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太阳”笼罩下的浙赣沿线 ——侵华日军浙江细菌战纪实

我是夏雯静

侵华日军曾在中国进行过空前规模的细菌战，不仅大规模地投放鼠疫菌，而且还投放了霍乱、炭疽、伤寒、副伤寒、痢疾、白喉、回归热等多种病菌，造成了中国军民、尤其是民众十分惨重的伤亡。浙江是日军细菌作战规模巨大、受害十分严重的典型区域。当时日军将这一地区作为华中战略的一部分，并作为日军细菌作战的重点区域。为进行和加强对此区域的细菌战，1939年4月，日军在南京成立了荣字1644部队，即中支那防疫给水部，又称多摩部队，由石井四郎兼任部队长。在荣字1644部队成立的同时，日军就开始对浙江进行细菌战。这时，国民党军政部门就有了日军将在江、浙、沪实施细菌战的情报报告。

　　1940年6月间，日军参谋本部决定对浙赣沿线城市实施细菌作战，731部队组成了远征队—“奈良部队”，直属支那派遣军总司令部，由石井四郎指挥，7月底从哈尔滨731部队本部平房出发，8月初与南京1644部队派出的队员汇合，在杭州笕桥机场集结，对浙赣沿线城市进行细菌攻击。根据井本熊男的业务日记，9月10日，攻击目标确定有宁波、衢州，金华为候补；18日又增加了玉山、温州、台州、丽水等地。10月7日的日记记述已进行六次攻击，输送细菌26次；温州采用的细菌空投方法是合适的，但须使用降落伞，台州的空投方法不合适；霍乱菌看来不太成功，鼠疫也许是成功的。日军飞机于10月4日，在衢州县城空投了谷物和鼠疫跳蚤，10月27日又在宁波城区空投了谷物和鼠疫跳蚤，11月27日在金华空投了鼠疫菌液。当时中国地方军政当局明确报告了衢州、宁波和金华受日军细菌战攻击的情况，并进行了防疫工作。衢州和宁波相继爆发了鼠疫流行。衢州城乡死亡约2000人以上，并传染到50公里以外的义乌县城，又造成数百人的死亡。金华当时未出现鼠疫流行，表时日军直接空投鼠疫菌液效果不理相想，证明了以跳蚤为媒介物是理想的。这次细菌战实际持续到12月份。1941年2月，石井四郎在向关东军军医部长汇报这次细菌战时，强调了以跳蚤为媒介物投放鼠疫菌的有效性。

　　1940年对浙赣的细菌战看来还有另一个基地。据原731部队“千叶班”（工程建筑）人员的回忆，他们在杭州附近的山林中建成有一个基地，有人员200余人。他们化装成中国人，多次乘卡车出发，在河流上游和井水中撒布细菌，并且有三次在中国人的村落上空投掷细菌弹，然后再派人员前往检验效果。这队行动造成了杭州附近的疫病流行。

　　1942年日军发动浙赣战役，同进把细菌攻击作为重要的战术组成部分，在战争中大规模实施。这年4月，美军飞机从航空母舰上起飞，空袭了日本东京等城市，并预定返航时在浙江衢州、丽水和江西玉山的机场降落。浙赣战役的目的是摧毁浙赣铁路沿线的机场，消除对日本本土的空袭威胁。浙赣战役从5月份展开，荣字1644部队立即配合进行细菌作战。6、7月间，荣字1664部队以金华为中心撒布了霍乱、伤寒等病菌，造成了大规格的疫病流行，伤亡极众。由于中国军队迅速退却，占领该地的日军自身也受到了疫病的侵袭，有万人以上感染了以霍乱为主的疫病，1700多日军军人死亡。金华以外，据1942年度《浙江省卫生处第一科工作报各》，霍乱还迅速蔓延，鄞县、海宁、临海、黄岩、昌岭、仙居、天台、温州、永嘉、瑞安、平阳、玉环、青田、丽水、龙泉等地，中国平民死伤狼藉。上海也陷入霍乱流行的恐慌之中。

　　这时，日军参谋总部更决定在浙赣战役中进一步加强攻击性细菌战的份量，再派731部队组成远征队，由石井四郎亲自率领，来到浙赣地区，与荣字1664部队部分人员汇合，组成156人的细菌战队伍，随同第13军参与浙赣战役。第13军司令官泽田茂中将顾虑到细菌战给己方防疫造成的困难，并觉得牺牲山中乡下的百姓，会在日中关系上留下百年的痕迹，曾表示过反对意见。对此，石井四郎强调了这是参谋总部的决定，并与泽田茂等商定，细菌战将在日军撤退之际的8月分展开，在居民逃亡地区从地面撒布细菌，以返回的居民为目标，造成疫病流行。

　　8月28日的井本日记记载了细菌战实施的部分计划：在广信放鼠疫跳蚤和老鼠，在广丰放鼠疫跳蚤，在玉山放鼠疫跳蚤、老鼠并在米上附着鼠疫干燥菌，在江山和常山将霍乱菌投入井水、粘于食物或注射于水果中，在衢县和丽水撒布伤寒和鼠疫跳蚤。除上述菌种外，据731部队生产部长川岛清和生产部分部长柄泽十三夫供认，他们还为浙赣战役备制了数十公斤的炭疽菌。

　　这次细菌作战给浙赣沿线人民带来了空前劫难。日军于8月20日撤离江西上饶地区，8月28日撤离浙江丽水地区，8月31日撤离浙江衢州地区，上述地区都先后大规模地爆发了霍乱、鼠疫、炭疽、伤寒、副伤寒、痢疾以及疥疮等疫病。根据衢州地区衢县、江山、常山、龙游四县不完全的档案等材料统计，这阶段染病在30万人以上，死亡约10万人左右。丽水地区就丽水一县的初步调查，疫病蔓延90个村镇，已核实的死亡2252人。浙赣战役结束后，日军继续占领金华地区，荣字1644部队在金华等地派驻了支队和分队。义乌县再次爆发严重的鼠疫流行，其中崇山村一村就死亡400余人。我们从1942年浙赣战役时期日军第13军人员损失表上可见，该军战死1234人，战伤2767人，而战病达11812人，战病是战死的9倍，在细菌战大规模实施的第4时期（8月15日-9月30日），战病则是战死的61倍之多。这清楚说明了细菌战的严重程度，其带给中国人民的灾难的更是不堪设想的。

　　1943年以后，浙赣地区的细菌战则由荣字1644部队独力承担。这时的荣字1644部队的细菌生产量已达到相当大的规模，据4月日本陆军省军医局医事课课长金原节三大佐的业务日记记载，荣字1664部队月生产鼠疫跳蚤.5公斤，如能补充2万只鼠，月产量可达15公斤。

　　1944年6月，日军在浙赣沿线再一次发动大规模攻势，进攻龙游、衢州；8月进犯丽水温州。在这次龙衢、丽温战役中，日军也同样实施了细菌作战。这时的荣字1644部队已具备相当的细菌作战能力，除南京本部外，还在其他城市设有12个支部，其还派有分遣队。同进，为加强细菌攻击的力度，在哈尔滨的731部队还向荣字1644部队输送细菌。根据山下升的供词，在1994年，他三次从哈尔滨乘飞机把鼠疫、伤寒、白喉等细菌送到杭州、上海和南京。(丁晓强 何必会)
当中国公民对日细菌战诉讼一审判决的消息传到宜昌时，宜昌市原档案局局长、退休后一直从事宜昌抗战研究的孙维玉老人日前气愤地指出：日军当年曾在宜昌使用过二千五百枚毒气弹。

　　据此间出版的《长江日报》报道，当年日军负责毒气战指导和教育工作的中枢机关??日本陆军习志野学校草拟的《日中战争化学战例证集》曾详细记录了这一暴行，成了日军在宜昌使用毒气弹的铁证。

　　这本书是抗战结束后，国际检察局发现的，上面注明的日期是一九四二年十一月三日，印有“绝密”字样，记述了从一九三七年七月中日战争开始时起到一九四二年十一月期间，日军在中国各地进行的五十六例毒气战，并逐例介绍了“作战经过图”、“一般情况”、“战斗经过概要”和“教训”，书中所谓“发射红色筒”是指用投射器在百米左右近距离发射；“红色筒”是用掷弹筒发射，“红色弹”和“黄色弹”是由炮兵发射。“红色”是以呕吐性砒霜类毒气联苯氰化砷为主，“黄色” 是以一种可致死的糜烂性芥子气为主。

