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和毒药》：赤裸裸的工具理性

我是夏雯静

这是一部久闻的片子，一直没有找到，朋友拿给我时，如获至宝，看罢只感慨名不虚传。

之前看熊井启的《望乡》，虽然讲述了时代的冰冷残酷，但片子的质感仍是温的，因为主人公崎子而带有人性的温度。《海和毒药》则冷酷到底，风格也不像《望乡》那般传统，原来熊井启也有现代派的一面。







影片改编自远藤周作的小说，故事原型来自历史事实，日本战败前夕，九州帝国大学的医学部对被俘的美军飞行员实施了活体解剖实验，日本投降后的战犯审判中，参与该暴行的医学教授、学生和护士被起诉。影片的高明之处在于，最令人震惊的暴行只占据了全部叙事的一小部分，之前漫长的铺垫让人看到了整个日本社会在近代化浪潮中的畸形发展，战争和暴行并非某些个人的疯狂之举，而是长期以来工具理性无止境蔓延的必然后果。





马克斯·韦伯将合理性分为两种，即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前者坚信某种无条件的价值，重视动机的纯正和手段的合法，无论结果如何；后者是则重视功利效用胜过精神层面的价值，只求效果最大化。当工具理性发展到极端，手段本身变成了目的，行动者/人沦为工具。



“为了科学和进步”



影片采取倒叙闪回的结构，从美军军官审问九州大学的相关战犯开始，主人公胜吕是一个懦弱、顺从但尚存一丝人道主义情感的悲剧人物。他的段落是最长的，通过他的回忆，影片展现了战时无限压抑又无从脱逃的时代氛围。

审讯伊始，美军军官将被残忍解剖的飞行员照片拿给胜吕看，一张张笑脸提醒着他，这些被当作实验品处置的个体曾经是活生生的生命，这原本是不假思索便能够理解的事实，但在超国家主义盛行的战时，人被视为物品不足为奇。早在飞行员被带到九州大学之前，医学院里已然是这样了。





福柯曾经指出医院作为权力体制一部分的工具性和非人化，本片讲述的是战争时期的故事，尽管战场和军队没有出现（只出现了几名押送俘虏的日本军人），但作者鲜明地将医院与军队置于同一被告席，两者之间的雷同性是惊人的。如果说战争是日本社会畸形发展的顶端，那么寄生于畸形社会体制之下的医院就是战争的帮凶。





在胜吕的回忆中，医院是冰冷的、容不得同情心的地方，他和同学户田师从老资格的桥本教授，和其他人一样，胜吕满心想的都是如何通过专业技术出人头地。现代以来进步主义思潮一浪高过一浪，在日本的变体便是“立世出身主义”，这一潮流主导整个民族，且没有足够强大的对立思潮来遏制它，为了追求所谓的“进步”，不择手段是被默许的，从个体到国家都是如此。当时的军队是可以让人们迅速实现地位上升，胜吕的志向便是早日完成学业，考入军队做军医，服役短，待遇好，有前途。





尽管有自己的算盘，胜吕仍然怀有最基本的人道主义情感，这让他与完全犬儒主义的户田区别开来。当户田问他为何执著于一位贫苦的老婆婆，尽心尽力要把她治好，胜吕回答：“这是我的第一个病人”。此时天真的他仍相信，追求技术进步与拯救生命是同一的，户田比他更早地看穿了真相：“你这种怜悯之心，不管在社会上还是在医学界，不会带来任何好处。现在是全员赴死的时代。即使不死在医院里，也会死在空袭中。你可怜老婆婆一个人有什么用呢？”户田的话将医院的机械冷酷与战争时代联系在一起，片中的医院是整个社会的缩影，人的尊严和价值在这里找不到位置。





当胜吕闻知教授计划将治愈希望极微的老妇人当作实验对象时，他感到无比痛苦和迷惘。而户田完全被工具理性同化，他振振有辞地向胜吕解释：“老婆婆病重早晚会死，如果让她回家也可能死于空袭，倒不如用她帮我们实现科学的进步。”如此一番貌似冷静的价值测算，让胜吕无从反驳，当他看到老婆婆慈祥而信赖的眼神，又无法面对。处于煎熬中的他只能望海排解郁闷，而本性的懦弱和从众心理使他无法作出真正的反抗之举。





片中的医院等级森严，论资排辈，教授之间争权夺势，明争暗斗，不惜拿病人的生命来冒险。视觉空间一味是冷色的，手术台上方的无影灯格外刺眼，在这里人要么是机器，要么是实验品，一方主动放弃了人性，另一方被强行剥夺了人性。桥本教授为了争功，在时机尚未成熟时就对一名女性患者进行复杂的手术，这场戏极为血腥，甚至胜过了后面解剖美国战俘的戏。镜头依次呈现奇形怪状的手术器械，只凭视觉便会感受到那种极度冰冷的质感。桥本教授熟练地指挥重任切开女患者的身体进行操作，当手术失败时，血液汹涌地蔓延在手术台和地板上，被清洗的水冲走。与此同时，患者的家属尚蒙在鼓里，祈祷死者的平安。





