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停尸场；日本人记忆中的东京大轰炸：一晚上有约10万人被烧死

我是夏雯静

2015年10月12日 10:37:43 　来源： 新京报
位于东京都慰灵堂旁的横纲町公园内，东京空袭遇难者追悼及平和祈念碑。外侧花坛的图样随着四季变化，图画均来自东京地区孩子们。新京报记者 卢美慧 摄

　　启示录

　　“东京大空袭造成逾10万人死亡，其中绝大多数为平民。死亡人数甚至超过之后广岛的原子弹爆炸。这也让东京成为世界上受常规轰炸死亡人数最多的城市。

　　太平洋战争中，东京大空袭并没有起到决定战局的作用。这也凸显了战争的血腥残酷以及平民在战争中被忽略、牺牲和遗忘的悲剧角色。

　　我希望国人在记住自身经历的悲惨的同时，也要明白日本作为加害者的身份，明白日本为什么会经历70年前悲惨。”

　　——东京大空袭战灾资料馆主任研究员 山本唯人

　　结束语

　　截至今天，新京报二战系列回顾报道《烙印》专题全部结束了。

　　专题历经7个月，全国多地、欧洲多国、美国、日本都留下了新京报记者的足迹。

　　第二次世界大战，死亡人数大约为7000万人。70年后，当我们回望这场人类历史上死伤最为惨重的战争，这静默的数字倒映出的，无疑是人间最为悲惨和恐怖的影像。

　　7000万人中，一个个曾活生生存在过的喜怒与哀乐，都随着硝烟的远去而稀释于一往无前的时间。

　　但“往者已不及，尚可以为来者之戒”。70年后，触摸人类历史的这道疤痕，愿我们的努力能够接续记忆，和平被永远珍视，那场战争中的正义、牺牲和人性不灭的光辉能够被永远铭记。

　　今日东京，有着现代都市最繁华的一面。因为土地稀少，它的每一寸土地都恨不能生出高楼来。电车和地铁勾连起城市的每个角落，商品之丰富、生活之便捷几乎宣告了物质世界所能抵达的极限。

　　不过，即将迎来85岁生日的星野弘觉得这座城市缺失了部分记忆。在东京墨田区一间被各种资料塞满的斗室之内，毕其一生，他都在为了防止东京的“失忆”而努力着。

　　燃烧弹扑向木质城市

　　东京大轰炸过去70年了。

　　1945年3月9日夜间至3月10日凌晨，美军集结334架横空出世的B-29轰炸机，对东京实施战略轰炸。

　　早在1941年珍珠港事件之后，美军就没放弃过对日本本土的轰炸计划。但B-29正式投付战场之前的几年，历次轰炸都收效甚微。

　　1944年底，在德国战场取得一系列骄人战绩后，刚刚晋升少将的柯蒂斯·李梅被调到太平洋战区，目标日本。

　　这位二战期间公认的战争天才，很快就发现了日本和德国军工大规模统一生产的不同之处，日本的军工制造先是由分散在居民区的小作坊生产零部件，再送进大工厂实施组装。对付德国白天集中精确轰炸的方法，之于日本星罗棋布的小作坊根本无法奏效。

　　更重要的是，李梅发现，日本的城市设计有明显的缺点，房屋密集且多为木质结构，消防能力差。此外，日军的夜间防空能力也十分薄弱。

　　于是，李梅把对欧洲战场的轰炸战术彻底改革：他命令“B-29”卸下除尾炮以外的所有武器，全部携带燃烧弹，B-29的载弹量因此由之前的平均3吨变为7吨以上。

　　李梅对这一冒险的作战计划十分自信，战前动员时，他告诉即将不携带武器执飞的士兵们：“我们要烧掉那些木板做的日本城市！让我们放一个日本人从未听过的大鞭炮！”

　　因具有鲜明的个人色彩，这次作战行动在历史上被称为“李梅火攻”。

　　事实证明，李梅的战略是奏效的。

　　3月10日零时15分，B-29机群的两架导航机率先撕开了东京平静的夜空，两串凝固汽油弹交叉落下，迅速燃烧的十字形状，为之后的飞机提供了投弹坐标。

　　之后，逾2000吨燃烧弹倾泻而下，木制的东京很快被火光吞噬。大火摧毁了东京63%的商业区和20%的工业区，摧毁程度远远超过了之前历次所有轰炸的总和。

　　美军3年来一直想要捣毁的22个东京兵工厂被彻底焚毁。据当时日本政府统计，在当晚的轰炸中有约10万人被烧死(另一种说法是8万人)，另有10万人被不同程度烧伤，伤亡人数超过了后来遭到原子弹袭击的广岛。

　　大火之后，日本政府花了25天，才将烧焦的尸体清除完毕。

　　“军人节”的平民之殇

　　小人物在历史事件中，总是尘埃般的存在。“李梅火攻”开始之前，14岁的星野弘在墨田区一家兵工厂小作坊里做工。

　　战争瓦解了每个家庭的生活，星野弘的父亲在前一年去世。两个哥哥被征召到军队，一个姐姐在乡下老家，一个弟弟因为年纪小，被疏散到外地。

　　3月10日是日本战时的“军人节”，每个家庭都有人参军，所以3月9日这天，街坊邻居们都互致问候，以祈祷在前线的亲人们平安。

　　星野弘在9日提前下工，老家的姐姐进城看望母亲，一家人有了一次并不圆满的团聚。

　　久别重逢，母亲和姐姐有说不完的话，星野弘在两位亲人的低语中慢慢睡了过去。

　　再醒来时，窗外已经被火光点亮，母亲和姐姐惊恐地喊他逃命。飞机距离地面前所未有的近，睡眼蒙眬的星野弘因为看到窗外掠过一个大约三十几米的飞机翅膀，他瞬间清醒。

　　所幸，战时的人们都是穿着衣服睡觉。星野弘很快蹿到院子里，一年多之前，村子里每户人家都挖了防空洞，星野弘跳了进去。

　　外面都是母亲和孩子哭喊着寻找彼此的声音，但是大火烧得很快，根本没有找人的时间，地表被烤得滚烫，防空洞里呆不了，星野弘只能硬着头皮扎到火海里。

　　火海里都是人。星野弘想跑，但也不知道哪里才是能活下去的方向。

　　借着风势，一团一团的火球来回横扫逃生的人们。不幸被火舌舔到的人群，往往喊都来不及喊，集体倒下，然后像大段木头一样继续自行燃烧。

　　附近有个小公园，这成为人们首选的逃生场所，星野弘被挤到人流中，双脚腾空被人群挤着往前走。

　　在走到一条岔路口时，因为一条路相对较宽，更多人选择了那边。母亲腿脚不好，星野弘选择了窄路。结果宽路一侧属于顺风口，挤在一起的人很快被烈焰包裹，转瞬成为燃料，化作更庞大的火球去侵蚀其他未烧着的地方。

　　城市停尸场

　　人群没有任何秩序，大家互相往对方的方向跑。或者躲进认为安全的屋子。但是死神在东京驻守了整夜，幸运只属于少数人。

　　逃到言问桥边时，没来得及上桥的星野弘眼睁睁看着两个方向的人流卡死在桥上，然后火球顺着人群的方向剧烈燃烧，整个桥面成了几千人的焚尸厂。

　　桥下的隅田川都是漂浮的死尸，因为高温，有些甚至掉入水中仍在燃烧着。

　　对于如何度过那一夜，星野弘后来失去了画面记忆，烟雾让他愈发难以睁开眼睛，开始还有眼泪流出来，后来只是疼痛地干涩，他无法再睁开眼睛。

　　惨叫和哭喊，灼热的风，双脚踩在人体上的异变的触感，是星野弘关于那个夜晚后来的记忆。

　　凭着记忆和声音往城外走，皮肤没有那么疼的时候，星野弘知道自己安全了。

　　15岁的赤泽寿美子在经历了同样惊心动魄的一夜之后，想到了自己学校的朋友。整个城市都像融化了一样，能够指路的建筑都烧没了，桥边、车站是死尸最集中的地方，有的烧焦的尸体被吹到路当中，不仔细看，跟燃尽的木炭没有任何区别。

