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的常德细菌战：无耻日军罪行罄竹难书

我是夏雯静

2002年8月27日，日本东京地方法院在《731部队细菌战受害国家赔偿请求诉讼判决书》中承认：旧日本军在中国各地实施的细菌战明显违反了日内瓦协议；本案细菌战确实造成了悲惨的结果及特大的损害，不得不说旧日本军实施的该战争行为是不人道的……

常德即为旧日军细菌战的受害地之一。常德细菌战，给常德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

重要的战略地位，使常德成为日军实施细菌战的目标之一

常德位于湖南省西北部，自古就是北通荆襄、西连黔川的军事重镇。1940年6月，日军攻占宜昌，封锁长江三峡水道，将中国的第五战区沿江劈为南北两半。日军的矛头直指重庆，使蒋介石和重庆国民政府面临武汉会战以来最为严峻的形势。为缓解重庆危机，7月，蒋介石决定调集重兵，新成立一个第六战区，负责防守以宜昌为中心，北起钟祥、南迄常德的数百里弧形战线，对重庆形成拱卫之势。8月，第六战区宣告成立，长官部设在靠近常德的鄂西恩施。从此，处于第六战区和第九战区的结合部上，既是第六战区长官部的屏障，又是第六战区军民的粮仓，而且扼守湘川公路，连通第六、九战区的常德，战略地位变得更为重要。

为加大对常德的破坏力度，1941年8月11日，日军负责协调细菌战联络工作的井本熊男中佐飞抵南京，下达大本营陆军部作战指令（简称“大陆指”），对中国常德实施细菌战。

很显然，日本大本营的指令，战略上是要切断第六、九战区和湖南、四川两省的交通，战术上是要让鼠疫细菌随着常德运往其他地区的粮食而扩大流行区域，削弱中国军民的战斗力，力求达到牵制第六战区的中国军队，策应预定于12月底对第九战区发动的第二次长沙作战的目的。

9月，关东军司令部的一次部处长会议上，司令官梅津美治郎宣布了井本熊男下达的“大陆指”，命令石井四郎大量培养传染媒介物，准备对常德发动细菌战。根据这项命令，731部队第四部一课柄泽班，由班长柄泽十三夫率领约30人加紧赶制细菌。据柄泽班成员田村良雄后来供认，在9月中旬至11月上旬，他们总共制造了约70千克鼠疫菌。

国民党政府掉以轻心，给常德人民埋下了灾难的种子

11月4日，星期二，一架日军97式轻型轰炸机，5时30分在黎明的薄霭中从南昌机场起飞，6时50分飞抵常德地区上空，在浓雾中盘旋。

一阵尖锐的空袭警报，促使男女老少慌乱地离开房舍，向城外七里桥、船码头等地疏散。

飞机转了一个圈，猛地向下俯冲。当机头抬起时，机长增田美保少佐迅速打开撒布器的开关，沿城中心法院街（今建设西路）、关庙街（今朗州中路）、鸡鹅巷（今和平西路），绕向东门外五铺街、水府庙（今人民东路）等街区，一路投下麦粒、谷子、高粱、破棉絮、烂布条等杂物。空袭警报一直到下午5时才解除。敌机没有像往常一样投掷炸弹，令陆续回到城里的人们非常惊异。

谁都想不到这些东西是死神的帖子，但谁都能直觉到这中间包含着危险。

县政府派出军警，在乡镇公所的配合下，组织居民清扫并焚毁空投的垃圾。同时派人将一包垃圾，急速送往广德医院（今常德第一人民医院前身）化验。

广德医院副院长谭学华收到敌机空投物，就怀疑是敌人撒布的传染性细菌。他首先“查视谷麦之内并无跳蚤”，然后和检验室主任汪正宇开始对空投物做详细的化验。他们先直接把空投物浸入生理盐水，过滤沉淀后用革兰式染色法制作涂片，最后，在显微镜下发现布满两极受色很深的划形杆菌。随后，他们又对空投物做细菌分离培养，得到的结果仍然一样。

11月5日下午4点，县长郑达召集防空指挥部、警察局、卫生院等单位负责人，听取谭学华的报告。

谭学华在会上介绍说：“昨日敌机空投物，经我院初步检查，有类似鼠疫细菌的发现。鼠疫是传染最速、死人最快的病疫，常德从未有过。政府应尽快采取措施，以防鼠疫流行。”
县政府当机立断，一方面立即向省府拍去急电，要求派遣防疫专家和拨发疫苗；一方面进行紧急防疫动员。

11月8日下午，县政府召开防疫会议。会上决定在全城举行防疫大扫除，同时拟定了防疫宣传、捕鼠竞赛、设置隔离医院等具体措施。

《民报》、《新潮日报》在头版披露了“敌机于本月四日，在本市撒播米、麦、棉质纸等物，经广德医院化验，确含有鼠疫杆菌”的消息，并遵照政府指令，在报端开辟“防疫特刊”专栏，开始连载由广德医院和卫生院提供的宣传鼠疫医防知识的稿件。

常德城过去从未发生鼠疫，一般市民看到报上的消息，不知鼠疫的厉害，大多不以为然。几天过去，市民们反倒安下心来，不再留意敌机空投垃圾的事情。

这时，从省府传来消息。省政府接到常德发去的急电后，立即直陈重庆国民政府：日机在常德投掷的垃圾中，含有类似鼠疫杆菌之物，省卫生处无设备证实空投物品所含细菌性质，特请示处理办法。国民政府的复电却说：事关国际信誉，不得谎报疫情。

由于国民政府未加以重视，而且初时尚未发现鼠疫病人，因而各方都忽视了潜在的危险。负责设置隔离医院的警察局和卫生院，也迟迟未见行动。

死神一步步向人们逼近。

鼠疫暴发，万众合力与死神抗争

11月11日，日机空投鼠疫菌蚤后的第7天，天空格外平静，人们听不到过去不时响起的警报的尖啸，不用躲避空袭。街道上逐渐热闹起来。

12岁蔡桃儿好不容易溜出家门，在门前的街道上玩耍。战争对她来说还仅仅只是一个概念。往常，警报一响，父母拉着她飞跑，她还格格直笑。她还未充分享受到生的欢乐，更不知道死为何物。

晚上9点多钟，已经入睡的蔡桃儿，突然发冷寒战，体温气剧上升，彻夜呻吟不止，烦躁不安。

第二天早晨，广德医院急诊室里，凝聚着一种令人窒息的紧张气氛。蔡桃儿的母亲紧抱着女儿，眼角垂着泪，求助地望着医师。刚给蔡桃儿检查完毕的谭学华医师，急不可待地等待着血液化验的结果，汪正宇推开诊室的门，径直向他走来。他的心跳加剧。化验报告上写着：未见疟原虫，但发现少数两极着色深的杆菌。

“与敌机空投物中发现的完全一样。”汪正宇颤抖的声音，仿佛来自宇宙，在谭学华耳中鸣响。这是常德发现的第一例鼠疫病人。谭学华回过神来，一边指示护士将病人留院隔离抢救，一边急忙叫人向县政府报告。两天后，蔡桃儿死亡。

从11月11日开始，城内每天都发现鼠疫病人，染疫人数一天天增多。13日和14日两天内，死于鼠疫的就有4个人。细菌战造成的恐怖，很快笼罩全城，人们谈“鼠”色变。

常德发生鼠疫的告急电报，雪片似地飞向省卫生处及国民党中央卫生署。这时，省卫生处却一直在向省政府各有关部门协商，要求解决防疫经费。各有关部门一会儿推说这是地方性事件，经费应由常德解决，一会儿又说事属战争性质，应由中央政府拨款，说穿了就是谁都不愿拿钱。

时间在拖延中过去，疫区在一天天扩大，疫情在一天天蔓延……

在常德，警察封锁了发现鼠疫病人的街巷，禁止人们出入。卫生院在警察局的协助下，征用东门外徐家大屋，迁走屋内居住的10户农民，仓促改建隔离医院。

11月16日，驻湘西辰溪县的卫生署医疗防疫总队第2大队第14队和驻鄂西的军政部第4防疫大队第1中队到达常德。

11月18日，湖南省医疗防疫队抵达常德，并带来急需的鼠疫疫苗和血清等药品。

11月20日，常德防疫处宣告成立，由地方党政军负责人及商会代表组成，负责统一协调防疫工作。常德专署专员欧冠兼处长。另由到达常德的“各方高级卫生技术人员联系组织‘设计委员会’”，负责具体防疫工作。

常德防疫处宣布全城总动员，全面开展防疫工作。防疫经费由商会出面筹措。防疫人员在保甲长的配合下，开始挨户按户口册对全城居民进行预防注射，并发给注射证。军警把守住常德城的6个大门，逐一检查过往行人的注射证。发现无证人员，立即由防疫队员补注。警察局开始在西门外千佛寺建造火葬护，准备焚化鼠疫患者的尸体。

