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八83周年 四个731受害者家庭的血泪记忆

我是夏雯静

9月18日，哈市平房区阳光明媚。记者来到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队罪证陈列馆(以下简称“731罪证陈列馆”)的本部大楼里，却感受到阵阵阴冷，忍不住直打寒战。

　　这座窗户朝南的房子，原本不该如此寒冷，它的冷更多的是来自人们心底的寒意。这里曾被称为“吃人魔窟”，是很多殉难同胞的“人间地狱”。据历史资料显示，二战结束后，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队队员曾在苏联伯力军事法庭上供述，至少有3000余人在活人细菌实验中惨遭杀害。

　　日前，记者采访了一些“731”受害者及其家属，带您聆听四个家庭的血泪记忆……

　　八旬翁在陈列馆当义务讲解员

　　在“731罪证陈列馆”里，记者遇到了82岁的张圣鸿老人，作为日本细菌战的受害者，1993年他从哈飞集团退休后，成了馆里的义务讲解员，几乎天天都会到这里转一转。

　　张圣鸿的老家在湖南常德，上世纪四十年代初，侵华日军在常德既使用了细菌弹，又投放了化学弹。据张圣鸿老人回忆，在他8岁那年，日寇对他的家乡进行了轰炸，周围的房屋全部被炸毁，母亲带着他和姐姐逃到了乡下避难。这时传来消息，在常德打工的父亲被炸伤。老人抹着眼泪，哽咽着说：“有三块弹片击中了我父亲的臀部，后来取出了两块，直到1945年，我父亲临死前，他身上还有一块弹片没取出来……”

　　如果当年没去乡下避难，张圣鸿很可能早已丧命，1941年11月13日，在与张圣鸿家仅隔一条小巷的关庙街，年仅11岁的蔡桃儿死于日寇投放的鼠疫病菌，她是常德细菌战中第一个死去的人。当时，张圣鸿年纪还小，他记得自己曾有四个哥哥，后来只剩下了两个，他隐约记得父母曾说过，他的哥哥死于鼠疫，怕继续传染，就将尸体草草处理了。老人在“731罪证陈列馆”的殉难者名单中，发现了三个细菌战的受害者，他们都是“圣”字辈的人，但他已经无法确认，究竟哪个才是他的亲人……

　　据公开资料显示，1941年11月4日，日军在常德空投了36公斤鼠疫跳蚤。常德地区有姓名可查的鼠疫罹难者有7643人。在整个侵华战争期间，日军在中国二十多个省市自治区实施了细菌战，造成至少27万人死亡。

　　在做义务讲解员时，张圣鸿老人发现，很多人根本不了解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队，特别是一些年轻人，参观时会站在一个日本人的塑像前合影，这让从小深受侵华日军迫害的老人非常伤心。他经常站在那间展室里“严防死守”，一旦发现有人拍这种合影就立刻上前制止，他操着一口常德话，情绪激动地跟年轻人一遍遍地重复：“这是个罪人，是坏蛋，你们千万不要跟他照相……”


65年后

　　遗腹女对着殉难者名牌叫了一声“爸”

　　“731”部队的实验对象中相当一部分是被日本宪兵队抓捕的抗日人士，他们被以“特别移送”的方式送往“731”部队。“731罪证陈列馆”的一位工作人员介绍，“送到‘731’部队之后，这些人就变成了人们通常知道的‘马路大’(剥了皮的木头的意思)，成了人体实验的‘原木’，到目前为止我们能够确认在‘731’部队用于活人实验的‘马路大’共有1467人……”

　　这其中就包括王晓光的爷爷——王耀轩。

　　今年54岁的王晓光家住沈阳，他的父亲王亦兵，经常跟他讲起爷爷王耀轩的故事。“1940年以后，在中国东北地区较大的国际反日情报组有三个，一个潜伏于齐齐哈尔，一个密设在哈尔滨，一个派往大连，这三个组织使日本关东军遭受重大打击。在大连建立的国际情报站，一个设在大连黑石礁高矿町153号兴亚照相馆，另一个设在大连南山地区近江町146号复兴文具店。在黑石礁的兴亚照相馆就是爷爷王耀轩出资开办的，爷爷是个爱国商人，心系国家存亡，全身心投入到抗日地下活动中。在一次发报中，敌人寻着电波闯入照相馆。随后，王耀轩等人于1943年10月被捕，审讯后，敌人没有获得有价值的情报，便由大连宪兵队曹长三尾丰亲自押至‘731’部队。”