　　该书第四十个战例记载的就是在宜昌“较大规模地使用黄色弹和红色弹，挫败敌人优势兵力围攻的战例”。据记载，在一九四一年秋，当时驻在武汉地区的日军第十一军正在进行第一次长沙战役，日军防守宜昌的兵力减少，蒋介石便严令第六战区司令陈诚夺回宜昌。防守宜昌的日军第十三师团(师团长是内山英太郎中将)于当年十月上旬被中国军队完全包围，该师团便向中国军队发射包括芥子气弹在内的大量毒气弹。据该书记载，发射了“约一千发黄色弹、一千五百发红色弹”，“不仅挫败了敌军的进攻企图，而且在综合了密探的报告以及其他情报后，得知毒气的效果颇佳”。

　　孙维玉说，当时美国驻华使馆副武官史迪威将军属下的化学军官A?桑特约翰上校调查后，证实日军在一九四一年十月上旬的宜昌攻防战中，长时间地向中国军队发射大量的毒气炮弹
金华：细菌战活证人震惊美专家
　　新华网浙江频道8月16日电 3月4日至5日，二战日军细菌战中外调查人员在浙江省金华市调查了整整两天。两天的调查让人怵目惊心，虽然他们只走访了市郊部分“烂脚村”，但受害人数之多、受害程度之深，还是大大超出了他们的想像。始终参与调查的美国历史学家哈里斯和美国医学家麦克·法兰兹布劳、马丁·法曼斯基看了以后，非常震惊，他们一致认为：这肯定是二战日军细菌战造成的人为伤害。据悉，这是美国专家首次来浙江进行系统、专业的二战日军细菌战受害情况调查。

　　美国专家赴金华各地 两天调查近百受害者

　　3月5日上午8时40分，记者比约好的时间提前20分钟来到了金华国际大酒店。没想到，已有三位老人比记者来得更早。他们都是二战日军细菌战的受害者，在获悉美国专家来金华市调查后闻讯赶来的。他们借这个机会，向调查人员详细叙述了自己的不幸遭遇。几位老人的遭遇引起了中外调查人员的极大关注。在酒店的大堂里，专家们就开始“现场办公”了。

　　这天的调查是前一天(3月4日)工作的延续。3月4日，调查人员先后调查了金华市郊雅畈、乾西等地数十名受害者。因为“现场办公”耽搁了一段时间，等专家们赶到20多公里外的汤溪(抗战时为汤溪县所在地)时，已经是上午10时多。天公不作美，一直下着雨，气温急剧下降，可汤溪城隍庙里仍坐满了自发赶来的群众。他们中，大多数人是二战日军细菌战的受害者。面对调查人员，他们个个露出了“烂脚”，在寒风中无言地诉说着他们永世难言的痛苦。

　　据了解，1942年7月，汤溪村有400余户，其中100多名村民因患霍乱、伤寒、炭疽等死亡。其中，10余户人家死绝。在城隍庙，当汤溪老年大学副校长、侵华日军细菌战金华调查会会员丰志寿，通过翻译，向调查人员介绍当年的情况时，引起了美国专家的格外关注。专家们时不时打着手势，向丰志寿问这问那。

　　黑色运动帽、皮衣服、牛仔裤，一身轻装的75岁的哈里斯问：“日军有没有占领过汤溪？”

　　丰志寿回答说：“日军两次占领过汤溪，第一次是在1942年5月26日，第二次是在1943年6月10日，前后待了三个月。日军入侵之前，没有一个村民患霍乱、伤寒、炭疽等病。日军入侵后，村民们都逃走了，直到日军撤走后，才敢回来。回来后，村民就陆陆续续生病了。”

　　首次来中国的54岁的马丁表现最为活跃，他问道：“村里死掉的人，有没有记录？”丰志寿马上拿出一叠名单，上面有名有姓地记着村里130位患病死去的受害者名字。

　　78岁的麦克话不多，但听得非常认真，他问道：“1942年，你几岁？”

　　丰志寿回答：“11岁。那时村里因为患病的人越来越多，大家都很害怕。有的人前一天晚上还好好的，第二天就突然发高烧、抽筋死了，我的姐姐就是这样。我自己也深受其害，身上留下了多处伤口。”说着，丰志寿卷起裤腿————上面有“烂脚”留下的伤疤；挽起袖子————上面也有“烂手”留下的伤疤……

　　这天，美国专家在汤溪村又调查了数十位受害者。

　　调查后得出两点结论　日军细菌战铁证如山

　　因为位于浙赣沿线的交通枢纽，二战期间，金华成了日军细菌战的“重灾区”。据侵华日军细菌战金华调查会初步调查显示，金华在二战日军细菌战中，患各种疫病死亡的近6000名，其中相当一部分即因“烂脚”，也就是患炭疽病而死。美国专家此次调查的受害者，就总数来说，虽然只是很少的一部分，但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他们谈到了他们经过慎重讨论后得出的两点结论：

　　第一，在不同的村庄同时有这么多人得这样的病，这说明只能进行细菌战才有可能。而且，从发病的时间来看，正好与二战日军发动细菌战的时间是吻合的。

　　第二，所调查的“烂脚”受害者，从症状来看，很有可能是炭疽菌中的鼻疽。根据资料记载，鼻疽是世界上很少见的病，在人身上很少发生。而日本已有资料记载，日本军队曾经进行过大量的鼻疽人体试验，生产过大量的鼻疽菌。

　　通过金华地区日军细菌战受害情况的初步调查及论证，调查人员不得不震惊于这样一个严酷的事实：想不到在金华还有这么多日军细菌战的活证据。

　　受害者悲情自述：

　　赤脚过河后脚就溃烂

　　家住金华市区青年路、今年77岁的老人蔡家芳原先住在杭州，1943年，日本鬼子入侵后，为了逃难，一家人被迫东分西散：蔡家芳的母亲在逃难途中死亡；一个弟弟、一个妹妹在逃难途中走散，至今去向不明；蔡家芳和父亲则一起逃难到了金华多湖。

　　在多湖公路边的一个村庄，他们相对安稳地过了一段时间，没多久，鬼子长驱直入，金华沦陷，蔡家芳所在的几百人的村庄被鬼子霸占，蔡家芳和父亲又不得不开始了逃难的生涯。他们先逃到两三公里外的一个村庄里，后来，因为邻近村庄的一个小伙子杀死了一个强奸他妹妹的鬼子，他们怕受牵连，又从多湖逃到了雅畈。

　　蔡家芳的“烂脚病”就是在这时候染上身的。因为放心不下多湖家里的情况，有一次，蔡家芳赤脚过河回去看了看。回来后，他发现右脚上突然长出一个泡。刚开始，泡只是发痒，到后来，泡就红肿、溃烂了，严重时还流出了又黄又臭的脓水，当年17岁的蔡家芳深受其苦，吃了很多药都不见好，直到1960年，金华的一代名医、已逝的金华中心医院骨科医生吴凤堂给他动了三次手术，两年后才彻底把它治好，但至今他的右腿上还留着一个鸡蛋大小一样的伤疤，皮肤则像松树皮一样结着痂，斑斑驳驳。

　　父亲烂脚竟钻进蚂蝗

　　72岁的洪国济老人住在离金华市区50公里外的永康。他们和蔡家芳老人一样，有着一段没齿难忘的血泪史。

　　1942年，洪国济14岁时，不知怎么双腿突然起了水泡，又痛又痒，破了还流血、溃烂，烂得很深，骨头都露出来了。到学校上学时，嫌他身上的烂脚发出一股烂肉的臭味，在一两米远的地方都能闻到，同学们都不愿接近他。为了靠近同学，每天上学前，洪国济都要先到河里将脚洗干净，同时敷上一种草药，才敢去上学。

　　在家里，洪国济的病情还不算是最严重的。他的父亲带着“烂脚病”到田里干活时，因为烂得厉害，蚂蝗竟从烂处钻进去；他的母亲、二姐、爷爷则因为“烂脚病”，最后都烂死在床上。

　　弟弟洪定甫虽然没有染上“烂脚病”，但因为一家人都挤在一间12平方米左右的房间里，他所受的痛苦并不比患病的亲人轻。他说，晚上，房间的“烂脚”臭味熏得他无法入睡；白天放学后，他还得经常洗一大堆衣裤、被子。虽然村里也有10多个人得了“烂脚”病，但他们家是最严重的，村里人不明真相，以为他们得了什么瘟病，平时都不愿意跟他们接触，村里的水塘是绝对不允许他们用的。因此，洪定甫只好到村外一公里左右的塘里洗涤。这些衣物上，沾满了从父亲、母亲等患病亲人身上掉下来的“烂肉”，洪定甫闻着扑鼻而来的阵阵臭味，洗着洗着眼泪就会忍不住地流下来。（