　　到了学校，校舍都成了灰烬，废墟上只有一处勉强能看出钢琴形状的骨架。学校附近的小河里，河水像是蒸发干净了，挤满尸体。

　　赤泽在尸堆中找到了自己的老师，上半身还有衣服，还有人的样子，下半身就全部炭化了。

　　一旁的铁皮仓库是方圆几里内唯一没有被烧毁的所在，一早晨，大家都等着军队的人把门打开，人们希望大门另一侧有自己活着的亲人或同伴。

　　后来仓库门被打开了，赤泽远远地看到肉色的手臂，她开始以为是模特，但是被抬出的越来越多，满满一仓库，一层叠着一层，都是尸体。

　　整个东京成了巨大的停尸场，收容着各种姿势的死亡。赤泽怀疑自己所处的究竟还算不算得人间。

　　樱花树下的集体坟墓

　　接下来的三个月，所有的大人都被政府和军队组织起来清理尸体。星野弘长得瘦小，就被安排在公园里，在小墓碑上做标记。

　　不知道死者的名字，就写数目，200人埋在这个地方，200人埋在那个地方。

　　但尸体太多了，随着天气变暖，人们凭借腐烂的气味寻找尸体，地面上的清理干净了，有的房子里飘出臭味，一挖，人都腐烂了。

　　星野弘还在一个池塘里发现了一具尸体，遇到这种情况要和大人报告，由他们来清理。报告之后，对方说“小孩子你眼花了吧，那不是长着苔藓的木头”。但是捞近一看，就是已经长满苔藓的尸体。

　　东京大大小小的公园成了处理尸体的场所。在东京大空袭战灾资料馆的一份统计中，东京60余处公园掩埋了当时超过8.6万人的尸体。

　　有同伴跟星野弘讲，看着一家人围着一具尸体，觉得死的那个人好幸福，因为还有家人给他送别。而更多的人就是被堆在一起，等着淋上汽油，像堆起的木柴一样被焚化成灰。

　　为了抵御尸体腐烂，每分每秒都要抓紧，所以通常这边烧着尸体，那边就有负责伙食的人给大家煮饭，替班下来的人就端着饭碗在尸堆旁边吃，哭声慢慢就没有了，人们习惯了死亡。

　　到了四月，日本各个公园里的樱花次第开放。花期短暂，没有几日，之前堆云砌雪的樱花随风飘落，算是给了埋葬在树下的几万亡灵一个集体葬礼。

　　老年的星野弘并不喜欢逛公园，他说很多大轰炸的亲历者也并不喜欢，热衷浪漫的年轻人在樱花树下欢笑嬉闹，对于亲历过那场葬礼的人来说，总是一种刺痛。

　　被抹除的记忆

　　自上世纪60年代以来，日本民众对于建立东京大轰炸纪念馆呼声持续激烈。但却没能就展览理念达成一致。

　　当民族主义分子石原慎太郎1999年当上东京都知事后，建立纪念馆的计划流产了——他反对专家和民众希望展示日本战争责任的理念。

　　之后建立纪念馆或纪念碑的计划一再被搁置到今天。东京大轰炸也成为官方相对忌讳提起的一段历史。

　　星野弘觉得不公平。广岛、长崎的死难者有纪念，冲绳战役的死难者有纪念，发动战争、鼓吹战争的人被供奉于靖国神社，而10万手无寸铁的百姓，被告知日本受神风庇佑不会遭受到轰炸的百姓，在承担了战争恶果之后，却连像样的纪念都没有。

　　东京大空袭战灾资料馆主任研究员山本唯人认为，相比广岛、长崎作为被害者的角色设定，东京大空袭是官方不愿提及的一段经历。

　　原子弹袭击是被动的，无力抵抗的。但东京大空袭，更多反映了战时日本的狼狈一面。加上战后同美国的微妙关系，以及被害者范围过于庞大，淡化甚至抹除这部分记忆自然成了官方的最佳选择，而这些都给建立纪念碑或纪念场馆设立了重重障碍。

　　山本的父亲也是大空袭的亲历者，在儿时的记忆里，父亲总会跟自己讲起当时逃到庙里避难的经历，父亲会说起饥饿、恐惧，会说起死亡的话题。出于对家史的兴趣，山本后来做了二战史的研究工作。

　　在一些公益团体的支持下，东京大空袭战灾资料馆成立，通过收集证人证言，被害者遗物，以及相关艺术作品，一个民间的小型纪念场馆初具规模。

　　战灾资料馆内，有一张特殊的轰炸地图，这张地图除了记录美军对东京及周边数次轰炸的具体路线之外，也记录了日军在同一时间对中国重庆等地区实施的轰炸。

　　飞机炸弹之下，都是束手无策的血肉之躯。山本希望借此告知国人，在记住自身经历的悲惨的同时，也要明白日本作为加害者的身份，明白日本为什么会经历70年前悲惨。

　　“战争，全人类的敌人”

　　少年时期也是军国小少年的星野弘在经历东京大轰炸之后彻底明白了战争的可怕，16岁开始，他就开始参与相关的运动，呼吁政府关注东京大轰炸的死伤者，给予他们相应的补偿或帮助。

　　他和工作人员——都是大轰炸的亲历者或他们的后代，用几十年的时间统计，大轰炸中的死难者的年龄、性别分布。

　　44%是小孩子。然后他们拿着数据告诉年轻的父母，如果再有战争，你的孩子可能也会成为其中的一个。

　　借助这些工作，星野弘希望日本民众懂得，战争的恐怖及和平的珍贵。

　　他联络日本全境受到空袭的受害者或他们的遗属，成立东京空袭牺牲者遗族会，并以集体的名义对政府提起诉讼。

　　政府工作人员告诉他，“那是战争，你们就忍了吧。”

　　但星野弘说，除了对因空袭致残致伤者要求的补偿之外，更重要的是，要让人们记住东京大轰炸中，平民的悲惨遭遇。

　　因为诉讼的关系，星野弘和许多中国的和平团体成了朋友。他才开始想到，自己少年时期在兵工厂制造的子弹可能就会伤害到遥远而无辜的中国人。

　　“战争不可原谅，是全人类的敌人。”星野弘说，穷尽一生自己都希望把这个信念传达出去。

　　在民间的努力下，上世纪90年代开始，东京大轰炸死难者的遗骨——200人的骨灰装在一个罐子里——陆续被迁到为1922年关东大地震死难者建立的东京都慰灵堂中，这个场馆也成为众多死难者遗属祭拜亲人的场所。

　　虽然对把天灾和人祸制造的亡灵挤在一起不满，但他也常去祭奠，二十几年中每年的3月10日，星野弘只因生病缺席过一次。

　　即将85岁的他，说话已经需要顿上很久才能想到下句，腿脚自去年开始也明显的不利索。

　　但他觉得，在自己倒下之前，为对抗这座城市的失忆而努力，是对那些烈火中丧命的人，能做的，最好的纪念。

清隐谷子

中国人民永远不会忘记这段历史.杀人偿命欠债还钱天经地义！这笔血债一定要还！一定要还！

我是夏雯静

纪念苏联伯力审判58周年 (2008-01-01 00:23:35)
  1949年12月25——12月30日，苏联滨海军区军事法庭在苏联远东伯力城（哈巴罗夫斯克）对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研制并使用细菌武器的12
名日本细菌战战犯进行了审判。这就是历史上鲜为人知的伯力审判，也叫哈巴罗夫斯克审判。伯力审判的意义非常非常重要！因为伯力审判是
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同时也是唯一的一次对日本细菌战罪行进行的审判。今年2007年12月25——12月30日，是苏联伯力审判58周年。回顾58年前
的这一正义的审判，将给我们深受细菌战残害的中国人民以深刻的警示。

