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日本关东军之恶魔的饱食

我是夏雯静

她的婚纱

血一般的历史，

我是夏雯静

川岛队三谷班是鼠疫研究班。它不仅研究鼠疫菌种，而且还亲自做验证毒力的活人试验。上田弥太郎雇员就是曾经多次做过活人实验的助手之一。

　　1942年4月，作为江田武一曹长助手的上田弥太郎雇员要到7号栋监狱去，对牢房受过细菌试验的中国人进行病变的观测。这是他的本职，天天要这样做。当时，江田提醒他在里边不准随便说日本话，并带有神秘的语气解释说：“里边押有朝鲜人，他们都会日语”。江田又嘱咐他：“所拿的器械不能放在窗台上，注意不要把手伸到窗口内。那里的爱国分子很厉害嘿！弄不好，他们抓起器械砸你，或者把你的手折断”。

　　上田在入口处，出示了“特别许可证”，并领了一张“细菌试验观察记录表”。记录表印有编号，还有记载体温、白血球、红血球、白色素、血沉、血压、血的培养等栏目。这张表不论用或不用，既使填写废了，也不准随便丢失，用后必须交回。上田跟着江田到7栋内南侧楼下的一个牢房前。这里边监押着5个人，他们的实际年龄都不太大，大约二、三十岁，非人的折磨使他们变得苍老。一天前，他们接受了一次鼠疫菌液注射试验，如今虽然还能走动，但距离死亡为期已经不远了。上田按照号码分别把他们叫到观测窗口前，按观测记录表上的要求逐项检查，并进行填写。第三天，上田照例去这个牢房观察时，发现了一名被试验者死了。他立即通知警备队人员，把尸体送进了解剖室，进行了解剖，最后，尸体被推进特别班的焚尸炉里烧掉了。由于上田担负着填写观测记录表的任务，所以，他经过鼠疫菌液试验的全部过程。最后，将这个项目都填满的表交给了江田曹长。

　　5月上旬的一天早上，上田又按照小林松藏技师的命令到了7号栋内北侧楼下的牢房对5名被试验者作观察记录。当他在一个被试验者右臂动脉管上抽血时，发现那个人胳膊上有注射针眼，知道对这个人的试验的时间不太久，次日，当一名被试验者死后，上田跟随推尸小车来到解剖室。这次，他看到的是执刀者采取的乱马解剖法，即将尸体大卸八块，分别在脏器里取出菌液，然后把这具空壳尸体投进焚尸炉。这天下午，上田又看见两个被试验的人死了。其中一名年纪约30多岁，手指特别细，看样子不象经常劳动的人，是不久前被抓来的。其余两名幸运地活下来了，一周后复原。上田明白，他们的生命也是短暂的，不久就会在另一次或另一种试验中死去。

　　如果说，上面这位原七三一部队队员在50年代初的供述还不够具体的话，那么，再看一看另一个原七三一部队队员在80年代令人毛骨悚然的自述和对七三一部队罪行的认识：“在我的眼里，那些要亲自制止灭绝人类的细菌战的中国人，其形象当然不会变化。‘只有把这些家伙顺利地用于实验，才能显出我的手段。无论如何，我绝不后退’。我看了一下表，偷偷地溜了出来。这对别人来说，是难以理解的。我走上了研究室的楼梯。占有二三层的研究室，全都迷恋于疯狂的杀人实验。研究室里充满了动物的尸臭和血腥气。我进入研究室内巡视了一下，几天前注射的老鼠和土拨鼠，被脏东西污染的毛倒竖着。筋疲力尽的动物在蠕动。人死了，动物死了，对于人来说应该是可悲的事情，但作为细菌战爪牙的我，却很高兴。这些现象意味着细菌毒性强烈，这和自己的飞黄腾达联系起来了。我把这一带的动物一直看完。‘毒性都不错嘛！我一边微笑着，一边把死了的老鼠肚子撕开，取出脾脏、肝脏，开始培养。 　　7点钟是量取中国人体温的时间。我想，动物到这种程度就会死去，有这样的毒性，‘丸太’（即“马路大”之意，日语）也一定死了，像昨天那样的反抗也许不会有了。跑进消毒室，取来器械，打开特别班进口的铁大门，递过出入许可证。我来到监禁中国人的两栋楼房中的一栋--7号楼。抬着担架、穿着防菌衣的两个男人跑到面前来了。在担架上放着被切开肚子、敲破头、劈掉脚而成为肉块的中国人。他的血在滴落着。我看到这个被惨杀的身体，暗自想道：‘得赶快干了。是哪个班的’？我用军官惯用的那种举动，把头低下，往当中凝视。我送去被惨杀者的尸体之后，快步走近三天前被注射鼠疫菌的中国人住着的12号房间，战战兢兢地偷看里边。中国人由于被我注射了鼠疫菌，难受得浑身乱动，趴倒在床上吐血。

　　哇……………………

　　‘见鬼去吧！这可好了’。过不大一会儿，我开锁进入里面。知道我走进来的那个中国人，在口角滴着血当中抬起头，脸上满染血污，目不转眼地盯着我。我知道他们没有任何抵抗力。 　　‘畜生！死去吧／我用脚上橡胶长靴的尖头突然踢去。咕嘟咕嘟从中国人口中吐出的鲜红的血洒满了床席。

　　‘鬼子！一定报仇／中国人满身滴答着血，想要站起来，没有力气，突然倒了下去。

　　‘过一会儿分成八半。把这个浇上。’我用带来的消毒药水把中国人的全身浇遍，留下使他憎恨的话后就走了出去”。

　　“731部队的极恶劣、非人道行为，是天人所不容的犯罪。

　　为战争出卖科学家良心的‘学者’还有以救人命为使命的‘医学家’、‘医科学生’，由他们的手或在他们指挥下所进行的残忍活动，作为战争犯罪来看，也是‘践踏国际法规和人道原则’的恶劣典型。

　　我尽管愚笨，也是他们的爪牙，犯下了不能偿还的数不清的罪恶，无论如何，追悔莫及。

　　我从个人体验出发，坚决反对把侵略战争正当化或美化的风潮”。

　　这些血淋淋的事实和对七三一部队罪行的谴责，对日本那些至今仍别有用心地否定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野蛮侵略和七三一部队细菌战争活动的人是一个有力批驳，他们应该承认事实受到教育，有所醒悟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军队曾经根据大本营的命令，违背国际公约进行了细菌战与化学战，是二战中惟一将细菌武器与化学武器用于实战的军队。而侵华日军关东军中的731部队（原名“满洲第731部队”）是一支专门研究细菌武器和实施细菌战的部队。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日本军国主义者就一直在开发研究廉价但杀伤力强的武器，尽管1925年国际间缔结了禁止使用细菌与化学武器的日内瓦议定书，但是日本大本营仍然采纳了军医石井四郎的主张，首先在日本陆军军医学校设立了“防疫研究室”。1932年，石井四郎将这一研究搬到刚被日本占领的中国东北，在关东军中设立了名为“防疫给水”的防疫特务机关——加茂部队。1936年，根据天皇签署的陆甲第七号命令，在加茂部队的基础上建立了“关东军防疫部”，设在哈尔滨市的郊区平房地区。1940年，该部队改名为“关东军防疫给水部”，对外则称“满洲第731部队”。