二战日军细菌战受害地区实录
　　新华网浙江频道8月21日电 “烂脚村”伤疤留到今天

　　 2002年3月4日，二战日军细菌战中外调查人员在浙江省金华市调查，结果怵目惊心。虽然走访的只是市郊部分“烂脚村”，但受害人数之多、受害程度之深，还是超出了所有调查人员的预想。

　　汤溪城隍庙里坐满了自发赶来的群众，大多是二战日军细菌战的受害者。面对调查人员，他们露出了“烂脚”：蔡家芳至今右腿上还留着一个鸡蛋大小一样的伤疤，皮肤则像松树皮一样结着痂，斑斑驳驳；丰志寿卷起裤腿，上面有“烂脚”留下的痕迹，挽起袖子，上面也有“烂手”留下的印记……

　　1942年的洪国济只有14岁，不知什么原因，他的双腿突然起了水泡，又痛又痒，破了还流血、溃烂，烂得很深，骨头都露出来了。到学校上学时，他身上的烂脚发出一股烂肉的臭味，在一两米远的地方都能闻到，同学们都不愿接近他。为了接近同学，每天上学前，洪国济都要先到河里将脚洗干净，再敷上一种草药，才敢去上学。

　　在洪家，洪国济的病情还不算是最严重的。他的父亲带着“烂脚病”到田里干活时，因为烂得厉害，蚂蝗竟从烂处钻进去；他的母亲、二姐、爷爷最终都丧命于“烂脚病”。

　　弟弟洪定甫虽然没有染上“烂脚病”，但因为一家人都挤在一间12平方米左右的房间里，他所承受的痛苦并不比患病的亲人轻。他说，晚上，房间的“烂脚”臭味熏得他无法入睡，白天放学后，他还得经常洗一大堆衣裤、被子。村里人不明真相，以为他们得了什么瘟病，连最亲近的邻居也不愿意跟他们接触。村里的水塘是绝对不允许他们用的，洪定甫只好到村外一公里左右的塘里洗涤。这些衣物上，沾满了从父亲、母亲等患病亲人身上掉下来的“烂肉”，洪定甫闻着扑鼻而来的阵阵臭味，洗着洗着眼泪就会忍不住流下来。

　　始终参与调查的美国历史学家哈里斯和美国医学家麦克·法兰兹布劳、马丁·法曼斯基看了以后，非常震惊，他们认定：这是二战日军细菌战造成的人为伤害。

　　鼠疫盛行的年代和火葬炉不灭的青烟

　　侵华日军731等部队，把14世纪毁灭了当时欧州人口40%的鼠疫菌和其他的细菌，在中国的大地上各处散播。无辜的中国人民被这些看不见的武器所杀害，具有数百千年文明的城市村庄被摧毁，最为悲剧性的是，自然环境受到了严重破坏。

　　在细菌战受害地之一的浙江省衢州，1940年10月，日军从空中投放了鼠疫菌后，引起鼠疫发生并流行了13年。在同省的受害地义乌，鼠疫蔓延到全县，并传播到邻县东阳。被保存在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图书馆的陆军军官井本熊男的业务日记，上面记录着细菌战作战计划、准备、实行以及战果等全部过程。

　　1941年11月4日，一架轻型轰炸机在中国湖南省的常德散布了36公斤带有鼠疫的跳蚤。过了两周以后，便出现了有关鼠疫大流行的“战果报告”。据了解，当年常德死于鼠疫的，光有名有姓的就有几百人。设在常德市大西门外千佛寺的火葬炉日日冒烟，据记载，那里先后火化了360具尸体。

　　宁波的钱贵法是当地鼠疫患者当中的唯一幸存者，当年16岁的他奇迹般地从死神手中逃脱了。1940年10月，日军在宁波空投带鼠疫的谷子，上百人很快染病死去，钱贵法也病倒了，被拉到最严重的甲级隔离区。“我被拉进病房后不久，前后左右躺着的人全都死了，他们身子躬着，满脸发紫，嘴巴干裂，样子痛苦极了。到后来，我病得跟他们没有什么两样了，两个抬尸体的丧葬工，见我躺在地上一动不动，以为我死了，抬起来就要往棺材里放，其中一个眼尖，发现我微微挣扎了一下，连忙喊：这个人还在动，还在动！这样，我才留在了人世……”

　　细菌战鼠疫的受害地区，半个世纪以来，为预防鼠疫再发生，必须每年数次，在广泛的区域范围内，捕捉大量的老鼠和跳蚤进行鼠疫菌的检查。根据这些地区卫生防疫机关的检查结果，浙江省衢州、义乌以及6个细菌战受害地之一的湖南省常德，在80年代、90年代，以至到目前为止，还发现有鼠疫菌抗体阳性。上述的检查结果表明：在这些地区，鼠疫菌依然在活动，鼠疫再发生的可能性仍然存在。

　　对于生活在这些地区的人们来说，细菌战不只是历史，更是现实。

　　活人解剖

　　在使用大量病菌在活人身上作实验的同时，侵华日军还在实验对象已经发病而尚未死亡的时候对他们进行活人解剖，更有甚者，是把健康的人解剖后用来作标本。金成民和王选都曾从当时在侵华日军731部队服役的士兵那里取得过第一手证词。

　　日本人筱冢良雄介绍，为了检验细菌的杀伤程度，731部队用俘虏来的抗日战士进行了众多的人体试验。其中筱冢良雄也进行了多次人体解剖，亲手杀死了5名被称为“马路大”的“试验材料”，在完成第3例解剖任务后，长官才说：“你终于成为一个有用的人了。”

　　原侵华日军731部队一队员揭露说：1943年，一个中国少年被严刑拷打后带进了解剖室。他被扒光衣服，几个日本军医扑了过去，将他按在手术台上，挣扎的四肢被皮带紧紧地扣住，小孩全身被消了毒，注射了麻醉剂，不一会失去了知觉。日本军医一刀将他的腹部切开，“按肠、胰腺、肝、肾、胃的顺序取出各种内脏，经一一分理，呼呼地扔进铁桶里，再立刻把铁桶里的脏器放入装有福尔马林的玻璃容器内盖好。”“取出的内脏中，有的还在福尔马林液里不停地抽动。”随后，又从小孩耳朵到鼻子横着切了一刀，头皮切开后，就用锯子锯，头盖骨被锯成三角形掀开了。大脑露出时，一个队员用手伸进柔软的保护膜，把脑子取了出来，立即放进装有福尔马林的容器中。手术台上只留下少年的四肢和一具空壳身躯。一个年幼的生命，就这样惨死在恶魔们的手术刀下了。

　　在日军各野战医院，拿中国被俘人员做活人解剖实验也是常事。原日本陆军第117师团野战医院军医野田实，就曾亲自参加过这种惨无人道的实验。他在《太行山下一魔窟》一文中写道：1945年4月，曾在河南省焦作镇对一名二十五六岁的中国青年进行活体解剖实验。将这位中国青年的腹部、气管切开，四肢锯断，又往血管里和左胸心脏注入空气……致死后扔进了掩埋场。

　　请记下这些数字：

　　27万——侵华日军实施细菌战致死中国民众27万多人(日本学者认为，这是相当保守的数字，他们认为，死于侵华日军细菌战的中国人多于日军于1937年在南京制造的大屠杀人数)；

　　3000公斤——侵华日军“731部队”每年可以生产出3000公斤的纯细菌(每135克的纯细菌就可以使400平方公里之内的所有水源遭到污染，每年的生产量足以污染全中国的水源)；

　　3000人——侵华日军“731”部队用活人作试验人数(仅日方承认的)；

　　也请记下这些距离我们已经很遥远的名词：

　　伤寒、副伤寒、霍乱、菌痢、炭疽热、马鼻疽、鼠疫、破伤风、气性坏疽……

　　还有那些罪恶的方式：

　　投放细菌炸弹、飞机喷雾、人工散布、细菌炸弹……

　　王选要说话，义乌要说话，中国要说话。“让全世界了解真相，过去的日本曾严重违背国际公约，掩人耳目，惨无人道地进行细菌战毒害无辜的中国平民，且延至今日。重要的是，遭受日本法西斯荼毒的土地上，还有那么多的受害者，而凶手却逍遥法外！”（