                      一、 关于拍摄一部电影《伯力审判》的建议
                            《伯力审判：审判日本细菌战战犯》

    电影《东京审判》正在全国各地热映。东京审判揭露了日本法西斯的侵略罪行，惩罚了日本战争罪犯，捍卫了国际法的尊严，因而受到当
时世界舆论的普遍欢迎。东京审判的正义性是不可动摇的。但是，东京审判是有着局限性的。美国为了自已的利益，没有追究日本第一号战争
罪犯————裕仁天皇的战争罪行，也包庇了许多日本战犯，特别是日本的细菌战战犯，一个也没有被起诉。在美国的包庇下，日本所有的细
菌战战犯全都逃脱了审判和惩罚，逍遥法外。
    伯力，是俄罗斯远东地区的一个城市，西邻中国边境，位于黑龙江、乌苏里江汇合处的东岸，也叫哈巴罗夫斯克。1949年12月25—30日，
苏联政府在伯力城（哈巴罗夫斯克）对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研制并使用细菌武器的12名日本细菌战战犯进行了审判。这就是历史上鲜为人知的
伯力审判，也叫哈巴罗夫斯克审判。
    伯力审判由苏联滨海军区军事法庭公开审判，法庭审判长为少将法官契尔特科夫，审判员为上校法官伊里尼茨基和中校法官沃罗比耶夫。
担任国家公诉人的是三级国家法律顾问斯米尔诺夫。
    1949年12月25～30日，苏联滨海军区军事法庭在伯力城（哈巴罗夫斯克）对研制和使用细菌武器的日本战犯前关东军总司令山田乙三、医
务处长梶塚隆二、兽医处长高桥隆笃等12名日本细菌战战犯进行了公开审判。 判处原关东军司令官山田乙三等12名战犯以25至2年有期徒刑。
伯力审判是苏联对日本细菌战战犯的严正审判，伯力审判追究了日本的细菌战罪行，弥补了东京审判的明显缺陷，受到国际舆论的广泛支持和
赞扬。伯力审判也为遭受细菌战攻击而受害的中国人民伸张了正义！伯力审判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对细菌战罪行的审判。
　　1931年日本侵占中国东北后，在中国的哈尔滨和长春建立了两个细菌战部队（即第731部队以及第100部队）。在审判中被告供认:为了准备
并实施细菌战,他们培养了大量的鼠疫、霍乱、炭疽等烈性传染病细菌,研制细菌武器。在研制过程中,惨无人道地用中国人、苏联人做细菌实验
，惨遭杀害的至少3000人以上。并于1939年在哈拉哈河地区对苏蒙军队作战期间，1940年、1941年在中国宁波、常德等地，使用了细菌武器。
上述罪行严重违反了1925年《日内瓦议定书》关于禁止使用细菌武器的国际公约。根据被告犯罪事实，法庭判处山田乙三有期徒刑25年，对其
余11名战犯分别判处有期徒刑2～25年。
    半个多世纪以来，伯力审判比较鲜为人知。在二战中，中国是唯一遭受细菌武器攻击的受害国家，中国也是遭受细菌武器残害受害最深、
最惨烈的国家。苏联的伯力审判为受害的中国人民伸张了正义！伯力审判捍卫了人类的尊严！捍卫了国际法的尊严！为了让饱受日寇细菌武器
残害的中国人民知道伯力审判这一正义的审判，知道日本侵略者在中国犯下的细菌战罪行，建议拍摄一部电影《伯力审判》，或者电影起名叫
《伯力审判：审判日本细菌战战犯》，使得侵华日寇的细菌战罪行大白于天下。拍摄出一部电影《伯力审判》，可以起到揭露日寇细菌战罪恶
、反对战争、反对灭绝人性的细菌战、教育民众、维护世界和平的作用。因此，拍摄出一部电影《伯力审判》，有着非常重要的教育意义和历
史意义。
    当然，要拍摄电影《伯力审判》，这需要聘请俄罗斯演员，或者与俄罗斯进行合作。
    中国和俄罗斯两国是友好邻邦，中俄两国人民有着传统的友谊。现在，中俄友好关系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今年，中俄两国元首确定互办
“国家年”活动。2006年在中国主办了“俄罗斯年”，2007年在俄罗斯将主办“中国年”，两国在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交流在日益加强。中俄
两国友好有着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意义。因此，中俄两国合作拍摄出一部电影《伯力审判》，可以加强中俄两国人民在文化方面
的交流与合作，同时也为发展两国的睦邻友好关系、为增进中俄友谊充实了基础。

     2006年9月30日    细菌战史实宣传志愿者  韩广文
乡籍：山东省济宁市泗水县    原单位：山东省东营市胜利油田


二、苏联滨海军区军事法庭伯力审判法庭组成人员

        时  间：1949年12月25日至30日
        地  点：苏联远东伯力城（哈巴罗夫斯克）
        法  庭：苏联滨海军区军事法庭
        审判长：少将法官  契尔特科夫
        审判员：上校法官  伊里尼茨基
                中校法官  沃罗比耶夫
    后备审判员：中校法官 舍尔巴科夫
    国家公诉人：三级国家法律顾问  斯米尔诺夫
        书  记：上尉 科尔金
                中尉 瓦拉弗科
医学检验委员会：苏联医学科学院大学士          茹科夫－费勒什尼科夫
                军医上校                      克拉斯诺夫
                伯力医科大学微生物学系主任    科萨列夫教授
                伯力医科大学微生物学系助教    里甫金娜
                兽医中校                      亚历山大洛夫
                寄生物学家                    科兹洛夫斯卡娅
        翻译员：彼尔棉科夫、金、茨菲洛夫、白科夫、奥柯洛得尼科夫
被告方辩护律师：波罗维克、柏洛夫、山尼科夫、兹维列夫、波加切夫、普罗坷坪科、鲁克杨杰夫、波尔霍维金诺夫
          被告：12名日本细菌战罪犯

    细菌战是人类文明史上最惨无人道的罪恶。日寇在14年的侵华战争中，疯狂地使用细菌武器进行细菌战，在人类历史上，日本是唯一的一
个在战争中大规模、高频度地研究、使用细菌武器的国家，中国是遭受细菌战攻击最严重、受害最深、最惨烈的国家。除了新疆、青海、西藏
以外，中国各省区都遭受了日寇细菌战的侵害。侵华日寇在中国实施了至少160次以上的细菌战攻击，大约有5000万的中国民众受害而痛苦终生
，有300万无辜的中国人民被日寇的细菌武器杀害，给中国人民造成了惨绝人寰的、空前的、巨大的灾难。
    细菌武器是一种严重威胁人类安全、能够灭绝种族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是人类文明的大敌，是世界和平的隐患。如果一个国家没有抵御
、防制细菌武器的能力，将关系到一个民族的安危。但愿细菌战这样的灾难不再重演。