    731部队是日本军队进行大规模细菌战实验和实战准备的基地，吸收了当时日本国内医学界的许多著名医生学者，也集中了当时最先进的设备与条件，进行有组织的科学的犯罪。在这个基地中，培养了足以毁灭人类文明的各种令人恐怖的细菌；进行了骇人听闻的以活人为实验对象的种种研究。从1939年到1945年，仅在平房地区，至少有3000名中国与外国的战俘及以各种名义被俘的人们成为细菌实验的牺牲品而惨遭杀害；从这里出发的日本军人在中国各地进行了细菌攻击，屠杀和残害了更多的无辜的生命。在中国，一切与细菌战有关的地方， 都会发现731部队队员的踪迹。据中国档案记载，侵华日军曾在中国二十几个省市内进行过细菌战。无论进攻、退却或扫荡中都使用过细菌武器，中国许多地区的人民都受到了极大的伤害。1945年8月，在日本军队投降前夕，731部队屠杀了全部准备用于实验的关押者，销毁了一切设施与证据，在宣布了决不向外吐露任何情况的命令后，逃回日本国内解散。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本是惟一将细菌战用于实战的国家，也是惟一使用数以几千计的活人作实验材料的国家， 所以也是细菌战能力最强，细菌战水平最高的国家。当战争结束后，世界各国爱好和平的人们重新审视战争的历史，思考战争教训的时候，不能不对日本军队这种惨无人道的暴行感到愤怒。

    今天，人类社会已经越过漫漫的历史长河，走向了高度的文明。然而，我们不能忘记为了今天的繁荣人类社会付出的巨大代价，我们也不能忘记历史上曾经发生的践踏人类文明的那一幕。时至今日，仍然还有人在否认那一历史事实，也有人对当年苦难的认识已经淡漠。文明与进步，和平与发展是世界人民向往的美好前景， 也是世界人民努力为之奋斗的目标。希望这些滴血的图片和背后那些受害者的无声的呐喊，能够帮助人们在文明与野蛮、和平与战争中做出正确的选择。
《日本帝国主义细菌战活动之始》

细菌战是日本帝国主义推进侵略政策的产物，为了建立所谓的“大东亚共荣圈”，即建立一个由日本统治的殖民地国家，日本军国主义者确定了进行细菌战的战略，想以低廉的代价，赢得侵略战争的胜利。为此，日本军国主义投入了充足的物力、财力用于细菌战研究。据史学家研究，日本帝国主义研究细菌由来已久。1916年日本陆军军医学校在细菌学教学中，就讲授过如何进行“家畜战”。1918年11月，日军少佐长谷部照信获悉俄国密探亚历山大正在搞细菌战研究并拥有大量细菌的情报后，他将细菌战作为主要问题向参谋部汇报。此后，陆军省医务局就开始研究细菌战。日本大本营的军部曾要求东京科学研究局“研究出一种或多种为人力无法抗拒的秘密杀人武器”。由于在限期内没有完成任务，局长伊藤工学博士在“工作不力”、“浪费国家财力”等罪名下被逮捕法办，参加研究的40余名科学家也全部被降薪并调转其他工作。后来，细菌研究工作曾一度中断。
日本再度研究细菌战的发起人是石井四郎，他提出了准备细菌战的主张。日本是个岛国，人口少，兵源不足，又缺乏五金矿藏，发动侵略战争是难以取胜的。石井四郎顺应日本统治阶级的意见，抛出关于细菌战的构想。为此，他经常到陆军参谋本部游说。他的前期思想核心是用细菌战弥补日军在侵略战争中的资源不足问题。他认为细菌武器杀伤力大、传染性强、死亡率高，而投资又少，节省钢铁，是一种很有力的进攻武器。他献计说：“缺乏资源的日本，要想取胜只能依靠细菌战”。他的主张得到日本著名军事“科学家”小泉亲彦、陆军军务局课长永田铁山等人的支持，派他出国考察。回国后，他积极倡导创建细菌部队。在这种形式下，日本陆军省军医署课长梶塚隆二推荐石井四郎研制细菌武器。于是，在日本当局及一大批军国主义分子的策划下，开始筹建细菌研究所。
1932年8月，在日本东京若松町的陆军军医学校创立了细菌研究室，对外称“防疫研究室”，由石井四郎领导，开始研究细菌武器。这个防疫研究室规模较小，只有5个人和一间经过改建的地下室。1933年，细菌研究室进行了扩建，对外改称“防疫研究所”，成为日军准备进行细菌战的研究中心。在石井四郎的主持下，大批研究人员开始从事霍乱、伤寒、炭疽等各种传染病菌的研究工作，探求和制造细菌武器以及研究使用此种武器的方法。

《祸移中国东北》
“九一八”事变后，日军准备把细菌实验基地转移到中国东北：其原因就是需要在临近苏联边境的地方建立细菌战根据地，以供将来实行进犯苏联之用，因为苏联远东地区是包括在日军阀侵略计划以内的。再就是在满州境内有可能获得大量非日本籍的活人做为进行细菌试验的材料。怀着这一不可告人目的，1932年8月，石井四郎和增田知贞等4名科研者、5名雇员来到中国东北地区考察。1933年，日军大本营批准了石井四郎在我国东北地区建立细菌研究基地的报告。同年8月，在哈尔滨市南岗区秘密设立了石井部队，石井四郎任部队长。其附属细菌实验场设在70公里以外的黑龙江省五常县的背荫河，该实验场也称“中马城”（因为有个叫中马的大尉管辖这个“兵营”，因此人们称它为“中马城”）。在关东军内部，称这支部队为“加茂部队”、“东乡部队”、“石井部队”，对外称“关东军防疫给水部”，开始了细菌战的研究、生产和人体实验。
1933年9月30日，“中马城”发生暴动，12名抗联战士成功逃出“中马城”，此后抗联三军多次袭击“中马城”。石井四郎感到把细菌实验场建在抗联游击区是错误的选择，他确信“中马城”的秘密已暴露无遗。1934年夏季的一天，“中马城”武器弹药库突然爆炸。事故发生后，石井四郎以“失火”为由，将“中马城”转移的报告递交日本陆军大本营，并得到批准。不久，“中马城”陆续迁移，拆除设备，运往哈尔滨。
“中马城”的日军撤到了哈尔滨“南栋”。“南栋”是加茂部队的本部，位于哈尔滨南岗区宣化街和文庙街中间地带，在日本陆军医院的南院，它对外称“关东军防疫给水部”，实质上是从事细菌研究的“石井部队”。本部的主要任务是制造滤水器和“石井式”土陶细菌弹壳。它临街的大铁门经常关闭，由日本兵把守，细菌实验活动在里面二层楼内由日本军医秘密进行。

