坟

牟尼客

晨凉漫记            

　　孺牛
　　关于张献忠〔２〕的传说，中国各处都有，可见是大家都很以他为奇特的，我先前
也便是很以他为奇特的人们中的一个。儿时见过一本书，叫作《无双谱》〔３〕，是清
初人之作，取历史上极特别无二的人物，各画一像，一面题些诗，但坏人好像是没有的。
因此我后来想到可以择历来极其特别，而其实是代表着中国人性质之一种的人物，作一
部中国的“人史”，如英国嘉勒尔〔４〕的《英雄及英雄崇拜》，美国亚懋生〔５〕的
《伟人论》那样。惟须好坏俱有，有啮雪苦节的苏武〔６〕，舍身求法的玄奘〔７〕，
有“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孔明〔８〕，但也有呆信古法，“死而后已”的王莽〔９
〕，有半当真半取笑的变法的王安石〔１０〕；张献忠当然也在内。但现在是毫没有动
笔的意思了。
　　《蜀碧》〔１１〕一类的书，记张献忠杀人的事颇详细，但也颇散漫，令人看去仿
佛他是像“为艺术而艺术”的一样，专在“为杀人而杀人”了。他其实是别有目的的。
他开初并不很杀人，他何尝不想做皇帝。后来知道李自成进了北京，接着是清兵入关，
自己只剩了没落这一条路，于是就开手杀，杀……他分明的感到，天下已没有自己的东
西，现在是在毁坏别人的东西了，这和有些末代的风雅皇帝，在死前烧掉了祖宗或自己
所搜集的书籍古董宝贝之类的心情，完全一样。他还有兵，而没有古董之类，所以就杀，
杀，杀人，杀……但他还要维持兵，这实在不过是维持杀。他杀得没有平民了，就派许
多较为心腹的人到兵们中间去，设法窃听，偶有怨言，即跃出执之，戮其全家（他的兵
像是有家眷的，也许就是掳来的妇女）。以杀治兵，用兵来杀，自己是完了，但要这样
的达到一同灭亡的末路。我们对于别人的或公共的东西，不是也不很爱惜的么？
　　所以张献忠的举动，一看虽然似乎古怪，其实是极平常的。古怪的倒是那些被杀的
人们，怎么会总是束手伸颈的等他杀，一定要清朝的肃王〔１２〕来射死他，这才作为
奴才而得救，而还说这是前定，就是所谓“吹箫不用竹，一箭贯当胸”〔１３〕。但我
想，这豫言诗是后人造出来的，我们不知道那时的人们真是怎么想。
　　七月二十八日。

牟尼客

喝茶            

　　丰之余
　　某公司又在廉价了，去买了二两好茶叶，每两洋二角。开首泡了一壶，怕它冷得快，
用棉袄包起来，却不料郑重其事的来喝的时候，味道竟和我一向喝着的粗茶差不多，颜
色也很重浊。
　　我知道这是自己错误了，喝好茶，是要用盖碗的，于是用盖碗。果然，泡了之后，
色清而味甘，微香而小苦，确是好茶叶。但这是须在静坐无为的时候的，当我正写着《
吃教》的中途，拉来一喝，那好味道竟又不知不觉的滑过去，像喝着粗茶一样了。
　　有好茶喝，会喝好茶，是一种“清福”。不过要享这“清福”，首先就须有工夫，
其次是练习出来的特别的感觉。由这一极琐屑的经验，我想，假使是一个使用筋力的工
人，在喉干欲裂的时候，那么，即使给他龙井芽茶，珠兰窨片，恐怕他喝起来也未必觉
得和热水有什么大区别罢。所谓“秋思”，其实也是这样的，骚人墨客，会觉得什么“
悲哉秋之为气也”〔２〕，风雨阴晴，都给他一种刺戟，一方面也就是一种“清福”，
但在老农，却只知道每年的此际，就要割稻而已。
　　于是有人以为这种细腻锐敏的感觉，当然不属于粗人，这是上等人的牌号。然而我
恐怕也正是这牌号就要倒闭的先声。我们有痛觉，一方面是使我们受苦的，而一方面也
使我们能够自卫。假如没有，则即使背上被人刺了一尖刀，也将茫无知觉，直到血尽倒
地，自己还不明白为什么倒地。但这痛觉如果细腻锐敏起来呢，则不但衣服上有一根小
刺就觉得，连衣服上的接缝，线结，布毛都要觉得，倘不穿“无缝天衣”，他便要终日
如芒刺在身，活不下去了。但假装锐敏的，自然不在此例。
　　感觉的细腻和锐敏，较之麻木，那当然算是进步的，然而以有助于生命的进化为限。
如果不相干，甚而至于有碍，那就是进化中的病态，不久就要收梢。我们试将享清福，
抱秋心的雅人，和破衣粗食的粗人一比较，就明白究竟是谁活得下去。喝过茶，望着秋
天，我于是想：不识好茶，没有秋思，倒也罢了。
　　九月三十日。

牟尼客

谈蝙蝠            

　　游光
　　人们对于夜里出来的动物，总不免有些讨厌他，大约因为他偏不睡觉，和自己的习
惯不同，而且在昏夜的沉睡或“微行”〔２〕中，怕他会窥见什么秘密罢。
　　蝙蝠虽然也是夜飞的动物，但在中国的名誉却还算好的。这也并非因为他吞食蚊虻，
于人们有益，大半倒在他的名目，和“福”字同音。以这么一副尊容而能写入画图，实
在就靠着名字起得好。还有，是中国人本来愿意自己能飞的，也设想过别的东西都能飞。
道士要羽化，皇帝想飞升，有情的愿作比翼鸟〔３〕儿，受苦的恨不得插翅飞去。想到
老虎添翼，便毛骨耸然，然而青蚨〔４〕飞来，则眉眼莞尔。至于墨子的飞鸢〔５〕终
于失传，飞机非募款到外国去购买不可〔６〕，则是因为太重了精神文明的缘故，势所
必至，理有固然，毫不足怪的。但虽然不能够做，却能够想，所以见了老鼠似的东西生
着翅子，倒也并不诧异，有名的文人还要收为诗料，诌出什么“黄昏到寺蝙蝠飞”〔７
〕那样的佳句来。
　　西洋人可就没有这么高情雅量，他们不喜欢蝙蝠。推源祸始，我想，恐怕是应该归
罪于伊索〔８〕的。他的寓言里，说过鸟兽各开大会，蝙蝠到兽类里去，因为他有翅子，
兽类不收，到鸟类里去，又因为他是四足，鸟类不纳，弄得他毫无立场，于是大家就讨
厌这作为骑墙的象征的蝙蝠了。
　　中国近来拾一点洋古典，有时也奚落起蝙蝠来。但这种寓言，出于伊索，是可喜的，
因为他的时代，动物学还幼稚得很。现在可不同了，鲸鱼属于什么类，蝙蝠属于什么类，
就是小学生也都知道得清清楚楚。倘若还拾一些希腊古典，来作正经话讲，那就只足表
示他的知识，还和伊索时候，各开大会的两类绅士淑女们相同。
　　大学教授梁实秋先生以为橡皮鞋是草鞋和皮鞋之间的东西，〔９〕那知识也相仿，
假使他生在希腊，位置是说不定会在伊索之下的，现在真可惜得很，生得太晚一点了。
　　六月十六日。