     2007年12月25    细菌战史实宣传志愿者  韩广文
乡籍：山东省济宁市泗水县    原单位：山东省东营市胜利油田
左一：三友一男右一：山田乙三
　　您或许了解惩处德国纳粹的纽伦堡审判（1945年11月—1946年10月），或许熟知针对日本法西斯的东京审判（1946年1月—1948年11月），那么您是否知道，作为这两次战犯审判的“后续”，1949年12月还举行过一场伯力审判？
　　伯力，现译哈巴罗夫斯克，俄罗斯远东城市。66年前，在苏联人组成的军事法庭上，包括最后一任关东军司令山田乙三在内的12名日本战犯当庭受审，被判处有期徒刑2年至25年不等。审判集中揭露了日军在中国东北进行的活体试验及细菌战罪行，而这正是东京审判前后，在美国的操纵下被遗漏乃至通过“交易”隐藏的—那些细菌战的罪魁如石井四郎、北野政次乃至亲自批准实施细菌战的裕仁天皇等，皆逃脱了法网。
　　6月27日，九州出版社为《伯力城审判：沉默半个世纪的证言》举办读书会，中国社科院的近代史所研究员荣维木、法学所副研究员孙家红、清华大学法学院副教授陈新宇出席，和读者了“从东京审判到伯力审判”的历史细节。
　　孙家红是《伯力城审判》的编者。他随身带了一本旧书，是十多年前在北大的周末书市上花五块钱买的—《前日本陆军军人因准备和使用细菌武器被控案审判材料》。书脊已经有些破烂了，泛黄的封面上印着“外国文书籍出版局印行，一九五年，莫斯科”，封底没有定价。这正是当年伯力审判后，苏联方面以中文印行的书籍，《伯力城审判》就是据此编校而成。起诉书、供词、辩护词、判决书并不易读，但它却是我们了解日军在中国犯下的细菌战罪行不可或缺的史料。
　　孙家红告诉青阅读记者，尽管此前这批史料曾以不同的书名至少出版过三次，但在我国伯力审判似乎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在学界，他没有检索到伯力审判的主题论文，仅仅是立足于抗日战争或细菌战的研究中有所涉及，大众间知道伯力审判的人可能更少。他表示：“伯力审判产生于冷战背景下，长期遭受人为的‘曲解’和掩饰。它与纽伦堡审判、东京审判在时间和逻辑上紧密相连，尽管它存在一些合法性争议，在法庭组织、审判规则、实体运用等方面存在一定瑕疵，但审判所揭露的日军细菌战罪行不容否定，这也是人类历史上首次审判细菌战罪行。”
　　荣维木说，细菌武器杀伤力大，且有隐蔽性。日本细菌部队在中国造成的危害可以分为两部分，一是细菌实验的受害者，所谓“马路大”，能确认的至少有超过1000人遇害；二是细菌战的直接实施，浙江义乌、湖南常德等地都是重灾区。而且，细菌战造成的伤亡不易测算，瘟疫暴发可能很快，也可能要很长时间。
　　细菌战造成的长期危害，相关战犯未被清算，使这一恶魔跨越了时间的边界。抗美援朝战争期间，美军也曾针对平民使用细菌武器。孙家红告诉青阅读记者，当时以英国李约瑟博士为首的“国际科学委员会”对此进行了实地调查。人们还发现，美军使用的细菌武器与当年日本细菌部队的研究有很大关联。
　　伯力审判开启的历史进程并未因12名战犯服刑而画上句号。孙家红介绍说，毛泽东1949年12月至次年2月访苏，其间正值伯力审判举行，苏方主动提出解送一批日本战犯到中国。1956年中国审判日本战犯，就是仿照伯力审判进行的，当然中国并未对“苏联老大哥”亦步亦趋，在审判战犯人数、量刑尺度等方面都有自己的考虑。
　　读书会上有人提出，为什么伯力审判最重的才判了25年？量刑是不是太轻？孙家红解释说，苏联1947年废除死刑，1950年予以恢复。“伯力审判特意选在1949年底进行庭审，也就避免了死刑，当时苏联最高刑期就是25年。”事实上，苏联人并没有按照判决将12名战犯禁闭在劳改营，而是送往伊万诺沃市郊外的第四十八将官收容所，待遇也有所改善。孙家红读过受审战犯三友一男的回忆录《细菌战罪》，按照书中描述，刑期最短的两人刑满释放回国，另有一人因脑溢血死亡，一人自缢，根据日苏间后来达成的协议，最终包括山田乙三在内的其他人都于1956年被遣返回日本。
　　孙家红认为中国对日本战犯的优待和改造政策，从长远来看优于苏联的苦役折磨。“我们虽然花费了巨大成本，但对日本战犯的心灵改造取得很大成功，他们归国后在促进日本民间社会反省战争历史、推动中日和平交往等方面一直起到积极作用，及至近年，他们中的在世者仍是中国战争受害者赴日索赔等活动中不可忽视的外援力量。”
　　今年是中国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一系列纪念活动逐步展开，至9月3日的“胜利日”将达到高潮。我们应如何看待中日之间的历史遗留问题？孙家红不只一次谈到，回望历史，不是为了种下民族仇恨。“日本应该拿出态度切实地反省，而我们也要超越受害者的思维，从更广阔的视角去反思战争。我们拒绝遗忘，同时要有科学的、成熟的态度对待历史问题。”在他看来，细菌生化武器的威胁今天仍然存在，比如9·11之后在西方引起恐慌的炭疽邮件，而“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又成了美国出兵伊拉克的借口，这都与二战中的细菌战，与生化武器的开发有一脉相承的逻辑。“我们还是要吸取历史教训，来解决当下的问题。”
　　文/本报记者 尚晓岚 本版供图/孙家红
　　法庭内外的冷战疑云
　　孙家红
　　一、为什么会有伯力审判？
　　1949年12月25日至30日，苏联选择在其远东城市伯力城举行这场历史性的战犯审判，至少基于以下三方面因素：
　　第一，犯罪事实与定性。日本自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便开始进行活体细菌实验，并在陆军少佐石井四郎等人的策划推动下，经天皇批准，在中国东北的哈尔滨、长春等地成立特别细菌部队（即臭名昭著的731部队和100部队），随后又在北京、南京、广州乃至新加坡等地设立其他分支（如北京“甲字1855部队”、南京“荣字1644部队”、广东“波字8604部队”、新加坡“冈字9420部队”），专门从事细菌武器开发、活体实验，并多次针对平民和军政人员施放细菌武器，所造成的巨大人员伤亡至今都难以统计清楚。
　　日军的各项细菌战罪行，不仅通过这场审判，以大量书证、人证等证据资料雄辩地加以证实；数十年后，更因在中国、美国、日本发现731部队等方面大批原始资料，令当年实施和掩盖细菌战罪恶的一些当事人无所遁形。
　　第二，公开审判的可能。在1945年苏联出兵中国东北后，日本关东军全线溃败。由731部队长石井四郎亲自指挥，包括哈尔滨731部队、长春100部队在内的在华细菌战部队大举消灭罪证，并携带大量原始实验数据、档案材料、设备器材等辗转撤回日本国内，藏匿起来。尽管如此，苏军在战争中俘虏了大批日本战俘，这其中便有多名当年主持、参与细菌战和活体实验的日本军士，乃至最后一任日本关东军司令长官山田乙三大将。《伯力城审判》一书所载多项“文件证据”表明，当年苏军还曾截获不少未及销毁的军政材料。本书明确提及的各类案卷证据就有22卷，而档案编号则多达869号；并且可以肯定，这只是苏军所截获全部证据的一部分。这极大弥补了由于细菌战相关主犯逃回日本所造成的被动情势，更为这场审判的顺利进行提供了可能条件。
　　第三，战犯审判的必要。从国际政治角度看，1949年底进行的这场伯力城审判是“冷战”背景下的产物。美、苏两大强国不仅在二战结束之初便着手开发更为尖端的杀人武器—包括彼此业已投入多年的细菌武器，并在东京审判的国际舞台上，围绕当年日本细菌战罪行的审判问题，上演了一场场“明暗相间”的大国博弈。
　　对于731部队昔日大量的“科学实验结果”，美国和苏联皆欲得之而后快。但后来的事实表明，在侦缉、争取和掌控日本细菌战犯的效果方面，美国明显更胜一筹。并且，在驻日盟军司令麦克阿瑟将军与美国政府的勾连串通下，很快与石井四郎等细菌战犯达成交易，以美国政府保证其免予起诉、保全其个人性命，乃至重加利用为条件，从对方手中获取了大量人类活体实验、细菌武器实验等方面的数据和材料。作为在日本细菌武器试验和细菌战争中受害最深的中国一方，在这一肮脏交易之下显然是被漠视和牺牲掉了。而国民政府对于美国政府和日本细菌战犯之间的这场交易是否知情，又知情到何种程度？在南京市地方检察院已经掌握“多摩”部队进行细菌和活体实验的罪行，并于1946年8月29日向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提交了文件证据后，为何既没有在东京审判中坚持追诉，又没有在后续国内数次审判战犯活动中重提此举？对于这些谜一样的问题，因为目前掌握材料有限，尚无法给出完整而确切的结论。
