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第三次鼠疫大流行的可怕真相

我是夏雯静

这是我的第一篇历史博文，来谈一谈发生于1946-1948年的东北第三次鼠疫大流行。这次流行，持续三年，从1946年在以王爷庙（今内蒙古乌兰浩特市，重要边贸口岸)为代表的多个城镇开始爆发流行，至1948年疫情基本扑灭为止，共造成多达51672人染病，其中42967人死亡，仅仅是在疫情最严重的1947年，就有35947名无辜百姓染病，其中多达30958人丧生！而小规模流行甚至一直持续到1958年！这是多么令人感到悲痛与恐怖的数据！而这次持续时间为东北史上最长，造成死亡人数第三的鼠疫大流行，其原因却始终扑朔迷离。
      而在解学诗与松村高夫等人合著的新书《战争与恶疫——日军对华细菌战》中，这个谜的谜底终于被揭开了！是的，这一切都是由于日军731部队的罪恶行径！为何这么讲？好吧，让我们来看看731细菌部队在1945年春所下达给东北各省伪政权的通知：在三个月之内，捕足30万只达乌尔黄鼠，并用火车和汽车运入平房站，之后直接交予731部队使用。此通知还附带一份表，算明了给予受命捕捉黄鼠的小学生的”特配品“数量及金额，天啊，连中小学生都被派去捕捉黄鼠，你可以想象731部队的行径是多么疯狂！而这30万只黄鼠的目的，正是用于培养对付苏军的细菌武器！你以为日本面对苏军的进攻真的毫无防备吗？不！早在1944年底，日军就料到苏联对日宣战只是时间问题，且预测苏军将于翌年9月初发动进攻，便肯定要准备对苏军动用细菌武器，负隅顽抗——日军于1945年1月将石井四郎召回731部队任指挥官也证明了这一点。但是，未曾等到日军做好充分准备，苏军便于8月9日提前撕毁《苏日互不侵犯条约》，兵分三路向东北发起了大规模进攻。因此，（很显然）日军的对苏细菌战部署——也就是用鼠疫杆菌攻击苏军的计划——泡汤了。但是，我们也不能忽略731部队为对苏军的鼠疫攻击做了大量准备，前面提到的疯狂下令百姓捕捉黄鼠既是为此。这样来看，731部队在溃退前仍然有能力对即将攻占全东北的苏联红军发动垂死挣扎的细菌袭击也就不足为奇了，而且，他们也确实这么做了！
      1945年8月13日，731部队终于撤出为非作歹13年之久的四方楼基地——不，应该叫四方楼残址，因为这群恶魔为了毁灭罪证，不但将关押其中的400多名”马路大“用氰酸毒气杀死，还纵火烧毁了包括四方楼在内的整个基地！他们乘坐火车撤出了平房，撤出了哈尔滨，也撤出了东三省。但是，他们在临走前最后一天放出了之前强征而来的30万只带有”装备“数不胜数的鼠疫杆菌的疫蚤的达乌尔黄鼠，以平房为中心，四散逃入整个哈尔滨及其周边地区，一场史无前例的“人造”鼠疫大流行即将爆发了！
        注：1· “马路大”其实是731细菌部队在残酷的细菌实验中所用的活人试验品！“马路大”的来源主要包括东北抗日联军被俘战士，暴露身份并被捕的苏联间谍，以及社会主义者和所谓“反满分子”等。“马路大”这个词在日语中的意思为“原木”，而731部队的恶魔们也的确像对待尚未加工的原木那样极为残忍地虐待他们。事实上，在731部队驻地平房区的四方楼基地中的第七，第八号楼，作为“特殊监狱”曾先后关押多达1500多名
“马路大”，但其中被记录在案的有幸逃脱的仅有2人。