《盘踞平房区 》
如此神秘的细菌部队，在大城市进行大规模的细菌实验活动有诸多不便，会遭受世界舆论的谴责。于是，石井四郎酝酿出一个更大的阴谋，决定移师哈尔滨平房。石井四郎的计划得到了日本裕仁天皇的批准。在伯力城，川岛清供称：“由于这个缘故（731部队增员，扩大细菌生产基地），日本天皇就于1940年颁发了一道新敕令，责成把部队内主要部分移到哈尔滨城南约30公里处的平房地区，部队基本活动，如研究、实验和生产事宜，都在那里进行。” 1933年，日本侵略者修筑拉滨铁路，在平房屯附近设置一个小站，称“平房站”。1935年，石井部队开始在平房站以北4公里处勘测，圈占土地。1936年春季，“石井部队”突然设营驻扎，对外称“关东军防疫给水部”，这一年在平房地区开始大兴土木。1938年平房细菌基地基本竣工，到1940年工程正式结束。1938年6月30日，日本关东军发布了“关于设立平房特别军事区域”的1539号命令后，平方镇与日本空军8372部队营区、石井部队营区构成特别军事区域，面积达120平方公里。平方镇占地约16万平方米，主要建筑物有70余座，中心建筑为本部1栋和四方楼。 石井部队营建完成之前，圈定了大约6.1平方公里的军事用地。按照日本关东军司令部对它保密和防范的要求，距它5公里之内不准许有中国居民居住，而黄家窝堡、刘家窝堡、正黄旗五屯和正黄旗头屯等4个村屯距其尚不足2.5公里，无疑被划为强迁之列。1938年中秋节，伪哈尔滨警察局香坊警察署平房住在所在黄家窝堡、刘家窝堡、正黄旗五屯和正黄旗头屯贴出告示，限村民一个月内迁出，逾期不迁，将其民房除日军留用的以外，其余的全部强行拆除和烧毁。