　　王晓光告诉记者，几十年后，当年事件的亲历者三尾丰供认，当年拷问他的爷爷王耀轩时，残忍的日本兵用一块布遮住爷爷的口鼻，拿着水壶从上面灌水，呼吸时水流入腹中，还曾用蜡烛烧脚，用尽了各种酷刑……说到这儿，老人难过得有些说不下去了，爷爷去世后，全家人也遭到了灭顶之灾，落得个家破人亡。爷爷当年在北京、沈阳、大连的几个店铺，相继被日本宪兵队侵吞，奶奶带着六个孩子艰难度日，为了活命，先是变卖家产，然后为别人纺纱，最后靠乞讨为生。

　　新中国成立后，王耀轩被追认为烈士。1994年，王亦兵和其他几位受害者家属要求日本政府谢罪赔偿，20年过去了，王亦兵和家人去日本的次数已数不清，但日本政府依然不愿正视这段历史，没还这些受害者家属一个公道。

　　王晓光说，现在父亲王亦兵的年纪大了，这几年，每到重要的日子，都是他来哈尔滨祭拜爷爷。在殉难者纪念墙上，有爷爷的名字和照片，照片里，爷爷仰着脸，戴着一副圆框眼镜，目光坚毅地注视着远方。“每次站在那里，我都不敢跟爷爷的目光对视，爷爷和‘731’受害者所遭受的苦难，一直没有得到应有的赔偿，我们无法向爷爷交代呀！”王晓光愧疚地说。

　　16日上午，73岁的李凤琴步履蹒跚地来到“731罪证陈列馆”参加纪念活动，她的父亲李鹏阁1941年在“731”部队的细菌实验室遇害，年仅25岁。

　　李凤琴在母亲腹中4个月大时，父亲被捕，此后一直下落不明。“我们一家人，一生都活在父亲失踪的阴影中。”李凤琴告诉记者，1970年，她的祖母去世，1972年，母亲也撒手人寰。这两个一辈子想念儿子、想念丈夫的女人，在去世前，仍反复念叨着李鹏阁的名字，嘱咐李凤琴一定要找到他。

　　1998年，李凤琴在报纸上看到了“731”部队残害致死者名单，开始沿着这个方向寻找，8年后终于证实了这个猜测。原来，1936年，李鹏阁从奉天铁道学院毕业后，在牡丹江火车站用电台接听日方信息，传递给共产国际。1941年春天被日军宪兵队发现逮捕后，他拒绝了日寇的要求，后被“特别输送”到“731”部队的细菌实验室，遭到残杀。

　　2006年，李凤琴从长春来到“731”遗址，她在一份“特别移送”名单上找到了李鹏阁的名字。她痛哭着，对着父亲的名牌，喊了一句“爸爸，我来看你了，我要接你回家……”
李凤琴伤感地说，现在活着的受害者遗属已经不多了，像她这样能够正常行走和谈话的人就更少了，“一些人年岁大了，已经爬不起来了”。每次收到活动邀请，她一定会到场，“我是一个活证据。日本人不想承认这段历史，我们决不答应！我们家世世代代都不会忘记日寇在中国犯下的滔天罪行，会一直追讨下去，他们要赔偿我父亲，还给他生命的尊严……”

　　去世前留下遗愿

　　委托孙子对日诉讼讨回公道

　　李凤琴一生没见过父亲，而白晓秋几十年来，却一直亲眼目睹着亲人的伤痛。

　　“这些东西，放在这里是最合适的。”9月18日，侵华日军细菌战内蒙古受害者白振海的孙子白晓秋将档案材料捐献给了“731罪证陈列馆”。其中包括白振海手写的鼠疫受害者申诉材料、公证书，以及生前照片及3段录音。这一天，白晓秋亲眼看着他爷爷的名字，被刻在了殉难者纪念墙上。

　　86岁的白振海，今年5月24日在辽宁本溪病逝，他是日本侵华细菌战的幸存者，同时也是辽宁省第一个被国家公证的二战细菌战受害人。

　　白晓秋向记者讲述了爷爷的痛苦往事。1943年，白振海跟随家人从辽宁逃荒到内蒙古通辽，当时日寇已入侵到那里，带去了很多死老鼠，很多人感染了鼠疫。白振海的父亲病逝，同样感染了鼠疫的白振海被日寇关进了隔离所，他腿上的伤口烂掉了两大块肉。“爷爷跟我讲，当时有300多人死在隔离所里，有人之前还在跟人聊天，不一会儿就咽了气。”白晓秋说，他的爷爷是从死人堆里捡回了一条命。

　　鼠疫后遗症带给白振海的病痛，整整折磨了他70年。白晓秋回忆，爷爷的腿一直是紫黑色，一犯病就发高烧，遭受了太多常人无法想象的痛苦。最严重的时候，白振海一度痛苦到不想活了，曾经爬到塔上自杀，幸被及时救下……