   此前的博文中，我已经论述了东北第三次鼠疫大流行的元凶正是侵华日军731细菌部队，那么肯定有不少历史爱好者会问咖喱为什么如此确定这次鼠疫媒介就是达乌尔黄鼠，又为什么如此确定是731部队的恶行。下面咖喱就为大家解答。
     事实上东北第三次鼠疫大流行的主要疫源一开始并不确定，因为东北的啮齿动物种类多达17种，而当时推测的主要疫源则有两个：一是达乌尔黄鼠，二是褐家鼠。对到底是黄鼠还是褐家鼠成为主要疫源的问题，双方争论不休。包括伍连德，伯力士等一批老资格专家（伍连德曾指挥扑灭1911年初的东北第一次鼠疫大流行，伯力士也曾于1941年亲临遭到日军鼠疫袭击的湖南常德展开调查，并准确查出流行原因）坚持认为是褐家鼠，而安东，仓内，尼古拉耶夫等人则坚决支持疫源为黄鼠的观点，直至解放后，经过广大东北医务工作者近10年的研究，才终于在20世纪50年代末查明疫源：黄鼠为主要疫源，褐家鼠次之，其余15种啮齿动物仅起很小的辅助作用。
      问：既然确定主要疫主为达乌尔黄鼠，那么这些黄鼠从何而来？
      答：在内蒙古自治区和辽，吉，黑三省交界处，有一块面积达20万平方公里左右的半湿润半干燥温带草原，这片草原是黄鼠绝佳的繁殖地点。731部队得到的黄鼠大多来自这个地方。
      问：一般来说，每年的什么时间段是在黄鼠群体中爆发鼠疫的集中期？
      答：这就要说到黄鼠的习性了。我们知道，黄鼠通常在每年3月下旬结束冬眠，4月中下旬就开始交配并准备产仔——这段时期黄鼠活动较为频繁，也是可能爆发鼠疫流行的第一个时间段，但通常持续时间较短。之后从5月上旬至六月下旬，是黄鼠产仔和抚育幼崽的主要时期，这一时期黄鼠活动极为频繁，一旦发生流行，就可能演变为大流行，而到了8月下旬及以后，随着黄鼠逐渐进入冬眠，其活动也大大减少，一般不太可能发生鼠疫流行。因而我们可得出下面这个结论：从总体上来看，春末夏初是达乌尔黄鼠鼠疫流行的高发期。
      问：为什么一定就是731部队人为制造了这次鼠疫？
      答：这是一个非常棒的问题。首先，在前面的答问过程中我已经提到，黄鼠一般在每年9月下旬进入冬眠，在此前的一个月中它们将不再有频繁的活动，爆发鼠疫的概率也会变得非常小。但是，在哈尔滨郊外的731部队驻地平房区（和王爷庙一样，也是此次东北鼠疫大流行7个最初爆发点之一），鼠疫是在1945年8月下旬才开始流行，此时本不该发生流行，原因我已提过两次，而且这个时间段，刚好是在731部队溃退前放出黄鼠的半个月后——半个月，足够造成鼠间鼠疫的流行并让相当数量的黄鼠染病，且黄鼠本喜在草原活动，可是流行开始前却在市区内发现大量死鼠，这是与黄鼠生活习性相违背的。更加重要的是，在最开始爆发鼠疫的平房疫区和王爷庙疫区，以及鼠疫流行最猛烈凶狠的通辽疫区（通辽疫区在1947年的鼠疫大流行中共有多达15087人染病，其中12771死亡，鼠疫还沿铁路线及其它途径传播至至少7个县市（旗）)，在这次鼠疫流行前均无任何流行原发性鼠疫（即最初从本地开始流行，而非从外地传入的鼠疫）的记录。而更加可疑的是，前两次东北鼠疫大流行的疫源都是由入境的俄国人（或在俄国工作的华人）传入，即属外来性鼠疫，但是，东北第三次鼠疫大流行属于原发性鼠疫，外来的100多万苏军并未携来鼠疫疫源。不要忘了，731部队放出的所有黄鼠都携带经过强化的鼠疫杆菌，这完全足够引起一场鼠疫大流行，而平房地区在日军撤走后不久便发现了大量病鼠，死鼠，这难道是巧合吗？我想不是！最后，这次鼠疫大流行所造成的感染人数中，腺鼠疫占了60%以上，肺鼠疫次之，兼有败血性鼠疫和皮肤鼠疫，而前两次大流行中占到绝对多数的是肺鼠疫！
        当然，我们不否认可能有其它一些因素造成本次大流行，但是，731部队在这次大流行中所起到的'关键作用”，却是不容质疑的。
        也许还会有人追问，1948年以后，东北当局又做了些什么，使得东北在此后的60余年中杜绝了鼠疫的再次流行呢？
        1948年以后，随着辽沈战役的胜利结束，东北全境解放，东三省的局势也趋于稳定，这使得原先被战事耗费许多精力的东北行政委员会能够全力对付鼠疫，加之东三省广大医务工作者在之前三年中对鼠疫的奋力抗击和苏联医疗队在药品及医务人员培训方面的大力援助，东北鼠疫在1948年下半年已有减弱势头。局势稳定后，大规模的灭鼠和清乡卫生运动得以进一步展开，特别是在各原发疫区，捕鼠运动开展极为顺畅，如1948年仅原发疫区之一的乌兰浩特（就是之前提到的王爷庙）就捕鼠76225只，疫情最重的通辽县则捕鼠多达483059只，在50年代末查明疫主为达乌尔黄鼠之后，更组织连年捕杀黄鼠，使黄鼠密度降到每十公顷一只以下，基本消灭了引起东北第三次鼠疫大流行的疫源。这样，东北在60年代末以后再未发生任何鼠疫流行。