远在千里之外的贵阳，军政部战时卫生人员训练总所和中国红十字会总会救护总队部的检验学组主任、细菌学专家陈文贵，奉命组建常德鼠疫调查队。于20日随带应用检验器材、疫苗及治鼠疫特效药品，从贵阳出发，4天后安全到达常德。

常德鼠疫调查队经过三四天的解剖论证，终于做出结论：11月4日敌机投掷的鼠疫菌蚤，导致常德鼠疫流行！陈文贵立即将这一结论电告重庆卫生署及军政部，这才引起重庆国民政府的重视。接着，军政部派出的第4防疫大队第2中队、第9防疫大队第3中队，相继兼程赶到常德。第六、九战区也分别派出防疫大队，协助常德进行防疫工作。中央和省政府拨发的防疫经费和药品，美国红十字会和在华圣公会捐赠的大量药品相继运送到疫区。一时间，常德城区气氛更为紧张，街道两旁的店铺都关上了大门，路上行人稀少，只有不时匆匆而过的穿白大褂的防疫人员正在紧张忙碌着。

12月9日12时，9架日机对常德进行狂轰滥炸，在城内扔下50多枚炸弹，当场炸死5人，伤4人，烧毁房屋若干。常德城内陷入新的混乱，给防疫工作带来更大的困难。为防止鼠疫大规模流行。12月21日，中央卫生署派来外籍专员伯力士博士到达常德，开展鼠族调查，未发现疫鼠。

1941年的最后几天，凛冽的北风使常德城区更显凄凉，黑棺新坟，历历在目，人们度日如年。在一个长不到3千米、宽不到1千米的小城里，20天（11月11日至30日）时间内，死亡21人。死亡的气息弥漫开来，引起的恐慌是可想而知的。驻防常德的防疫人员，坚持严格检疫和捕杀老鼠，不敢稍有松懈。尽管如此，仍没能挡住疫魔的肆虐，灾难继续蔓延。
疫魔肆虐，死亡的阴影向常德城周边蔓延

细菌战完全是一场针对平民的看不见血的大规模屠杀。首先，细菌战的杀伤力是长效而持久的，鼠疫一旦在鼠族中传播，就时刻对人类构成巨大的威胁。施放鼠疫的敌人早就撤回，而受害者却因为忙于防治疫病疲于奔命。生命的损失之外，还伴随着巨大的精神和物质的损失。其次，细菌战的伤害范围不断扩大，不限于一时一地。一旦防疫工作上出现漏洞，细菌战可以在另外的时空中显露出更为可怕的灾难性的后果。

1942年初，中央卫生署派来第一细菌检验队，和先期到达的防疫部队共200多防疫人员，在常德地方政府的配合下，构筑起一道防线，竭尽全力防止鼠疫蔓延。然而，让大家不愿意看到的事还是发生了：1月11日，城内重新发现鼠疫病人，病人13日死于腺鼠疫；2月13日11点，北门的岗警拦住一个被人搀扶的患病男子。在城门口负责检疫的第472防疫中队队员，立刻对他进行询问和检查。原来他家住城内关庙街胡家院子，早在10日就已患病。他因害怕被送往隔离医院，偷偷离城回到新德乡石公桥镇老家。在老家只呆了一天，因病情恶化，家里人迫于无奈，只好把他送回城求医。后男子患腺鼠疫在隔离医院死亡。

同时，平日躲在阴暗角落的老鼠，公然光天化日之下，摇摇晃晃地在地上爬行，人们用火钳可以很轻易地夹起来。伯力博士接报后，再度赶到常德。防疫处随即要求各保甲每天捕捉老鼠，供他剖验。根据伯力博士的报告，2月份检查老鼠168只，发现疫鼠32只，感染率19%。证明鼠疫开始在鼠族间流行。

3月13日傍晚，伯力士博士在防疫会议上报告，鼠族中鼠疫的传播，已由沟鼠传至家鼠及小鼠，鼠类染疫率逐日增长，疫鼠发现地点遍及全城。会上，刚从长沙携带大批药品赶来的湖南省卫生处科长孔麟和卫生稽查梅朝章，传达了湖南省卫生处的防治鼠疫计划。会议还就检疫、防疫注射、疫情报告、病人隔离、病家处理、尸体处置等事项进行了讨论，并形成决议。

会后，水警开始对往来船舶及输往外地的货物实施检疫，并且规定船舶不能靠岸停泊；军警在皇木关、落路口、北门、小西门等4处设置检疫站，由防疫人员对过往旅客和行李检疫，并对无疫苗注射证的旅客强制注射疫苗；防疫人员继续落实城区“除孕妇、婴儿及重病者外，一律予以鼠疫疫苗注射”并发给注射证的政策；防疫处在城区多次组织大规模的防疫宣传活动，接到伯力士报告的中央卫生署指示医疗防疫总队组织第二卫生工程队，携带灭鼠及消毒器材，3月17日启程赶来常德。

4月，鼠疫呈暴发流行趋势，每天染疫者在10人以上。

6日，法院西街34号发现肺鼠疫患者。肺鼠疫是鼠疫病传染最烈和直接通过人传人的鼠疫类型，死亡率高达100%。清朝末叶，东北鼠疫大流行，有5万人死于肺鼠疫。常德城经历了1941年11月4日以来最恐慌的时刻。军警迅速封锁了法院西街。34号院的居民，全部被送往隔离医院。整条街都是身穿防护服的卫生工程队员，空气中弥漫着刺鼻的漂白粉及来苏气味。这条街被宣布为特别疫区，一个月内不准人们出入。

鉴于鼠疫呈流行、严重态势，常德防疫处不得不采取更加严格的措施：在车站、码头以及通往长沙、慈利、澧县等地的要道上，设置检疫站，实行交通管制；江中的船舶，一律不准靠岸，必须隔岸10米停泊；将关庙街、鸡鹅巷、法院街、五铺街等划为疫区，重新封锁后由防疫人员用来苏、漂白粉反复消毒；发现可疑病人，一律送隔离医院；鼠疫死者尸体，强制火化。

第六战区司令长官陈诚闻讯，于4月10日来电指示：采取一切可能措施灭鼠，必要时不惜焚烧疫区房屋！

中央卫生署派来的第二卫生工程队，在保甲的协助下开展大规模的灭鼠运动。

常德城能够调派的军警全部被派上防疫第一线，由于人手不够，又从常益师管区和洞庭警备司令部借调200名士兵，交由伯力士博士做短期培训后，充实到城内疫区和各处城门的警戒岗哨上。

4月中旬，城内多处相继出现肺鼠疫患者，常德城的老百姓开始向外逃亡。

为防止肺鼠疫在学校暴发流行，常德防疫处开始动员疫区学校迁移，并命令戏院、电影院、澡堂等公共场所暂停营业。人们在惊恐中被军警绝望地堵在家里。由于防控严密，1942年8月，城区鼠疫基本被控制住。

然而，城区的收敛并不等于疫魔就此停止肆虐，其罪恶的魔爪早已悄悄伸向城外周边县区。

4月，常德城附近的桃源县城，首次发现鼠疫。这以前，桃源县城虽然早就设置了检疫站，但是人们并没有感受到鼠疫的恐怖。

驻常德的援华医疗分队肯德分队长奉命率队前往桃源。他被叫醒时，天还没有亮。接到命令后，他急忙披衣起床，集合队员，火速赶赴桃源。肯德在桃源会同政府各有关部门，在全城开展灭鼠活动，挨户给居民注射鼠疫疫苗，但一直未查清鼠疫疫源。嗣后的几个月内，防疫人员连续进行鼠族间鼠疫流行情况的监控，并在6月作了一次大规模的鼠族染疫情况调查，发现鼠类染疫率为3.5%。由于防疫人员和县城居民的共同努力，到8月底，桃源县鼠族间鼠疫流行基本被控制住。

然而，距县城几十里之遥的马鬃岭山区，却没有县城那样的幸运。

李佑生，40多岁，家住马鬃岭丘陵地带的莫林乡第10保李家湾。在战争的艰难时日里，他仍在外经商，为一家生计奔波。5月初的一天，李佑生花钱买了张注射证混入常德城，住进一家熟识的旅店，盘算着办点什么货回乡。次日，李佑生在城里采办货物时，忽然觉得有点头痛脑热。他赶紧回到旅店，要了碗姜汤喝下，蒙头睡下。但是，他怎么也睡不着，活怕让人把他当作鼠疫病人。好不容易挨到晚上，他悄悄离开旅店，在昏暗中穿街过巷，避开城门沿城根向西，找到个城墙豁口，翻墙而过，连夜离城而去。李佑生万万没有想到，这一次，他没有贩回货物，却带回了死神。回家的第二天，李佑生就病倒了。他畏寒发热，腹股沟淋巴结肿胀疼痛，呈明显的腺鼠疫症状，死前又转为更为可怕的肺鼠疫症状。

