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晓峰：日军对浙江实施细菌战的罪行综述

我是夏雯静

包晓峰：日军对浙江实施细菌战的罪行综述
[摘要]日本对浙江的细菌武器攻击,始于1939年6月,终于1945年夏,历时6年多,地域遍及大半个浙江省,浙江人民受疫菌感染人数达30万以上,死亡超过6万,受害群众的苦难触目惊心。
　　[关键词]日军;浙江;细菌战
　　1925年6月17日,世界各国代表在日内瓦签订协议书,明确规定禁止使用细菌武器,日本也是签字国,但日本军国主义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严重违反国际法准则和人道主义原则,在我国秘密建立731和1644细菌部队,大规模残害中国军队和平民。日本军国主义在侵华战争中拒不承担应有的国际法义务,公然违反国际法,丧心病狂地在中国使用细菌武器。浙江是遭受细菌武器灾难最重的地区之一。
　　细菌战是指日军开发病原体作为武器,在中国军民中进行传播,以达到致人伤亡的目的。为了大量制造感染力强而毒性大的病原体,就必须进行活体实验和活体解剖。活体里植入细菌后其毒性更趋强烈。日军731部队给活体植入细菌后,在人死亡前解剖,把带有菌灶的内脏器官取出细菌,再移植到另一活体上。反复这一过程采集毒性强烈的细菌,把它作为菌株,大量进行培养。日军得到细菌武器后,在交战区或非沦陷区从空中撒下,或投入河中,或投入井水中,或在人口集中的场所,以期得到传播。
　　细菌武器不仅对前线的军事人员具有杀伤力,它还能成为制造传染病的策源地,对大量平民造成极大的伤害。日本侵略者使用细菌武器,其目的是要摧毁中国军民的抗战意志,同时也弥补其国小兵源少,军事物资供应匮乏的劣势。据现有的资料,日军在浙江使用的细菌武器共分6种,即鼠疫、霍乱、伤寒、白喉、赤痢、炭疽。日军在浙江有三次较大规模的细菌战,第一次是1939年、1940年期间,日军对萧山、宁波、衢州、义乌、金华等地的攻击;第二次是1942年浙赣战役期间对金华、衢州、丽水、云和等地的攻击;第三次是1944年在丽(水)温(州)战役期间对丽水、衢州、温州等地的攻击。日军的细菌战地域遍及大半个浙江省,致使这些地区许多无辜平民死于非命,造成极大的灾难。
　　一、1939年、1940年间日军对浙江的细菌武器袭击
　　日军于1939年6月在浙江萧山首先使用细菌武器。当时,浙江的局势是中日两军隔钱塘江对峙,地处钱塘江南岸的萧山与已沦陷的杭州隔江相望,因此,萧山成了日军首先实施细菌武器攻击的目标。日军在萧山投放的细菌菌种比较多,而且施放的范围广。受到细菌武器攻击后,萧
　　山东部主要流行霍乱,北部流行脑膜炎,南部流行炭疽病、疟疾、疥疮等。1939年6月4日,日机飞到萧山境内,投下有毒食物,如糖果、糕点等。据浙江省第二十九流动学校校长郑来兴称:“本月四日上午九时五十分,有敌机七架过境,当时本校学生疏散在田野间,忽有一机掷下用绿色有光纸包之酥糖一包,学生杨志向拾得,将酥糖喂一老狗,狗食之,顷刻毙命,是以酥糖内含有重大毒素。”[1]为防止群众,特别是少年儿童误食,县政府通过各种途径要求各地采取预防措施。萧山许多地方还在香烟内发现有毒物品,有种叫“大英牌”的香烟内,日军派人布放了毒菌针,“该项毒针,长仅四五分,误食之,即中毒致死。据报,一难民在东仰黄栗村公兴祥店内,购得‘大英牌’香烟,当燃着吸食,遽微闻爆炸声,三分钟后,即头腹绞痛,呼吸困难,不能言语,嗣后诊治,呕吐麦色浓沫,次日仍昏迷不醒。”[2]6月7日,日机在萧山的头蓬、南阳、靖江等地投掷白色絮状毒物,有被触及眼珠者,眼球红肿,旋即头部肿胀,神志不清,直至死亡。如有人饮了遭污染的水,即发生上吐下泻,四肢麻木、抽搐。6月8日,日机在龛山等地投下毒气弹,13日在义盛、靖江投下细菌弹,不少乡民感染后,上吐下泻,四肢麻木,惨死在疫病中[3]。同日,日机在绍兴沥海所一带散放大量白色粉末。当地政府有关部门立即对这些白色粉末进行化验,“施行细菌各种分类培养法至二十四时后即起变化,经四十八小时后,第一号管内即呈明显混浊,第二号管内则呈棉花样浮球,第三、四、五号不适培养,不起变化。亦再将该项标本染色用显微镜检验,果见玻璃片标本上有大量之破伤风、白喉等杆菌,及形似肺炎点菌等病,……查破伤风、白喉、肺炎等均为传染最猛烈之症,除已饬属严密防范外,理合备文报请鉴核等情。”[4]除了以上文献记载,近年的实地调查仍能充分证明日军使用细菌武器给萧山、绍兴人民带来的巨大灾难。