为了掩盖医疗事故的丑闻，户田和胜吕等人不得不遵照教授的吩咐，谎称死者手术顺利，用医院的制度作挡箭牌，阻止家属近距离探望死者，又炮制了患者死于手术后并发症的“事实”。望着家属写满期盼的面孔，强自镇定地说谎，连犬儒主义者户田都无法坦然。本应为社会培养精英的大学，就是这样塑造他们的。目睹了这一幕的胜吕，对于原本追求的“进步”产生了怀疑，但这还不足以促使他下决心脱离冷酷的环境。









战争的讯息通过患者们的身份传达出来，病房的玻璃上贴满了防止轰炸爆裂的米字封条，这名不幸死于手术台上的女子是军官的家眷，病房里摆着丈夫身穿军装的照片和军舰的图片（注意，是太平洋上的海军，而不是在中国的陆军，海军家庭代表社会中上层），期盼丈夫早日归来，看到健健康康的自己；而受胜吕照料的老婆婆，她唯一的儿子在满洲服役（本片中的陆军家庭代表社会的下层），也梦想着病情缓解能再见儿子一面。胜吕深知老婆婆将死于明知不可能成功的试验性手术，却无法一时相告，当病友们请他为老婆婆的儿子题字，笔仿佛有千斤重。在人们寄给前方战士的国旗上，在那巨大的红日旁，胜吕写下了昧着良心的谎言，“必胜”二字格外讽刺。两位医院体制的牺牲者都与前方作战的士兵有关联，影片暗示了在军国主义的体制下，为国家出生入死的军人早已经被出卖，他们的家人得不到社会的庇护，和他们一样，都是体制的工具。













医院频频遭到空袭，人们四散奔逃，从胜吕与户田的谈话中，能够感觉到弥漫在整个社会的绝望情绪，在死亡面前，人们越发麻木，如同行尸走肉一般活着。偶尔，户田也会有关于人性和生命的迷惑，但他为了麻醉自己，立刻将注意力集中到眼下最切近的事物上。“现在无论做什么都是一样的下场。这是一个全员赴死的时代。”这个时代的恐怖，不仅仅在于户田们对他人生命的冷漠，而是他们对于自身也完全放弃。





老婆婆没能坚持到手术，便在空袭中死去了，她的死带走了胜吕唯一的牵挂。当胜吕目睹白色的棺材被抬出医院，他自认为已经完全斩断了户田警告过的不该坚守的怜悯之心。因此他随波逐流地同意了参加“特别实验”——这是教授们为了挽回医疗事故造成的声誉受损，与军方达成的协议。有了军方的支持，桥本、柴田等教授可以稳坐医院的领导交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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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解释用战俘进行活体试验时，桥本教授的剖析貌似客观理性：“无差别投弹在国际法中属于犯罪，这些战俘本来就应当被处死，用他们来做试验反而让他们的死亡有了意义，将来也不用担心追究。”他的说法恰恰忽视了一点，对方是和医生们一样的人，被军法处死和被当作实验品，两者的本质区别是，前者仍然具有人类的身份，而后者被剥夺了作为人的资格，和小白鼠毫无区别。军人开枪执行死刑，和医生违背拯救生命的职业信条解剖活人，虽然结果都是死亡，但道德层面上是截然的不同的。荒谬的是，完全被工具理性主导的医生们竟然声称这些战俘的死亡可以换来医学的“进步”，从而拯救更多值得被拯救的人，人的价值用无感情的数字来衡量。而上级医生们跃跃欲试的神情，彰显着他们对科学的狂热、对事业的执著，好像为此付出一切代价都是理所当然。







失落的人性



在胜吕的回忆之后插入的是护士上田的供述，在等级制度森严的医院里，她和手术刀一样，无非是上级医生的一个工具。用她的话说，医生和看护妇仿佛属于不同的世界，尽管日日朝夕相处，却没有任何人际情感上的交流。正是全社会坚不可摧的等级制，促使人们对打着“进步”旗号的“阶层爬升”病态般热衷。处于底层的上田，没有丈夫也失去了孩子，过着全然孤独的生活。对于世界的冷漠，她已然习惯，在医院里，医生要求她给病人打吗啡，她便毫不犹豫地照做，做好“份内事”是战争时期国家提倡的美德。偶尔她也会受到触动，如桥本医生的德国太太希尔达带孩子来到医院（当时很多日本医生留学德国，能娶外国太太的人虽不多，亦属正常），看到上田给病人滥用药物而严厉地斥责她（其实是医生的要求），上田被训斥得无地自容，但同时她又嫉妒对方享有超然的身份——西方人／上等人，拥有更多的自由；上田自己为了在医院体制中生存下去，必须无视良心。这种不平等导致的怨愤因希尔达制止上田接近她的混血女儿而加剧了，上田非但听不进希尔达的指责和劝告，反而要用行动来参与希尔达丈夫的非人行径（桥本医生解剖战俘始终瞒着妻子），是一种恶作剧式的报复，自愿充当非人性的工具。