马鬃岭山区，地广人稀，像李家湾这样的村落，不过10来户人家。虽然保甲人员曾来宣传过政府严防鼠疫的通告，但是谁也没有在意。山里人世世代代守着土地，一辈子也难得进一回城。像李佑生这样的人，就算是见过世面的了。连他都身患鼠疫尚不自知，其他人还有谁会知晓肺鼠疫的厉害呢？肺鼠疫很快在李家湾暴发流行，从5月10日至30日，短短的20天内，接近过李佑生的15人全部相继染疫死去（其中1人为临澧县王化乡道士，因为给李佑生做道场染疫，回家不治身亡）。

李家湾暴发鼠疫的时候，中央卫生署防疫处处长兼中央战时防疫联合办事处主任容启荣，在湖南省卫生处处长张维的陪同下，正好来常德视察。
容启荣在常德召开防疫工作座谈会，决定将常德防疫处扩充为湘西防疫处，下设桃源分处。李家湾暴发鼠疫的消息传来，湘西防疫处立刻调派24名防疫队员和一排武装士兵，急速赶往疫区。随后，容启荣、张维和第六战区长官部卫生处长陈立楷等人，前往陬市和桃源县城督导防治，并饬令桃源、临澧、石门、慈利4县，实行交通管制。

5月25日，当防疫人员赶到时，鼠疫已夺走李家湾14人的生命，另有6人病危。有的死者发病仅一两天，肺炎症状还未出现就已死亡。幸未染病的人，被凶猛的死神吓得半死，以致再无人敢去收尸。武装士兵迅速封锁疫区，切断了李家湾与外界的一切联系，3个月内不准任何人出入。防疫人员忙着处理尸体、封闭病家、抢救病人，同时将所有幸存者集中检疫。几天以后，防疫人员开始在莫林乡一人不漏地注射鼠疫疫苗。后来又在全县进行了挨户注射。幸亏李家湾地处山区，人口居住分散，又正值夏令，鼠疫杆菌生存不易，防疫管制及时有效，鼠疫才没有蔓延开来。

石公桥镇位于常德城东北30公里。街长千余米，被一座清代建造的石拱桥分为南正街和北横街两段。镇的东边濒临冲天湖。石公桥镇地处湖乡，得水利之便，交通发达，商业繁盛。镇上1500多居民，大多靠经营渔业、花纱业、米业为生。1942年，鼠疫的魔爪伸向石公桥镇。在短短的两三个月内，夺去160多人的生命。据当地幸存者回忆，鼠疫首先在鼠族间流行，最先“在桥北丁长发花纱行和张春国鱼行，发现老鼠在地上缓缓爬行，继而发现不少死鼠”。北横街丁长发花纱行的两名长工贺第卿和魏乐元从10月15日开始相继发病，他们都是30多岁的汉子，身体强壮。一开始人们以为他们只是一般的感冒发烧，拖了几天后，他们病得更加厉害，高烧不退且伴随头痛和四肢剧痛，请郎中看了也不管用。丁家只好把他们送回崇孝乡（今韩公渡乡）各自的家中。这几年，丁家生意兴隆、人丁兴旺，眼看日子越过越红火。谁知厄运降临，全家连两名长工（即贺第卿、魏乐元）共12口人，除在县城读书的大儿子丁旭章逃得性命以外，其他11人都相继进了枉死城。

张春国鱼行的7口人，自女儿张毛芝开始，一个一个地走上黄泉路，不过半个多月，全家死绝，最后连收尸的人都没有。

湘西防疫处接到急报时，鼠疫已在整个桥北区蔓延。卫生署医防总队第二大队，在施毅轩大队长和伯力士博士的率领下，奉命赶赴石公桥镇。不久，警备司令部调派的士兵也赶到了。士兵们在施毅轩大队长的指挥下，开始封锁桥北疫区。桥北通往外界的桥头、柳堤、南极宫和傅家拐等处，都被士兵挖了4米宽、3米深的壕沟。士兵们在桥头的壕沟上架起一座木吊桥。吊桥竖起时，桥北疫区就成了孤岛。

伯力士博士带着防疫人员，挨家挨户调查疫情，采取防疫措施。

嗣后的两三天，石公桥鼠疫流行达到高峰，每天都有人死亡。整个北横街，几乎家家都传出痛失亲人的哭声。两家棺材店的棺木，很快就卖完了。棺材店老板眼见得有生意做不成，生怕死神光临，忙吩咐关上大门。

桥北区一时风声鹤唳，活人纷纷通过湖上逃离，死人则被亲属趁夜用船送到离镇不远的湖边荒滩上掩埋。

丁长发花纱行的大少爷丁旭章闻讯匆匆赶回镇上，好心的人劝他不要回家。

丁旭章和他未过门的媳妇李丽枝，冒死冲进家门，只见家中横七竖八地躺着6具尸体。他呆呆地看着一具具满脸青紫的尸体，肝胆俱裂，哭都哭不出来了。那悲惨的情景，真是无法用言语描述。半个世纪以后，李丽枝回忆当时的惨状时说：“面对那悲惨的情景，我的心已经碎了，喉咙哽咽，泪流满面，想哭但又不敢哭，唯恐防疫队的医生来取死者的内脏化验。我看了公公的遗体，只见手脸发乌，两眼半睁，就像望着儿媳妇过门似的。”

由于石公桥镇紧靠湖泊，人们易于通过湖面逃亡，防疫封锁很难奏效。因此，石公桥不可避免地成为周围乡村的疫源地。两个月后，当石公桥镇疫情得到控制时，鼠疫开始向周围乡村蔓延。从1942年10月至1943年底，先后有镇德桥、周家店、韩公渡、大龙站、双桥坪等乡镇暴发鼠疫，死者不计其数。

乡村的鼠疫流行惨剧，暴露出当时防疫工作的弊端，同时也反映出当时防疫力量的薄弱。公正地评价，防疫部队在常德城的防疫是卓有成效的，而且在桃源县李家湾和常德县石松桥也可以说是创造了成功控制疫情的范例。但是，城市的防疫，实际上是以牺牲乡村为代价的。防疫处设置检疫站和实施交通管制，都是在城市之间的陆路交通线上。虽然对停靠常德城河街码头的船舶进行了管制，但对内河湖汊的水路交通未进行管制，不能说不是一个失误。疫情的调查，也只是局限在城市里，很少深入广大的乡村。即使是李家湾和石公桥，都是在接到当地疫情报告后，防疫处才派人事后进行控制和防治。而且事实证明，李家湾和石公桥的预后也是不一样的，山区和湖乡的地理差异，导致了不同的后果。

1943年11月18日，爆发了震惊中外的常德会战。疯狂的日军，放火使常德城化为焦土。

常德细菌战，随着常德城的毁灭而结束。但是常德城周围广大的乡村，鼠疫流行的惨剧，仍在一幕幕上演。由于战事紧张，再也无人过问。
毋忘历史，受害亲属向施暴国提出谢罪赔偿诉讼

1996年至2000年，常德市细菌战受害调查委员会经过周密细致的调查发现，1941年日军731部队实施的惨无人道的细菌战，以常德城为中心，波及周边10个县30个乡的150多个村。鼠疫大流行，夺去无数人的生命。可怜有很多人到死，都不知道自己患了什么病，更不知道自己是日军细菌战的牺牲品。

日军发动的细菌战，在常德究竟杀死多少无辜平民，很难做确切的统计。所有的历史资料都未真正掌握实际死亡人数。

1996～2000年，常德市细菌战受害调查委员会，通过长达近5年的艰苦调查，记录的有名有姓的死者为7643人。

历史是不容被亵渎的。1997年8月，中国108名（湖南常德30名，浙江衢州5名、宁波6名、江山6名、义乌61名）731部队细菌战受害者及受害者亲属的代表王选、何英珍、何祺绥、王锦悌、王晋华，向东京地方法院递交“侵华日军731部队细菌战受害国家赔偿诉讼案”起诉状，把日本政府告上法庭，要求被告对细菌战罪行谢罪并进行赔偿。1999年12月，72名（湖南省常德31名，浙江省义乌18名、衢州9名、宁波3名、江山9名、东阳2名）731部队细菌战的中国受害者及受害者亲属的代表，向东京地方法院提起第二次诉讼。2000年5月22日，第14次开庭时，法院当庭决定将第一次诉讼与第二次诉讼合并审理。

侵华日军731部队细菌战受害国家赔偿诉讼案，自1998年2月第一次开庭，到宣判前的2001年12月最后一次开庭，前后经历了近4年时间，开庭27次之多。在漫长的法庭审理中，被告日本政府的代表只做了一次答辩，然后在所有的庭审中都保持一种傲慢的沉默。中国的原告代表和他们的辩护律师以及证人，把法庭当作控诉侵华日军反人道罪行的讲台，充分地揭露了日本731细菌部队的暴行。