　　就在美日达成交易前后，苏联作为日本细菌试验和战争的另一方受害者，以及东京国际军事法庭的控方之一，对于揭露日本细菌战争的罪恶颇不遗余力，不仅支持中国政府就日军细菌战罪行提起公诉，甚至从西伯利亚押解两名日本细菌战犯（川岛清和柄泽十三夫）亲到东京，进行讯问，并作笔录，以坐实相关指控。虽然苏联方面进行伯力审判的真实动机，可以从多个角度进行分析，而且这场审判的国际合法性也存在一定争议，但相比之下，美国牺牲他国以谋取本国利益的做法实在不够光彩。
　　二、审判的基本过程
　　苏联伯力城细菌战犯审判的时间是1949年12月25—30日，但这只是正式的庭审时间，其实前期的准备工作很早便开始了。
　　组建特别军事法庭进行审判的核心法律依据，是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1943年4月19日法令的第一条，所针对的主要是德国法西斯对于所羁押的苏联公民和红军所实施的杀害和刑戮罪行，以及苏联公民及其同谋的间谍和叛变罪行。在法庭组织方面，从审判长、审判员、国家公诉人到检验委员会委员（出于细菌和医学的专业性考虑而设置），清一色都是苏联人。
　　被告一方共有12名，分别是：日本关东军总司令陆军大将山田乙三，日本关东军医务处长军医中将梶冢隆二，关东军兽医处长兽医中将高桥隆笃，第731细菌部队部长军医少将川岛清，第731部队分部长军医少佐柄泽十三夫，第731部队部长军医中佐西俊英，第731部队支队长军医少佐尾上正男，第五军团军医处长军医少将佐藤俊二，第100细菌部队科学工作员中尉平樱全作，第100部队工作员上士官三友一男，第731部队第643支队医务实习员上等兵菊地则光及第731部队第162支队医务实验员久留岛祐司。同时，为每名被告配备了专门的律师和翻译人员，也全部是苏联人。
　　值得注意的是，川岛清和柄泽十三夫两位被告的职衔并不算高，竟被安置在关东军司令山田乙三大将前面进行庭审，很可能是考虑到他们曾在1946年东京审判期间接受讯问，早已坐实彼等细菌战罪行，将之置于前列，则十分有利于后面的庭审程序顺利进行。
　　经过数日开庭审理，结果除其中一人（高桥隆笃）对于所控部分罪行稍存异议外，各位被告均当庭认罪。12月30日，由审判长契尔特科夫“代表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名义”做出判决，判处被告山田乙三、梶冢隆二、高桥隆笃、川岛清4人在劳动营内禁闭25年，柄泽十三夫、佐藤俊二禁闭20年，西俊英禁闭18年，三友一男禁闭15年，尾上正男禁闭12年，平樱全作禁闭10年，久留岛祐司禁闭3年，菊地则光禁闭2年。各犯在收到判决书副本后72小时内，有权向苏联最高法院的军法处提出抗告。结果当然是维持原判。
　　三、为什么中国没有参与伯力审判？
　　伯力城审判完全是在苏联的主导下进行的。尽管它与此前举行的纽伦堡审判、东京审判在某些形式上较为接近（如配给辩护律师，赋予被告当庭抗辩权利，并辅以翻译），而与当时苏联国内刑事司法审判的主流形式相去甚远。但是，缺少其他主要战胜国家的参与，势将折损这场审判的国际影响力和判决说服力。当然，在当时“冷战”思维的极度深寒下，如果美国来参加这场细菌战犯审判，显然也是不可能的。
　　可是中国作为日军细菌战和活体实验罪行的最大受害者，以及该等罪行的主要“案发地”，同时鉴于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成立，邀请新生的中国政府以及日本细菌战争的受害者（或者代表）参加这场审判，实在是应然之举。但遗憾的是，我们在苏联伯力城审判过程中并没发现中方参与的任何线索。目前所能看到的，只是在这场审判过程中，中国官方媒体不断地转发塔斯社的“新闻通稿”，以及在这场审判结束后，中苏两国政府就进一步审判包括日本天皇和石井四郎在内的数名细菌战主犯，而进行的公开函电往来。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由于大批日军战俘早为苏军俘获，而731、100等特种细菌战部队所在的哈尔滨、长春等地也一直被苏军占据，所以不管是国民政府还是共产党军队，即便当时对日军的细菌战罪行有所了解，若欲进行调查取证，事实上皆有所不能。而在苏军撤退后，国共双方更是汲汲于内战中决雌雄，无暇顾及相关调查，虽然令人遗憾，但也势所难免。
　　再从时间上看，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方告成立，12月25日苏联方面即开始在伯力城正式庭审细菌战犯。在短短两个月的时间里，新政权百废待兴，若因其未能参加这场历史审判而苛责之，显然也有失公允。事实上，毛泽东于1949年12月至次年2月访问苏联，伯力城审判正是在此期间。可以推知，对于这场审判，中国的新生政权显然是知情者；但具体知情到何种程度，是否有所参与？只有相关档案公布之后，我们才能找到答案。
　　伯力城审判期间，中国主要的官方报纸几乎每天都有相关报道，甚至请曾经参加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中方法官梅汝璈出面撰文，借以表达中国人民对于日军细菌战罪行的极大愤慨。不言而喻，这些报道本身即代表了当时中国政府的积极反应。
　　四、美国的尴尬和反击
　　苏联在伯力城审判进行过程中，不仅采用公开审判形式，准许一些民众到场参观，更借用塔斯社等国家媒体向全世界发布相关消息。而在审判完成后，又很快将审判资料汇编成书，并翻译成中、日、英、德等多国文字，全面揭露日本细菌战罪行。
　　对此美国政府其实是最尴尬的，因为他们不仅无法利用业已掌控在手的原731、100等部队人员（如石井四郎、北野政次等）站出来公开予以反驳—其实也无法反驳；更无法否认在东京审判期间，曾经接到中国和苏联关于日本细菌战罪行报告的事实。窘境之下，美国政府只能开动宣传机器，重点揭批苏联伯力城审判的法律程序和实体瑕疵，尤其特别强调这完全是冷战对手—苏联政府所操控的一场“政治秀”，因而在逻辑上，这场审判所揭示的内容绝不可信。
　　其实，1946年初，《纽约时报》《太平洋星条旗报》《赤旗报》（日本共产党的报纸）等媒体纷纷对日军在中国东北的细菌武器实验，以及原细菌战队员回日后的潜藏情况进行披露。但与美国关系最为密切的《纽约时报》《太平洋星条旗报》这方面的报道很快便受到“遏制”，乃至1947—1948年间（也就是东京审判进行期间）对细菌战的问题一直保持沉默。有的学者研究发现，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受审的28名日本战犯中，半数以上与细菌战罪行存在关联，甚至直接参与其中；负责起诉的检察官中也至少有6人明知日本的细菌战罪行，却对此保持了沉默。（谢尔顿·H·哈里斯：《死亡工厂：美国掩盖的日本细菌战犯罪》，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很明显，当时有能力策划和操控这场阴谋的，只能是事实上主导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的麦克阿瑟将军及其背后的美国政府。
　　在“冷战”敌对状态下，尤其在特别强调客观证据的美国法律文化背景下，美国的策略居然获得了巨大成功，以致美国民众数十年间对于日本细菌战罪行懵然无知。直到上世纪80年代初，一位美国记者在《原子科学家公报》上撰文揭破美国当年与日本细菌战犯进行秘密交易的内幕。随后，又在美马里兰州的底特里克营军事档案馆里发现大量当年731部队的细菌实验原始材料。其后，随着美国政府相关档案逐步解密，人们更是发现：美国当时以极低的金钱成本（有说法是20万日元）便从石井四郎等人手中获取了这批罪恶资料，数位昔日当事者都承认这是一件十分划得来的“交易”。
　　（本文摘编自《莫让青史尽成灰—1949年苏联伯力城审判的背景、过程及其遗绪》，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所副研究员。）