上田和希尔达的关系透露了日本发动战争的深层次背景，底层与上层、东方与西方之间等级制度的张力，当日本仰慕西方并感到自卑时，它实际认同了国际的等级秩序，正如维持国内的上下等级秩序一样，这个新兴的工业国家一方面要实现自身地位的跃升，另一方面要将其他贫弱的国家踩在脚下，并视之为自然法则一般的规律。自始至终，等级思维本身并没有被质疑。







堕入虚无



渡边谦扮演的户田是本片中个性最为复杂的人物，很少看到年轻时的渡边，他在本片中的表演令人略感陌生，不是不出色，而是与他今日给人的印象大相径庭。

他表面上非常冷酷，能够迅速适应环境，随波逐流，在解剖战俘时没有像胜吕一样临阵脱逃，忠实地执行上司的命令。但即使这样的他，偶尔也会有良心的困扰，在看到浅野医生和颜悦色与即将被残忍杀死的战俘用英语闲话家常时，他眼中流露出厌恶的神色。





麻醉战俘的戏里，被骗上手术台的战俘发现情形不对，奋力挣扎，医生护士齐齐压上按住直到他昏迷过去，这场戏可谓触目惊心。胜吕躲在一边不忍目视，而户田是率先为用麻醉剂堵住战俘口鼻的人，这就是两人之间的区别，但影片并没有强调户田比胜吕更残酷或更卑鄙，因为两人行为的结果是一样的。











比起战俘的惨状，最让两人不堪忍受的，是开着玩笑观摩手术的日本军人，他们的嬉笑不恭与医生的一丝不苟构成了对比，当然这并非肯定后者的行为和态度。如果说医生是被工具理性掌控的机器人，本片中的军人便是疯狂的非理性化身，极端到扭曲程度的理性与野兽般的非理性通过战争的历史契机遭逢并合流了。军人甚至要求用从战俘身上取下的肝脏来下酒，这场食人的“飨宴”构图酷似最后的晚餐，之前想不到熊井启也有如此凛冽的笔法。









浅野医生命令户田将肝脏拿给军人们，连户田也无法忍受这样的行径，把盛肝脏的盘子扔下，愤然离去。然而，当柴田医生许下让户田留校的承诺，并责备胜吕的临阵脱逃，户田权衡之下，仍捧着肝脏奉给军官们。转身出门，户田亦扪心自问：“我的良心何在？”他的结论是，不止是他，当下人人如此。经过了之前层层铺垫，日本社会的畸形状况已经展露无遗，在军人家眷和老婆婆的死亡之后，再看解剖战俘的行径，只有残忍程度之差，而没有本质之别。





影片结尾是胜吕和户田的最后一次谈话，片中两人有过多次交锋，分别代表了战时普通日本人的两个侧面，胜吕认为“我们理所应当受到惩罚”，户田比他看得更为透彻：“只是世间的惩罚吗？如果只有世间的惩罚，那什么也改变不了。无论是我还是你，活在这个时代，活在这个时代的医学院，就只能如此。如果惩罚我们的人处到同一位置上，会发生什么呢？”胜吕无奈地凝望大海，“我们什么时候才能从中摆脱出来呢？”









关于处在同一位置会怎样，犹太政治学者汉娜·阿伦特曾经专门论述过这个危险的命题，在此且不表。本片某种程度上，的确将美军的审判视为不彻底的，审判的环境将个体囚禁在牢笼中，正如主人公的人生境遇，监狱和医院、军队一样也是体制的组成部分。最终，这场审判的犯人因为美国的政治考量，在关押数年后释放，应了户田所说，“世间的审判也不过如此。”









关于这个难解的问题，影片没有给出明确的答案，故事终结于大海的波涛。海洋的意象在本片中频频出现，似乎是以自然的力量质问现代人类社会的工具性，又像是怂恿人们遁逃到自然的世界寻求解脱，想起远藤周作曾写下的话：“人既然已如此凄惨，主啊，海为何却依然碧绿？”









（远藤周作童年在中国大连度过，是在“殖民地”成长的日本人，回国后皈依天主教，宗教精神支撑着他的写作）

楼台烟雨

又逢甲午旧事年，金乌海上起波澜。铁马金戈挥指处，不破东倭气难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