2002年8月27日，东京地方法院对731部队细菌战受害国家赔偿请求诉讼案进行宣判，驳回中国180名原告的一切请求。但判决书用10多页的篇幅指出日军曾在衢县（衢州）、义乌、东阳、崇山村、塔下洲、宁波、常德、江山等地实施细菌战，造成1万以上的人痛苦死亡。日方第一次承认了细菌战的历史事实。

中国新闻社的报道中说：历史事实不容抹杀。近年来，日本右翼势力抬头，一些历史教科书大幅删减甚或否定日本侵略罪行。今天日本法院，首次对侵华日军731部队细菌战事进行司法认定，无疑在提醒日本政府和国民，当年日本军国主义对亚洲人民犯下的罪行罄竹难书，不可否认。人们更呼吁日本政府应当有勇气、有道义承担历史责任，妥善解决战争遗留问题，还战争受害者以尊严与正义。

日本《朝日新闻》评论说：“通过国家对731部队细菌战诉讼所持的态度，再次深深地感到我们日本人必须马上停止无视过去历史事实的行为。”“今后日本政府如何应对，令人关注。”

8月30日晚上9:05，细菌战诉讼原告代表向东京高等法院递交了上诉书，要求日本政府对受害者及受害者亲属进行赔偿。细菌战索赔诉讼的路将会很漫长。但是，原告以及原告的支持者们表示，不获全胜决不放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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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夏雯静

南京医学专家：炭疽热、烂腿病罪魁祸首是日本731


      

    人民网3月12日讯  3月10日下午，来南京参加细菌问题研讨的医学专家介绍道，目前我国浙江义乌地区有些患烂腿病的人，实际上就是当年侵华日军细菌战的受害者。目前美国出现的炭疽热其实就是日本731部队细菌专家研制的炭疽菌的新变种，可以说日本731部队就是如今危害人类的炭疽热的始作俑者。

    在南师大南京大屠杀研究史中心举办的细菌战研讨会上，78岁的麦克医生、马丁医生以及《死亡工厂》一书的作者，研究日军侵华历史的历史学家哈佛教授，先后介绍了他们今年三月初在我国浙江等地进行日军细菌战调查的有关情况。皮肤病专家医生马丁说与炭疽热类似，原发在马匹身上的菌病，他以前只在书本上见过，而这次在中国浙江烂腿的老人身上亲眼见以，因而感到十分震惊。作为世界医学界成员的麦克医生指出，他们这次在浙江看到的烂腿病患者，毫无疑问就是1942年，日军在中国开展细菌战的直接受害者。而这些恰恰也是日本极力向国际社会隐瞒的事实真相。两位医学专家表示，他们回去之后，将把在中国实地走访的情况向国际社会如实公布，让更多的人了解当年日军在中国所犯的罪行、以敦促日本政府早日承认侵略事实，向受害者谢罪。（辛华）

←周德全(右)和他的两位老乡刘凤进和方凤友均患有几十年的烂脚病，他们住在丽水市连都区林宅口村。





    7月，浙江省江山市贺村镇棠坂村。夏日炙热的风刮不进这栋百年老宅的大厅，温度陡然降了几分。83岁的毛省甫一身长衣长裤，坐在自家大门口，双颊深凹，紧抿双唇，一言不发。长裤挡住了他两条腿上从脚背蔓延至小腿的巨大伤口，粉红色的伤口周围，布满焦炭一样斑驳的纹路。这两个伤口，好了烂，烂了好，反复70余年。他可能是日军细菌战最后的幸存者之一，但因缺乏相关医学鉴定，至今无人能百分之百确认。

    上世纪90年代末，随着中国对日民间索赔运动的兴起，中国细菌战受害者联合会（筹）会长王选，注意到日军二战期间，在浙江和江西战场上使用过炭疽和鼻疽菌，老人们长久不能愈合的伤口很可能是感染这两种细菌的结果。自2004年起她带领宁波大学、浙江工商大学学生致力搜寻这些俗称为“烂脚病”的老人，到2010年他们记录下660名老人的口述。

    这些口述记录显示，1942年5- 9月，浙赣会战期间，日军行经主要路线包括浙赣铁路沿线一带以及当时中国方面机场周围地区：杭州郊外富阳、萧山、诸暨、浦江、义乌、兰溪、金华、汤溪、龙游、衢州、江山、遂昌、松阳、丽水等十多个旧县许多乡镇，随后暴发过群体性的“烂脚病”。各国学者近年的研究也能证明，二战中，日军在中国的确大量生产并使用过炭疽菌和鼻疽菌。但这种疾病的症状在当时并未引起国民政府的重视，长久以来不为人所知。

    近十几年来，王选一直希望能弄明白日军的炭疽武器究竟给中国人留下过多大的伤害。由于专业性研究背景条件的缺失等原因，至今，这个问题仍未有答案，但这些疑似受害者们却时日无多。就像毛省甫，五年前，他能清晰地告诉前来调查的大学生，他认为身上终身未愈的伤口和日本人在村里“放毒”有关，并报出过同村另外5个有相同“烂脚病”症状的村民名字。三年前，他还能挑着扁担下地干活。现在，他的听力逐渐丧失，当志愿者贴着耳朵大声询问时，他的眼里往往透出迷茫，有时能简单地回答几句，有时沉默。突然，他缓慢吐出这句话：“灰心了，烂这么厉害，死了算了”，然后又安静地像一尊老宅子里的木雕。

    难以愈合的伤口

    志愿者说想看看毛省甫的伤口，他把裤子往上一拉，那两个让人不敢直视的伤口就赤裸裸地露了出来。没有绷带，也没有敷药物，一只苍蝇立刻落在伤口上。这么多年来，没有药物能根治这种大面积的皮肤溃烂。美国纪录片导演洪子健因此把一部拍摄炭疽武器受害者的纪录片命名为《恒伤》。这是受害者们身上长达70年的痛苦，也能隐喻中日关系上难以愈合的战争创伤。

    2002年，美国医学历史学家、病理学家马丁·弗曼斯基博士（D r .M a r tinFurm anski），与美国皮肤病教授麦克·法兰兹布劳，以及著名历史学家谢尔顿·哈里斯，在王选的陪同下走访过金华和衢州20多名烂脚病幸存者，根据这些人对发病初期情况的陈述，他判断他们在1942年受到的是由两种不同的细菌引起的感染：鼻疽和炭疽。这两种细菌在自然界中通常存在于牛羊和马身上，会通过生病的动物传染给人，但不会在人际间传染。在浙江省的历史记录上，日军入侵前只发生过零星的动物传染人的炭疽病例。

    据马丁·弗曼斯基博士解释，炭疽病毒通过皮肤破损处侵入人体内后，会引起皮肤炭疽。入侵处会形成类似蚊子叮咬的小包，但迅速发展为黑色的溃疡，随着黑色溃疡不断扩散，皮肤组织会肿胀得厉害，变形。死亡率约为50%.

    鼻疽病毒对马致命，但染上鼻疽的马对人危害性不大。日军用此病毒来攻击国民党军队的运输工具———马、骡等牲畜。当鼻疽菌通过污染的饮水或伤口进入人体内，会在身体的任何部位形成流脓的伤口，这些脓疮会深入肌肉和骨头，让患者极为疼痛，并在数年内反复发作。

    正是在1942年，毛省甫放牛时见过日本人的飞机低低掠过村子，撒下传单和碎布，村里随后就出现了10多个烂脚病人，他自己左脚上原先因冻疮留下的小伤口，此后变成了左右脚都有的大伤口。

    但他直到几年前志愿者上门调查前，从没怀疑过这些伤口和日本人有关。刚解放时，一个医生说他得了丝虫病，没法治。1985年时，另一个医生按静脉曲张为他治疗，动手术割除他伤口处的一段动脉血管，溃烂停顿了几年后，又一发不可收拾地迅速扩张至小腿上部。结婚60多年的妻子至今仍把这些伤口归咎于他不爱干净。

    在小女儿毛丽梅的记忆里，父亲的床褥和鞋子总是血迹斑斑的，母亲有洁癖，不愿靠近，父亲就自己包扎伤口，她会帮着父亲清洗鞋子。但就这样，父亲每天长时间地泡在水田里，靠种地养活4个孩子。伤口在天热时有臭味，父亲因此多年来独自吃饭。毛丽梅从未见过父亲在孩子们面前流露出痛苦，但在15年前，父亲的好友偷偷告诉她：你爸爸说夜里疼得受不了，想用一根绳子挂在树上了断。

    肉体上的疼痛，也同样折磨着其他的烂脚老人。住在江山市新塘边镇敬老院里的姜录才，87岁，1943年开始烂脚，如今晚上每小时会疼醒一次，睡不着。衢州九华乡的魏洪福，84岁，1945年开始烂脚，他两个脚背各有一个拳头大的疮口，永远感觉疮口上像撒了辣椒，疼得火辣辣的。

    “他们丧失了诉说历史的能力”

