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香湖尸骨坑”初见端倪 清末至现代公共墓地

我是夏雯静

新闻回放：7月27日，沈阳市于洪区丁香湖工地上发现一块侵华日本军官的墓碑。题写碑文者是南京大屠杀的指挥者、甲级战犯松井石根，在石碑周围还发现大量尸骨，之后在8月28日又发现一把日本刺刀。经有关专家调查，初步断定墓碑附近堆积的系劳工尸骨。
　　首次报道题目：《南京大屠杀元凶笔迹现沈》

　　晨报讯（记者　高明）“丁香湖尸骨坑”的来历初见端倪！

　　经过一个多月的考古发掘以及对当地老百姓走访，沈阳市文化局、沈阳市文物局和沈阳市考古所考古人员对于洪区“丁香湖尸骨坑”初步判定是：清末至现代的公共墓地。

　　有些学者则认为目前还有一些现象没有解开，鉴定结果为时尚早。

　　专家：劳工万人坑证据不足

　　昨日，沈阳市文物局文物处副处长张连兴表示，市文化局、市文物局在实地考察后，于8月17日、9月7日两次就“丁香湖尸骨坑”问题召开了由辽宁省文物专家组保护组组长、省文化厅原副厅长郭大顺、辽宁省文物专家组保护组成员、省考古所原所长辛占山、沈阳历史博物馆筹备处姜念思、省考古所原副所长李新全等专家组成的论证会，形成了如果下结论。

　　一、“丁香湖尸骨坑”为7.5米长、3.5米宽、1.5米深，是人工挖掘的，骨骼里只有颅骨和肢骨，极个别的有肋骨，应该属2次埋葬。

　　二、从发现的物品看，有清代铜钱、“伪满”康钱、塑料纽扣和残断银簪等，根据出土遗物和坑内放置的情况，初步判定“尸骨坑”为建国前后形成。

　　三、根据“尸骨坑”内头骨所做的性别测定，其中女性尸骨约占30%%，年龄测定结果表明，青少年至老年都有，以35~40岁年龄段的人居多。

　　综合上述情况，专家们一致认为，“尸骨坑”内的白骨遗迹为侵华日军残害中国劳工的证据不足，应该是清末至现代的公共墓地，况且保存情况不好，大部分已经粉碎，已没保护价值，建议掩埋。

( 华商晨报)
学者：还有疑点未揭开

　　然而，中共辽宁省委党校教授张一波则认为，日军墓碑为什么距离“尸骨坑”这么近、军刀为何出现在“尸骨坑”等现象没有得到解释之前下结论为时过早。

　　张一波告诉记者，对于目前的鉴定结果，他表示遗憾。

　　一位沈阳市人大代表表示，目前他正准备再度联系专家组，对“尸骨坑”做更进一步的判断。

　　同时这位人大代表说：“即便结果不是日军侵华制造的‘万人坑’，但通过这个事情，了解到了丁香湖附近这段尘封已久的历史，也是值得关注的！” 　　

　92岁的老人回忆起受日军731部队折磨的悲惨经历时，没有人的心不会为之一颤。9月15日下午，秋日艳阳高照，沈阳市苏家屯区人民路小学附近的一间平房里，尽管腿脚不灵便，黄河云仍如往常，拄着拐杖，一步一步地挪到院子里晒太阳。然后向记者讲起了那段悲惨遭遇。

第一道鬼门关：扎细菌针割淋巴结大难不死

　　1913年，黄河云出生在山东武城。18岁那年，他跟着一位姓付的同乡闯关东，来到了吉林农安县。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占领了东北。1939年5月，日本人在农安县大北门的北关中学设立了隔离所，实际上就是做活体实验的地方。时年26岁的黄河云不幸成为实验品。

　10月的一天，日本人突然来到付师傅家里，谎称村里有鼠疫，将付师傅的妻子拉走，并给她打了一针，结果人当晚就死了。随后日本人又说付师傅和在其家中居住的黄河云也感染了病菌，不由分说把他们带到了北关中学。

