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家庄集中营：人进鬼出的阎王殿

夏雯静

在石家庄万人坑遗址发掘的战俘劳工遗骨。(何天义提供)

新闻背景： 石家庄（原称石门）集中营，始建于1939年8月，从1939年成立至1945年结束间共分三个时期，分别称为俘虏收容所、劳工教习所、劳工训练所。遗址位于石家庄车站东南方，现今的桥东区平安公园、环宇电视机厂一带，总占地277亩，其中200亩是集中营的农园和工场占地。石家庄集中营是日军对被抓被捕被俘中国抗日军民进行奴化教育、策反利用、奴役使用、输送劳工的大本营，也是血腥镇压中国抗日军民的人间地狱。

据河北省社会科学院抗日战争研究中心特邀研究员何天义介绍，在1939年以前，驻石日军的军、警、宪、特各部门所抓的抗日军民都关押在本部门的小监狱里，随捕随审，就地利用。1939年8月，日军第一一0师团（代号鹭字3906部队）从保定迁往石家庄后，在南兵营成立了战俘劳工集中营，该集中营起先属于第一一0师团司令部和华北方面军参谋二课的日特组织“北平六条公馆”领导，后期又由伪华北劳工协会直接参与管理。侵华日军把在冀中、冀南、冀西、太行各地（包括河南洛阳）作战、扫荡时抓捕的抗日军民都送往这里，军、警、宪、特逮捕的人员审讯结束后大部分也送往这里。

从1939年至1945年6年间，石家庄集中营以及与之相配合的军、警、宪、特等小监狱和“华北劳工协会石门办事处”先后抓捕关押抗日军民和无辜群众约5万人，其中约2万人被折磨而死，约3万多人被送往华北、东北和日本各地当劳工，被关押人员成分不一，有共产党八路军，有国民党中央军，有日军不信任的汪伪机构的军政人员。

省会平安大街和裕华路交叉口东北角的平安公园里，湖面上漂着几只悠然自得的小船，成群的鸟儿自由穿梭在公园绿林中，发出阵阵悦耳的鸣叫。绿荫下的空地上，老人们三五成群，享受着各式健身运动。唯有公园东侧一块缠有铁链的巨石，在提醒着来来往往的人们，67年前，这里曾是一座人间地狱──日本侵华期间，开设时间最长，关押人员最多，迫害最惨烈的战俘劳工集中营，就坐落在这里。

近日，记者登门拜访了曾在这个“集中营”艰难度过30多个日夜，又被日军押往本溪煤矿当劳工，经历9个月的牛马生活后最终逃生返回抗战前线的谷自珍，老人谈起当年的屈辱生活格外激动，一幕幕悲惨情形仿佛重现在眼前。

被俘

1937年，正值抗日高潮，当时在陕西榆林中学读书的谷自珍，在爱国思想的影响下参加了革命。1940年7月抗大二分校抗三团刚组建后，他有幸成为其中一员。8月份他随抗三团进驻冀中军区工作，至1942年间他先后在该团担任政治处组织干事、组织股副股长。

1942年4月开始，日军在华北驻屯军司令官岗村宁次指挥下，区域“扫荡”日益频繁。1942年5月10日，日军第四十四师团独立第九混成旅团各部及当地伪军八千人，突然对深南地区进行了疯狂合围，谷自珍和部分学员只得各自为战，突出了敌军的包围圈后，分散在深南县老百姓家坚持进行隐蔽抗日活动。

5月23日，天刚蒙蒙亮，日军集中更多的兵力对深南地区发动拉网扫荡活动，由于没有武器，谷自珍他们和老百姓一块东躲西藏，最后逃到了村外麦地里隐蔽了起来，但最终还是在日军的包围中被抓获，最终几经辗转被日军关押到石门劳工教习所，并在这个“集中营”中艰难度过了30多个日夜。

受难

谷自珍老人回忆说，被捕后，他和四五百人挤坐在一个烧掉房顶的大空房子里，在日本兵严厉看管下，不许说话，不许走动。一连七天，他们每天只有抢着才能喝到一点水，吃到几颗花生。直到5月31日，鬼子才将他们每20人编为一班，分别押进五六节闷罐火车里，下车后谷自珍发现他们被押到了石门火车站。在日本人严密看管下，他们南行了半个多小时，被带到一个大院子里。

“鬼子让我们都脱光衣服，轮流到南墙的几个大汽油桶里涮洗，这就是他们所谓消毒。当时不想洗的也要被人将头强按到水里。”炎热的六月，鬼子给谷自珍的是一身黄军装棉衣。当被押进南面院子门口时，他才知道这里叫石门劳工教习所，实际上就是当时的战俘集中营。