　　今年5月，白振海去世前留下了遗愿，他委托孙子帮他继续对日诉讼，一定要替他讨回公道。“我跟我爷爷说，我一定会竭尽全力去帮他完成这个愿望。”白晓秋同时呼吁侵华日军细菌战的受害者家属，在看到报道后，能够联系“731罪证陈列馆”，“一定不能让亲人白白受罪，我们要将更多历史物证保存下来，诉讼到底！”白晓秋激动地说。

“731罪证陈列馆”馆长金成民：16年赴日取证20多次

　　“从第一次赴日取证算起，16年来，我去过日本20多次。”19日晚，金成民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

　　金馆长告诉记者，在国内的取证过程当中，他们了解到了“731”部队的一些情况，但作为受害国国民的讲述，只能作为证据的一部分。而来自加害者的证言，能够把“731”部队的真相更加准确地还原，也能更令人信服。他们漫长的赴日取证是从1998年开始的。当时“731”部队老兵年龄最小的都已经70多岁了，金成民记得，核心队员的年龄更大，最大的证人当时已经95岁，因此获取这些老兵的证词、照片和影像资料显得尤为紧迫和必要。

　　在日本寻访老兵、搜集证据，其实并非易事，“731”部队的情况曾被日本军国主义严令是“必须要带进坟墓”的绝密，绝大多数日本老兵因此选择了沉默。聊起当年取证之初的艰难，金成民无限感慨：“除了经费不足，我们面临的最大难题是与日本老兵存在沟通障碍，想要说服他们，得到他们的配合真的非常困难，为此，我们反复尝试，付出了很多努力。”16年来，金成民曾经接触过七八十位参与侵华战争的日本老兵，但最终完成取证的共有四十多人。

　　“有些人干脆避而不见，有些人同意见面但说得很少，只有四十多人能够勇敢地站出来，承认当年他们在中国犯下的罪行，并还原了当时的情况。”让金成民印象最深的是，有个老兵，前后三次取证都失败了，最后他们要离开的时候，在一间小酒馆里，才对金成民说：“我知道你的目的，你来这么多次，这次我不想让你失望而归，我把我做过的事告诉你。”

　　多年来，金成民和取证队员们在日本追访，获取了一些老兵的证词。据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队海拉尔分队成员和野武男回忆，“中国人的身体被砍成两半，浸泡在福尔马林溶液里，有两三具，我最初看到的是一个孩子。上级对我说，今天看到的绝对不可以说。”

　　“接受实验的人被绑在十字架上，飞机飞过来，投下细菌弹，让细菌弹掉落在由18-20人围成的圈内。我们能清楚地看到被实验者的情况，我觉得他们很可怜。”一个名叫尾原竹善的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队补充兵回忆。

　　尽管今年4月，他们取证过的“731”部队最后一个原队员也已去世，但跨国取证并未结束。今年8月，金成民又去了趟日本，取回了一位“731”部队原队员的遗物。采访结束前，金成民对记者说，他们会继续赴日搜集证据，并与日本老兵的家属保持联系，“一定要将更多的文物和资料拿到手”。

　　“9·18”期间，“731罪证陈列馆”研究陈列部主任高玉宝格外忙碌，“最近，馆里举办了很多活动，每天都有近千人来参观。”他向记者介绍，两天之前，一场捐赠仪式在这里举行。四川建川博物馆馆长樊建川，向“731罪证陈列馆”捐赠了70件二战文物，两馆将联合举办抗日战争专题展览，共展出文物300余件，“有一些文物是首次公开展出，这些都是侵华日军留下来的罪证！”高玉宝跟记者强调。

　　“朱长秀、尹冬生、徐仁春、陈金菊……”在灯光昏暗的“731罪证陈列馆”一楼，一条45米长的走廊两侧，刻着2995名殉难者的名字。他们中绝大多数是中国人，也有少数苏联人、蒙古人、朝鲜人。七十多年前，他们正是通过这段狭长的走廊，被逼迫着走入了四方楼细菌实验室和监狱。记者发现，在长廊的尽头，还有上千个没有刻字的名牌，一位解说员低声解释：“这些名牌是几天前刚加上去的，这是为了纪念那些不知道名字的殉难者。”

　　转角处的一面墙上，挂着色彩斑斓的千纸鹤，条幅上写着哀悼的日文。一名日语解说员告诉记者，在日本的教科书上没有关于“731”的内容，一些日本人来参观后鞠躬致歉，还送上了这些千纸鹤。这是色调沉重的“731罪证陈列馆”里唯一的一抹亮色，但却又显得少得可怜。如今，送来千纸鹤的人正变得越来越少。