    毛丽梅看着父亲近两年体力迅速下降，从城里搬回了父母家附近。她总想着买些没吃过的东西让父亲尝尝鲜，父亲已经到了活一年算一年的时节。毛省甫的姐姐在24年前因为烂脚病去世，毛丽梅记得这个姑姑在去世前，溃烂从脚部扩大到臀部，多年都无法平躺着睡觉。但当毛省甫被问起姐姐究竟什么时候开始烂脚的，他只说：“想不起来了。”

    王选和学生调查团队对660名老人的口述调查到2010年基本完成。此后，学生们告诉王选，他们能找到的老人越来越少，即便能找到，这些老人也因年长和毛省甫一样，很多事想不起来了。1998年前后，王选开始着手调查时，去过一个被称为“烂脚村”的村庄，当时至少有1/3以上人烂脚。隔了年再去时，村里人就告诉她来晚了，见到过的烂脚老人都过世了。现在，这660位老人里还有多少人活着，王选和学生们都不知道。

    随着老人们记忆的衰退，王选说他们如今几乎“丧失了诉说历史的能力”。甚至，有些人从未拥有过这种能力。这些疑似受害者们大部分是农民，在中国历史上本就是最沉默的一个群体。王选在调查时发现，很多人因为贫穷和缺乏教育，对历史的记忆混沌、缺乏细节、逻辑混乱，有时还因为经历过政治运动，不敢言说。纪录片导演洪子健在访谈这些老人时发现，很多人并不知道自己因为什么生病，有些人忍受了六七十年的痛苦，只认为是自己命不好。

    就在南都记者寻访受害者的时候，江山市83岁的烂脚老人刘增虎于6月29日去世。2012年12月当地的志愿者才找到他，学生调查团还没来得及为他做口述记录。在衢州市细菌战历史陈列馆新拍的纪录片内，留下了刘增虎最后的影像。这位83岁的老人坐在一栋昏暗破旧的出租屋内，裸露着腿上几乎烂透脚跟的伤口。陈列馆的工作人员说，今年5月去拍刘增虎时，他已无法开口说话了。再也无人能弄清楚他腿上的伤口何时出现，这些年，他又如何度过。

    只有被记录的历史才能成之为历史。从二战结束至今，犹太人从未停止过对德国纳粹的控诉和索赔，他们以民间之力在各地成立大屠杀纪念馆，每年举行大规模的纪念活动，支助学者研究，让全世界的人都在战后迅速了解了纳粹的血腥暴行。而中国乡间这些沉默的炭疽病疑似受害者，之前就没有能力引起外界关注，随着他们一个个的消失，这段还未清晰的历史很快就会被彻底遗忘。

    美国细菌战研究专家谢尔顿·H·哈里斯在《死亡工厂》一书中提到，除极少数日本研究细菌武器的“科学家”和高级将领在苏联的远东城市伯力受到审判外，没有一个日本细菌战的“科学家”为他们在1931～1945年间的暴行受到审判。“美国在与它的盟国英国、澳大利亚、新西兰、荷兰，可能还有中国国民党政府的共谋同意下，与这些战犯进行了一场交易……双方达成的免予追究战犯责任的协议在日本、美国和中国造成长期后果。”他指责美国当时为获得细菌武器的科研数据，放弃了对日本细菌战罪行的追究。

    沉默的个体和故意忽略罪行的政权，让这段历史极少为人所知。最近两个月，洪子健带着自己的纪录片《恒伤》、《历史血痕》、《姜春根》在美国多家大学轮流放映，有大学生无法相信这是真的，直接质问他：“是不是在替中国大陆拍反日宣传片？”

    固定志愿者平均年龄80岁

    对日军细菌战罪行的调查，最早起源于日本。上世纪80年代，日本经济起飞，主题为弥补过去的和平运动随之兴起。一些参与战争的老兵和左派政治家，公开露面忏悔日军在二战中的罪行。到1995年二战结束50周年时，村山富市以日本首相身份，向二战亚洲受害者国家进行口头道歉，推动和平运动进入高潮，日本市民自愿结成团体，赴亚洲各国和地区，进行战争受害真相调查，并开始调查日军实施细菌战引起疾病流行造成的伤害。

    1993年，日本学者发现日本防卫厅资料室所藏原日军大本营作战参谋井本熊男的作战日志中有关日军在中国战场实施细菌战的详细记载，并予以披露，日本各界人士开始组织民间调查团，到日志中记载的细菌战攻击地做实地调查。当时在日本留学的王选，老家义乌县崇山村曾遭受过日军细菌战鼠疫的灾难，村民们向日本政府提交了联合诉状，率先发起了中国细菌战受害者的对日诉讼；村民们要她联络日本民间调查细菌战的和平人士，找到后，她遂加入了日本民间的调查团，并与村民组织起细菌战调查委员会。会说义乌话的她，成为两国民间交流的桥梁。到1997年8月东京地方法院起诉时，王选成为中国湖南、浙江两省180名细菌战受害者对日索赔的诉讼团团长。

    井本日记中记载的湖南、浙江各地的鼠疫菌，以及浙江江山的霍乱菌投放，中国战时档案中有大量相关的证据资料，这两类受害者向日本提出索赔。准备诉讼的过程中，湖南常德、衢州、金华、丽水等地细菌战的幸存者和家属，组成了当地的志愿者团队，在地方上开展受害调查，协助地方史志部门整理相关的历史，筹备建立侵华日军细菌战受害者协会。炭疽在上世纪90年代末期进入王选的视野后，这些志愿者们开始广泛搜集烂脚病人的情况。

    2004年之后，宁波大学的学生志愿者组成社团加入王选的调查。王选希望他们通过广泛的访谈，来充实研究资料。但年轻人中很少有人能对这段历史有长久的兴趣，王选通常只能在一年级的新生中找到志愿者，培训一段时间后，这些学生在大二进入调查，但到了大三，几乎所有的志愿者都因要找工作或考研而退出调查。王选又要重新开始培训新生。一些专家提醒王选要注意调查的专业性，王选也按照流行病学的框架设计了调查表格，因缺乏医学、细菌学、历史学背景的专业人士的帮助，她发现学生的调查仍存在缺憾。“但他们不做，就没有其他人了。”王选说，这就是学生社团调查的无奈。

    2007年180名受害者的对日索赔结束，日本最高院法院最终驳回了受害者索赔及道歉的诉求，但未有推翻下级法院对于日军细菌战事实的确认。细菌战幸存者和家属争取成立合法社团、继续维权的努力不断受挫，随着年龄增长，活跃度也逐年降低。2010年12月的中国细菌战受害者协会筹备会衢州会议上，大家算了算，代表们的平均年龄，包括当时未满60岁的王选，高达80周岁。

    多年来，细菌战受害者协会试图成立民间组织，但一直未得到政府批准。目前，只有湖南常德的受害者协会获准成立，其他地区的协会志愿者递来的名片上，都和王选一样印着一个“筹”字。“不能成立民间组织，参加国际活动时我们都没有身份”，王选说，目前他们每年还要赴日，游走国会，参加集会，在中国和日本民间方面召开一次共同会议，推动细菌战问题的解决，在国际上的一些活动，她只能以日方社团组织的名义出面。

    中国政府对日军实施细菌战造成的受害未进行过全面的调查，内地学界这方面的研究也很少。多年来，这段历史的调查和记录仅仅依靠这些平均年龄在80岁的固定志愿者，流动性极强的大学生，以及所剩无多的高龄受害者。

    缺位的政府救助

    王选一直希望政府能对这些疑似受害者进行体制化的救助，她担任浙江省政协委员期间，提出过议案。2008年，浙江省民政厅、财政厅联合发文，提出将二战细菌战后遗症受害者的治疗费用纳入医疗救助范围。但目前，细菌战受害者最为集中的浙江省，只有衢州市柯城区人民医院建立了一个救助炭疽病受害者的试点项目。

    柯城区人民医院的救治项目建立于2009年，为32名炭疽病受害者提供免费救助，项目推动者是浙江省衢州市防疫站原站长邱明轩。邱明轩上世纪50年代进入衢州市防疫部门工作，翻阅过大量的国民政府时期的疫情记录。1990年撰写地方卫生志时，他发现在1942-1945年之间，衢州的防疫部门记录到零星的炭疽病例，但当时政府仅以“皮肤传染病”的名义进行防治宣传。1999年至2000年间，已退休的邱明轩在衢州卫生部门的支持下，对40个乡镇277个村庄进行了细菌战受害者的调查，以流行病学的方式对包括炭疽病在内的5种传染病进行排查，当时确认了200多名炭疽病死者。

    2009年，他建议在柯城区民政局任局长的女儿，提供经费，让医院为这些受害者提供免费治疗。由于发病时间太久，已经无法对伤口进行病理切片测试，邱明轩医生根据发病的时间、地点，发病初期的病症，发病时周围人的情况，以及是否可能有病毒接触史，从80多例疑似幸存者中，确诊32名病人。另外考虑到炭疽病毒在泥土里可以留存40-60年，也有研究认为可达100年，这些由医生确诊的病人发病跨度从1940年代至1970年代。魏洪福正是这32名幸运者之一。接受了近5年的免费治疗后，他的伤口缩小了2/3.