我是夏雯静

45份战犯认罪笔供

　　“只我个人记忆即杀害了5470名中国人民，烧毁和毁坏中国人民的房屋18229户，其实际数字很(可)能还多。”发黄的统一规格老旧信纸上，蓝黑色钢笔自右至左竖排书写着规整的文字，这是一个名为铃木启久的日本人亲笔写下的，他是当年侵华日军的陆军中将，第117师团长。作为此次中央档案馆在网上公布的第一份侵华日军战犯笔供，这份1954年写下的罪行供述已尘封了60年之久。

　　今年7月3日，中央档案馆以每天一人的形式在网上陆续公开45份《日本战犯的侵华罪行自供》，战犯亲笔写下的日文原件及汉语译本手稿均无删节公开。这45人全部在1956年夏天的侵华日军战犯审判中因罪行极为严重而被判刑，而他们背后则是1062名侵华日军战犯群体，这些人中的绝大多数是1945年被攻入东北的苏联红军俘获的，在1950年被遣送中国。

　　“其实这1062名侵华日军战犯每一个人都写了认罪笔供，这些笔供中国档案出版社曾经汇编成册，一共有6大本。”专门研究“九一八”历史的中国近现代史史料学会副会长王建学教授，10年来一直关注着这些珍贵史料，他表示，中央档案馆保存的远不止此次在网上公布的部分。

　　王建学2006年起开始筹划建立沈阳审判日军战犯旧址陈列馆，其间多方查找相关史料的下落。1956年战犯审判结束后，包括此次公布的战犯笔供、法庭文书、证人证言以及物证和审判全程的录音录像都由中央档案馆保存，而公安部档案馆和辽宁省公安厅档案馆分别保存着这些战犯在抚顺战犯管理所留下的资料。

　　王建学相信史料是会说话的。每一个战犯在新中国都经历了难以磨灭的心理历程，来的时候，他们是心中只有天皇的军国主义者，而离开中国时，他们找回了自我和良知，怀揣着忏悔，把自己的后半生献给了反战和推动中日友好的事业里。

　　这一切都是从1950年开始，那一年他们再次踏上了这片被自己侵略过的土地，住进了当年自己建造的监狱里。他们惶恐着，不知道在这个名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新中国等待他们的将会是什么。

　　从哈巴罗夫斯克到抚顺

　　从黑龙江边境上的抚远县向东北方向不远，黑龙江和乌苏里江交汇的地方有一座名为哈巴罗夫斯克的小城市，而东北人习惯管这个地方叫做伯力城。伯力是满语，意为“豌豆”，这曾是清朝的领土。1950年，末代皇帝溥仪被关在这里，同时关押的还有969名日本战犯。

　　这一年夏天，他们被集体押上了货车厢改造成的囚车，列车停在了中国边境小镇绥芬河，在这里等待他们的则是一辆绿色的旅客列车，4天后，他们来到了抚顺。

　　在抚顺战犯管理所门前，战犯藤田茂看到大村忍吓得“面如土色”。他后来曾在日记中回忆，这里正是日本关东军为了镇压中国抗日志士于1936年修建的监狱，而此时反倒用来关押自己。大村忍则是这座监狱的前典狱长，在这里的牢房、刑场、审讯室里，大村的手上曾沾满鲜血。藤田茂说，当时自己感到的是一种莫大的讽刺。

　　和铃木启久军衔相同，藤田茂也是日本陆军中将，第59师团长，战犯中他昔日的部下为数众多，围绕在他身边的岛村三郎、濑谷启等人曾是抚顺战犯管理所中最顽固的战犯，他们此时没有半点悔罪之意，而是怀揣着效忠天皇和武士道精神，开始了漫长的对抗。

　　新中国式的艰难改造

　　上世纪50年代的媒体在记述这段对侵华日军战犯改造历程时，使用了一个词——“新中国式改造”。在抚顺战犯管理所，无论是被关押的战犯还是工作人员，对这个词的理解都混杂着血泪的记忆，五味陈杂。

　　当年曾在这里工作过的老人回忆，由于战犯的反抗和对侵略者的仇恨，战犯管理所的很多工作人员早期难以克制这种强烈的情绪。炊事班不愿意给“仇敌”做饭，医务人员一度认为自己是在“给恶狼疗伤”，面对这种情况，一直避谈自己家人的孙明斋在开会时跟所有工作人员讲了自己的故事。当年的抚顺战犯管理所所长孙明斋是山东海阳县人，青年时代曾亲眼目睹全家在大火中被日军灭门，而此时，他必须让自己放下记忆中的仇恨。

　　孙明斋说，他知道大伙想不通，其实自己最开始也想不通，但是周恩来总理对他说：“20年过后再来看我们现在做的工作，就能明白其中的意义和价值。”孙明斋说，自己相信这些战犯一定可以被改造。当年的工作人员如今在世者都记得孙明斋说的一个比喻：“我们现在克制、牺牲自己的感情，这也是一种战斗，就像当年在战场上和小鬼子拼刺刀。这些人当年全副武装时各位都没害怕过，现在改造他们的工作又有什么可为难的呢？”

　　自此之后抚顺战犯管理所拟定了分化对待的方略，将战犯中已有悔罪意识者与顽固分子分开，而藤田茂、岛村三郎等最为顽固的则进行单独关押。

　　对于抚顺战犯管理所，岛村三郎是熟悉的，这里和日军侵略时期的众多监狱一样，在他的常识里，“单独关押”便意味着“折磨”和“处死”，但之后一周时间过去了，除了每天都重复的工作人员要求自己交代罪行和自己机械式的拒绝外，什么都没有发生。同时岛村发现，自己越是闭口不言，就有越多的证明自己罪行的材料出现在面前，甚至包括自己当初亲笔写下的报告书。

　　半年多的单独关押期间，越来越多的材料被翻译成日文装订，到最后，摆在岛村三郎面前的已是3大本案卷，摞起来足有40厘米。这里面是300多人提供的材料和证据，最后他光看完这些材料就用了9天。这期间岛村接到了妻子从日本寄来的信，得知数年前自己的儿子死于车祸。那个夜晚，管教员崔仁杰陪他在牢房里坐了整整一夜，两人透过焊着栅栏的铁窗看着月亮谈心。

　　“直接或间接死在我手里的中国人民至少有6000人，也许还远远不止这个数字吧……”多年后岛村三郎在自己的《从中国归来的战犯》一书中记录了他在抚顺战犯管理所的日子，单独关押的时候，那些控诉自己的材料中的内容不停地在梦中出现。

　　他想起了自己指挥部下在冰天雪地中枪杀30名抗联战士；想起了指挥活埋俘虏、亲手砍杀无辜百姓、甚至将其活活烧死时的惨叫声；想起了众多被塞进卡车送给731部队做活体实验的人们……

　　一天早晨，岛村悄悄塞给隔壁关押的藤田茂一张纸条，上面写着：“深感羞耻，我已改变想法，准备写材料了。”藤田茂在这张纸条上回复：“如果你写，那么我也写吧。”