牟尼客

我谈“堕民”            

　　越客
　　六月二十九日的《自由谈》里，唐皘〔２〕先生曾经讲到浙东的堕民，并且据《堕民
猥谈》〔３〕之说，以为是宋将焦光瓒的部属，因为降金，为时人所不齿，至明太祖〔
４〕，乃榜其门曰“丐户”，此后他们遂在悲苦和被人轻蔑的环境下过着日子。
　　我生于绍兴，堕民是幼小时候所常见的人，也从父老的口头，听到过同样的他们所
以成为堕民的缘起。但后来我怀疑了。因为我想，明太祖对于元朝，尚且不肯放肆〔５
〕，他是决不会来管隔一朝代的降金的宋将的；况且看他们的职业，分明还有“教坊”
或“乐户”〔６〕的余痕，所以他们的祖先，倒是明初的反抗洪武和永乐皇帝的忠臣义
士〔７〕也说不定。还有一层，是好人的子孙会吃苦，卖国者的子孙却未必变成堕民的，
举出最近便的例子来，则岳飞〔８〕的后裔还在杭州看守岳王坟，可是过着很穷苦悲惨
的生活，然而秦桧，严嵩〔９〕……的后人呢？……
　　不过我现在并不想翻这样的陈年账。我只要说，在绍兴的堕民，是一种已经解放了
的奴才，这解放就在雍正年间罢〔１０〕，也说不定。所以他们是已经都有别的职业的
了，自然是贱业。男人们是收旧货，卖鸡毛，捉青蛙，做戏；女的则每逢过年过节，到
她所认为主人的家里去道喜，有庆吊事情就帮忙，在这里还留着奴才的皮毛，但事毕便
走，而且有颇多的犒赏，就可见是曾经解放过的了。
　　每一家堕民所走的主人家是有一定的，不能随便走；婆婆死了，就使儿媳妇去，传
给后代，恰如遗产的一般；必须非常贫穷，将走动的权利卖给了别人，这才和旧主人断
绝了关系。假使你无端叫她不要来了，那就是等于给与她重大的侮辱。我还记得民国革
命之后，我的母亲曾对一个堕民的女人说，“以后我们都一样了，你们可以不要来了。”
不料她却勃然变色，愤愤的回答道：“你说的是什么话？……我们是千年万代，要走下
去的！”
　　就是为了一点点犒赏，不但安于做奴才，而且还要做更广泛的奴才，还得出钱去买
做奴才的权利，这是堕民以外的自由人所万想不到的罢。
　　七月三日。

牟尼客

推            

　　丰之余
　　两三月前，报上好像登过一条新闻，说有一个卖报的孩子，踏上电车的踏脚去取报
钱，误踹住了一个下来的客人的衣角，那人大怒，用力一推，孩子跌入车下，电车又刚
刚走动，一时停不住，把孩子碾死了。
　　推倒孩子的人，却早已不知所往。但衣角会被踹住，可见穿的是长衫，即使不是“
高等华人”，总该是属于上等的。
　　我们在上海路上走，时常会遇见两种横冲直撞，对于对面或前面的行人，决不稍让
的人物。一种是不用两手，却只将直直的长脚，如入无人之境似的踏过来，倘不让开，
他就会踏在你的肚子或肩膀上。这是洋大人，都是“高等”的，没有华人那样上下的区
别。一种就是弯上他两条臂膊，手掌向外，像蝎子的两个钳一样，一路推过去，不管被
推的人是跌在泥塘或火坑里。这就是我们的同胞，然而“上等”的，他坐电车，要坐二
等所改的三等车，他看报，要看专登黑幕的小报，他坐着看得咽唾沫，但一走动，又是
推。
　　上车，进门，买票，寄信，他推；出门，下车，避祸，逃难，他又推。推得女人孩
子都踉踉跄跄，跌倒了，他就从活人上踏过，跌死了，他就从死尸上踏过，走出外面，
用舌头舔舔自己的厚嘴唇，什么也不觉得。旧历端午，在一家戏场里，因为一句失火的
谣言，就又是推，把十多个力量未足的少年踏死了。死尸摆在空地上，据说去看的又有
万余人，人山人海，又是推。
　　推了的结果，是嘻开嘴巴，说道：“阿唷，好白相来希〔２〕呀！”
　　住在上海，想不遇到推与踏，是不能的，而且这推与踏也还要廓大开去。要推倒一
切下等华人中的幼弱者，要踏倒一切下等华人。这时就只剩了高等华人颂祝着——“阿
唷，真好白相来希呀。为保全文化起见，是虽然牺牲任何物质，也不应该顾惜的——这
些物质有什么重要性呢！”六月八日。

牟尼客

“揩油”            

　　苇索
　　“揩油”，是说明着奴才的品行全部的。
　　这不是“取回扣”或“取佣钱”，因为这是一种秘密；但也不是偷窃，因为在原则
上，所取的实在是微乎其微。因此也不能说是“分肥”；至多，或者可以谓之“舞弊”
罢。然而这又是光明正大的“舞弊”，因为所取的是豪家，富翁，阔人，洋商的东西，
而且所取又不过一点点，恰如从油水汪洋的处所，揩了一下，于人无损，于揩者却有益
的，并且也不失为损富济贫的正道。设法向妇女调笑几句，或乘机摸一下，也谓之“揩
油”，这虽然不及对于金钱的名正言顺，但无大损于被揩者则一也。
　　表现得最分明的是电车上的卖票人。纯熟之后，他一面留心着可揩的客人，一面留
心着突来的查票，眼光都练得像老鼠和老鹰的混合物一样。付钱而不给票，客人本该索
取的，然而很难索取，也很少见有人索取，因为他所揩的是洋商的油〔２〕，同是中国
人，当然有帮忙的义务，一索取，就变成帮助洋商了。这时候，不但卖票人要报你憎恶
的眼光，连同车的客人也往往不免显出以为你不识时务的脸色。
　　然而彼一时，此一时，如果三等客中有时偶缺一个铜元，你却只好在目的地以前下
车，这时他就不肯通融，变成洋商的忠仆了。
　　在上海，如果同巡捕，门丁，西崽之类闲谈起来，他们大抵是憎恶洋鬼子的，他们
多是爱国主义者。然而他们也像洋鬼子一样，看不起中国人，棍棒和拳头和轻蔑的眼光，
专注在中国人的身上。
　　“揩油”的生活有福了。这手段将更加展开，这品格将变成高尚，这行为将认为正
当，这将算是国民的本领，和对于帝国主义的复仇。打开天窗说亮话，其实，所谓“高
等华人”也者，也何尝逃得出这模子。
　　但是，也如“吃白相饭”朋友那样，卖票人是还有他的道德的。倘被查票人查出他
收钱而不给票来了，他就默然认罚，决不说没有收过钱，将罪案推到客人身上去。八月
十四日。
　　　　　　　