我是夏雯静

本文摘自《文史精华》2005年第05期，作者：吴甲才，原题：《侵华日军在白音布统施放鼠疫经过》

关于1942年发生在白音布统的鼠疫，与侵华日军的关系，笔者在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政协文史委的帮助下，先后到阿旗、右旗、左旗、敖汉、乌丹、赤峰等地，走访和电话采访了亲历者与知情者60多人，较重要的有吴景文（81岁）、魏连春（81岁）、陈希镇（84岁）、李宝昌（87岁）、刘桂云（75岁）、吴文彬（83岁）、魏景芝（76岁）、王维翰（81岁）、孙玉芳（74岁）、郭长海（68岁）、赵国盛（81岁）等，力求真实客观地记述这段历史。

一、白音布统城的由来及其机构设置

白音布统建国前隶属巴林右旗（现隶属阿鲁科尔沁旗），1934年巴林王（扎噶尔）在这里设特区，派李振源到白音布统主管该地区的开发建设和管理，该城是在凌源县县长陆喜廷、围场县县长的哥哥潘惠廷、股东王玉廷等人的土地上建起来的。曾叫过“新安镇”，后又恢复原名白音布统城，城有4个门，4个角楼即炮楼，城墙高7—8尺，城中是十字街，建成后来自凌源、围场、赤峰、乌丹、大板等地客商设的店铺有40多家。这里税赋低，商品价便宜，逢农历三、六、九集，吸来周边众多购货者，成为天山、天鲁、大板等地区小有名气的小商品集散地和农畜土特产品收购地，有“小巴林”之美称。

白音布统城，面积不大，但人口密集，有二三．百户人家。店铺众多，名气较大的有：德厚昌商号（大东家徐爱武，掌柜的有乌丹人马华廷、赵玉峰，赤峰人刘汇东，学徒伙计吴景文、吕志，厨师王哲兴等），同兴隆烧锅（东家王玉廷），意和祥商号（陈希林、陈希镇兄弟俩开的），李记皮铺（乌丹李彬在此设的分号，掌柜的是陈维），庆新城商号，天居祥杂货店，和记商号（河北省饶阳县的李泽思、李宝昌兄弟俩开的）和李茂春皮铺（魏连春曾在此学徒）等。