　　曾几度试图自杀的藤田茂数天前才从家人的来信中得知，他的姐姐和另外5个亲人死于广岛的原子弹爆炸，他的故乡广岛县也永远地被从地图上抹去了。

　　找回人的良知和灵魂

　　顽固战犯们褪去“天皇武士”的自我认知，也不再是战争机器，而是回归最基本的人性，这个过程缓慢地开始了。

　　岛村三郎开始逐字逐句认真阅读那3大册自己的罪行，开始认真地回忆并写下自己指挥部下或是亲手犯下的每一件暴行。岛村后来在自己的书中写道，看着控诉自己的材料，他的内心逐渐被羞愧占据，他开始写认罪供述时很多事已经记不清了，经常在梦中回忆起一些片段随即在深夜被惊醒。

　　“我之前一直担忧，如果坦白，就难免一死，于是一直消极抵抗着。但花九天时间看完全部控(诉)材料后，我怎(么)死似乎已经不重要了……”

　　创立了日中友好军人协会的前侵华日军航空兵中将远藤三郎曾率团访问旅顺和太原两个战犯管理所，在旅顺，他面对昔日的战友藤田茂时，两人久坐不言。当听到对方斟酌着语句想安慰自己，藤田茂站了起来，低头忏悔起自己的罪行。而在太原战犯管理所，前731部队支队长榊原秀夫甚至痛哭着讲述自己参与的那些用细菌杀害无辜者的细节，以至情绪过于激动说不出完整的句子。

　　亲笔写下自己的罪行供述同时，战犯们还被安排去听受害者的控诉。在抚顺露天矿坑附近的平顶山，1932年南满抗日义勇军曾用游击战歼灭过日军一个分队，日军随后大举报复，将村镇里3000多无辜百姓驱赶到平顶山屠杀。

　　唯一的幸存者是年仅7岁的女孩方素荣，当她再次面对这些惨案制造者时，她已经30岁了，成为了一名幼儿园老师。“鬼子端着刺刀闯进我家，父亲跳出窗口，没跑几步就被打死了。走出家门，前前后后都是街坊，爷爷领着我和弟弟，妈妈抱着我还不会说话的小弟。鬼子和汉奸吆喝着说去照相。我问爷爷，照相是什么？爷爷把一个高粱秆风车塞到我手里，说别问了，别问了……”

　　随即开始的屠杀中，子弹像割麦子一样杀死她所有亲人，日军还用刺刀一个一个地戳死一息尚存者，自己的弟弟就在这时被刺刀戳穿了脑袋……

　　还没有讲完，全部战犯便跪倒在地，接待室里回荡着战犯们的痛哭声。

　　从1950年到1955年，在抚顺和太原两个战犯管理所，共计1062名战犯全部低头认罪，他们每人都亲笔写下了自己的罪行供述，等待他们的将是一场最终的审判，多数人认为自己的罪行“不能免死”，但此时他们都不知道，当时的中国政府已作出决定，对于认罪的战犯，全部免除死刑。

　　律师的难题：如何辩护？

　　沈阳的战犯审判在北陵电影院改建成的法庭中举行，这里如今已恢复1956年的原貌，建成沈阳审判日本战犯旧址陈列馆。现在已82岁的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廉希圣想到那场审判仍满怀感慨，他当年身着西装在这个法庭上发言，作为律师为三名日本战犯辩护。

　　“被安排成为战犯律师是1955年下半年，那年我23岁，刚刚参加工作，在大学里讲宪法。”廉希圣回忆，当时包括自己在内一共20多人分别担任45名战犯的辩护律师，在当年司法部律师司的牵头下，在香山卧佛寺大殿东侧的一个小院里开始了集中培训。

　　“那个时候，战犯笔供的最终定稿已经都到了我们手里了，也就是这次中央档案馆公布的这些笔供。”廉希圣说，但在他们面前还摆着一个巨大的难题，就是如何为这些罪行深重的战犯辩护。他们每个人手上都沾满数以千计的中国人民的鲜血，其中还包括杀害杨靖宇、赵一曼、赵尚志的部队指挥官。

　　当时的司法部律师司司长王汝琪传达了上级指示，这些侵华日军战犯本身也是日本军国主义的受害者。从这个思路出发，律师们拟写了辩护词，廉希圣解释：“他们受的是军国主义教育，以武士道精神为天皇效忠；作为军国主义制度的一部分，他们个人只是顺从国家意志。我们的辩护词其实是更多地把战争罪责归结为一种国家行为，而不完全是个人的主观恶意。”

　　廉希圣代为辩护的三名日本战犯是籐原广之进、小林喜一和西永彰治，他1932年出生于天津，虽经历过日本占领天津时期，但他本人却没有经受过战火，不过，看到这三名战犯的案卷时，廉希圣说自己感情上很纠结：“我为什么要为这些手上沾满鲜血的战犯辩护？”

　　“他们犯下的那些罪行实在是让人切齿痛恨，这场辩护曾经一度让我很纠结，我甚至怀疑过自己为他们说好话对不对得起良心。”

　　怀着这种纠结感情的不仅是这支律师团队，沈阳和太原两场战犯审判后，两地都有大量群众向地方政府和中央相关部门写信质问，甚至有情绪激动者怒斥律师团为“卖国贼”。

　　时隔60年后，再次回忆这场审判，廉希圣想了很久说：“个人感情、民族情绪、战争仇恨这种东西不应该干涉司法程序。他们是战犯，有权让律师为自己辩护，而我是他们的辩护人，这不仅是我的工作，也是在维护法律的尊严。”

　　战犯审判一个都不杀

　　1956年6月19日，审判战犯的特别军事法庭在沈阳开庭了，铃木启久率先走上了被告席。他是所有战犯中罪行最重的一人，曾指挥制造6起屠杀惨案，每次屠杀都几乎全村灭门，这些惨案的幸存者作为证人出庭作证，铃木启久当庭跪地认罪。

　　当年7月1日，终于到了岛村三郎走上被告席的日子，从开始悔罪时起，他等待这一天已经很久了，他希望能在法庭上以死刑的方式终结自己的人生。

　　当年法庭的工作人员权德源回忆，夏天闷热的法庭中虽然预备了冰块降温，但岛村衣服都已汗透，他全程神情严肃从未动手擦去汗水。

　　“在镇压抗日行动中，我命令警察严刑拷问，刑罚无所不用其极……我无动于衷地听着这些惨叫，甚至把这当成一种乐趣。我对他们视如猪狗。前些年听说自己的长子死了，收到妻子来信的那天，我跑到运动场的一个角落里失声痛哭。人心都是肉长的。然而我当年则是一个魔鬼，一个不通人性的魔鬼，我残杀了那么多善良人的儿女，却从未落过一滴眼泪……”

　　说到此时，岛村三郎已泪流满面。在述说完自己的全部罪行后，当年最为顽固不化的战犯跪在地上泣不成声，请求法庭判处自己死刑。

　　从1956年6月9日起，沈阳和太原的法庭先后4次开庭，对45名侵华日军战犯进行了公开审判，终于，最终判决的日子来到了。审判长宣读的判决文书出乎了所有战犯的预料，没有一个人被判处死刑，铃木启久、武部六藏、斋藤美夫等罪行最重者也仅被判处20年有期徒刑，而且刑期从他们被苏联红军俘获时便开始计算。更让战犯们意外的是，除此45人之外，另外1017人全部被免予起诉先后分两批释放，遣送他们返回日本。

　　“如果说九一八事变是抗日战争的序幕，那么沈阳和太原审判，就是这场战争的真正结局，但其真正意义和后世影响还远不止于此。”谈及这次审判，中国近现代史史料学会副会长王建学教授说。

　　“中归联”的遗产

　　亲笔写下认罪笔供的这些侵华日军战犯陆续返回日本，“新中国式改造”改变了他们的后半生。第一批归国者于1956年在日本成立了“中国归还者联合会”(简称“中归联”)，但他们在日本国内并没有受到善意的对待。