《 731庞大的机构》

打着“关东军防疫给水部”招牌的石井四郎部队，历经三年的时间在平房建成。表面上看，它是背阴河细菌工厂的搬迁，实质上是石井部队的扩大。1938年6月，它的本部正式移驻平房，哈尔滨市内的“南栋”变成它的第三部。这时，对外的“加茂部队”的名称立即改为“东乡部队”，秘密番号为“满洲第六五九部队”。1941年法西斯德国进犯苏联后两个月，启用“满洲第731部队”的番号。
731部队是一个非常庞大的机构，下设总务部、第一部、第二部、第三部、第四部、训练教育部、资材部、诊疗部，辖牡丹江支队（643支队），林口支队（162支队）、孙吴支队（673支队）、海拉尔支队（543支队）、大连卫生研究所（319部队）。
731部队名义上编在关东军序列，实质上是日军参谋本部直接领导的特种部队。其人员配备比其他部队高出一等，配有1名中将、80余名校级军官、300余名判任官，编制3000个，但经常缺员500人左右。其隶属关系是大本营（陆军大臣）——关东军司令官——关东军防疫给水部部长——各分部部长及卫生研究所所长。731部队队长，1936年至1942年7月为石井四郎少将（后晋升为中将）；1942年8月至1945年2月北野政次少将接任；1945年3月至8月又由石井四郎中将接任。
本部的概貌
平房镇是731部队细菌研究、生产、实验的中心，包括第一部、第二部、第四部、教育训练部及生活区域东乡村。它占地约16万平方米，主要建筑物有70多座，中心建筑为本部1栋和四方楼，四围筑有土墙，高2米，周长5公里，土墙上架设着铁刺电网。墙外有护城壕，宽3米，深2.5米。四面都有大门，其中东门两个，门旁建有卫兵所。南门为正门，为对开铁栅栏大门，门西有偏门。门内设卫兵所、岗楼，门口竖立一块警示牌，上面写着：“未经关东军司令部批准不得入内”。南门为日本人专用门，设双岗，配备日本警力一个班。东、北门供中国劳工上下班出入，西门非特殊情况不开启。
本部1栋是731部队指挥中心，正对南门，砖瓦结构。为人字形屋顶的两层楼，建筑面积2350平方米。二楼自东而西依次为731部队长办公室、卫生间、副官室。一楼为侍卫官室、总务部、安灵室、宪兵室，一楼一层西侧为诊疗部、二层西侧为陈列馆。楼内走廊向北延伸，与四方楼连接；地下暖气通道也与四方楼相通。楼内地下、地上均有更衣室，楼东、西两侧均连接着平房，东侧为配电室和器材供应部办公室，面积为711.5平方米；西侧为日本人食堂，后改为兵器库，面积为884平方米，紧靠西侧平房是卫生间，面积35.8平方米。 “四方楼”是由3栋、4栋、5栋、6栋所组成的方形高大建筑物，也称为“口”型楼，建筑面积15000平方米。3、4栋轴心部分为5层楼，其余部分为3层楼。楼外表瓷砖为灰白色，格外刺眼。“四方楼”为院中院，东、北为砖墙，西侧为铁丝网。日本警备队昼夜设岗，戒备森严。楼内一层有柄泽班，为细菌工厂；二层有吉村班、凑班、江岛班、太田班、冈本班、石川班、内海班，均从事各类细菌研究工作；三层有田部班、二木班、草味班。“四方楼”有地下通道，连接监狱，各实验室、解剖室、焚尸炉。地道高约3米，宽3米多，每隔6米左右，安装一个电灯。地道东南有地下室，为对开铁门。西边有个小实验室，室内墙壁上端每隔半尺探出一根铁管；墙壁是用水泥浇筑的，夹层镶着铁板；通风窗口镶嵌着铁栅栏；地面有一根2尺高地铁桩子，顶端挂着铁环，旁边有手铐，地面铺有小铁道。
“四方楼”北侧连接的平房为高桥班、笠原班细菌研究室，西侧平房为野口班细菌研究室。再往西有饲养动物的石井班，建有事务所、动物棚舍7座，饲料加工房及大型菜窖。再往西北约200米，驻有“兵训班”，它是类似四合院的“方型栋”。南面房屋为制造小型细菌武器的高、低温实验室和灭菌室、研究室、菌苗及疫苗贮藏室。东、西、北面房屋为汽车、坦克、火炮等机动车库，也称“实验器材室”。“四方楼”北部为吉村班的冷冻实验室，为两层楼平顶建筑物，面积235平方米，房顶部有许多通气孔，内壁有固定隔热的铁钩，室内有固定冷冻设备的水泥基座。与此连栋的是冷冻室配套使用的实验室，上下楼有3个单间，面积80平方米。东北角有4栋房舍，为田中班的昆虫动物舍，周围砖院墙高2.2米。临近还有5栋房舍，为装备和贮存细菌弹的场所。“四方楼”以东，铁路专用线附近的二层小楼是瓦斯发生室。此外，还有其它一些附属设施，如焚尸炉、实验农场、物资仓库、动力班锅炉房及731部队的生活区域“东乡村”等。
海拉尔543支队
731部队海拉尔543支队是规模较大的支队，1940年12月建成，对外称“防疫给水班”。支队设在海拉尔伊敏河东岸的东南山下（今奋斗镇辖区）。东部是丘陵台地，海拔668米，比高约40米，坡度约10度，台地上是戒备森严的海拉尔要塞四地区（东南山阵地）。山上有钢筋混凝土永备火力点和碉堡及防坦克壕等，南部是226部队营房，北部是汽车运输联队，东北是飞机厂，西部是海拉尔滨洲铁路线至伊敏河放排贮木场的铁路专用线和菜地。营舍占地南北长1公里，东西宽1.5公里，面积1.5平方公里。四周有铁刺线围圈，其内还有1.5米高的土围墙，墙上有近1米高的铁刺线。门设在西侧，设有卫兵室，营舍内建筑均为青砖青瓦，有兵舍、动物舍、饲料库、材料库、汽车库、教室、锅炉房、浴池、小卖部、卫生所、食堂、跳蚤室、菌苗地下仓库等，共有房舍300余间。
海拉尔支队有日本研究人员226人，他们身着日本军服，但不戴军衔，对外称“日本军属”。首任支队长清水富士夫，继任藤井莫太郎、蓬田正二、伊藤加明、天野勇，末任支队长为加藤恒则。支队内设课（计划、经理、庶务）、第一课（培养老鼠和跳蚤）、第二课（细菌研究）、资材课（器材保管供应）和教育课（业务教育培训）。海拉尔支队守卫森严，其他军营中国菜农可赶马车入内至门卫房送菜，唯有这个“单位”不用菜农送菜；这个支队的人员除有业务联系者外，不许与其他军方和社会人员接触，否则要受到严厉制裁；购物、医疗、文体活动均在支队营区内进行。
该支队新入伍的卫生兵都要接受3个月的培训教育，学习细菌培养以及疫病防治等知识，该支队全体学员都学习了霍乱的防疫知识，以准备进行细菌战。学员结业后，被分到各课工作。
孙吴673支队
731部队孙吴支队，位于孙吴镇西南1.5公里的小山上，日本人称之为“铃兰台”。于1940年6月始建，12月完成。孙吴支队对外番号是673支队。内设总务课、第一课、第二课、资材课、教育课。建有青砖房300余间，有15间用于饲养实验用动物，其余为支队官员办公室、制菌室、训练室、守备部队营房、食堂、仓库、汽车间、锅炉房、家属宿舍、卫兵室等。安装大型锅炉一部，还建有环山公路，电力电讯、自来水管线等设施。731部队孙吴支队初建时期的队长佐佐木义孝少佐，后由松平丰太郎接任，1942年由731部队训练教育部部长西俊英中兼任。孙吴支队人员初期30多人，1941年增加到80多人，到1945年8月已达120人。按职务分为军医、药剂师、卫生军官、技术军官、教官、下士军医官、财务文职人员和武装警卫等。孙吴支队经常举办细菌研究、制造等专业培训。
第731部队选址孙吴建立支队，其主要原因是这里是国境地带，距中苏边界不足百里，便于对苏联发动细菌战；再就是孙吴地区人口少，可用地多，细菌基地周围平坦，没有山谷、沼泽等自然障碍；此地交通方便，为铁路沿线，且劳工多，“实验材料”充足；这里适宜老鼠生长，有各种鼠源。
林口162支队
林口支队组建于1940年12月2日，1941年8月改为“满洲第162支队”，隶属于731部队。支队营区位于林口镇与右城镇之间的东岗梁上（现称新城），占地面积约1平方公里。营区内除建有支队办公室、兵舍外、还建有带地下室的实验室（约1600平方米）、动物室及半地下圆顶式永久建筑。营区的北部是日军的飞机场，营区的西北部相距300米驻有一支日军的警备队。林口162支队是731部队所辖的四个支队中建制最大的一个支队，设有总务课、第一课、第二课、资材课、教育课5个课。分别承担人事、经费、培养细菌、部队给水及修理滤水器、动物饲养、教育培训等任务。细矢博少佐任总务课长，兼任第一课课长；渡边中尉任副课长；间所升少尉任第二课课长，兼任资材课课长；渡边诚中尉兼任教育课长。人员编制280人，其中军医3人，司药官1人，军需官1人，佐、尉级军官5人。历任支队长为山口吾一、荒濑精一。还有十几名中国人在林口162支队作苦役。
牡丹江643支队
牡丹江支队组建于1940年12月2日。1941年8月改称满洲第643支队（也称海林支队、牡丹江支部），隶属于731部队。支队营区位于海林县东北4华里处的腰屯，占地面积约28万平方米。营区是长方形，四周设有铁刺线。营区西一条军用公路与距3华里处的顶岗日军飞机场相连；营区北与距4华里的斗银沟日军450部队相邻；营区东靠海林站至斗银沟日军450部队的铁路专用线；南与同驻一个营区的日军2624部队以一条东西向道路相隔。牡丹江643支队是731部队所辖的4个支队中规模比较小的一个支队。支队设有总务课、第一课、第二课、经理课、资材课、教育课。人员编制200人左右，历任支队长为池井贞夫、尾上正男少佐。牡丹江支队由日本关东军所建，是一支设备精良的细菌部队，主要建筑有宿舍工字楼、本部办公室、细菌实验室、地下室、仓库、动物舍、讲课堂、食堂、小卖店、汽车库等。距营房3里处的岗坡上建有日本飞机场，海林站至斗银沟有铁路专用线。643支队大院内，还驻有2624部队，主要建筑物有地下室、车库、机械加工车间。2624部队也是一支特种部队，与643支队有密切联系。日军溃逃时，该部队的设施全部销毁。