    毛省甫就没有这么幸运，女儿曾去江山地方政府寻求补助，政府答复因为他有4个儿女，不符合救助条件。一个新近成立的基金会本月向他还有部分老人赠送药物，并许诺会持续提供免费药物。但南都记者发现，得到免费药物的老人，由于缺乏医生指导，为省钱以餐巾纸代替绷带包住伤口，而这会导致伤口二次污染。

    王选认为，这些民间救助始终不如政府的救助有力。这种病无法根治，这些烂脚老人需要的不过是一些消炎的药膏药水及绷带，和医生定期监督指导，费用不多，但能有效减轻他们的肢体痛苦，给予心理安慰。她说：浙江省的GDP已经超越法国，完全有能力帮助这些老人。

    追寻历史真相，为了和平

    80多岁的邱明轩医生在过去十年内，写了三本关于细菌战的书。而他的高中同学，侵华日军细菌战衢州受害者协会会长（筹）杨大方，除了协调志愿者们去看望烂脚老人，参加王选的调查活动，还定期去学校、部队开讲座。

    这两位老人，有着中国传统知识分子身上对国家、社会和历史的强烈责任感。邱明轩身患重病正在休养，但仍然在计划下一本新书。他说，如果不是因为患病，他会非常乐意尽可能多地接待记者，去学校讲课，尽可能大声地去诉说这段历史。这几天，杨大方顶着40℃的高温，负责衢州细菌战历史陈列馆的重新装修，这是一个主要依靠民间资金建设的博物馆。他说跟着王选去日本参加诉讼时，看到日本人在靖国神社里将战犯作为英雄拜祭，他们才意识到要修建自己的纪念馆，让我们所知的历史被记住。

    他们都对战争有过痛苦的记忆。1941年，杨大方9岁时，日军在衢州散播的鼠疫菌导致父亲在5天内暴毙，奶奶和叔叔没多久都因不明原因死亡。他和母亲被隔离在郊区的小船里，连父亲的尸体都没能见到。邱明轩医生的叔叔死于鼠疫、12岁的堂姐死前脚上和身上大面积溃烂，所以他立志要做个医生。

    解放后，这两个高中同学同时参军，在20世纪50年代，杨大方开着轰炸机上过朝鲜战场。邱明轩作为炮兵参加过金门炮击。

    但如今，杨大方却说，回头看看这些往事，明白战争太残酷了。他们现在努力记录下历史的真相———当年日军侵华的罪行，那些受害者的痛苦，就是为了让年轻一代明白，在战争中，普通人，无辜的人有多么痛苦。他说：也许我们这一代，无法彻底摆脱对日本人的仇恨，但年轻一代没有见过这些，希望他们没有仇恨，希望他们明白和平的可贵。

    邱明轩上世纪90年代应邀去日本研讨细菌战问题后，才意识到战争给普通日本人也带来了巨大的伤痛，那么多年轻人离开父母妻子，为了一架战争机器，就这样死在异乡的土地上。近年，随着日本右翼政党的上台，否认日军在二战中罪行的论调又开始盛行。邱明轩说，揭穿历史真相，对日本军国主义企图复辟会是有效警示。而王选说，他们做这些，是为了告慰受害者、为后世呈现真实的苦难“为了和解”。

    毛省甫其实很难理解，这些同龄的老人为什么对他那么感兴趣。他也很难理解自己为什么会经历这么多年的痛苦。他只能和身后的老宅子一样，守在夏天的阴影里，一天天老去。

    1949年12月，苏联政府在伯力对12名被指控从事细菌战犯罪活动的日军人员进行审判。伯力审判中原731部队第4部（细菌生产）部长川岛清和分部长柄泽十三夫供述：1942年中，他曾奉令准备了130公斤的副伤寒菌和炭疽菌，为731部队南下远征使用。此次731部队南下远征参加的是浙赣战役，使用了除鼠疫、炭疽、霍乱、伤寒以外至少6种细菌。———摘自《见证历史》，侵华日军细菌战中国受害诉讼原告团团长王选

    烂腿村的故事非常重要，因为它最终证实日本确实针对中国军队和平民，有意撒播生物剂作为武器。它还表明，这种撒播不是简单的控制范围内的“田野实验”，还是一种以一个省的人口为目标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攻击。事实上，“烂腿村”说明这种攻击是成功了，造成了成千上万严重的病例，也引起了成千甚至万人的死亡。———摘自《侵华日军浙赣细菌战炭疽、鼻疽攻击受害地调查报告》，美国医学历史学家、微生物学家、病理学家马丁·弗曼斯基博士

    南都记者王骞发自浙江

    链接

    日军对中国

    实施的细菌战（部分）

    宁波细菌战

    1940年10月27日，日军在宁波撒染有鼠疫杆菌的跳蚤、麦粒、面粉。2日后，中山东路以南，开明巷以东，太平巷以西的5000平方米地区内暴发鼠疫，市民死亡有姓名可查者106人。为彻底消灭疫源，137间住房被付之一炬。

    衢县细菌战

    因衢县机场战略地位重要，石井四郎的部队在1940年10月和1942年4- 8月，先后进行了两次大规模的细菌战。日军播撒了鼠疫、霍乱、伤寒、副伤寒、痢疾、炭疽等细菌。导致衢州各县从1940至1948年中累计发病约30万人，病死约5万人。

    湖南常德细菌战

    1941年11月4日早晨，日军在空袭常德后，又在常德城北30公里处的石公桥镇撒播了鼠疫跳蚤。1941年11月11日至1942年1月13日，常德第一次流行鼠疫。总共发病31例，另有说法是34人发病，其中29人死亡。

    吉林细菌战

    1940年，石井部队在新京（今长春）、农安等地散播鼠疫菌，致使新京一带鼠疫流行。日本731部队溃逃后，人为制造鼠疫流传，造成东北第三次鼠疫大流行。波及吉林17个县市。

    除去这些地点，在1937年到1945年间，日军还在云南、山东、内蒙古、黑龙江、江西、广东、北京等地实施过细菌战。

    整理：南都记者王骞（据金成民《日本军细菌战》）

    本版摄影：南都记者孙俊彬

　1942年4月18日美军实施突击东京行动，日军为了避免浙江的机场成为美国空军可以利用对其本土和占领区实施打击的后备基地，发动了浙赣战役。此次战役破坏了浙江包括江西北部地区的所有机场、铁路、公路。更为严重的是，日军撤退时在田间、水井、河流中播洒了细菌，甚至还故意留下了带有细菌的食品。60多年后，在这个区域，目前已知的还有200多位被炭疽、鼻疽细菌感染的幸存者健在，这些老人一辈子都在忍受病痛的折磨，拖着溃烂的身体痛苦生活。2005年7月5日，《钱江晚报》的记者来到金华，寻访了三位在1942年因炭疽细菌感染导致腿部溃烂的老人。

　　张松贤老人出生于1927年，浙江金华人。1942年，日军来到金华烧，杀，抢，掠，许多村民被迫背井离乡，张松贤全家躲到离家20里外的山上，3个月后才下山。在一次干农活中，老人的腿被刮了一下，从此起疱变肿，接着肿处开始溃烂，一烂就是60多年，也痛了60多年。先后住过6次医院，植了4次皮，但一直无法根治。

　　

　　金华市“烂腿村”，日军细菌战受害者78岁张松贤左腿溃烂，痛苦不已。

　　何福馨老人，86岁，1942年刚好23岁。日军撤退后的一个月内，一家7口人有6人先后烂腿——刚开始腿上起疱，不痛有点痒，并开始发烧，肿胀、发黑，没几天就烂开了，伤口及四周结起黑痂。老人的爷爷、奶奶、爸爸、妈妈、姑姑先后都烂死了，7口人只有2人活了下来，村子里当时大约有80来个烂腿的，现在活着的只有他一个人了。60多年来，家里医药费花了数万元，但这双烂腿从来没有好过。

　　

　　老人的伤口居然是用旧报纸和粽叶包着，“他已经不知道痛了，”儿子何海松说，“包一包，是免得脓水弄到裤子上。”

　　

　　我们走的时候，老人挥手向我们告别，看着他脸上无奈的笑容，我们不知道，当我们下次再来时，如此身体状况、已经86岁的老人是否还健在。

　　江洪彩老人，那时候我大概十八九岁（1942年）吧，日本人来了，隔壁四个村子都被烧光了，我们被抓去干活，我记得是挖沟，把马路挖掉什么的。日本人有时给饭吃有时不给，给的时候要我们用手接着，还时常被鞭打。后来脚上起了一个疱，脚就开始发黑、烂了。家里面，包括住在邻村的姐夫一共有4个人烂脚的。后来他们都死啦。我30多岁时曾在金华治好过一次，皮肤全好了，但过了六七年，一次上山干活时不小心皮破了，就又开始烂了。这烂脚每天都痛，白天有人说话还好一点，晚上一个人就更痛了。唉，我这一生都苦在这脚上了。