　　岛村三郎在《中国归来的战犯》的后记中写道：“我们刚回国的时候，在报纸、杂志大量篇幅中出现了‘洗脑’这个新词，对我们的自我改造极尽讽刺挖苦之能事。”他们唱着从战犯管理所学会的“团结就是力量”和“东方红”走上街头，这也让他们成为当时日本社会中明显的“异类分子”而遭到排斥，半数以上晚年生活贫困。

　　但他们的行为对于他们自己而言却是真诚的，“中归联”成立后便发起了寻找中国劳工遗骨的活动，他们收集被劫掠到日本的中国劳工遗骨、组织募捐，并护送这些遗骨回葬中国。1963年2月，藤田茂被提前释放，归国后成为了“中归联”的会长，他先后6次率团护送劳工遗骨返回中国，不停地邀请抚顺战犯管理所的工作人员访问日本，但他最终还是没能等到后者成行的那一天。

　　1984年，原抚顺战犯管理所所长金源、第一任所长孙明斋等人率团访问日本，“中归联”包括藤田茂在内众多老兵已相继离世，亲人们捧着骨灰前来迎接，以了却这些老兵的心愿。藤田茂去世时，身上穿着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后，周恩来总理亲自邀请他访华时赠予的中山装。

　　“中归联”自1956年成立至2002年解散，存在的46年间，老兵们根据自己的认罪笔供和回忆先后出版了《三光》、《侵略——从军士兵的证言》、《侵略——在中国的日本战犯的自白》、《我们在中国干了些什么？》等数十部著作。其中《三光》一书汇集了抚顺战犯管理所众多战犯的忏悔录，发售仅10天内就印刷了6次，5万余册半个月内便售空，一度排名日本战后图书出版的第二位。

　　2002年，“中归联”最后一任会长富永正三去世。弥留之际，他将一份自己在中国写下的认罪笔供交给子孙，要自己的后人记住这段历史，也记住自己的忏悔。

我是夏雯静

　下面列举上述12名战犯出生年份、军衔、职务及刑期等：
　　（一）山田乙三，1881年生，陆军大将，前日本关东军总司令；判决禁闭在劳动感化营内，期限二十五年。
　　（二）梶冢隆二，1888年生，军医中将，医生兼细菌学家，前日本关东军医务处长；判决禁闭在劳动感化营内，期限二十五年。
　　（三）高桥隆笃，1888年生，兽医中将，化学家兼生物学家，前日本关东军兽医处长；判决禁闭在劳动感化营内，期限二十五年。
　　（四）川岛清，1893年生，军医少将，医生兼细菌学家，前日本关东军第七三一部队生产部长；判决禁闭在劳动感化营内，期限二十五年。
　　（五）西俊英，1904年生，军医中佐，医生兼细菌学家，前日本关东军第七三一部队训练部长；判决禁闭在劳动感化营内，期限十八年。
　　（六）柄泽十三夫，1911年生，军医少佐，医生兼细菌学家，前日本关东军第七三一部队生产部分部长；判决禁闭在劳动感化营内，期限二十年。
　　（七）尾上正男，1910年生，军医少佐，医生兼细菌学家，前日本关东军第七三一部队第六四三支队长；判决禁闭在劳动感化营内，期限十二年。
　　（八）佐藤俊二，1896年生，军医少将，医生兼细菌学家，前日本关东军第五军团军医处长；判决禁闭在劳动感化营内，期限二十年。
　　（九）平樱全作，1916年生，兽医中尉，兽医，前日本关东军第一○○部队工作员；判决禁闭在劳动感化营内，期限十年。
　　（一〇）三友一男，1924年生，上士官，前日本关东军第一○○部队工作员；判决禁闭在劳动感化营内，期限十五年。
　　（一一）菊地则光，1922年生，九年级毕业生，上等兵，前日本关东军第七三一部队第六四三支队医务实习员；判决禁闭在劳动感化营内，期限两年。
　　（一二）久留岛祐司，1923年生，八年级毕业生，前日本关东军第七三一部队第一六二支队医务实验员；判决禁闭在劳动感化营内，期限三年。
　　被审讯者对战争罪行的描述，特别是对和平居民进行人体试验的回忆让人毛骨悚然。铭记历史，目的并不是要仇恨，时刻警醒，企盼永世和平！

“第七三一部队内设有拘禁犯人的特别监狱，其中所有要用来受实验的犯人，均严被看管和隔绝；为了保守秘密起见，本部队工作人员通常都把他们叫作‘木头’。……要是犯人受过致命细菌传染后又痊愈起来，那他也不免要受接二连三的实验，直到因传染病死去时为止。为了研究各种治疗法，对已受传染的人也曾加以治疗，也给他们吃正常的饭食，等到他们身体完全复原之后，就把他们用来作另一种实验，用另一种细菌传染他们。无论如何，从来是没有一个人能活着走出这个杀人工厂的。”
　　“此外，一九四五年一月，由我（西俊英）亲身参加对十个中国战俘进行过传染坏疽病的实验。实验目的是要查明在零下二十度的严寒天气下可否用坏疽病进行传染。
　　这次实验的手续如下：把十个中国战俘绑在柱子上，距装有坏疽菌的开花弹达十至二十公尺远。
　　为了不让这些人立刻被炸弹炸死，就把他们的头部和背部都用特种金属板和厚棉被掩盖着，双脚和臀部则露在外面。电门一开，炸弹爆炸了，带有坏疽菌的霰片落到受实验者所在的小坪上。结果全体受实验者的脚上或臀部都受了伤，他们经过七天惨痛之后都死去了。”
　　“问：被拘禁在这监狱内的尽是男子呢，还是也有女子呢？
　　答：也有女子。
　　问：用那些拘禁在石井部队监狱内的女子来进行过什么特别的实验么？
　　答：我没有参加过这种实验，但我知道会给她们传染上梅毒，目的是要
　　研究预防这种病症的方法。
　　问：可见，被拘禁在第七三一部队监狱内的女子是被传染上了花柳病么？
　　答：是的。”
　　“问：在被拘禁的女子中间有过带孩子的女子么？
　　答：这批女子中间有一个女子是带着一个婴儿的。
　　问：她是同婴儿一起被押到第七三一部队监狱的么？
　　答：我听说她是在监狱内生下孩子的。
　　问：这个女子也是没能活命出狱么？
　　答：当我在部队内服务时是这样的，所以这个女子的遭遇正是这样。”
　　“被告山田最后陈述：……我被任命担任关东军总司令一职以后，始终忠实一贯地执行了日本陆军省和参谋本部的一切命令和指示，这样来努力加强关东军的作战准备。
　　我承认我自己在加强细菌战战斗准备方面所应负的责任。
　　至于当时为准备细菌战而进行的那些滔天罪行，那末我明白了解，对此应负责任的有第七三一细菌部队和第一○○细菌部队各届长官，以及关东军各届总司令，包括我个人在内。
　　但是我想说明一点，就是与这些部队有关的一切人员都是按命令行事的，都是为执行这些部队长官和关东军司令官的意旨而行动了的。
　　被告川岛刚才讲到了这些部队中所干出的罪恶行为，以及一般为准备细菌战而干出的罪恶行为。我对于他所说的这些话没有什么可以补充。这些罪恶行为是根本无法辩白的。
　　我已经说过，我承认我应对各该部队在我任关东军总司令一职时期，即从一九四四年七月至一九四五年八月时期，为准备细菌战而干出的一切罪行负罪过责任。
　　我了解我所应负罪过责任的全部深重性。我了解我所犯罪恶的全部深重性，所以我并不去思想到法庭将来对我这种罪过判决的刑罚轻重如何的问题。
　　这就是我在最后陈述时所要讲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