　　馆长助理单长青告诉记者，以前每年会有四五千名日本人来到这里，但钓鱼岛争端升级后，到访的日本人逐年减少，每年只有两千人左右。她发现，专程前来的韩国人越来越多，“9个月以来，至少有五六千名韩国人来这里参观。”记者采访这天，一个60人的韩国参观团进入“731罪证陈列馆”，他们是一群韩国的大学生，边走边带着翻译器，神情专注地听着讲解。

　　在“731罪证陈列馆”二楼，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队当年进行鼠疫、伤寒、霍乱、炭疽、梅毒等生物菌研究实验的器具，一一陈列在玻璃罩里。那些蓝色的注射剂，令人心生恐惧，用于肢解人体的骨锯，更是让人不寒而栗。而在第三展室里，不时传来一阵阵撕心裂肺的喊叫声。这里循环播放着一段12分钟的描述“731”酷刑的影片，在冰天雪地的室外，一群日本兵正在做冻伤实验，他们用木棒逐一敲掉受害者冻僵的手指，记者注意到，下面有一行提示，“影片画面残忍，请谨慎观看”。十几位老年参观者，眼睛里噙着泪水，愤恨地说：“这群丧尽天良的日寇，太残忍了！太残忍了！”其中一位老年人不忍直视，她转过身去，留下一个抽泣的背影……

　　记者手记：

　　“9·18”事变83周年的这天中午，记者站在“731”遗址前，眼前就是当年日寇溃逃前被炸毁的断壁残垣。“731”，这支世界战争史上规模最大的细菌战部队，一心想要带进坟墓的秘密和罪证，就这样静静地矗立在阳光下，像是在无声地控诉。距离遗址不远处，一块印有“牢记历史、不忘过去、珍爱和平、开创未来”16个大字的牌子，看上去格外显眼。是的，顺序不能错，我们只有“牢记历史、不忘过去”，才能“珍爱和平，开创未来”。

　　“731罪证陈列馆”馆长金成民告诉记者，如今，遗址核心区域的细菌实验室及特设监狱的集中清理工作已经启动，明年抗战胜利70周年之际，有望对外开放，届时将有更多的侵华日军罪证公之于众……

我是夏雯静

《日军侵华集中营:中国受害者口述》是继《日军枪刺下的中国劳工》（四卷本）和《二战掳日中国劳工口述史》（五卷本）之后的第三部反映中国战俘劳工的口述史料，也是国内第一本专门反映“日军侵华集中营”的口述史料。20多年来，编者们走访征集了1000多名战俘劳工的回忆口述史料，收集了数千万字的历史资料，因为选题和篇幅的限制，《日军侵华集中营:中国受害者口述》只能选编少数人关于集中营的口述史料，为此，在选录编辑时我们掌握了以下几个原则：

1.口述者大多是讲个人在集中营的经历，对日军侵华集中营缺乏全面了解。

2.为了使读者对日军侵华集中营能逐个逐步地认识，根据我们占有资料的情况，以抗战时期的华北地区为主，分为六个板块，以华北六个省市的六个大集中营为主立篇，兼及其他小集中营，分别进行了选编。每个板块前有一段“时空回放”，目的是给读者提供当时当地的历史背景。

3.战俘劳工的口述史料一般比较长，大多数都是参加抗战、作战被俘、关进集中营、押往就劳地的全过程，这次选编时，除个别斗争经历曲折的口述外，一般只选录集中营的口述历史，前因后果从略或不提。

4.不少战俘劳工曾被转押过几个集中营，编辑时，我们以其关押的第一个集中营或关押时间较长的集中营为主进行收录，但为了使读者能了解口述者在集中营的完整经历，对其在其他集中营的经历也尽量保留。

5.多数口述者的史料，包括集中营生活的各个方面，我们选编时侧重反映日军对战俘劳工的奴役和虐待，和战俘劳工在集中营的反抗斗争，对于一般类同的日常生活、转送过程，为避免重复尽量从略。

6.为了证实口述史的真实性、可信性，我们也选编了同一时期同一问题的档案资料和报刊资料，特别是战后审判日本战犯时获得的一些口供、笔供和调查、揭发、检举材料，让加害者的供词和见证者的证词，为受害者的诉说佐证，使其更有说服力。

7.对入选的口述，基本保持了口述者的方言习惯和语言风格，以及原口述的本来面貌和基本格调。如有改动，只是删节和压缩了无关的或重复的内容。

8.对内容相同的口述，既考虑到互相印证的需要，也力避多次重复，在选编时有所删节，尽量保留独特的经历和不同的细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