牟尼客

双十怀古            

　　——民国二二年看十九年秋史　癖
　　小引
　　要做“双十”〔２〕的循例的文章，首先必须找材料。找法有二，或从脑子里，或
从书本中。我用的是后一法。但是，翻完“描写字典”，里面无之；觅遍“文章作法”，
其中也没有。幸而“吉人自有天相”，竟在破纸堆里寻出一卷东西来，是中华民国十九
年十月三日到十日的上海各种大报小报的拔萃。去今已经整整的三个年头了，剪贴着做
什么用的呢，自己已经记不清；莫非就给我今天做材料的么，一定未必是。但是，“废
物利用”——既经检出，就抄些目录在这里罢。不过为节省篇幅计，不再注明广告，记
事，电报之分，也略去了报纸的名目，因为那些文字，大抵是各报都有的。
　　看了什么用呢？倒也说不出。倘若一定要我说，那就说是譬如看自己三年前的照相
罢。
　　十月三日
　　江湾赛马。
　　中国红十字会筹募湖南辽西各省急振。
　　中央军克陈留。
　　辽宁方面筹组副司令部。
　　礼县土匪屠城。
　　六岁女孩受孕。
　　辛博森伤势沉重。
　　汪精卫到太原。
　　卢兴邦接洽投诚。
　　加派师旅入赣剿共。
　　裁厘展至明年一月。
　　墨西哥拒侨胞，五十六名返国。
　　墨索里尼提倡艺术。
　　谭延闿轶事。
　　战士社代社员征婚。
　　十月四日
　　齐天大舞台始创杰构积极改进《西游记》，准中秋节开幕。
　　前进的，民族主义的，唯一的，文艺刊物《前锋月刊》创刊号准双十节出版。
　　空军将再炸邕。
　　剿匪声中一趣史。
　　十月五日
　　蒋主席电国府请大赦政治犯。
　　程艳秋登台盛况。
　　卫乐园之保证金。
　　十月六日
　　樊迪文讲演小记。
　　诸君阅至此，请虔颂南无阿弥陀佛……大家错了，中秋是本月六日。
　　查封赵戴文财产问题。
　　鄂省党部祝贺克复许汴。
　　取缔民间妄用党国旗。
　　十月七日
　　响应政府之廉洁运动。

　　津浦全线将通车。
　　平津党部行将恢复。
　　法轮殴毙栈伙交涉。
　　王士珍举殡记。
　　冯阎部下全解体。
　　湖北来凤苗放双穗。
　　冤魂为厉，未婚夫索命。
　　鬼击人背。
　　十月八日
　　闽省战事仍烈。
　　八路军封锁柳州交通。
　　安德思考古队自蒙古返北平。
　　国货时装展览。
　　哄动南洋之萧信庵案。
　　学校当注重国文论。
　　追记郑州飞机劫。
　　谭宅挽联择尤录。
　　汪精卫突然失踪。
　　十月九日
　　西北军已解体。
　　外部发表英退庚款换文。
　　京卫戍部枪决人犯。
　　辛博森渐有起色。
　　国货时装展览。
　　上海空前未有之跳舞游艺大会。
　　十月十日
　　举国欢腾庆祝双十。
　　叛逆削平，全国欢祝国庆，蒋主席昨凯旋参与盛典。津浦路暂仍分段通车。
　　首都枪决共犯九名。
　　林埭被匪洗劫。
　　老陈圩匪祸惨酷。
　　海盗骚扰丰利。
　　程艳秋庆祝国庆。
　　蒋丽霞不忘双十。
　　南昌市取缔赤足。
　　伤兵怒斥孙祖基。
　　今年之双十节，可欣可贺，尤甚从前。
　　结语
　　我也说“今年之双十节，可欣可贺，尤甚从前”罢。十月一日。
　　附记：这一篇没有能够刊出，大约是被谁抽去了的，盖双十盛典，“伤今”固
难，“怀古”也不易了。十月十三日。

牟尼客

外国也有            

　　符灵
　　

凡中国所有的，外国也都有。
　　
外国人说中国多臭虫，但西洋也有臭虫；日本人笑中国人好弄文字，但日本人也一样的弄文字。不抵抗的有甘地；禁打外人的有希特勒；狄昆希吸鸦片；陀思妥夫斯基赌得发昏。斯惠夫德带枷，马克斯反动。林白大佐的儿子，就给绑匪绑去了。而裹脚和高跟鞋，相差也不见得有多么远。
　　
只有外国人说我们不问公益，只知自利，爱金钱，却还是没法辩解。民国以来，有过许多总统和阔官了，下野之后，都是面团团的，或赋诗，或看戏，或念佛，吃着不尽，真也好像给批评者以证据。不料今天却被我发见了：外国也有的！
　　
“十七日哈伐那电——避居加拿大之古巴前总统麦查度……在古巴之产业，计值八百万美元，凡能对渠担保收回此项财产者，无论何人，渠愿与以援助。又一消息，谓古巴政府已对麦及其旧僚属三十八人下逮捕令，并扣押渠等之财产，其数达二千五百万美元。……”
　　
以三十八人之多，而财产一共只有这区区二千五百万美元，手段虽不能谓之高，但
有些近乎发财却总是确凿的，这已足为我们的“上峰”雪耻。

不过我还希望他们在外国买有地皮，在外国银行里另有存款，那么，我们和外人折冲樽俎的时·候，就更加振振有辞了。假使世界上只有一家有臭虫，而遭别人指摘的时候，实在也不大舒服的，但捉起来却也真费事。况且北京有一种学说，说臭虫是捉不得的，越捉越多。即使捉尽了，又有什么价值呢，不过是一种消极的办法。