　　

　　从精神上来看，江洪彩是三个人中最好的一位。但他的孩子们说，老人去年还在种菜呢，还自己挑菜到街上去卖！但今年已经不能再干活了。

　　·新闻链接·

　　1949年12月，原苏联政府在伯力对12名被指控从事细菌战犯罪活动的原日军人员进行审判。伯力审判中原731部队第4部（细菌生产）部长川岛清和分部长柄泽十三夫供述：1942年中，他曾奉令准备了130公斤的副伤寒菌和炭疽菌，为731部队南下远征使用。此次731部队南下远征参加的是浙赣战役，使用了除鼠疫、炭疽、霍乱、伤寒以外至少6种细菌。

　　——摘自《见证历史》，侵华日军细菌战中国受害诉讼原告团团长王选

　　烂腿村的故事非常重要，因为它最终证实日本确实针对中国军队和平民，有意撒播生物剂作为武器。它还表明，这种撒播不是简单的控制范围内的“田野实验”，还是一种以一个省的人口为目标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攻击。事实上，“烂腿村”说明这种攻击是成功了，造成了成千上万严重的病例，也引起了成千甚至万人的死亡。

　　——摘自《侵华日军浙赣细菌战炭疽、鼻疽攻击受害地调查报告》，美国医学历史学家、微生物学家、病理学家马丁·弗曼斯基博士

　　据调查，在浙南、赣北一带，像文中三位那样还健在的、具有明显细菌战症状的受害者尚有150余人，请知情者向我提供其他受害者的信息，我的电话是13858058501。

　　——《泣血控诉——侵华日军细菌战炭疽、鼻疽受害幸存者实录》作者李晓方

　　钱江晚报记者蒋梦桦摄影钱江晚报记者王颖
新华网济南6月13日电(记者董学清)在沂蒙革命老区，一个叫崔维志的人在研究地方革命战争史过程中，无意间发现了反映侵华日军实施鲁西细菌战的线索。他怀着强烈的历史使命感，进行了艰苦细致的调查，历时10余年，终于揭开了一个尘封近60年的黑幕：

　　1943年，侵华日军在鲁西制造了一次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细菌战，屠杀中国平民数十万人。

　　所谓“鲁西”，源自日军发动这次细菌战的代号“十八秋鲁西作战”，包括当时的冀鲁豫抗日根据地第一、第四地区和冀南抗日根据地全部。按今天的地域对应，涉及山东、河南、河北、北京、天津5个省市。

　　 这是崔维志、唐秀娥夫妇主编的《鲁西细菌战大屠杀揭秘》一书（6月10日摄）。新华社记者吴增祥摄

　　在纪念中国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的日子里，记者在沂蒙山区采访了鲁西细菌战历史的发掘者和研究者崔维志。

　　一个偶然发现牵出大黑幕

　　现任山东省临沂市党史委主任的崔维志生于1954年，工作后一直利用业余时间研究中国地方革命战争史。1993年6月，崔维志和妻子唐秀娥背着简单的行李，到各地档案馆查资料。一天，他们来到位于南京的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在一部尘封已久的南京国民政府档案里，他们看到了这样的记录：“民国三十二年(1943年)，山东卫河流域曾发生一次大规模的霍乱，国人死亡甚重。”

　　对抗日战争历史颇有研究的崔维志看到这简单的记录，敏感地意识到其中可能隐藏着一个不可告人的黑幕：20世纪40年代初期，日军大量屠杀我抗日军民，1941年和1942年分别在湖南常德和浙江义乌实施了细菌战。1943年在卫河流域发生的这场霍乱，是不是日军实施的另一场细菌战呢？

　　此后3年间，崔维志先后到济南、聊城等地的档案馆查档，均没查到有关鲁西细菌战的蛛丝马迹。随后，他又赴北京、南京、上海等地，遍访曾在山东战斗过的老前辈。可所有的老首长都摇头表示，不知道鲁西细菌战这回事。在北京的中央档案馆里，经过半个多月的查阅，崔维志获得重大发现。在由抚顺日本战俘管理所转到这家档案馆的日军战俘1953年至1955年交代材料中，有一批关于鲁西细菌战的口供、笔供和检举材料，这次细菌战的策划、准备、实施情况和战后日军秘密调查统计的中国平民死亡数字全都包括在内。至此，鲁西细菌战的真相浮出水面。后来，崔维志又查阅到一批相关史料。根据日军战俘的交代，鲁西细菌战中仅24个县平民死亡人数就达42．75万人。

　　崔维志没有就此止步，为验证这些材料的真实性，他数十次深入到鲁西和冀南受害区进行民间调查取证，先后走访了400余名知情者。受害人血泪斑斑的控诉，进一步印证了这些史料的确凿。

　　2003年7月，崔维志的《鲁西细菌战大揭秘》一书出版，向世人披露了侵华日军实施鲁西细菌战屠杀中国平民42．75万人的历史。这一发现，引起了世人的震惊。中国社科院章伯锋教授说，鲁西细菌战是历史上被隐瞒的篇章，崔维志是这段历史研究的拓荒者。

　　鲁西细菌战真相

　　鲁西细菌战是日军精心准备、周密策划的一个大阴谋。日军战俘林茂美交代了“十八秋鲁西作战”的实施详情。他交代说，此次作战由华北方面军司令冈村宁次和日军细菌战最高权威石井四郎亲自指挥。实施作战的是十二军第五十九师团，由师团长细川忠康具体部署。

　　1943年8月21日，石井四郎在华北方面军司令部召开的会议上，作了关于“华北防疫强化对策”的报告。石井四郎在报告中说，因北京、山东、河北、河南等地发生了虎列拉(霍乱)，应禁止在上述区域乘车、乘船，这些地区的果物蔬菜也禁止外运。崔维志认为，这份报告使用的是隐词，发生虎列拉就是实施鲁西细菌战，禁止通行的区域即是实施鲁西细菌战可能蔓延的区域。此份报告实际上是实施鲁西细菌战的动员令。

　　林茂美供述：“第59师团防疫给水班，于1943年8月至9月间，在山东省馆陶、南馆陶、临清等地散布过一次霍乱菌。当时散布在卫河，再把河堤决开，使水流入各地，以便迅速蔓延。……细菌是我交给第44大队军医中尉柿添忍，再派人散布的。”

　　日军战俘菊池义邦在题为《我参加了最为野蛮的细菌战》的笔供中交代：“我作为第111大队机关枪分队长参加了此次行动，帮助日本帝国主义军队实施了最为野蛮的细菌战，现承认这一罪行，并表示认罪。”

　　细菌战实施后的情景也有史料记载。据《中共冀鲁豫边区党史资料选编》记载：“鲁西北……出现了大面积的灾荒，冠县、堂邑公路两侧、马颊河两岸约1500公里的土地上，形成了涉及莘县、冠县、聊城、堂邑4个县10余个区1000多个村庄的40万人口死亡的‘无人区’。”“军民们遇到了难以言状的困难……农村甚至出现了人吃人的惨景和‘早死有人埋、晚死无人抬’的现象。”

　　据日军战俘交代，通过陆地撒播和决卫河大堤，从1943年8月下旬至10月下旬，鲁西冀南24个县共有42．75万以上的中国无辜平民被霍乱杀害，日军制造了人类细菌战历史上最大的惨案。而这仅仅是部分受害区域的统计数字。

　　细菌战实施者交代犯罪事实

　　崔维志说，日军实施细菌战，违背国际公约和人道主义。因此，从一开始，日军就千方百计进行掩盖：部队一律称代号，违者“严惩不贷”；细菌制造、作战活动均打着卫生防疫的幌子，作战计划、命令和汇报统统使用“隐词”、反语；对配合执行作战的海陆空军官兵也严加保密，除少数高层人员外，其余官兵包括具体操作人员均不知自己所为。

　　日军战败后，山东细菌战部队在日军大本营的关照下，销毁杀人器具、罪证，携带相关资料率先潜回日本本土。1945年8月15日，具体实施鲁西细菌战的日军第五十九师团在朝鲜(专题，图库)向苏联红军投降。实施鲁西细菌战时任关东军七三一部队军医部部长的川岛清在苏联伯力审判中，交代了这一罪行。1953年至1955年，在我国关押的参与鲁西细菌战的一些日军上层分子和具体实施者也陆续交代了他们的罪行。