　　据靖江镇伟南村余金木老人回忆,当时村里流行一种“大头病”,日本鬼子把病菌放到水中,有人喝了这种水就染上这种病,发病初期就不会说话,全身发红,上吐下泻,四肢抽搐。一旦染上此病人就会一个接一个地死去,余家一户就死了5人,先是两个哥哥,不久妹妹和小叔也死了,后来爹爹也死了[5]。同村的陈宝福也回忆说,得病人先手脚麻木,发寒热,很快就断气了。村里很多人死于这场病。张根一家遭此劫难,无一幸免。由于当时非常流行这个病,极易传染,弄得人心惶惶,很多人家很早就关门了,只能躲在家里发愁,深恐病魔和死神突然降临到自己头上。如果听到哪家有哭声,就说明这户人家死人了[6]。位于萧山西北部的宁围镇宁安村赵木根说,当时流行一种病,称之为“脑膜炎”,是日本鬼子从飞机上放细菌下来感染引起的。得了这种病以后很快就死了,一户人家死三四人是常有的事。邻居来发家死了爷爷和小叔叔,两人中午胃口还很好,吃了两大碗饭,身体很健康,到晚上突然得病死去了。这种病极易传染,死了很多人。萧山南部的楼塔和云石是受日军细菌武器侵害较严重的乡镇,云石乡沈村沈信康老人说那时村里生病的人特别多,有的烂腿,有的是疥疮,有的隔几天就要发高烧,很多患者死了。石牛山村沈友良说,那时村里共有300多人,有200多人均染上了一种叫“疥疮”的皮肤病,病情相当严重。村民因无药救治,死的死,逃的逃,情形相当凄惨[7]。临浦镇的吴云老人回忆说:日寇使用细菌武器,使得霍乱、脑膜炎、炭疽病、疟疾流行,我外婆感染霍乱死去,死时年纪不过50刚出头。我家虽是医生家庭,也全家发疟疾。被日寇细菌武器害死的人,比直接死于枪炮炸弹的人要多好几倍[8]。
　　1940年起,日军加大了对浙江进行细菌战的规模。8月16日,日军支那派遣军参谋井本熊男少佐赴杭对奈良部队传达关东军司令部命令,并派飞机到宁波、衢县、金华搜索细菌战的攻击目标。9月10日,井本熊男根据航空照片确定宁波、衢州、金华三地的目标位置。1940年10月4日,一架日机从衢州东北方向的高空飞抵衢城上空,在200至300米的低空沿城西的西安门、上营街、水亭街、下营街、县西街、美俗坊等居民区撒下大批麦粒、黄豆、粟米、麦麸、碎布、棉花、跳蚤、小纸包(每包约有10只跳蚤)及宣传单。日机来回往返撒播两次。上述各街道、里弄的地面上,居民住宅的屋顶瓦片上,以及废墟上,到处可见日机撒下的疫苗。10月10日后,在衢城上营街、下营街等地陆续发现死鼠,并相继有李明江、陈从德、王学恭、徐天明、伍振兴等多人突患急症死亡。据死者家属反映:“死者在患病期间均有高热、畏寒、腋下淋巴结肿痛等症状”。县卫生院医生初步诊断为疑似鼠疫。11月12日,柴家巷3号居民又有多人发病,病人均有头痛、面部发烧、胸闷呕吐、鼠蹊腺肿等症状。经衢县卫生院分别对患者穿刺取淋巴液染色镜检,均发现革兰氏阴性杆菌,初步诊断为鼠疫。同日,衢县卫生院向县政府报告:“城区发现鼠疫疫情”。县政府即日通过电话向第五区专员公署、省卫生处、省政府报告:“衢县城区发现鼠疫疫情”。此后,城区内陆续有染疫者死亡,11月22日,衢县警察局向县政府报告:“衢城罗汉井、水亭街、宁绍巷已有8人先后患鼠疫死亡,要求县府请省民政厅派防疫队,拨药莅衢防治”。同日,《东南日报》报道:“衢发现鼠役,死亡人数已达10余人”。12月2日,驻衢的省卫生处技术人员吴昌丰及福建省防疫专员柯主光对患者作淋巴液检验,检出革兰氏阴性杆菌;同时将淋巴液作细菌培养,嗣后亦见有鼠疫杆菌发育;在实验室中,又经动物接种,亦获阳性,从而进一步确诊为腺鼠疫病人,均发现有鼠疫症状和杆菌。因此,衢州鼠疫得到完全确诊。此次衢县鼠疫发生,其流行期间自10月10日至12月25日,衢城疫势已扩大到8条街巷,确诊鼠疫病人22人,死亡21人。居民中因害怕患鼠疫而被全家隔离,以至有的疫户有意隐匿不报疫情;也有居民迷信,求神拜佛,这样未经治疗而死亡的病人,也为数不少。1941年,日机轰炸衢城,居民被迫疏散农村,许多鼠疫病人逃往农村,造成疫情继续扩散。