城内机构设置有：村公所、警察署、财税所、特务股、兴农合作社。另有一座学校。

李振源任白音布统区的区官，管辖范围有：白音布统、马宗山、敖汉营子、沙日呼、查布嘎、大河沿、河东等区村。

主管此地事务的，实际是日本人田中和佐德木等人。这里虽然偏僻，但日伪的交通通信很便利，邻近的天山、大板、开鲁、乌丹、赤峰都设有小型飞机场。日伪特机关有无线电收发报机，交通工具有马匹、大车和汽车。这里的机构基本按旗县级设置。但旗县没有设的，这里也设了，如特务股。特务机构表面是蒙古人，实际是不露身份的日本人把持着。

二、大祸从天降

1942年7月的一天下午，白音布统各店铺将要收摊。德厚昌商号五六位店员和掌柜的正在院中围桌而坐，等着吃晚饭，突然空中有响动，吴景文、赵玉峰、吕志、王哲兴等人不约而同朝空中望去，“一个燃烧着的弹壳从他们的头上滑过，弹壳后面有一团黄黑等颜色的物体从天而降，而这个弹壳离地面只有四五十米高，向城东北方向落下并自毁。街上很多人都看到了它，但当时都没在意，也没当回事”。

7天后，大街小巷死鼠多起来，而且房内外有大量的跳蚤，和记商号李宝昌讲述：“那时，屋里地上、墙上和街面上都有大量的跳蚤，特别是鼠洞周围厚厚一层跳蚤，这些跳蚤是黄棕色的，而本地跳蚤是黑色的。”陈维皮铺的几个伙计发烧，不多时就死去了，其他店铺和百姓家也报出噩耗，当时人们不知传染了什么病，惊恐万分，叫声昼夜不停。李振源找警察署，警察找日本参事官，可日本人却早早地逃到距白音布统4公里以外的敖汉营子村避起来。李振源通过各种方式向大板、开鲁、兴安省报告，几天过后没结果，他又通过关系向扎噶尔王报告。人死得一天比一天多，日伪特人员远离疫区，坐视不管。半个月后，由新京（长春）等地派来了100名警察，一支日本防疫特别小分队也开到这里，他们穿着白衣、白裤，头扣白色连衣帽，脚蹬高筒大水靴，并戴着防疫镜。队长叫小野四秀夫，年龄30多岁；副手是玉初美容。人们以为来了治病除疫的救星。可实际，残景更为可怕。

我是夏雯静

大批日伪特来后，首先把城封死，4个城门和十字街中间，搭起不挨墙地的木头柳席做的，岗哨（十字街是观察哨），四外围上了警察，除日伪特人员外，其他人都不许出入，违者就地枪杀。有几个有钱的人和外地进来购物送东西的人，怕染上疫病死到这里，纷纷跃墙而逃，都被警察打死了。

封锁白音布统后，警察署由鲍金财、百岁、吴小个子、浩楼、雷会田等接管，防疫由日本人小野四秀夫、玉初美容操纵。在学校设健康所一处，在兴农合作社设隔离所一处、治疗所一处。还有一处实验室。设在离白音布统4公里以外的敖汉营子附近的西山脚下，看上去为百姓着想，实际成了日军摧残中国百姓的实验基地。

在城里和周边的人，日伪特既不提供防疫方法，有病也不治，只是每天挨户查三遍户口，凡是发烧38℃以上的人就抓走。从隔离所死里逃生的刘桂云说：“那时我14岁，给人家当童养媳。鼠疫来时，一不小心收拾屋子摔倒了，日本人把我当成疫病抓到隔离所，这里有十多间房子，凡是进来的人，不给水喝；不给饭吃，都被日伪特逼着扒掉所有衣服，不扒就拳打脚踢，鞭子抽。随后不分男女老少，排成两溜，日军和警察给人从头到脚浇冷水，喷所谓的消毒水。有不少没染上瘟疫的人，因冷水激，一冷一热感冒后很快传染上疫病死去。这里天天死人，我们就在可怕的死人堆里挣扎着……”。