我是夏雯静

千年古城万家仇
　　　　　　　　——日寇在衢城的暴行调查
　　新华网浙江频道8月21日电 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日本帝国主义于芦沟桥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之后不久，即一九三七年九月二十六日(农历八月廿二日)日寇飞机首次轰炸衢城。此后八年间，寇机空袭无算疯狂地滥施轰炸，并空投鼠疫等致命性细菌残害后代。

　　一九四一年冬，太平洋战争暴发。日寇为了确保其所侵占的东南沿海地区，并解除美国飞机利用衢州机场轰炸日本本土的威胁，于一九四二年五月，集中五万兵力，分左、中、右三翼发动浙赣战役。以中翼酒井兵团为主力，左翼大成户兵团和右翼武内兵团为助攻，直扑衢州。当时，国民党集团为了保存反共反人民的军事实力，竟一再下令“避免在金兰、衢州决战”，公然地“决定开放浙赣全线”，因而集于浙赣线上的86军等三十万以上的国民党军队几乎不作任何抵抗就放弃了衢城。六月六日(农历四月廿三日)，日寇侵略军入城关，盘居八十四天之后于八月二十八日(农历七月十七日)撤出。这是日寇第一次窜扰衢城。一九四四年六月二十五日(农历端午节)，日寇再次兵临城下，国民党守城部队向水亭街、西安门溃退，被日寇打死在衢江淹死约三千人，尸骸蔽江，江水变红。六月二十六日至二十九日，日寇第二次践踏衢成。日寇前后两次侵占衢城期间，杀人放火，奸淫掳掠，罪行滔天！衢城人民遭受了亘古未有的灾难。日寇撤离之后，家破人亡的人们回到残破不堪的古城，又受到饥饿和疫病的侵袭。日本帝国主义欠下的血海深仇，至今还牢记在广大人民的心坎。人们愤恨地说：“提到毫无人性的日本帝国主义，牙齿咬得断铁钉！”

　　纪录这笔血海深仇，也就是具体揭露帝国主义的丑恶本质。为此，编辑室于一九六二年八月二十日至十月二十日两个月间，在城关举行了小型调查座谈会二十一次，社会老人一次，参加座谈的共八十五人，又过别访问二十三人。这一百另八位亲眼目睹或身受其害者所揭露的日寇暴行，比较集中于以下四个方面：寇机轰炸的暴行，日寇两次践踏城关的罪恶，鼠疫蔓延的惨象，寇兵撤离后的余殃。根据他们所揭露的史实，编辑室又于九月二十八日和二十九日在上街、下街、坊门街三个街道办事处的协助下，组织了三次讲座，听讲居民五百七十人，进一步核实和补充了资料。这份调查报告就是以群众提供的确实可靠的活资料为主整理编写出来的。日寇暴行，罄竹难书，因为限于篇幅，这里记述的仅是其中的一部分而己。

　　一、狂轰滥炸

　　一九三七年九月二十六日(农历八月廿二日)上午十一时左右，敌机三架从金华方向窜入衢城上空，国民党的防空监护哨不发警报，市民不知是敌机，因此毫无戒备。有些人还以为是“盟国(指美国)飞机来了。”结群观望。当时，开往杭州方向的12次客货混合列车刚要进站，火车站上小贩、行人众多，月台上候车旅客拥挤，副道长还停着一节准备挂走的15吨棚车，有五、六十名常山押来的壮丁被反锁在内。敌机盘旋几番之后，突然俯冲下来，轰炸火车站并夹射机枪。连续三次，投弹十多枚。顿时，烟尘蔽空，血肉横飞，炸毁房屋近百间，伤亡无确数。被反锁在棚车里的壮丁，全部炸死。据事后收尸的人回忆，收拾拢来的死难者残体、四肢、头庐、碎肉，一共装满三十二口棺材(有人说这次被炸死一百另六人，伤五十人)。这是日寇首次轰炸衢城的罪行。

　　一九三九年四月五日(农历二月十六日)上午十二时，敌机轰炸城隍巷，弹落于今新华幼儿园广场，炸死四人，伤二人。

　　一九三九年九月×日(农历八月×日)，敌机重磅炸弹轰炸府山衢州中学，炸毁衢中图书馆，学生寝室和自修室(即正谊书院)。与衢中毗连的府城皇庙、关帝庙、行宫殿、晏公祠、叶家、天主堂、育婴堂震塌房屋二十余间。育婴堂婴儿被炸死七、八人。

　　一九四O年四月十五日、十六日(农历三月初八、初九日)被炸两次、重伤十二人，轻伤五人，死亡十四人，炸毁房屋二十八间，财物损失价值一万元。 一九四O年十月×日(农历九月×日)，敌机五架轰炸新驿巷、新河沿、炸毁民房无数。

　　一九四一年三月二十一日(农历二月二十四日)，敌机八架，投烯烧弹一枚于新桥街天福堂国药店门前，大火沿南街延烧至德茂布店(今糕点公司附近)。

　　一九四一年四月五日(农历三月初九日)清明节，人们正在吃青明粿，敌机投弹于城隍巷、天福堂栈房附近，炸死七、八人。

　　一九四一年四月十五日(农历三月十九日)，上午十时左右，三十架敌机滥炸西河沿石板厅、道前街、五圣巷、道贯巷、荷 花厅、醋坊甚，共计炸死二十一人，伤二人。其中特别是西河沿石板厅，厅屋被炸塌，死十三人、伤二人。被难者全系挑水、拉车、修补、拣破旧的穷苦人民。爱花娘一家七口，炸死老娘和四个儿女，仅剩下夫妻两人。死难者无一全尸。 一九四一年五、六月，敌机二十七架轰炸火车站，弹偏落于衢州铁工厂附近，投弹七十多枚。

　　一九四一年五月十七日(农历四月廿二日)上午十二时，贫民数百结队于广盈仓(积谷仓)门前(今衢州一中东首)等购平粜米。敌机三架，投弹、扫射机枪，贫民纷乱逃往北门、西门，炸死三十余人。西河沿、城隍巷同时被炸。西河沿投燃烧弹数枚，烧掉房屋三十余间，城隍巷附近，被炸死计多人。 一九四一年十一月十四日(农历九月廿六日)中午，敌机十八架，分三路纵队从西安门沿城炸到北门，被炸的地方有白衣庵、馒头山、及新河沿一带，共投弹三十余枚。白衣庵内炸死三、四人，馒头山防空沿炸死二人，伤二人。

　　一九四一年，敌机还炸过杨家巷和钟楼底。

　　一九四二年一月×日(农历十二月×日)敌对集群狂炸火车站，弹偏落于今火车站饮食店后面(当时是火车站防空沿)投弹三十余枚有人受伤。

　　一九四二年五月二十六日(农历四月十二日)即日寇第一次窜扰衢城前十天，敌机九架狂炸火车站。当时，车站上正停着一列列车，由那时浙干线上最好的“315号”机车带引。列车上全是壮丁，有的被反锁在棚车中，有的三五人手连手缚在一起，被禁闭在料车上。月台两侧，堆满弹药和火柴(当时没有煤，火车是烧柴的，所以月台上柴火很多)，敌机投弹后，弹药爆炸如百子炮，柴火足足烧了两天两夜，整列车的壮丁因为动弹不得，全被活活炸死、烧死，只逃出几个军官。

