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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聂莉莉(1954-)，女，北京人，东京女子大学现代教养学部教授，研究方向为中国与东亚各社会的文化比较，东京 167-8585
【内容提要】 近年来，在日本出版了几本有关日军侵华期间中国战争受害者的研究专著。这些著作具有一些共同的特点：以记忆特别是战争受害者的个人记忆作为基本的研究对象；以实地调查为主同时重视参照历史资料的综合分析的研究方法；在从历史的现场出发，尽可能地尊重微观、把握历史事实的细节的同时，体味微观背后牵连的脉络和结构；以中日民间展开的反思侵略战争、追究战争犯罪真相的市民运动，特别是要求日本政府谢罪赔偿的诉讼活动为开展研究的背景。研究者们的方法论和视角，可以使人们对日军实施的细菌战以及慰安妇制度获得新的认识。
【关 键 词】细菌战/口述/受害记忆/研究专著
《黄土地村落里的性暴力——大娘们的战争仍未结束》(石田米子、内田知行编，创土社2004年出版)、《中国民众的战争记忆——日军细菌战的伤痕》(聂莉莉著，明石书店2006年出版)、《鼠疫与村落——731部队的细菌战与受害者的创伤》(上田信著，风响社2009年出版)、《被731部队占领的村落——平房村的社会史》(关成和著，KOUTI书房2000年出版)是在日本出版的有关日军侵华期间中国战争受害者的研究专著。这几本著作的最基本特点在于，基于口述史重构历史，但绝不仅仅是受害记忆的口述实录，而是将个人的受害记忆作为学术研究的对象，从遭受战争摧残的个人及地域社会的角度分析战争的破坏机制和造成的后果，自下而上、自微观而宏观地解读历史。
一 著作简介
(一)《黄土地村落里的性暴力——大娘们的战争仍未结束》
该书基于在山西省盂县农村的实地调查写成。从1996年至2003年的6年间，一个由学者和市民团体组成的研究小组对盂县西部3个村镇的9名受害女性及亲属、村民进行了多次访谈，并在当年受害现场的窑洞、碉堡旧址、村落、乡镇、县城等地考察，以细致的访谈和详尽的口述实录再现了战场性暴力的实态，并介绍了受害者们其后的苦难人生。
本书的特点在于，研究者们在尽可能彻底地追求经验事实、提供活生生的个案的同时，又从这种定性研究中，提炼出具有宏观意义的历史研究课题。比如，性暴力与日本军队的结构，本书研究对象的战场性暴力与其他形态的性暴力如慰安所等的关联，日军的特务机关操纵下的傀儡政权的行政体系与性暴力，加害者日军士兵的战场心理，等等。在实地调查所获得的丰富的感性认识和确切的问题意识基础上，研究者们综合中国各级档案馆的档案资料、当地政协《文史资料》的相关记载、日本政府外交史料、日军战史资料等历史文献和日军从军小说家的纪实性作品，各自进行了专题研究，揭示了产生性暴力的日军内部、战场与战局、民族歧视、沦陷区行政、性差异(gender)等方面的历史背景及复杂机理。
(二)《中国民众的战争记忆——日军细菌战的伤痕》
该书基于在日军细菌战受害地之一的湖南省常德市的实地调查写成。从1998年起至2004年，作者访谈了近百名受害者及亲属，考察了几十个受害村落和乡镇，对时隔60余年仍然能够整理出7 643人的死亡者名簿、其分布遍及4省13县70乡镇486村庄的大规模鼠疫受害，从文化人类学的角度进行了立体的整体的把握。
作者始终关注受害者、受害街区和村落的个体经验，尊重当事人的内心体验和对事实的解释，并以此作为自己探索战争受害和展开历史想象的基点，同时也注意到对各个人的口述史进行相互验证，与搜集到的历史资料对照和核实。