三、残害百姓

日本人来了后，所设的治疗所实际是观察鼠疫菌效果的剖腹实验所。陈希镇讲述：“有一位在乌丹开肉铺的老板的儿子，来自音布统在我父亲开的皮匠铺学徒，那年他才19岁，身体非常棒，但鼠疫传染了他，被日本防疫队抓到治疗所第一个给剖了腹……”魏连春讲述：“街上有一个姓迟的小名叫‘帮子’的小伙子，也染上了病菌，但没死，日本人不给治，拖到治疗所捆在手术台上，就给剖腹了……”小野四秀夫等人把许多活着的人，剖开肚子，取出心脏，放在玻璃瓶中，然后把玻璃瓶装在铁盒中，铁盒放在一个装水的盒子里，迅速送到了石井部队。实际是分析他们施放疫菌的效果。进入实战后，有哪些可改进完善的地方，并留作细菌标本或做细菌培养基用。

日本防疫队和警察采取封户集中隔离的办法，无论病否，只要他们认为有病的，就统统赶到学校或兴农合作社集中起来，加以迫害摧残。进到隔离所的百姓，先是被扒光衣服，然后往身上浇水喷药。日伪特人员把衣服集中起来，说是热蒸消毒。有很多人把金银首饰、钱财等贵重东西带在身上以防丢失或备急用，警察借蒸衣服之机，把贵重的东西和钱财都揣进自己的腰包，人们稍有反抗就是一顿恶打。有的被打得皮开肉绽，伤口很快感染，不长时间就死了。有的一家人全被赶到隔离所，家里没人往隔离所送饭、送水，眼睁睁在这里饿死或渴死。有的家有人送饭，但必须给看守送礼，才让你把饭送到家人手中，否则，以相互感染为名，不让进去，家人只好等死。有的忍受不了天天被扒光衣服浇冷水的折磨，趁天黑逃了出去，但多数被警察抓住，有的当场打死，有的回到隔离所，没几天就死了。没跑的人，病一天天重起来，就被日伪打上催死针，不一会儿就没了气。据那时在隔离所专拉死人的翟凤鸣介绍：自日本兵警察团来后，我每天天黑时，到隔离所往外拉死人，这里一天少的拉三五个人，多的拉出十七八个人，往白音布统北（现红星村北）的大坑里一扔。每天都得挖长七八尺、深十来尺的大坑，一天不论死多少人都扔在一个坑里。为了日后辨认，每个死者都插上一个小棒做记号。死者有的裹着衣服，有的光着身子，有的睁着眼，有的咧着嘴，什么样的痛苦面孔都有。而最可怕的是被日本人剖了腹的那些死人。

在鼠疫菌肆虐下，日伪特不但任其发展，而且想方设法抓捕少妇和十八九岁的姑娘，以逞淫威。他们见到漂亮的姑娘和少妇就以染上鼠疫为借口抓到隔离所，扒光衣服“净身”，往身上喷洒“消毒水”，然后在身上乱摸；有的不明不白地被捉走，从此再也没回来。有的女人被拉出去，他们发完兽性，就像死人一样拖了回来。城里有一个开肉杠（就是肉铺）业主的妻子30岁左右，皮肤白晰，体态丰满，外号叫“小白猪”，被拉到隔离所让她脱光衣服；当时她只是把外衣裤脱掉，裤衩没脱，日伪特人员就拽裤衩，她不从，一个叫百岁的警察上去就拳打脚踢，把裤衩撕开。在场的日本人一阵阵狂笑，一示意，警察把她拉到配水配药室。她遭到了日特骨干和两名警察的轮奸，不久含恨死去。百岁、浩楼等警察利用防疫的机会，糟蹋了许多良家妇女。鼠疫没结束，他们也染上了疫菌而暴死。