《魔窟里的劳工—中国劳工》 1933年，加茂部队（石井部队）在黑龙江五常县背阴河圈定了500米见方的地盘，划定为军事用地。然后通过日伪当局，在附近村屯强征近千名劳工和几百辆马车，兴建“兵营”。这个“兵营”不到一年时间就建成了，人们称它为“中马城”。其实这里是石井部队的细菌工厂。
1936年石井部队开始在平房地区大规模营建，对外说是修建关东军防疫给水部及部队营舍。石井部队的营建是秘密工程，由日本株式会社设计施工。外围工程建筑多是诱骗和强征中国劳工修建的，他们通过“工头”游说，从哈尔滨、海伦、佳木斯、牡丹江、海城等各地招骗来的。 1936年—1939年，石井部队在平房地区大规模营建，盖厂房、宿舍、监狱、飞机场，强征了1000多名中国劳工，北洼地、正黄旗五屯南门外和黄家窝堡屯搭起十栋劳工棚。在忙的时候，日本人从附近村屯强迫农民出工、出车搞建筑。当地村里的头面人物当工头负责招工。平房特区有40多个村屯，每天出动500多名劳工和100多台马车。每人每天8角钱，每台车每天4元钱，工头抽取10%的工钱。平房地区主要建筑工程竣工投入使用后，外地劳工大量逃跑，不少人被殴打或充当“实验材料”而死亡。此时731部队细菌工厂投入生产，附属工程也需要人力建筑。雇佣当地劳工不仅费用高，而且远远满足不了需要。因此，石井部队决定通过日伪当局从东北各地强征劳工。每年731部队提出需要劳工的计划，由伪满国劳动部给各省下达指标。各省按计划强征劳工，并负责把劳工押送到731部队。日伪当局把哈尔滨、阿城、双城以及平房特别军事区域作为征集劳工的重点，规定这些地区承担为731部队提供劳工的义务。这项工作由伪哈尔滨市公署动员科下达指标，各地区事务所负责招工。731部队劳务班、石井班、动力班、工务班、八木班、建设班、仓库班、运输班共需要劳工800—1000多人。
1938年石井把正黄旗头屯、正黄旗五屯、刘家窝堡等4个屯的老百姓强行移民，选中正黄旗屯为“劳工村”。村子周围架设了铁丝刺网，门口设岗哨，监视中国劳工，防止他们逃跑。正黄旗五屯原村长的住宅改作劳务班办公室，旁边有劳工食堂和拘留所。其余老百姓的住宅都改为劳工棚，又在屯西南新搭了20多栋劳工棚，731部队从外地招来的劳工集中居住在这里。附近村屯的劳工经石井部队长批准，可以通勤。731部队设劳务班，隶属于总务部，由日本退伍军人组成，关冈是代理班长，后来由工藤与四郎大尉担任班长。劳工大队在日本人控制下，负责管理劳工工作，下设中队、小队、劳工组织随着人数的增减而变化。731部队从平房以外地区，招收了大批劳工，这些劳工集中居住在正黄旗五屯的劳工村里。当地和外地劳工加起来最少时有1000人左右，平时保持在2000人左右，最多达到3000多人。
在731部队的劳工主要从事建筑、维修、养殖、种植、缝纫、烹饪、锅炉以及各种杂活。生产环境恶劣，工作繁重。他们吃不饱，穿不暖，被迫干重活的情况下，稍有不甚，或生病无力时，就会遭受日本监工的毒打。731部队附近的当地劳工虽说挨打，但还能坚持下去，外地劳工遭受非人的待遇，他们在731部队或病死、或累死、或被打死、或被当做“实验材料”、或被抽去修筑秘密工程而杀人灭口，这些外地劳工除少数逃跑的外，绝大多数都死在了731部队。
进入731部队的劳工，没有人身自由，挨打挨骂是经常的事。劳务班的班长工藤及其手下关冈、秋叶、青木、西尾、安秀等日本人采用各种手段处罚劳工。给劳工制定了种种清规戒律，劳工稍有不慎，触犯律条，轻则体罚，重则放出狼狗撕咬，直至摧残至死。劳工在731部队每天要过“五关”。第一关是朝礼关，第二关是门岗关，第三关是监视关，第四关是监禁关，第五关是生活关。
731部队的劳工都知道，那些外地劳工被抽去修筑秘密工程，待工程竣工后，他们中间不少人被投入监狱，充当细菌“实验材料”。在731部队中，经常有劳工莫名其妙的失踪，这部分劳工大多数也成为细菌实验的牺牲品。

《中国劳工的所见所闻》
四方楼是中国人的禁区，在731部队服役的中国劳工很难靠近它，了解它。然而在极个别的情况下，他们也能发现一些重要现象。
鞠复全回忆说，一天上午，一个中佐级的日本军官说是按照上司要求，暂时搬进四方楼去住几天，于是命令他把行李运进四方楼。鞠复全扛着行李跟在日本中佐军官身后，来到营区的南门口。日本军官向卫兵所的哨兵递上特殊的证件，并说了几句日本话后，就被顺利地放行了。当他们进入本部大楼以后，日本军官示意鞠复全停下，从兜里掏出了一条白布带子，蒙住了他的眼镜。让他一手扶着肩上的行李，一手拽住中佐军官的衣襟往里走，约走了200余步后停下了。鞠复全觉得这是一条长长的走廊。日本军官接过行李对鞠复全说，在这里一步也不许动，要等他回来一起出四方楼。鞠复全站在那里，什么也看不到，只能闻到浓浓的消毒水味。
石井班的马厩正对着四方楼，站在马厩的门口，透过铁丝网就能看到日本人在四方楼外的活动。这天，喂马的中国劳工黄国荣铡完马草，清完马圈后，走出马厩。黄国荣感兴趣的是那神秘莫测的四方楼、人所共知的炼马炉和那不让中国人靠近的狼狗圈。因为这些地方经常发生一些让人猜不透的事。当黄国荣往东看时，发现有个穿白色工作服并戴着白口罩的日本人从四方楼的西角门推着一辆像手术台似的平板车出来。平板车上粘着的白布单被风吹起来，露出了停放在车上的人。只见那日本人推着平板车直往石井班建筑群中间的那座小平房走去。劳工们都知道那是炼马炉。把死人送到炼马炉的情景，使劳工们有了新的发现，产生了新的怀疑。
据曾在731部队工务班当装卸工，现在是平新乡机械修配厂退休的干部韩行岩回忆：工务班位于本部大楼东南，紧靠铁路专用线。这条铁路专用线是从平房站一直引进731部队的。日本人因工务班、动力班的劳工经常在这里干活，对四方楼的保密不利，就在它的东面和北面修起一道砖墙，并留着两个经常锁着的角门，在墙外靠近铁路专用线地带留出一条供劳工工作进行短途运输物资用的车道。曾在731部队赶马车的劳工王志洪提供了这样一件事实：在四方楼外的西南不远处，有一座东西向的大筒子房，那是劳工们所共知的“野口班”。这座房子很大，宽18米，长40米，在房的南面开了个3米宽的双扇铁皮大门。有一天日本人派他赶着马车到那里拉东西。当把车赶到房门口时，日本人命令他停下，出来的一个日本兵接过鞭子把马车赶进大筒子房内。王志洪趁大铁门开启的时机往里看，发现这房子很宽敞，室内铺设一条铁道，旁边整齐的堆放着不少铝箱，有3个日本人正把一种铝箱一个个地码在车上。车装满后把铝箱送到铁路专用线的货台上。王志洪看到箱里全摆着一样的装血的玻璃管，瓶口用药棉堵塞着。管内的血已凝固了，这些血粉是往外地发运的。