本书的内容大致如下：第一，引用90余名受害者的口述史实，交织地再现了细菌战给个人、家庭和地域社会带来的各种各样的打击和破坏。如个体生命的大量死亡；遗属一生伴随着的“三大不幸”，即“少年丧父、中年丧偶、老年丧子”的苦楚；聚族而居村落的衰落甚至因全员染疫而导致的绝灭；商业重镇鼠疫流行之后的一蹶不振，等等。第二，从口述史实中读出受害地区的社会生活内容，进而分析地处交通枢纽及商品集散地的常德由商业活动的人流物流和乡村劳动力季节性地在城乡间的流动而造成的鼠疫传播机制，揭示了战争暴力作用于一定的社会生活形态时所形成的连锁性间接性破坏。第三，分析民众行动以及其中体现的生命观、身体观、医疗观和民俗文化与国民政府的防疫政策间的相互抵触和冲突。如只相信中医草药，拒绝打防疫针；因惧怕亲属死后遗体被解剖而隐藏患者不将其送往隔离病院；坚持土葬抗拒火葬；大规模地举行殡葬仪式，等等，这些行动都成为了鼠疫传染的途径，据此探讨战争环境下文化凸显的特殊功能——不仅不能调和社会生活反而成为伤害民众的间接暴力。第四，介绍和解释收集到的受害者们以血泪和痛苦吟咏的诗歌、民谣、描绘的受害图景，展示战争在人的生命轨迹和内心深处留下的永久伤痕。
(三)《鼠疫与村落——731部队的细菌战与受害者的创伤》
该书基于在日军细菌战受害地之一的浙江省义乌县崇山村的实地调查写成。崇山村是15世纪起逐渐形成的王姓宗族聚居村落，1942年秋季，日军对此地实施细菌战，导致村内鼠疫爆发，死亡396人，约占全村人口的三分之一。
作者通过详细引证村民的回忆和证言，描述了村内鼠疫发生、传染和扩大的过程，指出细菌战不仅带来个体生命的死亡，也造成对社会的破坏。比如，由于交叉传染，使得较先染病的家庭备受指责埋怨，引起亲属间的龃龉不和，崇山村也因此受到周围村落的歧视和怨恨。
该书还揭示了细菌战对环境的破坏。鼠疫是人畜共染症，老鼠和跳蚤是主要的传染媒介，731部队就是以空中投放染有鼠疫菌跳蚤的方式来传播瘟疫的。跳蚤混在杂谷中，落地后老鼠来吃杂谷而被叮咬，老鼠栖息的人家因而染疫。老鼠在人家与山野间移动，染疫的跳蚤也随老鼠存活于自然界。这样即使村里的鼠疫告一段落，自然界的鼠疫菌也会在之后很长一段时间里大范围地威胁人类，随时有可能引起新的流行。
书中最后部分用了很大篇幅介绍村民们与日本政府打官司要求日本谢罪赔偿的过程，作者所理解的村民打国际官司的目的，绝不在于获取赔偿金，而在于澄清这段历史，还故人以尊严。
(四)《被731部队占领的村落——平房村的社会史》
731部队是日军研制和生产细菌武器的主力，1935年起占领哈尔滨市郊外的平房地区，开始建立细菌的研制和生产基地(以下简称基地)。作者关成和，出生于基地所在地的黄家窝堡村，1980年代起开始从事平房地区的社会史研究。该书是应庆应大学太平洋战争历史研究会的请求而写的①。
731部队在平房建立了以基地为中心、周边设有三道防线的“特别军事区”。基地的面积为6平方公里，各道防线的范围分别在其周围2、32、80平方公里内。基地内除建有巨大的科研生产设施外，还设有特殊监狱，关押俘虏和抗日人士，专供人体试验和生体解剖，用以了解细菌的性能和杀伤效果，各类史料证明至少有3 000人惨死于此。
军事区的建立给当地农民的生活造成很大的影响。基地范围内原有4个村落，全部被拆毁，村庄的历史从此结束。第一道防线内为无人区，任何人不得随便入内。第二道及第三道防线内依“军事机密法”管理社会生活，条款繁多，居民稍有违反，动辄被罚甚至被杀害。终年为基地无偿提供劳动力严重地妨碍了农业生产，以至缺少劳力的家庭破产。宪兵队在村民及劳力中建立起的“防谍”密告体系，不仅使无辜者被捕受刑，亦使人们在日常生活中提心吊胆。无时无刻不存在着的民族歧视和日军的淫威，使居民们生活在屈辱的阴影中。
二 著作研究的共同特点和相关讨论
从以上著作中，可以看到一些共同特点，以下就此进行整理并作一些讨论。
(一)以记忆特别是战争受害者的个人记忆作为基本的研究对象