　　一九四二年四月二十九日(农历三月十五日)敌机炸荷花巷，死三人。次日又炸死八人。

　　一九四二年五月三日(农历三月十九日)，敌机炸荷花巷，死六、七人。

　　一九四四年×月，敌机又炸府山。

　　日寇轰炸衢州飞机场次数最多，先后空袭五十九次，合计投弹一千三百四十一枚。

　　在那几年中，城关人民几乎每天逃警报，受尽惊吓，惶惶不可终日。每日鸡叫三遍，家家点灯起炊，有时饭碗刚捧起来，警报已响，只得丢下饭碗就逃，否则就要遭到军警拦阻。家里老少牵累大的，每天更是惊魂动魄，县西街有个叫龚新四的，他老婆一天带两个孩子去逃警报，走到西门浮桥头，一声紧急警报，顿时吓得她脸青唇白，口吐泡沫，结果到第五天死去。北门蔬菜队余棠奶，有两男三女，每次警报响了，只得暂避于城墙脚下，无力逃到城郊，一九三八年敌机炸府山，小儿子邵松贵因出天花发高烧，受大惊而变疾病，如今邵松贵已三十一岁了，但言行举止，犹如儿童。警报常常到下午四时不解除，逃警报人饥惊交迫，十分难熬，因此无不祈求天下雨。每次被炸后，断垣残壁，嚎啕悲泣，惨象触目惊心。每当警报一解除，人们即奔往烟硝弥漫的瓦砾堆挖寻亲人尸体，有钱人家点燃气没灯，一夜挖到天亮，穷苦人家只得连夜摸黑挖。一九三九年四月五日敌机轰炸城隍巷，裁缝程小秋炸死于瓦砾下。傍晚，他的老婆严秀英拖着炸伤的腿，带着三个女儿，爬在地上挖尸，天暗下来才挖到一具尸体，这人满脸焦土，辨不清面目，严秀英吐口唾在衣角上去抹焦土，这人受了惊动，倒抽一口气，用手比比，要喝水。严秀英惊喜交集，爬过瓦砾向邻居讨来一杯水，等到回来，却见这人大堆肚肠挂在外面，她荒忙跑下去用手按住伤口不使肚肠继续外溢，但怎么也按不住，此人因受痛剧烈，等到她将水送到口，只喝了两口，人就断气，她再仔细一看，原来这人并不是她的丈夫。一直挖到第四个才挖到了她的丈夫，她扑上去一看，双手已断，胸口一个大沿，严秀英顿时天昏地黑，蹶倒地上。醒来时，女儿们已将她抬到医院门口，医生认为她的伤口难治，要锯大腿，严秀英哀求说：“我丈夫已死，再要据我大腿，连领孩子讨饭也没法啦！”后来弄些土药，贴贴膏药，伤口足愈，但左腿终年冰冷，至今麻木不仁。

　　那时，城市工商业几乎停止营业，大店家成天不落牌门，只有几爿夫妻杂货店半开半闭撑撑市面，手工业者，已形成半失业状态。一到天黑，商户开门摆摊，市民和近郊农民蜂涌进城，争购一点日用必需品。有钱富户，从此将衣著、食物、珍饰、被褥逐步搬运到乡间去。资金雄厚的工商业者，并在乡里租了房子，开设分店，并将家小送到乡间去住，因此所受的惊吓和遭受轰炸的灾难，比穷苦人民要轻些。

　　二、铁蹄践踏

　　一九四二年五月二十日(农历四月廿五日)，即日寇第一次流窜衢城前半月，驻衢的国民党86军军部在钱家山召开紧急会议，命令衢县县政府于五月二十三日以前完成城区四万居民的疏散任务。县政府即日张贴布告，下了强制疏散的命令，限居户在三天内将物资、人口疏散出离城四十华里，说是“以便作战”。并扬言：如果在限定的三天之内不遵照政府命令疏散，遗留的人就要遭到枪杀的惩罚。86军16师46团第2营借口“固守衢城”，强令沿城居民拆屋毁房。老百姓十有八九不忍拆毁，结果第二营部队放火焚烧，将浮桥头至大西门一带及火车站附近的城外民房全部烧毁，几百家民房连烧数昼夜，化为灰烬。当时，国民党政府徒有强制疏散的命令，毫无安置四万居民疏散的措施。那些大资本家、大地主固然得到官方的方便早已有应变准备，而广大劳苦居民，甚至于一部分中小资产阶段，临时手足无措，手牵一群肩挑一担，惶惶然挥泪而别。实在无能力疏散出去的人，则遭到国民党军警的挨户驱逐。那一年，正逢六十年未有的特大洪水，泼天大雨连日不停。西门浮桥已被大水吞没，难民全靠渡船交通，人多船少，十分拥挤，有些人失足落水，丧了生命。城区菜农的牛和猪，难民携带的细软财物，甚至于食油、咸盐，都被沿路驻扎的国民党军队夺去，他们说：“不送老子，还留给鬼子吗！” 日寇第一次窜扰时，分南、北、中三路包抄衢城，先窜扰26个乡镇(当时全县共32乡镇，只洋口、岭头、上方、双桥四乡镇未遭敌扰)，后侵占衢城(即峥嵘、鹿鸣两镇)。因此，疏散出去的难民，不久就受到日寇的蹂躏。新桥街酱坊工人叶竹生三次被鬼子捉去挑担、牵马、抬伤兵，受尽虐待和侮辱，结果还被鬼子打一枪，子弹从后背打进前腹穿出，右手食指被弹掉。逃出虎口之后，手烂腹臭，无力医治，只得采些“活梅”(草药)包扎，不久又碰上鬼子抓夫，他老娘再三磕头求情，鬼子不但不理，还将她毒打一顿。七十岁的老人家遭此毒手，不久就死去，破席子包包埋在九殿山下。县学街胡宝玉的婆家和娘家十一人逃到石梁麻蓬天主堂里，八月二十六日(农历七月十五日)，被敌机炸伤三人，炸死六人，她自己的头部也受了伤。有个世居衢县的安徽人叫青狗，一家七口逃到南乡湖山，妻子被三个鬼子奸污而死；吃奶的婴儿被鬼子用刺刀朝屁股一挑，从半空中落地摔死；另外四个孩子，被鬼子用马刀一个个砍死；青狗自己被鬼子抓去挑担，他心如刀绞，那里挑得动，结果被鬼子狠狠的一枪柄，打中太阳穴，血如泉涌，当即倒毙。青狗的一家，就这样惨死在鬼子的屠刀之下。狮桥街居民柴凤高一家八口人逃难出去，回来时只剩下她母女三人。他的儿子被鬼子抓去挑担死在江山，丈夫被鬼子打死，孙儿和孙媳妇饿死病死，媳妇和孙女至今未回。象叶竹生、胡宝玉、青狗、柴凤高这样被鬼子害得家破人亡的人家，不是少数，而是很多很多。 有幸不死的人，也受尽了惊吓，吃尽了苦头。他们风餐宿露，在山窝里疲于奔命，以吃糠、吃芝麻叶吊命。化龙巷居民方成洲一家人逃到上彭川，靠拾螺蛳充饥。生火烧东西，只怕暴露了目标，就吃半生不熟的螺蛳。结果，她的女儿小宝从肚里吐出活蚂蝗，当时无药，只得灌石灰水硬治一下。

　　国民党军队借日“固守衢城”把居民强制疏散之后不久，就丢下衢城撤走了。6月6日，日寇占领了城关。 敌寇入城后，设城区司令部于三桥头青年服务社，设军医院于中国农民银行(美俗坊)，设无钱电台于裕民银行(南街)。凡车站、邮电、水陆等地均设堡垒，分驻寇兵，并装置电话线，维护据点之间的相互交通。城内各寺观庵庙所有香炉铸钟都被运走；北门钟楼上五千竹重的古铅铜钟、阜成印刷厂五、六架平板机、数万磅铅字以及电灯厂的全部机械，城区电线、电话线都被劫去。各旅馆、民家的铜床、铁床，居民门墙上的铜铁锁环，拆下后堆积于华天泰参行和忠烈庙前一带。所有商号和居民房里的财物被洗劫一空，捆扎打包，用飞机和船只劫运而去。房屋、家具、电线杆、不是被烧掉，就被毁掉。据《东南日报》民国三十一年九月二日的报导：“衢县敌溃退时，在城内外大肆纵火，城外民房尽成瓦砾，城内民房亦仅十分之一。”又据民国三十二年八月九日出版的第28号《群力周报》记载：“敌溃后，街道尸首狼籍，尤其法院及衢中附小内横陈倒毙，何止数百。”整个城市的生命财产，遭到日寇毁灭性摧残。

　　驻城寇兵，并掳劫城郊与城内不及逃跑的居民、菜农以及国民党军队的败兵数千人，强令修筑道路、桥梁、机场，撤退前又强令彻底破坏，人民受害尤深。被掳去的人，都集中在东门周家沙湾一带的所谓“难民所”里，每人发给“苦力”臂章，每日枪押绳牵，到飞机场掘地埋雷，破坏机场、抬运木头。苦役终日服于苦役暴日之下，既饥且渴，稍不如意，就遭鞭打脚踢，有病即杀，疲困于稍停的也杀，死者不知其数。苦役潜逃，重则活埋，轻则毒打。菜农邵正昌潜逃被捉回，打下门牙一排，几次昏厥才止。一般罚以扛抬重物，以毛竹作抬杠，两端凿沿，各串铁圈，抬扛时，将铁圈套在被罚者颈上，两人前后牵累，行走困难，一人受打两人遭殃，并不予休息，直到昏厥。被掳“苦力”每日仅发给四两砻糙米，病饿而死于“难民所”的，每日都有。死者被裸体抛在北门郊外乱坟堆中，任饿狗啃食。 日寇第二次侵占城区的时间虽只有四天(一九四四年六月二十五日至六月二十九日)，但杀人放火的暴行却仍十分严重。七月五日，即日寇退出城关的六天之后，国民党衢县县长梁济康致电龙游县长说：“衢江两岸浮尸甚多，间有腐化下流的事，请出指示谕贵县民众暂勿饮用。”当时，衢江江西上浮尸多得如放木排。