如天皇巷居民丰炳贤患鼠疫死亡,其父携全家逃避到西郊古铜村郑炳华家,使郑炳华染疫死亡;丰又逃到姜家山村,造成该村鼠疫流行,先后有8人死亡。大西门居民蔡荣章及家母患鼠疫死亡,妻子携两个儿子逃到江山县城,疫情扩散到江山县。至1941年12月底,衢县鼠疫疫情已蔓延至全城58条街巷和花园、柯山等13个乡镇。这一年,经衢城各医疗、防疫单位就诊并确定为鼠疫患者就有281人,死亡274人,而染疫的其他13个乡、22个村的病死者还不在其内。当年,衢城因患鼠疫而全家死绝的有17户,一家死3口以上的有20户,一家死2口的有29户,惨遭鼠疫危害而家破人亡妻离子散的有54户。根据衢县各乡镇上报县临时防疫处的疫情报告统计,这一年全县城乡患鼠疫死亡人数达2000余人(不包括逃避农村,死亡后隐匿不报或漏报者)[9]。鼠疫流行期间,衢县城乡人心惶惶,社会一片混乱。
　　在宁波地区,1940年10月27日遭到日军细菌武器的空袭。这天早晨,一架日机侵入宁波上空。散下传单,写有“重庆在闹饥荒,日本人民则丰衣足食,有余粮来接济你们。”下午2时许,又有一架日机侵入宁波上空,撒下大批面粉、麦粒,开明街上空顿呈一片黄色云雾。日机过后,当地居民立即发觉跳蚤骤增。后来才知道这些跳蚤就是吸饱了鼠疫病人的血液,体内充满着亿万个鼠疫杆菌的疫蚤。29日,就有人染疫发病,30日,开明街口的滋泉豆浆店的赖福生夫妻首先暴死,接着,隔壁的开明街王顺兴大饼店和中山东路的元泰酒店、久和祥烟纸店、宝昌祥内衣店等都相继死了人。至11月3日,患者36人中,死亡16人。次日又死7人,一天后再死20人。其中元泰酒店共死36人[10]。时宁波私立华美医院院长丁立成对患者作淋巴结穿刺液的涂片镜检,都找到了典型的鼠疫杆菌,丁还把鼠疫疑似患者的血液和淋巴结穿刺液,注入豚鼠体内作动物实验,2只豚鼠均于24小时内死亡。取其腹股沟淋巴结液作细菌培养和涂片镜检,又找到了鼠疫杆菌。标本送到浙江省卫生试验所,确诊为鼠疫杆菌。浙江省政府主席黄绍得到报告后,还派省卫生处陈万里等人到宁波调查处理,确认鼠疫系由日机投放疫菌所致。陈万里还向国民政府行政院卫生署和浙江省政府专门作了报告。当时美国记者鲍威尔证实:“凑巧我这时去宁波,也在场……由于日军在当地进行了细菌战,中国农民就像毫无用处的小虫子,被杀死不少,这事激起了我无比的愤怒”[11]。日军731部队制造部课长柄泽十三夫也于1949年12月在伯力军事法庭上供认,是他奉命将杀人细菌装入特殊容器的,由远征队带走。这次在宁波投下的毒物有疫蚤5公斤、伤寒杆菌70公斤和霍乱弧菌50公斤[12]。这次鼠疫给宁波人民带来巨大的灾难。自10月29日至12月6日,在隔离病院诊治的61人中仅2人幸免于难。另有未隔离前就外逃的38人均先后死去,内有9户全家死绝,据后来的调查证实,此次因染疫而死的平民共有117人[13]。
　　日军在宁波使用细菌武器,在肇事者的供认中也得到印证。日军731部队生产部柄泽供认:1940年,我的上司铃木吩咐我制造70公斤伤寒菌和50公斤霍乱菌,我知道还带去5公斤鼠疫蚤,由石井率领的远征队运到华中宁波一带去,在那里实际使用过,结果引起了鼠疫流行。为搜集这次细菌攻击效果,特留下野崎带领的小分队,结果弄到了几份记载有关宁波一带瘟疫流行的报纸。731部队总务部长川岛、教育部长西俊英都供认日军细菌部队在宁波进行细菌战的事实。
　　1940年11月27、28日,数架日机在金华城区上空盘旋低飞,机尾上喷散类似烟雾的东西,在金华的通济桥、马门头、乡间五里牌、秋都乡一带最多,经当地医院作菌液染色镜检,发现有颜色、形状都与鼠疫杆菌一样的细菌。经浙江省卫生处检验,证明确系鼠疫杆菌[14]。此后,在金华城法院街捕杀沟鼠检验,发现沟鼠身上有鼠疫杆菌。12月5日,黄绍急密电重庆蒋介石:上月28日敌机在金华散布之白色颗粒,经省卫生处陈万里等5员严密检验,辨明确系鼠疫杆菌[15]。据载该县有167人染鼠疫病死[16]。另据《东南日报》1940年9月30日报道:从6月下旬起,日军细菌部队还在诸暨、东阳、义乌、兰溪、永康等县实施细菌战,引起霍乱等疫病的流行,民众罹难病死为近十年来所罕见。仅据当时东阳、义乌、兰溪3县的初步合计,被传染的有438人,死亡361人。
　

