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剑英披露文革死亡人数：骇人听闻空前绝后

我是夏雯静

文革终于失败了。毛泽东死后不到一个月，以他妻子为核心的四个文革领导人被捕。文革一度摧毁的旧制度，在文革后期已完全恢复。中国人为文革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叶剑英在十二届一中全会后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曾披露文革遭受迫害及死亡人数：（1）规模性武斗事件，4,300多件，死亡123,700多人；（2）250万干部被批斗，302,700多名干部被非法关押，115,500多名干部非正常死亡；（3）城市有4,810,000各界人士，被打成历史反革命、现行反革命、阶级异己分子、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反动学术权威，非正常死亡683,000多人；（4）农村有5,200,000地主、富农（包括部分上中农）家属被迫害，有1,200,000地主、富农及家属非正常死亡；（5）有1亿1,300多万人受到不同程度的政治打击，557,000多人失踪。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等合编的《建国以来历次政治运动事实》载：1984年5月，中央经过两年零七个月的全面调查、核实，重新统计的“文革”有关数字是：420万余人被关押审查；172万8千余人非正常死亡；13万5千余人被以现行反革命罪判处死刑；武斗中死亡23万7千余人，703万余人伤残；7万多个家庭整个被毁。本文是杨继绳在北京大学斯坦福中心2013年10月25日举办的“写毛泽东时代”学术讨论会上的发言，原载2013年11月30日出版的第104期《记忆》，原题为《道路·理论·制度——我对文化大革命的思考》。


1970年5月22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向参加群众大会的人群挥手

文革产生的原因要在文革前的17年的制度中、当年的意识形态和政治道路中寻找。毛泽东开始认为半年、一年、三年文革就可以结束。但在进行过程中出现了原来没有想到的情况。他没有想到1967年8月全面失控，不得不抛出文革的坚定支持者王、关、戚；他没有想到1968年军队内部出现不可调和的争斗，不得不抛出杨、余、傅；他希望“九大”以后转入“斗批改”，没有想到林彪和他出现分歧，最终酿成震惊世界的林彪事件。毛泽东的文革理念遭到实践的反复碰撞以后，偏离了它初期的目标，只能在进退维谷的泥潭中挣扎。林彪事件之后，毛还是想将运动拨回文革初期的方向，但此时文革已失掉民心，人们把希望的目光投向了周恩来。这样，继刘、林之后，周又成了毛的革命对象。一个新问题接着一个新问题，用后一个错误纠正前一个错误。文革是问题导向，是摸着石头过河，这一摸就是十年。如果不是毛逝世，还不知道文革如何收场。

文革像钱塘激潮一波又一波地涌动。每一波都是多种力量互动的结果。每一波都有一批人被政治恶浪吞没。随着文革原动力减弱、抵制文革力量增强，观望者增多，文革波逐渐衰减，最终波平浪静，直至文革失败到完全被否定。

文革像一个长期革命过程的浓缩，像巨大革命画卷的缩微：开始批判一切、否定一切，鼓动反潮流，破坏旧秩序。旧的秩序破坏以后，群雄蜂起，你争我斗。今天这一派得势，明天那一派掌权；今天整人者，明日被人整；今日的战友，明天的仇敌。当全民被政治斗争拖得筋疲力尽的时候，就出现了派别的联合，由动乱向稳定转变，社会思潮和人的行为由激进趋于保守。价值观念和革命的初始相反：今非而昨是，昨是而今非。最后由混乱走向秩序。

文化革命中充满了权力斗争，而且权力斗争的野蛮、黑暗、残酷，表现得淋漓尽致；但在权力斗争的深层还有中国向何处去的道路之争，权力是实现政治道路的工具。

有一些研究者认为文化革命纯粹是一场权力斗争。其根据是，刘少奇收拾大饥荒的残局取得了成效并在党内赢得了威望。毛泽东大权旁落。于是就发动文革剥夺刘少奇的权力。

这种说法有一定的道理，但经不起分析。第一，1959年在庐山会议上，毛7月23日的一次讲话就把掌握兵权的彭德怀元帅搞下了台。1965年底，毛召开一次会议就把彭、陆、罗、杨四个位高权重的高官打倒了。毛要打倒刘少奇何必兴师动众搞文化大革命？第二，毛把文革当作他平生的两件大事之一，另一件大事是把蒋介石赶到了台湾，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如果文革的目的仅是夺取刘少奇手中的权力，能和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同等重要吗？第三，毛说文化大革命七八年一次，第一次已经把刘少奇打倒了，权力拿到了手，为什么今后还要七八年一次？毛、刘当时都是七八十岁的人，再过七八年他和刘都不在世了，他们之间还有什么权力斗争？第四，毛并没有“大权旁落”，如果真正大权旁落了，他能力排众议发动文化大革命吗？