　  
http://www.showchina.org/rwysjxl/731/200710/t129952.htm

我是夏雯静

2005-08-03 14:28:53
　6月26日，经过国内历史、考古、军事等专家学者实地考察、测量后认定，内蒙古自治区巴彦汗地区有一处面积近110平方公里的侵华日军生化武器实验场，这是世界上目前发现最大的、保存最为完好的毒气实验场遗迹。
　　物证在一次次寻找与考证中不断丰富，任何对历史的狡辩都显得是那样苍白无力，巴彦汗的有力证据再一次将侵华日军牢牢地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芳草下的罪恶
　　中外专家学者对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军进行的化学战进行系统研究后证实：日本侵略军在中国进行了大量生化武器实验，并在中国战场上进行了化学战。而巴彦汗生化实验场就是日本关东军在中国东北地区设置的最大的生化武器实验场。
　　夏日的内蒙古鄂温克草原到处弥漫着青草与野花的芬芳，汽车在广袤的草原上飞驰，车窗两旁不时闪现一群群悠闲吃草的牛羊。
　　6月26日，当本刊记者跟随由黑龙江省、内蒙古自治区两省(区)专家组成的考察组，驱车赶往距内蒙古呼伦贝尔市东南30公里的鄂温克草原深处的巴彦汗时，沿途的草原风光令人感觉似画中游，这里与战争毫不沾边。
　　巴彦汗位于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鄂温克族自治旗巴彦托海镇行政区域内，处于巴彦汗山(蒙古语意为“富饶的最高山”)西部。
　　长期以来，一些中外专家学者对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军进行的化学战进行了系统研究，他们的研究成果证明：日本侵略军在中国进行了大量生化武器实验，并在中国战场上进行了化学战。其中，日本关东军所属的731部队、100部队及516部队曾多次在呼伦贝尔地区进行细菌、毒气实验，并在诺门罕战争中实施了细菌和毒气战。而巴彦汗生化实验场就是日本关东军在中国东北地区设置的最大的生化武器实验场。
　　中国专家的调查
　　车行约半个多小时后，平坦的草地上出现了三五个均匀排成一线的直径约1米大小的坑。哈尔滨社会科学院特邀研究员、呼伦贝尔市的侵华日军细菌毒气战研究学者徐占江告诉记者，我们已经进入了侵华日军巴彦汗生化实验场，那些小坑就是日军实验时留下的炮弹坑，由于草原上雨水冲刷较弱，这些炮弹坑以及其他实验场遗迹在60年后还都保存较完整。
　　再走出五六分钟的车程，一条长百余米、由数十个长方形大坑组成的壕沟展现在记者面前。接下来的走走停停中，各种各样的坑、壕不断出现，许多地方集中连片，有的仅能容下一人，有的能开进一辆汽车……专家组在现场还发现了一处壁厚60厘米，四面有射击孔及出入口的混凝土碉堡残迹。
　　此行的专家组组长、哈尔滨市社会科学院院长鲍海春告诉记者，自2000年以来，哈尔滨社会科学院便将此实验场的调查与研究列入重点课题，不断加大调查与研究的力度，多次派侵华日军细菌战与毒气战研究所所长金成民等研究人员前往考察。一些国内外专家学者也陆续前来巴彦汗生化实验场考察。日本的战场遗迹学学者菊池实、伊藤厚史和学者远藤纪子及中国日本问题著名学者步平先生等都曾来此地考察研究。2004年9月，徐占江率领的由呼伦贝尔军分区、呼伦贝尔市社会经济文化研究会、呼伦贝尔民族博物馆等单位组成的考察组分三次考察了巴彦汗毒气实验场。
　　专家组经过考察、分析和鉴定，最终认定：这是世界上目前发现的二战期间最大的、保存最完好的生化实验场遗迹。目前已探查的范围内有土筑遗构千余处，分布在近110平方公里的草原上。由于实验场位于草原深处，无人为损坏及当地植被良好，而没有被风沙埋没。根据生化武器实验的需要，日军在实验场构筑了型制各异的工事。这些工事主要有堑壕、交通壕、汽车和坦克掩蔽部、单兵坑、指挥所、大小牲畜及小动物坑等20余种。比较集中分布的遗迹群有6处，其中西南部多为单兵坑、交通壕及部分堑壕；在北部、西北多为能容纳汽车和战车的大坑和其他型制的大坑；在东北部是一片较大连片的堑壕、交通壕、能容纳汽车和战车的大坑、单兵掩体等；在东南高地，则是一个单独的连片实验工事，有多种型制。
　　日本学者的考证
　　这个实验场是不是侵华日军所遗留下来的呢？
　　对此，伊藤厚史等日本学者早在2000年对巴彦汗考察后就给予了定论。
　　日本学者在巴彦汗调查测绘结果发现6种类型遗迹。伊藤厚史等日本学者考证，根据测定来看，从形态上讲，相似于日本陆军野战阵地的掩体和掩护壕，实际上是野战演习用实验场，可以认定C、D型(研究者以A-F区分6类遗迹)是马用掩护壕和车辆用掩护壕。参考当时的日本关东军阵地图，这个阵地决不是用于实战的野战阵地，是模拟掩体、掩护壕。
　　对于在这里进行实验的原因，伊藤厚史等认为是因为这个地区是草原地带，是以当时的苏联为作战假想敌的实验场。
　　伊藤厚史等回到日本后找到日本陆军省在1943年制定的工事建筑标准，再次认定位于巴彦汗地区的遗迹同“标准”中规定的工事形状制式是一致的。
　　中国知情人证言
　　由于日军的实验极为机密，加上时间已经过去了60多年，极少的几个中国知情人多已辞世，目前已知的一位名叫阿必德的老人因年事已高无法接受采访。