摘　要:　有关731部队的历史直到现在还被掩盖着。日本政府、军部以及731部队,明知违反国际法,仍秘密进行细菌武器的研究和开发,并在中国战场使用,造成了重大的伤害。许多有关资料都证实了这一点。战争结束后,日本惟恐责任追究到天皇,举国掩盖细菌战和毒气战的犯罪真相,这是不容置疑的事实。终战后美国调查时以提供研究数据为条件和日本达成交易,使日本政府免除战犯的起诉,掩盖了日本细菌战的罪行。这从保存在美国的记录中可以证实。
　　关键词:　日本;细菌战证据;731部队;隐匿
　　一　终战时日本对细菌战证据的毁灭
　　(一)政府和军部指示销毁证据
　　决定接受波茨坦宣言后,8月15日,日本播放了天皇的“玉音放送”,陆军省召开了联络会议,阿南惟几陆军大臣指示销毁证据。这是后来从俘虏情报局长田村浩的记录中得到证实的。1946年3月7日,远东国际军事审判国际检察局(IPS)的G·S·乌尔瓦斯在询问田村时,田村回答道:“能让联合国看出对己不利的军方文件全部烧毁了。”这一命令是由副官口头传达的,所以(烧毁文件)是按命令行事。
　　对于731部队,陆军省军事课员新妻清一中佐则更早地做出了决定,于8月15日上午8时30分下达了销毁证据的指示。新妻是负责包括日本陆军特殊武器的研究等所有技术研究的责任者。据共同社记者太田昌克对新妻的直接采访,新妻称:“14日早,得知终止战争的消息,不是(陆军)大臣的命令,而是我本身做出的判断”,“细菌武器的开发在国际法上触犯了禁止细菌武器的日内瓦议定书,如果让美国知道会有麻烦。所以,我决定尽早处理之,于是同有关方面进行了联系。”
　　新妻还证实:“在忙乱的陆军省的一间办公室里,我开始向国内外的有关部门打电话。早8时半,首先打到负责武器开发和制造的陆军兵器行政本部。得到终战消息后,最先映入新妻中佐脑海的是负责秘密战、谋略战的陆军登户研究所(又称陆军第九技术研究所),该所正在秘密开发对美作战的秘密武器,称‘ふ’号。新妻命令该所的负责军官处置‘ふ’号。”“接下来联络的是正在苏联军进攻下败退的关东军,主要是关东军属下负责防疫给水的两支特殊部队。事实上,一支是使用‘马路大’进行细菌武器的实战开发的731部队,另一支是策划对家畜和农作物进行细菌攻击的第100部队。随后,新妻又联络了负责粮秣管理的陆军粮秣本厂,处理的对象是‘粮秣本厂一号’。这是一个隐匿名字,实际是在种子岛研究的特殊武器。这样,新妻向有关部门打了一通电话后,又对来办公室拜访的陆军省医务局有关人员传达了电话联络的内容,他们都领会了‘处置’一事。”[1]
　　为了不忘却,新妻将联系的部门、时间、接电话的人员做了记录,题为《特殊研究处理要领》(昭和20年8月15日,军事课):
　　方针:
　　不给敌人以不利证据,紧急处理和销毁特殊研究之证据。
　　实施要领:
　　1、“ふ”号以及登户关系已向兵本草刈中佐直接传达,立刻处置(15日8时30分)。
　　2、关于关东军、731部队及100部队已同关东军藤本参谋电话联络,予以处置之(本川参谋不在)。
　　3、“粮秣本厂一号”向粮课主任渡边大尉联络,处置之(15日9时30分)。
　　……
　　上述记录是用铅笔书写在B5便签纸的背面,现存放在新妻的遗属处。
　　虽然,这一毁灭证据的指示是陆军省一名军事课员的个人决定,但联系前前后后,陆军大臣也下达了“烧毁能让联合国看出对己不利的军方文件”的指示。这说明它是体现了陆军省意志的指示。
　　事实上,在新妻同关东军联系时,731部队已经销毁了证据,解散了部队,队员们偷偷向日本内地和朝鲜、江界方向撤退。这是因为大本营作战参谋朝枝繁春中佐直接向石井四郎部队长下达了指示,所以采取了行动。
　　8月9日早4时,在市谷参谋本部作战室的朝枝中佐,与关东军司令部直接通了电话,通知他们苏联已经开始了军事行动。
　　当时的朝枝中佐最担心的问题之一,是关于731部队的事情。他在后来的手记中记载:“我意识到,731部队如果落在苏联军的手里,它的实态将暴露于世界,不久就会引发‘天皇是战犯’的大问题,这牵扯着天皇的根基问题。”[2]
　　8月10日,朝枝经上司批准,以参谋总长电名义,给石井四郎发出密码电报,内容是:“目前苏联已经对日参战,关于贵部队的处置,请协助朝枝参谋,于8月10日中午时分,在新京军用机场等待晤面。
　　在同一时刻,关东军司令部正在研究731部队的处置问题,决定将所有的实验室及细菌培养设施销毁。对于此事,关东军副参谋长松村知胜在伯力审判时向检察官提供了证言:“第731部队所有的设备秘密处置,绝不能落在敌人手中,不仅如此,因为部队展开的业务本身是秘密的,为了掩盖这些业务的真实,必须制定对策。换言之,部队进行细菌战准备的业务以及利用人体进行实验的痕迹都必须销毁。”关于解散731部队和撤往朝鲜的命令(事先,731部队为了防备苏联的进攻,派先遣队在朝鲜、江界构筑了阵地),是由松村的部下草地大佐拟定的,由山田乙三司令官署名,送交到731部队。
　　与此同时,8月10日中午,朝枝参谋在新京第二军用机场的机库里与石井部队长会面,向其传达了参谋总长的特别命令:
　　1、贵部迅速全部地毁坏之,队员一刻不留地尽快返回日本本土,一切证据物件等,必须永远从这个地球上消失。
　　2、为此,由驻哈尔滨的某某师团派出工兵一个中队,配属贵部,爆破贵部的一切设施。
　　3、建筑物里的马路大,用电动机处理之,然后投入贵部的锅炉里焚毁,其灰倾倒进松花江里。