　　根据国民党衢县县党部的统计，一九四二年及一九四四年两次敌灾损失总数是：

　　一九四二年，总值一亿四千二百万元。

　　一九四四年，总值七百四十八万元。

　　三、疫病猩獗

　　一九四零年十月四日上午九时许，有敌机一架低空飞行，经衢州城区东门止马湾，闹市巷、和平巷、县后街、三桥街、下街、杨家巷、县学街、大公塘、上马石、井钟巷、罗汉井、柴家巷、县西街、上营街、水亭街、天皇巷、下营街出西门，往鹿鸣山古铜塔逸去。经过地区皆投下了大量麦料、粟米、破布、麦肤、黄豆、白色粉末、传单、跳骚。跳骚有些是散播的、有些是包装的(十只一包)，当时居民即进行打扫，但不彻底。事隔十七天之后(即十月二十一日，农历九月二十一日)即发生鼠疫。罗汉井五号投中传单的黄权一户其家属郑冬香首先得病，先胎儿早产，后死亡。嗣后水亭街和县西街都陆续发生，至十二月底共发病二十二例，死亡二十一人。到一九四一年鼠疫流行猖獗，这年二月初，先发生在天皇巷，至五月中旬升为高峰，六月初开始下降，十月又复发至十二月止，在城区共发病256例，死亡病人约千计。抗日战争胜利后，苏联伯力海军军事法庭审判细菌战犯时证实：日本帝国主义细菌战犯石井将军曾率促特种部队在“华中”用飞机空投感染鼠疫杆菌的跳蚤，以致引起宁波、衢县、湖南省常德、桃源一带的鼠疫流行。

　　当时，国民党县卫生院、省防疫大队、省卫生防疫处、中央卫生署医防大队、中国红十字会医疗队、军区防疫大队等六个卫生单位曾进行所谓防治。他们采取的防治措施有：一、疫区封锁：由当地警察驻地宪兵在县学街头、新驿巷口、上营街口、天皇巷尾、下营街至美俗坊口站岗放哨，禁止出入。又将坊门街童家巷、费家巷划为隔离圈，筑墙封锁交通。二、拆烧疫户房屋。被烧房子有叶家七间、元大森三间、德有兴五间……共二十六间，并把城区大部分房屋的天花板、地平板、明壁板拆去。三、病人隔离。当时，在西门船上、宁绍会馆、药王庙、洪山坝设立病人及其家属的隔离所。被隔离的人都得不到药物治疗，也得不到生活照顾，规定住满七天，若病情恶化，就强迫病人自己先挖好尸穴，半死不活即被埋葬，亲人不得收殓。三桥街五魁内有两个病人被埋时，眼泪汪汪地哀求“棺材头”(土工)说：“我还活的，等我断了气再进棺材好吗？”“棺材头”摇摇头说：“只怕等会宪后来了，棺材也不让你装了。”这样被活埋的人不计其数。

　　日本帝国主义发动的灭绝人性的细菌战，经国民党政府的如此胡乱“防治”，疫灾不但不能扑灭，而封锁区经常有人越界潜逃，同时，居民有病不敢报，死后偷葬。大西门蔡荣章的娘一九四一年五月死于鼠疫，为了怕封门、烧屋和隔离、活埋，蔡荣章半夜买棺材重价雇人埋葬郊外，同时将妻子与两个儿子去江山逃避。但到第四天，逃往江山的三人也感染鼠疫病亡，蔡荣章又偷偷去江山运尸。由于隐瞒病情、搬运病尸和病人奔避的结果，疫病非但不得制止，反而日益扩散。天皇巷疫户丰宝松搬逃到鹿鸣山古铜塔即死，不久，古铜村鼠疫盛行，后来竟蔓延至双港口、樟戴、双桥、翁梅、西坑里、牌门、下蒋、太平桥、塘凌邵、丰家、钱家山、万川、航埠等十九个村。特别是日寇两次窜扰期间，人口流动性大，竟还扩散至义乌、东阳、兰溪等县境。国民党政府和当时的防疫机构，为罅偷葬疫尸和疫病扩散，还规定过凭卫生单位证明买棺材的办法，但死户宁可不买棺材，包以草席埋葬，或任尸体烂在家中。有的病人怕活埋、或不愿暴尸，临死前躲在床下，藏在柴堆里，或锁好大门。城区人们至下午四时就关门闭户，不敢外出，也不敢轻易谈鼠疫的事，深怕受连累，当时，真是“谈鼠色变”！

　　常言道：“继兵灾必有凶年。”经日寇两次窜扰，人民流离失所，风餐露宿，以及寇兵蹂躏鞭打，身体受到极大摧残，再加上日寇溃退前夕的烧、杀糟蹋，当时城区，横尸满街、白骨成堆、河水凝滞、蛆虫串尸、牲畜仰面朝天、秽气熏天刺鼻。那时饮水无源，河水、江水腥臭难闻，井里不是投入尸骨，就是粪便。吃的不是蛀米，就是臭米，吃了无不呕吐腹泻，菜缺盐、炊缺柴，只得吃淡菜冷饭充饥。因此，人们回城不久，疫病盛行，生疮、疟疾、痢疾蔓延不可遏。轻重患者达全城居民的百分之八九十。因为人们体质衰弱，疾病染身就一蹶不起。那时缺医缺药，即使有药，但是价格昂贵，一般是一元一针，好的十元一钟，非一般人所有负担。因此烂脚人，任其蛆虫乱爬，直至串洞而死，患痢疾的人有蹲着倒毙在厕所里的。有的全身肿胀，死时全身呈黑色。死后多半无力买棺材，用门板拖去埋掉。

　　四、劫后余殃

　　衢县城关经过日寇的几年轰炸和两次窜扰的糟蹋之后，居民生活极度困难。没有住，没有吃，再加上国民党政府所谓“医治创伤”的骚扰，苦难竟无终止。

　　城中房屋破坏惨重，全城最闹的长达360公尺南街仅存华天泰(今百华公司)、新昌布店(今被服厂)正泰新、日泰新(今碗店附近)、与今邮局等几间店屋。长达520公尺的坊门街，仅存叶泰兴布店和今商业局附近几爿小杂货店街面屋。长达840公尺的上街仅存聚丰园附近几间街面屋。长达840公尺的上街仅存聚丰园附近几间街面屋。长达680公尺的新桥街，房屋仅存十分之七；化龙巷、后街巷、狮子巷、浮石门、陆家巷等民房被毁十分之一。唯西门隅县西街、水亭街存屋较多。县政府、地方法院、孔庙等建筑物间架尚存，里面损毁甚大。衢州中学、衢州师范、平民工厂，破坏严重。根据国民党政府一九四六年的统计：鹿鸣镇共损失房屋4160.5间；峥嵘镇共损失房屋3968间(当时城关分为鹿鸣、峥嵘两镇)。逃难回来的人们，大部分人都无家可归。大地主、大资本家有的在废基上重兴土木，有的租屋住。家业大房屋多的，店屋毁掉住机房，大厅毁掉住平房。劳动人民只得住庙宇、祠堂，几十户挤在一起，每户仅占一席之地。稍有劳动力的，在废墟上用几声门板或稻草搭棚作屋，吃、睡、大小便都挤在一丈见方的棚内，乌烟瘴气，日晒雨淋，犹如贫民窟。