　　即使如此，记者还是从阿必德10年前的证言中了解到了部分情况。
　　阿必德1920年出生，1940年在当时的海拉尔车站当售票员，曾任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盟政协副秘书长。
　　他在证言中叙述：海拉尔建市那年(1940年)，就听说有个代号叫“五四三”的日军部队。当时我在海拉尔车站当售票员，经常接触这支部队的军属人员，他们都穿着文职服装，不是从日本或者从哈尔滨来，就是回到日本或者返回哈尔滨去。按照当时的规定，只有省级、将军以上的官职人员才有资格乘坐一等车厢。这个部队最高官衔是少佐级军官，但他们来来往往不但都乘一等车厢，而且都持四折车票，因此我断定他们可不是一般部队的人员。
　　“五四三”部队的军医有时候他们和从哈尔滨来的人一起坐着大汽车到海拉尔北部和东南的大草原去，几天后才返回，不知道他们搞些什么活动。1941年秋季，从巴彦汗来了一个蒙古族人，他向我透露一件秘密事儿：1940年冬季，有一伙日本军人去了巴彦汗。巴彦汗位于海拉尔市东南30公里，那里有一座山包，山南是日军的要塞碉堡工事，山北是一片大约36平方公里的开阔地。日军把蒙古牧民赶跑，在开阔地四周用草绳子圈上，隔不远就插一面小红旗，并布上岗哨，不准中国人靠近。据说从海拉尔接来一条电缆线，日本人在开阔地里挖了不少1.8米直径的大坑，把用汽车运去的人安置在每个大坑里。接着日本人既投细菌，又施放毒瓦斯弹。1941年春雪开化后，一遇到西北风，巴彦汗的牧民就能闻到一股刺鼻的味道，大家知道日本人在那里放了毒，谁也不敢到那里去放牧。到了秋天，刺鼻的气味消失了，牧民们借放牧的机会到那里看，发现有日本人留下的铁器、木头等一些东西，人们不敢出没，但还能闻到特殊的气味，刺激得人们直流泪。有的牧民在那里转悠，一不小心就掉进伪装的大坑里。就在这年，巴彦汗地区的许多牲畜都发生了瘟疫，有的接触实验场的人受到毒气感染。
　　关于这段证言，本刊记者在日本明治大学大学院博士松野诚也于2005年2月出版的《日本军的毒气武器》一书中得到了证实(哈尔滨市社会科学院邸春光先生提供翻译)：
　　1940年9月在中国东北、呼伦贝尔平原，(日军)用30吨的“茶剂”在数分钟内一齐释放进行实验，“确认了茶剂的流动效力距离，即2公里以内实验动物全部毙死，4公里以内马匹也毙死”，“实验动物”(特指人)全部死亡(防卫厅技术研究所编《本邦化学兵器技术史》)。这是一场假定在国境阵地内对远东苏联军队作战时用氢氰酸毒气将其歼灭，从而使日本军(关东军)一鼓作气突入苏联境内的战争实验。
　　更为直接的证言来自一位日本老兵的文章——《满洲雪原上的恐怖的化学战》。
　　“11月，我和岩田接到命令，要我们到海拉尔参加一个月的毒气演习。”
　　“演习的第一晚，园部中尉在帐篷里对我们说：‘这次演习是毒气演习，以检验毒气在极寒地带的效果。演习结束后，即使你们回到新京(长春)，也绝对不许向别人讲这件事。我们气象队的任务是检验在什么样的气象状态下毒气的效果发挥得最好。因为天气特别冷，一定要注意不要冻伤。’听说在华北的山西，日本军队已经使用了催泪性的毒气。所以一旦日本同苏联开战，当然要使用毒气。研究在极寒地带使用毒气的方法，恐怕是关东军的重要任务吧。”
　　“作为这次毒气演习所利用的实验材料，除了人以外，还有通信鸽和军马。演习的第一天，前往距离帐篷村数公里的雪原，进行催泪毒气的实验。……催泪毒气罐高约20厘米、直经约10厘米的，由士兵将其与风向成90度角排成一列，长达1公里。排列好了以后，用电线把罐的导火索联接上，各种准备完成后，中队长一声令下，按电键通电后点燃了导火索，一排火花闪烁，发出‘咝咝’的声音。不一会，火花消失了，随即黑烟在1公里的沿线升起，毒气罐开始放射毒气。一两秒后，黑烟越来越浓厚，像波涛一样翻滚，黑烟的前端像云层一样有细细的白色的边缘。……尽管戴了防毒面具，但是我们的鼻子立刻嗅到了强烈的化学物质的气味，‘哎呀?不得了?太呛了?’我们都拼命地向前跑，想冲出毒气区，但是眼泪和鼻涕一起流了出来，在黑黑的浓烟中，几乎什么也看不见了。”
毒 源
　　日本二战期间化学战有三架“发动机”：登户研究所、习志野学校、大久野岛。
　　本刊记者曾从日本毒气岛历史研究所所长山内静代女士手中获得这样三张照片，其中两张分别是进攻上海和长沙的侵华日军戴着防毒面具作战，另一张是进入上海的日军戴着防毒面具。
　　这些照片已成为侵华日军对华化学战的铁证。
　　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同盟国和协约国战争双方使用毒气，导致了惨重的伤亡。此后，各国签署了日内瓦公约，承诺不再使用毒气。但在二战中，唯有日军在中国及东南亚战场上大规模使用毒气。当时的中国根本不存在化学武器，也没有化学战的能力，因此侵华日军在中国的化学战更加肆无忌惮。
　　对于当时中国的化学战能力，侵华日军第一野战化学实验部1937年的一份报告显示：
　　“中国军队几乎没有防毒服、消防粉，几乎没有防护糜烂性毒剂的能力，在野战防守时也几乎见不到防护毒气的设施。”
　　资料表明，侵华日军在我国山西、武汉、南昌、长沙的多次战役中大规模使用了化学武器。据不完全统计，日军对中国军民使用毒气在2000次以上，施毒地点波及18个省区，造成中国军民9万人以上伤亡。
　　日本侵华战争中大量使用的化学武器，毒源究竟在哪？