不可否认，整个文化革命过程，从中央到基层都充满了权力斗争，而且权力斗争的尖锐性、残酷性、野蛮性表现得淋离尽致。但是，在政治家那里，权力不是赏心悦目的玩物，而是实现政治目标的工具。政治目标就是中国的政治方向，即“中国向何处去？”。在这一点上，毛、刘分歧已久，而且各自形成了一支队伍。

走社会主义道路，利用政权的力量，统筹全局，实现社会公平，在这个基本问题上中共领导人没有什么不同。但是，在什么条件下从“新民主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过渡的速度是稳一点还是快一点？毛和刘是不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不久，刘少奇提出“巩固新民主主义的秩序”，即经过一段时间发展资本主义，提高了社会经济水平以后，再搞社会主义。毛认为，逆水行舟，不进则退，资本主义一旦发展起来，就会造成复辟，只有不停顿地继续革命，才能实现共产党的既定目标。他坚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日，就是进入社会主义革命之时。

刘少奇也强调阶级斗争，但他的斗争目标是地、富、反、坏、右、腐化堕落的基层干部和不听话的知识分子；毛当然是1949年以来打击各路“阶级敌人”的始作俑者，但他的斗争目标重点在党内，在高层，因为只有党内高层才对中国发展方向有决定性作用。无疑，三年大饥荒是加剧毛刘分歧的重要原因。毛不甘心“三面红旗”的失败，还想再找机会建立他的乌托邦。他要建立一个全新的社会。在这个社会里，没有城乡差别，没有工农差别，没有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的差别，所有的被压迫者都获得政治、经济、文化上的平等权利。这个社会组织是“一大二公”的、工、农、商、学、兵五位一体的、政企不分的社会组织。要建成这个社会，就必须限制社会分工和商品生产，限制按劳分配原则，在经济上建立自给自足的社会组织。依靠这样社会组织进行大生产。他坚信“小生产是产生资本主义的温床”，商品经济对社会、对人心有强烈的腐蚀性，按劳分配是社会不平等的“资产阶级法权”。他认为，如果放任小生产发展、追求物质利益，放弃战争年代的革命精神，党就要变修，国就要变色，资本主义就会复辟。他这种设想在1958年提出来过，经过试验失败了。文化大革命中又重新提了出来，而且在实践中比1958年更彻底。

如果说，毛泽东建立制度的出发点是“善”，那么，用政权的强制来实现虚幻的“善”，最终必然酿成了空前的“恶”，必然将所有的人推向被奴役的境地。

其实，社会主义这个“善”，只是知识分子设计的一种美好的愿望。作为集体主义这个大范畴的社会主义，是以抹杀个人为前提的，是违背人性的。毛泽东为了建成社会主义，他试图改变人性。用强权将社会主义目标构建的制度必然是极权制度。社会主义理想在几百年的实践中处处碰壁，没有成功的先例。社会主义在中国也是一再受挫，而且前景渺茫。毛泽东不从社会主义这个乌托邦的本身中找原因，而归罪于“修正主义”，归罪于“阶级敌人”。

毛搞阶级斗争就是为他建立这种乌托邦扫清道路。令毛忧虑的是，不仅刘少奇抵制他的政治路线，刘少奇周围的一批人都站在刘的一边。刘少奇这些人并没有达到背离社会主义的程度，但他们确实看到了社会主义在实践中的困难而畏缩不前。刘少奇等人收拾大饥荒的残局的作法（“三自一包”、“三和一少”）与毛的路线背道而驰。毛对这些不符合他的路线的作法称为“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把不同意走他这条道路的高级干部称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反修防修”是文化大革命的主要任务。毛认为，要按他这条路线走，就得让千百万人接受他的路线，就得动员千百万人齐心协力。大规模发动群众搞文革，不仅是为了打倒刘少奇，主要是为了实现他的革命路线，建立他设想的美好社会。所谓“反修防修”就是为毛泽东的主张扫清障碍，所谓“斗私、批修”、“狠斗私字一闪念”，就是改造人性，为乌托邦清理心灵的基地。