四、自治自救

施放鼠疫菌后，日军希望疫区越扩大越好，死的人越多越好，所以，防疫队明是防疫，实际收进隔离所、健康所、治疗所的，除刘桂云、李斌、赵纯等3名少年死里逃生外，其余全部死亡。外地过来做生意的商人和手艺师傅，发现了日伪特的动机，迅即采取措施，自治自救。陈希镇家接手的药铺立即开门营业，卖一些消毒、灭菌、退烧的药品。李泽思、李宝昌、吴景文等商人彻底清理住人房子的卫生。凡是有鼠洞的地方放烟炮熏，发现死鼠立即拾起深埋，发现鼠洞周围的黄跳蚤就用火烧，房子里撒消毒粉，避开了疫蚤的袭击。吴景文则深居不出在伙房搭起一个不挨地、墙的板铺，悬起来从而避开了这场灾难。魏连春等好心人给染上疫菌的人在患处贴大烟膏子，见效很快。家住白音布统北村的魏景芝发高烧，她父亲给她服中药发汗，自我隔离不与外界人近距离接触，不与皮衣物沾边，房屋内外撒石灰，杀虫粉，甚至热灰、烟灰等办法自我救治。同时，竭力设法躲避日伪特的抓捕，从而很多人保住了性命。而日本人所做的，就是在活人身上做各种药物实验。有的穿刺，有的在患处割肉，有的往肚子里灌大量的药水，有的在身上换着部位注射药液，等等。翟凤鸣说：“从这里拉出的人，身上没有全的，肚子剖开了，胳膊腿也不全。”后来，日本人不让他拉死人了，他们怕暴露残害中国人的真相，做完实验的人就秘密处置了。日本人一看百姓有了自治自救的方法，感到难以毁掉这里所有的中国人，于是才拿出特效消毒液。让百姓洒并烧掉没人住的房子。

到了1942年10月份，侵华日军在白音布统搞的鼠疫菌实验，历时3个多月终于结束了。双手沾满中国人民血迹的日军，带着大量的观察材料和实验数据离开了这里，向主子汇报去了。

据不完全统计，白音布统日军施放的鼠疫菌感染死亡人数达800人（其中当地居民400人，其他是外地商人和流动人口），占全城1200人的66．6％。

五、扎王之死

白音布统发现的鼠疫，牵动着在新京的一个人，他就是巴林王扎噶尔。自从日军占领东北及蒙古东部建立了傀儡政权——“满洲国”后，他先后任兴安西省“省长”、兴安局“总裁”、参议府“副议长”等，但他一直惦念着一手操办起来的小巴林（白音布统城）。这里是他的小金库，他需要靠它上下打点，实现自己的政治愿望，可日本人明着提升，实际限制着他。日本为了彻底征服中国人，在中国东北大面积种植罂粟，并纵容满蒙官员特别是扎王吸大烟，大烟免费，送太谷产的烟灯、烟枪一套，让扎王尽情地抽。日本人看他思乡情太重，就给他介绍几个日本女人做老婆，但他不要。白音布统流行鼠疫的消息，通过各种渠道传到他的耳旁，他一改过去抽大烟的习惯，各处奔走呼吁，寻医找药，但收效甚微。白音布统防疫由日本防疫队管，捐来的医药物资也必须交由日本人处理，别人不能插手。白音布统鼠疫的原因，他多方打探，得知是日本731部队所为。从此日本人就盯上了他，限制了他的活动范围。1944年，白音布统鼠疫发生两周年之际，日本关东军设宴招待扎噶尔王，扎王酒后回到公寓，不几天就死了，他成了日本在中国施放鼠疫阴谋的又一个牺牲品。

六、日军为何要在白音布统施放鼠疫菌

1936年日本在哈尔滨平房镇建立了规模庞大的防疫给水部（简称731细菌队伍，又称石井队伍），由石井四郎指挥。这支部队研究作战的目的，就是在大地域内撒放传染病菌，消灭人、畜和农作物，制造无人区。石井四郎最感兴趣的是鼠疫，他去欧洲考察得知，14世纪中叶的一次鼠疫几乎毁灭了整个欧洲大陆。为此石井决定把鼠疫菌当做最有威力的武器来进行试验。

为什么要在白音布统施放鼠疫菌？原因之一是日本迫于国际和侵华战区的压力，选择偏远地区，用25公斤、能容3万只跳蚤的瓷弹（又称巧克力弹）施放鼠疫菌。其载体跳蚤到地面后，迅速捕抓热源体（鼠、人）施放毒素，从而大规模屠杀中国人。

