，很可能和日军论文中的1450个感染者相呼应。
　　胡鼎阳表示，他会继续调查下去，也希望知情者继续提供信息。

1940年10月27日，侵华日军在宁波开明街上空投撒染有鼠疫病毒的跳蚤、麦粒和棉絮等杂物。几天后，开明街一带爆发鼠疫，一个月内致死110多人。日前，这段惨痛历史又有新发现。
　　民间人士发现了新罪证
　　5月31日，新华社刊发《浙江宁波发现二战日军细菌战新罪证》一文。文章指出，宁波市民田窻长期致力于搜集日寇细菌战史料，最近，他在查阅民国时期本地报纸《时事公报》时发现，1941年5月9日、5月30日两天的头版均报道了当地发生鼠疫的消息。其中，30日刊发的报道说，宁波市区再现疫情，23日，市民王世秋病故后诊断为鼠疫。同时，还有一条消息称：“日军卫生机关及各镇公所高价收买死活老鼠……”
　　文章还称，去年发现的《金子顺一论文》中也有与之相佐证的资料。时任731部队军医、日军陆军军医学校防疫研究室少佐的金子顺一写道，宁波第一次染疫者死亡104人，第二次染疫者死亡1450人。田窻说，第二次的数字很可能是日军在占领宁波后秘密调查统计得出的，而他找到的两份《时事公报》将有助于进一步厘清日军罪行。
相关问题尚未找到答案
对此消息，鄞州地域文化研究者、当年细菌战受害者的家属胡鼎阳先生表示，1940年10月27日的鼠疫发生在宁波沦陷之前，而目前有证据表明，半年多后，也就是宁波沦陷不久，又出现了一次鼠疫。如果日本军医的论文属实，那就表明第二次鼠疫的死亡人数远远超过第一次，而《时事公报》的报道也显示第二次鼠疫发生的可能性。那么，宁波究竟有没有发生过第二次大规模鼠疫？是如何发生的？实际的死亡人数是多少？和第一次细菌战有没有关系……这些都是值得探讨和求证的问题。
　　8日下午，胡鼎阳找出了1941年5月30日《时事公报》的复印件，记者阅读后发现，该文只写到死者王世秋死于鼠疫，未提及还有其他死者。
希望知情人士提供线索
　　胡鼎阳表示，他和其他几个受害者家属将继续调查这段历史，希望能早日解开历史谜团。同时，他委托本报寻找知情人士。
　　如果您对70多年前的那段历史有所了解，请与本报联系，也可直接致电胡鼎阳先生，联系电话：87419528。
　　此外，段塘的胡永岳、五乡的傅先生、大鵟)后洋村的顾裕宝以及不知住所的方德生，以上几位也是胡鼎阳先生急于寻找的人。如有相关线索，欢迎读者提供。
　　宁波在1941年是否爆发过第二次鼠疫，是否和细菌战有关，本报将关注事件最新进展。