　　据老人回忆，当时北关中学除了门口打更的是个50多岁的中国人外，剩下的全是拿枪的日本兵。他和付师傅被分开，同另外7个人关在一间小屋子里，其中只有街里18岁的张家姑娘他认识。不久，一名日本人进来给他们一人打了一针。针打下去，人就像中了邪，发烧、闹心、全身难受。不到后半夜，就有六个人死去了，只有他和那个张家姑娘还活着。第二天一早，来了一辆牛车，把死了的六名中国人拉走。日本人对他和张姑娘说，“你俩收拾收拾，割疙瘩的干活！”（割疙瘩即割淋巴结———记者注）

　　割疙瘩的地方在房山头露天地里。那里并排摆着两个桌子，桌子上放着刀子、剪子、胶布之类等东西。一个身穿白大褂，戴白口罩的日本人命令黄河云躺到桌子上。结果还没等他躺下，日本人就把他按到了桌子上，将双手反绑在桌子下面，腿也捆了起来，用刀子向他左腿的大腿根儿处残忍地割下去。当时老人几度昏死过去，又被剧痛折磨醒。日本人大概割了两个多小时后，才将其抬到一个筒子间。当时屋里共有80多人，有的胳肢窝被割了，有的乳房被割了，一个个痛不欲生地躺在炕上。

第二道鬼门关：巧遇熟人解剖台上死里逃生

　　几天后，日本人又拿着针管进来了，往他左腿上又是一针。黄河云一下子从炕上折到地上，昏死过去。日本兵看他不行了，将他抬到了另一间屋里，这里是做活体解剖的地方。也该着黄河云命大，一个日本医生居然认识他。只听这名医生跟其他人交代了几句后，黄河云就被扔到了一边。原来这名日本军医在农安县开过医院，而房子就是黄河云领人建的。

　　黄河云在隔离所里呆了四五个月后，里面居然还有40多名中国人和他一样仍然活着。1940年4月，他们被稀里糊涂地放了出来。黄河云死里逃生，离开了这个人间地狱。

　　经史学家认证，日军731部队在将细菌实验室转移到哈尔滨平房区之前，曾将农安县作为细菌试验的临时驻地。

记者手记

　　65年前这段不堪回首的往事给黄河云老人身心造成了极大伤害。每到夏天，老人的左腿都会肿起来，并伴有剧烈的疼痛。在老人左大腿根部，记者见到了一个深坑。

　　黄河云耳背，记者和他交流十分费劲，而且由于小脑萎缩，当年的许多情况都是儿媳妇帮助回忆的。但当记者提出要给他左腿根部的伤口拍照时，他却十分地配合，眼光里泛出了泪花。在抗战胜利60周年和九一八事变74周年之际，提出这段刻骨铭心的往事，老人怎能不感慨万分呢？本报记者李明欣实习生陈洋摄影孙海

( 沈阳晚报)

我是夏雯静

2岁吃了日军空投的带病菌糖果，终身智力只有3岁，却安详地活到了72岁

侵华细菌战长沙最后一名受害者离世

手足情感人至深：“他背了我5年，我用50年来还他”

记者 甄荣

易允中是痛苦的，他在2岁那年吃了日军飞机投下的含有病菌的糖果后，就永久生活在又聋又哑、全身溃烂的痛苦中；但易允中又是幸福的，因为只有3岁智力的他，在家人的关心下，安详地活到了72岁。


2月12日下午，淅淅沥沥的春雨下个不停，易允中的追悼会在宁乡县殡仪馆举行。他的六弟易进抱着他的遗像，哽咽着向本报记者讲述了多年来全家人帮助哥哥与病痛抗争的经历。

“镇里的小孩几乎都被毒死了，全身溃烂的哥哥却奇迹生还”

“日军侵华细菌战真是惨无人道，妈妈说镇里的小孩几乎都被毒死了，全身溃烂的哥哥却奇迹生还。”59岁的易进虽然没有亲身经历过那场浩劫，但他后来从母亲的讲述中深刻认识到细菌战的残酷。