　　
崇山村受害老人向人们讲述当年的鼠疫大劫难。新华社发

　　现任山东省临沂市党史委主任的崔维志生于1954年，工作后一直利用业余时间研究中国地方革命战争史。

　　1993年6月，崔维志和妻子唐秀娥背着简单的行李，到各地档案馆查资料。一天，他们来到位于南京的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在一部尘封已久的南京国民政府档案里，他们看到了这样的记录：“民国三十二年（1943年），山东卫河流域曾发生一次大规模的霍乱，国人死亡甚重。”

　　意识到有隐藏黑幕

　　对抗日战争历史颇有研究的崔维志看到这简单的记录，敏感地意识到其中可能隐藏着一个不可告人的黑幕：20世纪40年代初期，日军大量屠杀我抗日军民，1941年和1942年分别在湖南常德和浙江义乌实施了细菌战。1943年在卫河流域发生的这场霍乱，是不是日军实施的另一场细菌战呢？

　　重大发现：各地询查找到史料

　
　　
　　

我是夏雯静

　此后3年间，崔维志先后到济南、聊城等地的档案馆查档，均没查到有关鲁西细菌战的蛛丝马迹。

　　随后，在北京的中央档案馆里，经过半个多月的查阅，崔维志获得重大发现。在由抚顺日本战俘管理所转到这家档案馆的日军战俘1953年至1955年交代材料中，有一批关于鲁西细菌战的口供、笔供和检举材料，这次细菌战的策划、准备、实施情况和战后日军秘密调查统计的中国平民死亡数字全都包括在内。至此，鲁西细菌战的真相浮出水面。

　　深入受害区取证

　　崔维志没有就此止步，为验证这些材料的真实性，他数十次深入到鲁西和冀南受害区进行民间调查取证，先后走访了400余名知情者。受害人血泪斑斑的控诉，进一步印证了这些史料的确凿。

　　出书披露屠杀历史

　　2003年7月，崔维志的《鲁西细菌战大揭秘》一书出版，向世人披露了侵华日军实施鲁西细菌战屠杀中国平民42．75万人的历史。这一发现，引起了世人的震惊。中国社科院章伯锋教授说，鲁西细菌战是历史上被隐瞒的篇章，崔维志是这段历史研究的拓荒者。

　　细菌战真相：日军战俘交代详情

　　鲁西细菌战是日军精心准备、周密策划的一个大阴谋。日军战俘林茂美交代了“十八秋鲁西作战”的实施详情。他交代说，此次作战由华北方面军司令冈村宁次和日军细菌战最高权威石井四郎亲自指挥。实施作战的是12军第59师团，由师团长细川忠康具体部署。

　　石井四郎发布动员令

　　1943年8月21日，石井四郎在华北方面军司令部召开的会议上，作了关于“华北防疫强化对策”的报告。石井四郎在报告中说，因北京、山东、河北、河南等地发生了虎列拉（霍乱），应禁止在上述区域乘车、乘船，这些地区的果物蔬菜也禁止外运。

　　崔维志认为，这份报告使用的是隐词，发生虎列拉就是实施鲁西细菌战，禁止通行的区域即是实施鲁西细菌战可能蔓延的区域。此份报告实际上是实施鲁西细菌战的动员令。

　　病菌由河水携带散布

　　林茂美供述：“第59师团防疫给水班，于1943年8月至9月间，在馆陶、南馆陶、临清等地散布过一次霍乱菌。当时散布在卫河，再把河堤决开，使水流入各地，以便迅速蔓延。……细菌是我交给第44大队军医中尉柿添忍，再派人散布的。”

　　日军战俘菊池义邦在题为《我参加了最为野蛮的细菌战》的笔供中交代：“我作为第111大队机关枪分队长参加了此次行动，帮助日本帝国主义军队实施了最为野蛮的细菌战，现承认这一罪行，并表示认罪。”

　　40多万平民被害

　　细菌战实施后的情景也有史料记载。据《中共冀鲁豫边区党史资料选编》记载：“鲁西北……出现了大面积的灾荒，冠县、堂邑公路两侧、马颊河两岸约1500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形成了涉及莘县、冠县、聊城、堂邑4个县10余个区1000多个村庄的40万人口死亡的‘无人区’。”“军民们遇到了难以言状的困难……农村甚至出现了人吃人的惨景和‘早死有人埋、晚死无人抬’的现象。”

　　据日军战俘交代，通过陆地撒播和决卫河大堤，从1943年8月下旬至10月下旬，鲁西冀南24个县共有42．75万以上的中国无辜平民被霍乱杀害，日军制造了人类细菌战历史上最大的惨案。而这仅仅是部分受害区域的统计数字。

　　战后揭秘：用“隐词”严加保密

　　崔维志说，日军实施细菌战，违背国际公约和人道主义。因此，从一开始，日军就千方百计进行掩盖：部队一律称代号，违者“严惩不贷”；细菌制造、作战活动均打着卫生防疫的幌子，作战计划、命令和汇报统统使用“隐词”、反语；对配合执行作战的海陆空军官兵也严加保密，除少数高层人员外，其余官兵包括具体操作人员均不知自己所为。

　　细菌战罪证被带回日本

　　日军战败后，山东细菌战部队在日军大本营的关照下，销毁杀人器具、罪证，携带相关资料率先潜回日本本土。实施鲁西细菌战时任关东军七三一部队军医部部长的川岛清在苏联伯力审判中，交代了这一罪行。新华社记者董学清

　　内阁高官否认存在随军“慰安妇”

　　日本政府忙澄清致歉

　　内阁高官否认存在随军“慰安妇”的言论一出，日本国内提倡正确历史观的有识之士以及亚洲近邻纷纷谴责。日本内阁官房长官细田博之13日再次出面，重申“慰安妇”问题的确存在，并就否认“慰安妇”的言论致歉。

　　11日在静冈县一次会议上谈到历史教科书问题时，日本文部科学大臣中山成彬声言：“日本在当时根本就没有‘随军慰安妇’这个词。没有的东西出现在教科书中是错误的。将错误的东西从教科书中删除是件好事，应该给予肯定。”

　　此言一出，亚洲一些国家政府和舆论纷纷予以谴责。

　　日本共同社报道说，细田博之13日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慰安妇’是日本的一种委婉用语，用来形容在二战期间被强迫充当日本军队性奴的人。”

　　“我们承认这种被称为‘慰安妇’的问题玷污了许多妇女的贞节和尊严，并为此表达过歉意和悔恨，”细田博之说。“我们一再为此表达歉意和悔恨，这一点没有改变。”

　　“问题不在词语上，而是她们的确存在，”细田博之补充道。“政府的立场没有改变。”孙浩（新华社供本报特稿）

　　历史罪恶：“慰安妇”制度是历史事实

　　针对日本文部科学大臣中山成彬否认“慰安妇”的言论，中国历史学者指出，“慰安妇”制度是无可争辩的历史事实，日本否认“慰安妇”存在的目的在于为侵略战争翻案，中国和所有受过日本侵略的国家必须对此保持警惕。

　　40万妇女被逼为性奴隶

　　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主任、中国“慰安妇”问题研究中心主任苏智良介绍，“慰安妇”制度，是二战期间日本政府强迫各国妇女充当日军性奴隶的制度，是日本政府和军部直接策划、各地日军具体执行实施的有组织行为。在这一制度下，全世界至少有40万妇女被日军强逼为性奴隶，受害者涉及中国（包括香港、台湾地区）、朝鲜半岛、东南亚各地、日本和少量在亚洲的白人妇女。

　　中国不少于1万个“慰安所”

　　“在日本侵略战争中，中国‘慰安妇’人数最多，地域最广，受难最深。”苏智良在他的著作《“慰安妇”研究》中，揭露了日本“慰安妇”制度给中国人民带来的灾难。日本侵略中国时，中国至少有20万妇女被逼充当过“慰安妇”，其中大部分被日军凌虐至死。上海是“慰安妇”制度的发源地和最大受害地，日本在上海设立的“慰安所”现已发现的就超过140个。日军在中国的20多个省市设立的“慰安所”不少于1万个。新华社记者李宣良

　　血泪控述：一个“慰安妇”的遭遇

　　不久前，记者在三亚市保亭县的乡村里寻访到了曾经被日军强掳为“慰安妇”的林亚金。81岁的林亚金无儿无女，寄居在亲戚家里。

　　被鬼子抓住强奸

　　林亚金所在的村庄靠近日军的兵工厂，周围有两个日军据点。

　　老人回忆说：“1943年10月的一天上午，我们4个要好的姐妹在田里割稻子，突然来了几个鬼子把我们带到崖县境内一个叫什漏的村子。4个人被分别关在4间茅草屋里。”没想到当天晚上她就被强奸了。

　　被带到据点做慰安妇

　　“日本人白天晚上都来，不分昼夜。少则一天三四个，多则一天八九个。他们一般都是先打我一顿耳光，然后开始强奸，就连月经期也不放过。”

　　一年多后走出魔窟

　　1945年6月，林亚金全身浮肿，皮肤变黄，下身发出浓烈的臭味。对她失去了兴趣的日本人让她出去治病。据新华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