最好还是希望别家也有臭虫，而竟发见了就更好。发见，这是积极的事业。哥仑布与爱
迪生，也不过有了发见或发明而已。
　　
与其劳心劳力，不如玩跳舞，喝咖啡。外国也有的，巴黎就有许多跳舞场和咖啡店。
　　
即使连中国都不见了，也何必大惊小怪呢，君不闻迦勒底与马基顿乎？——外国也有的！十月十九日。

牟尼客

题记            

    在一年的尽头的深夜中，整理了这一年所写的杂感，竟比收在《热风》里的整四年中所
写的还要多。意见大部分还是那样，而态度却没有那么质直了，措辞也时常弯弯曲曲，议论
又往往执滞在几件小事情上，很足以贻笑于大方之家〔１〕。然而那又有什么法子呢。我今
年偏遇到这些小事情，而偏有执滞于小事情的脾气。

    我知道伟大的人物〔２〕能洞见三世，观照一切，历大苦恼，尝大欢喜，发大慈悲。但
我又知道这必须深入山林，坐古树下，静观默想，得天眼通，离人间愈远遥，而知人间也愈
深，愈广；于是凡有言说，也愈高，愈大；于是而为天人师。我幼时虽曾梦想飞空，但至今
还在地上，救小创伤尚且来不及，那有余暇使心开意豁，立论都公允妥洽，平正通达，像
“正人君子”〔３〕一般；正如沾水小蜂，只在泥土上爬来爬去，万不敢比附洋楼中的通人
〔４〕，但也自有悲苦愤激，决非洋楼中的通人所能领会。

    这病痛的根柢就在我活在人间，又是一个常人，能够交着“华盖运”。

    我平生没有学过算命，不过听老年人说，人是有时要交“华盖运”的。这“华盖”在他
们口头上大概已经讹作“镬盖”了，现在加以订正。所以，这运，在和尚是好运：顶有华
盖，自然是成佛作祖之兆。但俗人可不行，华盖在上，就要给罩住了，只好碰钉子。我今年
开手作杂感时，就碰了两个大钉子：一是为了《咬文嚼字》，一是为了《青年必读书》。署
名和匿名的豪杰之士的骂信，收了一大捆，至今还塞在书架下。此后又突然遇见了一些所谓
学者，文士，正人，君子等等，据说都是讲公话，谈公理，而且深不以“党同伐异”〔５〕
为然的。可惜我和他们太不同了，所以也就被他们伐了几下，——但这自然是为“公理”
〔６〕之故，和我的“党同伐异”不同。这样，一直到现下还没有完结，只好“以待来年”
〔７〕。

    也有人劝我不要做这样的短评。那好意，我是很感激的，而且也并非不知道创作之可
贵。然而要做这样的东西的时候，恐怕也还要做这样的东西，我以为如果艺术之宫里有这么
麻烦的禁令，倒不如不进去；还是站在沙漠上，看看飞沙走石，乐则大笑，悲则大叫，愤则
大骂，即使被沙砾打得遍身粗糙，头破血流，而时时抚摩自己的凝血，觉得若有花纹，也未
必不及跟着中国的文士们去陪莎士比亚〔８〕吃黄油面包之有趣。

    然而只恨我的眼界小，单是中国，这一年的大事件也可以算是很多的了，我竟往往没有
论及，似乎无所感触。我早就很希望中国的青年站出来，对于中国的社会，文明，都毫无忌
惮地加以批评，因此曾编印《莽原周刊》〔９〕，作为发言之地，可惜来说话的竟很少。在
别的刊物上，倒大抵是对于反抗者的打击，这实在是使我怕敢想下去的。

    现在是一年的尽头的深夜，深得这夜将尽了，我的生命，至少是一部分的生命，已经耗
费在写这些无聊的东西中，而我所获得的，乃是我自己的灵魂的荒凉和粗糙。但是我并不惧
惮这些，也不想遮盖这些，而且实在有些爱他们了，因为这是我转辗而生活于风沙中的瘢
痕。凡有自己也觉得在风沙中转辗而生活着的，会知道这意思。

    我编《热风》时，除遗漏的之外，又删去了好几篇。这一回却小有不同了，一时的杂感
一类的东西，几乎都在这里面。

    一九二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夜，记于绿林书屋〔１０〕东壁下。

牟尼客

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            

    ——九月间在广州夏期学术演讲会〔２〕讲我今天所讲的，就是黑板上写着的这样一个
题目。

    中国文学史，研究起来，可真不容易，研究古的，恨材料太少，研究今的，材料又太
多，所以到现在，中国较完全的文学史尚未出现。今天讲的题目是文学史上的一部分，也是
材料太少，研究起来很有困难的地方。因为我们想研究某一时代的文学，至少要知道作者的
环境，经历和著作。

    汉末魏初这个时代是很重要的时代，在文学方面起一个重大的变化，因当时正在黄巾
〔３〕和董卓〔４〕大乱之后，而且又是党锢〔５〕的纠纷之后，这时曹操〔６〕出来了。
——不过我们讲到曹操，很容易就联想起《三国志演义》〔７〕，更而想起戏台上那一位花
面的奸臣，但这不是观察曹操的真正方法。现在我们再看历史，在历史上的记载和论断有时
也是极靠不住的，不能相信的地方很多，因为通常我们晓得，某朝的年代长一点，其中必定
好人多；某朝的年代短一点，其中差不多没有好人。为什么呢？因为年代长了，做史的是本
朝人，当然恭维本朝的人物，年代短了，做史的是别朝人，便很自由地贬斥其异朝的人物，
所以在秦朝，差不多在史的记载上半个好人也没有。曹操在史上年代也是颇短的，自然也逃
不了被后一朝人说坏话的公例。其实，曹操是一个很有本事的人，至少是一个英雄，我虽不
是曹操一党，但无论如何，总是非常佩服他。

    研究那时的文学，现在较为容易了，因为已经有人做过工作：在文集一方面有清严可均
辑的《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晋南北朝文》〔８〕。其中于此有用的，是《全汉文》，《全三
国文》，《全晋文》。

    在诗一方面有丁福保辑的《全汉三国晋南北朝诗》〔９〕。——丁福保是做医生的，现
在还在。

    辑录关于这时代的文学评论有刘师培编的《中国中古文学史》〔１０〕。这本书是北大
的讲义，刘先生已死，此书由北大出版。

    上面三种书对于我们的研究有很大的帮助。能使我们看出这时代的文学的确有点异彩。

    我今天所讲，倘若刘先生的书里已详的，我就略一点；反之，刘先生所略的，我就较详
一点。

    董卓之后，曹操专权。在他的统治之下，第一个特色便是尚刑名。他的立法是很严的，
因为当大乱之后，大家都想做皇帝，大家都想叛乱，故曹操不能不如此。曹操曾自己说过：
“倘无我，不知有多少人称王称帝！”〔１１〕这句话他倒并没有说谎。因此之故，影响到
文章方面，成了清峻的风格。——就是文章要简约严明的意思。