1942年3月的一天，成群日军飞机从安徽黄山甘棠镇的上空飞过时，抛洒了大量糖果、棉絮，引诱着每一个食不果腹的人。

无知的孩童偷吃了那些“毒药”糖果，然后一个个开始发病，身体不断抽搐......
  1945年12月，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以研究各种新式细菌武器和制造各种器材罪，对在中国犯下滔天罪行的12名日本细菌战犯进行了审判，12名细菌战犯除10人来自“731”部队本部外，其余两人尾上正男和菊地刚光来自“731”部队所属海林“643”支队。

   
    经过多年的调查走访，黑龙江省海林县档案局退休干部程吉思终于揭开了海林“643”支队的罪恶真相。
   
    “我所领导的‘643’支队，曾从事培养鼠类和传染鼠疫的跳蚤，并将这些跳蚤送往‘731’部队，用以制造细菌武器……”1945年12月25日，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上，曾任侵华日军“731”部队海林支队支队长的尾上正男陈述说。
   
    然而，除了被告尾上正男和菊地刚光在法庭上的供词外，海林支队从事细菌研究和制造的罪行没有得到其他旁证加以证实。从事县志研究和编撰工作的海林市档案局退休干部程吉思，经过多年的调查研究，终于揭开了侵华日军“731”部队海林“643”支队研究并制造细菌武器的真相。
   
    坐落在“细菌部队”遗址上的村落
   
    1935年，侵华日军根据裕仁天皇的指令，在哈尔滨市平房区扩建了石井部队——第731部队(对外称关东军防疫给水部)秘密大搞细菌武器研究。该部队不断扩大，其人员、机构也随之增加。1940年8月，日本天皇裕仁颁发一道密令，决定在中国海林、林口、孙吴、海拉尔设立四个支队。海林支队番号为第643支队，它拥有日本研究人员200余名，尾上正男少佐为支队长。
   
    距海林西北郊不足2公里的福利村，就是当年“731”部队海林支队的大本营，当地人称“东大营”。
   
    如今，60多年过去了，当年海林支队溃逃时自毁自弃的废墟已经被大片的民房和菜地取代，曾经的地下室、锅炉房也已不见踪迹。记者能够看到的，只有一户姓马的人家居住着的曾经供海林支队焚烧办公用废纸的一处锅炉房以及它与众不同的烟囱。
   
    如今，马家保留完整的粗矮的烟囱成了侵华日军“731”细菌部队海林支队的标志性建筑。
   
    程吉思说，“现在，除了1998年立下的这块‘侵华日军731细菌部队海林支队遗址’的石碑外，保留下来的几乎一无所有。”
   
    “1996年，我开始调查时，这里还没有多少房舍，‘643’支队幸存劳工李宝昌还能清晰辨认出马圈、红布(本部)、捕鼠队、教研室、训练场等机构的准确位置，有些位置还残存一些房舍的地基。”据程吉思介绍，1940年秋，由日本关东军施工部门精心设计、军队御用企业施工，在海林城西北建成了一座军事营地。该军事营地由宿舍楼、食堂、实验室、杂货店、洗澡间等组成，工作和生活条件都十分完善。该营地的生产和生活用水，都是从当地的斗银河里提取，水源管理十分严格，水源地四周用铁丝网围住，营房入口处有门岗，营房前专门设有部队长办公室，支队长尾上正男每天乘坐小汽车来往于该部队与海林日军官邸之间。这个军事营地驻扎的就是神秘的“731”部队海林“643”支队。
   
    程吉思调查发现，距营房旧址以西五华里左右是日本人的飞机场，距营房正北四华里左右的斗银河驻有日军“450”部队(作战部队)。海林火车站至斗银河之间有铁路专线从“643”支队东侧通过，供“450”部队运输武器弹药之用。
   
    “由于‘643’部队军人不穿军装，只穿一身白大褂在实验室工作，因此，当时不知情的老百姓都误认为他们是‘卫生部队’”。程吉思说，“643”支队的规模虽然不太大，但机构比较健全，支队的任务是繁殖、捕捉并收集鼠类和家兔。
   