毛泽东想按他的梦想在中国画出“最新最美的图画”。这个梦想一旦付之实施，“即使怀抱着建立人间天堂的最美好的愿望，但它只是成功地制造了人间地狱——人以其自身的力量为自己的同胞们准备的地狱。”〔1〕毛泽东所指引的中国道路在大饥荒年代已经制造了人间地狱〔2〕。为这条道路来扫清障碍的文革，必然再一次制造人间地狱。

然而，直到21世纪，中国还有人高喊“道路自信”〔3〕，真是咄咄怪事！

毛泽东选择的政治道路有着明确的意识形态背景。在文革中，这种意识形态鼓动起狂热的群众运动。全民的疯狂、对政治贱民和不同观点的人的空前凶残，是因为意识形态迷惑了全体民众，毒化了整个社会心理，否定了传统道德。

文革是大规模的急风暴雨般的群众运动。这场群众运动下扫政治贱民〔4〕，上打官僚集团。每一个阶层，每个单位、每个地区，每个家庭都卷入其中，夫妻因观点不同而吵架，父子因看法不一而翻脸，至亲好友为路线不同而分道扬镳。1966年秋，我到贵阳串联，一下火车，一群小学生就围上来质问：你是什么观点的？我在湖北串联听说，夫妻二人正在包饺子，一边包着一边谈文革，谈着谈着，就吵了起来，把包好了的饺子掀翻了。文革卷入人数之多，参与者投入之深是空前绝后的。对大多数人来说，是主动参加的，政治贱民们为没有参加的资格而苦恼。有人说，文化大革命不是群众运动，而是运动群众。但是，群众是怎样被运动起来的？是靠多年灌输的意识形态。文革前十七年，通过教科书、报纸、会议等一切形式，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地向每一个人灌输官方意识形态，对与官方不一致的思想不停地批判，对外来思想严密封锁，使得官方意识形态控制了每一个人的头脑，指导每一个人的行动，充满了全社会的整个话语体系。由于官方意识形态滲透到中国人的灵魂中，很多人是怀着极大的政治热情参加运动的，很多人有“革命是劳动者的节日”那种快感。意识形态不仅使单个的人对政权心悦诚服，还造就全社会的群体意识。社会群体意识鼓动着成千上万的人向着意识形态指引的方向狂奔。不按照这个方向狂奔的任何人，都会被浩浩荡荡的狂奔群体踏成肉泥。

我是夏雯静

据中共中央组织部统计，在文革中全国被立案审查的干部共230万人，占文化革命前1200万干部的19·2%，虽未立案审查，但被错误批斗、关押的干部和受株连的人为数更多。其中，国家机关副部长和地方副省长以上的干部被立案审查的约占同级干部总数的75%；有6万多名干部被迫害致死；集团性的冤假错案近两万件，涉及干部达几十万人，大批好的官员也会受到残酷的迫害。见《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1949-1978）》，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第967页

〔28〕1968年7月28日，毛泽东接见北京造反派“五大领袖”的谈话。

〔2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第149页

〔30〕邓小平：《党和国家领导体制的改革》，1980年8月18日，载《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323页。

〔31〕《关于“文化大革命”期间高等院校学生造反组织重要头头记录在案工作的意见》（中组发〔1983〕6号，1983年4月23日）

〔32〕在国民党军队和共产党军队“拉锯”的地方，共产党将地主的财产分给农民，共产党的军队走了以后，对农民进行“反攻倒算”的地主称为“还乡团”。1975年10月，贾启允出任云南省委第一书记，行前邓小平要他放手“整顿”，“不要怕当还乡团”。

〔33〕弗·奥·哈耶克：《通向奴役之路》中文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第102页

〔34〕吴敬琏先生把“权力市场经济”制度称为“权贵资本主义”。

〔35〕《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载《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757页

〔36〕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1949-1978）》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第752页

〔37〕王年一：《漫谈文革》，香港中大《二十一世纪》2006年10月版

〔38〕丁东：《文革研究中的几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