    此外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尚通脱。他为什么要尚通脱呢？自然也与当时的风气有莫大的
关系。因为在党锢之祸以前，凡党中人都自命清流，不过讲“清”讲得太过，便成固执，所
以在汉末，清流的举动有时便非常可笑了。

    比方有一个有名的人，普通的人去拜访他，先要说几句话，倘这几句话说得不对，往往
会遭倨傲的待遇，叫他坐到屋外去，甚而至于拒绝不见。

    又如有一个人，他和他的姊夫是不对的，有一回他到姊姊那里去吃饭之后，便要将饭钱
算回给姊姊。她不肯要，他就于出门之后，把那些钱扔在街上，算是付过了。〔１２〕个人
这样闹闹脾气还不要紧，若治国平天下也这样闹起执拗的脾气来，那还成甚么话？所以深知
此弊的曹操要起来反对这种习气，力倡通脱。通脱即随便之意。此种提倡影响到文坛，便产
生多量想说甚么便说甚么的文章。

    更因思想通脱之后，废除固执，遂能充分容纳异端和外来的思想，故孔教以外的思想源
源引入。

    总括起来，我们可以说汉末魏初的文章是清峻，通脱。在曹操本身，也是一个改造文章
的祖师，可惜他的文章传的很少。他胆子很大，文章从通脱得力不少，做文章时又没有顾
忌，想写的便写出来。

    所以曹操征求人才时也是这样说，不忠不孝不要紧，只要有才便可以。〔１３〕这又是
别人所不敢说的。曹操做诗，竟说是“郑康成行酒伏地气绝”〔１４〕，他引出离当时不久
的事实，这也是别人所不敢用的。还有一样，比方人死时，常常写点遗令，这是名人的一件
极时髦的事。当时的遗令本有一定的格式，且多言身后当葬于何处何处，或葬于某某名人的
墓旁；操独不然，他的遗令不但没有依着格式，内容竟讲到遗下的衣服和伎女怎样处置等问
题〔１５〕。

    陆机虽然评曰“贻尘谤于后王”〔１６〕，然而我想他无论如何是一个精明人，他自己
能做文章，又有手段，把天下的方士文士统统搜罗起来，省得他们跑在外面给他捣乱。所以
他帷幄里面，方士文士就特别地多。

    孝文帝曹丕〔１７〕，以长子而承父业，篡汉而即帝位。他也是喜欢文章的。其弟曹植
〔１８〕，还有明帝曹叡〔１９〕，都是喜欢文章的。不过到那个时候，于通脱之外，更加
上华丽。不著有《典论》，现已失散无全本，那里面说：“诗赋欲丽”，“文以气为主”。
《典论》的零零碎碎，在唐宋类书中；一篇整的《论文》，在《文选》〔２０〕中可以看
见。

    后来有一般人很不以他的见解为然。他说诗赋不必寓教训，反对当时那些寓训勉于诗赋
的见解，用近代的文学眼光看来，曹丕的一个时代可说是“文学的自觉时代”，或如近代所
说是为艺术而艺术〔２１〕（ＡｒｔｆｏｒＡｒｔ′ｓＳａｋｅ）的一派。所以曹丕做的诗
赋很好，更因他以“气”为主，故于华丽以外，加上壮大。归纳起来，汉末，魏初的文章，
可说是：“清峻，通脱，华丽，壮大。”在文学的意见上，曹丕和曹植表面上似乎是不同
的。曹丕说文章事可以留名声于千载〔２２〕；但子建却说文章小道〔２３〕，不足论的。
据我的意见，子建大概是违心之论。这里有两个原因，第一，子建的文章做得好，一个人大
概总是不满意自己所做而羡慕他人所为的，他的文章已经做得好，于是他便敢说文章是小
道；第二，子建活动的目标在于政治方面，政治方面不甚得志〔２４〕，遂说文章是无用
了。

    曹操曹丕以外，还有下面的七个人：孔融，陈琳，王粲，徐干，阮瑀，应瑒，刘桢，都
很能做文章，后来称为“建安七子”〔２５〕。七人的文章很少流传，现在我们很难判断；
但，大概都不外是“慷慨”，“华丽”罢。华丽即曹丕所主张，慷慨就因当天下大乱之际，
亲戚朋友死于乱者特多，于是为文就不免带着悲凉，激昂和“慷慨”了。

    七子之中，特别的是孔融，他专喜和曹操捣乱。曹丕《典论》里有论孔融的，因此他也
被拉进“建安七子”一块儿去。其实不对，很两样的。不过在当时，他的名声可非常之大。
孔融作文，喜用讥嘲的笔调，曹丕很不满意他。孔融的文章现在传的也很少，就他所有的看
起来，我们可以瞧出他并不大对别人讥讽，只对曹操。比方操破袁氏兄弟，曹丕把袁熙的妻
甄氏拿来，归了自己，孔融就写信给曹操，说当初武王伐纣，将妲己给了周公了。操问他的
出典，他说，以今例古，大概那时也是这样的。又比方曹操要禁酒，说酒可以亡国，非禁不
可，孔融又反对他，说也有以女人亡国的，何以不禁婚姻？〔２６〕其实曹操也是喝酒的。
我们看他的“何以解忧？惟有杜康”〔２７〕的诗句，就可以知道。为什么他的行为会和议
论矛盾呢？此无他，因曹操是个办事人，所以不得不这样做；孔融是旁观的人，所以容易说
些自由话。曹操见他屡屡反对自己，后来借故把他杀了。〔２８〕他杀孔融的罪状大概是不
孝。因为孔融有下列的两个主张：第一，孔融主张母亲和儿子的关系是如瓶之盛物一样，只
要在瓶内把东西倒了出来，母亲和儿子的关系便算完了。第二，假使有天下饥荒的一个时
候，有点食物，给父亲不给呢？孔融的答案是：倘若父亲是不好的，宁可给别人。——曹操
想杀他，便不惜以这种主张为他不忠不孝的根据，把他杀了。倘若曹操在世，我们可以问
他，当初求才时就说不忠不孝也不要紧，为何又以不孝之名杀人呢？然而事实上纵使曹操再
生，也没人敢问他，我们倘若去问他，恐怕他把我们也杀了！与孔融一同反对曹操的尚有一
个祢衡〔２９〕，后来给黄祖杀掉的。祢衡的文章也不错，而且他和孔融早是“以气为主”
来写文章的了。故在此我们又可知道，汉文慢慢壮大起来，是时代使然，非专靠曹操父子之
功的。但华丽好看，却是曹丕提倡的功劳。