虽然研究者们对记忆内容的着眼点不同，对记忆性质把握的自觉意识程度不同，但基本上都对记忆有所界定。
1.“无声息”的记忆。我本人在研究中意识到常德细菌战受害者的记忆是一种“无声息”的记忆。很多人几十年来一直将记忆深埋内心，甚至对家人也没有诉说过，这是一种名符其实的只属于个人的记忆。并且，长期以来，大规模的鼠疫受害在当地也鲜为人知，县市历史博物馆以及抗战纪念活动中不曾提及，这种状况直到20世纪90年代末国际赔偿诉讼活动开始之后才有所改变，受害者的记忆又可谓是没有“记忆场”②的，即既没有话语又没有公共交流空间的私下里的记忆。如此大规模的受害在国民政府的有关报告中至多只有几十名死者的记载，以后的政府也再没有做过什么调查，受害者的记忆可以说是没有留下多少痕迹的重大历史事件的活的见证。
一面是个人的私下的记忆的沉重和重大，一面是集体的公共的历史话语对之的冷漠和无视，受害者的记忆折射出一个时代的政治的社会的体制性特征和历史话语的特点，自上而下、重整体，缺少自下而上、自个体而总和的回路。
石田等人在研究中，亦注意到大娘们长期以来一直保持着的痛苦的沉默，这种沉默与常德受害者的“无声息”有着同样的背景，另外更多一层的原因是来自受害的性质。在一个讲究贞操道德的社会，一个有着强烈的民族主义观念的社会，一个男性中心夫权至上的社会，一个曾经不停地开展政治运动、不分青红皂白地将任何“历史问题”都作为“反革命”证据的社会，事实上确实有的大娘在以后的历次政治运动中因“曾经为日军服务”而被批斗，因而，不识字的大娘们有着太多的理由把被称为是“家丑”“村丑”连她们自己也感到丑的受害死死地压在心底。
2.个人记忆有误差和遗忘部分。记忆受个人因素左右，会有误差和遗忘。这也是许多研究者望而止步甚至否定记忆可以作为研究对象的理由所在。从以上研究中，可以看到克服和弥补这些弱点的努力。比如，花上充分的时间。石田等人在访谈大娘时，除一位因去世仅访谈两次外，每一位都在7～10次左右，每次的时间1～3天。封在心底的往事在一次次的访谈中被一点点地回想起来，同时也唤出来憋了一辈子的郁闷，这常使大娘们控制不住地颤抖以至昏厥过去，她们的身体也只有在时间里才能一点点地适应和调整。研究者们一次又一次的奔赴现场，经过长达几年的交谈，被访者渐渐地熟悉了也信任了来访者，书中所收录的详细回顾，就是时间以及双方努力的结晶。再比如，多方取证，尽量听取不同人的证言。石田等人不仅与大娘们交谈，还访问她们的亲属、邻居、村里的男性、当年的维持会成员、村长等不同身份的人。我本人在研究中，从以下介绍的访谈以及资料利用、参考先行研究的具体情况中可以看出，思考每个问题时也是尽量利用多种资料，相互参照，以综合分析的方式进行的。
3.个人记忆是多种历史载体之一。个人记忆是多种历史载体中的一种，一般来讲承载着个体生命和实际社会生活的信息。战争受害者的记忆所承载的，既不是战争的发动和决策的政治过程，也不是军队配置、战役进行的军事过程，而是所有这些过程的最终后果——战争对个体生命及社会生活带来的摧残和破坏。可以说不论在中国还是在日本，直到20世纪90年代，在学术领域里无论是历史学还是政治学、国际关系学，有关中日战争的研究基本上都将重点放在政治过程和军事过程上了。战争受害记忆的研究，对这种偏重应当说是一个补充和纠正。