    程吉思说，“731”部队所属四个支队中，只有海林支队留下了两个“活口”——支队长尾上正男和实验员菊地刚光。抗战胜利后，尾上和菊地及其他10名“731”战犯被送上国际法庭接受审判并获罪。

清隐谷子

南无阿弥陀佛！灭绝人性的日本人终究会受到地狱审判的！

我是夏雯静

日军1644细菌部队大揭秘

　　震惊中外的南京大屠杀是日本军国主义侵华战争中无法抵赖的历史罪证。然而日军在南京的暴行绝不只是大屠杀，还有鲜为人知的设立在中山东路、小营路（今龙蟠中路西侧、北京东路以南）和九华山附近的秘密的细菌培植、活人解剖、毒气试验的杀人基地。
　　选定南京作为基地
　　1939年4月18日，日本细菌战犯石井四郎亲自建立起这支番号为南京荣字1644部队，对外公开名称是“中支那防疫给水部”，又称“多摩部队”，它是同时期建立的华北、华中和华南三大细菌部队之一。它还在上海、苏州、常州等地设立了12个分部，总人数定员为1500人，直属于日本陆军参谋本部第九所登户研究所密谋暗杀部队。其本部位于南京中山东路305号原南京中央陆军医院（现为南京军区总医院），为6层楼高的基地主楼，有部队司令官的办公室和各个行政管理的办公室。在主楼后面，一幢4层高的大楼为副楼，原是中央卫生实验院，细菌战研究和活人试验都在这里进行。这里最多能关押100人，大部分是中国人，也有俄国人或少量其他种族人，多为成年男子，其中也有妇女和儿童，一旦进入这里，就不可能活着出去。
　　营区里食堂、浴室、细菌战训练用营房、汽车库、兵器库、诊疗隔离病房等应有尽有，还有专门处理实验动物和人的遗体的焚烧炉。
　　俘虏像动物一样被用来做活体实验
　　原1644部队的绘图员石田甚太郎和卫生兵松本博证实，被杀害的百余俘虏，关锁在细菌武器研究所三楼的铁笼里，每个房间设有2至5只像关动物的铁笼子，仅能容纳一个单人床位，而且还很矮，不能站起，只能睡在床上，吃饭和大、小便都是通过铁栏杆传递的，注射药物也是通过铁栏杆进行的，直到死去为止。
　　1941年人体实验细菌战研究达到了高潮，他们与从日本乘船来到南京的合作者，进行了穷尽人类想像力的实验，观察“犯人”喝蛇毒液；喝炭疽菌的培养液；作狂犬病的活体感染实验；将蜈蚣、蝎子、蝮蛇等小动物的毒液及毒草和毒药等注射到活人体内研究其产生的各种病理作用；而最残忍的是进行化学武器实验，把“犯人”绑在毒气室的椅子上，打开盛着氰氢酸的容器封口，记录观察实验对象临死前的痛苦状况。以上研究结果不论成功与否，实验对象都被杀死，最终把残骸扔到焚尸炉里，骨灰被埋在地下。
　　日军疯狂发动细菌战
　　南京细菌战基地的主要职责是生产大量的跳蚤和病原体并试验这些产品供实战使用，随时准备听从石井的召唤。自1940年起大力协助731远征队在华中进行三次大的细菌战役。
　　衢县在1940年前并没有鼠疫流行史，1941年10月，在日军飞机空投混杂鼠疫蚤的麦、谷物的17天后，有大量的老鼠死亡，20天后一些居民相继出现病例，过三四天都死去，以后又有高烧、头疼、腹股沟淋巴结肿大等症状，经福建省派遣的防疫专家根据镜检、细菌培养、动物接种诊断为腺鼠疫。
　　11月下旬，鼠疫患者逐渐增加，蔓延到邻近的地区，直到11月22日，当地中国驻军召开紧急会议，封锁疫区，设置隔离医院，收治鼠疫患者。1941年3月上旬，鼠疫再次暴发，还越来越流行，其中在义乌县的鼠疫流行最严重的江湾乡崇山村，从1942年10月到1943年1月，死亡总人数达到396名，全村人口约1/3死亡。6月，中国请来外籍专家RobertPollitzer指导防治鼠疫，遍及全县城及郊外地区的鼠疫流行于12月才被控制住。