　　4、贵部53名细菌学博士医官,用贵部的飞机直接运送回日本。其他职员、妇女、儿童等利用满铁运送到大连,再返回内地。为此,关东军交通课长已经同满铁本部电话联系,下达了指示。在平房站有直通大连的特急列车(可运送2 500人左右)[2]15-16。
　　以上可见,陆军省军事课、关东军司令部以及大本营作战课等军部上层人物,在苏联进攻开始后,面临的是731部队的处理问题。山田乙三司令官在伯力审判中的供述称:“关东军司令官没有中止这些部队(731部队和100部队)业务、解散部队的权力。”尽管如此,山田司令官还是指示731部队销毁了证据。新妻清一中佐也是如此,超越了自己的权限。这说明,掩盖731部队的活动是最重要之事,是比任何事情都优先的急务,陆军省三方面的动作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
　　(二)731部队的破坏与撤退
　　接到军部上层的命令后,731部队开始全力进行了毁灭细菌战研究证据的行动。对部队的中心建筑研究栋(称“ロ”号栋)以及研究设备、实验用具、资料等予以销毁。
　　当时,部队内有特设监狱,称七号、八号栋,被关押的实验对象“马路大”由吉村班(负责冻伤研究的班)和特别班(监狱看守班)负责用毒药杀害,再由部队的现役兵(西山班)和军属少年班在“ロ”号栋中部焚尸,骨灰装进草袋里,与被破坏的监狱铁门一起用卡车运走,按照朝枝参谋的指示,丢进流经市区的松花江里。
　　安达野外实验场是利用人体实验细菌武器的场所,其设施、建筑等,均不留痕迹地销毁。
　　1940年12月以来,731部队在苏满边境的孙吴、林口、牡丹江、海拉尔以及大连等地设置了支队,第二部(实验研究部)部长碇常重大佐驾驶轰炸机,把各支队的菌种和重要资料运回本部,其余设施全部毁掉。
　　除“ロ”号栋以外,部队还有70余栋建筑及设施,由工兵将其炸毁,仅留下部队本部,即第一栋,因为这里没有部队业务,不用担心。其他如队员宿舍、航空班、田中班的建筑、冷冻实验室以及小动物饲养场等建筑一律销毁,只剩下部分水泥残骸。
　　据沟渊俊美伍长的见闻,用于实验的404名“马路大”全部被处理掉。尸体搬运和焚烧阶段有大竹康二经历者作证;运送骨灰的有铃木进的自述。这些环节紧紧相扣。证据除笔者亲自采访他们的记录外,沟渊、大竹原鹤男等人已将参与销毁证据的行动汇编成书,以真实姓名出版[3]。
　　据731部队大连支队(大连卫生研究所)总务部长目黑正彦自述,8月15日傍晚,石井部队长乘飞机来到大连卫生研究所,带来部队破坏后的摄影照片,称准备让内地的陆军省看。可见,石井的确遵从了陆军中央的命令,进行了隐匿罪证的行动。
　　但是,主要干部的有关研究数据等重要资料没有烧毁,而是偷偷运回了日本国内,藏匿在金泽市,后来又转移到千叶县石井四郎的故里、原第四部长增田知贞的家里。关于这些资料的运输过程,运输班的司机越定男在《日之丸·红色泪》一书中作了详细的记述。
　　731部队第一部血清班的负责人秋元寿惠夫在战后不久,把自己亲身经历的部队破坏经过正式出版成书[4]。动物班员郡司阳子(化名)在《证言·731石井部队》[5]一书中也详细记载了部队撤退时的情景。
　　根据厚生省发表的《关东军防疫给水部队略历》以及原队员的记述,撤退时第一批约1 300人是在途经新京附近时得知停战的消息,然后南下经朝鲜回国。其他队员是从8月26日到9月5日期间,经釜山返回仙崎、 、米子、门司等港口,然后上陆复员。
　　(三)对队员的封口令
　　为绝对保守秘密,石井队长在撤退之际,命令队员均随身携带一旦需要自杀用的青酸钾铝。另外,对约40名隔离入院、“业务感染”(在作业中发生感染事故时称“业务感染”)的带菌队员,考虑到不能带回国内,用青酸钾铝杀害,为的是保守秘密[6]。
　　在撤退途中的新京附近,石井队长得知终战消息,惟恐队员们复员后在内地暴露其战犯事实,于是在新京车站和釜山港严厉命令队员们对军历和业务内容严守机密,队员之间不得相互联系,不得从事公职等。
　　731部队的复员是作为军事机密处理的。陆军省军事课致石井队长的通知,现存放在防卫厅防卫研究所。内容如下:
　　关东军司令官及支那派遣军总司令官:
　　兹决定防疫给水及化学部有关部队的一部分或全部迅速复员。
　　关于实施复员的细则依照陆机密电第86号执行。此外,关于关东军防疫给水部队本部的复员,依据陆机密第369号《帝国陆军复员要领细则》执行。但是,对该部现役军官中部长以下最小限度的军官,不另外下达命令,命其充任金泽师团管区司令部附,待其他现役军官复员结束后的第二日,依照预备役细则第7条第6号转属。[7]
　　安排“最小限度的军官”充当金泽师团管区司令部附是考虑到如果需要重新召集部队,可以把金泽作为部队的本部。另外,将队员转为预备役,是为了防止队员分散,泄露秘密。
　　队员们在各个港口登陆后组成小组回乡,之后,在全国各地设立联络站点,由联络员经常走访队员,检查是否严守队长的命令,并根据情况以生活费为名支付金钱,为的是封住他们的嘴。
　　面对这种态势,有些队员并不贪求一直威胁着他们、防止泄露秘密的石井的金钱。他们给石井发去的信件,现存放在美军米德基地(1)。
　　这样的隐匿工作以后一直持续着,GHQ着手调查、命令各地的队员,下级队员们惟恐被当作战犯而遭受起诉,所以更是闭口不言。