有关日军细菌战，1980年代以来，经过日本、美国和中国的历史学者、新闻工作者、作家等对日本、中国、美国所藏的多种历史资料的综合研究和对旧细菌部队成员的访谈，已经基本上理清了从计划、组织、科研体系、细菌的生产内容和生产量、战后日美之间进行的以交出全部科技成果换之以免除细菌部队成员战犯罪责的秘密交易等一系列环节③。特别是关于常德细菌战，由于历史学者吉见义明于1990年代前半期，在原日军参谋井本熊男的《作战日志》中发现了有关常德作战的记录，是谁、于什么时间、驾驶着什么飞机、从什么高度、在常德城上空投下了多少公斤参杂着染有鼠疫跳蚤的杂谷，都搞得明明白白的了④。就在作者整理本文期间，10月5日《朝日新闻》报道了从事细菌战历史研究的市民团体成员奈须重雄在日本国会图书馆关西分馆所藏的约50万部博士论文中，发现731部队金子顺一军医1949年向东京大学提交的论文，其中记载了在中国实施的6次细菌战的数据以及日军所掌握的染疫者人数，共计25946人。关于常德细菌战的记载为，从县城上空由飞机散播染鼠疫跳蚤1.6公斤，2810人染疫。这是战后首次发现来自731部队内部的关于实施细菌战的资料。
可以说日军细菌战至实施为止的历史已经被历史研究者们基本理清了轮廓，但是另一方面，对细菌战实施后给当地人和社会生活带来的破坏，直到20世纪90年代后期还没有较为系统的研究。缺少了对战争破坏后果特别是受害者的关注，对战争的理解是不完整的。因而，与历史学者们的研究相互呼应，搞清楚战争自发动以至给人和社会带来破坏的整体过程，就成为了我开始常德细菌战受害研究的问题意识之一。而能够为战争破坏研究提供基本素材的，是受害者们的受害记忆。
4.战争受害者与研究者之间的人性连带。战争受害者向研究者提供记忆，不同于一般意义的资料提供，他们所提供的不是抽象的数字，不是刻板的条文，也不是综合性的记载，而是作为一个人最基本证明的生命、身体、亲人、尊严等遭到摧残的活生生的事实。
作为研究者个人来说，存在着一个如何对待眼前的受害者，与之共有这些经验事实的问题。受害者们的惨烈经历，往往使研究者受到震撼，引起感情上的共鸣。我以为，这并不意味着就会妨碍理性和客观性，相反，这些反应不仅是研究者人性的显现，而且，尊重人、尊重人性、从人与人的连带中获取力量，是研究者对历史上曾经存在的政治的军事的社会的暴力机制和蔑视人性的制度富有韧性地进行思考的一个心理根源。无论眼前的受害者是本民族的还是他民族的，无论暴力的机制和制度是本国的还是外国的，接受战争的负的遗产是人类共同的课题。这也许可以成为日本研究者长年坚持研究中国受害者的一种解释。
中国的媒体在采访来实地考察的日本研究者及日本律师时，经常要问到的问题是关于动机：“作为日本人，你为什么要不辞辛苦地研究中国的受害者？”“你为什么要为中国人打官司？”后者的回答经常会涉及到对本民族军国主义历史的反思，对日本政府在战争遗留问题方面无作为的批评，以及作为日本人的责任，等等。这些答言可以说的确是出自他们所持的历史观、政治观以及国民责任感，但是，还有一方面，也许他们自己也不大意识到的是，他们的行为亦与在日本的社会生活背景下形成的普遍的社会意识相关。
日语里有个词叫“绊”，中文翻译为“纽带”，这也是今年日本大地震后人们最常说的词汇之一。地震后，伴随着日本各地老百姓的踊跃捐款、奔赴灾区做志愿者、将灾民接进自己家中提供食宿等救灾行动的，往往是这种人与人之间的纽带意识。尊重生命，尊重他人，视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帮助为当然等观念，是纽带意识的核心价值观，这是一种在民主主义制度下逐步孕育的草根式连带意识。当然，对很多日本人来说，这种连带意识很难超越国界，但不能不说，这种普遍的连带意识是具有更广泛人文关怀的研究者们的一个心理基础，即使面对的是他民族的受害者，在人性遭到践踏之处亦不能侧目而过。
石田等人在书中，谈到了调查组成员对大娘们的“责任”，他们选择的尽责方式是，倾注精力做好研究，尽可能地接近历史事实，仔细整理研究成果，尽早发表刊行，以为这不仅是奉献历史学的研究成果，而且以此回答在日本国内依然存在着的围绕战后遗留问题之一慰安妇问题的种种误解，亦期望以此引起人们对现在世界上仍在不断发生的战场性暴力的注意。