坚守的英勇，牺牲的崇高
（代序）

1997年，英国BBC科学特集栏目制作了一部有关日军731部队细菌战的纪录片，题目为《人类的敌人》。日本资深国际媒体记者西里扶甬子担任该片的日本拍摄研究、制片事务。她介绍我做中国拍摄研究、制片事务，包括翻译。西里也是日本个位数的731部队细菌战研究者之一，早于上世纪80年代参与英国一家电视台有关731部队纪录片《天皇知道吗？》的拍摄和制作。
8月末，摄制组从英国到日本，由西里安排，先在大阪采访了原日军驻南京1644细菌部队防疫给水部的研究者Y，他战后曾任某医科大学校长、日本细菌学会会长，当时已经过了90岁，是日本霍乱病菌研究专家，曾在专业刊物上发表有关衡阳会战期间日军中爆发流行霍乱的文章。采访他时，英国编导在前台，由西里用日语将事先准备好的问题向他发问，我在另一间房间里，用接过来的线路，一边听，一边做同声英语翻译，传到编导的耳机里，以便他了解进行中的日语对话内容，现场调控。衡阳会战日军中霍乱爆发，Y曾被派赴战场做防疫。采访中，他提到唯有一土方可能救一命——喝稻田里的泥浆水。1942年春夏，日军发动浙赣作战，1644部队曾协同731部队在浙赣铁路沿线一带实施细菌作战，8月，在浙江江山撒播了霍乱菌，当地被感染的村民就流传用这个土方。据原1644部队队员证言，江山的霍乱作战是Y指导的。
此后，西里等日本同行研究者和我也谈起衡阳的战时霍乱调查，一直未能有机会成行。
2007年，一位朋友向我推荐衡阳会战中国守军第10军预备10师蒋鸿熙先生的会战亲历回忆录《血泪忆衡阳》（江苏文艺出版社，2005年），说是一个很好的题材，能拍成《拯救大兵瑞恩》那样的好莱坞战争大片，委托我做一个英语版。关于这一点，我和周围的人都深信不疑。一起研究1644部队的南京师范大学张连红教授也出力筹划，几经周折后，联系上居住在河南农村的蒋鸿熙先生二女儿及外孙卢华磊。但是我们觉得，要老外读懂《血泪忆衡阳》里面的事，需要一个背景导读，军事史还少不了地图。于是，一位香港的慈善家朋友为卢华磊在上海介绍了一份工作，他就一边读新闻专业，一边打工，一边随我一起收集、整理衡阳会战的资料。从第10军预备10师师长葛先才回忆录（团结出版社，2007年）里，我们得知政协衡阳市委员会编了一部衡阳会战资料大全——《衡阳抗战铸名城》，南京民间抗日战争博物馆馆长吴先斌先生立即慷慨解囊，为大家邮购了一箱。吴馆长、张教授和我从江苏文艺出版社买了好几批《血泪忆衡阳》，分送给一起搞抗战历史的中国、日本和美国朋友们。
2007年11月，我带着卢华磊第一次去衡阳，为了熟悉地理，去的时候，从长沙坐的大巴。通过出版《衡阳抗战铸名城》的中国文史出版社的介绍，到衡阳就联络上了《衡阳抗战铸名城》主编李岳平先生，他抽空带我们看了各个战场遗址和纪念馆，不吝指教。衡阳市图书馆丁民先生无偿提供我们一套他收藏的电子版衡阳老照片。期间还拜访了当地衡阳会战研究者、九三学社萧培先生，所获颇丰。我也拜托萧培收集战时当地疫病流行的资料。日军大本营作战参谋井本熊男（参看《“一号作战”与衡阳会战》）曾在其《业务日志》1942年7月26日的记载中提到，“对桂林、衡阳的细菌攻击，可以与轰炸协同实施”。回长沙的路上，我和卢华磊特地坐了粤汉铁路的火车。
通过李岳平、萧培先生的介绍，回到上海后还结识了第10军军长方先觉、3师师长周庆祥、军属辎重团2营营长陆敬业的后人，还有预10师师长葛先才将军外甥、其回忆录编者李祖鹏先生。他们向我和卢华磊提供了不少帮助。2008年，联系上浙江绍兴的第10军3师师部参谋、绍兴市黄埔军校同学会副会长陈瑞璋先生。我将《衡阳抗战铸名城》、刘台平著《衡阳保卫战》（台）、肖培著《浴血孤城——47天衡阳保卫战》等书寄赠陈老，然后去绍兴拜访了他。方公子派他的私人驾驶员开车来回接送，便利不少。
两军相战，日军的资料也需要收集。《衡阳抗战铸名城》里收了有中文译文的日军资料，都很具参考价值。还有更多的原文日军资料——参战部队的部队史、参战部队人员撰写的战记、个人回忆录等等，和我一起研究731部队细菌战的日本著名研究者、资深媒体人近藤昭二和民间独立研究者奈须重雄帮我找到不少。攻打衡阳的日军两支主要部队——68师团（桧兵团）、106师团（岚兵团）都是关西地区的，68师团主要来自大阪、兵库县一带。1993年起，我移住关西，在那一带的旧书店里收了些日军部队史和战记，《岚兵团步兵第百二十联队史：血泪的记录》，还是90年代中期买的，当时觉得这个联队史的书名挺特别的。衡阳会战参战日军部队战史和战记里，衡阳会战总是占最大篇幅。两三年前，当地一家旧书店老板（“满洲”出生）告诉我，那一带的老兵们有时还聚呢。