我是夏雯静

從“特別移送”到“特種工人”

丁五才決定逃亡。

丁五才出生在山西朔縣，一直在家鄉務農。日軍的魔爪伸向山西后，1939年，他被駐扎在山西省寧武縣的山西騎兵第一大隊征集入伍。

1941年2月20日，在山西中陽縣的一次戰斗中，他不幸被日軍俘虜，被作為“特種工人”送往烏奴耳（今內蒙古呼倫貝爾附近）地區，從事哈拉溝軍用道路鋪設的工作。

出於對蘇戰略進攻和防御的需要，日軍決定在中蘇邊境大量修建軍事工程。承擔修建任務的，自然不會是日本“皇軍”。當時，日軍華北派遣軍在戰場上俘虜的中國士兵，被源源不斷送往東北。他們中既有蔣介石的“國軍”，也有八路軍及其他武裝。關東軍司令部將他們稱為“特種工人”，下令在嚴格監視警戒下讓他們從事軍事工程作業。那些身強力壯，或被認為暫時還有利用價值的中國戰俘，即使暫時逃脫了“特別移送”，也會被作為“特種工人”，受到奴隸一般的殘酷迫害。吉林省檔案館此次披露的14件反映日軍奴役勞工檔案中，就記載著近900名勞工反抗、逃走的信息。1943年3月26日和5月7日，東寧憲兵隊先后接收了日本華北派遣軍移交的1935名“特種工人”。可是到了7月5日，他們中已經有163人死亡。

7月8日中午，丁五才找到工地上的七八名同伴，希望能鼓勵他們一起逃離。“來這裡前聽說，我們這些俘虜被帶到滿洲國從事特殊工程，工程結束后就會被全部殺死。反正都要被殺，不如一起跑吧，就算死也要死在自己的家鄉。”

這番話被正巧來工地上巡查的日本憲兵聽見，立即向上級作了匯報。第二天一早，日本軍醫就來到工地上，假模假樣地對所有工人進行診斷，隨即宣布：丁五才患有嚴重傳染病，需要立即隔離。

被以傳染病名義逮捕后，丁五才遭到了嚴厲審訊。他承認自己不堪忍受工地的奴役，多次煽動同伴一起逃走。日軍意識到，丁五才的想法，代表了幾乎所有“特種工人”。如果放任不管，勢必會造成難以收拾的局面。