　　此后，日军1644细菌部队又在常德地区和浙赣铁路线发动了两次大规模的细菌战，又使很多地区鼠疫、霍乱等多种传染病蔓延流行，当地中国军民死伤惨重。
　　关于在南京基地有多少“犯人”被活体解剖或细菌试验杀害，如按最低估计一星期20名来推算，6年间共杀害人数至少达1200名。至于在各地实施细菌战死亡的人数，就难以估计了。
　　日军销毁罪证
　　1945年，当日本战败消息传来，军官们十分恐慌，乱成一团。日军在中国的最高司令部向各细菌战部队命令，所有的细菌战工厂都必须销毁。中山东路的设施在爆炸声中彻底破坏，所保存的所有绝密文件档案资料以及活体试验研究记录，足足烧了三天三夜。
　　荣字1644部队的主要骨干，在中国军队进入南京之前，设法逃回了日本。增田、太田和其他高级同僚们也躲过了被俘，有的人战后就任医科大学的校长、医学教授等要职，只有佐藤却被前苏军捕获，受到伯力前苏联军事法庭的审判，山崎新被八路军捉拿，也受到审判。而绘图员石田甚太郎却在临死前拒绝一切医疗，并告诉世人：“日军在南京的暴行不只是大屠杀。731部队所进行的人体实验、活人体解剖、细菌培植的行径，在南京同样也日夜在进行。”他嘱托他的亲属：“让历史事实公之于世。”
　　日本投降后不久，前上海国防医学院（今上海第二军医大学）微生物学系主任李振翩去接收南京九华山细菌工厂。接管时，见有巨大的、像小房屋般的高压蒸气消毒锅，旁边装置一座大锅炉，用以供给蒸气，里面有铁轨，把培养细菌的材料用车载送进去消毒；有石井式（以731部队长石井命名）细菌培养箱和其他培养箱数百个；试管和平板（指培养皿）各数十万只；温箱、冰箱各数十个，此外，还有实验动物2000多只小白鼠、几百只天竺鼠。他们将其中的细菌培养原料琼脂、蛋白胨和牛肉膏等数十吨装回上海江湾前国防医学院，共装10节火车厢。由此不难看出该工厂生产细菌战剂的规模之大。随后，相关物资转给上海生物制品所使用，据说用了10多年还未用完。
　　南京施工现场发现受害者遗骨
　　1998年8月，在南京市北京东路42号建筑工地，距地面1.5米的地层内，发现29具头颅及一批被肢解的荣字1644部队细菌试验受害者的遗骨。这一发现足以轰动海内外，对进一步揭露侵华日军细菌部队的罪行，深入研究日军的暴行史，有着珍贵的价值。
　　笔者当年也曾随众多相关生物专家参加了对遗骨进行医学史学的论证，最后得到确认：“样品”中含有霍乱菌肠毒素等基因。
　　1997年8月，由宁波、常德等地区组成一支中国民间诉讼团，带着日军细菌战历史事实资料，向日本东京地方法院提起诉讼，控告日军违背1925年制订的《日内瓦公约》，对平民使用细菌武器，要求日本政府向细菌战受害者及其家属赔偿损失。
　　但日本政府至今不承认实施过细菌战，虽然日军细菌战资料曾被美军缴获，事实上，已于上世纪50年代后期交还给日本，现在日本政府仍拒绝公开，因此，这场诉讼官司进行的异常的艰苦。经过26次庭审，仍未落下一审帷幕，诉讼团人士认为：“我们诉讼过程本身就是一次斗争的过程，也是一次揭露，抵制日本军国主义思潮的过程。”
　　胡介堂  （据《世纪风采》）
    《江南时报》 (2002年04月29日第十八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