上田作为战后出生的日本年轻一代中国史研究者，在与中国人的交往中，他始终对中国人的对日感情感到不解。在研究受害村落的过程中，他接触到了村里人的生活方式和文化环境，逐渐了解了人们的感情方式，这些加深了他对细菌战给中国老百姓带来了什么的理解。他说，崇山村研究使他真正地感到历史学研究的现实意义。其后，上田参与了编写中学教科书的工作，在现代史部分他加入了日军在中国实施细菌战的内容⑤，这是以前的教科书所没有的。
(二)基本的研究方法是以实地调查为主亦重视参照历史资料的综合分析方法
至此已经可以看到，第一，以上研究基本上都是以实地调查为主，研究者们多利用暑假和寒假，多次赴受害地或受害者居住地，反复访谈、取证、现场考察，每项研究都是用了几年的时间。第二，研究者们基本上是跑两条线，一条是下乡，一条是进档案馆和图书馆；采取两种工作方式，一是访谈和实地考察，一是查找资料。之后，将个人记忆所提供的历史事实与文字资料的记载相互参照，互为补充，综合认证分析。
以我自己的研究为例，书中有关国民政府的防疫体系、防疫政策和民众对之抵抗的部分，访谈以及利用资料和先行研究的情况如下。
访谈情况：家庭成员染鼠疫死亡的受害者遗属17人；本人染鼠疫后被防疫队抢救而存活的幸存者8人；当年在发生鼠疫的乡任乡公所民事干事参与疫后救赈工作的1人；鼠疫发生后，被县警察局派往疫区的乡派出所工作的警察1人；操持民间丧葬仪式的道士2人；民俗文化研究者1人；当时在美国教会办的医院任副院长并为鼠疫患者诊疗的医生谭学华子女1人(本人已经逝去)，同一医院的检验员并参加检验鼠疫菌工作的医士汪正宇子女1人(本人已经逝去)。
历史资料及先行研究：其一，国民政府卫生部门工作报告类：国民政府卫生署防疫处长容启荣《防治湘西鼠疫经过报告书》1942年(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湖南省卫生处《湖南省防治常桃鼠疫工作经过报告》1942年(湖南省档案馆藏)。其二，国民政府卫生部门有关通报类：国民政府战时联合防疫办事处编《疫情旬报》、《鼠疫疫情紧急报告》(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其三，国民政府各级防疫会议记录类：《常德县防疫会议记录》、《常德县防疫处会议记录》、《湖南省湘西防疫处会议记录》、《常德各界防疫宣传周筹备会议记录》(常德市武陵区档案馆藏)。其四，个人回想类：谭学华、汪正宇两人的回想手稿(其子女提供)。其五，先行研究类：京都大学教授江田宪治关于国民政府的战时防疫体系与政策的研究(参见《战争与瘟疫》中的“国民政府的防疫战”一章，日本神奈川县：书之友社1997年版)，常德地方志办公室关于当地细菌战受害的研究(邢祁、陈大雅编《辛巳劫难——一九四一年常德细菌战纪实》，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5年版)。第三，实地调查的过程，是中日学者及市民之间草根式合作的过程。先于石田等人的研究，盂县小学教员张双兵和农民李贵明已经开始了对当地受害女性的访谈，石田等研究者到来后，得到二人的大力协作，大娘们对二人的信任与合作态度促成了日本研究者访谈的顺利进行。另一方面，日本的14位执笔者中，包括编者在内只有3人是大学教师，其余都是市民，其中电视编导1人、律师1人、地方政府公务员1人、高中教师2人、公司职员6人。我在常德做调查时，有几次也与日本的市民团体同行，他们当中，有公司职员、医生、护士、厨师、学校职工等各行各业的人。
亲临受害地，面对面地听取受害者们的倾诉，这对日本市民的震动很大，不少人感到，反思侵略战争的历史责任，首先要了解历史事实，了解被侵略一方的受害，而日本人在这方面做得非常不够。另一方面，日本的研究者和市民的到来，对受害地的中国人也是有所触动的，使中国人接触到了富有责任心的日本人士，他们为了解受害事实的不懈努力和直言不讳地批评日本政府的态度，使人们看到了今日民主主义制度下日本市民社会的一面。