原因之二：此处地势低洼，盐碱地周边是黄沙土地，有大量的跳蚤追逐寄生的热源体老鼠。日本人吸取了1940年在宁波施放鼠菌因缺乏跳蚤生存病菌的载体而死人少的“教训”。

原因之三：这里聚集了很多不为日伪满效力逃避当兵的年轻人，他们纷纷从敌占区跑到这里来做买卖、打工、耍手艺。同时，这里经常有抗日小分队活动。通过情报分析，日军把白音布统地区看作是不稳定地区之一，要寻机进行“清剿”。

原因之四：日军在中国和海外战场，战事吃紧，形势不利。1940年，八路军百团大战，歼敌4．4万人，百团大战一周年之际日军冈村宁次集中13万兵力分13路报复八路军的“百团大战”，结果被八路军歼灭8000人，冈村自认失败。在海外战场，日本对英美宣战，太平洋战争爆发，海外战事吃紧。在靠近苏蒙边疆一线，日本更加注意苏蒙军的动向。但是，日军战线拉长，兵力不足，加上入侵地人民的反抗，日军便使用细菌战，加快了大规模屠杀中国百姓的速度。据《日本军情内幕》介绍：“石井四郎派6架飞机在晋冀鲁豫边区投下400千克鼠疫菌，半个月后，驻华北日军总司令部报告：共有35万人感染，15．6万人死亡”。“施展这一招，不费多大气力，就可消灭有抗日动机的大：量中国人”。

七、鼠疫的蔓延

日本把曾流行过鼠疫的地区，作为向731部队提供鼠源的基地，并把通辽、赤峰作为鼠种来源区，赤峰重点设在敖汉和乌丹。经历过这段历史的老人孙玉芳、王维翰介绍说：“日本人来乌丹后，把乌丹老城门里南侧的学堂给占用了。他们在这里收养各种老鼠，院里养很多狼狗，戒备森严。来卖老鼠的百姓，在院外边，日本人带着翻译出来讲价，亲自收，卖鼠人和其他人不准进院，但有时能看到院里装养老鼠的大铁笼子，后来才知道是做培殖鼠疫菌用的”。据郭长海介绍说：“日军占领了学堂这个院子后，做了细菌实验基地，他们与住在地方的日军没有多少联系，应届日军石井部队。日军撤走后，我们一帮小孩到这里来看。这里共有20间房子，其中靠北大门前的第二栋5间房子就是细菌实验室。日本人把细菌实验仪器全都砸碎了，地上全是白花花的实验仪器碎片，细菌罐、带菌的老鼠不知去向……”“当时有一个不解的谜，为什么日军住的院有井，他们做饭喝水不用此井水。我那时是小孩，家穷，谁给口饭我就给谁干杂活，有时在李彬家干杂活，有时学堂的日本人遇到我，让我给他们到李彬住的院（现食品厂）打水，比划着说：‘只要天天给打水，天天给白米饭吃’。学堂和邻近的井他们不用，估计他们做实验的细菌、药物把水污染了……”“1947年乌丹闹鼠疫，我住在桥南李彬办的草纸坊院里（距细菌实验室0．5公里），院里第一个死的是个卖豆腐的，他从外回来，到井边倒下就死了。我们进屋一看，地上都是黄棕色的跳蚤，比当地的跳蚤大。我看完往外走，走不多远，就全身麻木不省人事，后来父亲把我弄回家，拿大烟糊了三个多月才好，大腿上留下一个拳头大的疤痕。这些跳蚤毒性特大，很可能就是日本人留下的跳蚤菌所为。”

据专家介绍：鼠疫菌的潜伏发作期可长达十几年，在气候、湿度、温度适宜的时候，如果不加强防治它就会发作传染。1947年前后，敖汉、翁牛特旗发生了规模较大的鼠疫，敖汉旗1945至1948年死亡6119人，翁牛特旗从1947年至1950年死亡3117人。这里原是日本鼠疫菌的鼠源基地，却变成了鼠疫菌的受害区。这些地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经过多方努力，利用3年时间终于使泛滥的疫情得到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