偌大的集中营里戒备森严，四周高墙上安装着电网，高墙中间和墙角上都设有岗哨碉堡，日夜有鬼子看守着，想翻墙逃跑是不可能的。日本人对内采取“以华制华”的恶毒手段，利用劳工中苟且偷生者帮其管理劳工，被关押的人稍不注意就会被打得遍体鳞伤。被送到集中营的约四百名劳工中，有老百姓、也有国民党军队的战俘，谷自珍也看到了不少抗三团的干部和学员，政治教员刘亚龙就是其中一个。“我们利用短暂说话机会，彼此谈了被捕情况，为了应对敌人审讯，大家相互传话都使用了化名，并以老百姓的身份通过审查。”

在集中营里生活环境极为恶劣，他们四五十人挤睡在一间大通铺木板房里，每天只能吃到两顿又酸又臭发了霉的小米饭和玉米面饼子，为了不饿肚子，一些人就把饼子沾满沙子吃下去，长时间下去有的人病死了。当时天气炎热，被关押的人很难讨到水喝，有时候为了能抢上一口水，常遭到打骂。

日本人专门把一个房子作为病号房，身体不行的就被扔到病号房里，也得不到救治。“当时凡进入病号房里的人很少能活着出来。如果人死了，就让附近村民用特制的四轮马车成批往外拉送，在集中营的一个月里，每天都能看到有一二十人的尸体被马车拉走。”

后来，他们听说日本人要把他们送走，至于送到哪里谁也不知道，人们就像被宰割的羔羊，唯有茫然的等待。当时睡在谷自珍旁边的是一名教书先生。“这个人当时精神憔悴、心里压力很大，思想也很悲观，他说家里上有老下有小，整天为何时才能出去发愁，吃不下，睡不着，没多久就抑郁而死。”

抗争

谷自珍在和老战友“碰头”中得知，抗三团部分战友被捕后表现很好，政治立场坚定，未暴露党的机密和自己身份，能积极大胆进行工作。为此，在他提议下抗三团的党员们在集中营建立起一个秘密党组织，鼓励战友坚定立场，树立信心，争取早日归队。由于这个秘密党支部建在六月初，所以被命名为“六月特支”。当时，谷自珍担任书记，王忱任组织委员，刘亚龙是宣传委员，庄子凯为小组长。

“后来我们在与关押人员接触中了解到，集中营中还有一个‘六一八支部’，是由原济南地区五地委书记王泊生负责的。经商量后两个组织决定合并统称‘六月特支’，由王泊生任书记，我担任副书记兼组织委员，刘亚龙任宣传委员，合并后的组织发展为20多人。组织明确了积极在集中营中向被关人员开展工作的任务。”

一个月后他们得知，鬼子将大多数人押到本溪煤矿去做工，经支部研究，确定将被送走的党员组成一个党支部，留在集中营的党员另组建支部，由赵秉均负责，坚持和敌人展开斗争。自此“六月特支”在集中营中被党员们延续了下来。

归队

1942年7月2日夜里，谷自珍与同行的300多人被押到了本溪市茨沟煤矿被迫当上了劳工。

起初敌人看管很严，时间一长，鬼子对他们看管也慢慢放松了，各方面也多少有了点“自由”，谷自珍在矿上与“六月特支”的王忱和庄子凯先后见过几面，他们相互鼓励对方在矿工中做些力所能及的工作，不要灰心，要对生存充满希望，争取早日归队，也正是在这种坚定信念的鼓舞下，谷自珍熬过了几次生死劫难。

在井下劳动中，谷自珍结识了一位名叫刘占山的关内老矿工，他家远在北平，在井下累死累活每天只挣到一块多钱，难以养家糊口。为此谷常常帮助刘占山装煤，帮其增加收入。长期以来他们之间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刘也很同情这些“特殊工人”的遭遇。

刘占山用谷自珍他们给的五六十元钱，帮助谷和抗三团的另一个学员杨济沧找来两个老工人的出门证。“1943年3月10日中午，我们二人就凭着老工人的出门证逃出茨沟矿区。”最终在15日到达北平，回到了部队。

经过组织审查，谷自珍又重新回到冀中地区，继续组织抗日斗争。由于对日军充满仇恨，谷自珍作战英勇，不畏牺牲，先后多次身负重伤，但都幸运的存活下来，如今在他头上和两个大腿上仍有未取出的弹片。

谷自珍是石家庄集中营的一个幸存者，他在日本的奴役下经历了非人的生活，受尽了折磨，这种创伤是他一辈子也抹不去的。如今日本矢口否认发动侵华战争并篡改教科书的行为，是令他和所有遭受奴役的劳工们极为愤慨的。他告诫生活在安逸生活下的中国人们，在我们国家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到来之际，要接受教训，勿忘国耻。

bbvvb

为什么你发一个就隐藏一个