    这样下去一直到明帝的时候，文章上起了个重大的变化，因为出了一个何晏〔３０〕。

    何晏的名声很大，位置也很高，他喜欢研究《老子》和《易经》。至于他是怎样的一个
人呢？那真相现在可很难知道，很难调查。因为他是曹氏一派的人，司马氏很讨厌他，所以
他们的记载对何晏大不满。因此产生许多传说，有人说何晏的脸上是搽粉的，又有人说他本
来生得白，不是搽粉的。〔３１〕但究竟何晏搽粉不搽粉呢？我也不知道。

    但何晏有两件事我们是知道的。第一，他喜欢空谈，是空谈的祖师；第二，他喜欢吃
药，是吃药的祖师。〔３２〕此外，他也喜欢谈名理。他身子不好；因此不能不服药。

    他吃的不是寻常的药，是一种名叫“五石散”的药。

    “五石散”是一种毒药，是何晏吃开头的。汉时，大家还不敢吃，何晏或者将药方略加
改变，便吃开头了。五石散的基本，大概是五样药：石钟乳，石硫黄，白石英，紫石英，赤
石脂；另外怕还配点别样的药。但现在也不必细细研究它，我想各位都是不想吃它的。

    从书上看起来，这种药是很好的，人吃了能转弱为强。因此之故，何晏有钱，他吃起来
了；大家也跟着吃。那时五石散的流毒就同清末的鸦片的流毒差不多，看吃药与否以分阔气
与否的。现在由隋巢元方做的《诸病源候论》〔３３〕的里面可以看到一些。据此书，可知
吃这药是非常麻烦的，穷人不能吃，假使吃了之后，一不小心，就会毒死。先吃下去的时
候，倒不怎样的，后来药的效验既显，名曰“散发”。倘若没有“散发”，就有弊而无利。
因此吃了之后不能休息，非走路不可，因走路才能“散发”，所以走路名曰“行散”。比方
我们看六朝人的诗，有云：“至城东行散”，就是此意。后来做诗的人不知其故，以为“行
散”即步行之意，所以不服药也以“行散”二字入诗，这是很笑话的。

    走了之后，全身发烧，发烧之后又发冷。普通发冷宜多穿衣，吃热的东西。但吃药后的
发冷刚刚要相反：衣少，冷食，以冷水浇身。倘穿衣多而食热物，那就非死不可。因此五石
散一名寒食散。只有一样不必冷吃的，就是酒。

    吃了散之后，衣服要脱掉，用冷水浇身；吃冷东西；饮热酒。这样看起来，五石散吃的
人多，穿厚衣的人就少；比方在广东提倡，一年以后，穿西装的人就没有了。因为皮肉发烧
之故，不能穿窄衣。为豫防皮肤被衣服擦伤，就非穿宽大的衣服不可。现在有许多人以为晋
人轻裘缓带，宽衣，在当时是人们高逸的表现，其实不知他们是吃药的缘故。一班名人都吃
药，穿的衣都宽大，于是不吃药的也跟着名人，把衣服宽大起来了！

    还有，吃药之后，因皮肤易于磨破，穿鞋也不方便，故不穿鞋袜而穿屐。所以我们看晋
人的画像或那时的文章，见他衣服宽大，不鞋而屐，以为他一定是很舒服，很飘逸的了，其
实他心里都是很苦的。

    更因皮肤易破，不能穿新的而宜于穿旧的，衣服便不能常洗。因不洗，便多虱。所以在
文章上，虱子的地位很高，“扪虱而谈”〔３４〕，当时竟传为美事。比方我今天在这里演
讲的时候，扪起虱来，那是不大好的。但在那时不要紧，因为习惯不同之故。这正如清朝是
提倡抽大烟的，我们看见两肩高耸的人，不觉得奇怪。现在就不行了，倘若多数学生，他的
肩成为一字样，我们就觉得很奇怪了。

    此外可见服散的情形及其他种种的书，还有葛洪的《抱朴子》〔３５〕。

    到东晋以后，作假的人就很多，在街旁睡倒，说是“散发”以示阔气。〔３６〕就像清
时尊读书，就有人以墨涂唇，表示他是刚才写了许多字的样子。故我想，衣大，穿屐，散骃
等等，后来效之，不吃也学起来，与理论的提倡实在是无关的。

    又因“散发”之时，不能肚饿，所以吃冷物，而且要赶快吃，不论时候，一日数次也不
可定。因此影响到晋时“居丧无礼”。——本来魏晋时，对于父母之礼是很繁多的。比方想
去访一个人，那么，在未访之前，必先打听他父母及其祖父母的名字，以便避讳。否则，嘴
上一说出这个字音，假如他的父母是死了的，主人便会大哭起来〔３７〕——他记得父母了
——给你一个大大的没趣。晋礼居丧之时，也要瘦，不多吃饭，不准喝酒。但在吃药之后，
为生命计，不能管得许多，只好大嚼，所以就变成“居丧无礼”了。

    居丧之际，饮酒食肉，由阔人名流倡之，万民皆从之，因为这个缘故，社会上遂尊称这
样的人叫作名士派。吃散发源于何晏，和他同志的，有王弼和夏侯玄〔３８〕两个人，与晏
同为服药的祖师。有他三人提倡，有多人跟着走。他们三人多是会做文章，除了夏侯玄的作
品流传不多外，王何二人现在我们尚能看到他们的文章。他们都是生于正始的，所以又名曰
“正始名士”〔３９〕。但这种习惯的末流，是只会吃药，或竟假装吃药，而不会做文章。

    东晋以后，不做文章而流为清谈，由《世说新语》〔４０〕一书里可以看到。此中空论
多而文章少，比较他们三个差得远了。三人中王弼二十余岁便死了，夏侯何二人皆为司马懿
〔４１〕所杀。因为他二人同曹操有关系，非死不可，犹曹操之杀孔融，也是借不孝做罪名
的。

    二人死后，论者多因其与魏有关而骂他，其实何晏值得骂的就是因为他是吃药的发起
人。这种服散的风气，魏，晋，直到隋，唐，还存在着，因为唐时还有“解散方”〔４
２〕，即解五石散的药方，可以证明还有人吃，不过少点罢了。唐以后就没有人吃，其原因
尚未详，大概因其弊多利少，和鸦片一样罢？