(三)研究以中日民间展开的反思侵略战争、追究战争犯罪真相的市民运动，特别是要求日本政府谢罪赔偿的诉讼活动为背景
1.参与国家赔偿诉讼，将学术研究成果作为证明战争犯罪的证言。性暴力受害及细菌战受害的研究基本上都是与相关的国家赔偿诉讼同步进行的。石田等人与大娘们的相遇是1992年在日本召开的战争受害女性国际听证会上，之后，他们于1996年10月开始实地调查，大娘们的诉讼于1998年10月开始，诉状递交到了东京地方法院，2004年书出版时，这场官司仍在进行当中。
该诉讼得到一个叫“山西省·查明会”(查明驻山西日军性暴力实情与大娘共进会)的日本市民团体的支持，这个团体中有不少成员不定期地参加了调查组赴山西的实地考察和访谈活动，并担任了整理录音等工作。顺便说明一下，其后，东京地方法院作出了驳回原告要求的判决，但认定了加害和受害事实，之后，原告上告东京高等法院，依然败诉了。
湖南常德与浙江的180名细菌战受害者在由234名日本律师组成的律师团和几个日本市民团体的支持下，于1997年8月把日本政府告上法庭，要求谢罪赔偿。法庭公开审理时除原告申述外，还听取了9名日本和中国的历史学、细菌学、防疫学、文化人类学等领域的学者以及新闻工作者的证词。上田和我分别于2000年11月及12月在东京地方法院法庭上阐述了证言。2002年东京地方法院作出了驳回原告要求的判决，原告上诉东京高等法院，2005年败诉，再告日本最高法院，2007年败诉。但是，三级法院都认定了原告方面提供的有关细菌战的加害及受害事实。
2.研究课题是从现实中产生的，而非所谓“纯学术”的，这给研究及研究者本人带来一些问题，也由此推动了新的摸索。由于研究课题可以说不是从已有的学术积累中产生的，而是有着超出学术圈子的更为广阔的社会时代背景，而且，如上所述，研究活动与市民运动和赔偿诉讼交织，所以受到了一些恪守“学术与政治活动分离”信条的学者们的批评，不得不说在日本持有这种信念的学者居多数。由于这个原因，我在进行研究时，在寻找合作者和出版方面也曾遇到了一些困难，遭到了“非学术”的非议。在这方面，日本思想家丸山真男称赞他的老师、政治学者南原繁作为研究者的姿态时说的一句话“以超学术的动机操作严密的学术方法，将对现代社会切实的问题意识和纯粹的历史研究于深层次契合交融”⑥，对我启发很大。我认为，对长期以来没有表达的话语、没有“记忆场”、被英国历史学者E. H. Carr“与现实的对话”意义上的“历史”⑦搁置一边的历史载体——民众的个人记忆，以“超学术的历史感”和“严格的学术方法”将其“写进”历史中，是学者的责任。
在研究进行过程中，研究者们普遍感到既有的研究框架和方法不足以面对眼前的课题，需要开展新的摸索。历史学者上田尝试着将历史学与社会人类学的方法结合，而我作为人类学者则有意识地学习历史学的研究方法并注意参考历史学者的研究成果。这四本书的作者都导入了社会史的研究方法，将战争受害的发生放在了当时当地的社会背景之下。
(四)研究成果的整理和表述方面的特点
在研究成果的整理和表述方面，这四本著作的特点在于：一方面尽量引用受害者的口述，以保持活生生事实的原貌；另一方面作为学术研究，又不停留于事实的介绍，尝试着揭示战争加害机制以及受害机理。换句话说，就是在尽可能地尊重微观、把握历史事实的细节的同时，又从历史的现场出发，体味微观背后牵连的脉络和结构。
以石田等人的研究为例，试图示他们所进行的日军性暴力的实态与结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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