衡阳会战中国、日本两国相关部队的文字资料能找到的，基本上都收齐了。参照文字资料整理中国第10军各部队守卫衡阳47天里的动静时，发现文字记载还是有限，有些细节还有待确定。我们很想能见到亲历衡阳会战的老兵，从他们那里了解具体情况。后来得知蒋鸿熙所属预备10师原为浙江地方部队，曾在金华、兰溪一带征兵补充兵员。我就和宁波大学细菌战调查会、浙江工商大学细菌战问题研究会的大学生们，在我们做田野调查的乡间留意预10师老兵的下落。不料，义乌老家的黄埔军人中还冒出一位预备10师的，后来联系上了他的后人。2010年1月末，在浙江龙游调查的几位学生来电确认，在当年第10军驻屯的兰溪一古镇隔江对望的村子里，找到一位童纪统老人，是预10师的卫生兵。第二天一清早，兰溪一位富二代开着豪华车到义乌带我去童老家。地方的媒体也闻讯出动，随后报上还刊登了打动人心的报道。
童老具体描述了日军在衡阳会战中使用化学武器的情况，他撩起裤腿，让我们看了他小腿上毒气弹的伤痕。他女儿说，其实身上还有。那时候还是冬天，再说第一次和老人见面，不便过多麻烦他。回来后，给他家里寄去了有关衡阳会战的书。调查会的学生把童老的采访记录整理出来，我们列出一份再见老人时要问的事项，和浙江、湖南的记者朋友们约定，天气暖和了，一起去看望他。
4月18日，我刚从日本回到上海，还在从浦东机场回家的出租车上，突然接到义乌预10师后人何正回老师电话，说是清明节回的义乌，到我们村子附近的细菌战历史展览馆也去看过了。今天上午从义乌到龙游去见童老，到了他家门口，得知老人刚凌晨去世，带去的两只苹果、少许糕点就供在老人遗像前。
宁波大学细菌战调查会的大学生们用采访童老的录像，做了一个映像《记忆1944》，获得浙江省大学生科技竞赛委员会主办的2010年第九届浙江省大学生多媒体作品设计竞赛DV组一等奖，六个一等奖中排名第一。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连播了《血泪忆衡阳》片段，江苏文艺出版社库存的书也一本不剩。我和卢华磊商量，充实历史背景资料，把《血泪忆衡阳》和根据中国军队资料整理的保卫战经过《47天》放在一起，重新编辑出版，用上一些地图和照片，我再写一篇有关历史背景，其中尽可能介绍日本军队的资料。
2011年5月，为了另外一本书的策划，被萨苏介绍到西苑出版社，和编辑刘小晖，现任总编辑助理，一见面就谈得很投缘，结果是另外一本书的计划一边去了。小晖说是读《47天》和《血泪忆衡阳》的稿子，哭了好几次。
去年元旦前夕，细菌战诉讼原告出庭证人湖南文理学院历史教授陈致远、常德市外办罗翻译和我一起在长沙机场汇合，同细菌战诉讼中国原告日本律师团事务局长一濑敬一郎律师一起去衡阳。1995年12月，一濑律师和我参加日本市民细菌战调查团去我的老家义乌崇山村调查细菌战鼠疫，开始细菌战诉讼的受害实地调查。一濑律师的父亲是日军第三次进攻衡阳时紧急调遣的增援部队——58师团的一名炮兵中队长。58师团就是最后一刻从小西门攻进衡阳的日军部队。在衡阳，一濑有些不好意思地低声对我说，他父亲说起，部队打到一地，就把他们用过的毒气弹空弹壳搜集起来，堆成一堆，点火烧了。
今年清明回义乌祭祖时，向村里一位堂哥的儿子打听堂弟王平的下落，得知他从上世纪80年代起就定居衡阳，元旦那天和一濑律师一行在战场遗址观赏的抗战历史雕塑，还是他的作品。一时顿觉脚下的地球又缩了一圈。
近来，崔永元剧组纪录片《我的抗战2》的《47天》编导伍安生来联系，说拍片时，几位衡阳保卫战老兵——石家庄的第5军48师战车防卫炮营4连连长杨光荣、湘潭的第10军少尉报务员卢庆贻还能走动，想回衡阳看一看，途中先到长沙会战友——预10师29团迫击炮连连长彭忠荣、29团少尉参谋彭忠志。王平已在当地帮忙筹划，义乌的一位企业家到上海来看过纪录片《47天》的巡映，答应资助经费。我和卢华磊陪老人们一起去，带上这部书，里面有蒋鸿熙当年的照片，再带上童老年轻时候的照片，看看认得不。蒋鸿熙是预10师30团的，童老是预10师29团的。书中的《47天》有48师战车防御炮营第1连连长朱懋禄的相关回忆，他的回忆文章里还提到“第4连连长杨光荣和营长刘卓（中央军十期毕业）则下落不明” 。把朱懋禄的回忆文章也给杨老带上。朱的回忆中也提到，8月7日下午，方先觉给蒋介石发出“来生再见”的电报，这封第10军的最后电文就是卢老发的。
我还真想拿着书，去找找日军第11军战友会的老兵们。关西一带的进攻部队，还有阻击中国援军的部队，他们的衡阳会战记录都读了，阵亡名单也仔细看了，没有平田义和，还有许多事想问问他们，霍乱的流行，还有伤寒、痢疾。《血泪忆衡阳》中蒋鸿熙得了痢疾。那时，中日两军的最高指挥官——中国第10军军长方先觉、1944年8月初才到衡阳前线的日军第11军司令横山勇，都在那里得了痢疾。
记起童老的那句话：“打仗很苦，还要打死人，下辈子再也不打仗了。”

王　选
2012年5月15日

清隐谷子

小日本……我已经无法用语言表达我内心的思想感情了！！！这笔血债早晚要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