    晋名人皇甫谧〔４３〕作一书曰《高士传》，我们以为他很高超。但他是服散的，曾有
一篇文章，自说吃散之苦。因为药性一发，稍不留心，即会丧命，至少也会受非常的苦痛，
或要发狂；本来聪明的人，因此也会变成痴呆。所以非深知药性，会解救，而且家里的人多
深知药性不可。晋朝人多是脾气很坏，高傲，发狂，性暴如火的，大约便是服药的缘故。比
方有苍蝇扰他，竟至拔剑追赶；〔４４〕就是说话，也要胡胡涂涂地才好，有时简直是近于
发疯。但在晋朝更有以痴为好的，这大概也是服药的缘故。

    魏末，何晏他们以外，又有一个团体新起，叫做“竹林名士”，也是七个，所以又称
“竹林七贤”〔４５〕。正始名士服药，竹林名士饮酒。竹林的代表是嵇康〔４６〕和阮籍
〔４７〕。但究竟竹林名士不纯粹是喝酒的，嵇康也兼服药，而阮籍则是专喝酒的代表。但
嵇康也饮酒，刘伶〔４８〕也是这里面的一个。他们七人中差不多都是反抗旧礼教的。

    这七人中，脾气各有不同。嵇阮二人的脾气都很大；阮籍老年时改得很好，嵇康就始终
都是极坏的。

    阮年青时，对于访他的人有加以青眼和白眼的分别〔４９〕。白眼大概是全然看不见眸
子的，恐怕要练习很久才能够。青眼我会装，白眼我却装不好。

    后来阮籍竟做到“口不臧否人物”〔５０〕的地步，嵇康却全不改变。结果阮得终其天
年，而嵇竟丧于司马氏之手，与孔融何晏等一样，遭了不幸的杀害。这大概是因为吃药和吃
酒之分的缘故：吃药可以成仙，仙是可以骄视俗人的；饮酒不会成仙，所以敷衍了事。

    他们的态度，大抵是饮酒时衣服不穿，帽也不带。若在平时，有这种状态，我们就说无
礼，但他们就不同。居丧时不一定按例哭泣；子之于父，是不能提父的名，但在竹林名士一
流人中，子都会叫父的名号〔５１〕。旧传下来的礼教，竹林名士是不承认的。即如刘伶—
—他曾做过一篇《酒德颂》，谁都知道——他是不承认世界上从前规定的道理的，曾经有这
样的事，有一次有客见他，他不穿衣服。人责问他；他答人说，天地是我的房屋，房屋就是
我的衣服，你们为什么进我的裤子中来？〔５２〕至于阮籍，就更甚了，他连上下古今也不
承认，在《大人先生传》〔５３〕里有说：“天地解兮六合开，星辰陨兮日月颓，我腾而上
将何怀？”他的意思是天地神仙，都是无意义，一切都不要，所以他觉得世上的道理不必
争，神仙也不足信，既然一切都是虚无，所以他便沉湎于酒了。然而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
他的饮酒不独由于他的思想，大半倒在环境。其时司马氏已想篡位，而阮籍名声很大，所以
他讲话就极难，只好多饮酒，少讲话，而且即使讲话讲错了，也可以借醉得到人的原谅。只
要看有一次司马懿求和阮籍结亲，而阮籍一醉就是两个月，没有提出的机会，〔５４〕就可
以知道了。

    阮籍作文章和诗都很好，他的诗文虽然也慷慨激昂，但许多意思都是隐而不显的。宋的
颜延之〔５５〕已经说不大能懂，我们现在自然更很难看得懂他的诗了。他诗里也说神仙，
但他其实是不相信的。嵇康的论文，比阮籍更好，思想新颖，往往与古时旧说反对。孔子
说：“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嵇康做的《难自然好学论》〔５６〕，却道，人是并不好
学的，假如一个人可以不做事而又有饭吃，就随便闲游不喜欢读书了，所以现在人之好学，
是由于习惯和不得已。还有管叔蔡叔〔５７〕，是疑心周公，率殷民叛，因而被诛，一向公
认为坏人的。而嵇康做的《管蔡论》，就也反对历代传下来的意思，说这两个人是忠臣，他
们的怀疑周公，是因为地方相距太远，消息不灵通。

    但最引起许多人的注意，而且于生命有危险的，是《与山巨源绝交书》中的“非汤武而
薄周孔”。司马懿因这篇文章，就将嵇康杀了〔５８〕。非薄了汤武周孔，在现时代是不要
紧的，但在当时却关系非小。汤武是以武定天下的；周公是辅成王的；孔子是祖述尧舜，而
尧舜是禅让天下的。嵇康都说不好，那么，教司马懿篡位的时候，怎么办才是好呢？没有办
法。在这一点上，嵇康于司马氏的办事上有了直接的影响，因此就非死不可了。嵇康的见
杀，是因为他的朋友吕安不孝，连及嵇康，罪案和曹操的杀孔融差不多。魏晋，是以孝治天
下的，不孝，故不能不杀。为什么要以孝治天下呢？因为天位从禅让，即巧取豪夺而来，若
主张以忠治天下，他们的立脚点便不稳，办事便棘手，立论也难了，所以一定要以孝治天
下。但倘只是实行不孝，其实那时倒不很要紧的，嵇康的害处是在发议论；阮籍不同，不大
说关于伦理上的话，所以结局也不同。

    但魏晋也不全是这样的情形，宽袍大袖，大家饮酒。反对的也很多。在文章上我们还可
以看见裴頠的《崇有论》〔５９〕，孙盛的《老子非大贤论》〔６０〕，这些都是反对王何
们的。在史实上，则何曾劝司马懿杀阮籍有好几回〔６１〕，司马懿不听他的话，这是因为
阮籍的饮酒，与时局的关系少些的缘故。

    然而后人就将嵇康阮籍骂起来，人云亦云，一直到现在，一千六百多年。季札说：“中
国之君子，明于礼义而陋于知人心。”〔６２〕这是确的，大凡明于礼义，就一定要陋于知
人心的，所以古代有许多人受了很大的冤枉。例如嵇阮的罪名，一向说他们毁坏礼教。但据
我个人的意见，这判断是错的。魏晋时代，崇奉礼教的看来似乎很不错，而实在是毁坏礼
教，不信礼教的。表面上毁坏礼教者，实则倒是承认礼教，太相信礼教。因为魏晋时所谓崇
奉礼教，是用以自利，那崇奉也不过偶然崇奉，如曹操杀孔融，司马懿杀嵇康，都是因为他
们和不孝有关，但实在曹操司马懿何尝是著名的孝子，不过将这个名义，加罪于反对自己的
人罢了。于是老实人以为如此利用，亵黩了礼教，不平之极，无计可施，激而变成不谈礼
教，不信礼教，甚至于反对礼教。——但其实不过是态度，至于他们的本心，恐怕倒是相信
礼教，当作宝贝，比曹操司马懿们要迂执得多。现在说一个容易明白的比喻罢，譬如有一个
军阀，在北方——在广东的人所谓北方和我常说的北方的界限有些不同，我常称山东山西直
隶河南之类为北方——那军阀从前是压迫民党的，后来北伐军势力一大，他便挂起了青天白
日旗，说自己已经信仰三民主义了，是总理的信徒。这样还不够，他还要做总理的纪念周。
这时候，真的三民主义的信徒，去呢，不去呢？不去，他那里就可以说你反对三民主义，定
罪，杀人。但既然在他的势力之下，没有别法，真的总理的信徒，倒会不谈三民主义，或者
听人假惺惺的谈起来就皱眉，好像反对三民主义模样。所以我想，魏晋时所谓反对礼教的
人，有许多大约也如此。他们倒是迂夫子，将礼教当作宝贝看待的。