當天晚上，丁五才被押往烏奴耳東北方向3000米的山林，遭到了秘密處決。

在對上級的匯報中，海拉爾憲兵隊隊長谷家春雄承認，丁五才的言論在“特種工人”中，正呈現多發的態勢。因此，“將來多多宣傳宣撫，進行徹底的指導監督和警戒，繼續實行徹底的偵諜，確保事件發生之前的警備防范，對有害分子實施臨機應變的槍彈鎮壓，是十分有必要的”。

即使最嚴密的監控和鎮壓，也無法制止“特種工人”的正義反抗。

1943年9月11日晚，位於東寧縣石門子鹼廠溝滿洲第570部隊的特殊工人宿舍，發生了43名“特種工人”的全體暴動。

那天正好是星期六，監視的哨兵處於輪崗狀態。43名工人分為三個班，用作業用的鑰匙、尖鎬，分別襲擊了衛兵所和門口的哨兵。兩名日本哨兵被當場擊斃，武器也被暴動的工人奪走。

由於河對面就是前蘇聯領土，相關日軍部隊立即動用了全部兵力，封鎖國境並進行搜查。到9月14日，有11名工人被逮捕，2人被射殺。其余的“特種工人”成功逃入前蘇聯。

在事后的報告中，日軍認為：是“特種工人”中的中國共產黨員，在事前進行了謀議，決定了襲擊、逃跑的計劃，在這起事件中起到了“主謀”的作用。

吉林省檔案館此次披露的22件《郵政檢閱月報》，有當年日軍所寫信件的如下記述：“連接南龍門和黑河的鐵道，在極端秘密的情況下投入了一萬多人的勞工。作為緊急工程，軍隊的命令非常森嚴。逃跑被捉回來的人就挖個洞，用土將他們埋到齊肩處，給他們灌水、毆打，並嚴厲訓斥。”“我昨天在廣場上散步的時候，看到許多勞工的尸體堆放得到處都是，其中有的已經變成了白骨，還殘留的部分也慘不忍睹。這些尸體被狗當做美食啃咬。這樣的情景在日本國內是不可能看到的，但是在這裡卻已經司空見慣”……

人間地獄，莫過於是。

在哈尔滨历史上有一组数字代码，直接关系到人类的和平和人类的命运，这就是1932年日本军国主义违背国际公法建立代号为“731”的细菌部队。这支细菌部队建在哈尔滨市的平房区，在“731”部队存在的14年里，他们用几千名健康活人做各种非人实验，有2600多名医务人员变成杀人恶魔，这里变成了“人间地狱”杀人魔窟。

　　采访：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行陈列馆 馆长 王鹏

　　“当年的七三一部队，是极其神秘而且特殊的一个部队，它在1945年8月15日，日本战败投降前夕，可以说七三一部队是整建制的非常从容的撤回了日本本土，那么就是说很多当年核心的机密都被带回了日本。七三一部队当年占有五个世界第一，第一个世界第一就是占地规模，在核心区占地6.1平方公里，同时在120平方公里范围内，形成一个特别军事区，在特别军事区空中，包括友军的飞机如果误入到空中内，七三一的专用战斗机，将会无条件把误入飞机击落，不用经过任何请示，从中也可以看出七三一的神秘性。”


　　石井四郎“731”部队的第一任和第三任部队长，就是他组建了这支魔鬼部队，用他的观点，在战争中使用细菌武器，比使用炮火更好，既可以消灭被侵略国家的人民，又能保留下建筑和财富。

　　采访：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行陈列馆 馆长 王鹏

　　“这个地方叫四方楼，在这个四方楼是一个密闭的，由四个楼组成的首尾相连的密闭型的一个圈，口字形楼，在这个口字形楼中间有两个特设监狱。当年它集结了日本医学界的精英，全在七三一部队进行各种非常残忍的实验。”

　　731用健康的中国、朝鲜、苏联、蒙古等国家的抗日志士、战俘和平民进行鼠疫、伤寒、赤痢、霍乱、炭疽、冻伤、结核、梅毒、及耐热、断水、饥饿、毒气、活体解剖等非人性的实验。被抓来的人被称为“马路大”，被看作是他们用于实验的“材料”、“木头”。在他们被残酷的杀害或失去实验的价值后，都被丢进了焚尸炉。


　　采访：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行陈列馆 馆长 王鹏

　　“当年细菌的产量可以达到三千公斤，无论是占地规模还是他的生物体的生产量，可以说是堪称世界第一，细菌的产量可以说是什么概念呢，用日本原队员的话说，就是135克纯细菌可以污染400平方公里的一切水源，那么三千公斤它可以看出，这个量是奔着称霸世界而来的，从规模上看。从技术上是当天它也是堪称世界第一，首先来说，他把鼠疫菌作为生物武器来使用，这个应该说是在当时的世界上可以说是绝无仅有的。”