　　日寇两次窜扰衢县的时间，都在农事的重要季节，农业生产破坏极大。一九四二年，又遇霜灾，豆、麦(荞麦)不熟，田园荒芜，再加上奸商、大户囤积居奇，城内粮食几乎绝迹。劳动大众，既无存粮又无银元，只得采野菜和麻叶充饥，中毒饿毙的无数。手联社陈高化一家七口，逃难回来，父亲帮船户打蓬，每天做到鸡叫，仅挣回来一斤米，煎米汤喝也不够，一家人都去采胭脂花吃。不久父亲饿死，一家人生活更加困难，他的娘就去米厂偷糠度日。不久年老的祖母，年幼的妹妹也都饿死，陈高化饿病不起，他娘与姐姐只得出去讨饭。当时国民党政府虽也拨款求救济，但杯水车薪，无济于事。而且手续繁琐，要经过调查、登记、签名盖章，或打指模等种种手续，才有可能领到一点款。所以一笔帐款往往要几个月才能发到灾民手里。领到食米或现金，饿的已经饿死，寒的已经冻死了。而且弊端百出，贪污、克扣无奇不有。一九四四年的“平粜谷”售价每石二千元，其中掺杂、掺假，倍于市价。一九四三年在周王庙、府山一带举办冬令施粥，但人多粥少，吃粥者有的连鞋子也挤进粥缸里。宁绍巷居民徐和娣带领孩子去吃粥，险些连孩子跌进粥缸里。有的灾民，因为饿得久了，见粥就狼吞虎咽，当场噎死。同时，这种粥，都是烂米臭米，并冲以石子、杂物，饿病者吃下去并无多大好处。 劫后居民生活朝不保夕，托儿所在饥饿线上。而国民党政府又以“医治创伤”“恢复生产”为名，“兴修农田水利”。日寇第二次撤退后的一个月间（8月8日至9月11日）被征民夫达万人。

　　不论乡村、城镇凡十八岁至四十五岁的壮丁，一律被征。身患重病的人也得经乡镇长允诺才能幸免。国民党的官员和特务，厚颜无耻的以“保卫衢城者”和“光复衢城者”自居，耀武扬威，任意欺压劳苦人民。日寇第一次窜扰衢城之前，区保安副司令徐子余派出走狗滥抓民夫，为他搬运囤积居奇的柏油，替他的小老婆抬轿逃难。日寇撤退之后，以“治安”为名，用手枪当众随便打死人（被害者只因从长兴酱园里拿了一碗辣酱）。国民党特务许樟海兄弟回城后强拉西门一带的民众数十人，拆去西门浮桥，扛木抬砖，在洋桥头为自己盖造新洋房，并恬不知耻地说：“老子为国效劳，百姓应该出点力气。”在那个年头，我们的人民真是多灾多难

我是夏雯静

1940年10月4日，侵华日军一架飞机入侵浙江衢州上空，撒下大量大量麦粒，栗粒，破布，纸包传单等物，日军对衢州实施惨无人道的细菌战。敌机往复两次后飞离衢州。1940年10月10日，衢州发现死老鼠。随后，衢州的鼠疫等疫情越来越严重，大幅度扩散,，不仅仅传到了衢州各县，衢州疫情还传播到了附近的金华、义乌等地。
不仅仅衢州地区，日军在衢州附近地区也展开了大规模细菌战，离衢州接近的浙江金华、丽水、宁波等地和江西的上饶等地也未能幸免。
据统计1940年----1945年日军在衢州的细菌战造成衢州各地连续八年传染病大流行，传染病患病者达30万人以上，死亡5万（另一说4万）以上。
中文名衢州细菌战
类    别细菌战
性    质是侵华日军的暴行
时    间1940年——1945年
日军使用武器鼠疫、炭疽等细菌武器
实行者侵华日军
死亡人数5万余人（一说4万余人）
受伤人数30万
发生地点衢州
波及范围衢州和附近的金华、义乌等地
1940年10月4日，日军空投了带有大量能传播鼠疫的鼠蚤的麦粒、栗粒、破布、纸包传单等杂物，拉开了衢州细菌战的序幕。而在此之前，衢州并无严重的鼠疫等传染病疫情。
1941年衢州衢县（今衢州城区）鼠疫疫情十分严重，根据衢县（今衢州城区）各乡镇上报统计，一年中全县城乡鼠疫死亡人数达2000余人（不包括城区患鼠疫逃避农村死亡后不报或瞒报的人数）。此次鼠疫波及义乌、江山、上饶等县市。[2]
日军在1940年、1942年，还很有可能在1944年，在衢州多次投放鼠疫、炭疽、霍乱等病菌。衢州的疫情刚开始仅限于衢州城区（衢县），后逐步传播至衢州所辖的龙游、江山、开化、常山等地。从1940年——1948年总共8年时间，衢州年年爆发严重的传染病疫情，几乎都造成了重大的伤亡，造成了空前的灾难。直到1948年年底，衢州疫情才得以控制。
衢州细菌战，造成了衢州5万多人（一说4万多人）遇难，30万人受伤（染病），死亡加受伤人数已经超过了1945年日本的广岛原子弹爆炸事件造成的死伤人数。衢州的细菌战，不仅仅在浙江全省各地是最严重的，甚至在全国各地，衢州也是细菌战受灾最严重的地区之一。
衢州以东的浙江其他地区的情况

日军在浙江有三次较大规模的细菌战：
第一次是1939年、1940年期间，日军对萧山、宁波、衢州、义乌、金华等地的攻击；第二次是1942年浙赣战役期间对金华、衢州、丽水、云和等地的攻击；第三次是1944年在丽(水)温(州)战役期间对丽水、衢州、温州等地的攻击

日军在浙江使用的细菌武器共分6种，除了鼠疫，还有霍乱、伤寒、白喉、赤痢和炭疽。细菌战造成浙江各地30万人染病，超过6万人死亡。
1937年8月13日，日军入侵离浙江仅仅咫尺之隔的上海，而上海沦陷后不久，浙江的杭州等地率先沦陷。三年后，也就是1940年，不止是衢州被日军实行了细菌战，在这一次日军的细菌攻击当中，受到攻击的还有浙江宁波、金华、温州、台州和江西的玉山。[4] 　而且从9月18日攻击开始，浙江省的宁波、金华、温州、台州、玉山、衢州等6个城市就一直遭到了细菌攻击。攻击直到11月25日才结束。[4]
浙江宁波、金华，包括受灾最严重的衢州等地战前并无鼠疫，自日军开展细菌攻击后接连爆发鼠疫，如鄞县（今宁波鄞州区）1940年10月22日、27日2次发现日机撒播小麦等物品，29日起就爆发鼠疫。
浙江全省有8个市，约30个县受到细菌武器的攻击。据不完全统计，鼠疫、炭疽、霍乱、伤寒(副伤寒)、白喉、痢疾等细菌武器在浙江造成死亡人数约6万人，受伤达数十万人。]除衢州灾情最严重，死亡5万（一说4万）多人，受伤30余万外，衢州附近其他地区，比如金华、丽水、宁波等地也不容乐观。
离衢州约280公里的宁波，也是当年细菌战的重灾区之一。侵华日军在宁波发动细菌战致感染死亡人数达1554人。[6]
在衢州附近，丽水死亡约5000人、金华死亡约4000人……这些庞大数字背后的鲜活生命，在侵华日军发动的细菌战中被疫病残酷地吞噬。
衢州以西的江西上饶的情况

江西的上饶，与衢州是邻居，位于衢州的西面，隔着浙赣省界与衢州交界。而上饶与衢州一样，也没逃出日军细菌战的魔爪。
早在1940年，上饶的玉山县就同浙江的衢州等其他5个城市一起遭遇了细菌战的攻击。日军发生在江西的细菌战，主要战场集中在上饶、玉山、广丰、九江等地区。
1940年和1942年，日军两次对江西上饶地区实施大规模的细菌攻击，造成了该地区鼠疫、霍乱、伤寒等疾病大面积、长时间的流行，致使江西上饶地区民众死亡甚众。
衢州的细菌战，已经波及到了上饶。作与衢州同在浙赣铁路线上，与衢州开化、江山、常山等地交界的邻居，上饶人民和衢州人民一样遭遇了空前的浩劫，饱受被日寇侵略的煎熬。

1937年7月7日，日军在今天的北京卢沟桥发动七七事变，开始全面侵华，占领了中国的大片土地。离衢州不太远的杭州、上海等地也被日军占领。
1940年盟军在衢州扩建空军基地（当时的衢州机场），以便轰炸日本本土，日本陆军大本营为阻止这一计划的，命令派遣军总司令部对浙江衢州等地设施细菌战。
在抗战期间，衢州机场是没有沦陷的且离日本本土最近的中国机场之一。为了报复日军偷袭珍珠港，1942年4月18日，美军由杜立特中校率领16架轰炸机，从太平洋上的大黄蜂号航空母舰起飞，奇袭东京，机群计划就选择在衢州落地。同年秋天，日军发起旨在夺取衢州机场等战略要地的浙赣战役，在当地实施三光政策，并再次施放细菌武器。
衢州，位于浙江、江西、福建、安徽四省交界处，号称“四省通衢”，在当时战略位置十分重要，不仅浙赣线横穿其境内，水陆、公路发达，而且城东建有当时中国东南各省最大的军用机场。因此，通过细菌战攻击衢州，是侵华日军早已定好的重要军事计划。

