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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仰的价值和意义,最直接地反映于对文化传统的服从和继承,它绝非是理性的对立物,而是理性真实的具体的表现。无论如何,理性是信仰的基础,没有理性信仰无从谈起,可是理性的深度在不同的人身上表现得极不相同,但信仰却可以将知性的贫乏提高至人性的最高层,显示从人性的尊严与伟大,映证生命的不朽。在人类历史上,直到今天,不同的宗教信仰之间还存在着较大的矛盾分歧,出现这一问题的原因不在于信仰,而在于理性判断失去了怀疑的本性,只将自己的认识判断当作真理,而否认了别的认识判断的真理性,与之相反,道教从来都承认别的宗教自有其价值,容忍与自己不同甚至是严重对立的东西,承认其反映了生活的许多内容,以开放的胸怀态度,吸收别人所长,丰富自己。对佛教如此,对摩尼教亦如此。这不仅没有丧失其特质,相反使它更圆满。避免了因宗教信仰的差别造成的流血冲突,这是别的文化区域中,不可想象的事实。由此来说,信仰离开了理性,实质上这样的信仰是一个封闭的不足以与其他思想相交流的体系,而使自己处于要么牺牲理性要么取消信仰的两难境地。近代化的一个严重不足,在主流倾向上,把理性与信仰对立,当然在古代,尤其是西方曾有过理性屈从于信仰的所谓中世纪,可我们至今也不能说中国人信仰与理性处于严重的对立冲突。这得益于中国人把人理解为人是自然中的人,自然是人观照下的自然,自然与人彼此之间理应和谐共处的观念,这一认识,在中国古代当然是道家最先倡导而为道教继承光大的。在这一点上,中国的儒释道三教,向世界贡献了一种独具魅力的思想资源。是之故,信仰必须与盲从划清界限,而且从本真的意义来说,信仰从来都是盲从的直接敌人,就因为当理性在为信仰提供深沉的意义价值的底蕴时,是以怀疑为先决条件,不断用自身的知性能力证明自我的不足,又在价值的领域,厘定知情意的不同的作用,使人对自我的认识对世界的理解走向深入。其前提就在人从蒙昧进入文明时,先知己将人的价值摆在了世界的中心,对神的敬畏不过是一个高贵的可以逃避无知的巧妙借口。因此,在人生中,意义与价值存在着不同的层次,对这些不同层次问题及价值的相互关系的认识,是哲学家与那些堪称人类导师的先知、宗教领袖的贡献,能否贯彻于现实生活则主要是政治家的责任。历史上有过强调某一方面而贬低另一方面的时期,但没有愚蠢到把贬低的东西要彻底取消的程度。然而,只有理性、信仰、情感与现实政治环境及物质创造张驰有序,社会才是一个合乎理性化要求的社会。20世纪初期刚刚经受西方思想文化沐浴洗礼的中国优秀分子,在高扬民主科学理性的同时,却产生了一个严重的误解,道教几乎等同于迷信的代名词,由此表现出来的浅薄激愤,虽其情可原,但其流毒至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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