　　石桥直方，原731队员，1975年来到中国，对当年所犯下的罪行，作了深深的忏悔，他所描绘的图纸和四方楼的遗址相吻合。

　　采访：“他会直接告诉你，原七三一部队，少年队，石桥直芳，1940年以鼠疫、跳蚤为主体的宁波发动大规模细菌战，这就是他介绍的，宁波细菌战的过程，他说我们从平房出发，是昭和十五年的二十六 七号，六月，不是六月就是七月，他记不清楚了，他介绍当年他是从六七月份从平房出发，到我们国家的南方江浙一带进行细菌战的一个过程。”


　　731部队配合侵华日军，在中国的宁波、浙江、湖南常德等地多次使用了细菌武器，给许多地方造成了细菌遗害。

　　采访：受害人家属 靖福和

　　“这个场景基本上是按照我家的房子的结构建造的。那个就是我祖母，我祖母三个儿子全部在这次鼠疫中死亡了，眼睛都哭瞎了，这个当年就是我，我姐姐放到草棚子里，在草棚子自己孤零零一个人死了，我父亲刚抬下去我弟弟就死了，就这一天，还不到一天就死了三口，非常惨。”

　　日本战败前深恐其罪恶暴露，撤退前对这里关押的400多人进行疯狂的屠杀，并炸毁试验基地的主要设施，731犯下的罪行令人发指，当历史的车轮走到了今天，世界上一切爱好和平的人，千万不要忘记这段历史。也决不能让这段历史重演。


在《鬼吹灯II 黄皮子坟》中，胡八一他们在内蒙古东部的荒野中发现了一座废弃的庞大细菌战实验基地，并且发现了刻有“防疫给水部队”的设施，而防疫给水部队实际上就是日军进行细菌战的部队。当年不仅在东北地区存在，在日军占领的广大亚洲地区都有他们的罪行。比如南京就有一只“荣”字防疫给水部队，另外远在新加坡也有这种生物战部队存在。

臭名卓著的满洲第731部队是抗日战争时期日本最高统治者命令组建的特种部队，从1935年起在哈尔滨平房地区建立生化武器研究实验和生产基地，是日军在东南亚战场进行生化战争的研究中心。在1939年和1945年之间，731部队以活人为实验材料进行细菌武器研究，被害的中外人士达到3000多人，其中只有四个人确认了身份并有生前的生活照，其它人大都只有进行实验时的编号。

到哈尔滨的第一天我便去参观了这个在平房区新疆大街25号的被称为“食人魔窟”的基地。1945年日本投降时，为掩盖其罪行，把这一地区的大部分设施销毁和破坏，目前重点保护的遗址只有23处。


遗址入口是个卫兵所，当年整个731部队研究基地有五个这样的卫兵所，也就是围墙上的五个大门的所在地。现存的只有这一个，也是最主要的一个，因为它正对着731部队本部大楼。我想这里应该不是那3000多被害人士通往地狱的大门，他们肯定是通过别的们运近研究基地的，这个卫兵所所守护的大门应该是那些掌管地狱的魔鬼们出入的大门。


本部大楼是731部队的指挥部和办公楼，1945年731部队撤退前把屋顶烧毁了，现在修复了原状，作为展室向世人揭露这只部队的罪恶。展室中介绍了731部队的创建、历任负责人、日本细菌战部队（也就是防疫给水部队）在亚洲的分布情况、731部队所进行的各种残忍的实验等。大部分展品是珍贵的历史照片，有一部分实物，都是后来在这片地区的地下发掘出来的，另外还有很多以雕塑的形式展示的实验场景。




进入这个总部大楼感觉就很压抑，宛如进入了魔鬼的洞窟。最阴森的一段是一条幽暗的长廊，从本部大楼通往后面的楼，现在这条长廊的一侧墙壁上镶着刻有因细菌实验和细菌战而死的中外人士的名字和失踪时间的铭牌，花圈缎带点缀其间，表示后人的哀思，其中不乏日文写得挽带。




本部大楼周围还保存有一些遗迹，比如细菌实验楼的地基。


本部大楼后面较远的地方，我见到了平生以来最简陋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但是它无疑承载了我们民族最惨痛的一段记忆。那是一座水泥小房，小得很不起眼，长13米，宽6米，高5.4米，被称为“二木班病理实验室”，是731部队研究实验结核菌的地方，地上2层，地下1层，水泥墙体，因为该班班长叫二木秀夫，所以被称为“二木班”。日军撤离时将其炸毁，但是墙体保留了下来，就是这些墙体，成为日本法西斯罪行的铁证，列入全国重点文物一点儿也不过分。


从17阶台阶可以下到二木班的地下室，里面的情况更加阴森可怖：首先是气温骤降，阴气从四面袭来；坑洼不平的地面泛着潮气，四面的水泥墙壁黑白斑驳，似乎浸渗着无数冤魂，有些斑痕甚至像巨大的眼睛在流泪。抬眼可以看见被炸毁的另外两层楼板的残迹，都是钢筋混凝土的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