1940年10月4日上午9时左右，一架日机飞临衢州上空，在200---300米低空从衢州城西安门，向上营街，水亭街，等等一带居民区，撒下大量麦粒，栗粒，破布，纸包传单等物。敌机往复两次后飞离衢州。10月10日衢州上营街一带居民区发现大量死老鼠。[10]

衢州细菌战展览馆
1940年11月12日，当时衢州柴家巷3号一位年仅8岁的小居民和罗汉井巷两位居民相继发病，其症状发热，淋巴结肿大，呕吐，出血等，四五天后死亡。11月16日发病者剧增，衢州政府即向上级政府报告。22日衢州警察局向政府报告，衢州上营街，水亭街等居民区有8人死于鼠疫，要求派民政厅防疫站，拔药品防治。中央卫生署和浙江省政府为防止鼠疫蔓延，命令封锁疫区。[10]
1940年12月1日，衢州卫生院长和专家从死者身体采集的淋巴液中检验出鼠疫病菌。空投的跳蚤，经浙江省卫生实验室鉴定为鼠疫蚤。12月25日衢州疫情迅速蔓延全城58条街道，13个乡镇，2000多人死亡，病死率97.5%。
在当时的中央卫生署的建议下，邀请国联防疫专家议定防治措施，不久衢州成立鼠疫防治委员会，成立隔离医院。[10]
1941年，衢州地区鼠疫疫情继续扩散，根据有关方面统计，1941年衢州城区鼠疫发病者有281人，死亡271人。其中死绝的有17户，一家死3口的有20户，城乡先后死亡2000多人。[10]
第二阶段（1942年）

1942年，日军发动浙赣战役，入侵浙江金华、衢州、丽水、温州和江西的上饶、广丰、抚州（临川）等地，日军并于1942年夏占领衢州。又一轮细菌战开始了。
1942年8月20日，日军“731部队”人和“南京荣字1644部队”36人共156人组成细菌战远征军到达衢州。8月25日日军细菌战首犯石井四郎亲自到衢州指挥细菌战计划，在26-日---31日石井四郎一面派飞机在中国军队阵地撒下鼠疫蚤，一方面派细菌战部队和地面部队一边撤退一边撒下细菌。从江西到衢州一路城乡居民区的水井，水塘，食品投放霍乱，伤寒，炭疽菌。跳蚤细菌。8月31日日军全部撤出衢州。据当时被抓去的农民回忆，1942年8月，日军将瓶子里的水滴在饭里，然后分过战俘吃，也有日军强迫战俘喝带细菌的水，然后放他们走，这样一来疫情传播越来越大。[10]
不久，衢州以及所辖的龙游、江山、常山、开化4个县都爆发了疫情。形势十分严峻，不容乐观。
第三阶段（1943年——1945年）


罪证——侵华日军衢州细菌战书影
1943年5月，衢州各县鼠疫、霍乱等疫病继续大流行。常山县所属的浙赣沿线各乡镇发病10241人，死亡1506人。
据衢州各县防疫委员会调查统计，1943年，衢州各县患霍乱、伤寒、炭疽等传染病者共45000余人，死亡7600余人。[11]
1944年6月，日军再次下达了进攻衢州的命令。12日、26日，日军先后入侵龙游、衢州城区（衢县），衢州第二次被日军占领。7月1日，日军撤退，但衢州各地的鼠疫、伤寒、霍乱、炭疽等传染病有出现了流行高峰。1944年的鼠疫疫情以衢州城区（当时称衢县）和龙游两地最为严重，衢州城区（衢县）死亡近2000人，龙游死亡超过4000人。[12] 1944年的疫情，种种迹象表明，很有可能是日军再一次大规模投放细菌或病毒而造成的惨剧！
而第二年，也就是1945年，衢州的常山县也爆发了严重的传染病疫情，死亡将近12000人。[12]
后续（1946年——1948年）

1946年——1948年，尽管日军在1945年8月15日宣布投降，但衢州细菌战的影响仍然没能消除。1946年，依然有近5600衢州人死于因细菌战而造成的各类疫情。[12]
1948年年底，衢州地区因细菌战而造成的传染病流行才得以有效控制，到这时为止，衢州自1940年被日军实施细菌战以来，已经连续八年爆发了严重疫情。
4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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衢州细菌战纪念馆中的石碑
对日军的罪行，今天仍有不少人只知道著名的南京大屠杀、三光政策，而对抗战中的很多惨剧，比如湖南益阳的厂窖大屠杀、江苏镇江惨案、华北的平阳惨案、浙江大扫荡、常德细菌战、衢州细菌战等等仍然是一无所知。衢州的细菌战，应该是全国各地的人们，特别是浙江，包括衢州当地人不得不知道的日军的罪行。它造成的影响非常深远，危害巨大，主要有以下几点：
1、长时间地威胁衢州和附近地区人民的身体健康：衢州，包括城区（今柯城区、衢江区）和所辖的龙游、江山、常山、开化四个县，在细菌战之前均无鼠疫、炭疽等疫情。日军在细菌战中使用了炭疽、鼠疫等细菌武器。其中，引起炭疽的炭疽杆菌在不适宜的环境下可形成芽孢在自然环境中生存40——60年，而且，炭疽病人的分泌物和排泄物依然有传染性。[12]
1963年，衢州城区（当时称衢县）又发现了4例炭疽病人，可见细菌战在衢州仍留下了根深蒂固的隐患，它随时都在威胁着当地人民的身体和健康。[12]
2、造成了巨大伤亡：衢州因日军细菌战而导致各类传染病，造成了5万（一说4万）居民的巨大伤亡，并且有30万居民受伤染病，是浙江乃至全国细菌战中伤亡最严重的地区之一，触目惊心，浙江的细菌战遇难和受伤者绝大部分都来自衢州！至今，衢州和附近的金华等地区还可以见到几名在细菌战中幸存的老人，腿上长着脓包，至今依然未消除。
而且，据细菌战当时衢州的调查，仅仅在1940年11月至1941年12月，因鼠疫而全家死绝的有17户，一家死三口的有20户，一家死二口的有29户，惨遭家破人亡，妻离子散的有54户！[12]
3、阻碍了衢州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衢州是浙江省省内最落后的地区之一，至今仍然与浙江的其他地区，比如杭州、宁波、义乌、温州等地有很大的差距。而日军的细菌战更是给衢州的经济发展造成了重大损失。
细菌战造成的各种传染病的流行，使得衢州地区的生产资金更加枯竭。衢州防疫委员会就紧急出动大量医疗人员全力投入防疫，鼓励商会募捐等筹措经费，由于自身防疫基础力量的薄弱，财政支出更是捉襟见肘，当时的国民党政府和浙江省政府紧急拨款，耗费了巨额的资金。同时，在防疫过程中采取的封锁交通，造成了交通运输的阻滞和商业服务的萧条，人口迁移受限，大量劳动力死亡，对于衢州这个以农业为支柱产业的地区，影响更是巨大的。

衢州细菌战不仅危害了衢州全境，甚至严重危害周边地区（如义乌、金华等），其中蔓延至义乌的“北门鼠疫”致使义乌城乡20多个村死难400余人。[13]
据统计1940年----1945年日军在衢州的细菌战造成衢州各地连续八年传染病大流行，传染病患病者达30万人以上，直到1948年末，衢州因日军的细菌战造成的大规模鼠疫等疾病的疫情才有效控制。死亡5万人以上。[3]
不仅仅是衢州，日军还在衢州附近地区也展开了细菌战，浙江省的金华、宁波、温州、丽水、杭州、绍兴、义乌、台州，以及江西省的上饶都被日军实施了细菌战。日军的罪行，引用古人的一句话：“磬南山之竹，书罪未穷；决东海之波，流恶难尽。”日本当年残害我国同胞，侵入我国土地，实行野蛮的杀光、烧光、抢光的三光政策，制造南京大屠杀等一系列屠杀，强奸妇女，实行细菌战等等罪行，无不令人发指。
另外，我们更应该记住这国耻，注意日本军国主义的复辟，不让当年的悲剧在今天再次重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