    还有一个实证，凡人们的言论，思想，行为，倘若自己以为不错的，就愿意天下的别
人，自己的朋友都这样做。但嵇康阮籍不这样，不愿意别人来模仿他。竹林七贤中有阮咸，
是阮籍的侄子，一样的饮酒。阮籍的儿子阮浑也愿加入时，阮籍却道不必加入，吾家已有阿
咸在，够了。〔６３〕假若阮籍自以为行为是对的，就不当拒绝他的儿子，而阮籍却拒绝自
己的儿子，可知阮籍并不以他自己的办法为然。至于嵇康，一看他的《绝交书》，就知道他
的态度很骄傲的；有一次，他在家打铁——他的性情是很喜欢打铁的——钟会来看他了，他
只打铁，不理钟会。〔６４〕钟会没有意味，只得走了。其时嵇康就问他：“何所闻而来，
何所见而去？”钟会答道：“闻所闻而来，见所见而去。”这也是嵇康杀身的一条祸根。但
我看他做给他的儿子看的《家诫》〔６５〕——当嵇康被杀时，其子方十岁，算来当他做这
篇文章的时候，他的儿子是未满十岁的——就觉得宛然是两个人。他在《家诫》中教他的儿
子做人要小心，还有一条一条的教训。有一条是说长官处不可常去，亦不可住宿；官长送人
们出来时，你不要在后面，因为恐怕将来官长惩办坏人时，你有暗中密告的嫌疑。又有一条
是说宴饮时候有人争论，你可立刻走开，免得在旁批评，因为两者之间必有对与不对，不批
评则不像样，一批评就总要是甲非乙，不免受一方见怪。还有人要你饮酒，即使不愿饮也不
要坚决地推辞，必须和和气气的拿着杯子。我们就此看来，实在觉得很希奇：嵇康是那样高
傲的人，而他教子就要他这样庸碌。因此我们知道，嵇康自己对于他自己的举动也是不满足
的。所以批评一个人的言行实在难，社会上对于儿子不像父亲，称为“不肖”，以为是坏
事，殊不知世上正有不愿意他的儿子像自己的父亲哩。试看阮籍嵇康，就是如此。这是，因
为他们生于乱世，不得已，才有这样的行为，并非他们的本态。但又于此可见魏晋的破坏礼
教者，实在是相信礼教到固执之极的。

    不过何晏王弼阮籍嵇康之流，因为他们的名位大，一般的人们就学起来，而所学的无非
是表面，他们实在的内心，却不知道。因为只学他们的皮毛，于是社会上便很多了没意思的
空谈和饮酒。许多人只会无端的空谈和饮酒，无力办事，也就影响到政治上，弄得玩“空城
计”，毫无实际了。在文学上也这样，嵇康阮籍的纵酒，是也能做文章的，后来到东晋，空
谈和饮酒的遗风还在，而万言的大文如嵇阮之作，却没有了。刘勰〔６６〕说：“嵇康师心
以遣论，阮籍使气以命诗。”这“师心”和“使气”，便是魏末晋初的文章的特色。正始名
士和竹林名士的精神灭后，敢于师心使气的作家也没有了。

    到东晋，风气变了。社会思想平静得多，各处都夹入了佛教的思想。再至晋末，乱也看
惯了，篡也看惯了，文章便更和平。代表平和的文章的人有陶潜〔６７〕。他的态度是随便
饮酒，乞食，高兴的时候就谈论和作文章，无尤无怨。所以现在有人称他为“田园诗人”，
是个非常和平的田园诗人。他的态度是不容易学的，他非常之穷，而心里很平静。家常无
米，就去向人家门口求乞。他穷到有客来见，连鞋也没有，那客人给他从家丁取鞋给他，他
便伸了足穿上了。虽然如此，他却毫不为意，还是“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这样的自
然状态，实在不易模仿。他穷到衣服也破烂不堪，而还在东篱下采菊，偶然抬起头来，悠然
的见了南山，这是何等自然。现在有钱的人住在租界里，雇花匠种数十盆菊花，便做诗，叫
作“秋日赏菊效陶彭泽体”，自以为合于渊明的高致，我觉得不大像。

    陶潜之在晋末，是和孔融于汉末与嵇康于魏末略同，又是将近易代的时候。但他没有什
么慷慨激昂的表示，于是便博得“田园诗人”的名称。但《陶集》里有《述酒》一篇，是说
当时政治的。〔６８〕这样看来，可见他于世事也并没有遗忘和冷淡，不过他的态度比嵇康
阮籍自然得多，不至于招人注意罢了。还有一个原因，先已说过，是习惯。因为当时饮酒的
风气相沿下来，人见了也不觉得奇怪，而且汉魏晋相沿，时代不远，变迁极多，既经见惯，
就没有大感触，陶潜之比孔融嵇康和平，是当然的。例如看北朝的墓志，官位升进，往往详
细写着，再仔细一看，他是已经经历过两三个朝代了，但当时似乎并不为奇。

    据我的意思，即使是从前的人，那诗文完全超于政治的所谓“田园诗人”，“山林诗
人”，是没有的。完全超出于人间世的，也是没有的。既然是超出于世，则当然连诗文也没
有。诗文也是人事，既有诗，就可以知道于世事未能忘情。譬如墨子兼爱，杨子为我。〔６
９〕墨子当然要著书；杨子就一定不著，这才是“为我”。因为若做出书来给别人看，便变
成“为人”了。

    由此可知陶潜总不能超于尘世，而且，于朝政还是留心，也不能忘掉“死”，这是他诗
文中时时提起的〔７０〕。用别一种看法研究起来，恐怕也会成一个和旧说不同的人物罢。

    自汉末至晋末文章的一部分的变化与药及酒之关系，据我所知的大概是这样。但我学识
太少，没有详细的研究，在这样的热天和雨天费去了诸位这许多时光，是很抱歉的。现在这
个题目总算是讲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