　随着一些调查的深入和秘密资料的公开，许多人包括日本人知道了在日本的濑户内海有一个曾经在日本地图上消失了的岛——大久野岛，这个被称作毒气岛的地方曾经是日本在二战中生产毒气的根据地。
　　但是，鲜为人知的是，与毒气岛形成一个完整的化学武器链条的，还有研发和教育机构，这就是日本陆军登户研究所与习志野学校。
　　日前，在中日学者的帮助下，本刊记者了解到了日本二战期间化学战的三架“发动机”——登户研究所、习志野学校、大久野岛。
　　秘密战基地
　　日本广岛学院讲师、哈尔滨市社会科学院客座研究员中野胜告诉记者?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日本虽然没制造原子弹，但是对细菌武器和化学武器进行了认真的研究、制造，并使用于实战中。这一切通过哈尔滨的731部队和齐齐哈尔的516部队已经被世人所了解。其实在日本国内曾更有系统地更大规模地进行过包括生物武器和化学武器的特殊武器的研究。其基地就是“陆军登户研究所”。因为这个研究所是秘密地组织起来的，所以除了有关人员以外连当地的日本人也不知道它的存在。
　　据中野胜介绍，日本陆军早就有了研究武器的机构。1903年设立了陆军技术审查部，1919年改为陆军技术本部，研究全面的武器。同时设立了“陆军科学研究所”，开始进行军事科学技术的基本研究。这就是“陆军登户研究所”的前身。
　　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日本陆军开始研发毒气的实际应用。
　　日本明治大学大学院博士松野诚也在2005年2月出版的《日本军的毒气武器》一书中对此进行了比较详细的研究。(哈尔滨市社会科学院邸春光先生提供翻译)
　　松野诚也在书中记述，日本陆军科学研究所第三部在1932年7月接受了陆军科学研究所组织改编的命令，改称为陆军科学研究所第二部。当时，与承担物理武器研究的第一部“停滞”的状况相比，“科研第二部在陆军中承担所有的化学武器的研究，很多研究人员拥有巨额的研究费用，显得很活跃”(原陆军大佐齐藤有“特殊武器研究的全貌”)。
　　同时，为了设置承担毒气弹专门教育的学校，在1933年8月1日，设立了陆军习志野学校(位于现在的日本千叶县习志野市)，以后，该校承担了毒气战教育与毒气武器运用研究的工作。
　　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本军在中国战线上使用了催泪瓦斯。从1938年4月开始使用了喷嚏性、呕吐性毒气(红剂)。另外从1939年5月开始，使用了糜烂性毒气(黄剂)。日本军在以中国军队为对手进行的战争中积累了大量的毒气武器使用经验。
　　1939年5月，在苏联和伪满边境爆发了诺门汗事件，并发展成为关东军与远东苏联军之间真正的战争，展开了激战。诺门汗事件是日本陆军第一次体验到的现代战争，关东军的第一线部队受到了以战车为主力的苏联军队的猛攻，几近全歼，遭受巨大打击。该事件以同年9月15日的停战协定收场，以后陆军加速了对苏毒气战的研究。
　　事件以后，虽然参谋本部与关东军司令部的相关人多数被问责而更迭，但时任参谋本部作战课长的稻田正纯大佐于1939年秋到陆军习志野学校任职。后来以他为中心，在中国东北开展了假定对苏作战的大规模毒气战演习。稻田大佐认为，与苏联战争的开始阶段突破苏军坚固的阵地对于日本军来说至关重要。为此，需要大量的炮弹，“在今天看来与之功效相当并能以其打开困局，想为有毒物质是也，即使用瓦斯并细菌”，在重视毒气与细菌武器的基础上，从“满洲国”东部向苏联境内进行侵略进攻作战中，发挥毒气的威力“是绝好的机会”。稻田大佐对即效致死毒气的大规模放射与芥子气弹的大规模集中射击等毒气用法进行论述，在“化学战对国军至关重要”的基础上，在大规模集中急袭的攻势的实用方面进行了建议。(稻田大佐《化学战概论》)
　　根据中野胜先生和松野诚也博士的研究可以看出，侵华日军通过登户研究所与习志野学校实现了其在二战中的化学战研究与教育，当时的中国成为了“魔鬼”的实验场。
　　毒气岛
　　关于日本侵华战争中毒气的产地，日本毒气岛历史研究所所长山内静代女士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介绍，侵华日军在中国战场上使用的化学武器，主要源自日本一个名为大久野岛的毒气岛。毒气岛是日本侵华战争期间，日本陆军建在日本本土上的一个毒气制造基地。为掩盖其生产毒气的秘密，这个岛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日本地图上曾一度消失。日本用于战争的毒气有90%在这里生产。从1929年研制生产到1937年大量生产，直至1944年迫于外界压力关闭，这里共生产出氢氰酸、催泪瓦斯、糜烂性毒气、吸入性毒气等共6600吨，半数以上运往中国。在二战期间，日军总共生产了700多万发毒气弹，7400多吨化学武器，这些毒气弹大部分都在中国战场上使用。
　　昔日生产化学武器的大久野岛，如今已成为日本的国家级度假胜地。如果没有当年毒气生产的厂房、毒气弹储藏库等遗迹的存在，人们很难将其与“人间地狱”联系在一起。
　　1929年，日本昭和天皇亲自下令在大久野岛建设秘密的化学武器生产基地。之所以在这里选址，因为大久野岛离本州岛很近，坐船只需十多分钟，便于联系和运输。同时，岛上原来的居民就很少，便于对他们进行迁移。战争期间，大久野岛上拥有庞大的毒气生产线、发电厂、储存基地和其他附属设施。岛上的士兵和工人，在最多的时候达6700余人。
　　曾经在大久野岛亲身参与过毒气生产的藤本安马与村上初一因无法泯灭的良知，在多年之后揭露了毒气岛上的那段罪恶生产史。
　　“亚砷酸的毒性很强，摄入0.5克就会令人死亡。我做的工作就是将亚砷酸与食盐混合，全部是手工操作。两个人手持搅拌铲子将混入大箱子中的亚砷酸和食盐进行混合搅拌，然后用细网进行过滤。因为过滤物很细小，粉末飞起容易被作业的人吸入，所以必须戴防毒面具。酷暑中无法戴防毒面具，我们只好用纱布口罩和头巾替代。结果亚砷酸透过织物缝隙被吸入身体，影响到中枢神经。那时从身后看，(工人)身体在不由自主地晃动，就是中毒影响到中枢神经的表现。”(藤本安马)
　　1938年5月10日，中国国民政府代表顾维钧在国际联盟第101届大会上，提交了日军使用毒气作战部队将领的名单，揭露日军使用毒气的罪行。1941年7月，美国总统罗斯福发表声明警告说：“如果日本在中国或者其他盟国继续使用这种非人道的战争武器，我国政府将把此行为看作是针对美国的，并给予同样而且充分的报复。”至此，日军的毒气战才有所收敛。
　　接受记者采访时，山内静代女士认为，“制造毒气这一行为违反了国际公约，日本政府应承担责任。”
　　贻害无穷
　　贻害无穷——用这四个字来形容侵华日军遗留在华的化学武器、炮弹对中国人的伤害也许再合适不过了。
　　在过去的半个多世纪里，遭受日军遗弃化学武器(日本政府估计遗弃在华的化学武器有70万发，我国政府估计有200万发)所害的中国人达2000人以上。
　　一位学者曾这样总结侵华日军的化学战：它不只是一个历史问题，而且是一个现实问题。
(记者 李泽旭)编辑 穆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